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少杰：文化大革命特色散论
周孜仁：阎红彦的云南文革：从管涌到溃堤（下）
=============================================================
文革博物馆通讯（一〇四四）·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二一二期（zk2002d）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八日出版）
————————————————————————————————————
本期目录
————————————————————————————————————
【千秋功罪】 文化大革命特色散论 唐少杰
【动乱年代】 阎红彦的云南文革：从管涌到溃堤（下） 周孜仁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s://museums.ciaos.org/CR。
————————————————————————————————————
【千秋功罪】
文化大革命特色散论
·唐少杰·
本文从十个方面简论了文革的特色：（１）发动者兼领导者系于毛之一身；（２）“批判干部运动”是其发动机制；（３）“踢开党委闹革命”是其动员模式；（４）从群众运动到“运动群众”，从“群众专政”到专政群众是其主体阶段的主要标志；（５）“砸烂公、检、法”是其深入的标志之一；（６）“阶级斗争论”“继续革命论”“全面专政论”是其意识形态的核心；（７）“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表明了文革的乌托邦性质；（８）党权、政权、军权三者的关系成为文革的一大症结。最后是各个领域的弄虚作假和人性、制度的全面异化。
文革的全称最初是“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后来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论是“社会主义”的，还是“无产阶级”的，文革是不是一种名副其实的革命？对此人们有很大的争议。文革是不是革命，关键在于如何界定革命、理解革命和把握革命。
按照“革命”的历史界定和特定内涵，〔１〕文革不是革命，理由主要如下：（１）文革不是也不可能是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性质和国家制度发生根本变化的革命；（２）文革不是一种夺取国家政权而发生政治制度根本变化的革命；（３）文革不是一种实现经济变革、推动政治解放、完成精神自由、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的革命。然而，形式上，文革极为近似革命。文革的诸多“形而下”方面，比任何以往的革命都具有更加突出的革命的成分和革命的特色。更何况，文革还是“比赛革命的革命”“没有对手的革命”“表演革命的革命”等等。〔２〕至少在形式上，文革比人类历史上的所有革命都更像革命，但实质上不是革命。这是矛盾，却是事实！
因而，文革作为革命与非革命的统一体，就在于它是“革命的‘革命’”。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文革的造反性。文革类似于中国历史上的“造反的革命”（即一场完全造反的、近似革命的运动）或“革命的造反”（即在革命之后加以造反的运动）。文革就是造反。文革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亿万群众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众多权力、权威、权势及其体制的冲击。亦即文革以革命的形式、革命的名义、革命的理念，对于这些权力、权威、权势及其体制所进行的“造反”（Rebel，Revolt，Rebellion）。这种“造反”是对于现有的社会生活秩序和政治文化制度的破坏、解构或反抗。二是文革的全民性。文革之所以更像一场“全民革命”，主要在于文革时期的中国大陆，每个十四五岁以上的社会成员都无法回避或逃离文革。文革的全民性，在中国上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正是在这一点上，我把文革看成是革命的。
本文试从十个方面简论这场“大革命”的特色。
一，发动者兼领导者：文革系于毛一身
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革。在革命历史与革命发动者兼领导者之间，没有哪一位革命发动者兼领导者像毛这样具有无可比拟的特色和作用。对于文革来说，也如林彪所言：“敢于发动这样大的运动，这是古今中外没有过的。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国家，敢于这样发动群众，敢于搞这样大的运动，只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敢于下这样大的决心，有这样大的气魄。”〔３〕无疑，文革的进行有三个必要条件：一是毛个人的权力、决心和威望；二是亿万群众的响应、拥护和投入；三是解放军的支持、介入和保障。显然，毛是文革得以进行的首要条件。
在发动和领导文革时，毛没有独特的理论，没有提出自成体系的学说。他发动和领导文革，不是在思想理论层面，而是在经验意识层面，主要就是情结或心态。〔４〕毛的文革情结包含五个因素：（１）君师合一，（２）安排接班人，（３）成为世界革命领袖，（４）诗人与诗化，（５）“马”（马克思主义）表“法”（法家思想）里。具体说来，毛力求使自己的权力与思想、权威与精神高度“合一”，从而达到“内圣外王”。在“四个伟大”中，他看重的是Teacher（导师）。〔５〕在很大程度上，毛把文革视为关系到后人对他如何评价以及培养自己“政治嫡传”的运动。毛要通过文革使中国走出“苏联模式”，并取代苏联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他要做“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可是，包括文革在内的毛晚年所领导的近二十年的社会运动，都是革命诗人加政治诗化而造就的乌托邦运动。文革不可能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不过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表面形式和说辞。两千年前中国的法家思想，在毛的文革思想资源和策略方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毛的文革角色主要有五种体现：（１）“上帝—神”，（２）马丁·路德式的改革家，（３）现实的世俗领袖，（４）从“马克思加秦始皇”转换为“斯大林加朱元璋”，（５）超凡魅力（Charismatic）的领袖。具体说来，毛作为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上帝—神”，不是指宗教、神学意义上的，而是指他成为文革时期中共党和国家的唯一权威、民众生活的绝对标准和社会运行的唯一准则，这是文革发动与开展的根本前提。毛绝不是那种政教分离的领袖，他还多多少少重复了进行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先发起群众，后镇压群众的旧法。他一度成为草根大众的最大代表，尤其是弱势群体及“小人物”的代言人，由此毛发动文革有了可靠的基础。毛常常出尔反尔，前后矛盾，这一点特别体现在他对于江青的重用上。江青在整个文革的地位、角色和作用，表明毛除了自己的夫人已不信任所有的同事，因而江青对于文革的兴亡成败起到了其他所有人起不到的作用。毛自称为“马克思加秦始皇”，但是他在文革的实际历史角色，更近似于“斯大林加朱元璋”。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可以说毛是一位真正的集超凡人格、法理和传统于一体的“大家”。在我看来，毛在中国现代历史以及文革的角色，近似于彼得大帝、列宁和斯大林三者在俄罗斯历史角色相加的总和。
但是，作为文革的发动者兼最高领导者，毛又非常“不称职”。因为毛发动和领导文革，只有意图，没有规划；只有策略，没有程序；只有部署，没有落实；只有没完没了的修补，没有始终如一的统筹。文革开始不久，毛推行文革的方式，如同他的家乡谚语：“草鞋无样，边打边像”。亦即启动了文革，但很难完全驾驭文革。换言之，文革只有在毛去世，才有可能真正结束。“文革系于毛一身”！文革对毛一生及其事业的冲击或影响，远远超出了他对于文革所做的一切。在某种意义上，文革是毛一生最大的政治“滑铁卢”。大概还没有哪一位革命领袖或革命者本人，在革命的后期和革命的结局上，像毛这样咎由自取。作为文革这场革命的导师，“毛对人类的最大贡献就是，他将革命的燃料全部燃尽了。自此之后，革命被终结”。〔６〕
二、发动机制之一：批判干部运动
林彪指出：“我们要认识到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大批判的运动，就是对于干部进行一次大批判、大审查、大教育的运动。在某些意义上讲，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对干部的批判，就是批判干部的运动。这是讲到底了。”〔７〕
１９４９年至文革之前的中共历次政治运动，大都以特定的“平民百姓”为对象。文革则除了毛一人之外，从理论上有可能把中共党和国家干部队伍均列为文革的对象。“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８〕这类人物在字面上的界定，可以是毛之下的几乎所有中共党和国家的各类各级干部。
如果说文革是一场中共建立了国家及政权之后的自我革命，那么这场自我革命的矛头所指，恰恰就是数以千百万计的中共党和国家干部，上至中共中央第二号人物，下至基层单位的厂长、生产队长（即村长）、学校校长等等。这一现象既比过去中共历史上任何一次政治运动的整治和分化都更为残酷、惨烈，也比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建立王朝之后的内讧和内乱更为广泛、深刻，更比苏联的“大肃反”及大清洗更为沉重、持久。
按照毛的初衷，文革就是对于中共进行“整党、建党”，即“党的历史上一次最广泛、最深刻的整党运动。”〔９〕这实质上是重整、重建中共的干部队伍。其实文革的最大冲击，是对于中共的干部势力、干部体制。按照吴庆彤的说法：党政领导干部的绝大多数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不是文革的对象。〔１０〕这一说法并不符合文革的实际。文革自始至终都在不断地打击或整肃中共干部，尽管在文革不同阶段有着范围、程度、级别的不同。
文革本身的“不彻底性”或自我矛盾性还在于，它最初三年里“上扫下除”〔１１〕了大多数的中共干部人员，在后七年里重新恢复了中共各级干部的权位、权威、权势。这在某种意义上注定了文革衰败、灭亡的气数，埋下了伏笔。
文革作为一场前所未有的“批判干部的运动”，表明了革命怎样走向归途，革命如何吞噬自己的儿女，革命如何成为残害革命者的炼狱，它比以往任何一次革命都更广、更深、更重。文革不同于以往的革命，就是把革命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三、动员模式：“踢开党委闹革命”
