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兴的《诗与远方的往事今宵》（北京出版社2019年4月第一版）是一部回忆性的随笔散文集，共收入了作者近两年写就的29篇文章。这些文章各自似乎独立成篇，但内在却有着紧密的关联，自成体系；不啻一部完整的回忆录，或者说是作者的一部自传、一部心灵史——生动而又细腻地展现了他五十年来的心路历程。
也许是出于某种偏见，我一直不太看好所谓的“大院子弟”。在我的印象中，“大院子弟”与“纨绔子弟”差不多是一个意思，所以刚收到这本书时，我并没怎么当回事；可翻了几页后，就发现书中并没有那种常见的出身于“豪门”的优越感。尽管其父是“三八式干部”，担任过中国人民大学的校级领导，外祖父家更是“叔侄五进士，兄弟两翰林”，外祖母的父亲不仅是前清进士，还于民国后官至省长、内务总长。然而，本书作者在涉及此类家族史实时仅限于客观表述，并无什么溢美和炫耀。最值一提的是他的母亲，就读于燕京大学，1946年就投奔解放区，可到50年代末，她竟然辞去了公职，由“革命干部”变成“家庭妇女”。母亲如此淡泊的生活态度，不可能不潜移默化自己的孩子；李大兴从小就成为“无业游民”，似乎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他七岁时即开始整天蹭公交车“到处乱窜”，十岁后就用哥哥的学生月票“在北京满城乱逛”，比起与“大院子弟”相对的“胡同串子”，他“串”过的地方恐怕要多得多——北京当年的公交线路他不仅全都坐过多次，“而且能够背诵所有的站名”。更没想到的是，他这“乱窜”“乱逛”一直延续了四十多年，从北京到日本到美国，从仙台到东京，从波士顿到芝加哥，最后索性在太平洋上空飞来飞去，跟儿时拿着哥哥的学生月票满北京城乱逛相差无几。
文革后恢复高考，这对天下学子绝对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可本书作者“从小学一年级到1977年，八年多一直辍学在家”，按年龄此时应该上高一了，不过他“还是很有自知之明地降级去了初三”。之前几乎一天学就没上过，可第二年却以四门课总分376分——据说是全市最高分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中。这真有点令人惊异，也不由得令人质疑，中国的学历教育究竟有没有用有多大的用？正因为他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北师大附中的，所以他的高中老师便对他“时不时旷课睁一眼闭一眼”。那可是中国正处在发生或即将发生巨变的年代，人人几乎都在“拼搏”，都在找回耽误的十年；可我们的作者呢，却依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我行我素。写诗写小说，读《战争与和平》和《第三帝国的兴亡》，还不忘听录邓丽君的歌。我想，虽然天赋对于一个人成才至关重要，但是后天养成的认知方式亦不可小觑。儿时满城乱逛的习惯，似乎让他同时养成了在“书海”里乱游的癖性。父亲是历史学家，家中的书他尽可随便抽出哪本读哪本，连书写都从小习惯了写繁体字。最幸运的是，他所生长的大院是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日常接触的都是满腹诗书的学界耆宿，耳濡目染有时比在课堂听讲受益更大。他向冯其庸先生讨教古典诗词，拿着自己写的旧体诗去见林庚先生，有时还“去一位声乐教授家旁听他给学生私人授课”。
