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乱世逸民——记“文革”中的康同璧母女（上）
陈敏之：顾准的最后十年
丁 邢：划叉的含义
杨 瑞：红卫兵不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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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一〇六五）·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二三三期（zk2008a）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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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〇年八月三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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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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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乱年代】 乱世逸民——记“文革”中的康同璧母女（上） 章立凡
【不堪回首】 顾准的最后十年 陈敏之
【史海钩沉】 划叉的含义 丁 邢
【往事非烟】 红卫兵不言性 杨 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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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乱年代】
乱世逸民——记“文革”中的康同璧母女（上）
·章立凡·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始终没让我搞明白谁是敌人；但总算是领悟到一点，在那个年月能与你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人，一定可以成为真朋友。不过这种朋友，当时在中年以下的人中不可多得。因为立国十几年来所提倡的，都是一种斗争的文化，一种背叛的教育，如果算得上文化和教育的话。相比之下，反不如封建文化培育出来的老年人可靠，起码他们懂得礼义廉耻，讲究忠恕仁爱。
多年来一直想写一点文字，作为对康氏母女的纪念，但苦痛之深难言述，几番握管未成文。
自章诒和女士发表《最后的贵族－－康同璧母女之印象》，谈及在康老府上与我父子的往还后，不断有朋友向我询问当时情况。现从撰写中的先父章乃器先生晚年生活回忆中，提出相关文字加以增补，结缀成文以作纪念。
因为年龄上的差异，我与康氏母女的往来比小愚姐（章诒和）要晚上几年，见闻也有所不同。又因性别上的原因，我不具备她那种女性特有的视角和情感。本文只是那个风雨如晦的岁月中，一名十七岁的少年对于前辈们的记忆。这篇续貂之作，如能使读者更立体地观察近代中国知识女性先驱的高贵品德，我将十分欣慰。
一、故人零落
１９６６年被“革命小将”扫地出门以后，我成了父亲与老朋友们联络的“信使”，这任务是从１９６７年春天开始的，先后拜谒了康同璧、陈铭德、邓季惺、仇鳌、章士钊、章伯钧等一批前辈。父亲每次都写上一封极简单的信，大意是说自己已搬家，现派小儿趋前聆教云云。
先去看望的，是康有为的次女康同璧先生。康老在“反右”后敢于主动与父亲及章伯钧、罗隆基等“大右派”来往，是我早就知道并十分钦佩的。她住在东四十条豁口的北新仓，还有一个老地名叫何家口２号，据说最老的地名是罗家大院。康老的夫君罗昌，早年是康有为门生，曾游学日本、英伦，历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外交部驻伦敦、新加坡总领事等职，后执教于多所著名学府。这所大宅，曾是京师名流会聚之地，宅名因之成为地名。不过老宅此刻已风光不再，门前冷落车马稀。
我像一位地下工作者，先在朴素的棕色小门前环顾四周。那时城根一带皆是僻静之地，见四下无人，便小心翼翼地按动门铃，开门的是其家人老郭。１９４９年以后，北京的大宅已多用保姆，有男仆的家庭，必是世家。走进花木扶疏的庭院，沿着石板铺陈的曲径，进入金银花藤拱绕的大门左转，便是康老和她的女儿罗仪凤的住所。
罗仪凤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一直没有你们的消息，我们都担心死了！有人传说章先生被赶回青田老家去了，也有说是不在了，我母亲总是挂念章先生……”她马上跑进内室用广东话向老人禀报，不多时康老从室内走出，慈祥地望着我，脸上露出笑容：“令尊大难不死，真乃万幸！以他的刚烈之性，我一直担心他度不过这一劫！”
从康老和罗仪凤那里，我知道了许多父亲老友的境况。
余心清在他家的后院上吊自杀，黄炎培的遗孀姚维钧也自尽了，章伯钧、陈铭德等皆被抄家批斗，所幸人没有死。黄琪翔也被抄家，夫人郭秀仪被打伤，手落下残疾。龙云在北京和昆明的家都被抄了，当时龙太太不在北京，她家的一位老公务员指着一些东西对红卫兵说是公家的，才算是给龙家保全了一部分财物。
叶恭绰曾是北洋旧交通系魁首，后又追随孙中山先生。他曾是著名的“毛公鼎”的收藏者，且擅长书画，是我家在灯草胡同时的近邻。记得家中有一把画有竹子的折扇，就是他送给父亲的。他原是中央文史馆的副馆长、国画院院长，１９５７年被划了“右派”。此时是半盲之八旬老人，老妻腿已残废，听到抄家的风声，老先生孤立无助，急中生智，将毛泽东当年给他的亲笔信装入镜框，高悬于客厅，红卫兵闯入后，见到“最高指示”，唯唯而退，两老算是幸免于难。
章士钊（行严）家被北大的红卫兵抄了一次（他当时的女婿洪钧彦在北大任教）。那天老夫人带着保姆到王府井四联理发馆理发，一路上尽碰上“破四旧”的情景，看得心惊肉跳，因为她的衣着比较考究，还被人叫住诘问，令其速速更换。理完发回家，发现家正在被抄……
行严先生和马连良都有阿芙蓉膏的老嗜好，过去一直是靠“特供”维持。行老的烟枪被抄走了，他马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第二天烟枪就送回了，家也被保护起来。可马连良就没有这么幸运，抄家后不久就去世了，原因是入黑籍已久，断了嗜好就等于断了生路。不过罗仪凤又说，马宅的大门是“白虎门”（进门后右行），风水不好。
黄绍竑小雅宝胡同的住宅被抄，本人也打得奄奄一息，存款现金全被抄走，家中连开伙的钱都没有了，他让身边的一位老公务员到政协，请求预支一点薪水，这时政协已被造反派夺权，把老公务员训斥了一顿后辞退，薪水当然也没有领到。老公务员回家向黄诉说经过，黄绍竑没有再说什么，上楼后用剃刀割颈身亡。反右时他曾两次服安眠药自杀，都被抢救过来，这一次终于成功。说起老舍自杀的原因，罗仪凤的叙述与现在通常的说法有所不同。她还强调黄绍竑因为没有家庭温暖，走上了绝路；而章伯钧有夫人李健生相濡以沫，才能挺过来。
至于康家自己，罗仪凤只轻描谈写地说也被抄过，冰箱被搬走了，没有提及年近九旬的康老，被红卫兵以墨涂面批斗的事，也许是为了仅存的一点自尊。
后来父亲感慨地对我说，我有两位黄姓朋友都是军人，一个黄琪翔，一个黄绍竑。军人生杀太多，冤冤相报，难免死于非命。但黄琪翔斯文儒雅，黄绍竑面有横肉，结果一生一死，人之面相大有讲究。还有一位黄炎培，与毛泽东做了几十年的朋友，与我则先做朋友，后来做不成朋友。他的五个子女成了“右派”，没想到如今黄夫人也死得这么惨。
罗仪凤还谈及张伯驹、张傚彬、关祖章等人的情况，这几位与父亲是文物收藏上的朋友，平生心血所聚，都被整卡车地抄走。大收藏家伯驹先生的故事，无须我在此赘述了。记得曾听父亲谈起，傚彬老先生精于碑帖考据，收藏内府书画颇丰，还在自己家里办了一所“志仁私立博物馆”。但他自奉甚俭，冬天连煤火都舍不得生。
早年读李清照《金石录序》，便知做收藏家是极苦之事，岂是当今附庸风雅的暴发户所能想象。战争、动乱、盗贼，都可能毁了你的收藏。《庄子·胠箧篇》说“巨盗至，则负匮揭箧担囊而趋”，若碰上执政者“以革命的名义”席卷一切的年代，谁都无可奈何。
二、大隐于市
结识康氏母女后，我大约每周要去康同璧家一次。一是康氏母女膝下没有儿孙，喜欢有个男孩作伴，我去了也总能帮忙做一些她们自己难办的事情（比如修剪园中果树枝杈、整理旧物等等）；二是我自己喜欢康家的文化氛围，并有机会向康老请教诗画，可以说是我精神上的世外桃源。有一个时期章伯钧的女儿小愚（章诒和）也在康家借住，我俩成了好朋友，后来又分别遭受牢狱之灾。
先说这座老宅的历史。据罗仪凤讲，此宅原是明代陈圆圆家的后花园，康老和夫君罗昌先生定居北京时，从一对旗人兄弟手中购得。经她这一介绍，令我顿生思古幽情，遥想起三百多年前鬓影衣香、美人如玉的画面。查书得知陈圆圆的公公吴襄（吴三桂之父）府第就在铁狮子胡同，与北新仓相去不远。由是推想此地可能是吴三桂的一处外宅，用以金屋藏娇。李自成攻入北京后，轮番拷问前朝百官，追比钱银，那场景当与“文革”抄家相去不远。吴襄遭拷掠酷甚，圆圆被掳，致使三桂为红颜冲冠一怒，引清兵入关。一段大历史，肇端原来就在我脚下。
康老夫妇学贯中西，营造宅第，自然不同凡响。老宅建筑和庭院外观仍沿用中式，但室内基本上采用西式装修和陈设，有壁炉、木地板和英式家具，不过康老的红木书桌仍是考究的中式传统制品。罗仪凤说，老宅易主时已十分残破，大块的透雕木饰，缝隙中全是臭虫，只好拆卸下来，用了不少进口灭虫药才消灭干净。但他们不忍将这些精美之物弃置，改成了西式席梦思床的床头挡板。
康氏母女现在的住房，系由宅邸（当时已命名为“文园”）的马号改造而成，后面还有两进院落，规模宏大，小愚姐没进去过，我也只进去了一次。大宅的精华部分是内宅的正厅，除保留了雕梁画栋的传统风格外，地面全部用人字地板铺设，可容百十人翩翩起舞，旧时北京社交界的名流淑女、遗老遗少，大多在此留下履印芳踪。１９４９年以后，内宅租给外国驻华使节，平日重门锁闭，令人不得窥其堂奥。康老母女本来按月收取房租贴补家用。“文革”爆发后私房充公，分配一位外交部的高官居住，这部分收入就告吹了，加之罗仪凤在美国的兄长接济中断，生活已经变得相当拮据。
其实最让我喜欢的，还是康家前宅的庭院。因为地处偏僻的城墙脚下，大约当年曾是一块空地，有两三亩面积，用矮墙围起，种植了数十株桃、梨、柿子、核桃等果树和太平花，颇具田园风光，仿佛是古人的“市隐图”再现，令人产生一种“大隐隐于市”的遐想。
