人的行动有“思想动机”，一个国家更如此。
中国四十年来恢复了曾经在毛泽东时代被彻底消灭的私有制经济，“资本家”又大批涌现。可这么一“翻烙饼”，竟然取得了震惊世界的经济成就。
那么，思想观念也应该有某种“翻烙饼”式的变化吧？可另一方面，政治体制却基本没变，它的思想基础又应该没变吧？于是要问，到底哪些思想变了哪些又没变呢？或者这样问：如今经过更新的大一统体制究竟是在什么思想理论的指导下呢？
问题有点复杂，因为中国当今的社会现实“一片混杂”：公有制和私有制，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法治人治德治。现实混杂，思想观念自然也五花八门。此处只看官方的主要的。
仍提马克思主义，凸显困境
官方的东西有些只是作宣传，或作招牌用的，不可当真。比如习核心不久前还重提信仰马克思主义，这就不可当真。
马克思主义号称有三大主要部分，其中之一是“唯物主义”。也许可以含糊地说，有不少中国人相信唯物主义，但这恐怕又和马克思主义没啥关系，只因为人们从日常经验出发，确信身边的世界是物质的。这叫“朴素的唯物主义”吧？或干脆说是一种经验常识。
另外的两大部分呢，一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其核心是剩余价值论，如今共产党巴不得人们忘掉它吧？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下劳动者为资本生产剩余价值，这就是剥削的秘密，是私有制应当被消灭的主要理由之一。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有这意思吧？可今日中国却又搞起了私有制经济，那剥削的事又该怎么着？还要不要照马克思说的办呢？
第三部分是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中国老百姓曾经信过，或者说曾经喜欢过。可惜，1958年向着共产主义的大跃进惨败收场。文革中又培养共产主义新人，“彻底挖掉资本主义根子”。结果把老百姓残余的那点对共产主义的好感也彻底耗尽，这才打通了“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这就至少三分去其二了，哪还谈得上信仰他呢？
其实，从邓小平开始，马克思主义早已被实际上抛弃了，只不过没有明说而已。也只有这样才能有经济体制的改革开放和巨大成功。
如今嘴上仍然不肯承认马克思主义早已被抛弃的事实突显出权力核心面对的困境：实在缺少自己的理论大旗，足够高大鲜亮、能够插在大门前充当“招牌旗号”。只好让那早已褪尽色彩的残破旗帜继续挂在那。
前两届核心的“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还有本届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际上都算不上什么思想体系，都只是加以扩充的主张和观点。不过，这也很自然，甚至不能说是缺陷。许多中国正在做的事是前人没有做过的，还来不及形成理论，只能先做，如果做得好，也许以后可以总结出像样的理论。
不过呢，虽然还没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但四十年来并不缺少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构想和观念。
经济、科技、教育，三位一体，重中之重
改革之初邓小平的主张和口号，也是绝大多数老百姓的强烈愿望，就是赶紧摆脱贫穷落后，奔小康，富起来，追上世界的步伐。就这么简单。
当时中国的最大问题是经历了太多的“瞎折腾”，政治严重排挤和伤害了经济。几十年的经验教训让邓小平彻底明白了经济是国之根本。于是他提出要把经济立为重中之重。政治不是不重要，“乱了什么都干不了”。但搞好政治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搞好经济。这是对毛泽东时代“政治压倒一切”的改正。
在今日中国，搞好经济是最基本的国策，不仅事关国计民生，更是取得老百姓支持，证明共产党权力合法性的根本保证，所以归根结底也具有最大的政治意义。
而要搞好经济就必须狠抓科技，它是现代经济的火车头。邓小平早就看清了这点，他提出“科技就是生产力“。在他的推动下，科学技术变得不仅炙热，简直神圣化了。从官方到民间，对科技的热情投入几乎又搞成了一场运动。科技人员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这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