文革在其最初两三年里的运行，不同于苏联“大肃反”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运动之处是：自中共中央以下的省市自治区（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到基层工厂、农村、学校等等的党组织（解放军除外），全部陷于瘫痪。自中央以下的各级组织从１９６６年底或１９６７年初，停止组织生活，直到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共“九大”召开前后，才陆续恢复各级组织及权力。
毛已不指望通过中共各级组织的正常机制和正统渠道来推动、深化文革。只有“踢开”中央以下的各级党组织，文革才能成势、才能普及。这种“踢开”的说法，形象而生动。“踢开”不是“踢死”、打倒、推翻，而是一时的遗弃或暂时的超越。只有踢开党委，文革的群众运动才能真正开展。在这里，党的领导与文革群众运动相互对立，进而有可能格格不入。由此，毛变革了文革之前的“党天下”，改为驱动、利用群众运动的“毛天下”。毛与亿万群众直接互动，表明了中共各级党组织最初所理解和所进行的文革不是毛所期望的文革，表明了这种党组织就是文革最初三年的大“障碍”。如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做出的文革正式决定（又称“十六条”）所宣称的：文革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大革命。〔１２〕文革稍后的历史证明，这种“解放”和“教育”只能是毛一人所给予的。
文革的动员模式绝不是文革深入和持续的模式。表面上，这段时间的文革以群众运动为“当头炮”，以群众组织为“马前卒”，实际上完全唯毛的马首是瞻。尚未到１９６９年，文革群众运动不是命运多舛，纷纷夭折，就是群众组织先天不足，命丧内乱，致使“踢开党委闹革命”成为文革政治的明日黄花。
“踢开党委闹革命”也为文革稍后建立新型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提供了某种手段和策略。按照文革有关文献的记述和有关领导人的鼓吹，“踢开党委闹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学习、借鉴１８７１年３月巴黎公社“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经验，但实际上是“南橘北枳”和“南辕北辙”。〔１３〕
作为执政党，中共在文革时期受到了最为严峻、广泛的重创。“踢开党委闹文革”，给１９４９年之后的中共带来了组织裂变、政治危机和执政险情，造成了文革初期几年的组织“空白”，使得文革完全不同于中共历史上任何一次政治运动，给中共各级党组织的打击、销蚀是无以复加的。
四、初期运行：从群众运动到运动群众、从群众专政到专政群众
中共是依靠群众运动崛起、壮大，取得胜利和赢得执政的革命党。而到了文革之初，“红卫兵”和“造反派”摆脱中共形式上的制约，广大群众被发动、调动起来，并在１９４９年之后第一次有了形式上的结社权利和表面上的结社活动，形成了文革初期排山倒海的群众运动和铺天盖地的群众组织。从动员到发起，从批斗对象、整治方式到清理队伍、整肃思想，从目标到手段，从依靠对象、团结策略到处理方法，均类似于以往中共领导的群众运动，又超越了以往的群众运动，从而把文革的革命特色推向了顶端。“整个文化革命运动，比巴黎公社，比十月革命，比中国历来几次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都来得更深刻，更汹涌澎湃。”〔１４〕
文革群众运动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政治化，使得文革以群众高度的政治利益、尖锐的政治分化和极端的政治冲突来实施，并以“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来推行。文革不仅是政治运动，还包括思想、风俗习惯、语言等在内的各个领域的革命运动，成为日常生活的泛道德化运动以及熟人之间的斗争运动，直至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１５〕。文革群众运动的结果，只能是运动群众。１９４９年底至１９７８年底，中国进行的约６０次的全国性的群众运动，近半数出现在文革时期。的确，文革是年年有运动，运动中有运动。每一社会成员，都不可能摆脱、游离于文革群众运动。而所有这些运动的受害者，首当其冲地就是群众自己！文革群众运动既有其固有的一般格局和步骤，也有其独特的逻辑和归宿。文革中，无论是整体还是个体，都经历了从“文攻”到“武卫”、从“大批判”到“大武斗”的过程。随着文革群众运动成为全社会的暴力运动尤其是“武装左派”〔１６〕的“武化大革命”运动，这场运动也就元气耗尽，自取灭亡。
与文革群众运动相伴随的是文革群众专政。毛曾鼓励、赞同的这种专政〔１７〕。这种专政不只是对于以前被划为“地、富、反、坏、右”等阶级敌人的继续专政，不只是曾扩展到对所谓“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臭知识分子（臭老九）”等文革对象的专政，还演变为对于许许多多普通个人的专政。文革群众专政的力量和恐怖，不仅表现为日常化、准暴力化和准军事化，还表现为泛敌化、非人道和反人性。例如，文革群众专政的一大特色，就是形形色色的“专案”所带来的大量冤、假、错案。从群众专政到专政群众的演化，致使文革没有真正的胜利者，也很难有明确的局外人。
显然，文革群众运动和群众专政不是完整的或始终如一的，而是支离破碎、千疮百孔的，根本不可能成为贯穿文革始终的全民性的运动或专政。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中国以及文革时期的单位制度、单位社会。单位造就了完全依附于它们的“单位人”，决定了每一“单位人”的生存、发展、角色和地位，形成了汪洋大海般的文革单位现象，以及一座座孤岛的文革单位的事实。单位制度具有的注重垂直、纵向、上下级关系而缺少平行、横向、同一层级联系的特性，给文革群众运动烙上“文革村落”的印记，给文革群众专政刻下“文革山寨”的痕迹。正是由此，文革群众运动和文革群众专政的“成色”都只能是单位性的或单位化的，不可能有什么全国统一的文革群众运动和全民整合的文革群众专政。进而，使整个文革运动和文革专政成为由“文革村落”到“村落文革”、由“文革山寨”到“山寨文革”的闹剧。
如果说文革是一场至少形式上最有色彩的群众运动，它又是一场最为悲哀、彻底失败的群众运动。因为，从群众运动到运动群众、从群众专政到专政群众这一宿命，决定了文革根本不是什么“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大革命，而是群众自我奴役、自我异化的所谓大革命！
五、文革深入的标志之一：砸烂公、检、法
文革群众专政与“砸烂公、检、法”相辅相成，后者作为文革深入的标志的意义在于：不“砸烂公、检、法”，文革群众专政乃至整个文革难以铺展开来。毛多次提及并赞扬“砸烂公、检、法”。〔１８〕文革最初几年，几乎没有自己的公安、检察、法院体制，把新中国最初十七年的公、检、法体制打得人仰马翻，七零八落。从“踢开党委闹革命”到“砸烂公、检、法”是相互配套的。至少是在文革初期的三年，在各级政权（“革命委员会”）建立之前，把公、检、法体制及其职能一度下放到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和社会基层单位，〔１９〕让群众运动代表这种体制，让群众组织实施这种职能。群众运动与群众专政成为变相的公、检、法的主体，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或部分地替代了国家专政力量的镇压机制和制裁功能。
因而，文革的所要冲击并且瘫痪的不限于公、检、法体制本身，更主要的是整治、残害所谓文革的敌人和文革的对象，整肃和迫害某些平民百姓，有可能清理、施虐文革不同时期的积极参与者，更有可能玩弄和抛弃某些文革风云人物。当文革的斧钺指向广大群众之时，就使文革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全面蜕化为貌似革命的内讧、内乱和内战，从而促使文革的目标消解，对象淡化，使命裂变，促使文革的方方面面走向穷途末路。
一方面，砸烂公、检、法使得法治、法制无从谈起，因为文革深入的过程本身就是专制的，甚至是非法的。不难理解，文革时期出现的难以计数的基层单位（或部门、机构）巧立专案、私设公堂、另辟牢狱、开办“群众法庭”、专政工作“走群众路线”等等，是力图建立不同于以往的文革“法统”，但它带来的却只能是无头无序、无法无天的动乱和灾变。
砸烂公检法反映了那种极端化革命的常见现象——目的与手段的背离甚至倒置。不仅使文革的手段“绑架”了文革的目的，而且使文革的目的混同于文革的手段。到头来，不仅文革的手段灰飞烟灭，文革的目的也荡然无存。
六、意识形态：阶级斗争论、继续革命论、全面专政论
文革本身没有什么独创的理论或像样的学说；文革的理论或学说只不过是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论、继续革命论和全面专政论的变种或衍生。文革的一大特色就是把上述“三论”应用于中共及其国家，从而使得文革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这个党及其国家的一场“自我革命”。这样一种自我革命，同时也是文革带来的理论革命和思想革命。文革理论在思想体系中的主导和精神领域的统治，就是文革的意识形态。〔２０〕
文革的意识形态是所有革命意识形态中最为激进、偏执、畸形和极端的。上述“三论”的关系大致为：阶级斗争论是基础、是前提，继续革命论是核心、是关键，全面专政论是前沿、是“制高点”。在实践上，阶级斗争论是“整治论”，继续革命论是“折腾论”，全面专政论是“迫害论”。
然而，文革意识形态的重心或主旨不在于阶级斗争论，而在于继续革命论和全面专政论。在文革之前，阶级斗争论就已经在中国大陆的社会生活中推行和深入。由文革之前的阶级斗争论演变成文革中的继续革命论和全面专政论，不但符合文革意识形态的派生逻辑，而且更加贴合文革意识形态的运作规律。正是由于有了继续革命论和全面专政论，文革意识形态就不是单纯的阶级斗争论，而是一种极端的“阶级斗争论。因而，正是继续革命论和全面专政论，使文革意识形态与过去的革命意识形态区别开来。
继续革命论〔２１〕既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在不同阶段连续性思想的超越或变革，也是对列宁、托洛茨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在不同形态延伸性思想的修正或演变。继续革命论的实质，是要在中共建立了国家和政权之后进行“自我革命”“多次革命”。由此而来的革命的动因和取向、革命的任务和宗旨、革命的对象和敌人、革命的力量和路线，就不同于先前任何的革命。不仅要进行一次，“还要进行多次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大革命”，〔２２〕即持续的、不止一次地文革。革命的无穷无尽使革命陷入无所不为而又无所不用其极的绝境。