老人每天到庭院中练功，她的养生之道中有一条很特别的习惯，就是每天要对着太阳望上一两分钟，据她说，这样不但不会伤目力，反而会吸收日之精华，有助于保护视力。她的眼睛的确一直很有神，在窗下读书时不戴眼镜。
有次她读书读得厌倦了，对我说道：“听说你最近一直在学诗画篆刻，拿来给我看看。”于是我下次去看望她时，就带上了自己的习作。老人先翻阅画卷，边看边点评。老实说，我那时只是爱好绘画而已，没有多大长进，立在一旁很紧张。她礼节性地称赞了一番，即说：“可惜我现在手抖不能作画，不然可以教你。我以前的画，在香港可以卖到六百美金一幅。”
及至读起诗作，老人精神一振，边看边点头。她挑出其中一首七绝说：比较起来，这首我最喜欢，信手拈来，飘逸不群，有太白之风。但要规范心胸，还须多做律诗，对仗是基本功。律诗中又以五律最难，你看毛主席做了那么多诗，没有发表过一首五律。她又勉励我，琴棋书画，是一个人的基本素养，不可不有。先父南海先生（康有为）的诗和书法，独步古今，自成一家。但做诗人只能抒发个人胸臆，要兼济天下，还须博览群书，研究经世致用之学。我家的书，你可随意借阅。
她还当场背诵了一首康有为晚年的七律：“草堂万木久萧萧”。
据老人说，南海先生在逝世的前一年（１９２６年）夏历八月曾到北京，由她和梁启超、张篁溪等弟子陪同，凭吊了菜市口刑场，想起“戊戌变法”失败，乃弟广仁及谭嗣同等“六君子”在此取义成仁，以及自己半生颠沛流亡的经历，不禁放声痛哭；并在门生、亲属们设筵为他七十寿辰暖寿时，作此诗纪念。他还有一联挽谭嗣同曰：“复生不复生矣，有为岂有为哉”（谭字复生），既悼亡友，亦是自悼。
对于我的篆刻，老人认为金石味很重，只是刀法不够老辣。事后罗仪凤还请我为她刻了两方印章，一为“罗仪凤”，一为“罗文佩”，由是才知道她的字与母亲的一样，都是文佩。
此后我除学做律诗之外，又重新阅读儒家经典。而我手头的一些西方文学书籍，则常常借给罗仪凤看。记得其中有一套郑振铎编的四卷本《文学大纲》，插图十分精美，有不少是当时禁阅的裸体绘画。罗通读之后，将其中几十处翻译错误，一一订正，我才知道她的外国文学修养非同一般。
记得那年太平花盛开时节，康老邀我陪父亲到家中作客，观赏“御赐”太平花（我推断这赏赐来自宣统而非光绪）〔１〕。浓郁的树阴下，康老身着白色夏布旗袍，手摇团扇，罗仪凤照例是一袭剪裁得体的蓝地白花中式衫裤，闲适地坐在藤椅上与父亲一起品茗，仿佛是一幅二三十年代的风情画。
康同璧对父亲说：“如今正当＇红羊劫＇〔２〕，大家在劫难逃。不过你我都算是＇在劫不在数＇，若是在数，就一命归西了。我现在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父亲则说：“我更欣赏诸葛孔明的另外两句－－＇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一片沁人心脾的花香中，老人忽然哦吟起她旧年的一首诗作：“太平花放太平年……”
按照儒家学说，社会形态分为“据乱之世”、“小康之世”和“大同之世”三种类型，康有为托古改制的“大同”学说，即由此发轫。此时与这座幽深庭院一墙之隔的，仍是那场人人一身毛式制服，手举小红书“打倒一切”的“文化大革命”，据说目标也是为了解放全人类。
“宁做太平犬，勿为乱世人”，对垂暮的老人而言，“太平之年”至多是小康社会，但已是很遥远的企盼了。面对身着旧时衫履、口吐珠玑的康氏母女，我不禁黯然神伤，联想起莫泊桑的小说《曼律舞》中那对被时代遗忘的老年皇室舞蹈家，在巴黎郊外寂静无人的林间墓地，忘情地舞起已成绝响的宫廷舞蹈，直跳到彼此热泪盈眶……
三十多年过去，当时的场景仍旧历历在目。在那个时代里，保皇党后裔的康同璧，是绝对的落伍者。但她活得绝对真实，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和尊严，从不“与时俱进”地附和潮流。
三、济困扶危
康老一生经历四朝，饱经忧患，如今过着“乱世逸民”的日子，居然还敢跟章伯钧和父亲这样的“大右派”来往（详章诒和文章），大约与康家的传统有关。
近代史上颇多争议的人物中，我认为最具个性的有一文一武，文则康有为，武乃吴佩孚，都是至死不服输的怪杰。康有为在大清朝就是个“不同政见者”，半生流亡海外；民国时又坚持存亡继绝，恢复帝制，一直是在野的反对派。志大言大，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是“康圣人”的一贯作风。康家悬挂的一张康有为晚年照片，仍是一副睥睨一切、傲视古今的气势。且不论其政见如何，士大夫我行我素的狂狷之气，总是有遗传的。
康同璧除我行我素之外，最乐于做的事莫过于济困扶危。黄绍竑自杀后，他的寡妹（我们称为“黄姑太”）失所凭依，无人敢于收留。康氏母女怜老惜贫，把她接到家中，解衣推食，直到政协在西皇城根给了她一间平房，才搬离康家。
１９６８年春节前夕，罗仪凤托我给黄姑太送去一个包裹。那时黄姑太和她的孙女住在一间阴冷的偏房里，室内虽有一个蜂窝煤炉，但还是冷得象冰窖，几件不成套的高档旧家具胡乱摆放着，与零乱的衣物药瓶、锅碗痰盂为伴，暗示着主人家昔日的荣华。
姑太是女人男相，长得颇像其兄。她患有肺气肿，白发披散，衣衫不整，蜷缩在被窝里不住地喘气。小孙女是个美人胎子，见到生人不免羞涩，躲在一旁望着我默不出声。我把包裹交给姑太打开，里面除了送给姑太的棉毛衫裤和药物外，罗仪凤还给小孙女缝制了一件蓝色棉袄。临行前她嘱托我，一定要让她试一下合身与否，不合身就带回去改制。于是我只好站在一旁，尴尬地看着女孩更衣。
试衣完毕，姑太哆哆嗦嗦地捏着我带来的罗仪凤便函，有些惶惑地问是否还带了钱来？我接过中英文“合璧”的便函一看，内有隐语提及带来了姑太最需要的东西。经过一番紧张查找，我从女孩的棉袄口袋里翻出夹带的二十元钱，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对于没有收入的黄姑太而言，这可是过年的救命钱。
从姑太家出来，我心情沉重，觉得自己真正懂得了“老来苦”是怎么回事。更令我感慨的是，她可是国民党桂系领袖之一、北平和谈代表的黄绍竑亲妹妹。
翌年开春后罗仪凤告诉我，黄姑太已不在人世了……
侠义慈悲的康老和罗仪凤，关照的故人家属还不止黄姑太。北京一位有名的外科专家莫大夫，打成右派后又加“反革命”罪名，被判刑送到山西的煤矿劳改，康氏母女多年来对他的孩子们一直有物质帮助（后来我在被关押时听说，莫大夫于刑满释放前十一天，在狱中上吊自杀）。长年寄住在康家的，有章诒和文章提及的那位神秘的林女士，她面上有几个麻点，除了会卜卦外，还懂得医道，有时给康老针灸和拔火罐；还有一位小脚的孤老太太，经常坐在康同璧客厅外小过厅的一张床上，从不与客人打招呼。猜想起来，她们可能是康家收留的一些落难故旧的亲属。
父亲曾向我谈起，“文革”前经常在康家见到一位中年仆佣，似乎是被收留的一位败落世家的遗少。冬天他会穿上一件做工考究的老式貂皮领大衣，但油污破旧程度非同一般。客人们有时会取笑他的大衣，但他从来不以为忤。
总之，这座老宅里充满了神秘的气氛，或许每张面孔的后面，都有不止一个的悲惨故事。不过我从不打听她们的来历。在那个年月，知道旁人的事情越少越好。
除林女士有一份菲薄的工资外，这么多人口（包括两名老仆）过日子，如今全靠文史馆每月发给康老的一百五十元薪水。燕京大学家政系毕业的罗仪凤，如何精打细算才能维持没落贵族的生活和体面，我始终猜不透。不过据我所知，府上的衣物乃至窗帘椅套，全是她一手剪裁缝制。
据罗仪凤讲述，１９４９年以前，康老的社会身份是慈善家。她特别向我解释，慈善家自己是没有钱的，但会向有钱人募集善款救助穷人。康老也经常向我谈起，１９４８年北平围城的时候，这一带的城墙外堆满了死尸，于是她发动红卐字会、蓝卐字会等慈善团体，募集钱米棺木施舍，救活的，埋死的。有一回她误说成“救死的，埋活的”，惹得罗仪凤咧嘴大笑，康老自己也不好意思地笑了。她认为当年自己保古都免遭兵燹，拯生民水火之中，是平生最足以自豪的功德。按其父的佛学思想传统，她其实是一位佛教徒。
四、称谓掌故
康老有气喘多痰的毛病，据她说是从“南海先生”（她习惯于这样在客人面前称呼其父，形诸文字则为“先君”）那一代起，家族传下来的“火体”，容易上火生痰。有次罗仪凤托我买阿司匹林，买得越多越好。她说母亲和自己有个习惯，像吃菜一样，每天要吃上一两片。我心想：这肯定是她们从洋人那里学来的怪癖，美国不就是一个吃药的社会么？据说这种药吃多了会有依赖性，北京一般药房不肯卖这么多，多买就有瘾君子之嫌。我在一家小杂货店里找到九瓶半，斗胆全部买下，罗仪凤很高兴，说可以吃上几个月。直到近几年我才懂得，每天服用少量阿司匹林，可以预防心脏病，但不知究竟与“火体”有何种制衡关系。
老人在我面前叫罗仪凤时，往往称呼她“Aunt”（英文“姑姑”之意），使误我以为她的英文名字是“Andy”。近年承罗氏兄妹的燕京大学同学乔志高（高克毅）先生及康氏世交张沧江先生披露，才知道她的洋学名是“Yvonne”。据高先生回忆，罗仪凤还使用过与“仪凤”谐音的“Efoung”，张先生认为恐系“Efong”之误，说这是她早年读中学时的用名。
她们对我一般都呼小名，但有一段时期我不知道该怎样称呼罗仪凤。大约是一直没有出阁的原因，过了知命之年的她，平时仍只许人称“罗小姐”，这是父亲早就告诉过我的。当时社会上已经“革命”到不许尊称“小姐”的程度，但“大姐”仍属“革命词汇”。可罗仪凤最烦别人称她“大姐”，说广东人称保姆为“大姐”。但以我的年龄而言，实难启口称她“罗小姐”。
我虽年纪不大，但由于父亲的关系，在很多场合的辈份不低。前些年一位年长我二十岁左右的老“右派”跟我论辈分，希望我叫他“叔叔”。我抗议道，毛主席教导说“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是右派的老祖宗”，我的辈分，本应比你高，至少是平辈。于是他后来称我“小弟”。章士钊长父亲十七岁，父亲派我给他送信，信封上写着“面呈行严宗伯”（章士钊字行严），指的是行老与我的辈分关系。康同璧长父亲八岁，我跟着父亲胡乱叫“康老”也就过去了，但如何称呼罗仪凤，我始终没想好。罗仪凤似乎察觉到这一点，有天小愚姐悄悄告诉我，罗阿姨叫我告诉你，可以称她“姑姑”。我想了一下，她曾与罗隆基恋爱，如果嫁了过去，我的辈分肯定比她小，于是便默认了。
说过人类的称谓，再说动物之得名。“上天有好生之德”，老人的仁爱，不仅施与无依无靠的孤寡，还泽及禽兽。老宅中有一老猫，是毛色黄白相间的波斯猫，名唤“前来”，已经十六岁，在同类中属于高龄。平日行动迟缓，冬天经常偎在客厅的壁炉旁打瞌睡。罗仪凤说它之得名，是因多年前先后有两只流浪猫到此投奔寄食，为分别起见，一名“前来”，一名“后来”，不过“后来”先殁，“前来”犹存。近年家中经济紧张，“前来”之名又添新义，取其谐音“钱来”。
康同璧有时会抱着“前来”，喃喃地对它说话。如果我在场，她会吩咐老猫“跟章少爷去说说话”，于是“前来”会转移到我膝上，请求按摩搔痒，并以舔手作为回报。猫有灵性，老猫更被视为“成精”物种。康老逝世前的那个冬天，“前来”失踪，猫很懂得主人的感情，一般不会死在家里。对此康氏母女都很伤感，我更有一种不祥之兆。
