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明：关于《北京知青插队下乡部署运作内情》的批评
常约瑟：龙江路３２号——见证血雨腥风
丛立新：“文革”时期北京师范大学的非正常死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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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九九九）·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一六七期（zk1903c）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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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九年三月十八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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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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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来信】 关于《北京知青插队下乡部署运作内情》的批评 彭小明
【往事非烟】 龙江路３２号——见证血雨腥风 常约瑟
【亡灵祭坛】 “文革”时期北京师范大学的非正常死亡（下） 丛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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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s://museums.ciaos.org/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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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来信】
关于《北京知青插队下乡部署运作内情》的批评
·彭小明·
《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一六二（ｚｋ１９０２ｂ）转载了国内《随笔》杂志的一篇文章《北京知青插队下乡部署运作内情》（２０１８年第六期），原因大概是该文多少披露了一部分文革期间动员知青下乡时的北京市领导机关的一点档案材料内容，反映了一点真实的言论。但是文中的描述也掺杂了并非真实的内容，（详见批评信）。这里不由得发一声内心深处的叹息：文革下乡运动（１９６８）至今还仅仅过去了五十一年，当知青一代的当事人大多数依然健在的时候，堪称较能反映真相的评论文章竟然就已出现这样离谱的内容，如果再过若干年后，一代知青全部凋零老去，史书将会怎样描写这一段历史？
这次转载告诉我们，历史的一部分真相被埋藏在一些党政机关的工作档案之中，一旦被披露就会引起惊异；然而更有许多历史的真相则被掩藏在大量的官方套话和空话之下行将流失，而不容易被发掘出来。知青一代一息尚存，就应当多做一点口述历史和自媒体讲述记叙功夫，尽量不要让自己的经历漶漫在历史的烟尘之中。由此我们更会想到，历次政治运动（从土改到六四……）中蒙受冤屈的千百万当事人，现在都早已作古，多少历史细节岂不更是烟消云散？要让历史多保存真相，心里就不要忘记，“不信春风唤不回，不容青史尽成灰！”
◇ 致（中国广州）《随笔》杂志社编辑部
尊敬的编辑先生：
我是《随笔》杂志的海外读者，订阅已经二十多年了。
最近阅读了陈徒手先生的文章《北京知青插队下乡部署运作内情》一文，觉得存在一些问题，不吐不快，谨将批评意见写出来，告诉编辑部和作者本人，希望能引起注意。
该文真实地反映了北京知青下乡的一些实际情况，比如一部分群众中抵触下乡的议论和说法。还有一些北京市党政领导机关为知青下乡调拨物资，给予照顾和慰问的历史事实。但是这也并不是作者走访、调研得来的结果，基本都是参考当时的北京市党政领导部门的工作档案后摘录的内容。该文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二部分，跟历史的真实情况相去实在太远。作者写道：“在形成洪流的下乡插队的运动中，对领袖的热爱和信任无疑是最大的推动力。”实际情况是知青和家长普遍的抵触情绪是非常强烈的，只是迫于政治压力而不敢表达出来罢了。前面所引述的“生做北京人，死做北京鬼”的议论，在听了最新指示就忽然烟消云散了吗？知青自己的升学和就业理想，知青家庭的收支负担，国家人才的选拔和培养等等问题都被文革的动乱粗暴地压抑着。在文革结束四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把文革的这类套话写入评述性的随笔文字而毫无质疑和反省，是应该受到严厉批评的事情。１９６８年文革已经进入第三年，个人崇拜的错误言行从上到下泛滥成灾。毛泽东公开发表的１２·２１“知青下乡，接受再教育”的最新指示，是把知青下乡的问题完全纳入到文革浩劫中去的历史性标志。那些在首都红代会上的激情发言和给毛主席的致敬信中的豪言壮语，都是文革期间最常见的空话和套话；根据现在的调查与核实，当时真正自愿下乡的知青都是极少数的激进同学，而绝大多数知青都是各区县街道组织人马进行强力动员和施压的情况下，不得不报名下乡的。比如，家长是党员干部的家庭，他们就到党员的工作单位通过组织施压，如果是没有党员的家庭，就组织锣鼓队，到知青家里开展“疲劳轰炸”，直到答应报名、迁出城市户口为止。如果是遇罗克那样的黑五类家庭，那就是限令下乡了。
知青下乡的回忆文章，从改革开放以来，在全国各地都有大量的发表，相关的专题研究不仅有国内的定宜庄、刘小萌等人的著作，而且还有国外伯恩施坦和潘鸣啸等人的中外文专著。１９６８年的这一段仅仅是文革下乡运动的一段序曲。从这一个所谓的上山下乡高潮开始，举国上下，从中央到地方，干部子女不经过正常渠道参军，各地知青家庭为子女升学招工跨省市跨行业走后门拉关系，（所谓从后门进来的也有好人云云），许多女青年被逼婚被性侵，地富反坏右和有历史问题家庭的子女长期被歧视的情况层出不穷。也因为这样，文革浩劫（包括知青下乡）必须按照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意愿予以彻底否定。
