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孜仁：省委秘书记忆中的１９７１年
周永威：我见证了武汉七二〇事件
余汝信：军队与文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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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一〇二〇）·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一八八期（zk1908d）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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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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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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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非烟】 省委秘书记忆中的１９７１年 周孜仁
【动乱年代】 我见证了武汉七二〇事件 周永威
【历史回顾】 军队与文革（下） 余汝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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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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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非烟】
省委秘书记忆中的１９７１年
·周孜仁·
“九一三”事件发生时，我在云南省委办公厅秘书二处作秘书。
１４日一早，周恩来就用保密电话亲自向各省最高长官通报了情况。云南省委书记兼昆明军区政委周兴也接到了同样的电话，总理通报了情况后，要求马上下令云南陆军接管所有空军控制的机场。
周兴向省委领导转报的情况是这样的：
总理告诉他说：“人跑了。”
周兴问：“谁跑了？”
总理答：“就是做报告那个人。”
总理的潜台词是庐山会议即九届二中全会上做报告那个人，不用说就是林彪了。但他不把事情点透。周兴的政治想象力一时短路，还难以延伸得那么远，于是又问：“哪个做报告的人？”总理继续提醒：“就是你批判的那个人！”
周兴想了想，那一年他批判的最大名人，不就是陈伯达吗？那年春上，按中央“批陈整风”的统一部署，昆明军区和云南省委召开了一次“批陈整风”会议。３月４日，第一书记周兴在会上发表长篇演讲，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政治骗子”、“假马列”大张挞伐。讲话高屋建瓴、旁征博引，既有滔滔宏论，又有实际操作，效果好极了。讲稿一经上报中央，伟大领袖看了，欣然批示：“很好，照发”。这个讲稿一下子变成了中共中央“中发（１９７１）３７号”、“批陈整风”的指导性文件，下发全国学习之。１９７１年周兴的个人记忆，这件事肯定最为深刻。
“喔……”周兴终于回答，“明白了明白了。”其实他什么也没明白。周恩来要说的，应该是指周兴批判的那个人背后的人，但这有点像玩“脑筋急转弯”游戏，弯子绕得有点大。
周兴放下电话——他后来说——只感觉一头雾水。陈伯达一介书生，和军队全不沾边，和空军更不沾边，他跑了，干嘛要兴师动众，调兵遣将，让陆军接管机场？当时要他把事情联系到写进党章的“接班人”、“副统帅”、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想象力和胆量一时都无法到位。只是，几十年的政治斗争经验确又暗暗提醒，非常时期，应该有非常思维呢。他不能不将猜测的触角小心翼翼伸向林彪。
那时云南省正开着两个全省性的重要会议，一个是军区的所谓“政治边防”工作会；一个是全省教育工作会，而且会议结束都要周兴政委前去发表讲话。“政治边防”会议，办公厅二处派出刘连清（文革前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中将的秘书）为周兴的讲话主笔；教育工作会，则派我与会调研（想不起主笔为谁了。好像是前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将军的秘书甫汉吧？甫时任办公厅副主任）。总之，这件事确实给周兴出了个大难题。那年月讲话，动辄就毛主席怎么怎么指示，接着照例又林副主席怎么怎么指示，如果真是林彪出事，且总理还亲自打了招呼，你还在讲话里口口声声林副主席怎么着，不是严重政治问题吗？尤其是所谓“政治边防”，这正是林彪首倡的口号，开这样的专题会议，反复阐述林彪的指示的重要性，无论如何是难以回避的。
时间是９月１５日，“政治边防”工作会面临闭幕，周兴的讲话必须马上定稿。那天他来了我们办公室，先是让刘秘书把草稿给他审看。他左看右看，什么意见也没提，最后只一本正经地提醒道：“你们引用林副主席这些语录，都校对过了吗？如果拿不稳的，就省掉吧！”“都反复校过了！”刘的回答非常肯定，“没错的！”
周兴犹豫，出得门去，片刻又推门进来。“那么——”他又交代：“你们再看看稿子。要注意：引用主席语录和林副主席语录，数量和比例一定要掌握好。”片刻，又说：“林副主席的数量不能超过主席啊！”
“没超过。没超过的！”办事认真的刘秘回答永远肯定，“我们逐条计算过了。”“那好。那好……”周兴终于退出门外了。
我们正狐疑这老头儿今天到底怎么啦，周兴第三次又推门进来了。这一次他什么也不再问，直截了当宣布：“这个稿子我看，行了，到时候照念就是。只是——把林副主席的语录再稍微减少一点，行不行？记住，就这样！”刘秘一头雾水了，忙说行的行的。
大约２０日前后，一位中央钦派的机要员终于来到省委一号大院，敲响了周兴的院门。那时全中国的飞机都全部禁航，机要员是坐火车来的——当时北京到昆明需要三天两夜——周兴正重病卧床，秘书问北京来人能否代收？对方说不行，必须本人签收。北京来人遂直接被领来病床前把文件交给了周兴本人。这就是９月１８日发出的中共中央１９７１（７９）号文件。文件一开头就赫然一段：
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
对林彪叛党叛国事件，中央正在审查。现有的种种物证人证业已充分证明：林彪出逃的罪恶目的，是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根据确实消息，出境的三叉戟飞机已于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全部烧死，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
从文革开始后，特别是“满怀激情迎九大”以来的造神狂热中，八亿中国人每天用宗教仪式恭祝毛泽东万寿无疆，同时都需恭祝副统帅林彪“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在“九大”通过的所谓对国际共运具有历史性贡献的“新党章”里，林彪还被正式册封为钦定的最高领袖接班人，如此显赫的准神，突然制造出这些只该出现在侦探小说中的震撼故事，已经不能用匪夷所思来形容了。
谁也无法知道作为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周兴当时的心情。
作为核心机构的工作人员，我们继续蒙在鼓里，只是种种蜘丝马迹让我们不能不小心翼翼地猜测遥远的宫闱背后可能出现的巨大异动。２１日，我在云南饭店参加全省教育工作会议，在那天的《云南日报》上，我发现了一个鲜为外人关注的细节：那是转载《解放军报》的大块文章，占据了云报整整一版，题目大约是关于庆祝国庆２２周年的宣传提纲。我在文章末尾发现了一句口号：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如何如何。这类口号当时司空见惯，大家早就说得顺口溜溜。问题是，那些年的标准版本应该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为什么如此重要的权威新闻文稿，偏偏把这个“为副”给漏掉了？需知，这疏漏可是绝对不应该、也绝对不能马虎大意的、重大的政治错误！
我马上找来《解放军报》查看原文：呀！没错，照样是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如何如何！照样没有“林副主席为副”！看来这绝对不是编辑和印刷环节出了疏漏，确是林本人一定出了什么问题。那年月，高级干部今天顺风，明日翻船这类事并不足怪，问题是林彪：毛花了那么大代价、甚至不惜诛杀无数和他同创江山的开国重臣、不惜把全中国的经济推向崩溃而死力推上“太子”位的“亲密战友”，他翻了船，肯定事非一般了。
开会期间和我同居一室的《云南日报》资深记者韩曙光，胡须络腮，挺厚道的中年人，为调研教育方面的事情，我们曾多次合作。那晚都躺上床了，我憋不住悄悄向他说起那句残缺不全的口号——我没有说我所猜测的背后潜台词，不料，他说他也发现了，他也暗觉蹊跷，二人心知肚明，都到此为止，心怀狐疑睡觉。但睡不着，我过一会又若无其事提醒，说我原在边疆保山搞新闻，每到节日前夕，新华社总会把毛主席的标准像、及他和“亲密战友”林彪的合影照制成塑料胶版提前寄来（那时没有传真之类的新闻传输手段），你们《云南日报》是否也如此？他说是的，通过其他方式传来的照片制出版来效果不好，他们也是提前收新华社邮寄的塑胶版。我趁机怂恿，说你回去打听打听如何，看今年的标准相胶板寄来没有？他说好。
我们像两个道行高深的僧人云里雾里地说禅论经，最后，谁都没敢把事情点破，而谁都知道对方想说什么。
老韩是个办事认真的人，那几天他每从报社回来，都会向我通报他打听的新情况，而每次的新情况都一样：领袖像及领袖与“亲密战友”的合影像没有寄来。
国庆越来越近，按照常规，胶板再不寄到已来不及了。接下来又一个信息给我们本已十分敏感的心发来新的证据：中央正式通知，以后（其实首先是今年）国庆庆典方式实施改革，不再举行大规模群众大会和广场游行，我的第一反应非常肯定：林彪出事了！北京此举，显然是要回避“副统帅”缺席的尴尬！
我和韩预感的凶信每日都在进展。我和朋友们仿佛都等待灾难降临，我们急于证实却无法证实，甚至向任何人求证本身就是灾难。
某日晚，会议没有活动，我女友来饭店找我，我就陪她一道去市街散心。云南饭店位于昆明东西轴线东风路，两边排列着昆明的著名大楼和商铺饭店。云南饭店是省政府的接待机构，出去不远便是昆明市政府的接待点春城饭店，饭店楼下有一照相馆（好像就叫“春城照相馆”吧，记不起了），很大的。那一年央级杂志《人民画报》７月号是江青的专辑。最好的摄影器材和最蹩脚的技巧在这位第一夫人的作品里表现得淋漓尽致。春城照相馆的经理肯定是个喜欢赶时髦的家伙，他把这期画报上的蹩脚作品全都翻拍得很大放在橱窗里兜揽顾客。那期画报最让人震撼的就是“林副主席学毛选”：副统帅以发毛稀疏的秃瓢出镜。老百姓平时能看到的副统帅林彪的所有官方照都戴帽子，一旦亮出光头自然特别招风，又特别逗人发笑（这样的照片如不是出自第一夫人而是出自任一普通老百姓，绝对立马打成丑化领袖形象的“现行反革命”）。还有，自打文革开始，老百姓对于弱不禁风、脸色苍白、手里总是粘着一本语录本有气无力摇着、跟屁虫一样在毛后面喊“万岁”的家伙从来就没好印象。他的湖北普通话沙哑还有点声嘶力竭，听起来特别刺耳，简直让人恶心。１９７１年国庆前夕的那个晚上，我和女友在东风路上远远看见照相馆橱窗前有一大堆人围观，上前去远远看了一眼就退了出来。我小心指了指，说：“这个人可能出事了……”不料我未来的老婆大吃一惊，旋即警告我，说一句：“你，反革命！”我无奈地笑笑，立马将话题刹车，只说，你不信算啦。
