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伏尔泰（公元1694-1778年，法国）
伏尔泰，本名为Francois Warie Arouet，1694年生于巴黎。威尔都兰教授如此描写他：容貌毫不动人，丑陋，浮夸，油滑，猥亵，无顾忌，有时甚至虚伪，可是，他又是绝不厌倦地仁慈，体谅，慷慨花费他的精力和金钱，帮助朋友如攻击仇敌般的热心……。
就是这么一个好好坏坏的人，却成为十八世纪法国最伟大的作家，一生挑战君王和教皇；他掀起的波涛足以动摇法国社会的陈旧根基，在令全世界震惊的法国大
革命中，人们看到了他的胜利成果，1791年，议会逼得国王路易十六将伏尔泰的遗体迁至万圣庙（Pantheon又译先贤祠），一路上有十万男女随行，街道两旁有六十万人目送。灵车上写着：他给人类的心以巨大的动力，预备我们走上自由之路。
伏尔泰一出生，母亲就去世了，护士说这婴儿活不过一天，此后，他的脆弱的体质给他坚不可摧的精神带来不少痛苦。他刚会写自己的名字就哼哼唧唧做起诗来，自小喜爱文学，一位邻居是女明星，识得他的才华，遗嘱里赠给他两千法郎供他买书。十二岁时他居然跟博士们讨论起神学，再长大些，声称要把文学作为职业。他父亲怒不可遏，说道：“文学吗？文学是那些愿做社会废物，成为亲戚的拖累，自己终于活活饿死的人的职业”。儿时他不大安分，老晚不回家，跟镇上的滑头和躁客厮混，试犯圣诫，恼得父亲送他去当狱吏的亲戚家，事实上相当于拘禁他。可那狱吏居然也喜欢他的聪明因而给他自由，父亲又把他送到海牙的法国大使身边，请求大使严加管束。不料他跟一个“小荡妇”偷偷谈起恋爱来，于是又被遣送回家。1717年，他的诗文得罪了握有实权的摄政王阿鲁亚，阿鲁亚还怀疑一些攻击言论也出自伏尔泰之手，于是把他关进巴士底大牢。不久，摄政王发觉冤枉了他，释放他时还给他一笔恩俸。
接着，伏尔泰开始热心于舞台剧，1718年，他的悲剧“厄狄帕”连演45个整夜，打破巴黎所有纪录，于是名声大噪。他把做戏剧赚来的钱，用于投资，日后发了大财。他到处受人欢迎，上流社会也来攀枝，全欧洲出了名。有位贵族见他没有头衔居然取得如此地位和光荣，很看不起他，在一次宴会上听他发挥口才和机智以后，说道“这个喉咙如此高的少年是谁？”伏尔泰迅速答道“爵士，他是并不带有一个大头衔，只因他自己的名字而得人家看重的人”。爵士怀恨在心，派人在夜里打他一顿，第二天，受伤的伏尔泰去向爵士挑战决斗，爵士让其表兄警察大臣逮捕他，投入巴士底大牢，马上又改为放逐去英国。在英国码头他又乔装返回，立意报仇，可得知已经被发现，于是再上船，在英国流亡三年。
在英国的经历对伏尔泰的影响不小，他看到这里各种思想观点都可自由发表，看到宗教界在改革以后表现出的宽容，这个国家曾绞死过一个国王、又搬进了一个国王，这里的议会是欧洲最强有力的，这里出过像培根、霍布斯、洛克这样的大哲学家，伟大的科学家牛顿刚刚去世，这里没有巴士底监狱，这里有权者无法将自己的仇敌不经审判而关进大牢……。他把这一切写进“英国通信”，在朋友中流传，信中由衷地赞美英国，特别推崇英国思想界、科学界、宗教界、政界的自由，痛斥法国的暴君专制和奴隶束缚，鞭挞法国闲荡的贵族和攫取民脂民膏的祭司阶级，呼吁、促进法国的中产阶级起来争取应有的权利和政治地位。
这“英国通信”就如一只巨大的雄鸡为“法国大革命”发出了第一声，虽然已回法国的伏尔泰没敢公开发表，但却有书店的老板偷偷地出版，销路广开，急得法国议会马上下令烧毁，伏尔泰大为吃惊，预料自己将再次重游巴士底监狱，赶紧带着28岁的沙得勒侯爵夫人，躲到叫做息累的地方，住进侯爵夫人的城堡里。1734年，他们两个一起回到巴黎，不久被提名为“法国学院”的候选会员，伏尔泰为得到选票，做了一些如讨好、说谎之类不光采的行为。选上以后，他一面周旋于巴黎的上流社会，一面继续热心于戏剧，地位和名声更为攀高。1748年，侯爵夫人爱上了漂亮的圣郎贝侯爵，伏尔泰虽然大怒，但也只能无奈地调侃自己：“这是万物的秩序，一只钉挤出一只钉，世界就这样前去。”