在《随笔》的这篇文章里，把个人崇拜的语句做为正面宣传来摘录陈述，把为知青准备毛语录和像章等形式主义的举措作为北京市党政当局的功劳来介绍，是非常令人惊叹的现象。
《随笔》杂志是国内思想界知识界思想比较解放，学风比较严谨的刊物，这也是我长期订阅《随笔》的动因。陈徒手先生也不是一般偶然投稿的散文作者。他的《人有病天知否》和《故国人民有所思》等作品对于１９４９年以来的知识分子群体有过比较真实和沉稳的描述。在处理历史档案和开展社会调查方面应该有一定的功力和见地。即使是在《随笔》的其他几篇文章中，例如北京市文化单位转型、外事接待工作、电视机生产销售、工农兵学员学习安排……他也对于四人帮及其极左政策有所批判和点评。仅仅推诿说他年轻并未经历过下乡的苦难是说不过去的。我向《随笔》编辑部和陈徒手先生指出这些缺陷，是想提出一个警醒，中国知识界思想界一定不要放松对于个人崇拜和形式主义工作作风的警惕。永远做实事求是，尊重历史，敢讲真话的文化人。当然我也不希望给作者本人带来思想和写作的压力，只是爱之深，责之切，希望他能贡献出更多优秀的作品。
切切此陈，顺颂编安！
德国 彭小明
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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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非烟】
龙江路３２号——见证血雨腥风
·常约瑟·
（一）灰色大铁门里的汽车房
我家老宅（山东青岛市）龙江路三十二号前院的大门口曾经有三个灰色的大铁门。这种在厚实坚硬的木门上包裹上一层厚厚铁皮的大门现在很难见到了。这三个威严的大铁门，与沿街垒起的崂山花岗石高墙相互映衬，为深居在这大门与高墙内的人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这种严肃设计风格的外墙与大门，在龙江路众多老别墅中独具风格。
走进中间的两扇大铁门，是一个四方型的小天井。五十年代这两扇大铁门不经常打开，除非父母把街头上推着小车叫卖小豆腐的商贩招呼进来，或者请磨剪刀的师傅进来在小天井里打磨切菜刀。
左边的灰色铁门是家人每天进出的地方，儿时的我每次关这沉重的铁门时，总是要费上吃奶的力气。从这儿走进去，踏上两段共十几级花岗石台阶，就到了豁然开朗的大院落了。
而右边的铁门从没有打开过，这个铁门里面是一个汽车房，但在我的记忆中这里面从来没停放过汽车。父亲常子华早在一九五三年从嘉峪关路六号搬来之前，就把他的一部蓝色小轿车捐给北京中央政府了。五十年代初蓝色小轿车在中国是稀有品，这辆时髦的蓝轿车后来的命运众说纷纭，有人说她的新主人是当时的总理周恩来，有人说是中共的高官廖承志，也有人说它被分配到外交部接待来北京访问的外宾了。
（二）汽车房里的“龙江路粮店”
民以食为天，计划经济时期龙江路居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每月去粮店买粮。五十年代的粮店设在莱芜二路，那时每人每月可分配到二十至三十斤粮食，一家三口可以买到近百斤粮食。居民们买到粮后要背着沉甸甸的粮袋走很长的一段路才能回到家，这对龙江路与周边的居民们造成很大不便，特别是那些家庭主妇们。
六十年代初，好善乐施的父亲常子华决定为龙江路的居民们做一件好事，他把前院空置的汽车房连同隔壁的小屋免费“出租”给青岛粮食局经营的粮店。父亲的这一义举不仅仅是方便了住在龙江路上的居民，邻近龙江路的华山路、信号山路、掖县路这一大片区的居民也都到我家前院汽车房这个新开设的粮店买粮。从此原本寂静的老宅大门变得攘往熙来，特别是入冬前，秋收上来的一袋袋地瓜在铁门外堆起个小山来。因为一斤粮票可以买五斤地瓜，这些地瓜吸引了大批居民在老宅的灰色铁门外排起长长的队伍，人们把家里能够找出的“运输工具”都带来了：自行车、小推车、地板车、钢铃车……这就是那个年代附近居民家喻户晓的“龙江路粮店”。
龙江路粮店开始营业后，老宅失去了昔日的宁静。不时有前来买粮的居民好奇地走上那十几级花岗石台阶，闯入前院窥探父亲辛勤种植的神秘私家花园。这使得母亲梁今永不胜烦恼，她感到失去了私隐。于是出身农家人的父亲亲自动手，在花岗石的第一个台阶上建了一个木门，这个木门上有一个如同我后来去农村插队时见到农民院子里的木门闩，在门外可以把它打开，但它没有锁，这是个只防君子不防小人的简易木门。
（三）龙江路粮店的一位新女店员
那时母亲经常分派我去前院的“龙江路粮店”买粮。每次去买粮时，先去前院小天井的小屋窗口让店员在我家的粮本上记录下买多少斤细粮或者粗粮，付款后再到汽车房里领取粮食。原本空洞洞的汽车房现在堆满了一袋袋的粮食，店员把称好的粮食倒入我用双手撑开的白色空粮袋里。这时也是我最紧张的时刻，因为一不小心没有撑好，就会把粮食漏掉在地上。
一九六五年的春天，粮店里新来了一个女店员。我第一次见到她时没有看清她的长相，她戴了一个大口罩以避免吸进飞扬在空气中的面粉，我只能从她那沾满了面粉的额头与眉毛下的眼睛，猜测她是个中年妇人。她讲了一口浓重的黄县话，对我十分亲切，往我的粮袋里倒入面粉时一再和蔼地叮嘱我用双手把粮袋撑好。
那天把买到的粮食背回家，我告诉母亲在粮店里遇到一个热心快肠的新女店员。母亲听后说，有机会她想见一下这位粮店里的女工作人员，当面感谢她对我的关照。听母亲这么讲，我有点意外。因为自从六十年代初“龙江路粮店”在我家汽车房开张以来，母亲梁今永从未步入前院的粮店。那个年代中国进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虽然父亲常子华是出于热心公益的善意把汽车房免费“租”给龙江路粮店，但在粮店里的工作人员与江苏路街道办事处的街道干部们对父母并不领情，他们视我的父母为资产阶级分子，平时见面大都冷眼相待持敌视态度。
其实母亲可以认出在粮店工作的每一个工作人员，这是因为汽车房没有厕所，所有粮店的工作人员，都会打开父亲在花岗石台阶上修建的简易木门栓，穿过前院的葡萄架廓，沿着东墙边的一排丁香树与无花果树，径直走到后院东北角的一个小厕所解手。母亲可以从别墅里观察到任何一个走进院内的人。
与母亲谈过话后，我心里忐忑不安起来，如果母亲主动与这个粮店里新来的女店员谈话，可她也如同其他的店员一样以“横眉冷对千夫指”的蔑视态度对待母亲怎么办？