老人在有访客或仆人的场合，也往往称我“章少爷”，令我很不习惯，总是联想起电影中那些提笼架鸟的公子哥儿。但由于平生只被康同璧这样称呼，倒成了一种独特的记忆。
五、女界先驱
康同璧比较自豪的事情，是建国之初毛泽东对她这位妇女解放的“支那第一人”的尊重。她时常绘声绘色地谈起五十年代毛泽东、周恩来接见她时的情景。那天她一走进房间，就听见周恩来说：“＇第一人＇来了！”毛、周等人趋步上前与她握手，态度十分恭敬。毛泽东一边握手，一边对老人翘起大拇指，朗诵起康老十九岁那年偕父同游印度时所作的名句：“若论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说到此，老人还会翘起大拇指对自己比画一下，显得十分得意。
新政权草创之际中共领导人敬老尊贤的风范，使不少遗老都有知遇之感，愿为新朝效力。毛泽东早年曾是康有为“大同”思想的信徒，当政后自然对康氏后人心存敬意。他注意到法国资产阶级的国民议会里至今还有保皇党的代表人物，中央文史馆馆员康同璧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毛泽东提倡“从孔夫子、康有为到孙中山，我们都要认真地加以总结”，但他又认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其实在这一点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道路，也是一条失败之路。
康同璧作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支那第一人”的称号的确当之无愧。女权思想本是其父康有为思想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同书》中，女权思想部分约占全书七分之一，从天赋人权理论出发，主张“男女同为人类同属天生”，压迫妇女是“损人权，轻天民，悖公理，失公益”。１８８３年，康有为在家乡成立中国第一个不缠足会，他要求从女儿做起，带头不缠足，因此康老姐妹都是天足。不缠足运动逐渐成为中国最早的女权运动，到戊戌变法时，不缠足会在全国已经拥有三十万成员。康同璧和姐姐同薇，在父亲的影响下，也成为中国妇女界最早倡导女权的先驱。她是中国早期赴美的女留学生之一，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以家学渊源，学贯中西。曾担任万国妇女会副会长、山东道德会会长、中国全国妇女大会会长等职务。
康同璧以才学胆识，深得父亲宠爱。关于她１９０２年从北京出发西行入疆，越帕米尔高原长途跋涉到印度大吉岭省父的故事，当时被国外报纸炒得沸沸扬扬。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也说，康有为之第二女公子同璧，“以十九岁之妙龄弱质，凌数千里之莽涛瘴雾，亦可谓虎父无犬子也”。其实这是误传，连梁任公都被蒙蔽了。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的母亲妻女避居香港。据康老自己记述，１９０１年夏历四月，康有为在南洋槟榔屿患病，“同璧在香港，闻讯特来槟侍膳。同璧以髫龄弱女，远涉重洋，天伦重聚”。同年夏历十月她随康有为乘船至印度，居大吉岭。事见其所撰《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
但梁任公所记同璧与父同游舍卫祇林（释迦牟尼曾居此弘布佛法）时所作两首绝句无误。其中最著名的一首是：
舍卫山河历劫尘，布金坏殿数三巡。
若论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
康同璧由是以“支那第一人”闻名中外，我曾见到她有一方白文印章，文曰“康一人”。
她在１９０２年遵父命“赴美演说国事，为提倡女权之先声”，康有为写了十首诗赠别女儿，以“女权发新韧，大事汝经营”相勉励。据说她的两个弟弟庸碌无才，弟子徐勤私谓康氏曰：“师弟不贤何以传父业？”康氏笑曰：“子孙贤，明吾德；不贤，犹我身生一虱虫而已，何必细问。”〔３〕
康老早年随父游历欧美各国，由于康有为是保皇党，各国王室都欢迎他们，结识了不少王公贵族和名流政要。康同璧曾对我说：“我一生主张和平，反对暴力。欧战后期荷兰女王呼吁和平，北洋政府曾借重我与欧洲王室的友谊，作为和平使者，游说各国王室政要，表达中国人的和平愿望。”
康老的和平反战主张，也曾对古都北平的和平解放及文物古迹保护，起了重要作用，这是毛泽东都承认的。〔４〕
六、妄论古今
由于主张非暴力，老人晚年对“文化大革命”那种祸及全国的广泛暴力，是十分愤慨的。有次我不小心多说了一句话，惹得老人动了痰气。
那天正与康老及罗仪凤谈论社会上种种无法无天的乱象，老人激动起来，说：“我要写信问问毛主席，这样搞下去，国家会成什么样子？你要打倒刘少奇，是你们两个人的事，不要害得全国老百姓跟着遭殃！”她又用手指遥点壁间的画像道：“什么万寿无疆，我看是万代为殃！”
康同璧说出这等惊人之语时，那种气雄万夫、为民请命的神态，仿佛回到了其父“公车上书”的时代。当时若被外人听见，肯定够得上“现行反革命”资格。我见罗仪凤紧张得直吐舌头，便劝止说：“这信您还是不要写了。”“为什么？”老人瞪着眼睛问我。“写了人家也不会理你。”我脱口说了句大实话。
老人勃然变色，目光犀利，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我几乎不认识的人。她停顿了一下，面色由红而紫，由紫而黑，哆哆嗦嗦地抓起茶几上吐痰用的雪花膏瓶子，啐出一口浓浓的白痰，然后伸出食指，上下抖动地点着我说：“你奶奶（指她自己）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
这句话她盯着我连说了两遍。我知道自己闯了祸，一时不知所措。罗仪凤连忙过来用广东话打圆场，扶老人回卧室休息，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发愣。
过了好一阵，老人又慢慢从内室踱出来，脸色变得平和了。她坐到沙发上，望着我说了第三遍“你奶奶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接下来又把当年毛泽东接见自己的情形，重新讲述了一遍，便云收雨霁了。
罗仪凤悄声向我解释：“跟我母亲说话，你只能顺着她。”此刻心中聊以自慰的是，一直没见过隔辈亲人的我，突然有了一位“奶奶”。与儿孙远隔重洋的老人，已将我视同自家小辈，否则也不至于发这么大的脾气。
对于周恩来，康氏母女心中敬意犹存。虽不至于象不少中老年女同志那样，一提到美男子周总理就热泪盈眶，但罗仪凤常说“总理太不容易了”，康老也认为“我们现在只有靠他了”。
有天我陪父亲拜望过康老，回家的路上问他：“如果戊戌变法成功了，中国今天会是什么样？”“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父亲回答说：“君主立宪是虚君共和而不是专制独裁，自然有它的道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国内动乱了四十年，最后不得不把王室从国外请回来。清末是改良与革命赛跑，改良太慢，才发生辛亥革命，我也跟着参加了。建立民国之后，袁世凯、蒋介石还不是搞独裁。接下来又搞革命，一直革到现在，还在＇不断革命＇，结果又能怎样呢？我看改良的代价或许要比革命小得多。”“那我们今天会不会还留着辫子？”我那时是个顾影少年，无法想象自己拖辫子的怪模样，心中琢磨着见康老或许还要下跪。父亲说：“那也未必，日本明治维新就改穿洋服。为政之道，就应该是＇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不为百姓所好的体制和习惯，总有一天会被淘汰。”
（未完待续）
□ 来源：《温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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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回首】
顾准的最后十年
·陈敏之·
往事如烟，不过，有些往事却是一辈子也难以忘怀，也不应该忘记的，因为它是那样刻骨铭心。
１９６５年冬，汪璧在来信中告诉我，她准备和五哥离婚，双方已商谈过并已取得协议；如果我没有什么意见，就打算分别向各自的组织打报告。不过，信中还说，只要五哥有一天脱掉右派帽子，就可以立即复婚。言外之意，仿佛在告诉我这是出于无奈。就此事征求我的意见，希望我复信云云。读信，我并不感到太突然，在我心里倒是觉得可以理解。我心里明白，导致离婚的原因与不久前发生的那件事有关。也就是１９６５年的春天，有一天收到五嫂来信说，某日晚上突然来了两个人把五哥带走了，带到哪里去，不知道。对此，我倒是真的吃了一惊。因为根据我的经验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手段，我没有想到在我们共和国也会发生这种不符合法律程序的行为（以后到了文革时期，就成了司空见惯的事了）。我完全能够感觉到问题的严重程度。然而我无法向五嫂说一句安慰的话，因为我同样一筹莫展，只能默默地等待。接着，警报又从我大姐那里传过来，在清华读书的她的次子的学校里来了两个人，声称要家里把她儿子的来信全部交出来。大姐来和我商量，我考虑为了不要把顾准牵连进去，出了一个不高明的主意，主张信不要交出去，结果，当然没有起什么作用。那么，大姐的儿子在学校里究竟犯了哪一条，要如此大动干戈？原来，他和几个同学组织一个什么现代马列主义研究会的组织，这些年轻人真不知天高地厚。这件事传到了康生那里，本来打算把张闻天、孙冶方、顾准串起来打成一个有组织的反革命集团，结果是空欢喜一场。经过严格的隔离审查，证实组织上与顾准无干系，但是思想上的影响却是摆脱不掉的。过了大约四个多月，五哥给我来信，说已经回到家里，在隔离期间，除了他的外甥交代的他都承认下来以外，他没有做过任何交代，因为他事前对这个组织毫无所知，实在没有什么可交代的，对于难以容忍的逼供行为，他曾经以绝食抗议过；现在在等待处理，大概国庆以后可以作出决定。不久，决定下来了，再次戴上右派帽子，下放去京郊房山大韩继劳动改造。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以后，从上海接到解放区，曾经在战争环境中辗转流徙、年近八旬的老母亲，这次只能送到太原妹妹处，让她有一个比较安宁的生活环境，不至于为儿子担惊受怕。