两千多年大一统的社会中，技术（很多学者说，古代中国只有技术没有科学）基本上都是工匠们的事，而读书人（知识分子）都热衷于入仕做官，仅仅关注儒学那些伦理道德和济世治国之道，他们的业余爱好也只是琴棋书画、诗文山水，极少去探究自然的奥秘。这是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发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毛泽东时代科技得到了相当重视，但仍然从属于政治，甚至被涂上了阶级和政治的色彩。文革中大批科技人员曾被送到工厂农村去接受工人和农民的再教育。
在今日中国，情况早已彻底纠正。如果说“经济是重中之重”，那么科技被当作了经济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
说到科技又不能不提教育。教育是科技的基础。当然，中国有重视教育的老传统。但在毛泽东时代教育也曾遭受重创。文革中，大中小学一律停课闹革命至少一年多，大批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教育的内容也曾被畸形地政治化。文革后这些也被大力纠正，恢复高考就是最早的一声春雷。如今教育在中国的地位之高也达到了史无前例。
国家把教育当作了发展经济、增强战略竞争力的根本基础。而每个家庭更把孩子的教育当作了最重要的投资。连很多低收入家庭也咬着牙送孩子去各种校外辅导班，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就开始了，生怕“输在起跑线上”。而中国的大学每年培养出的工程类毕业生数量已经是世界第一。
总之，如今在中国，经济、科技、教育，三位一体被摆到了重中之重的位置，而背后的“思想动机”起初就是想摆脱贫困富起来，追上世界的步伐。
当然，仅靠高举“三位一体”还远不够，造就中国经济奇迹还有不可或缺的“对外开放”，打开国门。
拿来主义的对外开放
落后国家追上去的捷径就是学习引进。人家经过多年的摸索和努力才达到的高度，你却有可能“一步到位”，省去很多辛苦和“学费”，这显然是天大的便宜，是所谓的“后发优势”。当然，你首先需要低头承认自己的落后。
大清帝国衰落灭亡的直接原因之一就是盲目自大，拒绝打开国门向他人学习。结果是“国门失守”，西方列强打了进来。毛泽东时代，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再一次近乎“闭关锁国”。眼看着世界在突飞猛进，不少中国人急啊。还记得1970年代初，北京常放“内部电影”，其中有阿波罗登月的纪录片。看完电影的观众都傻了：咱们让人家甩出太远了！而邓小平显然更明白，“落后就要挨打”是他的心声。
当国门打开，国人简直如饥似渴地吸收国外的“先进东西”。民间的“学习”之猛达到了不择手段，如盗版影像制品和软件，生产各种假名牌。企业当然更以合法手段引进了大量的新设备、新技术。高校和科研院所抢着对外合作交流，实际上也主要是学习引进。政府部门也向外学了不少，比如现代城市的建设和管理。经贸部门还有金融业更是大学国外，从运行管理到各种法规，称之“与世界接轨”。这些让中国很快就看上去像个现代化国家了。
但是，中国的对外开放看似国门开得不小，比如对出国留学和旅游很少再有什么限制（这次疫情之前），而另一方面却又保持了严格控制。西方精英们最希望看到的并没有发生。中国没有学习西方的民主体制，并且在思想意识领域努力设防，不让外部的“有害信息”自由流入。
在经济方面也同样保持着警惕。有一些跨国公司、国际投资（投机）大基金，他们曾把中国看作一个大蛋糕、一块尚未开发的处女地，渴望冲进去大吃大占。然而，他们也基本失望了。中国谨慎地为开放划出不少红线，防止被外国资本控制住命脉行业。
总之，中国的对外开放有个指导思想：拿来主义。当年鲁迅就提出过拿来主义：对“洋玩意”既不因惧怕或鄙夷而一概拒绝，也不因自卑而盲目地全盘接受，而是唯我所用，只要对我真有用的好东西就拿来用之。这个拿来主义在今日中国发挥到极致，专挑国外的好东西，多多益善，什么有用就拿，整个不好用还可以用一半、用一个零件，这么着用不合适就换个方式那么着用。反正是不拘一格，拿什么拿多少都以我为主。
这拿来主义的背后则是改革开放中总的策略手段，即：
超级实用主义
邓小平有名言：不管黑猫白猫，抓着老鼠就是好猫。此话的本质就是实用主义：管用就得，其它不必多虑。
邓小平就以实用主义来指导改革：管你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管你公有制、私有制，管你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怎么样对发展经济更有效就怎么来。
改革开放之初的最大阻碍是那些神圣的条条框框。
邓小平以“不争论”来绕过意识形态的理论雷区，来摆脱条条框框：不要先“正名分”，不要先“辨明是非”，等着让事实说话，先干起来再说。只有一条底线：必须对发展经济有利。
