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黄河源头 （7月25日）
跨千山万水，历千辛万苦，专程为黄河源头而来，却因为队友的生病，与她擦身而过，对我当然是一个莫大的遗憾。
不能亲眼见识亲手触摸黄河源头的水土，只能从队友们拍到的照片录像和描述，以及团队过去九年行走的资料，得知黄河源头的状况。
头晚到达麻多乡，由麻多乡到黄河源头还有约五十公里的狭窄颠簸的山路。除了我们连夜送高反病人返回曲麻莱县城的三个人，高反比较严重的救援队几个司机和随行的两个中学生也决定不去源头。原先的小面包车无法胜任那样的山路，团队租了当地人的越野车和皮卡，载剩余的十余人前往海拔4500米的黄河源头约古宗列盆地。
黄河源头有三条溪流，在西藏高原上由北向南排列依次为扎曲，约古宗列曲和卡日曲。国家地理杂志将居中的一条约古宗列定为正源。
约古宗列盆地，藏语意为“炒青稞的浅锅”。这是一个南北长约60公里， 东西宽40公里的椭圆形盆地，周围山岭环绕。盆地内有100多个小水泊，远看象是无数晶莹闪亮的珍珠嵌在盆地。水泊四周，是绿草如茵的天然牧场。在盆地的西南面，距雅拉达泽山约30公里处，草地中间涌出一道约50厘米宽20厘米深的清泉，汩汩有声。泉眼边上挂着经幡，竖立着标记河源的石碑。清澈的泉水不停地喷涌翻滚向前，汇合了盆地浸渗出来的无数涓涓细流，逐渐形成一条宽若十米深若半米的潺潺溪流，向东流去。
约古宗列曲沿途与扎曲和卡日曲会合，再汇集大大小小的众多支流，在巴彦禾欠山处形成黄河源头最初的河道玛曲。玛曲河向东流过约16公里长的河谷，进入著名的星宿海。这里因地势平缓，河面骤然展宽，流速也变缓，四处流淌的河水，使这里形成大片沼泽，和数百个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湖泊，大的有几百平方米，小的仅几平方米。登高远眺，这些湖泊在阳光的照耀下，宛若一面面熠熠发光的宝镜，镶嵌在翡翠的玉盘上，又似夜空中闪烁的星星下凡，星宿海之名即由此而来。
星宿海的网状湖泊溪流继续东流20多公里，进入一条宽阔而广袤的平川，并在此形成了两个巨大的湖泊，黄河源头的姐妹湖扎陵湖和鄂陵湖。这是青藏高原的明珠，中国海拔最高的淡水湖。
我们在来时路上相遇的北京人蔡杰和石久达，对星宿海特别心仪，一路追寻到星宿海，心满意足而归。事后得知，我们的团队因当天时间限制，未能顺流而下步行到达星宿海。
从队友们的照片和录像所见，千辛万苦跋涉到黄河母亲的源头 — 约古宗列曲，我的队友们都十分激动，人人用双手触摸清泉掬捧清泉，有的虔诚地对源头跪拜，献上哈达，有的甚至流下了泪水。起源于如此点点滴滴涓涓细流，终于汇聚成奔腾咆哮的大江大河，跨越千山万岭，驰骋半壁江山，最终归于浩渺的大海，想来怎不令人感动和感慨。
除了这一处有着石碑标记的地理的黄河源头，年轻的队友小周还寻得另一处有着更为肃穆虔诚的藏教仪式的宗教的源头。
虽然错过了真正的源头令我遗憾，然而，从到达高原第一天开始，在有“千湖之县”之称的玛多县，见识了大片大片星星点点晶莹剔透的海子；上到青藏高原后的四五天里，途经过千条万条纵横交错的小溪大河，它们或流向黄河，或汇入长江，最终百川归海。
然而，因全球气候持续变暖，对青藏高原影响更甚。三江源区数百条冰川或消失或分裂，总冰川面积减少8-25%。长江约25%靠冰川融水，而黄河仅1%靠冰川融水补给，故而三江源的冰川退缩，对长江的影响最大。
而黄河发源于高原地表，更依赖冻土。气候变暖，加上人类经济活动（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采矿，水电建设）的增加，三江源的冻土也明显融化。总体趋势为区域性退化状态，即由大片连续状分布的冻土逐渐变为岛状或斑状，多年冻土层变薄，面积缩小，冻土下界普遍上升50-80米，部分多年冻土岛完全消融，变为季节冻土。青藏高原的冻土是千万年来地质过程形成的，一旦破坏，几代人都难以见到其恢复。由于约50%的黄河水是靠兰州以上的高原地区补给，因此三江源草原湿地冻土的变化对黄河的影响最大。专家说，冰川和冻土的融化，短时间会增加水量，但未来几十年会造成水资源短缺的危机。
