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管解放后的北京叫“新北京”，因为与之前的“老北京”相比改变了许多。但是，改革开放之后北京变化的更加迅猛，以至从解放到1980年代初的北京显得变化不大，好像话剧里场景不变的一幕。如今这一幕过去了，许多那时的市容市貌还有生活场面都消失不见了。这里只想“立此存照”，记述一点“新北京时期”的事情。》
这里说的可不是上山下乡。人家知青去农村安家落户要转户口，不再是城里人，变成农民或“军垦战士”了。这里说的是城里人短期到农村劳动，一两天，十天半月，或者更长，但劳动完了还回城里。
为什么要去劳动呢？
一是农村真需要，当年的农业机械化程度很低，包括北京郊区，农活儿都靠人力。到了最忙的三夏（夏收、夏种、夏管）时，一边割麦子打场，一边赶紧再种一茬玉米或白薯，还要给秋庄稼除草、间苗，劳力太紧张了。
二是让城市青少年到农村受教育。还没到文革呢学校就开始了防修反修，克服资产阶级思想的教育。怎么教育？既然资产阶级讲吃讲穿，追求舒服怕吃苦，那就反着来，要吃的差、穿得破（朴素），生活艰苦猛干活。
不光学生，那时的干部也要防止“当官做老爷”，经常需要到“生产第一线”劳动锻炼一下。所以那时城里的学生和干部都经常要下乡劳动。
记得上小学时每周都有劳动课。多是大扫除，在教室里扫地擦窗户擦桌椅，有时到操场清理垃圾拔拔草。到了三四年级就开始了去农村劳动。我在郝家湾小学，当年离农村可不远。我们排着队，穿过动物园，出后门一过河就是庄稼地。还去过玉渊潭，湖边不远就种着玉米和蔬菜。我们在菜田里拔过草，还收过大白菜。
文革刚开始有一段时间，北京的学生们自发地兴起了下乡劳动，不是学校组织的，而且是在真正的上山下乡之前。发端是山西榆次的杜家山，那是北京红卫兵徒步大串联时路过的一个村子，非常穷，但村里人又特别好，感动得一位叫蔡立坚的高二女生主动要求到村里插队落户。
蔡立坚的事迹在北京的中小学生里激起了一股自发去农村劳动的潮流。但并不都是去落户安家。
比如，我们百万庄寅区的十几个孩子，有小学生有中学生，就跑到西山门头村附近一个苗圃“住”了七八天。不好意思说“劳动”，因为干的活太轻了，还不如说是我们在家玩腻了又换了个新玩法。当时从1966年暑假开始，北京的中小学放假一年多，我们整天在家实在闲得慌。
那苗圃隶属园林局，根本不是农村，不那么缺人手。再者，我们是“红卫兵小将”，人家根本没指望我们干什么活。是我们院里的一个中学生，打着红卫兵的旗号去那个苗圃联系劳动，人家没敢拒绝。
记得那苗圃安排我们摘草莓，可那块地早就摘过几次了，剩下不多了，我们一上午顶多摘了十几斤，一共就那么一小筐，我们都不好意思了，因为我们边摘边吃，吃下去的比交上去的还多。
1967年秋冬，复课闹革命，又开学了。不久，老三届中学毕业生们开始了真正的上山下乡。原来的“革命小将”变成需要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
我们上中学的也要到北京郊区劳动，一方面支援三夏，一方面也是“改造思想”。笔者所在的111中学被安排在顺义县的大孙各庄公社。四五百个学生分到各生产队。报纸广播一宣传，农民们都知道了他们有权力“再教育”我们，但他们的教育就是干活，真干，跟他们一样的干。天不亮就下地拔麦子，拔到天大亮才回村吃早饭，然后接着干。到了晚上还要去场院里打场，“挑灯夜战”。当时那个累呀，老想躺下睡觉。
而且，吃的真叫差。当时城里的集体伙食一个人一天省着点也得5毛，而我们在农村呢，一天只有3毛，那能吃什么呀？馒头、窝头、棒子面粥，咸菜，素菜，有些天连菜也没有，就是冬瓜汤、西葫芦汤。隔好几天才有点豆腐或鸡蛋，十几天里能吃一回肉就乐坏了。
