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有个段子说：“新冠疫情，中国打上半场，世界打下半场，海外华人打全场”。对于一场地地道道的瘟疫，已经并仍在吞食着成千上万的生命，把它比作一场球赛，有点过于残酷。此处暂且借用段子的比喻，像薄伽丘《十日谈》中的主人公们那样，权当无奈之下的苦中作乐吧。
其实，17年前，一场类似的瘟疫就曾席卷华夏大地，当时担任中共总书记的胡锦涛，多年之后仍对那种瘟疫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不过那段时间我刚好不在国内，虽然始终密切关注疫情的发展，但毕竟是一个远距离的观察者，就像坐在电视机前观看数千公里之外的球赛一样，能够看到比赛的进行，却无法体会赛场上的气氛，缺少直接的感受。而这一次的武汉肺炎（当时中国官媒用语），我正好回国省亲，经历了上半场。待到二月上旬，疫情发展异常严峻，航空公司陆续停飞中国航班，各国开始撤侨，我也随之离开中国。一个月后，疫情开始在中国趋缓，不幸的是，却在其他国家接连爆发。其中，意大利只用了十几天，便在确诊和死亡人数上超过了中国，西班牙和美国正后来居上，如今这三个国家的哪一个数字都甩出中国官方数字几条街。这一次，算是亲身经历或者说近距离地观看了上下两个半场的比赛。
其实不管在哪里，我们实在没有资格说自己打了哪个半场。真正进场的，是那些医护人员，他们是拯救人类的英雄。再扩大一点，是那些冒着病毒传染的危险为社会提供基本服务的人。
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以往赛事常常出现的高潮迭起，被时时的心惊肉跳所取代。作为观众，最突出的感受，就是两个半场打法的不同了。
出发回国之前，武汉肺炎流行的消息在国内还是敏感词，尽管在香港、台湾和新加坡，都已经发现武汉游客的传染病例，亚洲一些国家已经开始采取措施防范。而当时的武汉，却还沉浸在万家宴的狂欢之中。不过，我抵达北京后，武汉肺炎的消息已在坊间传开。紧接着，便传来武汉封城的决定。
将一个有13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完全封闭，切断与外界的水陆空交通联系，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全世界也绝无仅有。实际上被封的还不仅仅是武汉，湖北其他一些城市也同时被封。据说一些挂“鄂”字牌的车辆，即使已经离开湖北，也会在路上受到拦截，令其折返武汉。如果这些人尚未感染肺炎，不是要把他们再度逼回险境吗？因为当时的武汉，即便是重症也很难找到医院收治。与邻为壑，何至如此？
紧接着，其他省市也纷纷采取了不同程度的人员出行限制和封闭措施。与此同时，仿效2003年非典期间北京小汤山医院的模式，火神山医院神速动工，画面传遍全世界。随后，雷神山、黄冈“小汤山”等多个临时医院项目纷纷上马。全国各地紧急组建医疗队，驰援武汉和湖北，军队的医务和后勤人员也加入其中。此等规模的举动，一方面反映了湖北疫情的严重程度，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中国政治体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速度和效率。它的好处和坏处都十分明显。首先它确实有效控制了疫情的传播，但同时也给经济和民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特别是社会中下层的群体，他们的就业，甚至生存都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危机。或许他们就是某种语境中常说的“代价”吧。
采取这些措施的保证，来源于D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包括信息和言论。尽管疫情最严重时，武汉及湖北很多地方的医院一度完全失去应对能力，封城后有些地方出现生活物资供应中断等一系列问题，但对民间有关疫情消息的传播和网络的控制，却从未出现过任何疏漏。不仅外国媒体的记者不能进入湖北，就连本国的民间人士，如已在武汉的陈秋实、方斌等人，以及所有当地的普通民众，也休想探知和发布有关疫情的任何信息。对于舆情的控制，可以说是保证硬性措施得到执行的关键。
常言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进入3月，新冠肺炎的势头在中国境内渐成强弩之末，但在中国以外，却如天女散花般遍及南极以外的所有大陆。在欧洲，意大利首当其冲，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急剧攀升，紧接着，瑞士、西班牙、德国、法国、英国纷纷陷落，欧洲迅速成为新冠肺炎的“震中”。从目前的情况看，美国正在甚至已经取欧洲而代之。