好在不久，德国的君王富勒德立邀请他到坡次丹的朝廷去，为的是要他把法国“启蒙运动”的气息带给德国人。在那里他过得比较惬意，写道：“经过50年的风浪，我终于找到一个安泊，我找到国王的保护，哲学家的谈话，和蔼可亲的吸力，齐备于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安慰我十六年来的患难，庇荫我脱离仇敌。”谁知道好景不长，伏尔泰私下投资一项公债，是富勒德立所禁止的，于是得罪了君王。过了不久，他再一次冒犯大帝，在一次有关牛顿的争论中，他站在富勒德立的对立面，这也没有什么，但是当他宣读一篇驳斥对方的文章后，富勒德立被逗笑了，但要求他不要公布，他表面上应承，却隐瞒了此前已付诸印刷的事实，君王得知后大发雷霆，而他却已经预见大祸将临而逃去法国，谁知法国政府正下令放逐他，因为他在柏林出版了“最无顾忌的一部著作”。他只得在日内瓦附近，卖了一所旧庄子，取名叫“乐庐”，作为暂时的居所。
那部“最无顾忌的著作”，书名很长：“自沙利门至路易十三其间各国之精神与道德论”。伏尔泰立志要写与众不同的历史，他说许多历史著作“无异是强盗的历史”，“历史非他，只是罪恶灾难的写照”。他要从政治变迁的后面去追溯人心的历史，“我要著一部历史，不是战争历史而是社会历史”，“我的目的是写人心的历史”，“我无意于爵爷们的历史”，“我要知道人民自野蛮进于文明的步骤是什么”。后来有些历史学家称伏尔泰开创了历史哲学，奠定了近代历史科学的基础。
在“道德论”这部书中，他说到，基督教压迫异教造成罗马的内溃，以致遭野蛮人侵入而灭亡，此话激怒了教士阶级；他说到，东方是一个巨大新奇的世界，东方的文明大于欧洲的文明，欧洲的教条因此而相形失色，又激怒了欧洲君王，为此，法国君王下旨曰：这个法国人从此永不准踏上法兰西的国土。
1758年他找到了一个永久的安身之处，在靠近法国的瑞士边境，叫做“裴涅”的地方。此后，这里就成为全世界知识界的首都，博学的文人，开明的君主，怀疑的祭司，倾向自由的贵族，喜好学问的贵妇，高高在位的官吏，启蒙运动的战士，不计其数的人，源源不断地来见他，来不了的就寄信，其中有俄国的卡德林娜二世，德国的君王，富勒德立在信中写道：“你对我做了好些过不去的事情，我都已原谅，并情愿忘掉。……我认为你是各时代中产生的最美妙的天才，……没有一个作家有你这么锐利的机智，这么确凿而精致的趣味。你是诱惑力最大的东西，能够让全世界倾爱于你。”
敏捷深邃的思维，遣字造句的巨匠，无人不赞的口才，辛辣妙趣的篇章，宗教、历史、科学、政治、道德、戏剧、诗文、小说等等，他无不涉及，洋洋数百万字、99卷著作，这一切都表明富勒德立的赞辞并不夸张。现代的读者对伏尔泰的著作也许不会有多大的兴趣，可是我们切不可忘记这个“最美妙的天才”，曾对历史上的法国所产生的影响，被形容为“半个法国大革命”。
伏尔泰给法国人民带来了英国的丰富信息，洛克式的自由，议会政治，无权的君王，宽容的宗教等等，成为启蒙运动的先行者；他身先士卒地站在挑战君权与教皇的最前线，撬动了旧社会的根基。特别是对于宗教，他的文字大部分射向天主教会，如果说他年轻时对教会还只是怀疑和不敬，那么随着年龄的增加，渐渐演变为火一般的愤怒，在耳闻许多惨不忍睹的事件以后，更是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1761年，图卢兹地方的一个“改正教徒”的儿子自杀，谣传说是因为他儿子要入天主教，被父亲杀死了，于是这位父亲被抓去，受尽毒刑，不久一命呜呼。1762年，又有恶毒的谣言说伊丽莎白·西逢斯是被改正教徒推倒井里而死的。1765年，一个16岁的少年拉·巴勒，被人控告损坏十字架而逮捕，在严刑拷打之下，少年被迫认罪，结果被割去头颅，身体投入火堆，围观的天主教徒们拍手欢呼。还有其它类似的事件发生，伏尔泰大怒，拍案而起：“来呀，勇敢的狄德罗，刚毅的丹郎柏，大家团结起来，打倒那班狂迷和阴险的东西，铲尽枯涩的誇论、卑鄙的诡辩和扯谎的历史，……正在产育中的时代要籍我们找到它的理性和自由。”