依黄河十年行的传统，队友们还访问了居住在约古宗列盆地的黄河源头第一家牧民。这里曾经有一所学校，即黄河源第一小学，是团队年年访问和赠书的对象。然而，几年前小学已撤销，学生们已并入位于五十公里外（我们头晚访问过）的麻多乡黄河源小学，他们必须在校寄宿。这个黄河源头第一户人家因为需要儿子在家放羊，孩子被迫辍学。
汪永晨说，十年来，至少部分由于全球气候变暖，黄河源已经有了诸多变化。青藏高原的冰川退化，冻土融化，源头的水位退缩了；我们曾经年年探访的小学搬走了；往年约古宗列只有我们黄河十年行来考察的一队人，而今源头也有了不少游人。
这一切，对神圣的黄河源头“中华水塔”，是好还是坏？
（照片均来自队友，一并致谢。）
（2）三江源的喜和忧
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和两难。在三江源（长江、黄河、澜沧江即湄公河）区域，包括黄河源头，这一点尤甚。
草原变了。至少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随着国家大局经济的发展，草原的大环境，牧场，牧民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不完全是原先我们印象中的美轮美奂的田园牧歌的蓝图。
我的多数队友们，特别是几位领队，都是热衷的环保主义者。他们认为，青藏高原特别是三江源区域，草原和牧民，都应该保持其原生态。
如上所述，自然的变迁，全球气温的变暖，导致冰川和冻土层的改变，直接影响三江水源。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高原曾经有过淘金热采矿潮，一定程度破坏了草原和山脉。其后这种开发被政府明令禁止。
除了闻名遐迩直通拉萨的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青海范围内近年来还修建了多条高速公路。进入二十一世纪，在首条高速公路平(安)西(宁)高速公路建成之后，青海又相继建成了马平，西塔，花久，共玉等多条高速公路。据说，由于在2010年的玉树大地震中，因原有的道路损毁而影响救灾物资的顺畅到达，震后重建就有了共玉高速公路的项目。
团队有人提出，修建和使用更多的高速公路，无疑会造成草原地表植被的破坏，惊扰草原的野生动物。高原真的需要那么多的路吗？
然而，高原的路是高原人走向外部世界的通道。“要致富，先修路”，对高原人同样适用。难道说，高原牧民不应该享受现代化？
还有水利建设。兰州以上青藏高原的黄河段主要是牧业地区，海拔4000米以上，无法大面积农耕，故而不需要大规模引水灌溉，一些水利设施主要用于发电。比如我们此番几进几出的玛多县，其供电就完全依靠上世纪八十年代建成的龙羊峡水电站 — “黄河第一坝”。没有电力，难道二十一世纪的玛多人民还应该生活在煤油灯下？
根据专家的分析，这些年来草原的退化和沙化，归诸于过度放牧（这一观点当今有争议），部分也因为鼠兔过量繁殖，还有草原野生动物，比如高原鹰的减少。因而，用化学品（抑或生物制剂）灭鼠兔，人工树立招鹰杆都是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的举措。
这些年政府还有一个大动作。为保护三江源区域脆弱的草原生态环境，政府为“退牧还草”政策大量投入，让世世代代在草原放牧为生的藏族牧民们实施一项大迁移计划。在政府提供住房，生活补助等优惠政策下，牧民群众开始自愿地从草原退化严重地区向条件较好的县或乡政府机构所在的城镇或跨县迁移。然而，亦有专家认为，“退牧还草”未必对恢复草原生态有益，草原需要一个人畜草的自然共生平衡状态。约十年“退牧还草”的实践，政府也正在检验和修正这一政策。
我比较关注这一政策对牧民的影响。以黄河源头第一乡麻多乡为例，作为生态补偿机制，政府于2009年给出三种方案任牧民选择：（1）生态移民，迁往县城，政府提供每户约60平方米的住房，另每年补偿3000元，连续10年。（2）生态移民，搬迁乡镇，每家补助30,000元帮助建/买房，另每年补偿3000元，连续10年。（3）留居户，留在原有牧场，政府为每户建草原围栏（这一点后来也得到专家的诟病，眼下又在逐步拆除），并提供部分饲料草，以减少过度放牧对草原的影响。