这时，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已经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根据我的政治经验，预感这是一场政治风暴即将来临的征兆，虽然我无法预知这场风暴将持续多久，范围多大。在这种政治气候下，五哥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是五嫂决心离婚的一个因素。当时她内外处境艰难，困窘和难以明言的复杂情况，比我所能知道的可能严重得多。对此，我完全能理解。我深知，从１９３４年他们结婚，三十多年来，真是两情相笃，患难与共，经历过多少惊涛骇浪，不是出于万不得已，五嫂是绝对不会提出这样看来绝情的措施的。对此，我当然只能表示同意，虽然我内心深处并不赞成。我没有想到五哥家庭的这种裂变，以后会成为碎片，再也未能复原。
五哥到房山大韩继劳动改造，通信好像还有自由，还能和我通信。因为已经办过离婚手续（实际上不过各自提出了离婚申请，没有经过法院，并无法律效力），他觉得不便和家里直接通信，要我作中介，代为转信，我自然一口应承了。１９５２年“三反”以后，他先后在上海（建造二万户公房）、洛阳（当时１５６项国家重点工程中有几个在洛阳建设），有过一些搞建筑工程的实际经验，因此，对当时正在建造中的工程，常常还多嘴多舌，提出这样那样他认为必须提出的意见，还是那样不安分，不避嫌疑，不顾别人会有什么看法，完全忘了自己当时的身份，认为这是他应尽的责任。
离婚对他实在是一件不堪重负，令人心酸肠断的事，他丧失了可以向之倾诉一切的妻子，丧失了孩子，丧失了家庭这个惟一可以让他稍稍休息、得到一点温暖的存在，他成了一个有家不能归、孑然一身的孤独的“寡人”。这时他在给我的信中经常出现“丧家之犬”、“白虎星”（言指害了他的孩子）这类自嘲自责的字眼。
１９６６年冬，红卫兵运动的狂飚从城市到农村席卷祖国大地，近在京师近郊的房山当然不会例外。开始时，他的真实身份并没有公开，后来，终于被红卫兵知道，一场灾难不可避免地降临到他身上。在一封信中，他告诉我，红卫兵将他一顿痛打之后，还把他打翻在地，在地上拖，弄得满头满脸全是血污。为了不致酿成人命，经济所只得把他们全部调回北京城里。从此，通信中断，音讯隔绝。一直到他生命终结，再没有能和他的妻子、孩子，还有老母亲见一面，生死两茫茫。
１９６８年４月，汪璧自杀身死。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传闻，还是在漕河泾原“少教所”隔离期间，我不相信这是真的，但是无法深究，直到１９６９年９月回到家里，妻子告诉我这是确实的，然而我仍然觉得难以置信。１９６７年１１月，我曾有机会去北京，视便专程去探望过她，那时，她看来十分疲惫和憔悴，但是，我怎么能想到仅仅半年以后，她会绝望到作出这种选择？老母亲走了，去了太原；丈夫虽然同在一个城市，却是咫尺天涯；孩子们都给文革的巨潮卷走了；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能给她这颗孤独无告、破碎的、流淌着血的心以一点安慰，否则，也许这场悲剧是可以避免的，我曾这样设想过。五哥知道汪璧的死讯，整整迟了一年半，组织上把这个消息封锁了，不让他知道。从顾准的遗物中发现的日记可以获知，１９６９年１１月，经济所奉林彪第一号令“一锅端”下放到河南息县前夕，他曾两次提出书面申请，要求和妻子见一面。这时他已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觉得他的妻子已不在了，因此，他又向组织保证：“无论她死了，疯了，病重了，都一不影响下去；二不影响改造”。这时组织才向他说了实话。但是，有关他妻子的死期、死况、遗言等等，他仍然一概不知。对于他妻子的死，他在日记中写道：“闻噩耗，既觉意外，也不觉意外；意外的是，她爱孩子，为什么给孩子留下一个‘母自杀’的家庭环境；不觉意外的是，１９６５年秋，她已写过遗嘱，１９６７年５月，她看来已经实在支持不住了。”妻子已经永远再也见不到了，他要求和他的孩子见一面，组织上同意了，然而却遭到孩子的拒绝（现在知道，并非出于孩子的本意）。他本来还想见面后在外面招呼孩子一起吃一顿饭，也成为可悲的幻想而破灭了。他想和亲人晤见，得知更多信息的一切努力都告失败。人生还有什么比丧失自己的妻子更令人心碎。深沉的哀痛难以抑制，一次吃饭时，悲从中来，他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他在日记中写着：“１９４４年在延安，我为父亲服丧，这一回，我不服丧，因为我为秀服丧是终身的”，“我至少还要活二十年。三十五年的记忆（指从结婚至今）至少在我心里还要活二十年。”他没有死，活下去了，但是只又活了五年。
这以后的几年，是彼此绝对的隔绝。
１９７２年初冬，我取得当时干校组织上同意，借探亲假的名义去了北京。除探望老母亲外，也想趁便探寻五哥的下落，我觉得无论在道义上、感情上，这都是不容推辞的责任。说来也巧，五哥恰好也在这年夏天从河南息县回到北京，因此，没有费多少周折就找到他，并晤见了。在晤见之前，我先看到了一封他给孩子的信。信很短，大意是：祖母是否健在，很想念。附去照片六张，是刚回到北京时照的，哪一位看到要它，可以给他。我现在还没有力量照顾你们，附去省下来的油票一张，表示一点心意。下面黏贴的是一张从他自己的口中省下来的当时能用的油票。读信，看着照片，我怎样也难以抑制涌动的泪水。这使我联想起６０年代初，他拼命笔耕（指翻译熊彼得、罗宾逊夫人的两部经济学著作。这两本书一直到他后死才由商务印书馆于８０年代先后出版），企望以此来使家庭经济多少能得到一些改善。当我想到笔耕所蕴含的是一个父亲对自己的家庭“赎罪”心理和一张小小的油票中包容的是一腔舐犊之情，我怎样也难以抑制自己心灵的震颤。
离别十年，劫后重逢，当然是高兴的，但是彼此都很少述说过去。曾经想设法让五哥和在三妹处的母亲见一面，未能如愿，直到他两年后离开尘世也未获实现，成了无法补偿的终生遗恨。他当然也非常惦念自己的孩子，想见见他们，在我去京之前，他已做了努力，都归无效。因此，话题也绝少再提及这些令人凄怆的事。倒是当我诉告在漕河泾期间，除了“红宝书”《毛泽东选集》外，再也读不到其他书籍，浪费时间，表示极大的惋惜，希望读一点中国历史时，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劝我应当先读一点西方历史。他说，中国人对自己国家朝代的更迭嬗变总是知道一些梗概的，但是你如果不懂西方历史，也就很难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这一点，当时我并不真正理解，直到我多少读了一点西方史以后，才真正有所体会。身为中国人，如果对自己老祖宗的历史茫然无知，当然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羞辱。谈历史，言必称希腊罗马，对于这种洋教条，固然也应批判；但是，作为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对于由以产生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历史，以及影响及于现代西方国家的希腊文明传统一无所知，确实也很难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就像外国人如果不懂得孔、老、墨、庄、荀、韩等等，也就不可能真正憧得中华文明及其传统一样。目前的问题是多少懂得一点西方历史和希腊文明的人太少，而不是太多。举一个最浅显的例子，我过去读《共产党宣言》，对于其中提到的市民阶级，究竟是何所指，市民阶级是怎么产生的，它对近现代资本主义和议会政治的产生和发展起过什么样的作用等等，可以说完全无知，因而只能生吞活剥的囫囵吞下去。直到读过一些西方历史以后，才有了真正的了解，我相信不少人会有此同感。
大概以此为契机，才会有１９７３、１９７４两年间在我们两人间不间断的通信。这些通信，不是海南天北或家庭琐事的闲聊，而是对一些彼此都感兴趣的历史的或现实的问题的认真讨论，其中不少是我提出向他请教的问题（这些在通信中他所写的“笔记”，都已收入《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见《顾准文集》）。对于一个立志服务于祖国和人类的人来说，当他发现西方文明中确实有许多为我国固有的文明所阙如的长处和优点时，凭着社会良知，他是无法不欢呼和加以拒绝的。为了自己国家民族的振兴和腾飞，汲取其他文明中的所有优点和长处，应当是无可非议的，那种虚妄的民族自大在这里不应当有立足之地。
“娜拉走后怎样”，是顾准借用鲁迅的命题提出的一个当代的问题，是当前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这个命题的实际的涵义是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胜利，这当然很好，但是“不要以为我们的问题全已解决。清醒地看到问题所在，知道我们解决了什么，哪些没有解决，哪些走过了头，实事求是，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客观实际，我们国家就会在经济上雄飞世界……”（《顾准文集》P．３３０）顾准提出这个命题，至今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个世界又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继东欧崩溃，建设社会主义已有七十多年历史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又宣告解体。在我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四人帮”覆灭以后，终于从历史性的灾难中走出来，并且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我们近期的奋斗目标。当我们回顾这些历史事件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承认在一个经济文化都很落后并且有着顽固的皇权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实在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业。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毕竟是人类历史的一种创举，是一种根本性的改革，是一场自我革命，清醒地看到还有哪些重大问题和障碍没有解决或需要克服，细心地寻找解决这些重大问题的科学的有效的方法，仍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此，盲目乐观在这里是没有根据的。
