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题图 抗战时的李庄）
自新中国始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始终张扬“革命红旗”，知识分子人人自觉或不自觉“脱胎换骨”，对“叛逃台湾”者（去美亦视为同流合污）扼加伐挞、大拔“白旗”，学界胡适、赵元任、傅斯年首当其冲。尤以傅斯年有所“殉国恶行”，大陆学人莫不避焉。李方桂因以与傅密不可分，自然在所难免。李先生是我父亲的导师，师母徐樱与我母过从甚密，那时我父母当然不能免俗，虽然人前未必敢说李庄[1]的事，但私下家里我们听到李庄的故事断断续续却也不少，父母叮嘱万万不可说出去，渐渐也就消褪。直至改革开放后，方桂先生和李太太及子女（培德和林德）来大陆访问，父母几次接待，消褪的历史才幡然揭开，为数不多的几篇回忆文章也见诸报端（有些父亲署名的文章，其实都是母亲执笔父亲看过修改后发表的。甚至徐樱在《天津文史资料》上发表的“语言学家李方桂的经历与成就”，也是李太太先打了一个底，然后全是母亲代写的）。父亲总对母亲说，写些有用的，有时就把他认为“没用的”一挥大笔全然抹去。所以母亲对我们讲的李庄的故事很多从来没写进去。但李庄，对我们来说，就是父亲、母亲生活中不可磨灭的记忆，没有那么多的“人文经典”“历史意义”。听妈妈讲李庄的故事，就是李先生、李太太、傅孟真和我父母及周边人，家长里短的“婆婆妈妈事儿”，是一段真真实实的生活史，但那却是我父母生命中的“蜜月”日子，是父亲学术生命的肇始，所以也是母亲一直念念不忘的故事。
(插图:徐樱书简)
蜜月
（插图：父母合影）
说是“蜜月”，有点比喻，因为那是他们生命中最值得记忆、最辛苦也是最幸福的日子，其实也是写实。我的父亲、著名的语言学家邢公畹，那时他叫邢庆兰，1937年从安徽大学毕业一年之后，考取了旧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研究生，但因抗战兵兴，直至1940年1月才得以进所就读，这时中研院史语所已迁至四川南溪李庄，其间7月，父亲去长沙与我的母亲陈珍结婚（原名陈发珍，与父亲婚后一直使用陈珍这个名字），婚后两人就直接回了李庄。所以李庄“蜜月”这一说法千真万确。
妈妈说，其实说中研院史语所在李庄只是个大概其，李庄当时已经全被同济大学占用了，中研院史语所只好在离李庄还有六七里路一个叫板栗坳的地方驻扎。所址就在板栗坳栗峰山坡上的张家大院（房东就是后来成了杨志玖夫人的张锦云的母亲，张锦云的父亲张府武不久前去世）。进张家大院要爬四五十级石阶，院子门前有一座牌坊，几丈高的基石，有刻着漂亮花纹的栏杆，所以此地也叫牌坊头。张家大院曾经也叫栗峰书院，现在史语所驻此也算文脉承传吧。张家大院是一座三合院式的建筑群落。主院有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桂花院（老百姓俗称“桂花坳”），傅斯年家就住这儿。史语所在前院，前庭的中间大厅后来建为史语所子弟小学。李方桂家租住在“新房子”，这是个地名，当然比起桂花院房子稍许新一些，不过景致要更好一些，门前有一棵茂密的大龙眼树，院里有火红的山茶，因此人们也叫它茶花院。史语所的家眷都租住在柴门口的地主家。李先生住的茶花院也是一家大地主的宅院，有楼、有厅、有院儿，还有厢房及一间一间储存粮食的谷仓，学生们和单身职工就住在一间间谷仓里，马学良（那时还是单身。史语所有不少著名大龄男单身汉，像后来的名家杨志玖、逯钦立、李光涛……他们的故事后来妈妈也有讲过）就住在那里面。大家住在一块儿，每天听着摇铃上班下班，办公、学习，其乐融融。我父亲初来乍到没住上宿舍又有家眷，只好在附近租了一间农家小屋和我母亲住下来。
（插图：史语所）
恩师
（插图：方桂先生）