这一政策出台后的两三年间，原有1023户5123人的麻多乡，其中122户（～11%）选择移民到县城，124（～11%）户搬迁到乡镇，而大多数（889户，～78%）选择了留居在原牧场。
当地乡干部说，选择搬迁的牧民主要是为了孩子读书受教育，加上生活和医疗方便的考虑，因为搬迁后孩子上学，看病就医以及交通运输条件都比过去方便多了。大部分牧民似乎选择了不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娶妻生子，世代放牧）。
乡干部进一步说明，麻多地广人稀，牧民生活艰辛，时刻面临外部威胁，比如恶劣的天气，突发的疾病，凶猛的野兽等等。因此，麻多乡牧民人均寿命低，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人口多年来维持在5000左右。这里交通和通讯落后，手机无信号，一条搓板路仅能让小型车辆通行。乡里少数人有小车，只能用自行车气筒给汽车轮胎打气。黄河源头的人家，摩托车哪怕出一点小小的故障，就只能用卖牦牛的钱去买新的，因为付不起拉到乡里县里去修理的费用。政府的政策和资助对牧民如此有益，为什么大多数牧民不选择离开呢？主要原因是，他们目不识丁也没有其它技能（比如30多岁的青年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没见过汽车等），故而对外部世界有一种恐惧。
我们团队中的环境主义者说，土生土长的牧民享受着世间少有的田园牧歌美景，呼吸着世间罕有的新鲜空气，吃着最最环保的食品，在草原上悠闲地放牧，令人羡慕。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乡干部会那样理解政府的政策和牧民们的选择？
我想，那是因为乡干部们和牧民生活在一起，曾经也是牧民，真正懂得牧民的艰辛。我和从西藏来的卓玛都认为，这个政策对牧民有利，政府既给予机会和资助，又允许牧民选择。
在大巴课堂上，大家均在为青藏高原的修路，水利，牧民新村等发议论，许多人认为不应该为了求发展而破坏青藏高原的原生态，影响“中华水塔”，“亚洲水塔”。
我也算是一个环境主义者，我愿意为保护环境克制自己的一些欲望，为维护或改变环境作出自己的努力。比如少买不必须的物品，少开车或乘出租车，多用公共交通，节水电，多种树，参与回收和循环利用，等等。
但保护环境和寻求发展却常常是一对矛盾，成为两难的选择。我时常会更看重牧民的利益，或者说，无法忍受人们忽略牧民的需求。我有时会脱口而出，全中国都在天翻地覆地发展，比如城里人的住房，手机，网络都一次一次地更新换代。如果我们这些人不肯回到四十年前的状态，为什么期待和要求牧民保持他们的原生态生活？凭什么不让他们分享改革开放的红利？他们难道不需要电灯电话自来水？不需要便利交通？不需要教育医疗？
正如农民和土地的渊源，牧民祖祖辈辈生活在草原上，固然由于他们热爱草原，但也因为原始的游牧生活，教育交通通讯的缺乏，经济条件的限制，局限了他们的眼界认知和能力。撇开草原生态因素的考虑，今天政府资助他们走出草原改善教育和医疗条件，允许他们和我们一样受教育长见识，允许他们认识外面的大千世界。更重要的是，允许他们选择，帮助他们作选择，而不是以过去的户籍制度，以及让贫穷落后来限制他们的选择，不能不说这是一个社会的进步。
我想说，城里人向往的田园牧歌，是“农家乐”“牧家乐”式的生活，而不是农民牧民的真实生活。如果农民牧民的生活值得向往和羡慕，那为什么当年的知青几乎没有人甘于留在农村一辈子？为什么今天没有城里人肯放弃城里的一切，选择从此作农民牧民？我们大多数城里人，两三代之前也是乡下人啊。我的这种立场和视角，可能源于四十多年前插队造就的农民意识和阶级烙印。
理想状态可以单纯美丽丰满，而现实却充满矛盾和问题，包括每一项国家政策，每一种个人选择。任何一种决策，都需要科学评估利弊，找到一个“度”，一个平衡点。
后来的几天里，我们陆续走访了几个青藏高原的牧民新村，接触了一些牧民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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