全面专政论〔２３〕把文革意识形态推向登峰造极的地步。这种全面专政论使文革触及并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各个层面和各个角落，力求达到张春桥重点强调马克思所说的“消灭四个一切”。全面专政论旨在使文革成为一场史无前例的意识形态的革命，这样一场意识形态的革命孜孜以求的就是囊括一切的革命。基于这种全面专政论，整个文革意识形态趋向极权主义、专制主义和独断主义，其所制约的文革精神呈现出虚无主义、反智主义和蒙昧主义，势在必然。当全面专政论追求对一切的一切进行专政时，它也就把文革驱赶到“自我专政”的不归之路。
作为文革的精神支柱，文革意识形态映现出文革的激进和狂热，也表现出文革的片面和狭隘。作为思想制度，文革意识形态与文革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形成鼎足之势。作为文革的理论基础，文革意识形态是短命的，因为它不但是反人性的，也是文革的精神自戕。
七、文革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文革建立崭新的社会形态的企图和努力，与以往的革命有相似的一点，就是全力勾画和创建乌托邦和理想国。其实，在文革开展之前，毛已为这种乌托邦和理想国勾勒出了蓝图——“五七指示”。“社会主义新生事物”〔２４〕的出现和普及，表明文革与之前的中共党—国家—社会的状况大为不同，这一点在文革后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活动中更加凸显。
这种“新生事物”充分表明，文革是一场无所不在、无所不是的革命。文革不只是政治、社会、精神、语言、思想直至“灵魂的革命”，还是日常生活、风俗习惯、道德伦理的革命，更是文学、戏剧、艺术、教育、医疗卫生、体育等等的革命。尽管这种“新生事物”包含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具有一定的价值，但它们所体现得更多的是马列主义主导的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民粹主义、平均主义、农民社会主义、军事共产主义等因素或遗迹，并把这些因素或遗迹推向了顶点。
这种“新生事物”具有的鼓动性，给文革带来了某种创新的生机，造成了不同于以往革命的局面。这种“新生事物”推崇艰苦奋斗，注重平均，重视草根大众，追求自给自足，显现出文革的道德理想和伦理实践的特色。
这种“新生事物”具有的暂时性、短效性，已被文革的失败所证实。这种“新生事物”不具有普世意义和普世价值，与当代世界先进文明的目标和取向相扞格。尽管这种“新生事物”对于现代文化和文明的弊端和缺陷有一定的矫正作用，但即使在文革的社会氛围中，也显得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不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和存在价值。
这种“新生事物”具有一定的反现代化倾向。为了标榜与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历史文化及文明的根本对立和决裂，也为了表明对“苏联模式”的否定和反叛，其固守“农民社会主义”，局限于前现代化的视阈，堪称充满皇权色彩和封建气息的“社会主义”的独创。
这种“新生事物”具有相当的迷惑性。其所勾画的未来社会的理想很有魅力，给人们一种生活在“新世界”的满足感和幸福感，冲淡了人们对文革现实的沉重、残酷、惨烈和混乱无序的感受。实际上，这种“新生事物”是反科学主义、反精英主义以及反理性主义的。
这种“新生事物”的落后性，使它不能解决人类现存的危机，也无助于解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它只能存在于文革时代，存在于那种保守、封闭的贫穷社会主义之中。
八、文革的一大症结：党权、政权、君权的关系
与以往出现的革命之后的“军事专政”或“军人专政”不同，文革初期就出现并延续了数年的，我称之为“军权”的“军事专政”及“军人专政”。毛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以间接的方式指出了“军事官僚专政”“军事官僚体制”。〔２５〕在某种意义上，文革的症结在于党权、政权、军权之特定关系。
文革伊始，毛使中共党和国家的权力及机制面临困境和危机。到了１９６７年初，这种权力及机制逐渐面临瘫痪。毛打开了群众运动的“潘多拉的盒子”，给中共党和政权、政体带来了严重的混乱。群众运动的狂飙，不到一年就危及文革自身。进入文革的第二个年头，毛不得不依靠甚至仰仗解放军来维持和推动文革。由于解放军的“三支两军”〔２６〕，才确保文革的运作和总体运转。军权急剧膨胀，合乎时宜地“统领”了党权、政权，造成“党权、政权的军权化”。这给文革注入无法预料、无法想象的致命因素。
军权高于、重于党权、政权，使得以往奉行的“党指挥枪”的原则，转变成为“枪指挥党”的局面，继而演变为“枪指挥文革”的事实。这一事实不只是使党权瘫痪、政权无序，更使文革一度倚重并依赖军权，这就颠覆了文革的“初心”。军权独大，首先抑制和削弱的就是文革初期成为政治“推土机”的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军权凌驾于党权、政权之后，超越并且摆布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就不在话下。军权成为１９６７年中期至１９７０年文革大局的“霸主”。
军权所营造的“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的社会状况，把文革变成一场通向“准军事共产主义”的革命。军权的作用和影响，化解了文革群众运动和八面威风的群众组织。由于打上了军权的重重烙印，江青１９６９年初说：“蒋介石搞了一个党国，我们现在搞了一个军党、军国。”〔２７〕
基于军权的角色和功能，文革最初几年形成了这样的怪圈：党政专政—群众专政—军权专政。由党政专政短暂地到群众专政，由群众专政过渡到军权专政，根本没有什么程序、秩序可言，更多地表现为混乱中的对峙、动荡中的整合，演出了一幕幕“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剧目，最终由毛一人对这三种专政进行操控。军权打败了群众，军人专政战胜了群众专政。
最终，军权不仅给党权、政权带来巨大的尴尬和创痛，给文革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带来致命的伤害，也给军权自身带来不可消解的冲撞和危机。其中，最大的危机无疑就是１９７１年９月林彪事件的爆发。自此之后，军权问题尽管在文革大局中不断边缘化，但它给文革留下难以医治的政治“癌变”，给后来的七八年带来无法愈合的“后遗症”。
九、文革的虚假
文革的经历和命运，反映出文革是一场虚假的革命。这里所说的“虚假”，不是“有”或“无”意义上的“虚假”，也不是“存在”或“不存在”角度下的“虚假”，而是指文革中存在的虚饰浮夸、矫揉造作、夸大其词、泛化宣传、空洞说教、伪善表演、表里不一、内外相反等等特性或倾向。这种虚假，是由人们的实际利益和现实目的所决定、所造成的。
文革的虚假，不仅表现在众多的口号、诉求、主张、观点中，还表现在步骤、手法、策略、举措上。当然，这种虚假的最大表现就是文革的意识形态。例如，这种意识形态逾越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阶级划分方法，即不是根据人们的经济地位、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而是根据人们的家庭出身、血缘关系、职业身份、学历学识直至“世界观”和思想意识来划分敌友、区别敌我。文革的虚假使文革总是形式大于内容，表面高于实际，说法多于做法。文革的虚假带来众多场景、角色、情节和关系的错位、颠倒、混乱，使得荒诞、谬误几乎就是文革的同义语。
文革虚假的一大表现就是要在中国“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存在或经历过“资本主义”。因此，这种所谓的防止“复辟”真可谓天方夜谭。
经过虚假的浸染，文革的宣传和教化显得可耻、可笑、可恶。正如严搏非指出的，文革“事实上，这也确是马克思主义这个‘神圣家族’（借用马恩的标题）最后一次仿若启示录式的演出。”“仔细看中共历史，在马克思主义的家族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阵营中，中国革命在任何意义上都要超越苏俄革命，无论在其残酷性、道德上的决绝、以及它废黜国家的决心和摧毁官僚制的实践，它在共产主义革命的逻辑延长线上走得如此彻底，以至于这个共产主义乌托邦失败的样本真正终结了２０世纪的所有革命。”〔２８〕
十、文革的异化
文革的最大特色，就是文革的异化。与其说文革是失败了的或破产了的革命，不如说文革是异化了的革命和革命的异化。比起以往的革命，文革既是无出其右的异化的革命，又是无法比拟的革命的异化。
毛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里，实际上已对文革信心不足。他给文革的总体评价是“三七开”，即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认为“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１）打倒一切，（２）全面内战。”〔２９〕今天看来，这种“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也“打倒”了文革，是文革自身的内斗内乱和自我灭亡。
一方面，无论是动机、手段、理想，还是目标、形式、行动，文革都比以往所有的革命（包括那些异化了的革命）更加壮观、激进、广泛和深刻。不难看出，文革具有理念的极端性和实践的绝对性，具有乌托邦的迷惑性和理想国的空幻性，表现出群众的非自主性和领袖的超强主宰，等等。所有这些，都使得异化成为文革的“本色”。
另一方面，由于文革本身不是真正的革命，或是很难成为像模像样的革命，前前后后、上上下下，从来没有整合、自洽过，也没有健全、成熟过。文革的过程无不充斥着四分五裂、自我败亡的因素，潜藏着自我衰竭的契机。这类异化因素和契机，决定了文革中没有绝对不变的革命群众，没有不可更改的革命主题和主体，也没有不可修正、不可跨越的革命取向。异化的文革只能是文革的自我毁灭。
不管人们是肯定还是否定，文革都与革命有着多种多样的联系。一方面，无论是文革的总体，还是文革的方方面面，都大大拓展了今天反思革命的空间，丰富了对于革命的认识和评判。文革所具有的革命特色，为人们审视文革树立了独一无二的“样板”。另一方面，文革与革命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尤其是与中国的革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成为反思中国革命诸多问题的首屈一指的“典型”。
