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底，日寇很快就占领了家乡的县城（江苏如皋）和几个集镇，原来的县政府、区公所不知去向，整个行政机构瘫痪了，社会秩序也就荡然无存。这样的无政府状态，大约持续有四年时间。
一，盗匪横行的日子
我儿时最早的记忆，是在三四岁的时候。记得我从睡梦中醒来时，被外婆抱在怀中，外婆背靠在一条河坎上，周围昏暗，却看到天上的星星。这段记忆与土匪有关。
外婆家所在的大腰庄，是个极其偏僻的农村，到最近的集镇还有二十里，全是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他家是地主，家里却只有表哥唯一的男丁，其余都是老弱妇幼，并无社会势力，因而是盗匪理想的打劫对象。当时真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夜里如果听到外面狗吠声很紧，并且由远而近，全家人都从床上爬起来，穿好衣服，随时应付紧急情况。在堂屋最东一间的山墙底部，挖开一个可容一人穿过的洞。即使前后门被堵，还能钻洞出去到达隔壁人家。再东边是条南北向的河道，我的最初记忆，大概就是外婆一家人钻洞出去 在露天里隐蔽在河坎上的。
如果风声很紧，天黑以后，全家人就分散外出借宿，是预先跟几家佃户和穷本家约定好的。有一次，在一家低矮的破草房里，我跟表哥睡在一张摇摇晃晃的木板床上。这次印象特别深刻，是因为此时表哥身上长了疥疮，我跟他挤在一起两三个晚上，幸亏没有被传染上。
在社会秩序崩塌的几年里，外婆家被土匪抢劫过几次，由于预防措施到位，好像损失不算大。
我家在如皋靖江交界的西来镇，是个比较小的农村集镇。有私塾，但随着局势的变化，有时开张有时关门。私塾开门了，我就从外婆家回到自已家里读书。在自家睡觉特别安稳，因为我家是破落户，三餐不济的穷人家，就不在乎强盗土匪了，但开店的邻居们却天天担惊受怕。
我家门前的街道只有两米来宽，中间铺了青石板，走过时脚步声就比较响。临街的一面是排门，也就是一块块的木板拼起来的，木板间有间隙，所以街上的一点点声响都听得很清晰。
一天半夜里，街上有人往来走动的声音，这是异乎寻常的情况，人们心中都有数：“今夜土匪上街了！不知看上了那家”？过了半个或一个小时，听到妇女嚎啕大哭声，由北向南过来。
第二天才知道，夜里是张家酱园被抢，老板八寿儿还中了一枪。张家酱园在我家南面只相隔两户，生意做得兴旺发达，室内和天井里全是酱缸，他就在我家北面租了房子居住。酱园的利润高，俗称“水典当”，被抢匪看中了。匪徒在逼他交出财物时，对他的大腿开了一枪。直到抢匪离开后，他的女人才一路哭过来，到南边店堂向员工求助。所幸子弹仅伤及皮肉，几个月后，又看到张老板挑水做酱了。
自从日寇入侵后，各地成了无政府状态，于是各路英雄并起，什么游击大队、挺进纵队、独立团等都冒出来了，设卡、收税，又相互内讧、兼并。到底是兵是匪，或者是兵又是匪，人们也很难分得清楚。记得在外婆家时，来了一支十几人的队伍，为首的名叫黄元勇，人称黄团长，酒肉招待十几天后，这群人转移到别处去了。过了几个月，“黄团长”又来了，但此时身穿便衣，说是路过的，成了光杆一人。
抗战中期来了新四军，共产党的名字是再后来听说的。先成立了县政府、区公所，区公所还有一支武装小分队。春节后我正在外婆家。一天傍晚，天色己逐渐昏暗下来，忽然从南边传来几声枪响，许多大人小孩走出家门，到庄前小河沿上听动静，这时还看到东南方空旷处有电筒光一闪一闪的。听到大人们在讲，是石庄区的杜文白区长正在抓土匪。直到沉寂了很久，人们仍不愿散去，叽叽喳喳地议论着，有些人手上还捧着喝完粥的大碗。
也许是第二天早晨吧，听人说区公所昨晚住在本庄，在一户地主家大院里绑着个土匪，我飞快地溜过去看热闹。门里门外己围了不少人，踏进大门就能看到一个年轻人被捆绑在天井正中的天灯柱上，瘦长的脸，皮肤苍白，个子很高，看样子还不到三十岁，毫无疑问这就是土匪了。
一天下午，在村东头枪毙土匪，我跟着去看热闹，但又很害怕，所以只是站在人群的后头远远地看。见到新四军的小分队过来了，又看到队伍在站队、跑步，过了好一会儿，看到大批人往回走，我也就回去了。
经过几个月的清剿，社会就回复了安定，新四军也获得了各阶层群众的赞誉，因而在群众中站稳发脚跟,后来发展成抗日根据地。
二，吗啡泛滥时
在这无政府年代，人们享受的自由真是空前绝后。任何人都有言论自由，骂天王老子都可以，但不能骂邻居，被听到要打架的；也有出版印刷自由，可惜我只看到有人用木雕板印刷迷信品出售。而能充分利用这难得机遇的，却是吗啡，俗称白面。