他写了许多小册子，历史、对话、信札、问答、痛骂、讽刺、讲道、诗歌、故事、寓言、注释、论文，源源滚滚地撒向大地。他使用的语言也是够狠的：“基督教一定是神圣的，因为他已支撑了一千七百年，虽然事实上那么满载着邪恶和愚妄”，“第一个神父乃是第一个恶棍遇着第一个笨伯”。他对人民说，你们不是宗教争斗的祸根，罪魁祸首是那班祭士和神学：“那班人由你们的劳力在舒服的懒惰里喂得肥头大耳，由你们的血汗拥有了资财，乃在争夺党羽和奴隶，他们用一种破坏性的迷狂灌入你们的心中，这样他们可以做你们的主人，他们弄到你们迷信，不是要你们怕神，只是要你们怕他们自己”。
可是，别以为伏尔泰否定“神”，或否定“信仰”。他在给狄德罗的信中写道：“每每在思维中觉得万物间种种神奇的关系，我就疑有一个能力无限的‘造物者’，若猜度它是‘什么’或‘为什么’造出各种存在物来，都是很武断的，那么否认它的存在，在我看来也是很武断的。”他认为要有一种赏善罚恶的永生的信仰，否则信仰没有多大的价值，“对于平常人（下等人），一个因果报应的神是必要的”。他还写道：“让有的人免于罪恶，单单这个已经够使我满意了。这种信仰即使不过防止十次谋杀、十次毁谤，我便主张全世界应该接受它”。他不完全赞成无神论，说道应该把信仰和迷信区别开来，在他心目中的信仰是这样的：“有神论者就是一个人坚信有一至高无上的存在者，其善如其有权力一般，创造万物，罚一切罪恶而不用残虐，报一切德行以善……他根据这个原则同世界上旁的一切联合起来，不加入那全是互相冲突的各种宗派中任何一派。”
伏尔泰的话，道出了对于宗教的一种值得称道的态度，你可以不加入某一宗教，但你可以认为人类社会需要宗教。对于倾力穷究宇宙奥秘却不得志者的心灵，对于在强大自然力量面前怀着极度恐惧者的心灵，对于盼望有至高无上权力来惩恶扬善者的心灵，对于畏惧死亡祈求永生者的心灵，信仰是他们的精神寄托，宗教的存在是有其理由的。虽然宗教争斗及迷信也会带来灾祸，但是，人类的本性决定了，没有宗教也要造一个出来。
伏尔泰与小他20岁的狄德罗是同一战壕的战友。狄德罗是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之一，他及其一群朋友被称为“百科全书派”，他带领大家20年如一日地出版“百科全书”，最初几版被教会禁止，严厉的压制逼使同伴们离去了，他依然鼓足勇气坚持着。他写道：“我不知再有什么比神学家反对理性的那些含糊论调更为无耻的了。听他们说来，我们就要想人们除了像一群猪走进它们的巢窟，否则不能走进基督教的中心了”，“人们绝不会得到自由，除非等到最后一个祭司的肚肠把最后一个皇帝绞死”。狄德罗的伙伴霍尔巴克也同样锐利地评论道：“我们要是追朔到原始，便会找见愚昧和惧怕捏造了各种神，妄想，热狂，欺诈，把他们装扮起来或改换了本来面目，懦弱地崇拜他们，暴君拥护他们，籍以役使一班人盲目地来供他们的利益”。伏尔泰虽然不能完全接受这些较为激进的评说，但很乐意参与他们的工作，撰写了若干条文。他自己也开始着手另一部百科全书即“哲学辞典”，每一条文都是简练、清晰、机智的典范，以致有人如此赞扬：“有的人在一小卷里都显繁锁，伏尔泰在一百卷中还是简洁”。
这部辞典证实了伏尔泰是一位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和狄德罗相近，延伸在培根开辟的大道上，他写道：“我们决不要说，让我们先创立原则，籍此可解释一切事物。反之，必须这样说，让我们把事物作一精密分析，然后用十二分的虚怀看这是否应该是什么原则”，“培根早已指示科学可循的大路”，“却后来笛卡儿出世，应该做的不做，恰做了个相反，不去研究自然，反而臆度自然”。