文革为尚未建立起来的“革命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个案，更是应当建立的“文革学”弥足珍贵的资源。面对文革，我们会不断地追问和探寻，革命究竟是什么？革命究竟为了什么？革命是教人“活”还是教人“死”？〔３０〕革命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还是使人畸形存在？革命是实现社会的解放、公正和自由，还是带来奴役、异化和危害？革命是目的还是手段？是“告别革命”“拒绝革命”，还是“期盼革命”“制造革命”？文革对于考察和把握自１７８９年法国大革命到１９１７年俄国十月革命再到１９６６年中国文革这近１８０年的“革命谱系”和“革命脉络”，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文革问题的丰富和沉重，也是我们反观和透析２０世纪中国革命历史的一面“棱镜”。２０世纪中国，使用频率最高、涉及范围最广、意指蕴涵最大的一个词，莫过于“革命”。曾几何时，“革命”成为中国社会生活与个人行为的最高准则和最高规范。确实，中国的２０世纪可称之为革命的世纪。在这样一个以革命为主旨的世纪，中国以革命的纷繁复杂、刻骨铭心，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矛盾、困境、危机，同时也出现转折、生机和希望。回眸２０世纪中国的革命历程，可以按照年代把不同时期的革命标示出来：１９０５年的“教育革命”（废除科举制），１９１１年的“辛亥革命”，二十年代的“北伐革命”，三十年代的“民族革命”，四十年代的“政治革命”，五十年代的“经济革命”，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文革结束后，导致八十年代的革命转型为改革，九十年代进行革命反思或反思革命。〔３１〕“革命”成为人们讨论和研究２０世纪中国社会历史运动所必备的参照点和切入点。从辛亥革命开始，经过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学革命”及“白话文革命”，到文革时期的“皮肉革命”和“灵魂革命”，２０世纪中国所有重大历史问题或事件都与“革命”相关联，或者就是“革命”的一部分。２０世纪的中国发生了如此众多、密集和不同类型的“革命”，我们有理由追问和反思：２１世纪的中国还会有革命吗？未来的中国还需要什么样的革命？
注释：
１ 从中国文化来看，“革命”在古代以王者受命于天，故称王者易姓、改朝换代为“革命”。《易·革》中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变革；命，天命。在现代汉语中，“革命”一词泛指人们在改造自然界和改造社会中所进行的重大变化，在很多情况下，特指制度的变更、政权的更替或社会的质变。从１８世纪中叶起，启蒙思想家们考察社会历史时代时，把“革命”看作“过程”或“时代”的观点，不仅使时间进入了“革命”，而且有力地促进了“革命”的积极意义的普及，使“革命”一般地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人类前进过程”的同义语。（参见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第１４８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革命”视为社会的进步、历史的飞跃和人民的解放。
２ 胡平：《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第４７－６２页，台北，允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６年。
３ 林彪：《在中央工交系统文化革命座谈会上的讲话》（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６日），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大学服务中心，２０１４年第三版。
４ 参见唐少杰：《简论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情结和角色》（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主办的“毛泽东时代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之一，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５日），发表于《记忆》第１０５期。
５ 《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８日，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第４９８页，１９８８年。
６ 严搏非：《幻象的湮灭——读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未刊论文稿。
７ 林彪：《在中央工交系统文化革命座谈会上的讲话》，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６日，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大学服务中心，２０１４年第三版。
８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１９６６年８月８日通过），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第７４页，１９８８年。
９ 林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１９６９年４月１日，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第３２１页，１９８８年。
１０ 吴庆彤：《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第１１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１１ 清华大学文革初期两派群众组织争论干部问题的一个著名用语。
１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１９６６年８月８日通过）》，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第７３页，１９８８年。
１３ 参见唐少杰：《南橘北枳味何堪——简论“文革”与巴黎公社经验之关系》，何蜀主编《昨天》（电子文刊）２０１７年５月３０日第９１期。
１４ 陈伯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１６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第１３３页，１９８８年。
１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１９６６年８月８日通过），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第７２页，１９８８年。
１６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１９６６—１９６８）》，第５７６页，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２００８年。
１７ 同上，第５７７页。
１８ 同上，第５９９页。
１９ 文革中出现并流行过“群众办案”。文革后期，我上中学，就参加过让普通中学生讨论、评议刑事案件的定案和量刑的活动。
２０ 关于文革意识形态的论述，参见唐少杰：《“文革”意识形态简论》，宋永毅主编：《文革五十年——毛泽东遗产和当代中国》上册，第２１－３６页，香港，明镜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２１ 对于文革“继续革命论”的集中论述主要体现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的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第６０９－６１０页，１９８８。
２２ 王洪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１９７３年８月２４日，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第２９页，１９８８。
２３ 文革“全面专政论”由张春桥作了最有代表性的概述。他１９７５年４月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中，提及马克思在《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论及无产阶级专政是要达到“四个一切”，即“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出来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过渡阶段。在这里，马克思讲的是一切，四个都是一切！不是一部分，不是大部分，也不是绝大部分，而是全部！”“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直到地球上消灭这四个一切，使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决不能在过渡的道路上停下来。”参见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第２５３页，１９８８。注意：引文中的黑体为张春桥原文所加。
２４ “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文革的特定现象和专有名词，它大致上包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后来又加上了“解放军学全国人民”）、“革命文艺”“教育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五七干校”“赤脚医生”，等等。某些“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在文革之前已经出现，但只有在文革时期，它们才有了独特的意义。
２５《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３５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２６ 即“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
２７ 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下），第８１０页，香港，新世纪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２８ 严搏非：《幻象的湮灭——读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未刊论文稿。