李方桂先生1929年受聘中研院，1937年赴美耶鲁执教两年。1939年李先生执意归赴国难，且与傅孟真先生有两年之约，但李太太担心战乱未歇，烽火连天，儿女尚小，当时长女林德6岁半，独子培德年方3岁，意欲携儿女暂避驻节意大利使馆的三哥徐道邻处。临到买船票时，李先生对售票小姐说，一张上海，三张意大利，李太太一阵心酸，一阵内疚，抢上一步说，四张上海。李先生惊喜不禁，李太太却是满心、满眼都是泪。就这样，1940年李先生一家四口辗转来到李庄。傅孟真太太俞大綵带着七八岁的独生子傅仁轨，是1941年到李庄的。
在举国御敌战火频仍的时候，李庄确实是一个除了作学问，什么都不能做的地方。只要进了李庄，你就进入了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古老循环。交通不便，没有电灯电话、没有时尚社交，暂时也没有日寇的侵袭，日子平静到单调。妈妈回忆说，你大大（我们家不知是随了哪儿的口音，叫爸爸“大大”，实际发音“搭搭”，有时写作“达达”）白天去所里听方桂先生讲课，没课就在屋里看先生布置的一大堆必读书，书特别多，有时看到深夜。那时点的是桐油小土灯，冒出呛人的黑烟，一早上起来，俩鼻孔都是黑的。因为住得近，李太太时常过来坐坐。她一来就说抱怨，方桂伏在灯下看书，烟熏得人头昏眼花，我实在受不了了，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他们是作学问，我们只好爱乌及屋吧。母亲说，师母，您真是贤惠。李太太拦住话说，不用那么客套，方桂说现在他最看重的就是次瑶（张琨）、蜀原（马学良）、庆兰他们三个，将来必然无可限量。你不用一口一个师母，可直呼我李太太，我只叫你陈珍，并不称你邢太太，这样才近便些。所以从此直到四十年后劫后重逢，李太太一直叫我母陈珍，而我母私下里、人后一直称其李太太。可见两家关系之非一般。
方桂先生与李太太，人皆称一辈子的“神仙伴侣”，李先生在家读书时，李太太没事总是拿着自己喜欢读的一本书坐在一旁默默地“陪读”，不时地、深情地对先生看上一眼。到了李庄，李太太自嘲：方桂再也尝不到“红袖夜添香”的神韵，我也不敢“黑孔褐爪夜嚇人”了，索性“敝帚自珍”由他去吧。我母亲对李太太敬佩由心，也由此开始了她也以李徐樱为榜样、以父亲为一生的她的辛苦人生。当然其中也贯穿着她“妻以夫贵”的思想，她的理想就是父亲成为李方桂先生那样的人，而她做到李徐樱的程度便足矣。母亲在李庄岁月的每一天都是早早起来为父亲做饭（父亲给自己立下了每日必早起读书的规矩，在他的日记中经常可以见到他检讨督促自己的记录），吃了早饭如果去所里听先生讲课，母亲忙完家务便会经常在窗口、门口向茶花院里张望，因为离得近，所以看得清，几乎说话都能听见。
(插图:年轻时的父亲)
父亲读研的头一年，方桂先生要求非常严格，所布置的必读书在一般人看来几乎是“必读不完”书，而史语所藏有大量专业书籍，在山庄右边名为“田边上”的四合院里堆满了整整七间房，号称后方最大的文史图书馆，方桂先生自己也有很多藏书，在父亲看来就像海绵遇见了大海。方桂先生的藏书中有些是德文版原著，内容却是父亲非常想了解的国外学术发展的重要资料。所以父亲决心开始学习德文，而这一学习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北上复原回到南开大学，父亲仍坚持去外语系听德文课。后来父亲的德文终于达到了读写自由。为了学德文，一有空儿父亲就跑下山走十多里路去李庄镇里的同济大学旁听德语课，非常辛苦。不久他用字典勉强就可以读些德文了。方桂先生见父亲这样奋发读书便教导说，语言学不能只凭书本儿学，要学会田野工作，特别是科学的技术方法。先生说：“记音技巧和准确性是语言研究的基础。”母亲回忆方桂先生对学生记音能力要求近于“苛刻”（父亲说，应当是“完美”），每周他都要把研究生集中到一起练习，用标准国际音标记音。有时还请“模特”——少数民族的知识分子来发音，大家围坐在一起听审辩音，然后各自记音，允许互相质疑答辩，最后往往是方桂先生拿出最佳方案，大家总是心服口服。母亲回忆，她常看见方桂先生在门口和父亲或是马学良讨论少数民族语言问题忘了时间，直到李太太出来请饭，李先生才说“哦，叫太太等了。快快散了。”李太太望望隔壁近旁窗里张望的我母亲常会客气地点下头。