中午时分，那位新女店员终于进入到院里。我从花房的窗口看到母亲从屋里走到院子迎着那位新女店员走去。她们在院子东边一排盛开的丁香树下打过招呼后便聊起天来。这位女店员与母亲谈话时亲切和善，没有显露出任何歧视的态度。当母亲听说这个新女店员正值午休时间，竟然把她请进了客厅。
在这间光线明亮的客厅里，父母并没有放置太多的家俱。在这儿有一架三角钢琴，在文革抄家前，我经常一个人在这架钢琴上练琴。在客厅里有一方紫檀木长条桌案，母亲有时会在这个古香古色的桌案上写毛笔字。客厅的中央还有两个小沙发与一个红木茶几，这是父亲接见客人的地方。
母亲请这位粮店新来的女店员坐在沙发上后，俩个人便交谈起来。当我把泡好的红茶端上来时，母亲微笑着对女店员介绍说：“这是我最小的儿子，名叫约瑟，他今年十三岁，是大学路小学六年级的学生，秋天他就要上中学了。”母亲从我手上接过茶杯后，对我说：“这是刘大娘，快叫一声刘大娘。”
“我有个小女儿建平比约瑟小一岁，今年十二岁。”刘大娘亲热地对我说道。这时我才知道她姓刘。她看上去不到五十岁，个子不高，脸型偏圆，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不同于母亲温文而雅的性格，她开朗豪爽，直言快语。坦白说，我从开始就没有看好母亲与刘大娘之间会有什么共同语言，这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性格截然不同，更重要的是她们俩个人在那个年代完全是属于不同阶级的人。我听母亲说刘大娘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共产党员怎么可能与母亲这样一个在青岛响当当的“资产阶级分子”交朋友呢？
（四）刘大娘参观“常公馆”
一九六五年夏季的一个下午，我在自己的房间聚精会神地听收音机里的一个男播音员朗读小说“欧阳海之歌”，突然母亲陪伴刘大娘与一个与我年龄差不多的漂亮女孩走进来，刘大娘笑眯眯地对我说：“约瑟，这是我上次给你讲的我的小女儿建平。妈妈今天带我们参观你家来了。”
冷不防在自己的卧室见到一个清甜可爱的小美女，正值青春期的我羞涩地看了她一眼，便抱着我的小收音机溜到隔壁父母的主卧房去了，只听见身后的母亲对刘大娘讲道：“为了便于打扫卫生，我平时不会在孩子们的床下放箱子与其它杂乱的东西。这样床底下空气流通，对孩子的健康有好处。”
母亲带领着刘大娘与她的小女儿建平，把龙江路３２号老宅楼下的每一个房间转了个遍：花香弥漫的花房、幽雅别致的客厅、父母温馨的主卧房、孩子们住的三间卧室、摆着一张长方形大餐桌的饭厅、装备着抽水马桶与浴盆的卫生间……
这时躲在父母主卧房的我如坐针毡，一点也听不进收音机里的那位抑扬顿挫的男播音员朗读“欧阳海之歌”了。我认为母亲无所忌讳地邀请一个陌生粮店女店员进入家里参观是个冒失的举动。因为在六十年代的青岛，能够像我的父母一样独门独院居住在一所六百多平方米的“常公馆”，除了共产党的高级官员之外，几乎是所剩无几了。那时普通青岛人居住条件非常拥挤，一家几口人蜗居在仅十几平方米的屋子里比比皆是。母亲对刘大娘讲的那些不在孩子们的床下放杂物的话，与龙江路三十二号别墅高墙外的现实社会是那么格格不入。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那天刘大娘仿佛是一个经常出入我家的老朋友，“常公馆”里的那些普通青岛人望尘莫及的宽敞舒适房间、书香雅漾的摆设，似乎没有令她感到惊讶。她最感兴趣的却是母亲，她们俩人意气极其相投，当她知道自己比母亲年轻四岁时，便称母亲为大姐，对母亲特别尊重与关心。
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对刘大娘在风声鹤唳的一九六五年，无惧被人们视为丧失阶级斗争立场，与被舆论妖魔化为阶级敌人的母亲结为姐妹一事而大惑不解。我曾提醒过母亲：“也许刘大娘是初到龙江路粮店工作，对咱家历史背景不解，等她在龙江路粮店工作时间久了，也许就会与妈妈划清阶级界限了。”我这样说，是因为自己有过切身感受。那年大学路小学的一个女校长戚孝娴曾经把我叫到她的校长办公室做思想工作，让我写揭发父母的材料，与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
然而母亲对我的提醒毫不在意，她与刘大娘关系激速升温，互动频繁。每逢刘大娘在龙江路粮店中午值班休息时，母亲会请刘大娘到家里聊天喝茶。多年隐居家中不出门的母亲，甚至破例去刘大娘位于黄县路十五号的家中串门，母亲有时还请刘大娘家里的保姆帮忙做针线活儿。
（五）抄家
母亲与刘大娘的“蜜月期”仅持续了一年。一九六六年六月，文革爆发了，在这场被官方称之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我的父母在龙江路首当其冲，是江苏路街道办事处主导抄家的第一户人家。令人讽刺的是，在这场浩劫中对父母施于凌辱暴行的人，恰恰是那些多年来受惠于父母的善举，经常到前院汽车房里的“龙江路粮店”买粮的左邻右舍街道大妈们。经过多年的阶级斗争教育，她们心中灌满了仇恨，把我的父母视为不共戴天的敌人。她们的领头人，是新上任一年多的街道主任张秀贤。这个街道大妈家住华山路九号，文革前几年每逢春节，热心的母亲都会让我到中山路的生活林糕点店买两盒桃酥，并付上二、三十元春节礼包送到她家。
随着文革进展的如火如荼，父亲常子华与母亲梁今永的名字，成了江苏路街道办事处管辖区域内人人皆知的反派代名词。这一对曾经在民国时期青岛民众中德高望众的老夫妻，不幸沦为街道大妈们凌辱迫害的重点目标，她们狂呼“打倒常子华、梁今永！”的口号，闯入龙江路三十二号幽香恬静的院里。她们在葡萄树架下点起一堆丛火，把家里的圣经、外文书籍、唱片、古董字画扔进火堆，由于燃烧的火焰太高，把父亲用竹杆搭的葡萄架长廊也烧毁了。她们一连烧了三天三夜。
在文革抄家最疯狂的“红八月”，青岛出现了几个肆虐横行的红卫兵，他们专找富有的青岛人家下手，以革命的名义大肆抢劫民宅。无人知晓有多少人成为他们手下的牺牲品，因为被抢的人都是一些富有的“阶级敌人”，他们惧于这几个红卫兵的红色权贵背景，大都噤若寒蝉。过了几天，龙江路三十二号不幸也成为他们打劫的目标。
这伙红卫兵到龙江路三十二号打劫了两次。第一次是在八月的一个傍晚，夜色还没有降临。我在小阁楼的后凉台上突然听到毛骨悚然野兽般的狂吼与皮带抽落在人身上的沉重声响，我从凉台向后院的一个小天井望下去，看到几个身穿黄军装的红卫兵用军用皮带凶狠地抽打父亲与母亲。但我的父母没有发出一声呻吟，他们如同献在祭台上的羔羊一般默默地任人蹂躏摧残，父亲的脑袋上被军皮带上的铜扣打破了一个洞，鲜红的血喷涌出来，淋漓在他的脸上，染红了他的白色衬衫，从远处看去他变成了个血人。年仅十四岁的我在凉台上惊惶万状，感到父亲倾刻要死于这几个暴徒的手下，同时也感到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趁着他们还没有发现我时，便从阁楼后凉台的楼梯上连滚带爬地跑下去，仓惶地在东院的无花果树下翻过邻家龙江路三十四号的红砖墙夺命而逃。