上文说到“半个法国大革命”，也许读者会问，那另外“半个”是谁呢？那就是卢梭。卢梭的信徒马拉和罗伯斯庇尔，在法国大革命的后半期成为掌权者，导致法国陷入独裁的、恐怖的“断头台”政治。伏尔泰虽然没有亲见这种结果，但他早已看出卢梭不健康的心理。卢梭把自己的“论不平等”一书送给伏尔泰，伏尔泰回信道：“先生，我已接到你反对人类的新书”，“在试将我们转变为野兽的企图上，从没有人如你这样聪明；读你的书真的令人渴慕用四只脚在地上爬了。”在读到卢梭的另一本著作《社会契约论》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唉，先生，你看现在卢梭像个哲学家，正如一只猴子像一个人了。”1755年11月，一个叫力兹班的地方大地震，造成三万人死亡，法国的祭司阶级解释这场大灾难是对力兹班民众所犯罪孽的惩罚，伏尔泰听了勃然大怒，发文表明态度：不是神有力阻止罪恶而无心，就是神有心阻止而无力。不久伏尔泰看到卢梭的公开答复：假如人们住在野外而不住城里，住在露天而不住屋里，就不会死那么多人。伏尔泰大为惊讶，卢梭竟把大灾难看作是大自然对文明的惩罚，因为人违逆了自然。伏尔泰对卢梭的不满和攻击，显现在许多书信和诗文当中，不过，当瑞士政府烧毁《社会契约论》这部书时，他声称坚守一条主义：“你的话我一句也不同意，但是你说那话的权利我死也要维护的”。日后，卢梭被迫东躲西藏的时候，他还去信邀请卢梭住到“乐庐”来。
这里不想更多地纠缠于伏尔泰和卢梭如何互相攻击，但希望人们关注这两位都被喻为“半个法国大革命”的哲学家为何发生对立的实质性原因。（注：下文关于洛克与卢梭的分歧部分，在威尔都兰的著作中并未提及）
伏尔泰曾流放去英国三年，阅读到培根、霍布斯和洛克的著作，亲临思想自由的社会环境，目睹议会政治的现状，深受其影响，他希望能唤醒人们的理性，挑战封建专制以及君王和教皇的统治，按洛克式的政治哲学改造法国。卢梭出身贫贱，满怀对富人、贵族的仇恨，非常厌恶“保护私有财产”的政治宣言（洛克的主张），设想用极端的手段，限制私有财产，迫使每个人上交一切财产和权利，达到“真正的平等”。伏尔泰追随洛克，而卢梭处处与洛克的学说针锋相对，这就是二人产生分歧的实质性原因。
洛克（《政府论》）和卢梭（《社会契约论》）的著作中，有相似的提法，这一点使得有些学者对二人的重大分歧视而不见，从而误导读者。这些表面上相似的提法，包括：反对君主专制，主张政治的目的是为谋公众福利，提出权力来源于人民，政府的官员由人民委任或更换等等。但是，两人政治学说中明显存在完全针锋相对的分歧，可以简单罗列如下：
一是，关于财产权：洛克认为，政治的目的之一是维护财产权，社会应制定法律规定财产的合法占有以及如何保护合法占有不受他人侵害。卢梭认为，财产是公共所有的，私人财产的占有，导致罪恶、灾祸和混乱，法律应该确立财产的公共所有权，并以最狭隘的界限规定个人的财产，使人人平等，并制止有人发财致富。
二是，关于政治的起源：洛克认为，人们是出于保护自己以及自由、财产的动机，自愿地通过相互协议而结合，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统治者和政府形式，就这样组成了政治社会。卢梭认为，政治和法律的起源，在于富人强者维护掠夺得来的财产和权利，并对穷人弱者套上枷锁。
三是，关于什么是良好的社会制度：洛克认为，良好的社会制度，就是能切实保护个人的财产、生命和安全的制度；卢梭认为，剥夺个人的绝对生存的制度是最好的社会制度，社会成员必须把个人的一切，包括财产、权利和生命，都交给社会共同体并由其支配，共同体保证对每个成员平等对待。
五是，关于公意：洛克认为，社会必须有统一的意志（或称公众意志、社会意志等），这意志是通过大多数人的意见或意志表达出来的，是通过不同意见的争议、商议而后按多数决定原则决议而产生的。卢梭认为，公意（或称公共意志、共同体的意志等）是所有社会成员共同的完全一致的意志，全体成员必须服从公意的绝对权威，不允许对公意存有异见，反对公意的人不再是这个社会的成员，或驱逐或处以死刑。只有当公意被绝对服从的前提下，才允许应用多数原则。