很快，记不起是国庆前还是国庆后，有一天，和我同处一办公室的涂晓雷（云南造反派“八二三”派头号“笔杆子”，时任中共云南省核心小组办公室秘书）把我拉到花园里，异常兴奋地向我宣布：你知道吧，林彪真的这个了：“麦格”！“麦格”好像是什么抗日电影里日本鬼子说的话。经常被老百姓用来开玩笑的鬼子语言还有：“米西米西的”、“死了死了的”、“大大的好”等等。在我的知识里，“米西”好像是“吃”、“麦格”的意思好像是“死”。涂晓雷说话间，还非常得意地模仿日本军国主义电影《山本五十六》里山本大将的动作：他的座机被美军击中瞬间，手按军刀，沉着赴死。接着，涂快活地哈哈大笑。涂晓雷所属“云南八二三”派长期与“二野”为主的昆明军人交好，对于调来云南“掺沙子”的林彪嫡系“四野”铁军五十四军一直心怀耿耿，“四野”大佬林彪出事他们当然高兴。涂的铁哥儿们、“八二三”派一号大佬黄兆琪当时已荣任省委常委，按照中共中央１９７１（７９）号文件关于“林彪叛党叛国问题”“目前只传达到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的党组织”的精神，黄肯定是知道真相了，而涂所知道的情况，也就自然有其来历了。
多日的猜测和忧虑终于尘埃落定。我心里早有准备，消息得到证实，我似乎已毫无惊讶，而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虽然我原在的重庆八一五派和四野铁军关系不错，但实事求是地说，我对林彪本人却长期没好感，不为别的，就那一幅马屁精模样，还有造神年代他的种种过分夸张的言论举止，总是让人反感，甚至他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那声嘶力竭的音调，也是谁听了谁恶心。我上大三时正遇中共和苏共翻脸，双方大打口水仗。这场所谓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途命运的论战中，中方最为得意之作、且是影响了整整一代人文风的，就是九篇批判所谓苏共的“公开信”的大块文章，简称“九评”。记得１９６３年至１９６４年间发表的中共“九评”的最后一评中就专门说到了接班人问题，大学生们都认认真真学习过的，文章揭露对斯大林掘墓焚尸的赫鲁晓夫，当年正是以吹捧斯大林而爬上台的。文中引用赫吹捧暴君的话确实非常肉麻，“伟大”“英明”自不必说，最尖端的，公然是说斯大林胜似他的“生身父亲”！年轻单纯的学生娃娃对这类马屁精政客的厌恶肯定是刻骨铭心的。谁知时间才过三年，林彪对于毛泽东的吹捧，便让赫鲁晓夫的拍马术相形见绌。不仅仅是肉麻，他完全把中世纪的宗教用语、咒语、妄语……还有宗教仪式一股脑儿搬了过来。什么“最高最活”、什么“顶峰”、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什么“九大行星围绕红太阳转”……新提法层出不穷，让人眼花缭乱，一句比一句夸张，一句比一句绝对，一句比一句可笑。而据说可以“洞察一切”、成天就担心赫鲁晓夫事件在他身后悲剧重演的毛泽东，公然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一切，公然还说什么：赫鲁晓夫之所以下台，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崇拜。中国确有个人崇拜，也需要有点个人崇拜。事情过了５年后的１９７０年，毛泽东再次和美国作家斯诺会见时，仍毫不讳言个人崇拜，这就实在让人费解了。只是当时，毛泽东在国人心中早已固化成了神，大家的反感和不舒服，明里暗里，也绝对不会指向接受吹捧的他而只会指向吹捧者。我一位同学叫杨宪腾的，现在是美籍华人了，文革闹得最为热火朝天的时候，他就公开说了，林彪倒吊眉毛，尖嘴猴腮的，一看就像个奸臣，就为这个，毕业时被进行政治审查，最后弄去张家口一个煤矿当了工人。
根据文件精神：“林彪叛党叛国问题，根据内外有别、有步骤地传达的原则，目前只传达到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的党组织。有关林彪的文字、图画、电影等均暂不改动。并望切实注意严格保密。”事虽如此，省委办公厅的秘书们因工作关系，多少也享受一些特殊待遇，比较早地知道了真相。
事情又不知过了几月几日，文件终于传达到了普通老百姓。我的一个校友叫刘昌文的，当时在云南当兵，回四川内江农村探亲后归队路过昆明，他对我介绍了他们家乡农村传达的情况细节：那天，生产队会议室由荷枪实弹的民兵把守。传达前先宣布纪律，所有人等，必须一字一句认真听来，不准交头接耳，不准左顾右盼，特别强调妇女社员不得带娃娃，不准打毛线、衲鞋底，还有不准如何如何，然后才开始念文件。农民对于宫廷纠葛、路线斗争本来就稀里糊涂，气氛一紧张，又不准问，文件所言何事更加稀里糊涂了。回得家来，长辈一本正经问我同学：莽子（刘同学的小名），北京到底出什么事了？咋搞得紧张兮兮的？莽子问，你们到底传达了些啥啊？回答，说是林副主席带了妻子一群（妻子叶群），坐三撮箕（三叉戟），在蒙古被瘟猪儿干（温都尔汗）了。听到这儿，刘昌文哈哈大笑。我们听了刘的介绍，也哈哈大笑。
谁说苦难年代老百姓只能愁眉苦脸呢？他们也有他们的快乐：尤其那些自称代表老百姓利益的权贵愁眉苦脸的时候。
□ 来源：《爱思想》网站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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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乱年代】
我见证了武汉七二〇事件
·周永威·
◇ 毛主席的客人
（１９６６年）九月九号，省文革领导小组通知我校革命委员会，全体学生和另两所大学的学生乘专列去北京“参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间是十天。喜讯传来，校园当真是一片欢腾，连不能去的老师们也跟着我们一起心潮嘭拜，欢呼雀跃。
第二天，大家都忙里忙外的准备。我还找曾老师借了架望远镜，吊在胸前，平添几分神气。下午每人领到了两根香肠，几个肉包，三个苹果，还有半个月的伙食费。晚上八点，在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的鸣奏声中，专列汽笛长啸三下，缓缓驶出武昌车站。
十一号晚上八点，列车到达北京车站。一下火车，就听见站台扬声器传来特别亲切特别悦耳的女中音：“亲爱的同学们，亲爱的红卫兵战友们，你们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我们欢迎你们，北京欢迎你们。”一直到现在我都想知道：是谁策划了这么一段欢迎词？到底是什么激发了他如此智慧的灵感？反正听得你身上暖洋洋的，心里热乎乎的。还不止此，那种宾至如归、如进自家柴门的感觉，别提多受用！“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整篇亮点中的亮点，要是当时是市场经济时代，该值多少钱呀！
翌日由学校组织去北大、清华看大字报，听校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参观他们的文化大革命。随后又去了几所学校。在自由活动的几天里，我们去了天安门，故宫，颐和园。初次进北京，开心是开心，没钱也伤神。我们最大的物质享受，就是买一毛钱一斤的葡萄，找个地方坐下来，边看着面前熙熙攘攘来来往往的红卫兵，边剥着葡萄皮，吃下那酸酸甜甜的还带些韧劲的葡萄肉。我一个人还去了中宣部，作家协会看大字报。这是我很感兴趣的地方。在作家协会，看见了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张天翼的儿子给他老爸写的大字报。上面揭发张天翼有次对儿子说：毛主席说你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我们就应该是十一、二点钟的太阳，那毛主席……。不知是张天翼没敢继续往下说，还是他儿子没敢继续往下讲，反正意思都明白，恶毒得很。我想，作家当时这不懂事的儿子现在肯定是懂事了，不知他对这场文化大革命是什么看法？
十天到了，却没有回去的迹象。又过了两天，更加振奋人心的喜讯传来：毛主席他老人把我们留下来，要我们和他一起欢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１７周年。毛主席要留我们，那岂有不留之理？于是我们把后面的日子用于队形的强化训练，以便十月一日通过天安门时他老人家看着舒心，想着放心。这中间还穿插些忆苦思甜会、英雄报告会、学习毛著讲用会、批判黑帮会，使革命的同志越发革命，不怎么革命的同志坚定了革命。
十一凌晨三时，我们便被急骤的哨声叫醒。几乎是摸黑将早饭草草吃完，便集结成六路纵队出发。到了目的地，见前面马路已经被红卫兵队伍塞满，后面仍源源不断而来，两边有首都红卫兵纠察维护次序。耐心等待近四个小时，队伍开始行进。我们这才知道几天的刻苦训练全是白搭。不需要整齐，更不需要高抬胯的正步，需要的仅仅是跟上。
离天安门大约还有两里远，宏大的人流已近乎停顿下来。扩音器里不断响起天安门城楼上主持人的声音：“革命的红卫兵要力争上游往前走。不要停下来。不要停下来！”可以说不是我们在往前走，而是浩大的人的洪流裹胁着我们往前进。终于到了天安门，周围节奏短促的口号声轰轰作响，我一边往前挪动，一边在人海中伸长脖子朝城楼翘望，我想在城楼的中央找到我们熟悉的那个魁梧的身影。确实是目不转睛呵。
然而，没有看到。实在是没有看到。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机会，却错过了。依稀看到的是其他几个领导人。刚出广场，成千上万人就像碰上猛兽般拼命朝前跑。跑掉的鞋子到处都是，大小的包包也不时这里一个那里一个。
十月三号，我们唱着革命的歌曲，挂着幸福的笑脸，回到了学校。
这时学校、武汉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经过二十多天的洗礼，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 串联去了
十一月才过，学校已没有几个学生，统统串联去了。大字报零零落落，伴着树上不时飘落下来的黄叶，显得好冷清。同室的同学已从广州返校，正准备结伴西去南宁，看看漓江。我虽然还是天天有命革有反造，到底经不住怂恿，遂和几个同学一块，领了一个月的伙食费，上了火车，到达第一站长沙。
文化大革命形势全国并不同步——那怕命令是同时发出的。一般的规律是离北京越远，动静就越小。就象学生做作业：快的已经做几道题了，慢的才做第二题，更慢的还在想第一题呢。有的山区县，上海已经夺权了，他们黑帮还不知道是谁，权该找谁夺？。我们一到长沙，就去湖南宾馆，发现这里主宾按点作息，准时餐饮，日子过的有滋有味。我们也不多说，吩咐纸笔伺候。很快一纸勒令贴在宾馆墙上：都修了！把地毯全部撤掉！否则我们要采取革命行动！
你还别说，我们前脚刚走，宾馆工作人员后脚就将所有地毯——楼上楼下的，房里房外的——卷了起来。待我们下午去时，看到这里一堆，那里一堆，都是地毯，虽说碍眼又碍脚，可我们心里很高兴的。接着又提出要当时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同志接见，我们打着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驻长沙联络站的名义（这搞法在当时很流行，既没什么风险也没什么恶意），我们是随意的，没什么明确的目的，真的要接见我们还不知从何谈起，当然没有结果。我们干脆写了几十张寻找张平化的“寻人启事”，贴在来往的公交车上，在外面还没有什么大标语大字报城市规模也不大的长沙，显得分外的刺眼。