这次打劫战果辉煌，这伙红卫兵得手了一个约有六千人民币的活期银行存折。这张存折是街道主任张秀贤带领街道大妈第一次抄家时因父亲的疏忽而遗留下的。当时张秀贤命令父亲交出所有的银行存款，父亲立即把存放在抽屉里的三万多人民币定期存折交出来，而这张活期存折遗忘在父亲穿的白衬衣口袋里面。父亲的这四万元人民币是他在英商卜内门公司三十八年工龄的退休金。因为父亲的退休金是一九五四年由中华总工会直接与英商卜内门公司谈判解决的，这件事当年被称作为“新中国与英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成果”。至于这伙红卫兵当时是如何拿着父亲名下的银行存折，在莱芜二路储蓄所把六千多人民币全部取出盗为已有，多年以来在我心中一直是个谜。
（六）父母流落街头
那天夜色降临时，我悄悄地潜回龙江路三十二号院内，我想知道父母是否还活着。前院一片死寂，别墅的一楼没有一线灯光，因为一楼里面所有的房间，都被街道办事处的大妈们在抄家时贴上封条了。我摸着黑，蹑足屏息地顺着西墙边向后院走去，在那儿我找到了父母与残疾的五姐常沙白。我看到母亲已经为父亲的伤口做了简单的包扎，但父亲头上脸上仍血迹斑斑。母亲见到我说：“今晚这个家是呆不下去了，我和爸爸出去躲一晚上。为了安全，你自己也出去找个人家躲藏起来吧。”我知道母亲这样说，是因为她感到这几个狰狞残暴的红卫兵不只是在抢钱，还想要人命。母亲希望我这个小儿子可以活下去，她不想让我们四个人一起死于非命。
母亲手里拿着一个旧毯子，扶持着年迈的父亲，残疾的五姐跟随着，三人步履蹒跚地走出了龙江路三十二的灰色大铁门。他们朝着临近的华山路方向走去，那是信号山角下一条大约只有一百米的短街。我站在大门口，眼泪潸潸地望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黑暗中，一股悲凉不祥的气息刺穿了我的心。
在龙江路三十二号的大门口与父母分别后，我失魂落魄，一个人跑去安徽路十五号高天宾先生家里躲藏起来。高天宾先生是我三姐常安斯在二中读书时的同学。他一家六口人住在后院的一个只有十三平方米的小屋子里。他们在我危难时收留了我，安抚我这个无家可归的惊弓之鸟，令我终生难忘。
在那个血腥恐怖的夜晚，我的父母与五姐去了什么地方，在青岛的哪条街道角落里过夜？事隔半个世纪后，我在网上找到了那天夜晚父母流浪青岛街头的两位见证人。
一位侨居澳大利亚的张明女士最近通过微信告诉我，她家原住在华山路十一号别墅。一九六六年八月的那个夜晚她在别墅的凉台亲眼看到我的母亲梁今永搀扶着血迹斑斑的父亲常子华，站在院子门口的大台阶上，朝着院内低洼深处临建的一排平房里住着的一个街道委员朱荣香家隔空呼喊求救：“朱主任，救救我，打人了！”在父母的心里，街道委员的职责是维护社区秩序与保护居民的安全，但这位朱荣香正是江苏路办事处抄我家的发起者与参与者之一，那天晚上，她自然冷酷地装聋做哑，任凭我的父母在黑夜中呼救。
离开华山路后，母亲一行三人来到栈桥附近的海滩上，母亲把随身带着的毯子铺在沙滩上，他们头顶着星星，面对着大海，三人相依为命依偎在一起。在父母的心里，青岛就是个海，这个海蕴意着包容宽厚的爱，他们一生都在这爱的海洋里畅游：他们在民国时期的青岛创建了三个教会，向从没有听到过福音的人传播上帝的大爱；他们实业救国，把世界上最先进的化学工业产品引进给青岛的民族企业；他们好善乐施，帮助了许多穷苦的青岛人。但眼下的大海，不是父母一生所熟悉热爱的那个碧蓝、纯静、美丽动人的海。在这漆黑的夜晚，这海变得阴森诡异，涨潮时分汹猛的浪潮，敲打着沙石发出令人战栗的声音。潮水一点点地逼近他们坐的沙滩上的位置，似乎要把他们三个人吞噬进波涛凶险的黑色深渊之中。
在绝望中，母亲想起她的娘家，河北路九号，这个距栈桥海滩不算太远的里院，是由我的外公梁善川亲自设计蓝图，于一九二三年建成的，母亲在这儿渡过了她幸福的童年时光。也就是在这个里院的二楼上，父亲于一九三六年向二十一岁的母亲求婚。一九五五年外公去世时，母亲梁今永把外公收藏在里院的三千余件珍贵古董文物，全部捐献给青岛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后被青岛博物馆收藏。
母亲想回娘家找一个落脚之地过夜，但是她当时并不知道，她的娘家也被抄家了。当母亲一行三人走到河北路九号里院的门洞时，母亲开始犹豫起来，她担心这样贸然回到娘家，会给住在这里的外婆与舅舅梁诚顺的孩子们惹上麻烦。她对父亲说：“你今晚流血太多，需要补充水分。我上楼去要点水来喝，你与沙白先在大门外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就回来。”
那天晚上在河北路九号为父母与五姐送水喝的人，是我的大表哥梁机立。去年他在长途电话里向我回忆他走下里院二楼把水杯递给在黑夜中伫立在大门洞里的父亲与五姐时，远在太平洋彼岸的我心如绞割，泪如泉涌。
（七）父母的救命恩人
现在没有人知道父母带着五姐当年在青岛的街头露宿了几个夜晚，他们是如何在身无分文的困境中寻觅食物充饥。在“红八月”抄家期间，人人怕受株连，许多认识多年的老朋友都与父母断绝了来往。然而，当父母最后回到龙江路三十二号家里时，第一个来探望他们的，竟然是与母亲相识仅一年的刘大娘。
刘大娘向母亲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那几个前来对父母施暴抢钱的红卫兵中，有两个是住在离我家仅隔一条街的齐东路上一位德高望重的将军的两个儿子，“南、北二公子”。这兄弟俩与他们的同伙到处抄家打人抢钱，令市南区一带原富有居民闻风丧胆人人自危。说到这儿，刘大娘安慰母亲说：“梁大姐，不要怕，这些天我会在粮店前院盯着，下班后我也争取在这儿多呆些时间。我估计他们还会再来的，若是他们再来打人，我一定会阻止他们。”刘大娘的这一席话使母亲得到极大的安慰，因为在这之前，母亲并不知道这几个凶神恶煞前来抢钱殴打他们的红卫兵是何方人也。
刘大娘的预言不幸言中。“南、北二公子”与他们的同伙抢走的父亲存折上的六千余元，在六十年代的中国大陆是一个天文数字。贪婪使人疯狂，他们欲罢不能，几天后再次闯入龙江路三十二号打劫，但他们不知道，我的父母这时已经身无分文了。
“南、北二公子”与同伙第二次来抄家时，我没有在场。事后母亲告诉我，当这伙狰狞凶恶的红卫兵挥舞着军用皮把我的父母往死里抽打时，刘大娘挺身而出，把我的父母挡在她的身后。她大声斥责“南、北二公子”，说：“你们抄家、批斗本来就没什么道理，更不应该打人。”