邓小平提出过“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但这也显示出他的实用主义手腕：既然反对改革的那派使劲挥舞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有社会主义大旗，那好，我也拿过旗帜来挥一挥，堵堵你们的嘴，实际上该怎么干还怎么干。当年四个坚持一出炉，明眼人马上指出，对于邓小平，其中只有一条“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真的，也就是坚持以他为核心的领导权力。
邓小平还提出过“韬光养晦”，“不当头”，“要和美国搞好”。这些低调行事的方略也明显透着实用主义，怎样对中国的发展有利就怎么来。
就这样，以超级实用主义来运作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今日“大混血”的中国：公有制私有制，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计划经济，法治人治德治，什么都有，混合于一体。正是因为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的约束，这里改变一些那里去掉一点，东边学到一些西边拿来一点，改来改去就成了这个大混血。有人看不起混血儿，但恐怕，中国能够创造经济奇迹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混血优势”。
当然，实用主义有个大缺陷：没有旗帜鲜明的思想理论，显得缺少原则性，有点“唯利是图”，反正不是高大的英雄形象，更像个精明狡猾、到处占便宜的商人。
如今中国一步步强大起来，越来越不想低调行事了，不喜欢“韬光养晦”了。尤其到了习核心时代，从上到下“来了感觉”：“千年盛世”要来了，叫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那么，形象和旗帜当然也需要伟大起来。
搜寻“高大上”的理论大旗
可惜，前面说过，咱们实在缺少宏大高深、构造严密，又属于中国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
这不是今天才有的问题。一统中华两千多年的儒学，咱们自夸“博大精深”，可多数的西方学者不太当回事，说那主要限于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范围，作为完整的思想体系还有不少欠缺，比如自然哲学。有些人甚至不承认孔子是哲学家，认为老子才够格和古希腊的哲学家有一比。
中华传统的思想体系曾经在与西方思想学说的碰撞中败北。以致很多中国的思想精英们自己喊出“打到孔家店”，猛烈批判“封建思想意识”，甚至有人喊出“全盘西化”。共产党也曾猛批封建思想，并试图以马列主义取而代之。
文革中，孔子遭到了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最无情的“批斗”。连幼儿园小朋友也念念有词“孔老二，坏东西，….”，虽然他们根本搞不清孔老二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如今情况大变。“伟大复兴”的复兴 二字就包含了对过去的肯定。中国要“自立于民族之林”，当然要竖起本民族的大旗。孔子又恢复了崇高地位，国学又热了。甚至不再讲“去之糟粕”，而只是发掘精华了。
“天人合一”，竟有人解译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成了超前的环保意识。
一个“和”字被说成是中华传统精神的精髓，全然不顾中国历史上极为频繁的战乱杀戮和暴虐压迫。
“孝道”更被拿来直接指导今日社会。那个曾被鲁迅等精英痛批的“二十四孝图”居然上了北京街头的展板。国家还以立法来督促子女尽孝。这里有明显的“政治教义”。传统的孝道饱含着“绝对服从”精神。孝还连着忠，而忠孝更连着“君臣父子”那套上下尊卑各守本分的观念。
此外还有“家国情怀”，“德治”，等等。
但不管如何努力发掘，中华传统文化的缺陷改变不了：没有“高大上”的理论体系，尤其是，根本就没有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人文科学方面的建树。
因为实在没有自己的理论大旗可以高举，所以才继续举着早已脱离现实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在马克思去世后的许多发展变化，马克思不曾料到甚至预料错了。如果他还活着，自己也一定会改写“马克思主义”。
这里当然有一个大障碍：共产党若公开丢弃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岂不失去了根基？连党也要改名了。这样的“大地震”能躲且躲。所以，马克思主义大旗实在放不下来。