晚上在接待站吃饭的时候，看见有个窗口几十人在排队，一问才知道是借钱的。手续特别的简单。你只需要在一张油印好了的条子填上名字，学校，日期，就可以借走１０块到２０块。甚至更多。我傻冒，没有排队。一方面我不喜欢那个“借”字，另一方面竟没想到除造反、革命之外，还应该去游游山玩玩水，消费消费。事实上，那个“借”字就是“送”字。我听说过也见过七、八年后有借条寄到学生以后的工作单位摧还款的，就是没听说更没见过谁还还钱的。
我们在长沙的几天里，有两个湘西的学生一直跟着活动。见我们个个胆大包天，气吞山河，能说会道，开始是邀请，以后是请求，最后是哀求我们去他们那里“指导开展文化大革命”，我见他们情真意切，十分心动，反正哪里都是干革命。不是两个女同学竭力要我与她们一起去上海，那我的成长史上定会有新的亮点。而另一个同学，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写血书加入红卫兵的同学，独自去了湘西。没想到的是，在武汉态度并不明朗的他，到了湘西竟大造其反，或点火于基层，或策划于密室，招兵买马，呼风唤雨，长达半年之久，成了当地权倾一时的“湘西王”。
我们两男两女就开始了上海的旅程。火车到了株州，下面是人山人海；大家好不容易下了火车，等着中转。到了半夜，车来了。那场面真的好恐怖。车门根本就没开，任你怎么捶打都没用。于是选定一个窗口，嘶喊着，博击着把堵在前面的女同学就象往猛狮口中喂食物一样朝上推，跟着我自己也被推了进去。什么叫“无立锥之地”？那趟火车我算是领教了。车厢里，位子上就不消说了；位子底下，多大一点点空间呀，睡了个人；椅背上宽不过两厘米，张张都有人跟玩杂技一样一腿伸着一腿曲着上身弯靠着；茶几上坐了人；过道就不用提了，一个一个的不是挨着而是紧贴着。
我被夹在两车厢之间的人堆里。平时这里是比较容易松动的地方，起码火车起动后摇晃中也应该松动一点点。然而那趟车连这一点点也没给。由于贴我面对面站着的是个个头与我差不多的女孩，彼此气息相通，眼神相递，肌肤相亲，可惜女孩相貌平平，加之我其时情窦未开，不然八小时这么长的时间里，这么亲密的站位中，没有故事发生，是绝对不可能的。
◇ 揪斗“走资派”
在上海的一个星期里，特地去了金老师的母校——华东师范大学。感觉校园风景不象她描绘的那么美，与武汉大学依山临水的气势相去甚远。为了参观轰动全国的万吨水压机，我们半夜起来排了近五华里长的队，这也是我有生以来排过的最长的队。不管你信还是不信，在外面的日子里，我没怎么想爹，也没怎么想娘，而是惦记着武汉的文化大革命。弄到船票以后，即打道回府。
武汉此时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已经不是小好而是大好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二司）已经成立，旗下近万余众；另有两支战斗力极强的独立的造反队伍：湖北大学的《红八月造反团》和华中工学院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造反司令部。还有一个三司。他们是公开亮出“赞成造反派的观点，不赞成造反派的搞法”，是所谓谦谦君子亦或“投机者”的大本营。而以朱鸿霞为首的武汉地区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武汉工总），，其声势席卷江城三镇成千上万的工厂，无一组织可与之抗衡。他们是武汉二司最坚定的同盟军。保守派已分崩离析，完全不成气候。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揪斗“走资派”是造反派一系列革命行动中的重中之重。由于中央对什么是“走资派”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下面操作起来就只得粗线条的大而化之，甚至干脆采取顺我者革命派、逆我者走资派的霸王政策。
这日武汉二司在汉口体育馆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被揪斗的干部十余人。副省长韩宁夫也在其中被架着“坐飞机”。第一个作批判发言的造反派上台就是猛喝一声“韩宁夫！”我瞧着副省长反射般扭过脸来，正闹不清怎么回事，一把钞票朝他扔了过去。在纸币纷纷扬扬落地的时候，台下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伸长脖子，莫名其妙；韩宁夫也是眨巴着眼睛，一脸的茫然。待发言者呲牙裂嘴控诉过半，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当时中央已决定停止学生乘车船串联，但仍鼓励徒步串联。湖北以韩为首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为此专门发了个文件：给徒步串联的学生先期发放一定补贴，购买衣服鞋袜以备急需。照说主意不错。发言者怎么批的呢？“你这是破坏文化大革命！你想把我们革命造反派都引去徒步串联，你们就浑水溜掉。你这是腐蚀我们革命造反派，想用几个臭钱把我们拉下水。你这是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不一而足。看韩宁夫的表情，泰然自若，一付毫发未伤的样子。再看台上发言者，脸红脖子粗，愤愤然。我真有点替他难为情。这是哪跟哪呀！秀过啦！
稍后在汉口新华体育场由武汉各路造反派联合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批斗的主角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王是武汉大学造反派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从广州抢来的。当主持人一声吆喝“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王任重押上来！”这位毛泽东欣赏的、对毛的确忠心不二，自称是其好学生的封疆大吏，被几个红卫兵推拥着弄上搭在看台栏边的桌子上，随即头上被戴上一顶篾扎纸糊的高帽——这是武汉造反派第一次这么做。王极力反抗，打掉高帽，当然又被重新戴上。
上台控诉的是武汉大学的学生杨某某，他运动初期由王任重亲自批示打成反革命，可谓苦大仇深。他的发言，有声有色，激起全场几万造反派一浪又一浪的“打倒王任重”的口号声。王任重为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提出“枪打出头鸟”“秋后算账”，为他对少数青年学生极不公正也极不负责的言行，付出了点点代价。
◇ 通宵为谁？
造反革命是十分辛苦的。写大字报，贴大字报。在大街上先把整张白纸糊上墙，再用特制的扫笤浸着墨汁在上面刷标语。一般是几个人踩着一辆三轮车来完成这项工作，有时来回好几十里路哩。在钢板上刻蜡纸，要多枯燥有多枯燥，有几无聊有几无聊，还是得干。少则几张，多则十几张甚至几十张。有时印出来的材料像厚厚的一本书。搞油印，也是技术含量蛮低、弱智才愿意干的活路。有的同志不言不语一站几个小时、油墨手上脸上衣服上到处都是，可怜得就是流水线旁一只缺心眼的机械手。
在街上坐在吉普车里对着麦克风呼口号，播新闻，散布小道消息，热天没有西瓜，冷天没有开水，还得应付对方不时的围追堵截偶发事件，也确实好不到哪里去。游行示威，是经常要参与的革命活动，短到几里，长达上百里，口还不能闲着，返校时身心疲惫，体力透支相当大。遇到重大的革命行动，诸如“打砸抢”之类，还有一定的风险和危险，不说提着脑袋搞革命，可也决不是闹着玩的。
然而，都干。都踏踏实实的干。都心甘情愿的干。投入之全身心，达到了铁面无私、六亲不认、不食人间烟火的至高境界。
有天晚上《红八月造反队》开完会，要我赶写一份传单，连夜刻印，第二天就要在三镇散发。任务不算光荣，可时间特别的紧。给我打帮手的是一个叫曾某某的姑娘。她身材婀娜，皮肤白皙，眼如秋水，辫子长又长。讲话轻声细语，走路不慌不忙，十分的淑女。工作室其实是一间教室。我是写作更是写传单的快手（可惜这技能从未给我挣来饭钱），我写好第一张，曾同学就拿到旁边去刻蜡纸。到我写完她刻完，已是午夜。
于是我们就张罗着油印。我对这活计有些外行，蜡纸很难平展地贴附在纱窗上。她就来帮忙，如此手指间彼此就偶有接触。不过都没事，都想的是怎样把蜡纸弄平，弄平了就能多印好多张传单！此时外面漆黑一片，万籁无声，整座教学楼百余间教室办公室仅我们一男一女两人。我推着滚筒，她翻揭着传单，一个小时过去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没有对话。我没有问她家在湖南什么地方？父母都还好吧？更没有关心她累了没有，要不要休息会？“要不我去给你弄点开水？”
工作室，整栋楼就只滚筒的呲呲声和纸张沙沙的翻动声。间或我们四只眼睛也碰到一起，竟没有刻意的回避，也没有交流，更没有火花，那感觉，就象是两个男生的眼睛不经意相遇，平平的，淡淡的。待我们忙完，天已大亮。我和她一前一后无声无息走过一段路，如同陌生人一样，各自走进自己的宿舍。
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心为革命，自己自觉做到这一步，够可以的了。
◇ 困难的日子
一九六七年，新年伊始，上海一月风暴席卷全国。各地造反派纷纷抢班夺权。本来是围绕两条路线闹的不可开交、大局已定的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交锋迅速演变成造反派之间争权夺利带有明显功利色彩的争斗。而恰在此时，毛主席发布解放军支左的命令，使这场斗争愈加反复无常，错综激烈。
二月八日，武汉二司在夺取《长江日报》后就时局发表了一个声明，时称《二八声明》。这一纸声明，对二司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来说，是“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威风”。而事实上，是“勤务员们”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满纸的派性，把自己推到了一个危险的境地。它甚至将昔日同一战壕的战友华中工学院和湖北大学的造反派莫名其妙地戴上一顶“托派”的帽子，无端指责他们要下山“摘桃子”。由是围绕二八声明是香花还是毒草的喧嚣，竟成了武汉文化大革命的焦点。
与此同时，一场更为扣人心弦的政治斗争在中国共产党最高层上演着。以叶剑英、谭震林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当着周恩来的面，向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发难。叶怒斥道：“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在京西宾馆，他盛怒之下，拍桌子居然拍断了两根手指！态度之鲜明，措辞之尖锐，表现之火爆，为历次之最。
现在是如此的明明白白：他们是对的。他们是出自一股浩然正气。然而，那个时候，他们又是的的确确的逆文化大革命的潮流而动。而这文化大革命，又不是江青等发动得了的。它是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指挥的。最令人惋惜、最令人难以理解又最令人不可原谅的是，他们这些在战争中经历无数枪林弹雨的将军老帅，怎么没一个人敢在毛泽东本人面前说半个不字？难道国家的前途，十亿人的命运在一个人的专制面前不显得比天更高？！更何况，毛泽东还从未杀过谏臣啊！