在“红八月”里肆无忌惮到处抄家打劫的“南、北二公子”，对于有人竟敢吃了豹子胆阻拦他们打人，着实吃了一惊。他们一直所向披靡，战果累累。被抄家的市民与围观的群众，慑于其红卫兵的淫威与红色权贵特殊身份，无一敢发怨言，更不用说出面阻止了。“南、北二公子”对突如其来半路杀出的这个女“程咬金”，一时不知所措，惊讶地问道：“你是谁？”
“你们不用管我是谁，你们打人就是不对！”刘大娘理直气壮地说。
当他们定下神来，看到在他们面前的只不过是一个区区普通妇人时，便上前试图把刘大娘拉扯开，并恶狠狠地对刘大娘吼叫道：“管你什么事？靠边站，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对资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自认为凭借着嚣张跋扈的气焰，就可以把眼前的这个多管闲事的普通妇人吓跑。
出乎他们意料，眼前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弱女子竟然在他们的淫威下毫无惧意，她不仅没有退缩，反而拍着胸脯对“南、北二公子”说道：“今天除非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否则你们甭想再动这二位老人的一根毫毛！”
也不知道刘大娘一个人单枪匹马与凶神恶煞的“南、北二公子”僵持了有多久，母亲后来告诉我，就在刘大娘以寡敌众快要支撑不住的关键时刻，一群山东海洋学院大学生组织的红卫兵涌进院里，原来机警的刘大娘在“南、北二公子”刚刚走进龙江路三十二号的灰色大铁门时就注意到他们了。担心自己一个人无法应付这些恣意妄为的高干子弟，她立刻派人去离我家不远的山东海洋学院搬救兵。
看到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大学生红卫兵，“南、北二公子”忖度众寡悬殊不是敌手，便与他们的同伙很不情不愿地离开了。临走前，这群暴戾恣睢的打手悻悻地对刘大娘说：“咱们走着瞧！”
那天夜里当劫后余生的母亲对我讲述白天发生的惊险一幕时，我不禁对刘大娘的安危担忧起来。“那帮人一定恨死刘大娘了，如果他们找刘大娘算帐怎么办？”我忧心重重地问母亲。
“你刘大娘可不是一般人，他们不敢去找她麻烦的。”母亲信心满满地说。
“为什么呢？她这样一个普通粮店的店员怎么可能应付得了这一帮高干子弟呢？”
“你刘大娘是个烈属。我想这些高干子弟若是知道刘大娘的真实身份，决不会难为她的。”
“烈属？”我惊呀地叫起来。我知道烈属是指那些在国共内战期间牺牲的革命烈士的家属，他们在社会上享有崇高的荣誉。
敬佩之余我又心生疑惑：“可刘大娘是有丈夫的人呀，你不是去她家时经常见到她的先生吗？”我刨根问底地追问母亲。
看到我这么好奇，母亲在那天晚上向我娓娓道出了刘大娘的身世。
（八）一个无畏的革命者
刘大娘的名字叫刘俊英，她于一九一九年出生在山东黄县甲刘村一个穷苦农民家庭。刘俊英从小便随父母闯关东，她十岁时，父母双双于东北营口疾劳而死。年龄比她大五岁的哥哥刘建胜挑起了家庭重担，但因兄妹二人生活窘迫，几年后两人又回到山东黄县老家。黄县老家村里的长辈们看到这个青春期的少女长得眉目清秀可爱，便在刘俊英十六岁时为她说媒，于一九三五年把她嫁给了招远县一个叫刘兆洪的农民。婚后一年，年仅十七岁的她生下第一个孩子。
一九三七年孩子一岁时，刘俊英全家去了大连投奔在日本工厂做工的刘兆洪的父亲谋生。由于生活难以维持，经刘兆洪妹夫介绍，他们迁移到了东北通化靠刘兆洪赶大车糊口，日子过得非常艰难。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了，他们经朋友介绍到一家兵工厂打工，后来他们才知道这是一家属于解放军辽东军区炮兵团的兵工厂。他们夫妻二人在这儿参加了共产党，刘兆洪后来当了厂长，而刘俊英则在该厂当保管员兼村妇女主任。
一九四八年，林彪率领的东北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内战中节节获胜。那年六月刘俊英回到山东进入潍坊特别市公安局做地下工作，该局属中共华东局社会部领导，当时部机关设在山东益都县。刘俊英一到达这个新的工作岗位，立即主动向上级要求策反在青岛军港的一艘国民政府海军舰艇“接２９号”起义的任务。这艘“接２９号”军舰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海军接收日本的一艘辅助布雷舰，原名“测天级辅助布雷艇黑岛号”，排水量４３０吨。这个舰的副舰长，正是刘俊英的哥哥刘建胜。原来刘建胜抗战期间先后在广东海军“海圻”舰当兵与山东海军任职。抗战结束后他于一九四六年调到青岛国民党中央训练团任学员队分队长，该训练团不久被合并组成海军军官学校。一九四八年刘建胜调至“接２９号”舰任副舰长，因该舰无舰长，刘建胜实际是代理舰长。
一九四八年七月，中共华东局社会部领导批准了刘俊英的请求，派她潜入青岛进行策反她的哥哥刘建胜的行动。当时交通信息非常缺乏，从高密到青岛又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刘俊英全凭两只脚一步一步来往于青岛与高密之间向党组织汇报情况，她常常走得满脚血泡，双腿肿胀，由于劳累过度怀有身孕的她在路途中早产，婴儿不幸夭折。
经过多次从高密至青岛的往返联络，刘俊英取得哥哥刘建胜的信任同意起义，她还把自己的丈夫刘兆洪也安插在“接２９号”舰上当舰长“勤务兵”，协助刘建胜工作，而她自己在国军海军青岛基地司令部中校参谋胡孝义家当“保姆”，担任联络员与交通员工作。胡孝义也是刘建胜兄妹发展的对象，参与了策划起义的工作。
然而，这次由刘俊英与刘建胜兄妹联手策划的起义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二日午夜，刘建胜率舰起义，“接２９号”舰秘密驶出青岛港。当他们行至薛家岛附近海面时，被国军从沿海岸发射的猛烈炮火击中。刘建胜头部负重伤，刘兆洪右腿也负伤，他们立即换乘救生汽艇继续前进，最后被敌舰追上。刘建胜、刘兆洪等被国军截获逮捕，关押在青岛海军基地司令部内。他们遭受严刑拷打，但坚不吐实，这使得刘俊英得以有充足的时间把参加起义人员的家属安全转移。
一九四九年三月他们被押往上海提蓝桥监狱。刘俊英闻讯后，携带几个年幼的孩子赶赴上海设法营救。由于蒋介石亲自下令枪毙“接２９号”舰艇上的所有主要成员，刘建胜同刘兆洪于五月在共产党军队占领上海之前被枪杀于上海提蓝桥监狱。伤心欲绝的刘俊英没能见到自己的丈夫与哥哥，她仅收到哥哥刘建胜临刑前在一张字条上为她写的遗言：“不要灰心，继续干，胜利一定属于正义的人们！”〔１〕
