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被人们定位为新文化运动。我认为,五四运动从信仰和人类之普世价值来看,是一场反文化、反文明的运动。
要讲新文化,首先必须搞清楚什么是中国的旧文化。所谓中国的旧文化,指的就是中国数千年来的传统文化。中国数千年来的传统文化本质是什么?一言以蔽之,是无神论帝王文化、权谋文化、官本位文化(可简称无神论皇权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造物主惟一真神的概念;推崇的是帝王,是官;讲究的是外儒内法、权、术、势。
19世纪清王朝,传教士传来了西方文明,在中国开办学校杂志医院等,事实上已经开啓了动摇传统旧文化的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国人开始打破闭关锁国状况,学习西方。官方学习西方的着眼点,首先是器物,是科技。渐次上升到学习西方的典章制度。形成了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个高潮,是戊戌维新变法。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西方典章制度优胜之处已经在中国广爲传播。
尽管戊戌维新变法失败了,但学习西方的思潮已经在中国蔚然成风。废科举,兴学校,建医院,开报馆,办杂志,开工厂,设商会,设邮局,架电线通电话用电灯,尤其是成立民意机构咨议局,男女平权的观念渐次普及。禁止妇女缠足,等于迈出了解放妇女的第一步。男女可以同工,可以同校读书。风气爲之一变。
辛亥光荣革命建立中华民国后,新文化运动理所当然需要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走向第二次高潮。第二次新文化运动高潮的主要内容是围绕着废除文言文,提倡白话文、通俗文体、语文合一而展开。但是,这当中也冒出了一股全盘否定孔子儒学、废除汉字、废除汉文的激进观点,为随之而来的赤化逆流开路。
1919年五四学生运动有两个重大国际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苏俄十月革命成功。前者巴黎和会将原来由德国侵占的山东转爲日本侵占,引发了五四爱国学生运动;后者导致苏共第三国际直接插手中国政治,扶持孙中山开办黄埔军官学校,建立苏俄红军式军队,发动北伐战争;同时在中国组建中国共产党,分裂中华民国,在江西建立苏俄代理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属苏俄卫星国-苏维埃政权,由此形成了中国至今的百年赤祸。
戊戌变法之前,清同治光绪二朝就开始了“师夷长技以自强”和“师夷长技以求富”的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坚船利炮-典章法律国体制度,是货真价实的学习资本主义工业化器物文明的新文化运动。辛亥革命民国后,追求语文合一,提倡白话文、通俗文体,无可厚非也是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
但是,今天鲜爲人知,对基督教的质疑和批判,是五四文化运动的一个主要倾向。这是中国新文化运动迈向歧途的拐点。从这个拐点开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中华民族从此开始了偏离普世价值-圣经文明的“百年孤独”的反文化运动——十足的赤祸运动。反文化运动的登峰造极,是1966-1976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就宗教信仰而言,五四运动其性质是一场无神论敌基督非基督教运动。这相对于中国无神论传统文化而言,所谓新文化,新在何处?追根溯源,中国人从一开始到西方留学,就没有认识西方核心价值:圣经文明造物主信仰。而是接受了进化论。
整整几代赴欧美留学生,都没有认识圣经文明上帝信仰,而是迷信了进化论。从严复翻译推崇进化论的《天演论》,从《天演论》的广汎流传和深刻影响,就可以看出。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对中国知识界影响很大,以至于使中国人相信弱肉强食丛林法则,就是西方强盛的原因。其实大谬不然,恰恰相反,西方强盛的原因在于圣经文明信仰上帝。推崇的乃是在造物主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衆生都是上帝所造,世人都是上帝所造的弟兄姊妹,都当爱人如己,强调互爱,强调博爱,强调每个人都要谦卑,看到自己的罪性,认罪悔改,宽以待人。
圣经文明是西方民主宪政政体制度的核心和基石。圣经文明首先强调神创论,确信天地宇宙万物,都是惟一真神上帝耶和华所创造。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国王和乞丐都是受造的弟兄,都当爱人如己。这样的世界观和平等观,就是西方民主政体制度的核心和基石。正因此,基督教基础上的宪政民主制度,远远超越没有上帝信仰的雅典民主,得以巩固和发展。
基督教关于人有罪性,人人都应当认罪、悔改,制定法律主要的约束对象是掌权者。这就是西方民主宪政法治的本质和由来。因爲人有罪性,掌权者若利用手中的权力爲非作歹祸害国家祸害人民,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绝对的祸害。所以特别需要人民自由选出的代表制定法律,约束当权者行爲。这与中国传统文化关于人性本善,不是由人民制定法律来约束当权者,而是期盼青天大老爷,法律由当权者制定,目的是用来管制和镇压人民大衆,有着根本的不同。
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主张中国必须学习德先生推崇民主的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却承继了义和团对基督教绝然反对的态度,以比先前义和团暴民不可比的思想理论资源和“高大全”士大夫教育家文化人形象(如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等)来推行非基督教运动。五四非基督教运动恰恰阻断了西方民主宪政的核心和基石在中国落脚生根。这是中国几经反复,迟迟不能建立起宪政民主政体制度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呼唤的另一位赛先生——科学。在有神论者看来,科学乃是人偷窥创造主创世造人方法规则的单科之学。因此,科学发明的创造来自于灵感,而灵感就是圣灵的感动。人们应当思考:爲什么近现代世界上很多重大科学发明创造,诺贝尔科学发明创造奖,多来自信仰创造主惟一真神上帝的犹太人基督徒,而与无神论中国人几乎无缘?