两年通信中所讨论的问题涉及的领域虽然相当宽泛，但是中心只有一个：两千多年来，在皇权专制主义严酷的统治、压迫、奴役下的苦难的中国人民，好不容易争来了一个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按照逻辑，理应是一个政治清明、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有着平等、民主、自由，充满着希望的社会。要知道，１９７３年至１９７４年“四人帮”还没有垮台，中国人民的苦难还看不到头，在我们兄弟之间的通信中，除了对祖国命运深切的关注和忧思外，岂有他哉！要不是１９７４年１２月顾准的生命被夺走，我们之间的通信还会非常有兴趣地继续下去。
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２日，我接到五哥的电报，说是病重住院，要我马上去京，我一刻也没有停留，设法买了一张车票，立即赶去了。在原协和医院的急诊观察室见了面，情况确实严重，每天咳血大半个茶缸（２００～３００cc），什么止血药都用上了，仍然无效（去年春天他在信上告诉我，也咯过血，拖了不少时间才慢慢停下来。去拍了X光片子，也查不出个究竟）。他神色有点不无凄然地对我说，这次竖着进来，要横着出去了。他大概已意识到这次病情的严重（不幸被他自己言中了）。当务之急是设法尽快住进病房，否则，不仅日常生活困难（医院对急诊观察室的病人不供应伙食），也不能进行正规的检查和治疗。在几位老朋友的奔走帮助下，总算很快住进了病房，经检查，确诊为肺癌。癌肿有鸡蛋那么大，长在心脏旁边，不能动手术。检查、诊断结果，我都如实告诉他，没有瞒他，他的反应是平静的。不过，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要见见他的几个孩子，还在病床上用铅笔在手纸上写了两个便条。大意是我宽恕你们，也希望你们宽恕我，祝福你们（这时他的大儿子已结婚，马上要生孩子）。对此，我作了许诺，我说我一定想法要他们来看你。我为此写信、谈话、生气，作了许多努力，结果，都未能说服他们在其父生前去见一面。我的许诺未能兑现。对于一个失去了家庭、失去了妻子，已经知道活着的日子屈指可数的父亲，那种对孩子的殷切的眷念之情，我完全理解，然而这时我能做什么呢！
１９６５至１９７４，正好十年。这十年，顾准经历了第二次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妻子无奈地与他离婚，子女离异，奴役般的劳动改造，无休止的批斗和凌辱，妻子自杀，还有疾病的折磨。这是一个常人所难以承受的重担，但是，并没有把他压垮，他要活下去，再活二十年。可惜，在他作出这样的誓言以后，只又活了五年。
在他一生中最痛苦的莫过于亲人对他的不理解。他经常以“害了他们”自责，一直到临终前还要求他的孩子对他“宽恕”。他真的害了他的孩子并且需要孩子对他的宽恕吗？
１９８２年，顾准的大女儿在读了他父亲和我的全部通信的手抄本后，给我寄来了一份《读后记》，其中写道：“真正严峻地摆在面前的，是需要解决这样的一个悖论——为什么我们和父亲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却长期视为殊途？强调分离时间太久，搞技术工作理论水平低等等，都仅仅是外部的原因；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的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竞是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今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对于一个愿意严肃生活的人，必须有勇气正视、解答这些问题，并且承受代价。”这个问题提得好，无愧是顾准的女儿。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可爱的，他们都愿意献身社会，报效祖国。他们担心的倒是报国无门，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葛剑雄教授对我国知识分子有一个很平直、公允的分析，他在对发生于我国一千八百多年前东汉的党锢案这一历史事件作了评述之后，曾说了下面这段话：“知识分子多少有点知识，这是他们的幸运，也是他们的不幸。有了知识，就想有运用的机会，就不会满足于有饭吃，有衣穿，有妻室儿女，这就是所谓实现自身价值”，“在皇权垄断一切的社会，要实现自身价值，舍做官就别无他途。可是做了官就只能服从法律和上司，就绝对避不开现实政治。疾恶如仇会有党人那样的下场；洁身自好或许能做到，却因此而一事无成；同流合污又有违初衷，而不齿于士林；急流勇退倒也干脆，但原来的理想也随之成为泡影”。这种情况，二千多年来，在我国皇权至上，政治权威主宰一切，范文澜把它称之为史官文化的传统，至今还保留着它的巨大影响。因而葛教授不得不寄希望于未来，他接着说：“如果知识分子的‘知识’不限于儒家的经典，而是包括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如果他们不必都为‘政治’服务，而能享受不问政治的自由。从事能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工作，那么党人中必定会出现不少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实业家或真正的政治家，或许根本不会出现党锢案并留下这篇《党锢列传》。对一千八百多年前的东汉，这无疑只是荒唐的假设，但对最近几十年的中国，这值得我们深思。”（《探索与争鸣》１９９５年第１０期）这实际上也是对顾准大女儿提出的问题的一种解答。中国知识分子殷殷期盼的无非就是这样一种气氛和环境，使每一个正直、诚实的知识分子能有机会实现自身的价值服务社会、报效国家。
综观顾准一生，他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坚决地、义无反顾地从理想主义走出来，走到经验主义去。用他自己的话：“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按指革命的理想主义），然而，当今天的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地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当我仔细审视我国的近现代史，我发现我们共和国的诞生（１９４９年）与皇冠落地（１９１１年），其间间隔不过三十八年。回顾下这三十八年的历史，可以称得上五彩缤纷。其间有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闹剧；有军阀割据的混战，有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有国共十年内战和八年抗日战争；然后是三年解放战争，可说是内战外战连绵不断，而我们的共和国恰恰是直接从枪杆子里诞生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可以在一瞬间使社会发生革命的根本变革，把历史缩短了几百年，这当然是好事，但常常也带来了另一方面的不足，旧社会留下来的渣滓来不及做彻底的打扫和清理，还常常穿起新的外衣把自己打扮得使你分辨不清他的庐山真面目。人们也许忽略了一个问题，在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皇权垄断一切的时间长达二千余年，影响既深且远，而近代资本主义则发育不良，先天不足，力量既脆弱其影响更微不足道。可是，几十年来，我们却习惯于与资产阶级斗争。我总觉得这个历史母胎中带来的“特点”是不能忘记的。从“史官文化”传统影响中走出来，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还有不少艰难险阻要跋涉，清醒地看到这一点是十分必要的。
□ 选自《我与顾准》，陈敏之／著，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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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划叉的含义
·丁 邢·
通常，中央是先确定领导机构的人事预案，才召开党代会。但九大例外。１９６９年４月２４日大会闭幕，领导机构的候选名单还没有产生。次日晚上，汪东兴电话通知林彪、周恩来、康生、黄永胜到中南海主席那里开会，商议组阁。
对于候选名单的产生过程，五个当事人都没有留下回忆录。但黄永胜向邱会作详细介绍了在主席那里开会的情况。所以，《邱会作回忆录》成为了解组阁过程的重要史料。
组成九届中央政治局有一个要点，就是怎么安排江青？有研究者认为，毛泽东无意让林彪接班，想让江青接班。所据史料疑点甚多。另一种看法认为，毛泽东对江青进政治局也不赞成，只让她当到中央委员为止。就江青而言，她并不满足于入局为止。九大之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是中央文革碰头会，江青已经是主角，连周恩来得让她三分。她公开露面时排名仅在陈伯达、康生之后。当时，她有一系列活动。她对黄永胜说：我准备向毛主席提出，让你当中央政治局常委。黄永胜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当这个常委，你千万不要向主席提。我哪方面都不够资格，才能、威信都不够，无论如何不行。我现在连当总长都当不好，还能当常委吗？我这不是谦虚，实在是干不了，希望你不要向毛主席提这个意见，谁当常委，毛主席自然会考虑，会作出安排的。我们过多干扰毛主席不合适。她又找周恩来，提出安排邓颖超和蔡畅当政治局委员，想让周恩来提名她当常委。她还找叶群，要林彪向毛泽东提出她当常委。林彪说，一切听毛主席的。
邱会作转述：林、康、周、黄四人几乎是同时到达了中南海毛主席住处。毛主席首先说：“一中全会怎么开法？我看全会没有别的议题，就是选举中央政治局。选举政治局可以有两种方法：一是走群众路线，由下而上的办法，不提名单，只提一个数目范围，这个办法叫民主，但这又要时间；二是先搞出一个名单出来，为避免个人独裁，还是由恩来、康生、永胜三人先商量一个名单出来。我同林彪同志不参加你们的提名工作，我们两个是幕后。”林彪说：“政治局人选的方针，原则请主席指示，以便有所根据。”毛主席说：“那只好叫独裁，那我们还是五人独裁吧！”周恩来说：“政治局委员定多少人，请主席定个数字，这对考虑人选有密切关系。”毛主席说：“我看政治局委员，可以定为２５至３０人，多了更难安排，平时开会也不方便。”