听着母亲娓娓道出刘大娘的身世，我震惊地半晌说不出话来。我怎么也想象不出来，一个普通的粮店女店员，竟然是一个无畏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她为了她的共产主义信仰与事业，悲壮地失去了生命中最亲密的两个亲人：丈夫刘兆洪与哥哥刘建胜。
“怪不得刘大娘今天胆子这么大，敢于站出来阻止那些打人的红卫兵。她原来是一个不怕死的共产党英雄呀！”我喃喃自语。
（九）老革命谢明钦
“你刘大娘一生受了许多苦。在痛失丈夫和哥哥之后，三十岁的她一个人除了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还要承担着抚养哥哥刘建胜的四个孩子与嫂子（刘建胜妻子）的重担。”母亲同情地说。
“那么刘大娘后来怎么认识现在的丈夫呢？”我好奇地问母亲。
“他们的婚姻结合，其实是由共产党组织撮合的。当时刘大娘的上级领导看到她生活艰辛，便把她介绍给一个胶东统战部的谢部长结婚了。这个谢部长就是你见过的那个女孩子建平和她的姐姐建荣的爸爸。”
“刘大娘现在的这个丈夫应该是个大官了吧？”
“是的，刘大娘的丈夫名字叫谢明钦，一个三十年代加入共产党的老革命〔２〕。他是共产党在青岛的高级干部，担任过青岛党校校长与青岛博物馆馆长，这些日子造反派每次斗争青岛市委书记张敬焘时，都要把他拉去陪斗。”
听母亲这么一说，我心中对刘大娘不禁油然而生敬意。青岛的造反派在批斗市委书记张敬焘时的手段是极其残忍的，我曾经在栈桥边上的市委大院门口，亲眼看到在赤烈的夏日阳光下，穿着一件白衬衫的张敬焘书记被造反派强迫弯着腰接受批斗，豆大的汗珠从他的头上一个劲儿地流淌，汗水把他的白衬衫都湿透了。我可以想象出，老革命谢明钦在陪着张敬焘书记挨斗了一天之后，是多么希望回到家可以从自己的妻子身上得到温柔体贴的照顾与安慰。然而在他们家处于极其危难的那些日子里，刘大娘仍然竭尽全力地保护我的父母的生命安危。
那天夜里，我彻夜无眠。短短的一天之内发生了太多让我震惊的事情。白天刘大娘单枪匹马与“南、北二公子”对峙，毫无惧色地阻止他们再次毒打父亲与母亲，山东海洋学院的大学生红卫兵戏剧性的出现，晚上母亲对惊魂不定的我讲述刘大娘一家人的革命历史，这类属于革命教育题材的故事，本应该是参观革命烈士纪念馆或者是在学校里的政治课上听到的，但诡异的是，那天晚上向我讲述这个革命家庭历史的人，却是被抄家批斗扫地出门的母亲。
其实刘大娘与她的丈夫谢明钦，当年可能比那些前来抄家的街道大妈们更了解我的父母的历史背景。曾经在四十年代出生入死机警过人的地下党工作者，并在五十年代的青岛公安局与市南区政府工作过的刘大娘，不太可能在不了解母亲梁今永的政治背景下糊里糊涂地与母亲交朋友。而她的那位身居青岛党政高位的丈夫谢明钦，不可能没听说过曾经在五、六十年代担任过青岛市政协社会工作组组员与市南区政协委员的父亲常子华，特别是在他担任青岛博物馆馆长期间，他不可能不晓得母亲的爱国义举，把外公梁善川收藏的价值连城的大小三千余件珍贵古董文物，于五十年代全部捐献给青岛博物馆。〔３〕
一九四九年攻入青岛的共产党军队大都来自胶东革命根据地，在这支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中，谢明钦属于少数的知识分子。他当过小学老师，曾经担任过莱阳《民先周刊》主编，他一生酷爱读书，追求真理，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著作有深度的研究，他在青岛的高级干部中德高望重，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曾被委任为青岛市委党校校长——一个专门培养青岛党员领导干部、理论干部和国家公务员的重要职位。
在文革期间，不仅是我搞不懂母亲与刘大娘如何能无视她们之间的阶级差异而成为好友，就连刘大娘自己的两个女儿也对此大惑不解。最近在网上与刘大娘的小女儿谢建平女士聊天时，她说：“在我记忆里，好像有过几次看到常妈妈从我父亲的书房里走出来，我当时就想，常妈妈和爸爸还有话可聊？而且，爸爸也曾对我说，这人很不错（指常妈妈）。当时我还很诧异，父亲从哪里了解到的？我曾在父亲的书桌上好像看到过圣经一书，心里还想父亲哪里来的这种书籍，他的兴趣还真广泛呵。”
谢建平女士的这段回忆，证实了母亲生前对我讲的话。那是在一九七零年我从插队落户的潍县农村回青岛过春节，母亲悄悄地告诉我：“刘大娘的丈夫开始研读圣经了！”母亲还告诉我，圣经是她托刘大娘带回家的。我听后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被扫地出门的“阶级敌人”，竟然在自己的性命都不保的文革最残暴的时期，把一本圣经送给一位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去读。
原来一生渴慕真理的老革命谢明钦，因为经常听到妻子回家讲述发生在龙江路三十二号的许多事情，不禁对父母以及他们的信仰产生了兴趣。第一次读圣经的他免不了有许多读不懂的地方，他有时会请母亲到他家里为他解读。但在那个年头母亲去刘大娘的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母亲被江苏路街道办事处的大妈们勒令每天要在龙江路三十二号家门口的街头上接受繁重的劳动改造，规定她从早到晚要打石子、扫马路。母亲只有在劳累了一天之后，在夜色降临的时候才可以走去位于黄县路十五号的刘大娘家。
当整个社会如火如荼地上演一场铲除人类文明的历史闹剧时，这两个年过半百的老人仿佛是置身于另外一个世界。他们在一起探讨生命的起源、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永恒。母亲有几次甚至冒险把父亲常子华也带去为老革命谢明钦讲解圣经。我的父亲是一位非常博学有灵性的讲道人，他在民国时期经常在他所创建的三个教会讲道，他的讲道内容注重人类的原罪、悔改、重生。在他一生中听过他充满圣灵的讲道而得到救恩的青岛人不计其数，父亲也许万万没想到，在他走入生命的尽头时，最后一位听他讲述圣经里的爱与恨、生命与死亡、光明与黑暗的人，竟然是一位在文革风雨迷茫中寻求真理的共产党高级干部。
（十）创伤后遗症
半个世纪前亲眼目睹父母在龙江路三十二号后院被毒打的那次经历，在年仅十四岁的我的心灵上烙下了永久的创伤。在我的暮年中时常会重复地做同一个梦，我梦见母亲还活着，尽管她已在三十年前死去。梦境中的母亲独自居住在一个偏远贫困的小城里，而我却工作生活在一个繁华的大城市，整天忙碌于事业与自己的小家庭。被我忽视的母亲住在一间简陋昏暗的小房间里，每当去探望她时看到她的生活清贫拮据，我心里便充满了内疚与罪恶感，这时我会从梦中猛然惊醒，心里撕裂般地疼痛，独自一人在黑夜中悚仄不安地哭泣起来。有很长时间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我会经常重复做这个梦，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在网上看到这样一段对严重精神创伤的症状描述：