中央高层的激烈斗争，很快在党政军、在群众组织中传开。一股阴云笼罩在武汉大大小小的造反队伍里，有人公开声明退出造反，有人悄悄离开。三月十七日凌晨，武汉军区保卫部门将一批军内造反头目逮捕；三月二十一日，武汉军区在工人总部朱鸿霞等被捕后发布《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到此时，不光二司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就连华工湖大的造反派，都感到军区在支持谁打击谁了。二司司令部随即撤至杨道远所在学校武汉测绘学院。《革命造反报》显然失去政治和经济支持勉强出了两期后被迫停刊。一时间，不安，紧张，恐惧的气氛愈来愈浓，各个造反司令部基本处于解体状态。
在这困难的日子里，我校《红八月造反队》却表现出惊人的勇气。我们依然戴着红袖章。平时不经常戴袖章的我，这期间一天不拉。有人提议出晨操，既锻炼了身体，更重要的是证明我们没有垮。建议立即得到了全体队员的响应。于是，每天早晨五点半，一声哨响，大操场就集合起一支近百人的队伍。口令一呼百应，在空旷的校园上空，格外响亮；步伐随着口令，“嗒嗒嗒嗒”，好似百面军鼓在擂，气势如虹呵！
我们都相信，我们的大方向没错。我们会有胜利的那天。
◇ 风雨大游行
中央文革一直在关注着各地造反派的命运。从二司驻京联络站、北京航空学院《红旗》造反团驻武汉联络站、新华社驻汉机构获取的信息中，我们都能感觉到她的脉搏和我们在一起跳动。她像母亲护着婴儿般护着与她同呼吸共命运的造反派。江青在听取青海造反派控诉遭迫害的座谈会上，竟然抑制不住，哭出了声。
四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这篇文章一改该报以往板着面孔、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架式，而是满含深情，细说从头，娓娓道来。真的是句句说到我们的心坎里。仅仅一夜之间，造反派的旗帜，就在长江两岸风起云涌。我们根本就不用谁吩咐，三个一队，两个一组，睬着三轮，抬着糨糊，沿街刷刷刷！“打倒陈再道”“揪出武老谭”“武汉军区的支左的方向错了”等等等等，把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堵了个严严实实。那种近乎下意识的自觉精神，那种不图任何回报的崇高心境，那种大无畏的拼命三郎的劲头，搁到什么工程上——那怕登月工程——什么工程就会如日中天，大放异彩。
十天后，一场武汉有史以来的、经过精心策划、慎密组织、恢宏壮观、美仑美奂的大游行举行了。要示威，要游行，要呐喊，是每一个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每一个造反战士这些天来孜孜以求的。组织者想我们所想，急我们所急。头天一通知，大家便雷厉风行，四散准备。我弄来一面近八平方米的大红旗，提起大笔，饱蘸墨水，在上面大书“天兵天将”四个大字。把造反派比着天兵天将，叫你油然而生“老子天上来，我怕谁？”那种溢溢复溢溢的自豪感，那种酷酷加酷酷的潇洒劲。翌日的游行，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有过这样的描述：
“八时许，各路队伍沿着首义路集结。红卫兵们打着巨大醒目的横幅，扛着猎猎招展的红旗，戴着鲜红亮丽的袖章。九时正，游行开始。最前面的方阵是二十个英姿飒爽的女红卫兵护卫着总司令部的大旗，庄严地行进。随后是司令员一人，与前后断开三米左右的距离——这安排突出了他的领导权威。二百面红旗组成的方阵如同一片燃烧的山火，借着风势无可阻拦地朝前推进。紧跟着便是各院校挑来的三百人组成的铜管乐队，那白色的制服，那白色的大盖帽，以及指挥棍那上下串动的红球，在那黄绿服装的汪洋中，最最引人注目；尽管是些熟得不能再熟的曲目，可一经这庞大的乐队奏出，其气势就如同早晨六点钟的太阳喷薄而出，如同千米之上的瀑布喧泄而下，格外叫人热血沸腾。再就是一个方阵又一个方阵的造反派的队伍。在这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队伍中，红旗在飘动，红袖章在摆动，红宝书在挥动，真真一条翻滚在武汉三镇的火龙呵！”
我扛着大旗，精神抖擞地走在队伍中间，过了阅马场，跨过长江大桥，走进鹦鹉洲，折回古琴台的时候，天下起了大雨。风声，雨声，军乐声，口号声，一浪盖过一浪。我全身湿透，雨水顺着头发往下流，往脖子里灌，时才农历三月，牙齿冷得上下嗑嗑的响，没什么！继续前进。
浩荡的游行队伍仍按原定路线在风雨中进入解放大道。两边人山人海，鼓乐喧天，鞭炮齐鸣。原来是被解散的工人总部的战斗队员在欢迎我们。他们提茶送水，箪食壶浆；打着手势，举起拳头，喊着口号，或干脆走进我们的队伍，随同前进。其情，其景，今天想起来，仍历历在目。
这次风雨大游行往返近一百华里，竟无一人掉队，更无一人退伍。什么是钢铁意志？我是亲身体验到了。
◇ 万人绝食
“四二社论”对武汉军区触动并不大。陈再道、钟汉华两同志对文化大革命、对造反派的抵触情绪不会因为秀才们的一篇文章就松解，那怕他们也猜得出这篇社论是大有来头的。而当时“百万雄师”的兴起，对他们两个也有极大的影响。该组织以工人为主，将各条战线的保守派包括前一阶段已彻底瓦解了的大专院校的〈红卫兵〉网罗在自己的旗下，势力日益壮大。他们的口号是：“保卫陈再道！”“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对陈、钟而言，这口号给了他们充足的底气，继续走下去的决心。他们的思维方式，与王任重、张体学们没什么两样；不同的是，他们是行伍出身，手握重兵，不说把造反派没放在眼里，就是中央文革，他们也真的没当回事。
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武汉军区支持保守派。界线如此分明，立场如此对立，观点如此相左，它不同于鸡毛蒜皮之类小事可以调和，也不同于邻里之间磕磕碰碰没有原则，它竟慢慢演变成了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一场“有时甚至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为不久后发生的震惊全国的“七二〇”事件埋下了一个又一个的隐患。
四月中旬，到现在也没弄明白真正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什么，武汉造反派发起了针对军区的万人绝食活动。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最开始进行绝食的是一群中学生。他们是在与军区谈判遭遇异常强硬的态度后愤而采取这一举动的。中学生这一群体相对大学生而言，考虑问题欠思量，头脑极易发热，政策策略观念淡漠，处理问题感情用事，不计后果。可以说，文革中凡是过激、越轨的行动，他们都是始作俑者。因此他们在文革中受害最深，遭算计最惨。四川有个中学生造反队员，武斗中被“敌人”四面包围，他竟手举造反派旗帜，高呼“毛主席万岁”，从七层楼顶跳了下去！令人至今都唏嘘不已。
我是第二天参与绝食的。其时活动规模已经很大了。绝食静坐的队伍从武汉军区大门口开始，经中南路，到付家坡，到大东门，过首义路，至阅马场，绵延十余里。没有谁说非得参加不可，可造反派几乎都参加了。那天早晨，我去街上吃过早点——比平时多吃了一个油饼，就加入到绝食队伍中。
我在地上摊开准备好的一张报纸，坐了下来，心情是沉重的。望着前面不见尽头的默默无声、席地而坐的成千上万的造反派战友，一种悲愤情绪，堵塞在心头：陈再道，为什么要与造反派、与中央文革作对？为什么要置几万人的生命健康于不顾？不知谁唱起了“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跟着十几人和，几十人和，几百上千人都唱了起来。这支歌曲调凄惋，歌词也行，唱的时候不见得个个在想毛泽东，但真的很好喧泻了情绪。就像一个人受了委屈，哭了片刻后，心情到明朗起来。
中午很容易就挺过去了。到了晚饭时间没有晚饭，就很难受。幸好是绝食不绝水，学校在送来的开水里加进了葡萄糖，这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无疑是一种保护，可肚子咕咕叫，仍令人很不开心。物极必反，饿过了头，居然不怎么饿了。看到两边很多工人在为我们搭风雨棚，心中好生安慰。天黑了，就在昏昏欲睡间，听得前面人群骚动。原来是省市革命老干部一行前来慰问。时至夜半，居然出现一个十几人的外国友人造反团来到我们中间，喝采打气。这接连出现的小高潮，为在夜间挨饿受冻的绝食队伍，起了很大程度的稳定作用。我想假如那天晚上组织者安排一场大型演唱会，那为全人类诸如此类的斗争提供了一个“寓斗于乐”的极其成功的“case”。
挨过早晨，已三餐粒米未进，我才意识到自己是当真在绝食了。饥饿的感觉，一阵阵的袭来，清疼清疼的。有人研究过，死刑犯一个处死时，心里特恐怖，承受压力最大；而几个一起处死时，心理就轻松不少。并且这心理压力与人数成反比。我研究出饥饿与此无关，再多的人陪着一起饿，那饥饿的感觉仍然有多大还是多大。决不会因为人多这感觉会小更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们只是希望，谈判尽快成功，绝食宣告结束，然后找个小馆子好好吃一顿。我甚至想，陈再道同志，多大的事呀？答应条件算了。完了你也可以反悔嘛！
兴许陈也真的如我所想，到了下午四点钟，绝食斗争火线指挥部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陈再道答应了所有条件。绝食斗争胜利了。
不过，造反派很快就发现，军区的态度没有改变。很明显，靠大家都不吃饭来转变他们的支左大方向，是相当幼稚的。
◇ 我见证了七二〇
十九号一清早，武汉三镇贴满了这样的“号外”：昨晚王力同志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发表讲话，带来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四点指示。其中两条：武汉军区支左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工人总部是革命群众组织，应该于以平反。很明显，中央对武汉地区前一阶段文化大革命的走向是十分清楚的。四点指示，明确地肯定了以二司、工总、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为代表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并对他们提出了支持武汉军区支持陈再道的要求——当然是在军区改正错误以后。
在当时，应该说，四点指示是英明的，正确的。因为中央支持的几个群众组织确实是革命造反派，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的。以我个人前一阶段的“革命”实践，能够证明这一点。
尤其要指出的是：这四条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决策，而是在毛主席亲自参与下制定的——这在文革中是极少见的事。毛主席甚至就“方向性”错误当面给陈再道做工作——这同样也是别的军区司令员没有享受过的待遇。既然有了明确的四点指示，特别是毛主席、周总理在武汉，那问题应该是片甲不留，迎刃而解。可万万没想到的是，“百万雄师”和深深卷进文化大革命中的独立师８２０１部队，作出了极其激烈的反应。