三人小组产生的第一个名单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董必武、朱德、刘伯承、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许世友、陈锡联、汪东兴、叶剑英、谢富治、李先念、李雪峰、王效禹２３人。黄永胜在讨论中表示，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功，应讲功劳，但不一定要当选政治局委员，这是为了主席，为了大局。康生一听火冒三丈。会后总理对黄说：“你太不懂了！”
４月２６日下午，毛主席看到名单基本满意，只是在江青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加上了叶群。在王效禹、叶剑英的名字下面划了一个杠杠，说，我看王效禹就不考虑了。
林彪看到名单后，在叶群的名字上也打了一个大叉。
在三人小组会上，周总理说：“我看到主席、林副主席在名单上删去的名字，但我们还是要考虑的。我们坚持把这两个人都列上，这也是从当前的大局来考虑。”这样又加上了江青、叶群的名字。康生说：“总理的意见是对的，但困难比较大，我们硬着头皮留下来。”黄永胜说：“我同意总理和康老的意见。”
在新的名单上，毛主席还是在江青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旁边写上李德生、纪登奎的名字。林彪收到名单又在叶群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
２６日晚上，三人小组继续在一起工作。周恩来说：整个名单就是江、叶二人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整个名单就定下来了。从当前情况出发，江青、叶群一定要进入政治局。要从政治上向毛主席、林副主席诚恳表示我们的态度。我们三人，明天上午向主席汇报，１２时后向林副主席汇报，争取在明天，把问题分别谈妥。
２７日上午１０时，周、康、黄三人到了毛主席住处。周恩来说：“我们诚恳提出江青同志一定要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之内。把她列入固然有一定的政治影响，不列入也会产生政治影响，甚至会产生的更大的政治问题。权衡利弊，我们提议一定要把江青列入候选名单之内！”
毛泽东说：“你们要那就要吧。不管怎么说，列上了责任在我身上，就这样吧。”
周总理等三人接着就到林彪家里去了。叶群接待了总理等三人之后，自动回避了。周总理说：“关于叶群同志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的问题，从现实的政治情况来考虑，我们三人认为一定要列入，否则会产生另外的政治影响，请林副主席同意我们的意见。”黄永胜紧接着说：“我们刚才到主席那里去了，对江青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毛主席基本同意了我们的意见。我建议对叶群的问题，你也要同意我们的意见！”康生说：“总理、黄总长把我们研究的意见都说了。请林总从政治上考虑，同意我们的意见。”林彪说：“无论同意或不同意把叶群列入政治局候选人，我都听从毛主席的决定。”
最后，在毛主席住处开会，确定了２５人的候选名单。毛说：“政治局候选人名单只好就这样了，有责任由我承担！”接着，毛、林、周、康、黄五人在名单上签了字。
毛主席又说：“中央的领导机构，力求简单权力集中的原则。政治局常委由五人组成，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请大家考虑是否合适？”大家一致同意。
有人据此分析，毛泽东的本意是不赞成江青进政治局。我认为，不赞成江青进常委，应是毛泽东的本意。此前在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室１９６９年１月１１日的《人民来信摘报》上说，１月１０日收到河南省地方国营五三农场某人给总理的一封信。信中要求“提江青同志为‘九大’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并应成为常委”，并说希望“江青同志兼任中央组织部长”。毛泽东曾经批示：“徒有虚名，都不适当。又李讷、毛远新二人不宜为（九大）代表。”１９７３年十大和１９７６年４月，又有人提议江青进常委，毛泽东不接受。他清楚江青能力有限，积怨甚多。
但根据毛泽东两次划叉，认定他的真实态度是不赞成江青入局，却有疑问。毛泽东一言九鼎。如果他不让谁上，谁就不可能上。李讷、毛远新、王海容都没有进入中委，王效禹没有进政治局，乔冠华没有当副总理，谢静宜也没有当副委员长，他一句话就可以把名单上的人拿下来。但他在江青的名字上划叉，却加上了叶群，有深意存焉。无论资历，还是政治影响力，江青都超过叶群。如果真心拿下江青，就没必要加上叶群。周恩来摸透了毛泽东的心思，所以把江青和叶群一起列入候选名单。这样，原来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除温玉成外，全部进入政治局。这是对九大以前权力格局的承认和延续。
江青进入政治局，毛泽东却不让她分工主管某一方面工作。还是让她充当哨兵的角色。由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需要江青暂时偃旗息鼓，但下一波行动，还要让她冲锋陷阵。在毛泽东心目中，江青是“我们家的人”。１９７５年底，毛泽东还对毛远新说：“你帮帮她的忙吧，我们家剩的人不多了！”
夫人参政，开始了女性进入中央政治局的历史。１９７１年“９１３事件”，叶群死亡。筹备中共十大时，江青提出政治局里女性太少。于是，周恩来又提名吴桂贤进入中央政治局。她是纺织女工出身，丈夫不在领导层。
□ 来源：微信群《丁东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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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非烟】
红卫兵不言性
·杨 瑞·
二姨走后，我回家次数愈见其少。家，不再是我一度流连不舍的避风港，却成了是非丛集的烦恼巢，许多事我都爱莫能助，住在这儿往往还一夕数惊。既然如此，何不抽身远避呢？有道是眼不见，心不烦。
从８月起，红卫兵可以免费乘车，全国性的大串联开始了，我们的任务是煽风点火，把这场革命推向全国。我们是火种，毛主席是春风。春风猎猎，笛声长鸣，只待找到一个目的地我们就要启程了。
我选中了广州，一个亚热带城市。珠江两岸，椰子树高高成行，棕榈叶迎风沙沙作响。一百多年前，道光皇帝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在此销毁外国人的鸦片烟；其后，为推翻清帝制，志士起义，七十二先烈为一个共和国的梦想捐躯沙场。对我来说，广州的魅力主要在于它的地理位置，它在祖国的南端，远离北京，我在那儿闹完了革命，回家的路上，可以尽情饱览沿途风光。
决心已定，我问我的红卫兵伙伴都打算去哪儿，有人说去上海，有人要去湖南，去四川，还有人去东北。一个女孩说她准备去西藏，那得花一个月时间才能到达拉萨。也有说想去云南，看能否过境去越南打美帝。最后，一零一中有将近３０人打算去广州，我们编了一个战斗队。
过了一晚，车票便弄到手了，我们准备好了第二天出发。这次出门行程四千多公里，我们却全部轻装上阵。我带的全部物品是一本小红书、一支钢笔、一个笔记本、两套内衣裤、一条毛巾、一把牙刷和一支牙膏，再就是父亲给我的３０元钱。一只绿色的挎包把这些东西一股脑儿全装进去还绰绰有余。
我们不是观光客，出门又不是去游山玩水，我们是一群战士出征，向旧世界宣战。事实上，我们中的许多人都认为这次征程将成为我们人生道路的转折点，是我们“职业革命家”生涯的第一步。
从今往后，我们不必只是羡慕父辈在革命战争中的英雄行为，不必再为自己出生太迟而遗憾。像我们景仰的革命先烈一样，我们奔向黑暗势力猖獗、危机四伏的地方，我们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挖出隐藏的敌人，为文化革命的最后胜利不惜流血牺牲。
火车在傍晚时分驶离北京，我们弄到的是硬卧票，在车上睡了一夜。次日黎明我即醒来，太兴奋了，不想再睡。我凭窗而坐，左手支着窗沿，清凉的晨风扑进车厢，拂动着我的红卫兵袖章，把它变成了一小团熊熊的火焰。我摘下军帽，任风吹乱我的发梢。
这时我的头发已经剪得很短，头顶上约莫寸把长，下边更短，而我还不算一零一中最激进的女将，我知道有几个女孩把头发剃光，她们很以此为骄傲。我佩服她们的勇气，自己却实在下不了这个决心。
头发短了不算，我的脸也晒得黝黑，四肢结实而灵活。我骑车在北京大街小巷穿行了两个月，炼得一身紧绷绷的肌肉。我的衣服成天散发着汗味，指甲藏垢，脱下球鞋来臭气熏天，不比男生逊色。我知道如果母亲和二姨见我这副模样，她们一定大惊失色。但我偏就喜欢这副模样！
过了一会，１０岁光景的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走到我跟前，我给了他们几块糖，他们管我叫“红卫兵叔叔”，连他们的妈妈坐在我对面，也没有注意到我不是“叔叔”，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我没有纠正他们的误会，甚至无缘无故地喜欢这两个孩子这么称呼我，尽管我只比他们大四、五岁。
广播说开始供应早餐，队里的３个红卫兵自告奋勇去餐车为大伙买盒饭。后来我们问多少钱，他们却说：“免了吧，钱算什么，私有观念已经过时，你我的钱不就是大伙儿的？既然咱们是战友，就是一家人。”我们都认为这主意不错，之后大家便轮流买饭。
两餐之间没什么可干的，只好望着窗外的风景出神。旅途漫长，４０多小时后才到广州。就这么干坐实在无聊，我们决定在车上闹一番革命。
我们的计划是在卧铺车厢调查旅客的出身和阶级成分，叫那些成分不好的旅客让铺位给坐硬座的工农兵旅客。说干就干，而今我们不需要浪费时间征得任何人同意。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他老人家的“红小鬼”，他把大权交给我们，我们只听他的号令。