两个星期的劳动结束时真高兴，回到北京不用啃窝头了，馒头米饭还有肉，每天睡足了还不用干活，感觉真幸福。去农村劳动一趟，赛过听“忆苦思甜”报告。
我们还在秋收时去了顺义的城关公社。割稻子远不像三夏时那么忙了，于是还真有了“再教育”，听老贫农的“忆苦思甜”，还斗了地主，听当年的民兵队长讲“革命传统”，还看了公社宣传队的表演。尽管吃得仍然不好，但至少不那么累了。
笔者在中学的最后一年（1970）还去西山附近的东北旺苗圃劳动了一个多月。干活虽然也不轻松，比如跟着拖拉机收树苗，但基本上是八小时工作制。吃饭呢，在职工食堂，想吃什么自己买。虽说肉菜也不多见，但比那种一天三毛钱的伙食强多了。
笔者最后一次到农村劳动是1976年。那时我已经当了五年工人，为什么还下乡劳动呢？入学教育。入什么学？西城区的一所七二一工人大学。工人还需要农民来教育么？不需要，毛主席说了，工人是领导阶级。估计领导是想让我们看看农村多么苦，于是就会珍惜在城里生活还能上学的机会。
我们去的是河北省易县，狼牙山脚下的一个村子。村里的农民大概都明白没资格教育工人，所以没指望我们干什么活，连个带着干活的人都没派，只让我们自己去收收白薯秧子，除除草。文革时工人干活吊儿郎当惯了，我们没干多会儿就休息，一休息就聊个没完。直到歇得实在不象话了，班长老王才站起来跟大家商量：“怎么样？咱哥儿几个再活动活动啊？”
不过，干活轻松，伙食却极差。带着我们下乡的孔书记事先警告：谁都不许带任何吃的！什么点心、糖，不许！连咸菜之类的也别带，人家农民吃什么我们也吃什么。结果呢，我们吃得比人家农民还差一截。人家自留地里种了菜，没有肉却不缺菜吃。可我们几十口子人买不到菜，净吃咸菜。有一天吃上了炒土豆丝，那叫香啊。
新北京时期，不光学生，干部职工，甚至军队也常去农村劳动，尤其三夏农忙的时候。
笔者的父母都是机关干部，当时他们常提到一个词：“下放”，就是干部被派到基层，像工厂、农村，去劳动或工作一段。父亲就去过农村，足有好几个月，好像是搞四清。母亲去过十三陵水库工地，也有一两个月，后来总回忆干活那个累。当年可不比现在，谁也不敢偷懒，互相盯着呢，干活不卖力气就是“好逸恶劳”的“资产阶级臭毛病”。所以推起小车都不敢走，得跑，挥起铁锹不敢停，干到筋疲力尽了还得咬着牙坚持。
从1968年开始全国又办起了五七干校，父母分别去了四机部和一机部的五七干校。到了1969年秋季，我和弟弟也被疏散到了母亲的干校。不过，干校里干活虽然也有点累，但比农民还是强多了。首先是人多地少，没那么多活好干。再者吃住条件虽然比不上北京，但比当地农民强多了。至少吃的饱饱的，还经常有肉。
结果呢，就因为干校生活条件太好了，干活太轻松，起不到“改造思想”的作用，军代表就来了一招：“插队”，让干部们轮流到附近的村子里，和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说白了就是让干部们去受点苦。母亲后来回忆，在村里吃的真差，白薯稀饭，农民自家腌的臭咸菜。住的也糟，让蚊子跳蚤咬一身包。干活倒不累，那些农民挺照顾这些干部。
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之后，情况大变。再也没有下乡劳动的必要了。原来上山下乡的知青都纷纷回城。城里的学生更不用去农村“改造思想”了。而且，农村的土地也承包到户了，机械化程度也提高了，不那么缺劳动力了。
如今城里人再去农村都是去旅游休闲了，到“农家乐”享受一下，有时也到地里收收庄稼，摘摘水果，那是放松身心的娱乐活动，根本不叫干活了。
因此呢，下乡劳动也就成了新北京时期特有的现象，值得记上一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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