他们在大街上到处刷斗字大的标语。内容之放肆、恶毒，到今天提起来都多少有些揪心。关键词“毛主席受了蒙蔽”，说它是条“反标”谁还敢驳？在十亿人眼里，毛主席是英明的领袖。这就如同水是液体一样，地球人都知道，毫无疑问的。英明的人是决不会受蒙蔽的，反过来讲这句话也对：受蒙蔽的人就不英明。谁受蒙蔽谁就不英明，什么时候受蒙蔽什么时候就不英明。敢点名说“毛主席受了蒙蔽”，查查文革浩如烟海的资料，除了林立果那遭不少人恨入骨髓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有类似语言外，再没那个人那个组织有过这七个字的文字或音像记录。而他们做的还远远不是到此为止。
在随后的几天里，“百万雄师”与８２０１的战士协同作战，他们一改武汉文革以来徒步游行的传统，乘坐车辆，或十几，或几十，甚至上百几百辆，喊着口号，挥着武器，呼啸而过。所到之处，市民关门闭户，坚壁清野；大人不敢高声讲话，小孩不敢放嗓啼哭；东湖宾馆，中央代表团下榻之处，更有毛主席隐居其间。他们破门而进，扬长而去，如入无人之境。此时，如果有人在“百万雄师”头目面前扔下这么一句当今干部在子民面前最为自信最具威慑力的流行语“还反了你？”我估计他们的反应是冷笑一声，潜台词是“那又怎样？”
七月二十号，上午九点左右，我从空荡荡的外专校园走过，再从空荡荡的湖大校园走过，刚出大门，就见本来不多的行人四散奔逃，口里相互警告“百万雄师来了”。我也闪身进了对面的蛇山公园。不多会，浩荡的车队从大桥方向隆隆而来，在湖大门口停下。开头六辆是改装的装甲车，设计极为超前，蛮像现在高速路上风驰电絷的依维科；焊上去的钢板少说也有两个厘米厚，拿背包大小的炸药轰最多把它弄脏而已。
片刻，从车上下来了几个“雄师”，与他们所乘车辆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所持武器相当原始，长矛砍刀之类，规格也不甚统一。搞笑的是有个“雄师”居然像走江湖的一样扛着把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然而他本人神色煞有介事，十分严峻。这几个沿两边搜索。我迅速往山顶上跑，后面三个群众模样的将园门关上。一个持矛的“雄师”从门外朝我们张望，见没有谁打算反抗，就退了回去。数分钟后，车队像一条巨蟒，朝前开了过去，粗略一数，竟达二百余辆。“百万雄师”，名副其实啊！
而这一天“百万雄师”接下来干的事，则令全国十亿人起码九点九亿悲愤交加，痛不欲生。我不忍过细描述这前后的细节，大致过程如下：他们冲进中央代表团住地，揪住王力先是一顿痛殴，再将其绑架到军区大院，继续毒打，直至军区政委钟汉华跪在他们面前求情方才罢手。二十一号凌晨，某部师长将王力设法救出，第二天和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回到北京。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百万雄师”与８２０１部队几千人围在东湖宾馆揪打王力的时候，他们距毛主席的住地仅仅百步之遥！这时的毛主席，一边痛斥陈再道妄图效法张学良西安搞兵谏，一边与武汉空军政委刘丰从后门逃走，从来就因为安全只坐专列的毛泽东，危机时刻顾不了那么多，乘飞机去了上海。
七月二十三号早晨，武汉空军出动大批宣传车辆，反复播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天播发的重要新闻“中央派往武汉解决问题的代表谢富治、王力等同志光荣回到北京”；接着，一辆又一辆草绿色军车载着黄衣兰裤的空军战士鱼贯穿过三镇的主要街道。他们不佩枪支，只是手举语录本，有节奏地喊着一句口号：“毛主席万岁”。至此，“百万雄师”如一棵大树轰然倒下，并且永远地彻底地倒下了。
◇ 我反对施暴
七二〇以后，正如王力事前指出的，武汉问题解决的十分彻底。“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将“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是完全粉碎了。武汉地区的革命造反派高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或乘车，或步行，或组织，或自发，或节约型，或豪华型，游行数日，自至脚破皮，嗓嘶哑，方尽兴而归。
接踵而来的是对各单位保守派的骨干分子进行审查揪斗。这并没有形成一个运动，似乎也不是统一布置的。然而那年代什么都缺就是时间不缺。太多的时间无所事事，那坐下来把以往的帐拨拉清楚，也是顺理成章的。
一天我路过湖大校园，突然从大礼堂后门挤出几十人往这边涌来。其中七八个竟追着一个被揪住胳膊的青年毒打。打手好象相当内行，专击要害部位，出手特别凶狠。到了我跟前，只见被打青年面色惨白，大汗淋漓，终于倒下，双手死死地护着腰部。而那几个居然仍不罢手，继续围殴，直至从后面赶来的几个造反派将其架走。原来大礼堂一场揭批保守派骨干大会刚散，早就手痒的几个人堵在礼堂后门，而组织者听之任之，快出人命了，才过来干预。可怕的是这种恶劣的报复行径，如传染力极强的病毒一样，接触一人感染一个，接触一地感染一方。
这天快近中午，一个华侨学生要我跟他一起去审问原校人事科长、“保皇”特别带劲的张冠军老师。他要我去，想必因为我是老造反，可以为他壮壮胆。他要审个什么，我不知道。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去了。这个平时与我于公于私任何交道都没有的同学，把张弄到一个小平房的后面。我们面对面的蹲了下来。没想到的是这个来自印尼的同学没问两句就给对方“啪啪”两大耳光。我看到张没吱声，更没反抗，只是用手护着被打的脸；个子高高、军人出身的他，眼睛里竟含着泪水。我立即把这个华侨支到一边，气愤地问道：“你怎么能打人？还打人的耳光？”而他居然满不在乎答道：“你不审就算了。”我二话没说就离开了这个平时就有点逗人厌的华侨。不知道他接着打了那个以后还当了几年湖北省教育厅厅长的张冠军老师没有。
一周后，我刚从老家回校，就听说学校有十多个“铁杆保皇”被打得吃药，还有人在策划另一次“触及灵魂”的教育。这还了得！我真的很生气。顾不了什么“老右倾”“叛徒”这些屁帽子，我决心要为他们讨个说法，要制止这类事情再次发生。我很快找到在我们学校培养学习的解放军班的学员韩某某。这个班在学校有一定的影响，而韩本人运动前是学校的学习标兵，运动中在一个“同意我们的观点不同意我们的搞法”的组织中学习造反，是双方都能认可的毛主席的好战士。韩很赞成我的观点。我们决定先找几个被打的师生调查一下事情的经过，再写份报告表明我们的看法。
第一个接受我们调查的是林老师。他躺在学生用的高低床的下铺上，手还护在腰部，脸白的像张纸。靠门边的一个煤油炉上有个正冒着热气的罐子，使满屋子都是中药味。我和搭档坐在林老师对面的床上，我讲的什么已记不清了，但林老师的几句有气无力的话，今天还不时在耳门响起：我应该打的。同学们触及我的灵魂，是帮助我，帮助我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我们没有再说什么，退了出去。
第二天，学校大字报栏的中心区，醒目地贴着我的长达十几页的《关于我校八月十日打人事件的调查报告》（具体日期可能不准）。里面有这么些标题：１、事件的经过；２、被打的是什么样的人；３、打人的是什么样的人；４、为什么打人；５、我的态度。在这份报告里，为了顾及革命造反派的正面形象，没有点名。可我在第三个标题下，不客气地指出打手中有出身不地道者，并且在第四个标题下祭起一支杀手锏：搞阶级报复。
这支杀手锏在那个年代是宝中之宝，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不属“红五类”的特别怕这玩意儿，不光是怕，还过敏！我们自己一般是不提这四个字的。到签名的时候，韩某某退却了。于是最后就我一个名字签在上面。不过，因为我对学校革命造反的舆论鼓吹所作的贡献，不可小觑。所以自这份报告后，毒打保守派骨干的事，基本得到遏制。
◇ 抢枪时节
文革中最愚蠢的决定莫过于让造反派去抢枪。我想这决不是毛泽东作出的，或默许的。他老人家再糊涂也不会糊涂到这份上。
那个晚上学校又是紧急集合，言明是去抢枪，以“保卫我们的胜利果实”，头头们是这么动员志愿者的。我一声不响的回到了宿舍。我反对文攻武卫，更反对抢枪。只可惜持我这观点的太少，宿舍空空的，都上了那几辆前往抢枪的卡车。半夜，我被喧闹声弄醒，原来是战友们凯旋了。果然统统搞到了枪。不过看去都不怎么样，不是新的，不是先进的，连刺刀也不是明晃晃的；只有老班长一人搞到一支手枪，正在床头眯着一只眼睛兴趣盎然独自练习着哩。第二天听说，他们这次是去抢了湖北军区的一个军火库。问题是他们不是第一批去的，也不是第二批去的，反正到他们去的时候，军火库已没什么警卫了，“家伙”剩下的也没几支像样的了。
武汉地区由于七二〇事件，问题解决得相当彻底，因而哪怕抢枪高潮期间，也未曾发生过像重庆等地万弹齐发、炮火连天、前仆后继那种可歌可泣的战斗画面，可玩枪走火、流弹伤人的事情，倒是屡见不鲜。我来自蒲圻的高中同窗，团支部书记魏某某，考进华中工学院后，思想进步，学业专精；文革中亦识时务，顾大局，长驻黄石指导当地的文化大革命。那天几个人在办公室开碰头会，旁边一个正摆弄手枪的也不知是第几号勤务员没想到里面竟然装有子弹，对着他的战友们扣动了板机。随着“啪”的一声脆响，面前的一个仰面倒下，哼都没有哼一声，跟着倒下的是我那昔日同窗魏某某，子弹从前者的脑袋穿过再穿过他的心脏，他只对周围几个惊慌失措的战友说了声“快送我去医院”便断了气。屈指算来，魏同学作古已四十年矣！
那晚学校又组织批斗会。这次批斗会的一个创新就是会场外设有荷枪的造反派站岗。站岗的就该雄赳赳气昂昂规规矩矩的站好，他们那受过这种训练？兼之又是第一次背那玩意儿，似乎很难为情。结果看去学生不像学生，大兵不像大兵，土匪不像土匪，打劫不像打劫，硬是几个人见人恶的二流子。而会场里面，以往徒手站在批斗对象旁边的守卫人员这时也背上了枪。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又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熟得不能再熟的老师同学，几个看守互相打量着各自的熊样，尴尬得忍不住好笑。
下面的革命群众，开始见枪，还多少有些紧张，及至以后，越看越觉得那几个特别像电影里的匪兵甲匪兵乙，有的便吃吃笑出了声。这样的批斗会由于搞的过于频繁双方本来就腻了，台上台下如此一搞，真的是弄巧成拙。待第三个发言者喊完口号，主持人便抢在第四个发言之前上台，高声道“今天的会开的很好！大长了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威风。这样的会，我们今后还要多开！现在我宣布，散会。”
没过多久，部队宣传车开进学校，反复播放收缴被抢武器的通令。——上面终于有人想过来了：枪怎么能说抢就让他们抢呢！
〔作者简介：周永威，１９４７年生，湖北咸宁人，１９６５年入武汉外语专科学校学习；６８年底毕业到部队洪湖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７０年分配到湖北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从事教育工作，在大山里的讲台上授课４０年直至退休。〕
□ 来源：《新三届》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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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军队与文革（下）
·余汝信·
（上接ｚｋ１９０８ｃ）
第二部分 文革中军队的造神运动
一、军队对毛及毛思想的新提法
１９６０年《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的首项，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决议首次提出：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