在尚无任何能够有效控制和治疗新冠肺炎药物的情况下，限制人员的流动和聚集，自然是控制疫情蔓延的唯一有效办法。然而，不要说封城，就是限制民众出行，对西方国家都不是一件想当然的事。首先，没有充分的理由，政府无权限制人们的行动自由；其次，限制人们的正常生活和工作，势必要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由于新冠病毒惊人的传染速度和致死率，给了各国政府宣布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的理由，消除了在法律上限制行动自由的障碍。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才是最大的困难所在：如何解决社会停摆对经济造成的巨大冲击。
与上半场严厉的行政措施和舆情控制不同的是，这些国家只是在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对较小的城镇采取了封城措施，在大城市和乡村则是取消一切公众活动，关闭商店、餐馆在内的所有聚集场所，市民居家隔离，但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封城。这样做主要是为了保证物资的正常流动和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与此同时，向因为居家隔离而面临困境的企业、个人和家庭提供经济帮助。几天前还充斥电视画面的叙利亚战事、非洲和南美的难民，一下子被新冠病毒的新闻所取代。从意大利总理、西班牙首相、法国总统、德国总理，到英国首相，再到美国总统，轮番上阵，每天都会出现在电视镜头前。除介绍疫情的最新发展、国家的应对措施之外，回答记者提问必不可少。连平时很少在媒体上露面的瑞士政府领导人，也在这段时间天天抛头露面，有时甚至是几个人同时上场。英国首相、加拿大和德国总理即使因感染病毒或需要隔离，也通过视频与民众保持沟通。这犹如一场大战之前，指挥官亲临前线，不仅对战场指挥十分重要，也可以鼓舞士气，提高士兵和一线指挥官的信心。不过这样的镜头在我离开上半场之前好像没有看到。
特朗普最初没把病毒当回事，现在则是天天记者会，有时一连两个多小时。虽然这些只能算是一些场面功夫，但这个作业也不是什么人都抄得来的。而真正亮出来的实货，让人有点儿要找下巴的感觉。欧洲国家，小国人口几百万，大如德、法、意者也不过数千万，为防止企业和商店因为停产、关闭，低收入家庭因收入中断而陷入经济困境，政府拿出的援助资金动辄几百、上千亿欧元、瑞郎、英镑，到了大洋彼岸，更是一下子砸出2万亿美刀，还不算中央银行或联邦储备银行无限量的信贷和货币宽松措施。本人阅历有限，这阵仗真是平生头一次领教。上次世界大战，已是80年前的事了，大多数人只是在书本和银幕上看到，本人对当时经济上的投入，没有做过研究。但这一次，从欧洲到美洲，再到大洋洲，这架势，绝不亚于一场战争。以往各国对政府财政的法定限制，国会对政府财政的制肘，一夜之间竟荡然不见踪影。美国国会曾因与政府在预算上存在分歧，即使逼得政府关门、发不出工资也不肯退避三舍。而这次居然在几天之内达成海量的巨额拨款，除少量为眼前抗疫之用外，绝大部分直接发给个人和企业。从大型航空公司和豪华酒店这种日蚀千金的企业，到因无力偿还银行利息和支付店铺租金而忧心如焚的理发店和餐馆个体老板，都要政府立马拿出钱来救急。
治理水平的高低，反映在人民享有的福利水平上，特别是中下层民众的基本生活是否得到保障，国家的GDP庶民能分得几何，而不在于政府行政命令的执行力度如何强大。中国的城市，流动着数以亿计的农村打工人口，他们大多没有固定收入，更无城市住房和医疗等基本社会保险。停工一天，便一日没有收入，几个月下来，给这些人造成的生活压力难以想象。虽然封城主要是武汉和湖北的一些城市，但实际上，全国各省市的经济活动都被迫陷入停滞状态。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那些无收入和低收入群体的生活，似乎完全被遗忘。之后公布的数万亿降准和基建投资计划，对他们来说连解渴的远水都谈不上。壮观的跨海大桥和超现代化的国际机场，无异于一座座海市蜃楼，养家糊口和房租水电才是他们的刚需。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宣布全民居家隔离的同时便做出保证——国家不会让任何一间企业因为停工而破产。其他国家的做法也基本上大同小异。
封城、关闭一切公共设施和居家隔离，都是疫情下的无奈之举。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采取这些措施时，民、社稷和君，三者孰轻孰重，决定了前后两个半场的根本区别。