太太们
（插图:方桂先生一家）
板栗坳集聚了不少教授夫人、太太们，“领衔”自然属傅斯年太太俞大綵、李方桂太太李徐樱，其他如凌纯声、劳干、丁声树、岑仲勉、向达等诸位的夫人，都不是等闲之辈。妈妈从李太太口中曾听到不少事迹，然而此时此境遇，同样艰难、单调的生活使他们相依为命，但也使他们“摩擦生火”，这故事我们下面讲。李太太与史语所前后两任所长太太都过从甚密。前所长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女士与李太太有螟蛉之谊，好得赛过亲母女，而且一直延续到海外四十余年。现所长傅孟真先生的夫人俞大綵，在李太太的嘴里是好得像上得《女史》的标准贤妻良母。俞大綵是曾国藩外曾孙女，陈寅恪的母亲是她的嫡亲姑母，俞家七小姐大綵小傅先生十岁。李太太说，大綵是孟真先生的续弦。1934年夏，傅先生留学归来满头大汗与原配丁夫人（山东聊城乡绅丁树尧之女丁馥萃，原名丁祖贞，傅斯年16岁时与之奉命成婚）离了婚，8月即与俞七小姐结了婚，但这个婚结得太天经地义了（李太太语）！你看傅太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整天在家相夫教子，叫我都好羡慕。尤其是看着傅太太在窗下教爱子读书识字的画面，那幅天伦母爱图真叫我终生难忘。
妈妈说，后来李太太就把大女林德送到傅太太那儿，一来是给傅太太的儿子傅仁轨作伴，也有请傅太太收林德为女弟子的意思。仁轨1936年出生，按傅家排行本应是“乐”字辈，但孟真先生因为崇拜唐朝朝鲜抗击日寇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的大将军刘仁轨，特地为爱子起名傅仁轨。林德上了傅太太的“私塾”，李太太“自由”了，有时就把小培德放在我这儿，她好去办事。小培德可爱极了，他不爱动，好像总在“思考”，乖得叫人心疼。可有时会突发“奇语”，引起你对他的无比怜爱。比如他第一次来我家，李太太走了以后，他突然问我，你知道我叫什么吗？我假装说，让我猜一猜。叫李培德，对吗？他一拍掌说，错。我叫“小皮头（peter）”是我三舅舅给起的。你不知道我的三舅舅徐道邻吗？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好像不知道太不应该了。母亲后来问李太太怎么回事？李太太哈哈大笑说，是的，是这样。李太太说，培德都一岁了还习惯躺在床上由保姆喂饭，因为保姆觉得这样好照顾，培德就乖乖地听话不起来躺着吃。道邻来看我，见此便质问，这个孩子要是长大也不肯起来吃饭怎么办？保姆赶紧对培德说，小弟弟，请坐起来吧，你舅舅怕你大了不肯坐着吃饭呢!培德马上坐起来了。妈妈听了直想笑。李太太说，还有呐。培德两岁时还不学走路，保姆图省事，一直把他放在地上的一个方圈圈里，说不许出来乱跑，培德就老老实实地在方圈圈里或站或坐，从不跑出来。林德故意从他面前跑来跑去逗他，培德从不“上当”，只是突然伸出手抓住姐姐就不肯松开，正巧被道邻看见便说，这个孩子长大了也不肯学走路怎么办？一直让他在地上的这个方圈圈里吗？保姆吓得对培德说，小弟弟，你舅舅又说话了，快请出来学走路吧。好！培德应声跑出来，从第五进的后院一直跑到大门口，小脚的保姆在后面紧追也追不上，急得大喊，小弟弟我要叫舅舅了！从此培德再也不肯进方圈圈了。后来道邻对培德说，小皮头，要不是我救了你，恐怕你还一直躺着吃饭、蹲在方圈圈里呢！所以培德就叫道邻“救命恩人”。
(待续）
邢沅口述 邢淑仪整理
华夏文摘第一四八七期(cm10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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