不到一小时，我们就把卧铺车厢清了场，至少是基本清理干净了。原来旅客中几乎一半都有问题，我们勒令他们离开，他们也不争辩，拿上行李走人。但有５个上海男女青年却很刺头。
因为这几个人不理解我们革命行动的意义，我们决定和他们论论理。
“工人、贫下中农是国家的主人，他们旅行的时候就应该像一个主人的样子，而不能只当二三等公民。你们想想，这辆火车上有年纪大的，有身体不好的，有拖儿带女的，你们年轻力壮，让他们在硬板凳上坐两个晚上，你们却舒舒服服躺着，这应该吗？”
“话可不能这么讲，”其中一人反唇相讥，“我不觉得现在这样有什么不对。他们想舒服，也可以买卧铺票睡到这儿来，他们想省钱，这才买硬座。既然他们要省钱，你们就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至于我们，我们就是想旅行得舒服一点，我们的权利受法律保护，而法律是神圣的。”我们开始在已经空了一半的卧铺车厢里辩了起来，红卫兵在过去两个月没学别的，就学如何辩论。我们都喜欢把事情争个水落石出。
“你说法律是神圣的，这并不全对，”我针尖对麦芒地反驳道，“不是所有法律都能称得上神圣，我们得先作一番阶级分析。如果为保护资本家和地主阶级权益而制定的法律，对革命人民来说就谈不上神圣二字。我们应该反对它们！废除它们！这是革命的宗旨！否则旧的制度怎么能够推翻？工人农民怎么能够当家作主？新中国又从何诞生？我们又怎么解放全人类？……”
唇枪舌剑就此展开，我认为我们的观点很有说服力，如果对方不接受，那是他们缺乏无产阶级感情。毕竟他们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现在他们没话说了，但他们并不打算让步。过了几分钟，其中一个突然说：“既然你说了让位给工人农民是革命行动而不是受惩罚，那你们自己怎么不让？为什么光勒令别人这么做？你们比我们更年轻！你们也不需要睡卧铺。红卫兵应该对工人农民怀有最深的感情，红卫兵要做其他人的榜样。要让你们先让！”
听了这番话，我们个个义愤填膺。这些人真无耻！他们已经不是辩论了，简直是寻衅！这算不算阶级报复？我们要提高警惕。谁听说过有这等事？红卫兵居然被一群资产阶级狗崽子撵出车厢？我们当然不能让他们得逞，在原则问题上我们决不让步！
就在我和几个战友准备以更猛烈的炮火反击时，火车驶进了一个大站，武汉或长沙，我记不太清了。车门一开，才发现原来硬座车厢也有红卫兵在闹革命。他们也调查了旅客的身分，查出了一批地富反坏右，现在正把他们赶下火车。
这些牛鬼蛇神都是上了年纪的人，被革命群众赶出北京。所有人都已经在火车上遭到过毒打，他们经我们的车窗在站台上走过时，一位老妇人引起了我的特别注意。她是中国所谓长得很有“福相”的人。而今她这微胖的身躯和一双小脚使她步履蹒跚。从她一头银白的头发下，鲜血像小溪一样流着，把她的白衬衣染得一片狼藉。她似乎马上就要倒下，从此不起，而一个与我年纪相仿的女红卫兵还在拿一条带铁扣的军用皮带狠狠地抽她的头。
我不忍看这类惨象，却又不甘将目光移开。尽管从理论上讲，我也明白暴力之于大革命是无可避免的，也是必需的，内心深处我对那位老妇人怀了极大的恻隐之情，我觉得应该帮她一把。“这位可怜的老太太，”我想，“已是山穷水尽，大概活不成了。她在北京的家人和在农村的亲戚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她悲惨的结局，不过这样其实更好。那个女红卫兵怎么这么心狠手辣！”
铃声一响，火车继续前行，我不由长吁一口气，回过神来再想与我们的辩论对手交锋。不曾料，他们几个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大概是看到站台上的一幕后溜出了卧铺车厢。那么还是我们赢了，我们似乎战无不胜。但这次好像不太过瘾，我们还没逼得他们认输呢，而且辩论最能打发时间。
今天我写这一段，真不敢相信１９６６年中国老百姓会这么的老实。在火车上陌路相逢，谁又知道谁的家庭出身和阶级成分？大部分旅客都是单个儿出门，根本无从稽查每个人说的是不是实话。我们甚至都没想过要去核实，只是他们说什么我们便信什么，然而这么多人说了实话，我们竟以此来惩罚他们。１０年以后，这类情景全然是匪夷所思的。人人都学会了圆几句谎，有时假话说得充满自信，说得激情澎湃，开始是为了保护自己，后来则习惯成自然了。当今中国数以百万计的人相互欺骗，一点儿也不脸红地在那儿重复大大小小的谎言，为了利益，为了吹牛，为了愚弄对方。谁应该对我们道德的退化负责？文化大革命吗？资本主义的影响吗？我们这些当年的红卫兵应该负什么责任？我自己应该负什么责任？今天的年轻人不会相信中国人曾经那么诚实那么傻，每每想到我对这些年轻人的亏欠，心中便生出许多的内疚来。
我们到了广州，临时驻扎在一所中学里。我们认为一个职业革命家应先花几天时间考察形势，然后再谈动员群众。白天我们分头去中学、大学和各类单位看大字报，找人谈话问情况。
９月初，广州仍又闷又热，像个大蒸笼。当地人穿的是汗衫短裤，大多还不穿鞋，便是穿得少，他们还都喜欢在荫凉处摇着大葵扇。老人们喝午时茶，那是一种极苦涩的饮料，小孩则吃赤豆刨冰来驱暑。
我们外出，总是穿戴着红卫兵的全副行头：长袖军装，长裤，军帽，帆布腰带，红袖章，军球鞋，帆布包，小红书。当地居民带着同情的惊讶打量我们的装束。汗珠从我们额头上大滴往外渗，衣裳全湿了，但我们还是不穿裙子、衬衣和凉鞋。任何使女孩显出女孩风韵的打扮都是资产阶级的。我们把自己严严实实包起来，我常常忘了自己的性别。我是一员红卫兵小将，其他人也是红卫兵小将，就这么简单。
这副“捂”装有一次差点儿让我当众晕倒在一所中学的运动场上。这天我对着上千人作形势报告——那年头人人都是演说家，可以滔滔不绝地讲上几个小时，讲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党内党外斗争，征引历史教训，分析国内外形势，讨论政策与战略。把听众鼓动得热血沸腾，是我们的拿手好戏。我的长篇大论持续了３个多小时，听众还不断提问题：
“打人究竟对不对？”
“是不是除了毛选外所有的书都是封资修的？要不要全都烧光？”
“是不是所有干部都属于走资派？”
诸如此类。
午后３点，太阳有如一个大火球，简直像民间故事中描述的，太阳有一包又热又长的针，这些针扎在我的头上，突然我耳朵嗡嗡叫，天地变色，呼吸困难。我连忙一屁股倒在地上，算是没当众大出洋相。
晚上，一行人回到住所，睡在同一个教室里。这队人马有男有女，最大的１８岁，最小的１４岁，男生睡一边，女生睡一边。中间既没有屏风，也不拉帘子，没有这个必要。我们都是和衣而睡，没人动什么歪脑筋，我们根本不曾想到性的问题。
毫无疑义，性是资产阶级的玩艺儿。在我看来。性又肮脏，又下流，而且危险之至。在我看过的书和电影里，只有坏人才对性感兴趣，革命者与之秋毫无涉。革命者的爱情是崇高的、浪漫的，只能用心灵去感受，他们连手都不碰一下。
当然那时我从来没想到过，如果我们的革命父母没有性生活，我们这些革命后代又从何而来？事实上当时我这方面知识的匮乏使我根本问不出这样的问题来。学校从不开教这类科目，家中也不谈论这类话题。所以其实我并不真懂性究竟是什么意思。只是隐约从二姨的故事里，从书上或者新闻中知道女人会为它自杀，男人会为它判刑，１０年、１５年、２０年的都有。最近更有许多领导干部为它颜面扫地。因此我希望自己永远不要与之沾边，就像红卫兵不能抽烟喝酒一样道理。
当时我的理想就是像毛主席教导的那样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这些闪亮的词儿出自他的名著《为人民服务》，我们早已熟记于心。几年后，我才知道这种对性的态度放在女人身上还有另一个词，即贞洁，那是我亲爱的老二姨的名字。女人要守身如玉，这种观念显然是“四旧”，奇怪的是我们这伙女红卫兵不但不想去破除，还竭力维护它，好像它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我们到广州后第５个晚上发生的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
那天晚上，两个高三女生到了９点多还没回来，我们正有些着急，突然看到她们押回来一个３０来岁、又粗又壮的“俘虏”。原来当天下午两位女红卫兵在市里走迷路了，她们向这个男人问路，结果走到了郊区一座废弃的教堂附近。暮色降临，两位女生在废墟边一路琢磨怎么回事，怎么才能回到驻地，周围风摇树影，野草丛生，虫声一片。突然她们听得身后一阵嘈杂，一群当地居民抓住了一个男人。
就是这个人给她们指的路，他居然一路跟了来，而她们还不曾觉察，当地人的革命警惕性却非常之高，他们注意到他一直鬼鬼祟祟跟着两个女红卫兵，联想到这儿曾发生过强奸案，于是采取了行动。
听到这里，我吃惊不小：强奸，在我眼里，这简直比谋杀还坏。我们开始审问这个人，他说的姓名、年龄和职业我已全然没有印象，我们应该还问了他的阶级成分，似乎不属于“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革命烈士），不然就不会发生后来的事了。
我们问他为什么要引我们的两位战友去那么偏僻的地方，他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所以然，这使我们更相信他对我们的阶级姐妹不怀好意。我们缩小了包围圈，一手叉腰，一手指着他的鼻尖，有些人已经开始解皮带。问题越问越尖锐：
“这么说你仇恨红卫兵？是不是？你老实交待，不然就砸烂你的狗头！”
“是是，我恨。”
“那么你也仇恨文化大革命了？你想破坏文化大革命么？”
“是是，我仇恨……我想破坏……”
“你是不是阶级敌人？”
“我是阶级敌人。”
“你是不是国民党特务？”
“我就是国民党特务，我是台湾派来的。”
“你想国民党打回来吗？”
“对对，我想……”
“你有没有枪？”
“哦，有的，有的，我有枪，有手榴弹，我还有机关枪。”
“有没有和台湾联系的发报机？”
“当然有啦，我有一台发报机。”
“你把这些东西都藏在哪儿啦？”
“我埋在我家的后院里，你们跟我去，我带你们去看，你们可以把它挖出来。”
再审下去，这个人问什么招什么。他的口供在我们脑子里全变成了事实，这些“事实”令我们对他满腔仇恨，他不再是一名嫌疑犯，他变成了真正的犯罪分子，一个不折不扣的阶级敌人。我们开始动手揍他。
接下来的一幕令我们所有的人瞠目结舌：在雨点般的拳打脚踢中，他突然站起身来，把白色的短裤往下猛一拉：他竟没穿内裤，露出来的是他的那样东西，他的生殖器，又粗又黑，在一丛黑毛中突将出来。它似乎硬着，立着，在向我们点头。
我不由自主地盯着它看，完全不知所措。我又羞又恼，手冰冷，脸发烧。几秒钟内谁都没动弹，大家都僵在那里。随即像堤坝决口，洪水外泄，女红卫兵一窝蜂逃出教室，站在走廊里，男红卫兵则拿了竹竿冲上去收拾他。
我们都恨透了这家伙！也不知是女生更恨他还是男生更恨他，女生恨他是因为他侮辱了我们，男生恨他因为他是男性中的败类，他这么一暴露，不啻把所有的男性全都毫无羞耻地暴露在大庭广众之前。他们都像是被他扒得一丝不挂，多么令人难堪。这次他们真的发了狠，打打打，往死里打，他罪有应得，这个败类！