这是一个全新的提法。后来，这一提法往往被人打上林彪的印记。查实，这一提法应为起草决议的军中秀才首创，发明权并不属于林彪（当然，林彪是赞同的）。这些别具风格的语言，陆定一所主管的中宣部就难以表述出来，这也许就是毛在感情上更亲近军队而疏离陆定一等人的重要缘由之一。
１９６５年８月１日，总政治部再版了１９６４年５月初版的《毛主席语录》。以总政名义撰写的“前言”，起首一段基本重复了１９６０年军委扩大会议的提法（个别字句作了细微调整，接着又加了一句话“我军全体同志必须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做到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一年之后，军队首创的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独特提法，终于在打倒“彭陆罗杨”之后被党的中央委员会全盘接受，并且升华至新的高度。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２日通过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宣称，“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１９６６年９月２２日，经中共中央办公厅文字整理达四个月之久的林彪当年５月１８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转发全国。讲话稿中有一段称，“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是我国革命的缔造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这一段与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一模一样的话语，到底是林彪的原话还是整理者后来加上去的？以文本发表先后的顺序推测，应是整理者依照公报的口径后加的。即便这段话是林彪的原话，也并非是林彪的原创，因为它的大体模式在１９６０年已以军委正式文件的形式存在。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６日以林彪名义发表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也有一段与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一模一样的话语。我们今天已经得知，“再版前言”并非林彪本人所作。
到了１９６８年１０月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新党章时，毛两次圈去了党章草案上“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１９７０年８月，林彪借有关天才问题不点名指责张春桥，引起毛的不满，毛林从此分道扬镳。
二、“四个伟大”与对毛的个人崇拜
１９６７年中，由军队引领的对毛泽东的造神运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１９６７年５月１日，首都各大报在头版发表林彪为“五一”国际劳动节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四个伟大”的提法，始于１９６６年８月。８月３１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林彪讲话开头就是“我代表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
“四个伟大”是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一种具体体现。然而，毛稍后对“四个伟大”的封号似乎并不领情。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日，毛泽东在审阅周恩来报送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联问题的补充通知》时，将文中“毛主席”之前的定语“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删去。１９６７年２月３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巴卢库时说，“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但是，有什么办法！他们到处这么搞。”
既然毛泽东已表示“不高兴”，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林彪为什么还要作这样的题词？事关林彪可能根本不相信毛泽东的“不高兴”是真心的。因为林彪知道，历史上毛对个人崇拜是明确表明过赞成态度的。
在１９５８年３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针对党内对个人崇拜的认识问题说过一番话称，“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我们不是崇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吗，斯大林正确的东西也还要崇拜。对于他们，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现在既有个人崇拜，也有反个人崇拜。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崇拜自己则很舒服。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列宁在世时，许多人批评他独裁。说：政治局只五个委员，有时还不开会。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因此，只要正确，不要推，不如我独裁；也开点会，不全是独裁就是。不要信这个邪，你反对个人崇拜，反到天上去，无非想自己独裁。”
林蕴晖称，“毛泽东对他认为需要个人崇拜一事，并不讳言。在成都会议上，陈伯达有个长篇发言，其中讲到王明说延安整风，搞出了两个东西：一个民族主义，一个个人崇拜。毛泽东插话说：‘说个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点。’陈伯达在说到我们是国际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有权威，有代表人，有中心人物，中心思想，但并不是个人崇拜。毛泽东接过话茬说：‘怎么不是个人崇拜？你没有个人崇拜怎么行？你又承认恩格斯，你又反对个人崇拜。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
文革第一年，毛泽东高调地八次检阅１，２００万红卫兵，难道不也是八次高扬对他本人个人崇拜的过程吗？即使到了１９７０年１２月与斯诺谈话时，毛泽东还说 “总要有人崇拜嘛！”毛称，“比如，说我是个人崇拜。你们美国人才是个人崇拜多呢！你们的国都就叫作华盛顿。你们的华盛顿所在的那个地方就叫作哥伦比亚区。”“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
毛其实是需要个人崇拜的，这一点林彪没有看错。惟林彪可能并不十分明白，毛需要的是高层次的崇拜，如需要有人将他的东西加以理论性的总结（如上升为一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引起毛反感的是低层次的崇拜，如一些反反复复、冠冕堂皇的套话及充满宗教色彩的顶礼膜拜。
三、“三忠于”“四无限”
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３日，《解放军报》发布“军委决定全军颁发特制毛主席像章”消息。该消息集“四个伟大”、“四无限”、“三忠于”之大成称，“我军全体同志，对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他们早就迫切希望佩戴毛主席像章和毛主席语录章。佩戴毛主席像章和毛主席语录章，象征着我们时刻都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的身边，象征着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光辉永远照耀着我们前进。”“总政治部要求全军同志，戴上毛主席像章和毛主席语录章，要更加忠于毛主席，更加忠于毛泽东思想，更加忠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新的功勋。要更好地按照林副主席的指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把我军真正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保卫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
此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三忠于”提法，又有所发展。
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２６日，新华社在报道“空军党委全体会议以斗私批修为纲总结文化大革命和‘三支’‘两军’经验”时称，“使空军各级领导班子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永远忠于林副主席，永远忠于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使“三忠于”变成了“五忠于”。〔《人民日报》，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２７日〕
翌年，“三忠于”的提法又有新发展。１９６８年３月５日，新华社在报道空军第二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胜利闭幕”时称：
这次大会，突出了无产阶级的“忠”字，忠于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忠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忠于毛主席的最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忠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忠于中央文革。忠于毛主席的一条红线统帅大会全过程。
在这里，“三忠于”变成了“六忠于”（当然，核心还是“忠于毛主席”）。其表述为“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最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无限忠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限忠于中央文革的钢铁长城。”