六是，关于绝对权力：洛克激烈反对绝对权力，他所说的绝对权力是指不受法律约束的个人或少数人拥有的权力，绝对权力使社会难以维系，人民有权不服从并推翻它。卢梭认为，共同体必须有绝对权力，否则社会公约就是一纸空文，他说的绝对权力就是所谓“主权”，而“主权”就是公意的行为，谁反对“公意”，就要“迫使他服从”。
七是，关于自由与服从的关系：洛克认为，自由与服从是相对的，自由是指人们在服从法律的范围以外有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卢梭认为，自由与服从是一致的，自由即服从自己，因为公意也就是每个人自己的意志，所以服从公意就是服从自己，服从公意才是真正的自由。
八是，关于公众福利：洛克认为，公众的福利就是社会全体成员个人利益的总和或集合，公众的利益是大多数人认同的利益。卢梭认为，公众的福利不仅仅是个人利益的总和，而是大于这总和，公众福利不建立在个人利益的基础之上，公众福利是个人利益的源泉，只有首先保证公众福利才能保证每个人的利益。
九是，关于代议制：洛克认为，人民通过法定程序选举议员或代表，委托他们组成立法、执法或行政机关等，以行使各种政治权力，处理社会和国家的公共事务。卢梭认为，人民在选出议员或代表以后就不再是自由的了，议员或代表所代表的是选举他们的那部分人的利益和意志，这将造成共同体的分裂、解体。
十是，洛克认为，必须把社会和政府（或者说国家）区分开来，社会或人民对于政府或国家始终保留着自己最高的权力。卢梭认为，社会、人民、共同体、主权者、国家等都是同一个事物，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论述时用不同的名称。
从以上举出的十个方面可以看出，卢梭在很多基本而重要的观点上跟洛克针锋相对，这些分歧代表着两种对立的政治哲学，卢梭的政治哲学是伪民主真独裁的源头，而洛克的政治哲学为现代民主奠定了基础。这才是导致伏尔泰与卢梭观念冲突的真正原因。很多学者都认为他们二人之间是“自由与平等的冲突”，或者是“理性与情感的冲突”，其实不然；“自由与平等的冲突”只是政治哲学中有关价值观的取舍问题，“理性与情感的冲突”只是政治哲学中有关如何调动人性的问题。还有人把“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套在卢梭的头上，那是小看他了。人们以为卢梭站在弱者一边，以为卢梭是追求“平等”的斗士，是民主的奠基者，那确实是天大的误解。卢梭创设的（不同于君主专制的）专制独裁的政治哲学，后来经马克思及其信徒发展为一门“科学社会主义”，其实践的结果导致人类社会发生巨大灾难，罗伯斯庇尔的“断头台”政治与之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而作为卢梭的同时代人的伏尔泰，很早就看出卢梭的不健康心理，早就指出卢梭“反对人类”的倾向，可是在他身后的二百多年里，还是有不少学者对卢梭报之以赞美之词，对此，用一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恐怕难以搪塞吧。
伏尔泰活到八十三岁了，油然生出要去巴黎看看的念头，谁也拦不住他去这一趟
劳累的远行。一到巴黎的第二天，他借住的朋友家像暴风雨般地涌进三百多人来，都来欢迎他就如欢迎一位君王。不久他病得非常严重，朋友请来一位祭司来听他忏悔，他问“僧侣先生，你从谁那里来？”回答是“从神那里”，伏尔泰又问“那么先生，你的凭据呢？”这祭司跑掉了。第二个僧侣来了，要他签字信奉天主教，他写了一纸条，交给秘书：“我敬神，爱朋友，不恨仇敌，深恶迷信而死。（签名）1778年二月二十八日。”三个月后，他那顽强的生命终于停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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