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与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反目，出现了向苏联老大哥“一面倒”的局面。全国自上而下的清算帝国主义罪行，消除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流毒，冻结西方国家和教会在华资产。每一所教会学校，都进驻了工作组，组织师生控诉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对中国人民的毒害。在这种形势之下，那些依靠西方国家财政、人力支持的教会学校，和大部分的神学院都支撑不下去了。1952年中央出台一个政策，在全国范围实行大专院校的院系调整。把所有教会大学收归国有，取消原有校名，并将其各门学科拆散，合并到公立学校里去。
本文记述金陵协和神学院的产生，和几番存废的过程，看中国基督教会的往事今生。
1951年，中共华东局统战部部长张执一，宗教局局长罗竹风（一位来自山东的老八路，自小跟作传道的母亲读圣经，另文介绍），会同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三自）的领导人，请来了华东地区的神学院负责人，来上海讨论联合事宜。会议中，提出：“互相尊重、求同存异”的原则，以图达到联合的目的。此建议得到大部分与会者的认同。也有不赞同的，贾玉铭的上海灵修院，陈崇桂的重庆神学院，表示不参加联合。
这次会议决议，华东11所神学院校实行合并，定名为金陵协和神学院，校址选在原金陵女子神学院院址：南京上海路大锏银巷13号。新任院长丁光训，各神学院院长分别担任副院长、教务长、总务长、以及各委员会主席。
兹列举参加联合的各神学院教师，及部分留校学生名单。
金陵神学院：诚质怡（院长）、陈泽民、谢景升、王治心、徐如雷、张士新、朱敬一、朱宝惠、黄素贞、陈濂、凌淳扬、杨占一、张丛敬、徐志刚、李维夷、魏忆徵、张崇静、赵志恩、李文智、林依萱、秦湘衡、许义均。
金陵女子神学院：王淑德（院长）、陈淑虔、包菊仙、朱珍宝、汪彭秀禾、王秀贤。
华北神学院：丁玉璋（院长）、孙汉书、邓天锡、管耕汶。
中央神学院：沈子高（院长）、魏希本、尤振中。
浸会神学院：吴继忠（院长）、王秀珩、柳婉英。
齐鲁神学院：罗世琦（院长）、赵鸿祥。
黄县浸会神学院：臧安堂（院长）。
中国神学院：韩彼得（院长）、邱钰源。
福建协和神学院：林光荣（院长）、杨振泰、陈端珪、刘月钦。
闽南神学院：高天锡（院长）、陈世义、谢雪如。
泰东神学院：汪维藩。
四十年代，自由派神学在西方国家的教会、神学院流行甚广，中国教会因各自差会背景的缘故，亦受其影响。另有一批坚持圣经原则，和基本教义的神学家，与社会福音派分庭抗礼，较知名的有贾玉铭、杨绍唐、王明道、倪柝声等。他们各自表述神学观点立场，隔空骂仗，甚至见面动手的事也有发生。
现在，这十几所神学院的师生，从全国各地来到南京，聚集在联合后的校园里，要归拢在一起上课、学习、生活、灵修。往日的辩论、吵架自然是难免，十几位院领导，为了排课程表，煞费苦心，昼夜思想。最后决定：分班上课，即同一门课，两种教法，请自由派神学观点的与基要派立场的两位老师分别开同一门课程，由学生自己选择。课程表贴在教学楼的走廊里，密密麻麻、洋洋洒洒几十上百门课程。选自由派神学观点课程的学生，为“点一”，而选基要派神学观点课程的同学，为“点二”。从此，金陵校园书声琅琅，相安无事。
1957年，中国开始反右运动，金陵师生与社会上一样，先听取中央首长讲话，号召大鸣大放，其后展开严厉批判斗争。南京教会工作人员，也被集中到金陵协和神学院，一起搞运动。最后，被划右派的名单及处理结果，由南京青年会总干事韩文藻在贵格会礼拜堂宣布。南京三自会主席邵镜三眼见形势不对，跳井自杀。神学院被定为右派的有：教员臧安堂、陈世义；学生四名：林建华、洪光良（此二人送劳教）、邹培通、曹高茂（此二人开除学籍）。还有一名男生，本非批判对象，因为思想紧张，在宿舍上吊自杀。南京教会被定为右派的是：汪洋、徐恩赐、汪维藩。
关于金陵的反右运动，丁光训院长事后的说法是：“中央指示，每个部门划定右派的比例是5%。我们神学院有教职员五十名，照规定应该产生2.5个右派分子。我向上级反映，这0.5个右派的指标无法执行，予以上缴”。言下之意，他还“保护”了半个右派分子免遭厄运。
反右运动后期，又开始了“向党交心”运动。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的内心想法，用书面形式向党交代。被历次运动吓破了胆的金陵师生，纷纷写下了自证其罪的，为日后遭整肃的“交心材料”。
南京宗教局局长史正鉴来金陵协和神学院作政治报告，他在讲话中指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帝国主义这个皮，在中国已经不复存在了！你们宗教这个毛，还有留下的必要吗”？台下听众面面相觑，自知来日无多。