另外，西方的“人权、平等、自由、民主”之类的观念也实在“打不倒”，更找不到合适的观念来替换它们。于是干脆拿过来加以“无害化”，比如：
习核心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字”，都是美好的词汇，包括了自由和民主。但这两个词在今日中国却是“敏感词汇”。如果哪个老师在课堂上大讲自由民主，恐怕会被举报，惹上麻烦。在中国，敏感词汇是需要加定语的，要说“社会主义民主”或“中国特色民主”才行。把定语“社会主义”、“中国特色”一加，民主自由之类的词就可以另行解释了。
这种“无害化”处理，也是因为缺少自己的“高大上”理论。
但前面提到，没有“高大上”的理论暂时并不要紧。那些实用的口号和观念，诸如发展经济、富国强国、中华复兴，也可以凝聚人心，引领方向。
而且，还有一种思想观念，潜移默化无处不在，起着极大的作用，相当程度上超越了政治分歧、贫富分野，把中国十四亿人凝聚到一起。这就是：
民族主义法宝
世界上哪个民族都或多或少有些民族主义，不然也不成其民族。而民族主义的力量之大难以估量。马克思曾说“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共产国际也曾号召各国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把枪口转向各国的资产阶级政府。然而，无人响应，各国的无产阶级为了各自的国家和民族，互相之间厮杀的你死我活。
民族主义的凝聚力如此之大，各国政府都会利用，中国更不例外。当然，政府称之“爱国主义”而非民族主义，但这两个主义在相当程度上是重叠的。中国在民族主义方面有“丰富的资源”可用，不仅有几千年独特的中华文化，更有一百多年来遭受列强欺辱的历史。近些年，美国还不断提供“新教材”，诸如轰炸中国大使馆，长期派军舰飞机到中国大门口巡弋，还导致了中美撞机，最近的对华贸易战，制裁中国公司。
这些“活教材”非常有效。很多大陆中国人虽说对政府有这样那样的不满，有的还相当强烈，但面对美国这些“敌对行动”，他们绝大多数毫不犹豫地站在“中国”一边。在这里，想区分“中国”和“中国政府”或“中国共产党”基本无效。因为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隔阂和利益冲突往往大于其它。制裁中国产生的痛苦主要都落在老百姓身上，老百姓当然会跟着政府把矛头对准“外国的敌对势力”。
总之，中国政府只要念一念“爱国主义教材“就能有效地减轻内部的不满和矛盾，增加共识，能激发大多数中国百姓加倍努力，以”落后就要挨打“的意识投入到与外国强敌的竞争比拼中。
当然，民族主义也是双刃剑，一旦发作起来政府有时也难以控制。看看网上那些肤浅偏激、咄咄逼人、盲目仇外的“战狼言论”，有些简直可比当年的义和团。这样的言论只会恶化中国形象、只会让一些还比较中立的外国人失去他们对中国还有的那么一点同情和好感，让中国更少朋友、更加孤立，总之，只会伤害中国的利益。
好在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权力核心看来还只是拿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当作“工具”，自己还没有太陷入“战狼式狂热”。比如中印在洞朗边界冲突时，很多“爱国者”，包括一些高官和将军都曾发出过“教训印度”的火药味言论。而权力核心没有失去理智，最后和平解决问题。不然真动武的话，中国肯定能在洞朗战场大胜，但在世界政治“战场”上就必定大败了。
这里又涉及到了中国政治体制的“关键点”：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权掌握在很少人，甚至几个人一个人手里。他（们）既可以理智地做出“英明决断”，但也难免会有“昏了头”的时候。毕竟个人在智力、品德、性格，还有认知能力上都有局限性，犯错误几乎不可避免。没有一套严格有效的政治制度来制衡“最高权力”，真是风险太大了。
不过，这里也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疑问：如果只考虑经济方面，为什么在最近的四十年里，中国的权力核心却没有像过去那样频繁出现重大错误呢？也正因如此，中国的经济奇迹才一路猛进没有夭折。
那么，权力核心40年没有犯大错，是一种少有的偶然呢，还是有了某些新机制防止犯错？
显然，这是一个对中国对世界都至关重要的大问题。
请看下一篇《搞懂中国（六）：为什么四十年无大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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