２９ 《毛主席重要指示》，１９７５年１０月至１９７６年１月，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大学服务中心，２０１４年第三版。
３０ 针对“革命文学”以及“创造社”元老把革命变成非常可怕的事情，把革命当成了让人死的恐怖，鲁迅指出，“其实革命并非是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鲁迅：《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４卷第３０４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３１ 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第６５－９０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１９９６年。
□ 来源：《记忆·REMEMBRANCE》季刊，２０２０年第二卷第一期
～～～～～～～～～～～～～～～～～～～～～～～～～～～～～～～～～～～～
【动乱年代】
阎红彦的云南文革：从管涌到溃堤（下）
·周孜仁·
（上接ｚｋ２００２ｃ）
当局进退失据，做法越来越蠢，注定为造反队伍不断催生更多后备军。
１９６５年，云南省委曾将昆工高年级学生派赴农村参加“四清”。为了灭火，省委决定将这些师生调回学校。返城前，省委派专人前去对这些师生进行集训，注射政治预防针，说是八月二十三日以来，学院出现了反革命事件，反革命右派势力妄图翻天；还特别强调自打文革以来，省委如何一直正确执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方针政策，要返校师生密切注意阶级斗争尖锐性和复杂性，站稳立场，旗帜鲜明地同反革命、右派分子作坚决的斗争，等等。
“四清”运动本是文革预演。毛泽东亲自制定的指导性文件“二十三条”开宗明义定义：“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批师生乡下实践一年，对于文革指导性文件“十六条”同样重点整党内走资派的定义最易接受。果然，他们回校与低年级同学进行了时间很短的交流，很快便站到“炮轰派”一边，明确表态：云南省委执行了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路线，大方向错定了！“炮轰省委，火烧市委”是革命行动……云南省委企图调回人数众多的高年级学生弹压低年级学生，没承想调回的队伍很快调转枪口。
共产党政权本属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的合二而一，前者权重高于后者。文化大革命，最高领袖毛泽东将精神意志不断通过报纸和其他方式直接交给造反群众。当权派虽然依旧掌握着世俗权力，并据此对抗以图自保，已经力不从心，进退维谷。
昆工高年级师兄返校，为云南文革萌生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机械系一位极具号召力的领袖级人物宣布造反了。此人名黄兆其，浙江上虞人，浙江大学毕业生，文革前考入昆工，师从著名机械专家、中国振动学科创始人屈维德教授做研究生。文革前研究生极为稀缺，在高校校园，这种身份本身就具有天然的号召力。黄的政治认识转换最快，并于九月下旬带头成立了“昆明工学院井冈山红卫兵战斗兵团”。黄兆其对政策的准确把握、思辨的缜密和人格魅力使他快成为了整个昆工的旗帜。进而使昆明工学院的八二三战斗兵团，成为了全省八派的核心。
８、走出“三家巷”
为了与“资产阶级司令部”撇清关系以求自保，亦为弹压本地造反学生以稳定秩序，云南省委的大员们稀里糊涂又心存侥幸地和北京一次次较劲，半年功夫过去，依旧不见曙光，相反是“右派”学生气焰愈益嚣张。如果将时间坐标往前再挪一挪，那么还会看到，共产党执政１７年来，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每一次总是为自己制造一大批对立面，积累一大堆矛盾，早在政治堤坝下渗出无数溃洞，这番学生浪潮一冲，暗流渗透，管涌已成，只要上帝之手再捅一捅，溃堤很快就发生了。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１日，天安门举行建国十七周年庆典，林彪按毛审定的稿子在大会宣布：“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１０月３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再次特别指出，十六条的公布以后，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何谓“资反路线”？不妨回顾一下共产党执政十七年的政治管理形态。
该形态核心有两大要件：一曰“党支部专政”，二曰档案制度。
“党支部专政”，指由基层党组织形成政治等级和网络结构，平时，按政治态度和与党支部关系的亲疏将所管辖人员划分为左中右。运动来临，三类人员便分别成为依靠对象、团结对象和斗争对象。为了，掌握所有人的思想动态，为此，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告密网，专门收集每个群众的一言一行，逐级上报，并以此作为区分左、中、右的标准，也成为成为了升学、入党、提干、提级的标准，由此决定了一个人的政治身份、社会地位和命运。
档案制度，则是为党支部专政的文字凭证：档案表征着你在体制内的存在，决定你能享受的政治、经济、生活和社会待遇，如影随形，不离不弃，一旦失去档案，你就什么也不是。档案制度之可怕在于，你的档案里记录的偏偏是你本人根本不知道的暗污潜罪，如：你的七大姑八大姨、八杆子打不着的亲属或有“杀、关、管”，或记有你某时某地对某人说过何种妄言谤词……比暗污潜罪更可怕的，是档案记有你“疑似”暗污潜罪，比如当年当过国军、坐过国民党的牢……等等，因为“疑似”，更方便想收拾你的人随意发挥。文革中刘少奇、薄一波之流许多所谓“叛徒”，其罪莫不如此。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毛提出的“批资反路线”，不就是他自己建立起来的、以“党支部专政”为基础的治理框架吗？只不过这次矛头所指发生了变化：不是当官的对付老百姓，而是老百姓对付当官的。清算内容，则不止于“五十天（即毛泽东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所言，从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公布到７月２６日中央决定撤出工作组）”，还要清算“两个月（从十六条公布到九月底）”。这个口号不仅给尚处于少数的造反派提供最具杀伤力的思想武装，继续引伸下去的，对于十七年来全社会所有遭遇政治迫害、渴望对官僚集团报仇雪恨、侥幸改变个人命运者，也极具煽动力。
除了口号，毛泽东还为造反群众准备了一盘实惠的政治大餐。１０月５日，经毛泽东批准，下达了《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经过群众和被整的人的同意，可以当众销毁。”，１１月１６日再次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宣布：“对于文化革命中各学校、各单位编写的整群众的档案材料，都应该宣布无效，全部清出，一律当众焚毁。”
毫无疑问，这是颠覆毛泽东体制建立的“档案制度”。理所当然得到了最广泛的民意支持。
昆明工学院、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三所高校围墙间有一条长约３００米的狭窄通道，人称“三家巷”。文革之初，这儿是昆明市民寻找新信息、选择新命运的政治集市，日日大字报爆棚、夜夜挑灯辩论。如今，这儿已容纳不下如此集聚膨胀的政治大爆炸。大标语、大字报、宣传车、辩论会开始涌向了昆明中心地带：百货大楼。造反之火不再局限于学校，而是向全社会延烧了。
９、社会造反风潮
昆明远郊生产常规武器的大型军工厂２００号信箱工人刘志宏，关中后生，一身北人的耿直与豪爽，１９５９年他从西安机械学校毕业响应号召支边，３年后即因表现优秀评为昆明市先进共青团员，被工厂派到昆明办事处工作。办事处位处市区，刘志宏得以天天在百货大楼看大字报、听辩论，对照中央报刊精神，他觉得学生确实“造反有理”。刘记得清楚，９月６日，云大最早的造反学生在百货大楼贴大字报，遭到保守派群起围攻，路见不平，于是拔刀相助——此事被人一状告回厂里，刘马上被党委召回去闭门思过，交待认罪。待到批“资反路线”，刘立即亮出旗号，公开反了。７年后，云南省恢复秩序，成立总工会，他荣任副主席之职；再３年，即１９７６年十月政变后，他以当时的通用“罪状”投入大牢。
另一位造反大佬，曾贵为中共“九大”知识分子代表、民间有“八大金刚”之称的苏州才俊沈炳章，５６年从南京支边来到云南，先在电厂劳动，后调入昆明水电设计院。成为设计院电工大组负责人。６５年，电力系统四清，电工大组其余二负责人皆老知识分子，只有沈年轻且贵为党员，工作组就动员他写大字报帮助领导“洗澡下楼”。沈炳章就写了，洋洋万言……不料领导没扳倒，电工大组倒揪出一个“反革命集团”，有主犯有从犯，沈成为集团的“党内代理人”，全院牵连数十人。文革一来，批资反路线，沈炳章带着知识分子们全反了。
后来成为八二三第二号头目的刘殷农，部队五好战士，转业昆明市公安局，亦因工作优秀而深得领导赏识。他这样讲述了自己的造反经历：６６年１０月，昆明市区已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他作为精干力量，由政治处领导当面向他布置新任务：要他收集昆明地区的文革动态，重点掌握昆明百货大楼一带大字报的内容和红卫兵的动态；“你不用坐办公室了，你的专业就是上街看大字报，听广播，晚上把看到的、听到的写成简报，一日一报。”。下面是他的回忆录：
由于整天在近日公园周围转悠，常看大字报的一些人，面孔都熟悉了。一天晚上，我走近一群人，想听他们在议论什么，其中一人突然提高嗓音对大家说：“提高警惕，注意狗特务的盯梢”。我被弄得非常狼狈，只好转身离开。
我一个共产党员，公安战士，执行自己的工作任务，怎么就变成了狗特务呢？但仔细想想，自己所执行的工作任务，不就是特务干的吗？红卫兵在北京受到毛主席接见，怎么一到昆明就变成了洪水猛兽，监视他们，自己不就站到了他们的对立面了吗？从这一天起，我的思想在脑海里发生了剧烈的冲撞，最终冲出了牢笼，我用自己亲眼看到的事实，对照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了云南省委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对抗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结论。一个决定突然从脑海中冒了出来，写大字报批判省委。
刘殷农临死前完成的回忆录《一个幸存者的自白》，详细记录了他担心造反可能被抓而做的各种准备，考虑得缜密周全。只是他真的被当局抓捕，发生在１０年以后，文革破产，云南开展对“四人帮”及其代理人的“揭、批、查”，刘殷农以反革命颠覆罪被判刑１７年，投入大牢。