四、军队的“三忠于”活动
军队中开展“三忠于”活动的热潮，以海、空两大军种最为典型。
１９６７年１２月，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川在海军首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作总结报告时称：
广大指战员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的无产阶级感情有了极大的加深。大家无限深情地说：“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海洋再深，深不过毛主席的恩情；宇宙再大，大不过毛主席的功勋。”大家用各种形式来表达自己对毛主席无限热爱的心情。每天第一件事是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致敬，第一句话是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第一支歌是高唱《东方红》，第一个活动是学习最高指示。大家最爱读的是伟大导师毛主席的书，最爱听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最爱佩戴的是伟大统帅毛主席的像章，最爱张贴的是伟大舵手毛主席的像。指战员们说：“潜艇挂上毛主席像，水下充满太阳光；飞机挂上毛主席像，仓里更比仓外亮；海岛挂上毛主席像，好象守卫在毛主席身旁；阵地挂上毛主席像，好象毛主席指挥在战场。”“心中有了红太阳，身在舰艇，能把世界装。”
空军第五军１９６８年在有关开展“三忠于”活动的经验中称：
我军“三忠于”活动最突出的特点，是广大干部、战士、职工、家属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崇高感情，达到了新高度、上升到了新境界。把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真挚最赤诚的强烈的感情，贯注到一切言论行动中去。开始出现了人人胸怀一个“忠”。人人培养一个“忠”，事事体现一个“忠”，时时想到一个“忠”的动人局面。从机关到连队，从机场到营房，从干部到战士，从阵地到课堂，从炮位到机舱，大搞思想“忠”字化。学习“忠”字化。工作“忠”字化。战斗“忠”字化。生活“忠”字化。忠于毛主席五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正在成为贯穿战斗、工作、学习、生活一切方面的一条最鲜明最突出的红线。广大指战员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站在毛主席像前。向毛主席致敬，祝愿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愿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纵情高唱《东方红》，“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打开红色宝书向毛主席请示。部队讲的是“忠”字课，开的是“忠”字讲用会，做的是“忠”字操，训练中进行的是“忠”字飞行日，“忠”字工作日。广大干部、战士写“忠”字诗，画“忠”字画，编“忠”字节目，演“忠”字戏，讲“忠”字的故事，出“忠”字的墙报，放“忠”宇幻灯，建立红太阳影集，布置献“忠”室。“一帮一”、“一对红”帮在“忠”字上。红在“忠”字上、谈心活动在“忠”字上。连队在床头立了“促忠袋”，“忠”字栏，“进宝箱”，相互促进一个“忠”。广大指战员怀着对我们伟大领袖的无限热爱，废寝忘食，在紧张战斗工作间隙中，精心制做毛主席像，编毛主席像框，件件作品都凝结着一个“忠”字，他们说：“一针一线绣‘忠’心，一笔一划刻‘忠’心，一点一滴树‘忠’心。永远忠于毛主席。”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深深地刻在广大指战员的脑海中。
该经验还称：
“三忠于”活动群众发动之广是前所未有的，连几岁的娃娃也投入了“忠”字的洪流，芜湖基地幼儿园的小朋友也建立了“早请示”“晚汇报”、每餐向毛主席祝愿的制度。有一次吃饭老师没有组织小朋友祝愿，小朋友就说：“没有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我们就不吃饭。”
五、军队对“副统帅”林彪的吹捧
伴随着对毛泽东的吹捧的，是对“副统帅”、“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的吹捧。值得注意的是，军队此一时期对林彪颂扬的肉麻程度，甚至超越了毛泽东，这不可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与不快。
对林彪的吹捧，目前所能见到的，以时任海军第一政委的李作鹏１９６７年１１月在海军首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所作题为“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伟大统帅毛主席，永远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政治报告调门最高。李作鹏在报告中称：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还表明，每当出现一个伟大的天才领袖，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在这同时也必然会出现一个杰出的、天才的政治家，作为他最亲密的战友和最得力的助手，宣传他的学说，捍卫他的权威，阐明和发挥他的思想，继承和发展他的事业，帮助世界无产阶级认识自己的伟大的天才领袖。
十九世纪的伟大天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使马克思的天才得以发挥，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捍卫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恩格斯用尽了毕生的精力，在反动势力的迫害下，恩格斯为了替无产阶级保全自己的领袖，承担了最大的自我牺牲。他同马克思并肩战斗，坚决粉碎了阴谋家巴枯宁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对马思主义的猖狂进攻。
到了二十世纪，伟大的天才是列宁。……同列宁一起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是斯大林。斯大林用很大的精力宣传列宁主义，捍卫列宁和列宁主义的权威。……
林彪副主席最全面、最正确、最科学地评价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他指出：毛主席是当代的列宁。象毛主席这样的天才，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是我们时代的代表。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所有前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谁也没有象毛主席那祥亲自指挥过那么多重大的政治战役和军事战役；谁也没有象毛主席经历过那样长期、那样复杂、那样多方面的斗争；谁也没有象毛主席那样解决了那么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他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时代的旗帜，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锐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统一的行动纲领。林彪副主席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所作出的最全面、最正确、最科学的评价，字字句句表达了亿万革命人民的愿望，宇字句句说到了亿万人民的心坎里，极大地增强了全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的感情，极大地提高了全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革命自觉性。
……
林彪副主席最英明、最积极、最认真地领导和组织了毛泽东思想的大普及运动，开创了工农兵直接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纪元。……他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任务，高度概括为一句话，“就是要大立毛泽东思想”。他把波澜壮阔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从全军推向全国，现在正由全国逐步推向全世界。这种大好局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空前未有的。这是林彪副主席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最卓越、最杰出、最伟大的贡献。他的这个伟大贡献，深受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最热烈最衷心的感激，值得我们子孙万代大颂特颂、大书特书。他的这个伟大贡献，将作为划时代的伟大创举，载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光辉史册。
以上所引李作鹏报告中最后一段话中的“这是林彪副主席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最卓越、最杰出、最伟大的贡献。他的这个伟大贡献，深受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最热烈最衷心的感激，值得我们子孙万代大颂特颂、大书特书。”笔者在其他地方没有见识过。李作鹏这些话使人产生一个疑问：林彪已经是“最卓越、最杰出、最伟大的贡献”，又“深受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最热烈最衷心的感激”，那么，毛泽东又该往那儿摆呢？
六、中央警卫团首倡的“早请示、晚汇报”
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１３日，中央警卫团（代号８３４１部队）向毛泽东报告称，“主席指示我们组织支工部队，到火热的群众运动中去经风雨，见世面，接受考验，进行锻炼。这是主席对我们的最大关怀，最大爱护。我们以无比兴奋的心情，怀着对主席的无限热爱，对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忠诚的感情，抱着排除万难，坚决完成主席交给我们的这一光荣而伟大的支工任务的决心，于六月二十六日分别进入北京市针织总厂及其所属的两个分厂，同时还派了一部分同志到北京市化工三厂。至今，已经四个多月了，现将针织总厂这一段工作的情况，向主席汇报。”