从镇反、三反五反、妓女从良、打击反动道会门、公私合营、合作化运动、反右，等等一系列的运动，使得每一个城市里，都出现了一大批失去原有职业的非生产性人口。不知是谁，喊出了这样的豪言壮语：“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经过报纸杂志的报道宣传，中央六部委联合发文，输送城市闲散人员至国家边远地区的措施，执行得雷厉风行。金陵师生与南京教会工作人员，得到消息说可以去新疆，参加支援边疆建设。
两位同学何义纯、钟显信，主动要求前往打探消息，丁光训院长为他们送行。这两位如同当年受摩西派遣，窥探迦南地的约书亚，传回来新疆政府愿意接受金陵师生的消息。这对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中，惊魂未定的金陵师生，和南京教会工作人员来说，不谛为一条生路。
报名获准参加赴新疆的金陵师生，和南京教会工作人员是：谢景升、刘月钦、杨振泰、谢雪如、赵鸿祥、邓天锡（金陵的教职员）。施得音、任神惠、于加德、罗厚美、裘凤娇、吴兆祥、张俪贞、殷爱德、虞静幼（神学生）。徐德宏、梁子兴、张爱群、朱延宗、王宝琴、罗文俊、徐淑芳、周美德、郑纯瑛（南京教会工作人员）。他们连同家属，沿着林则徐被朝廷流放新疆的足迹，登上了西去的火车。有人联想起，圣经记载的，当年以色列民被掳到异乡的故事。
金陵师生支边光荣榜
1962年，全国的民众还在大饥荒中。一天，毛泽东邀北大教授任继愈，来书斋谈哲学。任趁机进言：宗教研究还是需要的。毛当即批准，成立世界宗教研究所，并任命其为第一任所长。遵圣上旨意，残留南京的部分金陵教职员，会同原燕京神学院的教员，在南京不事声张地恢复了金陵协和神学院。招募的学生中，大部分是逃过历次政治运动的各地教会工作人员。然而好景不长，1966年的夏天，红卫兵冲进校园，焚烧圣经，羞辱金陵师生，而后将其改为印刷红色书籍的场所。上一次大锏银巷校园遭遇劫难，是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侵华日军将其占为宪兵司令部。
1976年，文革结束了。当年主持众神学院合并的张执一，担任了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罗竹风任上海社科院院长，兼中国大百科《宗教卷》编辑部主委。在这批党内开明派的推动下，金陵协和神学院再次恢复。及至今日，已有35届毕业生走出校门，服务于全国各地教会。
犹太民族是人类历史上命运多舛的民族，他们渴望在神应许之地生活。然而，在公元前七世纪以后的岁月中，以色列的王室、祭司和百姓，曾多次被亚述、新巴比伦王等异族强国掳去。这些被掳的人，史称“巴比伦之囚”。为了反抗异族压迫，犹太人多次抗争，公元135年，犹太人的起义彻底失败，罗马帝国把他们赶出了巴勒斯坦，耶路撒冷也被夷为平地，从此，犹太人开始了长达1800年的“大流散”时期。
19世纪初，犹太人开始“阿利亚运动”（Aliyah希伯莱语，原意为上升)，即犹太人回归以色列故土运动。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大量曾散居欧洲各国的犹太裔，纷纷移居到据说是上帝应许赐予的迦南美地，即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区。1948年，联合国允许以色列建国时，人口仅为80万人。70年过去了，以色列国民达到800万人，仍不断有新人移民以色列，回归运动一波接着一波，方兴未艾。
回顾金陵协和神学院跌宕起伏的经历，恰似犹太民族历史上的被掳与回归。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圣经里记载上帝的应许：“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牧人在羊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将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从各国内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
也许，读者还在惦念那批去新疆的，金陵师生们的命运。附上一篇旧作，文中记叙了他们中的一员，吴兆祥长老的新疆故事。
博尔塔拉忆往 （二十二）：
《记中国最后一位基督教救世军军官吴兆祥》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离南京市繁华的新街口不远，有一条幽静整洁的小街，名叫大锏银巷。这个巷子13号的院落里，有几座被银杏树环绕着的灰色建筑，平日人迹罕见。
一九五二年，根据国家有关部门指示，华东地区十一所神学院合并，在这里成立了金陵协和神学院。一时间，来自各地的师生，操着不同方言，身着各式装束，熙熙攘攘，欢声笑语，为了追求真道这一共同目标，聚集在这个不大的校园里。
在这群人里，有一位北京来的学生，被同学们称作“军官”。他人长得英俊，皮鞋与头发都收拾得锃亮，身着一件咔叽布的美军夹克。他的名字叫吴兆祥，是服务于北京基督教救世军的军官，被教会派来进修神学。