我们这个几百户人家的小镇上，卖白面的总有十几家吧！ 一时成了兴旺的朝阳行业，多数人家是羞答答、半遮半掩的卖。我就记得有一家却是公开经营，批零兼售，人进人出，这是大户。我家北面相隔两户的邻居，本来半耕半商，开磨坊又卖年糕，虽然辛劳，日子过得还算丰衣足食，却挡不住诱感，也偷偷地卖起白面来。有邻居在背后议论，女主人知道后，干脆在门外街上发飙：“我这是将本求利，有种的站出来说，不要在背后嚼舌头。”从此理直气壮地公开卖了。
一九四零年底，日寇在镇上驻札下来，私塾也关门了，我就长住在外婆家，就是这样的穷乡僻壤，白面也成了时尚。
外婆家西边有条小河，河那边一家主人与我舅舅平辈，也就称呼其为舅舅。这家经营毒品和赌博已具相当规模，大门敞开着，在几个房间里，打麻将、摸纸牌、吸白面的各自享受乐趣。炉子上的茶壶呼呼响，厨房里烧的鱼肉香喷喷，当地稍许体面有身分的人常聚集在那里。在国难当头的时期，在敌后，在这偏远的乡村，竟有这样一群醉生梦死的人！
有几次，表嫂悄悄对我说：“到河西舅舅家，去看看你表哥在不在？”表哥当年还不到三十岁，已经当家了，也抵挡不住诱惑，不时偷偷地去抽几口。一旦表嫂知道，回家就跟他吵，总算被管住没有上瘾，我是被表嫂派去当了几回小侦探。
大约在一九四一年初，传说来了新四军，大家也不当回事，抗战开始后，打着抗日旗号的团长、司令多的是。过了些时，新四军的部队没见到，见到的是新四军的区公所（江苏省如皋县石庄区），早期的两任区长都是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
河西的烟馆照常红火，他们自以为是见过世面的，根本不把新四军的区公所看在眼里。过了些时，烟馆的主人被区公所抓走了，据说是多次警告他家不要卖白面却不理睬，又过了半个月就被处决了。
令人想不通的是，过不多久，这家人又偷偷地卖起了白面，接着大儿子又被抓去枪毙了。老二、老三倒没有前仆后继，从此规规矩矩地种田谋生。
从一九四二年起，白面竟然完全绝迹，再也听不到大人们提起它。 有人说是新四军高压政策的结果，也有人说是由于战区范围的扩大，白面（吗啡）的来路断绝了，也不知道是那种说法正确。
三，发行代金券
日本侵略军攻入上海南京后，迅速占领了江苏的大小城市和交通要道，各地与外界的物资交流基本上陷于断绝。当然也有极少数跑单帮的小贩，“且将性命赌明天”，他们闯关卡，穿越封锁线，那是提着脑袋干的事，我们小镇上就死了好几个，家里人说是出去以后就不知下落了。
但是，老百姓的日子还得过下去，要过日子就少不了物资交换。此时，中、中、交、农四大银行发行的钞票已没有人使用，原始的物物交换盛行，同时，银元，银、镍分币，铜板最受欢迎。
普通百姓买东西，动用到银元的机会甚少，多数是买个油盐酱醋、针头线脑，只是些几角或几分、甚至几个铜板的买卖，然而，市面上的硬分币却奇缺，交易找零时常常发生困难。开始时大概是写欠条，比如写一张“欠铜板二十枚”的条子作为凭证，以做成这笔生意。这样一次次的写，不但麻烦，而且每次金额也各不相同，容易出错，于是就有最机灵的生意人，想到发行定额的代金券。一家跟一家学样，最多时，小镇上有一、二十家商铺这样做了。
我看到的这些“代金券”，大小不一，通常有纸币的一半到三分之二大，纸张也是五花八门，但多数用牛皮纸。上面用毛笔写上“代银毫一角”或“代铜板三枚”等等，落款写有店号，老板的签名和盖章，角落上还有编号，金额大到一两角银币，小到三五个铜板。
我家近邻有一家烧饼店和一家酱园。当时烧饼是三个铜板一块（一块银元可兑换三百个铜板），所以烧饼店发行了很多面值是三个铜板的代金券。有几个沿街叫卖的小贩（多是大男孩），腋下挟着竹匾，里面放着热烧饼，上面盖有保温的棉絮，在街面上来来回回，大声喊：“烧饼，滚热的烧饼！”小贩回到店里，我还见到他数出八张代金券，向老板换回十个烧饼，再到街上叫卖去，多出的两个就是他得到的批零差值。
各店家发的券也可以相互通用。比如你拿买烧饼找回来的券到酱园去，酱园老板会拿在手上审核一番，然后打三个铜板的酱油给你。同样，用酱园发行的券也可以买烧饼。他们也可以不接受，无须解释，这完全是出于彼此的信任和友谊。
现在的人会奇怪，代金券制作得如此简单，坏人要仿制不是很容易吗？但当时好象没有成为问题。会刻图章的只有一两人，镇上的人又相互熟识，附近村庄来光顾的人也多是老顾客。
后来汪伪成立了“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纸币人们称之为“储备票”，新四军东进到苏北地区后，发行了“江淮银行”及其后的“江海银行”的纸币，简称为“抗币”，此后，各家店铺也就不再发行代金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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