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简称PTSD，又称创伤后遗症，是指人在经历过创伤事件后产生的精神疾病。其主要症状包括做恶梦、失眠、逃避会引发创伤回忆的事物、易怒、过度警觉、失忆和易受惊吓。PTSD的发病时间可能会延续数年甚至数十年。创伤记忆有时候会被贮存在程序记忆。可能会造成这些症状的经历包括：孩童时期遭受身体或者心理上的虐待、暴力攻击、经历战争、打斗、目睹亲人或恋人等亲近者的突然死亡、幼年时被抛弃……
读到这儿，我恍然醒悟，自己多年来经常重复做同一个梦，原来是“精神创伤”的症状，它是潜伏在我内心深处的罪恶感的一种生理反应：我为自己当年没有勇气上前阻止“南、北二公子”的暴行而自责终生，我为自己贪生怕死，抛下正在惨遭蹂躏毒打的父母自顾逃命而内疚。
假如当年我没有翻墙逃脱，而是勇敢地走上前去阻止“南、北二公子”向我的父母施暴，那么后果又会是如何呢？母亲在世时我有一次曾经歉悔地与她讨论这个问题。记得母亲当即回答我，说：“傻孩子，别说傻话了。现实生活中没有假如这二字。如果你那天不逃走，那么最后被打死的人就不会是莱芜二路上的那个毕姓青年人而是你了。”
母亲说的那个死去的毕姓青年人，住在离我家不远的莱芜二路十四号甲。毕家有八个儿子，一个女儿。在文革残暴的“红八月”里，“南、北二公子”带着一伙红卫兵到这家打人抢钱时，正值毕家老二毕可厚从齐齐哈尔铁路局回青岛探亲。看到自己的家被抄，他上前问理，据说“南、北二公子”与他们的同伙大怒，当场把毕家老二与老三捆绑去青岛二中，在那儿把毕家老二毕可厚给活活打死了。
（十一）最后的会面
我最后一次见到刘俊英老人，是十年前的二零零八年。那年我从美国回青岛探亲，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联系上了失联多年的谢建平女士。她在电话里告诉我，她的母亲现住在隆德路上的青岛福彩老年公寓。我们约好时间在那儿见面。
那天在去福彩老年公寓的路上，我心潮难已。我想把憋在心里多年的心思向刘俊英老人倾诉。我想亲口告诉她，这些年来我对自己当年在父母惨遭毒打时临阵逃脱的懦弱行为是多么的内疚惭愧。我想亲口告我她，我是多么感激她在文革最疯狂的“红八月”期间不畏强暴，向被毒打凌辱的父母伸出援手。
据说福彩老年公寓是八十年代青岛最好的老人院之一，该机构对老人提供全方位的护理服务。交织着忏悔与朝圣般的复杂心情，我走进这座老人院的一个偌大房间里，那儿摆设了许多床位，但床与床之间不是那么拥挤。我扫视了整个房间一圈之后，在一个角落里看到了我心中敬仰的刘俊英老人。岁月在她身上刻下了衰老的痕迹，她整个人比我想象中缩小了许多，但她那一双犀利明亮的眼睛仍然发射出昔日锐利的目光。当她一开口讲话时，整个大房间里便回荡起她那亲切爽快的黄县语音来。我环视四周，看到同屋许多床铺上的老人都在静听我这个陌生的不速之客与她交谈。住在这儿的老人们似乎没有什么私隐。
在简短的交谈中，我发现刘俊英老人对我在美国的学习与生活很熟悉。她知道我在八十年代初刚到美国留学时曾在一个中国餐馆打工，她知道我买的第一部汽车是个破旧的老爷车，她知道我在Biola University 读大学，她还知道我毕业后进入了一家美国保险公司工作，她也知道我有三个孩子。看到我一脸惊讶的表情，她笑着对我说：“你每次从美国寄给妈妈的家信与照片，妈妈都会带来与我分享。”
原来母亲与刘俊英老人之间的亲密姐妹情，从她们１９６５年第一次在龙江路三十二号前院那排丁香树下见面开始，直到母亲去世的１９８８年，持续了二十三年。当我们在一起回忆母亲时，刘俊英老人以非常敬佩的口吻说：“妈妈可是一个大学问人！”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如此赞美母亲的学识。在我的记忆中，江苏路街道办事处的大妈们多年来均戴着“阶级斗争的眼镜”鄙视母亲，这个违反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规律的“眼镜”，直到１９７８年在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主持的一场“大平反”政治改革时才被丢进历史的垃圾堆。〔４〕然而，刘俊英老人早于“大平反”的十三年前，就以她那纯真的良知与同情心，在恶性阶级斗争最盛行时期抚慰母亲受伤的心，并与母亲结为姐妹。在她的身上，我看到了没有被泯灭的人性光辉。
想到这儿，我感激涕零地对刘俊英老人说：“谢谢您当年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保护我的父母，请接受我的一点心意。”我一边说一边从随身携带的背包里取出事先准备好的二万人民币，恭敬地双手交给她。
刘俊英老人没有从我手上接过那厚厚的一叠人民币，她以长辈的口气正色道：“这怎么可以呢？你在美国生活不容易，还有三个孩子要养育，把这钱拿回去，这些钱应该花在孩子们身上。”她不容我分说，示意坐在她身旁的女儿建平硬生生的把这二万元人民币塞回到我的背包里。
我没有继续与刘俊英老人争让，因为在我眼前的这位瘦弱的长辈身上，散发出一种我无法抗拒的魅力，在浩然正气的她面前，我感到自己很渺小，只有乖乖地顺服，别无其他选择。同时我也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大忌：如此唐突地拿出二万元人民币送给一位冰魂素魄的老人，是对她的高尚人格的亵渎，我为自己的粗陋世俗行为羞愧不已。
与刘俊英老人告别时，我紧握着她的手说：“我一定会再来看望您的。”但我万万没想到，这竟是一次诀别的会面，半年后，二零零九年一月二十八号，刘俊英老人病逝，享年九十岁。
注释：
〔１〕刘兆洪、刘建胜率国民党“接２９号”舰艇在青岛港口起义功败垂成，捐躯于上海提蓝桥监狱的事迹，现陈列于青岛市烈士纪念馆。