五四所谓“新文化运动”所掀起的非基督教的反圣经文明风潮,使中国人的心门没有并且难以向创造主敞开。以至于严重阻碍了中国人科学发明创造灵感火花的发生,阻碍了创造主惟一真神上帝圣灵对中国人心灵的沟通和感动。这不能不说是五四运动以来,特别是疯狂灌输无神论观念和以培养党的驯服工具为目标的中共囯奴化教育,使幼儿从小就与圣灵绝缘的重要原因。
中共统治中国,施行无神论奴化教育迄今70年来,佔全球縂人口五分之一14亿的中国人,对世界科学发明的贡献,与佔全球縂人口仅仅0.2%只有1600万左右的犹太人相比,简直不成比例。犹太人从小就接受惟一真神上帝信仰之教育,就强化閲读、理解、甚至背诵圣经。占据了从1901到2017年世界范围诺贝尔奖获得者总数的23%,进入21世纪,犹太人被授予了26%的科研类诺贝尔奖。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以美国爲首的国际社会掀起了一股反对中国无视知识产权,疯狂偷、抢、骗美国及其他国家科学技术的风潮,令每个有自尊的中国人脸红!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应当深思其中原因。要为彻底改变无神论党权文化奴化教育、人螺丝钉化机械化教育,而不懈努力。须知只有使中华民族信仰上帝,成爲信靠创造主上帝的民族,中华民族才有可能成爲富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优秀族群!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举国没有创造主主宰者惟一真神上帝的宗教信仰,因而没有良善的认同真理、判断是非对错的统一标准。以至在传统帝王文化、官本位文化、权谋文化的深刻影响下,人人以自我为中心,人人以邻为壑,人人以恨恶嫉恨他人为理所当然,所谓“人不爲己,天诛地灭”,与圣经文明长期形成的尊神爲大、爱人如己风尚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14亿人14条心,举国事实上散沙一盘,囯魂无依。
党国领导人毕竟是人不是神。人生短暂,人走茶凉,转瞬灰飞烟灭。秦皇汉武、唐宗宋主、成吉思汗、毛泽东、邓小平,都曾经不可一世,今安在哉?岂可把有限的人,当作无限的、全能的、永生的造物主惟一真神来崇拜?岂可把有限的人一时之认知一时之有限的话语,当作永恆不变的真理标准、刻舟求剑来遵崇?一个民族没有永恆常在常新的宗教信仰崇拜对象,就没有永恆常在常新的精神支柱和力量!
人的精神生活最高层次集中在精神信仰即宗教上。没有精神信仰的民族是猥琐的没有创造力的民族。历史证明:一个国家的知识精英群体以及他们的代表——国家首脑对待创造主主宰者的态度,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国运。圣经记载以色列人的历史,足以警示世人:领导一个国家的领袖及其精英群体的精神信仰,绝不是他们个人的私事,而是决定着国家的前途命运,关系到这个国家国运的兴衰、生死存亡。
圣经文明是今天欧美发达国家宪政民主制度的源头,它产生了以英美为代表的宪政民主法治政体制度文明和精神信仰文明,带动了全球化的物质和科技文明。1979年1月1日,中美建立外交关系。一个月后,邓小平以中国副总理的身份访美。陪同出访的李慎之在飞机上问邓小平:“我们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同美国的关系?”邓小平回答说:“回头看看这几十年来,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
邓小平的这次访美开启了中国的物质财富之门。中国在40年间借着改革开放迈入世界经济大国之列。遗憾的是,中国国家领导人始终没有意识到中国经济崛起背后上帝的那只看不见的手。以至于错过了跟普世价值-圣经文明接轨的大好机会。美国发达强大富裕的背后,是上帝之手的护佑。对于圣经文明,亲近,国家兴旺发达;疏远,国运坎坷曲折;敌视,灾患不断,祸起萧墙;迫害尊崇和践行圣经文明的达人信衆,国运必逆转,国家必走向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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