报告在谈到“大张旗鼓地推动活学活用主席著作，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时称：
大造学习声势，建立学习组织，健全学习制度，，布置学习环境。运用上班向主席请示、下班向主席汇报（集体学习语录），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办学习班，召开讲用会等形式，向革命职工和家属，广泛宣传毛泽东思想。在较短的时间内，掀起了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的高潮。工人们说：
上班前向毛主席请示，心明眼亮有方向；
下班后向毛主席汇报，检查工作和思想。
生产中看看车头镜（语录牌），干劲猛增大；
交班交语录，互相关心互相帮。
我认为，报告中所谓“上班向主席请示、下班向主席汇报”，就是文革中风行一时的“早请示、晚汇报”的源头。
１１月１５日，毛泽东在看了中央警卫团的报告和北京针织总厂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喜信后，批示称：“看过，很好，谢谢同志们！”
１１月１７日，中共中央以中发？６７？３５０号中共中央文件告之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称，“北京针织总厂革命委员会向主席报喜的信，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关于该厂问题的报告，都很好，是体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战略部署的一个典范。现将这两个文件发给全国各地区、各企业、各机关、各学校普遍阅读。请根据具体情况参照执行。”
虽然中央警卫团的报告没有详细说明“早请示，晚汇报”的具体做法，惟既然毛泽东已称赞“很好，谢谢同志们！”中央又要求各地“请根据具体情况参照执行”，“早请示、晚汇报”还是迅速地推广至全国各地，并发展成一整套程式化的、内容大同小异却又繁简不一的仪式。
在浓重的个人崇拜氛围之下，“早请示、晚汇报”因为毛泽东一句“很好，谢谢同志们！”进而发展成为这样一整套程式化的东西，可能是他始料不及的，但无论如何，在这个问题上，他本人应该要负很大的责任。
七、毛泽东提出制止建塑像而军队未执行
１９６７年５月４日，一座高８.１米的巨型毛泽东全身塑像在北京清华大学校园内落成。新华社翌日以“阳光普照清华园”为题为向全国报道了此一消息，这是文革中落成的全国首座巨型毛泽东全身塑像。
６月２８日，林彪指示，“建造大型的毛主席全身塑像，已经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要求。我们部队也应当这样搞。”“凡有代表性的大军事机关，其驻地有大院、有广场的地方”，“都可以搞”。７月１日，总参、总政在拟定的关于执行林彪指示建造毛泽东大型全身塑像的通知稿中称，“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应立即按林副主席的指示执行。”
７月５日，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７月４日编印的《文化大革命信访简报》第２８０期上刊载的《全国各地群众正在积极塑造毛主席巨像》材料批示称：
林彪、恩来及文革小组各同志：
此类事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请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讨论一次，发出指示，加以制止。
毛泽东
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
令人甚觉蹊跷的是，既然已有毛泽东７月５日的明确批示，到了７月１０日，林彪为什么仍将上述总参、总政通知稿转送毛泽东审阅？可能林彪仍然认为，毛既然从不反对个人崇拜，类似这样的批示，不过是毛有意做出的高姿态？
７月１２日，毛泽东对总参、总政通知稿批示称：
退林彪同志。
此件不发。中央已有指示。
毛泽东
七月十二日
毛泽东所称的“中央已有指示”，是指７月１３日毛批示“照办”的、周恩来根据毛７月５日批示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建造毛塑像问题的指示稿，该指示稿称：
现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转发你们，希望你们认真执行。应当向群众进行耐心的解释：广大革命群众强烈要求建造毛主席塑象，确实是出于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但是，建造毛主席的塑象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每一座塑象都应当保证政治上、艺术上的高质量，传之千秋万代。这只能由中央统一规划，在适当时机、适当地点建造，才可能做好。现在某些群众组织那种匆匆忙忙的做法，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而且会造成政治上的损失。毛主席七月五日指示：“此类事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希望你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加以制止。
１９６７年９月１３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贯彻执行中央“七·一三”指示的通知》（中发［６７］２９８号中共中央文件），该通知虽声称“无条件地坚决贯彻执行中央‘七·一三’指示精神”，惟其实对执行“七一三”指示的力度有所松动。尤其是该通知称，“人民解放军机关兴建主席塑像，统报军委批准后执行”，实际上为军队机关建造毛塑像开了一个口子。
根据有关资料的不完全统计，１９６７年６月至１９６８年７月一年间，北京地区各军兵种、大军区级军事院校和国防科研单位机关大院落成毛泽东大型全身塑像的时间、地点如下：⒈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１日，解放军政治学院大院；⒉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８日，通信兵机关大院；⒊１９６７年９月２５日，装甲兵机关大院；⒋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１日，第二炮兵机关大院、工程兵机关大院、铁道兵机关大院、防化学兵机关大院；⒌１９６７年１２月，国防科委、国防工办机关大楼前；⒍１９６８年７月１日，总后勤部机关大院、海军机关大院、炮兵机关大院。各大单位中，笔者惟未见空军、高等军事学院和军事科学院的有关资料。毛泽东塑像落成有文字记载及照片留存的，仅见海军资料：“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０日，海军党委常委会议决定，在海军直属机关大院建立毛泽东主席全身巨型塑像。１９６８年７月１日，举行了塑像落成典礼。”
值得注意的是，除解放军政治学院外，其他单位的塑像全部是在“七一三”指示发布之后落成的，可见军队各大单位根本未将该指示放在眼里。
八、真正起到冷却作用的中发［６９］３３号文件
就制止在全国蔓延的建造巨型毛泽东塑像热潮而言，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３日的中发［６７］２１９号文件及同年９月１３日的中发［６７］２９８号文件效果均不显著。而真正对狂热的“忠字化”造神运动的方方面面起到冷却作用的，是直到１９６９年九大之后中共中央于６月１２日发出的［６９］３３号文件——《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１９６９年６月毛泽东在武汉期间，审阅了《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并批示“照办”。６月１２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的这一文件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宣传毛主席形象、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上，有些时候，在一些地方，出现了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追求形式和浮夸浪费的问题。为此，特提出如下改进意见：一、各级领导要积极引导群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搞好思想革命化，不要追求形式，要讲究实效。二、重申中央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今后，塑造毛主席像，必须严格按此指示执行。三、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四、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五、各种物品及包装等，一律不要印毛主席像；引用毛主席语录也要得当；禁止在瓷器上印制毛主席像。六、“忠”字是有阶级内容的，不要乱贴滥用；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如有，应作适当处理。七、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活动。
这一中央正式文件如此全面地指责了文革以来对毛的造神运动的种种不是，多少损伤了人们心目中不遗余力地树立毛形象的林彪的威望。
九大之后不久，林彪去了北戴河，又去了井冈山。９月，林彪授意别人代他作了《重上井冈山》一首词，他将别人代拟稿中的“坚信英明领袖”改为“志壮坚信马列”，将“何疑星火燎原”改为“岂疑星火燎原”。改后的全首词如下：
西江月（重上井冈山）
繁茂三湾竹树，苍茫五哨云烟。井冈搏斗忆当年，唤起人间巨变。红日光弥宇宙，战旗涌作重洋。工农亿万志昂扬，誓把敌顽埋葬。
四十年前旧地，万千往事萦怀。英雄烈士启蒿莱，生死艰难度外。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辉煌胜利尽开颜，斗志不容稍减。
林彪词中“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一句，颇有由头。事缘１９３０年初，毛泽东曾给林彪写过一封长信，批评过他对时局估量的悲观情绪。此信在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时，标题定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删去了林彪的名字和信中对林彪点名批评部分。问题是林彪为什么会在此时重提三十九年前的这桩旧事，为自己打抱不平？这是否与前些时候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一事有关联？
值得注意的是，毛林之间的裂缝，从此不可愈合。
□ 来源：《文史讲堂》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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