既然是一场比赛，裁判的关键作用自不待言。在这场席卷全球的瘟疫中，唯一具有跨国家影响力且负有相关责任的国际组织，就只能是世界卫生组织了。
那么从病毒始露峥嵘，爆发，再到蔓延的过程中，卫生组织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呢？中国政府说，它在一月份就多次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有关武汉发生不明肺炎的情况。然而，卫生组织是否将有关情况转告各国或发出过任何警报呢？台湾多年来一直被世界卫生组织拒之门外。有报导说，早在去年12月底台湾便发现有来自武汉的人感染肺炎，有人传人现象，将有关情况报告了卫生组织。卫生组织对台湾的报告是如何处理的？一月下旬，武汉疫情失控，终成一场灾难，在无法继续掩盖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不得不将疫情公开，旋即宣布武汉封城。如果在此之前，卫生组织不是在配合中国政府对疫情保密，又该作何解释？以中国政府一直对疫情讳莫如深，生怕损害其形象的心态和做为来看，此时突然一反常态，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稍微有点儿脑子的人都会立即做出判断——疫情已经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要知道，即使在2003年非典最严重的时候，中国也从未采取过这样的措施。在世界上，哪怕是在2009年H1N1流感造成十数万人死亡的情况下，也没有过任何国家哪怕是对一个小城市实行过全封闭，何况武汉还是一个有1300万人口的大都会。对于这样一个警讯，卫生组织采取了什么行动？为什么不立即宣布全球卫生紧急状态，向中国派出专家组？专家组2月11日才姗姗前往中国。从疫情公开，大爆发，到专家组成行，中间整整经过了三个星期——疫情发展最关键的三个星期！卫生组织在等什么？难道是在等中国政府把设计的橱窗布置好了再去参观展览吗？是它没有立即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还是中国方面以某种理由拖延专家组的成行？
一月底，武汉和湖北多个城市病人暴增，医院人满为患，感染者不要说医治，就连检测都成为奢求，中国其他省市也出现相当严重的疫情扩散。此时不少国家，包括卫生组织执委会的成员都提出，应宣布武汉肺炎为全球卫生紧急情况，但受到中国的极力阻止，并为此向卫生组织派出了庞大的公关团队。中国的考虑，显然是因为一旦成为疫区很可能会导致各国中断与中国的陆海空交通和人员往来，停止贸易，使中国政府的形象受到打击。卫生组织不仅拒绝宣布中国为疫区，还坚决反对各国关闭边界和停飞中国航班的做法。理由竟然是关闭边界会鼓励人们偷渡！与中国外长指责有些国家反应过度，引发不必要恐慌，希望各国放松旅行限制，恢复航班和一切正常交往的言论一唱一和。为病毒向全球扩散保持了洞开之门。
卫生组织一直拖到3月11日才宣布全球疫情大流行。此时，中国境内情况已有好转，但一个多月的时间，无数受感染的病毒携带者已将病源带到了全世界，有些国家实际上已经处于失控边缘。诚然，停飞航班与否、限制入境甚至关闭边界，是各国政府的事，很多国家政府初期确实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对之后的疫情大爆发负有相应的责任。但为何几乎所有国家政府都失于疏忽？卫生组织反对采取上述措施，加上中国政府对本国疫情和死亡人数的淡化，或多或少麻痹了各国领导人对疫情的警惕。意大利确诊的第一对新冠病例，便是一对从武汉到意大利旅游的夫妇，二人于1月下旬由武汉前往意大利旅游。如果当时卫生组织发出明确警告，各国及早停飞航班，加强对人员流动的管制，便不会有意大利日后的灾难，至少会大大降低灾害的规模。
卫生组织对中国政府为控制疫情所采取的措施大加赞赏，专家组的报告也不乏溢美之词。然而，对于中国政府隐瞒疫情、训诫披露实情的医生于前，拘捕独立报道人士，删除民间有关疫情的网络信息于后，为何视而不见？难道保证信息的透明、准确不是防疫工作重要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吗？对于堵塞了所有其他信息渠道的中国政府，卫生组织有何理由对它的一面之词如此深信不移呢？据此提出的报告，对全世界到底是误导还是指导？任何科学研究，包括医学和防疫卫生，都必须建立在及时、可靠和充分的数据和资料基础之上，而独立的信息来源是可靠性的必要条件，如果卫生组织的防疫专家和小组对于防范大规模疫情的爆发和传播必须保证信息透明的基本道理都不懂或刻意回避，那么全世界陷入今天这个局面也就命中注定了。
作者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