当时中国的年轻人，如果事前知道等待他们的历史故事会如此残酷荒诞，肯定没有勇气走进迷局。可惜他们太年轻，而毛泽东的口号那么具有蛊惑力。连许多饱经磨难的老家伙都经不住诱惑，咋能责怪这些年轻人呢？昆明虽边远，在批资反路线的煽动下，政治激情依旧一路狂奔。
１０月２３日，昆明部分院校和南下串连的共４２所学校１２００余名学生在昆明检阅台召开“向云南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进军大会”。
次日，姚文元和戚本禹在北京接见云南大学造反派，肯定他们批判云南省委的革命行动，鼓动他们继续深入批判云南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揭开云南省委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盖子。有中央大员撑腰，云南批判“资反路线”浪潮澎湃，从学校到机关、到厂矿，各色造反组织蓬勃发展。
为适应形势发展，十一月下旬，黄兆其与昆明各路好汉协商，一致决定成立“昆明文革造反派联合指挥部”。接着，喊出了“打倒阎红彦，建设新云南”的口号。
１０、阎红彦困境
为了推动全国批判“资反路线”运动，１０月８日至２８日，中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的重头戏是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的讲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条路线》（下发时题目改为《两个月运动的总结》）。讲话针对“血统论”尖锐指出：“为什么高干子女就一定要掌权？难道是他们的血统高贵吗？”“最好让工农子弟和普通干部子弟来担任。”；报告强调各级干部要去掉“怕”字，放手发动群众；“坚持用毛主席的阶级路线，团结大多数”。毛泽东对报告评价甚高，批示“很好”还下令“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二本。”
毛泽东已经摊牌，云南省委被逼到了墙角。从１１月５日到３０日，省委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传达中央工作会精神，解决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问题。会上但闻一片牢骚之声。官方资料记载：“三干会议开始，许多干部就纷纷表示对文化大革命的搞法很不理解，有的说这场运动是‘打闷棍’，是‘把各级领导干部当成敌人住死里打’”认为这种搞法，“‘一定有坏人捣乱’，盼望‘有朝一日，来一个反击’”。“中央文革小组那些人写文章倒可以，没什么实际工作能力。”阎红彦夫人、农水大口组长王腾波也跟着起哄：“中央文革小组这些大秀才们，昆明已经乱成这个样子，最好来这里看一看”。在如此“集体无意识”的氛围之中，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曙光把话推向了极致，说文革是“陈伯达领着一群知识分子在领导，搞宗派斗争，这样搞下去，我们党就要出现大分裂。我早知道如此，我就不参加中国共产党。”
一把手阎红彦却不敢擅越雷池，，而且还得做一盘看得过去的菜端给毛泽东交差。云南官史记录：“为把到会干部的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上来，省委采取‘会内与会外相结合，学习文件与亲自实践相结合，揭发批判省委与自我检查、自我提高相结合’的方法，组织到会干部到学校串连，和学生开座谈会，观看红卫兵扫‘四旧’战绩展览，参加‘造反派’主持的批判大会”，等等。
“三干会”期间，全省官员齐聚昆明，给造反派打击当权派威风提供了大好时机。会议期间，由昆明地区及南下串连红卫兵主持召开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多达１０余次。其中声势最大、由阎红彦偕省委及地市领导参加并亲自检讨“执行资反路线错误”的共两次，结果都一样：“造反派认为阎红彦的检查敷衍群众，避重就轻，没有谈及思想本质”“未获得造反派谅解”“责令他继续深刻反省，认真检查。”
地点均为检阅台。检阅台系位于昆明东西干道东风路一开阔广场。原是领导检阅群众之地，如今成了羞辱当权者的舞台。市民的情绪是岩浆，在地下熔炼，这儿是火山口——对于角色转换，云南省的高官们显然无法适应，所谓检讨，不过不得已而为之罢了。因此会场乱相百出。百姓只管起哄快乐。参会的地委书记们都坐观礼席位，大理州委书记邵风不小心把印有毛泽东照片的报纸垫在屁股下，被红卫兵发现了，当即指出这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必须马上罢官。阎红彦忙不迭要邵挪开，说：“你快靠边站吧！”群众不依不饶，逼迫阎红彦要马上罢邵风的官。阎红彦无奈，只好现场办公，就在检阅台现场召集常委会，决定罢邵风的官。官史记载，说大会结束，阎红彦马上叫人转告邵风，说此事完全出于压力，常委会的决定不算数，希望他理解。
昆明军区副司令陈康中将夫人郭青女士，“解放军化肥厂”驻昆办事处主任，长驻省会，得风气之先，成了最早的造反派。昆明召开批资反路线大会，她也冲上检阅台凑热闹，翻２０年前的老账。说１９４７年８月，陈谢兵团南渡黄河，实施著名的“豫西牵牛”战略，为保证行军机动，决定让家属全体暂留北岸，由阎红彦负责安顿。郭青是家属支部书记，对此大为不满，约集众女将找阎起哄，要求随军南渡，兵团最后不得已派兵接应，不幸牺牲战士多人。事情过了２０多年，郭青在“批资大会”上就此向阎大张挞伐，阎则坚持说明当年此事是兵团集体决定，绝非个人自作主张。二人在检阅台上，睽睽众目之下，吵了个不休不止。
检阅台的群众批判整个就是一政治庙会。大权在握的第一书记，现在成了一受气包，基层官员谁都可对他发牢骚，造反派干脆把他当一袋土豆，随意扔来扔去。某日，云南汽车配件厂工人召开大会批“资反路线”，要罢某领导的官，“勒令”阎红彦来会表态。阎规规矩矩去了。开始，阎以为工人如此大动干戈，要他表态罢免的至少该是交通系统厅一级什么官儿，到了会场才知道，工人要他罢的，仅仅一叫张书堂的车间主任，阎哭笑不得。当场痛快表态：“罢！罢！罢！”。
事到如今，阎红彦肯定明白这次运动毛就是要老百姓来“烧”他的各级同僚了。同僚们要发发牢骚完全可以理解，他担心的，只是事情做过了头，包括他自己统统倒霉。三干会上，阎红彦竟如此插话：“党委不管就是很大的领导，犯错误就在于管，不然就是保皇。文革选举上反革命都可以。”还说：“你对群众过激行动咬牙切齿有什么用？群众起来了，你通也得通，不通也得通。”他还威胁：“这次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主要是你们厅长，副厅长”１２月２日，三级干部会议闭幕，阎红彦的讲话以这样一句牢骚结束：“只有靠你们自己救自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与昆明批判会相比，越到地州，批判越发野蛮。丽江地委书记康长征，被当地造反派责令与其他领导一起身背“黑材料”，押去万人大会批斗，两个多小时的批斗会上，康不断遭拳打脚踢，为了焚烧“黑材料”，群众干脆将身背“材料”的他直接推进烈焰之中，康昏倒在地，群众骂他“装死”，直到康再也爬不起来，方才送医院抢救，伤势已重，抢救无效而逝，成为云南第一位在“文革”批斗会上被群众暴力直接致死的地委书记。
需要补充说说康书记之子康晓东。失去父亲荫庇，小伙子长成后只能去滇西北林区当卡车司机。文革破产后时来运转，得父亲同僚关照，落实政策，调省人大小车班，再后来，搞了一个大学函授文凭，且与糟糠之妻离了，又与同样离掉“糟糠之夫”的某副省级领导之女重组一门当户对的婚姻，从此节节高升，官至省司法厅副厅长、监狱管理局书记。２０１４年，因收受贿赂５００余万，获刑１５年，到本该由他执掌的监狱里苦度余生。
１１、关于方向和路线的话题
文革中，阎红彦有一句名言：承认在云南文革中犯了方向错误，但没有犯路线错误。此语在云南干部中十分流行。喜欢把“方向”和“路线”分开处理。阎红彦所谓“方向”，是指打击对象，如前面说到的“牛鬼蛇神”“右派”等，当然，也包括后来搞明白的打击对象“走资派”；所谓“路线”，则是指依托对象、具体说就是背靠的“山头”。阎红彦坚信自己是铁心追随毛泽东的人，方向错了没关系。有靠山毛泽东的护佑，他坚信自己一定能顶过关去。
学生造反派只管把“方向、路线”一锅煮，只懂得要捍卫毛泽东和虚妄理想的纯洁性。文革之初被工作组、被市委、省委欺负，深感憋屈冤枉，唱一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就好过多了。现在知道了压制他们的东西原来叫“资反路线”，批起来于是力大无穷。他们觉得每一次都是毛泽东解救了他们，简直就被宠坏了，脾气就特别大，对于失败者便不依不饶，简直就胡搅蛮缠。
仇恨的行为性状有点像牛顿力学三定律：
１、 没有敌意的人与人之间始终保持和谐状态不变，除非外加某种因素而挑起仇恨；
２、 仇恨的强度与恶性事件的烈度成正比；
３、 仇恨与被仇恨的强度相等，作用力方向相反。
此外，双方仇恨还会因共振而将破坏烈度无限放大。文革是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烈度最大的恶性事件。所有人都会在相互仇恨中互害而难逃劫数。这个互害循环终点何处？云南百姓不知道，阎红彦和他的同僚们不知道，后来的事情说明，连始作俑者毛泽东本人，也完全失控。
１２、躲猫猫
随着批判“资反路线”运动风起云涌，“炮轰派”势力越来越大，各色“战斗团”“兵团”，在检阅台召开批判大会多达１０余次，其中，１９６７年１月４日这一次是云南文革历史必须记住的。此前两天，即１月２日，“昆明八二三战斗兵团”和“云南毛泽东主义炮兵兵团”等１００多个造反派组织宣布联合组成了“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如此盛事必须有一重大活动加以宣示，盛事名称叫《彻底揭发批判黑省委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并且“勒令”阎红彦和省委主要负责人必须到会检查并接受批判。
如果阎红彦如前几次一样出席了，事情很可能不会太糟，问题是这次偏偏出了问题：阎红彦没有来。关于这个，官方的托词是：“省委书记处开会研究，考虑到当时有几个造反组织制造的案件尚未解决，双方都要抓对方的凶手，担心在大会上发生武斗。省委担心参加大会会引起造反派和保守派的矛盾，因此决定不参加这次大会。”省委的回答显然是在说谎。当时，造反派尚未分裂，不存在什么“尚未解决”的案件”，其次，保守派早已江河日下，无还手之力，焉能主动挑衅？
阎红彦事前曾答应参会，会前突然毁约，问题就出在这个“省委书记处开会研究”上。到群众大会接受羞辱，阎红彦心中肯定是不乐意的，但出于对毛泽东根深蒂固的崇信，他完全应该硬着头皮去。只是这件事一旦作为议题，拿到书记处会上讨论，这就糟了。中国古语云：“家贫出孝子，国乱显忠臣”，当此书记有难之际，谁个不想争先恐后表示忠诚？于是纷纷表态反对阎出席，说阎书记长期积劳成疾，高血压、心脏病，中央工作会之后被造反组织不断勒令参会挨批，肉体、精神已受严重摧残。——最好回避，休息去！阎红彦本来就缺乏政治柔韧性，碍于北京的政治压力，当了几个月的受气包，心理承受力已近临界点，有众人“劝进”，自然乐意顺水推舟，一躲了之。
参加会议的书记们之中，为保卫阎红彦而抗争者，确有一位硬汉英雄，此人就是赵健民——我们将在后面介绍他的故事。
最后，还有一个要命的原因，大会前夕的１月３日，西南局书记李井泉意外到昆明来了。这一次他不是来面授机宜，而是逃亡。