又一通答鞭，竹竿如雨点般落下，只一会儿这人就瘫在地上。棍子悬在半空，有人帮他拉上短裤，我们涌回教室张望，这人纹丝不动。他没了气。
这下我们面面相觑，慌了神：人怎么这么容易就死了呢？简直不可思议！我们惹了乱子，闯了大祸。赶快叫公安局来，这家伙不是个阶级敌人么？我们还有他的口供。当然上面没他签字，成点问题，但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不都可以作证么？我们个个都亲耳听见他承认犯下了那些滔天罪行。
于是我们鼓起勇气打电话给广州市公安局，告诉他们这儿刚有个人死了，实际上他是被我们打死的。我们请求他们派人来调查这件事。“越快越好，”我们说这话时嗓音不禁有些颤抖。
电话那头，警察一定要先弄清我们是何许人，我们说是北京来的红卫兵。听到这句话，他们的声音突然变得热情友好起来。原来他们是造反派，刚造了公安局的反，夺了他们的权。他们说坚决支持从毛主席身边来的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这个案子就这么了结了，不必再费事调查。他们会叫火葬场的人赶快来把尸体运走。
闻此，我们心里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不费吹灰之力就摆脱了麻烦，叫人实在难以置信。反过头来，我们倒有点不安，再次请求警察能来笔录一下案发经过。“真的没必要”既然他们一锤定音，我们也只好作罢。
那个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倒不是怕闹鬼，我从小受的唯物主义教育使我相信世上并没有什么鬼神。是我被自己纷乱的思绪扰得夜不成寐。
这人竟死了！他实在太傻了。他要是对我们所问的问题一概否认，不就没事了吗？无论如何都不会把一条命搭进去。态度不老实也许会惹恼我们的人，一顿打是免不了的，他得咬咬牙坚持一下。要是他任凭我们拷打不松口，即便别人无动于衷，我想我也会帮他说句话，放他一马。红卫兵都敬佩英雄，我的同志们也决非不可理喻之辈。可这家伙，一副熊样，窝囊废！可惜他太不了解我们红卫兵了。
其实就算他承认了那些问题，只要他后来不那么下流，不脱他的……也不至于当场送命。所以回想起来他说的做的没有一件是对的，他被打死也只能说是咎由自取。这么个流氓，恶心透顶！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强奸犯，反革命。罪有应得，死有余辜！
我们晚上打死的这个人，夜里我还得把他在我心里再杀一回，不然我就没法睡觉。当我把他送上良心的法庭判了死刑的时候，我可是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从来就没把他招认的罪行当真。其他人也不信他编的那些鬼话，不然我们会拿了他的地址去查他的后院。公安局的人根本就没向我们要他的地址，他们一准也知道他说的不是真话。
第二天早上，我们搬出了中学住进广东省委所在的大院。这个大院和我从前住过的机关大院大同小异，也有解放军站岗。但哨兵拦住的全是“国家的主人”，“人民的公仆”则坐在四个轮子上进进出出，接受卫兵的敬礼。我们是从北京来的红卫兵，我们说要驻扎在这里点文化革命之火，谁敢阻拦？不久有关部门就通知卫兵让我们自由出入。
于是我们移师省委，扎营在一处叫冰室的地方，因为这儿可以一天到晚买红豆冰吃。安顿下来之后，我们对大院巡视了一番。这地方挺不错的，一个颇大的湖，湖畔栽满了茉莉花。一眼望去，铺天盖地的小白花蕊，清风送爽，遐迩飘香。外面的世界闷热羹沸，这儿却宁静怡人，好一个世外桃源。这正是我们到此一游的目的，我们就是要搅乱资产阶级的太平，在司令部里掀起红色风暴。
从我们调查得来的结果来看，广东省的气氛很不对劲。所到之处，听不见“文革”的呐喊，嗅不着战场的火药味儿。盘旋在街头巷尾的是软绵绵的粤剧清唱和广东音乐，街市熙熙攘攘，吃的，喝的，聊天的，买东西的，什么人都有。不少私营店铺生意做得红红火火，资本主义在这儿大行其道。
于是我们起草了一份文件，通令全广州所有的私营商店从即日起停止营业，谁若对我们的命令拒不服从，一切后果由他自己承担。接着，我们把文件拿到一家印刷厂去，厂里的工人全力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头头们也不敢干预。工人们放下手中的活，为我们赶印了一万份这样的传单。
再下来，我们叫大院的交通队给我们派车，一会儿开来了一辆吉普。我们把传单搬上去，在市里转圈，沿途散发。传单像雪片一样飞落，行人争抢，先睹为快，孩子们跟着我们的车跑，一大群孩子，赤着脚，叭哒叭哒，像鼓点砸在街上。他们伸着手拼命叫，“给张我！给张我！”喊声热切而整齐，这一消息野火般在全城蔓延开来。在繁忙的街头，十字路口，本地红卫兵手持话筒，站在木箱上用广东方言宣读我们的通告，这都是我们组织起来的。
天擦黑我们才回到驻地，感觉真不错。广东不再是资本主义的温床，社会主义必胜……这边厢我们正在欢呼，那边厢鱼贯进来一帮中年干部，腋下夹着大大的公文包，说他们是广州市委派来的人，傍晚时分，市委被几百个私营店主围住，店主们强烈要求政府将他们的商店收归国有。
“那好哇！国家早就应该接收它们。”
“事情哪有这么简单？市里没有资金去收购这些店铺。店要是收归国有，店里的老板伙计就都成了国家职工，将来不论商店盈亏，国家都得付他们固定的工资，还有医疗费、福利奖金、养老金、住房、孩子读书等等。要不然这些店主这么积极让国家来接管他们的商店？这等于说从今往后他们捧上了铁饭碗……”
我们压根儿没想过事情还会这么复杂，但我们又不愿半途而废，那不等于革命流产了么。于是我们和这些干部展开了对话，一直谈到半夜。我们给这些干部讲大道理，让他们认识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和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让他们不要让经济凌驾于政治之上。干部一方，则想用各种数据来说服我们，坚持说此举将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损失。我们洋洋洒洒高谈阔论，他们一板一眼算着细帐。大家总是谈不拢。
后半夜，他们好歹说服了我们：实施这一革命步骤的时机尚不成熟。也许我们根本没有被说服，只是我们太困了，头脑发木。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给了资本主义当头一棒，让吸血鬼们知道他们的好日子不长了。说实话，我们还真没想到大人们（市委干部和那些私营店主们）把我们的命令这么当回事。市委把我们当钦差大臣，连夜派人来说服我们，使我们感到不无满足。最后我们答应这个命令暂缓执行，意思就是我们不会再去把它付诸实施了。
虽然没能根除广州的私营企业，我们仍在广东省委的后院点了一把火。当地干部从我们这儿得到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内部消息，他们很受鼓舞，也跟着起来造反。有些人却非要做“保皇派”，同事操戈，朋友分道，夫妻反目，孩子和父母闹翻，盖因他们参加了不同的派别。红卫兵推波助澜，整个大院折腾得像开锅一样。
孩子们了无心机，大人们在他们的既得利益受到威胁时，却可以使出极其卑劣的手段。有一张大字报指控我们从北京来的红卫兵抽烟喝酒，偷公家的东西，还乱搞男女关系。所有这些都是无耻的造谣。特别是最后一项指控，简直恶毒透顶。在中国，说一个人男女关系不正当，乃是破坏他或她（尤其是她）名誉的最有力的武器，这个人从此臭不可闻。
不用说，我们火冒三丈，如果能查出这个蛊惑者，我们非砸烂他的狗头不可。但是大字报是匿名的，落款只写“几位革命群众”，我们去砸谁的狗头？我们又不能袖手不管，让流言蜚语把我们弄得名誉扫地。在这个大院，没几个人真正认识我们，可是很多人会看到这张大字报。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大字报并不是总讲真情实话，也可以用来诬陷栽赃。人们用它来闹革命，也用它来作人身攻击。读者又怎能明辨真相？它可以给无辜的人带来不可挽回的伤害。
我们只能星夜赶写一张大字报反戈一击。我还记得很清楚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当时觉得掷地有声，今天看来，却是毫无逻辑可言，我们的论点是：我们都是红卫兵，来自红五类家庭，根正苗红。我们对毛主席有天然的深厚感情，对阶级敌人无比仇恨，我们决心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由于这些原因，我们对坏习气有天生的免疫力，决不会沾染抽烟喝酒偷东西乱搞男女关系等恶习，那些匿名造谣诽谤红卫兵的人别有用心，革命群众应该提高警惕，挖出他们的黑后台。这个事件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走资派正在进行垂死挣扎，我们一定会把这件事搞个水落石出。
大概我们的威胁惊动了高层领导，没几天，我们接到邀请去和中南局党委副书记吴芝圃谈话。他对我们的态度和蔼亲切，几个小时坐着听我们批评广东省委，还建议为我们安排一次“接见”，当面对广东省委领导进行帮助。
“我们可没有时间‘接见’他们了，我们还要做更重要的事呢。”我记不得究竟还有什么大事等着我们去做，回想起来，那时我已开始对政治斗争感到厌倦。这远不是我想象中的斗争：理论和宣言，灵感和激情，真理的追求和崇高的牺牲。这是对权力的争夺，既丑恶又冷酷无情。够了，够了。９月还没过完，我们已决定离开广州。
在我们离开广州时，我们这一干人个个鸠形鹊面。我的嗓子全哑了，张开嘴什么音都发不出，真是种怪异的感觉。大概是因为发表了太多的演说，终日跟人辩论，高声引用毛主席语录来压倒对方，加上睡眠少，饮食又无规律。有时我们连续两、三晚不睡觉，有时一天只吃一餐饭，甚至不吃饭。
其实我觉得能活下来已属万幸。我们离开广州前的一个晚上，我跟着一队红卫兵在中山路上走。后半夜，整个城市都睡了，街道昏昏暗暗，我走得精疲力尽，两条腿像拖了两块大石头，越走越慢，另一个才１４岁叫武良的女孩和我走在一起。结果我们腿一软，竟在马路中间睡着了。
其他红卫兵走出两里多，发现我们丢了，回过头来找。还好在他们找到之前我们没让汽车或卡车压死，不然我们就成烈士了。像这样莫名其妙地死去，在后人眼里是愚不可及的。为了一个荒谬的信仰而牺牲了生命，而今历史已几乎完全把他们遗忘了。我庆幸自己还活着，可以写出这些书来。
□ 来源：杨瑞：《吃蜘蛛的人》第１４章：红卫兵不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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