人们常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李大兴可不想让什么工程师去制造和维修，自始至终保持着自己独立的人格；他的灵魂似乎始终在“公共汽车”上流浪，他的思维与认知的方式从年轻时也就与他人迥异。当文化界言必称萨特和弗洛伊德时，他却钟情于马克斯•韦伯和加缪；80年代中期，当中国那些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纷纷把模仿《百年孤独》的开头当做时髦时，殊不知他十八岁时，对此就已经无师自通：“许多年以前，当我在H省的一个小镇上教书的时候……”（作者在1979年写的一篇小说《蓝星星》的开头）。纵观全书，他确实把马尔克斯式的叙述方式用得出神入化得心应手。当他年近花甲之时，再回忆自己经历过的半个世纪，其意识的流动不仅像他的脾性那样天马行空，而且其跳跃之大、变幻之莫测，往往令人目不暇给，稍不留意就连不起茬来。真不知这本书该归于散文呢还是小说，抑或说是电影分镜头剧本，可即使是电影，如此频繁地将镜头切换、推拉、闪回的，也不多见啊！全书29篇文章，既各自独立成篇，又相互有着隐秘的内在的联系，所记述的人物，貌似支离破碎，但一个一个细节又是那样鲜活生动，连缀起来就是一个血肉丰满的形象，且是那样的令人难以忘怀。
比如大家闺秀沈如卿，就读于燕京大学，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毅然奔赴了延安。为了“彻底断绝和旧社会的联系，坚决革命”，到延安后，她不仅把自己的名字，连姓都改了，自然也就与师兄兼男友，即后来在美国任教的文教授断了联系。她到延安“不久服从组织安排嫁了一位老红军，然而婚后感情不好，没几年就离婚了”，后来虽又找了个党内的知识分子成家，但出身于“大官僚家庭”的问题，始终是她身上无法卸掉的包袱。而她的师兄兼男友，十几载得不到她的音讯，直到1952年才决心留在美国并结婚生子。至于沈如卿最后是怎么死的，没人知道。作者写沈如卿是由1986年秋天他给文教授写信，请教去美国留学事宜引出的，可此篇第一节写的却是“七号大院”的巨大和神秘，写到大院西南角两三百米长的地道，尤其是“在地道里发现了一具白骨，已经腐烂得不可辨认。只是从衣着上看是一具女尸”。第四节则写到他去美国见到文教授谈起沈如卿，文教授依然记得1941年他在四川时，曾收到过一封寄自香港的信，没有抬头，没有署名，只有他熟悉的笔迹写的两句诗：“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该是一个怎样凄美的爱情故事啊！然而“革命会吞噬自己的儿女”（维尔涅），悲剧的结局已不可避免。李大兴的母亲告诉他说“你还记得那年冬天地道里发现的白骨吗？有一种说法，说那就是陈阿姨”。
沈如卿的故事仅仅是书中记述的一个，还有很多。比如那个躲在深楼里弹钢琴的外国老太太，比如那个失踪的老三届苏以诚，比如那个在东京读博却最终归寂于浙西荒山古寺的莲清法师，等等，两代人的命运啊，一个个的人生轨迹无不令人喟叹，无不引人深思。人的记忆往往是碎片化的，尤其是对他人的印象，作者却极为擅长将这些记忆碎片往返穿越偌大的时空，连缀成相对完整的个体传记。当年国内对“异化”闹得沸沸扬扬时，他“却更愿意用‘荒诞’去描述人的状态与人生的过程”。苏以诚的儿子打电话告知他“爸爸不在了”，“开船出海，遇上飓风失踪了”。然而，在12月一个寒冷的冬夜，他却忽然“收到一个从苏以诚账号发来的微信：‘老四，你好吗？来自基多的问候’”，之后，这个老三届就真的失踪了。
自本世纪初起，本人就几次撰文谈过“抢救记忆”，希望健在的老人们将自己的真实记忆如实地留存下来，这些记忆将是历史的蓝本，不可或缺的历史的注脚，自然也将是十分宝贵的“遗产”。老一辈历经劫难，他们这一代就轻松了么？已获美国教育学硕士，并又念了神学院的如茵，丈夫要回国发展，她却坚决不回北京，以致离婚。原因是她“曾经目睹她的父亲倒在地上被拳打脚踢”，“等再一次看见父亲时，是躺在门板上已经没有呼吸了”。这刻在心灵深处的伤痕，什么时候才能抚平呢？李大兴天命之年后，即开始梳理这些“往事”，且与“今宵”交错辉映，再现一幕幕鲜活的历史场景，实在令人感动和钦佩。尽管心中始终有着“诗与远方”，可历史依旧变幻莫测，人生依旧扑朔迷离，就像该书结尾所提醒的：“钟声忽然又响起，不知为谁而鸣。”
发稿：中国，青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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