李井泉可没阎红彦那么傻。６６年１１月１３日，四川三干会期间成都地区组织“万炮齐轰西南局、省市委推行资反路线大会”，李趁乱逃遁，此后一直在都江堰、西昌、渡口一带窜悠。北京高层竭力想控制局面的陶铸，新年刚过三天即被打倒。李井泉知道大事不妙了，于是决定秘密到上海避祸。１月３日下午，阎红彦在省委书记处会议透露：“李井泉来昆，要到上海。吃住我一人安排，要绝对保密。”当晚，李井泉来到昆明。阎红彦亲自安排住省军区警卫团，二人作深夜长谈，４日，阎秘密将李送飞上海。不可一世的顶头上司尚且仓皇逃命，阎红彦和他的同伙们，为何不能效法？最糟糕的情况就这样发生了。而且要了这位第一书记的命。
１月４日晚七点半，“大联合指挥部”和“南下造反兵团”共同主持的批判大会正式召开。数万群众拥向检阅台。但阎红彦偏偏迟迟不露面，等到八点半，仍无消息。省委书记无端悔棋，顿时引起了到会群众的狂怒。
事实是，书记处会后，共产党云南省委就玩起了集体躲猫猫，纷纷下乡躲避。阎红彦、夫人王腾波及省长周兴，则由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银山负责，转移到距离市区１０多公里的小麦峪，省军区警卫团躲起来。
昆明人称四季如春，这实为误读。严冬时节，昼夜温差极大。１９６７年１月４日昆明已入夜。检阅台前人头攒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之类的口号、语录山呼海啸。大会主角不来，大会组织者们作难了，有人主张一直等下去，哪怕等到天亮，等他个三天三夜，看他来不来？群众却不耐烦。忽有人传，说阎红彦躲在昆明军区大院！满场群众于是马上激动，纷纷要求冲进军区找。主席团顺应民意，由黄兆其向大会宣布，阎红彦作为堂堂的省委书记说话不算数，无视数万人的要求，他不来见我们，我们一起到军区大院见他。
洪水已经决堤。卫兵根本无法阻止汹涌澎湃的乱民，刹时间，昆明军区大院人山人海。军区参谋长崔建功急忙来院坝会见黄兆其、方向东及几个首都红卫兵代表，说阎政委虽为军区政委，但主要工作在省委，阎政委不在军区大院，我们军队不介入地方的文革，你们找错地方了，希望你们退出大院。昆明军区担负着援越抗美的重大战备任务，希望你们不要影响了战备任务。省委书记说话都不算数，区区参谋长的说词谁会相信？本来，昆明寻常百姓能进入平时可望不可及的军区大院，大摇大摆走进走出，本身就很刺激，再说，平时工厂、学校，死气沉沉，能聚会在一起唱歌，喊口号，吓得高不可攀的书记像老鼠一样东躲西藏，这也很刺激。
热热闹闹之中，第一个寒夜不知不觉过去了。
第二天早上，军区副司令陈康将军笑容满面又来了。他的夫人郭青在检阅台曾与阎书记过招，公开贴大字报揭发云南省委，众人对陈康多有好感。陈康劝说道：军队不介入地方的文革，阎政委确实不在军区，要找阎政委你们应该到省委去。陈康的话马上又惹来众怒，“陈康滚回去，阎红彦滚出来！”的口号声顿时此起彼伏，持续数分钟之久，陈康只好走了。
昆明冬夜，气温畸低。事情久拖不决，主席团召集进驻军区的各大专院校造反组织负责人和各工矿企业负责人召开紧急会，组成主席团，由黄兆其、刘殷农提出两条动议：
１、把为什么要进入军区大院尽快用电报报告周总理：是阎红彦失信在前，我们是被迫进入军区大院的；
２、阎红彦不出来，我们怎么办？轰轰烈烈进入军区大院见不着阎红彦，难道就灰溜溜撤出？
第一条很快统一了意见，遂由刘殷农执笔起草电报，以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的名义报给周总理。至于第二条“阎红彦不出来，我们怎么办？”众人一致表示：绝不能灰溜溜撤出大院，要在大院内安营扎寨，阎红彦一天不出来，就等一天！一月不出来，就等一月！一年不出来就等一年！会议精神传达下去，满院的群众一片赞同。工矿企业造反派很快用车送来帐篷搭好，真的个安营扎寨了。军区大院内红旗飘扬，唱歌的、读语录的、看热闹的、生火取暖的、人声鼎沸，财贸系统造反派还将小吃摊点搬进军区大院，供应小锅米线、烧饵块等快捷食品……煞是热闹。性急的造反者三番五次组织冲击军区办公大楼，军人就是个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手挽手组成一道道人墙抵挡冲击，暂无大碍。横七竖八的宣传车则不停播放革命歌曲和各种讲话，“捉拿阎王爷，捣毁阎王殿”一类口号响遏行云。昆明工学院用大客车改装的宣传车设置最为齐备，成了主席团指挥车，接下来的华彩段就发生在这辆指挥车上。
１３、硬汉赵健民
省委大员集体躲了猫猫，偏偏有一个没有躲，此人名叫赵健民。省委书记。１月３日书记处碰头会讨论阎红彦是否出席“１·４大会”，满场一片“书记身体为重，不能参会”的劝进之词，唯赵健民的话最是掷地有声：“现在在压力下屈服出去，等于投降。”１月６日上午，得知进驻军区大院的群众要冲来书记处找阎红彦。赵健民对其它几个书记慨然大呼，说：“你们都走！我一个人在这里。不然全部被抓走，就非把阎红彦逼出来不可。”
赵健民，山东冠县人。２０岁就读于济南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参加中共，并担任校支部书记。１９３５年末任中共山东省工委组织部部长。１９３６年５月任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部长兼济南市委书记。９月被捕，抗战爆发后获释。１９３８年被派往鲁西参加抗日游击工作，任中共鲁西特委书记。后，所部编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新编第八旅。再后来，先后任冀鲁豫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冀鲁豫区党委副书记、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等职，最后，以二野十七军政委兼军长之职进军四川，先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长、铁道部西南铁路工程局局长、铁道部副部长。１９５５年调中共山东省委任第三书记、山东省省长，入选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大跃进时期，赵健民敢于直言、反对浮夸冒进，被华东局调来的大佬舒同、谭启龙扣上“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三顶帽子交付批判，降职济南钢铁厂任副厂长，１９６２年甄别，１９６３年４月调云南任书记处书记。赵建民中等个儿，短发，精明干练、敢作敢为，虽宦海沉浮，依旧倔性不改。
６日下午，果然有人发现赵健民仍呆在书记处，于是马上赶了去。书记处办公楼位于军区大门正对的国防路，距离不过数百米。第一个抓获赵建民的云南印染厂工人汤克文回忆：
我带一些人到省委书记处，我喊一声“冲”，有人就爬上大铁门，翻进去把铁门打开。所有办公室的门都关着，我们一间间敲，没有人答应。有人就拿来一块大镜子一间间房间从门缝底下往里面照，发现一房间里有一双穿皮鞋的脚，于是砸门冲进去，原来正是检阅台上见过的赵健明，我说：“哈，原来你躲在这里。”他还嘴说“躲什么躲？我在这里值班。”我问他阎红彦在哪里？他态度十分抵触，说我知道也不能告诉你们。我们正在做工作，突然，外面又冲进一群人，抢了赵健民就往军区大院跑。
后续的故事是：赵健民在闹事群众簇拥下径直去了指挥车，赵说他是代表省委来的，阎政委身体不适，由他代表阎政委来和大家见面，希望大家不要干扰了军队的正常工作，等等，等等。
好事者早就里三层外三层将指挥车围个水泄不通，见赵健民手握话筒，还在大讲特讲“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是坚定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云南省委没有资产阶级司令部”等等，等等，天寒地冻中忍饥挨饿的群众早已满腔热血沸腾，只管汹汹追问：“阎王”何在？“阎王”何在？赵讲话肢体语言夸张，身姿动荡不歇，根本不顾众人起哄，最后甩出一句名言，“我以党籍和中央后补委员的身份担保，不知道阎政委在什么地方，就是知道了也不告诉你们！”并高呼口号：誓死保卫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云云。
语言论争已无意义。被赵书记激怒的群众开始动粗，拿出高帽子往赵书记头上戴，赵也毫不怯场，抓起纸糊高帽就撕个粉碎，还继续高呼“我是省委书记，本届中央候补委员”。群众早已狂野，这些名头毫无价值，只不过在腾腾烈火上再添些燃油而已，七八条造反好汉干脆将他押上车顶，强摁跪下，将又一顶高帽直扣赵头。宣传车已经发动，大院内群众纷纷集合，簇拥宣传车向市中心游行而去，被迫戴高帽下跪的赵书记随车巡游，接受满街市民的嘲笑和羞辱，这情景，很像《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卡西莫多被狂欢者簇拥游街的快乐闹剧。
赵健民被戴高帽子游街后，立即住进了昆明军区总医院，据说颈椎什么的被扭坏了。阎红彦依旧秘密呆在小麦峪。军区大院继续被占领。一切归于原状，依旧乱旗飘扬，唱歌我们想念毛泽东、读语录、看热闹、生火取暖、吃米线吃饵块……愤怒的群众又有冲进书记处办公大楼继续寻找，刷满“砸烂黑省委”、“打倒阎红彦”的大标语。阎红彦的办公室被占，家被抄。
１４、死事
作为一个共产党官僚，肯定看过许多无辜者的冤屈，应该变得很圆通很油滑了。退一步说，如果读过历史，对中国宫廷政治有点常识，贬黜、流放，后来又时来运转，重归庙堂，这样的例子一点都不稀奇。可惜阎红彦恰恰缺乏这一点。他刚愎固执的性格、身居高位的病态自尊，还有领袖对他的特殊恩宠，过分倔强的自尊心，使他不愿再去面对草民的羞辱。
８日凌晨１点多，秘书叫醒刚入睡的阎红彦，告诉他：“省委副秘书长王甸转来陈伯达的电话。”阎红彦立即起床接电。拿起话筒，他便听见陈伯达怒气冲冲的福建土音，快要崩溃的阎红彦，本能地顶过去：“我听不懂你的话”。
陈伯达于是让身旁的汪东兴翻译转达：“你要到群众中去，不要怕群众，你不要像老鼠一样躲在洞里，去见见革命群众嘛！你的命就那么值钱？你没有了命我赔你一条命！我可以给你立个字据。你不要胆小，不要养尊处优。当老爷当惯了，见不得风雨。斗个一次两次就怕了？十次八次也不怕！这就是中央的意见！”
绝望的阎红彦顿时爆发了，说：“我怀疑你是不是代表中央讲话！我就不承认你是中央首长。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你们坐在北京，只知道乱发号令，了解不了解下面的情况？你们对云南的经济建设怎么看？对边疆怎么看？你们究竟想干什么？把地方领导机关搞成这个样子，怎么领导？你们这样干下去，是要出乱子的！”
陈伯达说：“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说得明明白白的嘛，你还怕出乱子？要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靠毛泽东思想领导。你这么害怕群众，难道要毛主席出来为你保命？”
接着江青又在电话里指责阎害怕革命群众。要他立即到军区大院和群众见面，接受群众的批评。
领袖夫人、中央文革组长、还有毛的近臣（汪东兴虽仅传话，显然亦成附加配重），三重压力齐下：，阎红彦定感泰山压顶。他曾那么自信于自己“路线正确”，自信与自己是死心塌地背靠毛泽东的：这是让他扛下去的唯一理由。
注意：人和动物不同，动物为活而活；而人，除了活着，还必须要有活着的理由，如果失去了理由，他就可能自杀。人类是世界上唯一会选择自杀的动物。