这里要与读者们一起补习一下有关救世军的背景情况。百度百科这样记载：The Salvation Army，中文名称基督教救世军，是一个1865年成立，以军队形式作为其架构和行政方针，并以基督教作为信仰基本的，国际性宗教及慈善公益组织。救世军主要从事街头布道、慈善活动，和社会服务。他们的口号是：“以爱心代替枪炮的军队”。它的创办人希望能够把基督教传给穷困的人，并透过了解穷人们物质及心灵之需要来给予帮助。其国际总部位于英国伦敦，在全世界有几千个分部，分布在大约七十多个国家。救世军的牧师都是有军衔的，从少尉、上尉、少校…..乃至大将。
吴兆祥在救世军里具体是什么军衔，他在金陵的学业上如何，我不知道。但他肯定是那批神学生中，收获最大的。在学校期间，这个北京帅哥获取了一位来自江南女同学张俪贞的芳心，并且在院长和师生们的祝福中，在神学院举办了婚礼。
然而，蜜月还没度完，一场遍及全国的政治风暴，令各地的教会活动萎缩，大量教职人员生活无着，神学院也面临关门的境地。
这时，神学院师生得到一个也许是好消息的消息。国家六部委联合发文《关于处理城市闲散人口的通知》，要将解放以来，历次运动中清理出来的，不适宜继续留在城市里的人口，有序地安置到国家边远地区。
有战略眼光的吴兆祥，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方式，边疆地区需要人才、知识，且“天高皇帝远”，政治斗争的力道不太强。于是，在有关方面的协调下，金陵协和神学院师生，加入了“支援新疆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军，吴军官是这支队伍的副队长。
1959年，春寒料峭。金陵师生及家属近百人，登上了西去的列车。火车走走停停，最后停在了正在建设中的兰新铁路最西端，尾垭站。金陵支边大军换汽车，继续向新疆首府乌鲁木齐进发，沿途风光虽美，但身怀六甲的张俪贞却无法欣赏。只见吴兆祥不断地鼓励妻子：要坚强！坚强些！终于坚持到把孩子生在了乌鲁木齐的医院里，给她取名叫：吴坚。
有一天，吴兆祥在市内大十字的明德路，看到矗立着一座十字架。原来是1944年国民政府的张治中将军，受派来新疆处理“三区革命”事件时，自己出钱买了这个人称“九间半房”的建筑。张将军请西北灵工团的传道人，创办迪化基督教会，直至今日。
吴兆祥陷入了沉思。刚刚才向党表示，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却又看到了熟悉又亲切的家人……。星期天，吴兆祥偷偷地溜进了明德路，看见好几位同学都来了。大家心照不宣，各自暗暗地祷告：“主啊，你必不离弃你的儿女”。多少年后，当吴兆祥又踏进这座教堂，他已是全新疆闻名的吴长老了。
金陵师生在新疆自治区党校受训三个月后，被当作国家干部，分派到新疆各基层部门工作。吴兆祥夫妇分配到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温泉县，距乌鲁木齐600公里，距苏联边境不足30公里。
一辆马车把吴一家拉到了温泉县外贸局大院，张俪贞当会计，吴兆祥担任业务员，向牧民收购羊毛、牛皮等，供加工后出口。为了报答政府给出路的政策，这两口子勤奋工作、克勤克俭、善待他人，在当地是出名的“老好人”。
六十年代的这场政治风暴，是史无前例，而且无死角的。已经担任县外贸局副局长的吴军官，在劫难逃。他怎么解释基督教救世军不是反动军队，可是边陲小城的人，怎能相信？连知识水平高的上海，也把天主教的圣母军当作反革命军队，来斗倒斗臭啦。文革后期，吴兆祥被释放出来。我禁不住问他：你那件证明你是反动军官的美军军装是怎么回事嘛？吴苦笑着说：那是年轻时候爱炫，从地摊上买的旧货嘛。对了，经历了平津战役、淮海战役，民间流散了许多除了武器之外的美国军用物资。这几年我看电影《拯救大兵瑞恩》，汤姆汉克斯屁股上挂的那个军用水壶，我小时候也有一个，带帆布套的。
吴兆祥获得彻底平反，恢复了县处级职务，与他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的老伴，却没有能够熬到这一天。痛苦与失落，时刻噬咬着他的内心，吴兆祥想起了他在明德路教堂里的祷告，想起了他在救世军里服务的光景，这是他入党以来不曾有过的感觉。他走进了博尔塔拉基督徒聚会的地方，与众弟兄姊妹一起祷告。在他记忆深处的圣经知识，和属灵经验，如同活水源泉流淌。吴兆祥不但在所居住的地方参加聚会，还应邀在新疆许多的教会讲道、施洗，成为远近闻名的吴长老。
基督教在中国经历了什么，在中共强权下基督徒如何自处，若非亲临其境，人们是不能完全理解的。小人物见证了大时代。在我的心里，吴兆祥永远是一个有军衔的基督教救世军军官。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五三一期(cm082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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