现在，阎红彦感觉自己被彻底遗弃了，他没有理由再耻辱地活下去。放下电话，他边走边骂：“简直拿党和人民的事业开玩笑”，即又踱去隔壁周兴房间，将陈伯达与江青的话转告了，他要周兴和他一起马上进城，到军区大院会见造反派。
周兴劝：“半夜三更的，去了又有什么用！还是明天早上去好了！”
阎红彦重新回到房间，决定做最后了断，将床头的安眠药片悉数倒进喉头，再将桌上的水一饮而尽，然后熄灯。
凌晨４时，隆隆的汽车声打破了小麦峪的寂静。已经得知阎下落的造反派，开着好几辆大卡车，向小麦峪冲来。门卫紧急电话报告：“造反派冲进来了！”秘书接完电话，立即去敲房门，催首长“赶快起床！”连喊几声不应，过一会儿，还无动静，警卫员遂推门开灯，骇然发现：阎红彦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已停止呼吸！桌上放着一张写给夫人的纸条：
腾波：我对不起你，我是陈伯达、江青逼死的。你不要难过。
带领造反派赶赴小麦峪的刘殷农的回忆如下：
进入营区门口，负责安全的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表情严肃地告知我：阎政委死了。可能是自杀。接着，从他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字条，字条有巴掌宽，长条形，上面写着：“腾波，我是被江青、陈迫达逼死的，红彦。”随后，王银山带我进了阎红彦的卧室，只见阎红彦静静地躺在卧床上，雪白的被褥加盖了军用毛毯，面部表情安详，感觉就是睡着了一样，床头柜上有一个空药瓶，我看了标签，是眠尔通。我和王副司令员看完现场，默默地走出来，我们都感到无话可说。
肇事的造反派谁也没想到堂堂的共产党省委书记，被他们一轰就闹出了这么一大条人命，实在让人惊恐，特别几个带头闹事的头头。如果中央怪罪下来，真不知是何后果呢。好在那年月有个惯例，但凡自杀，均属“畏罪”，若为党员，均属“叛党”。再说，阎红彦公然白纸黑字，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首长江青、陈伯达，实在罪大恶极。９日中午，“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大联台指挥部”很快在检阅台召开十万人大会，介绍阎红彦叛党自杀情况并批判之。
对于官僚集团，这个事件更加震惊，因为，如果允许造反派继续胡闹，阎的下场可能就是他们的下场。资料载：“张曙光等人得知阎自杀消息后，分别带了几十人逃到南窑车站，计划立即上山。张曙光还恶毒地说：‘我怀疑这是不是毛泽东思想，如果共产主义是这样搞法，我要退党，把枪一提，上山打游击。’”几十年后此说已无法证实，确切的事实是，阎去世一个多月后，老帅大闹怀仁堂，职务比张曙光高得多的谭震林，亦对江青等人“愤怒地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干部一个一个都打光！阎红彦有什么罪，都给整死了！４０年革命，落个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寒心哪！我一辈子没哭过，现在我真想哭上三天三夜。’”
对于北京当局，阎红彦的死似乎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寻常小事。文革中死的大人物太多，区区边疆小吏，实在算不得什么。供中央政治局常委传阅的《要事简报》稿上曾录入阎红彦去世的消息，旋被当事人陈伯达删去，陈批：“算不上要事，用不着登。”
细针绵密的周恩来得知阎死讯，则于９日晨派专机送法医来昆明验尸。周明确指示：尸检由三方面代表监督执行，王银山副司令员代表军队；省委副书记薛韬代表省委；刘殷农代表昆明地区群众。法医对尸体拍照、解剖等均在三方共同监督下进行，并指示李成芳、郭超和王银山及造反派代表１２名上北京当面汇报。在听了负责阎红彦安全保卫工作的王银山汇报后，周恩来表情沉重地说：“阎红彦是个好同志，在那样艰难的处境中，他一心想着工作，他是要工作的呀！他不该死啊！”王银山马上自责：“总理！我没有保护好阎红彦同志。”周安慰他：“你一个人是保不住阎红彦的。”
接着，周恩来于１２日向省委、省人委、昆明军区、省军区发来六条指示称：“你们必须改变立场，站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必须坚定地、彻底地批判过去云南省委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只有采取这一立场和态度，才能改变你们过去追随阎红彦继续执行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造成的严重恶果。”
省委常委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周恩来指示，并向周恩来并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写报告，表示完全拥护周恩来的指示，并迅速向全体干部传达贯彻之。
半年后，７月６日，中央文革小组正式复函云南省军管会：同意在公开点名批判阎红彦。再一年后，１９６８年８月１０日中央关于成立云南省革委会的批复，正式将阎红彦定义为“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在云南的代理人。
１５、余音 “１·１３”大裂变
云南文革第一波凶潮尘埃落定。阎红彦以他的性命确认了地方当局的完败和造反派的胜利。余下的问题是，天寒地冻的昆明军区大院里尚滞留着几万百姓，他们将何去何从？恰恰因为这个，造反派开始了一场更为残酷、漫长的生死厮杀——阎红彦之死，触发了云南造反派的一场大裂变。
主持进驻军区活动的“大联合指挥部”本是一松散机构，而群众组织又本一哄而起，头面人物想法不同，欲望纷乱，性格各异，正如柏拉图《普罗塔哥拉篇》所言：
民众统治等于国家这只船行驶在海上，每一阵演说的风吹来都会激起浪涛，使船偏离方向。
政治骚乱的快感诱惑下，群众全变成被火焰熏燎的蜂群，只管哄哄乱撞，寻找蜂王和巢穴。这种环境最容易滋生英雄、强者、野心家和宵小之徒。再说，眼看得当权者已经落败，江山该有造反新主来主宰，原来的组合势必重新洗牌，英雄、强者、野心家和宵小之徒争夺王者的恶斗势不可免。以黄兆其、刘殷农为首的本土造反头领，他们还不足以让所有人为他们鼓掌，除了由昆明工学院领衔的“八二三”，昆明还有一个以云南大学领衔的“九一四”；除了本土造反派，北京南下红卫兵煽风点火，亦功不能没，他们也绝不可能轻易把果实拱手让黄、刘之辈的昆明土佬儿独享？云南两派厮杀的利剑，就在此时迅速地熔锻出炉了。
周恩来预感到这种危机，在１２日向云南官方发出六条指示后，１３日又以中央和国务院名义给昆明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发来“支持电”，称：
你们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坚持彻底批判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你们做得对，做得好，我们完全支持你们。
由于你们的革命斗争遭到种种阻挠，你们激于义愤，一时进入昆明军区大院，这完全要由云南省委负责，而不应该责备你们。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我人民解放军不介入党、政、民各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规定，我们呼吁你们离开昆明军区大院，使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武装工具得以确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开展。
我们热切地希望你们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再接再励，团结昆明市人民和云南人民，坚决响应上海各革命群众组织的倡议，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号召。抓革命促生产反对经济主义，反对矛盾上交，为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新挑衅而奋斗。
电报显然是为造反派进入军区大院找一个正当的理由，再为他们体体面面撤出搭一个台阶。正在北京的黄兆其和留在昆明的负责人刘殷农读懂了周恩来的良苦用心，当即表态：“我们马上向下面传达，响应中央呼吁，无条件撤出军区，并向党中央毛主席发致敬电”，并表示当天２４点以前撤出。中午２时，昆工八二三带头撤离，将插满草坪的团旗纷纷拔起，和宣传车一起浩浩荡荡离开了驻守近１０天军区大院，时至下午五点，草坪上只稀稀落落留下云南大学、昆明医学院等几所大学和别的造反旗帜还在晚风中瑟缩，旗帜下零散坐些人坚守待命。
反对“无条件撤离”的反方首领是“南下造反兵团”的首领高仰义。高系北京农机学院学生，在精英辈出的京城大学生群，高某实乃无人侧目的芸芸之辈。皆因云南太偏远，遂使竖子成名。他们认为黄兆其等人“无条件撤出”是“右倾”，坚决反对。提出“有条件撤出”，条件凡三条：１、省委必须到军区大院向群众承认错误，公开检讨；２、昆明军区给群众平反；３、要在军区大院设立长期留守机构：联络站。他们指责“无条件撤出”是：“没有走群众路线”“是右倾投降主义”甚至要“踢开右倾头头，自已干革命！”。大会主席团再次开会时，“有条件派”和“无条件派”已经势同水火。无条件派宣布次日上午在检阅台开大会庆祝胜利，有条件派则宣布，他们将前去造反，发生冲突、甚至武斗也在所不惜。争论无果，直到天将破晓，黄兆其在北京通过电话最后一次宣布：“无论如何，现在一个也不能留，只能够全部马上撤出去。如果哪一个留，你们就把他拖出去！”
黄兆其是阎红彦死事发生后被周恩来点名的上京代表，多日接触，已深得周恩来青睐，１３日晚上通过电话劝说军区大员人员离开，黄兆其一直坐周旁边，现在俨然已成总理代言人。黄兆其临危不乱，应变得体，很有大将风范，加上同时在场的首都三司代表陈汉亦完全按照总理调子表态，事情很快将“有条件派”逼到墙角。
１月１４日，“南下造反兵团”和云大领袖方向东、医学院领袖李毅等，在军区大院草坪主持了最后一次大会，再次批判了黄兆其和大联合指挥的“右倾投降主义”，然后黯然撤出军区大院。８天后，１月２２日，以“云南大学炮兵团”为主的６２个造反派组织正式从“大联合”中分裂出来，另立“新云南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联络站”，再改名：“云南毛泽东主义炮兵团”
原子弹爆炸是核裂变释放的巨大能量。文革群众组织裂变的能量也一样，其破坏力是毁灭性的。现在，云南派斗舞台的两个主角配备齐全：八二三派（简称八派）和炮兵团（简称炮派）。云南高原漫长的、残酷而血腥的派斗从此开始。
□ 来源：《文史讲堂》微信号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ＣＮＤ》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s://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
参加论坛上关于本文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