〔２〕谢明钦（１９０２年－１９９０年１０月１５日），字纯熙，学名谢继光，山东省莱青岛市博物馆阳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１９３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４年，中学毕业后任小学教师。后历任中共莱阳县第五区区委书记、中共莱阳县委秘书，后因党组织遭破坏，曾在青岛金沟小学任教。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４０年，先后任莱阳《民先周刊》主编、中共莱阳县委组织部部长、县委书记、中共南海地委书记、莱阳县临事参议会参议长、中共胶东区委统战部部长等职。１９４１年５月，调任青岛市工作委员会书记。１９４２年１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１９４５年１０月出狱。１９４７年至１９４９年，任中共胶东区委统战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青岛市委党校校长、常委书记，馆长等职。１９９０年１０月１５日病逝，享年８８岁。
〔３〕母亲梁今永去世二十五年之后，青岛市博物馆于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３日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了一则有关母亲梁今永与外公梁善川的消息：“梁善川，梁今永家族将大量文物捐助我馆，这些文物是我馆的重要组成，其义举功垂千古，他们的名字已永久留存在青岛市博物馆的捐赠功德墙上，更铭记在青岛历史上。”
〔４〕“大平反”指由邓小平、胡耀邦于１９７８年发动的“真理标准”大辩论而导致的一系列平反政治运动，其中包括“文革”时期的大量“冤、假、错”案，甚至追溯到上个世纪５０年代的“反右派斗争”和“胡风反革命案”，以及为农村地主、富农分子摘帽。
□ 原载《华夏文摘》2018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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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灵祭坛】
“文革”时期北京师范大学的非正常死亡（下）
·丛立新·
（上接ｚｋ１９０３b）
▲ 赵亮坚（生年不详—１９６８）、王蓉（生年不详—１９６８）夫妇
１９６８年上半年４月８日，北师大教师宿舍工三楼，人们发现物理系赵亮坚、王蓉夫妇在家中身亡。夫妻二人着装整齐，并肩躺在床上，二人手腕皆用电线缠住并彼此相连，即形成电路串联，分别用连接电线的针头刺入皮肤，电线通向电灯开关。据推测，赵亮坚拉下开关，电流先经过王蓉，再到赵亮坚。
在革委会领导下的“斗批改”运动中，夫妻二人均被张贴大字报，屡遭批斗侮辱，整人者让他们的孩子当面喊打倒父母的口号。据说，还将给他们夫妇“办学习班”。
一辆卡车拉走夫妻遗体，许多北师大人目睹。他们的三个儿女一直跟在车子后面奔跑，口中呼声不绝：“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其时，最大的孩子十几岁，小的不足十岁。
赵亮坚，物理系副教授，辅仁毕业生，英语极好，专业亦十分出色，且仪表堂堂，风采出众，令许多学生印象深刻。学生公认，赵亮坚是力学课讲得最好的老师。有学生称赞说，他讲课极为严谨，逻辑清晰，一个多余的字都没有，经常是最后一句话讲完后下课铃声随之响起，故深为学生敬重。赵亮坚是基督教青年会成员，还是民主党派，又因为毕业于辅仁物理系，被说成是王光美的同学（既非同班亦非同届）、美国特务。
王蓉，物理系办公室主任，来北师大前曾经在清华担任教务工作。据说有台湾社会关系，又有传说是梅贻琦的干女儿。无论真假，这个说法不仅麻烦，而且成为莫大罪名。王蓉容貌美丽，为人泼辣干练，有人说她可以同时处理几件事情而有条不紊。身为办公室主任，不免与人有各种冲突，在“文革”背景下亦成为各种罪名。
赵亮坚生前著有：《物理基本知识》《热和物态的变化》，与人合编《普通物理学讲义》等。
▲ 祁开智（１９０６—１９６９）
１９６９年３月２０日，物理系教授祁开智从被关押的西南楼（一说西北楼）四层跳楼自杀，时年６３岁。祁开智的一个主要罪名，是军统小组长。依据是化工大学一位教授的揭发，除此外没有任何其他证据。据说这位教授还揭发了其他人，基本都是老教授。后来他全部推翻了自己的揭发，坦言皆为逼供信的结果。也因此，北师大准备结束对祁开智的审查，但是又唯恐漏掉国民党特务。在定下召开“宽严大会”的前一天晚上，专案组几个人找到他，进行最后一轮“攻心战”。如果真的仍然没有结果，准备在第二天的大会上宣布结束对他的隔离审查。就在这次谈话之后，祁开智自杀。
祁开智又名祁伯达，１９０６出生于湖北省潜江县周矶祁家台。南开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先后就读美国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物理系，１９３２年获硕士学位。同年１２月绕道欧洲回国。先后在安徽、南京、陕西等地高校任教。抗日战争期间，祁开智曾经发誓，不赶走日本侵略军决不蓄发，昭示自己爱国的赤诚之心。在西北农学院任教期间，他坚定地站在进步学生一边，同学校当局面对面抗争。
新中国成立后，祁开智曾经担任过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主任、学校副教务长等职务。他在经典物理学方面有专门研究，于理论力学和流体力学方面造诣深厚，其论著及研究成果对我国导弹、卫星运载工具的理论研究卓有贡献。
祁开智的学术成就在民国期间已经为人瞩目。据称，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准备研制原子弹，蒋介石曾经亲自点名他参与。有北师大同事回忆，１９５７年１０月，苏联宣布卫星上天。那时这还属于极为秘密的事情，基本没有能够看得到的资料。祁开智自己琢磨计算，对同事说，发射地点应该是在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境内某地，因为卫星不会向东，一定是向西飞，需要绕地球两周后才能进入轨道。若干年后，看到了有关资料，果然如此。
▲ 杨庆丰（生卒年不详）
１９６７年前后某日，物理系实验员杨庆丰得知有人揭发他的“问题”并且进行外调，极为紧张恐惧，遂上吊自杀。
据了解情况的人说，杨庆丰的所谓问题，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事情。物理系实验室有气枪，１９５８年除四害前后，杨庆丰用气枪瞄准黑板打枪，有子弹碰到墙上后跳到黑板上方的毛主席像上。当时，杨庆丰很快便主动向党组织坦白此事并做自我批评。“文革”中，此事被重新作为问题揭发出来，更被无限上纲为“用气枪瞄准毛主席像”，云云。
杨庆丰是河北丰润农村人，家庭贫困。他是工农速成学校毕业到师大，成为物理系实验员。
◇ 数学系
▲ 李竞权（１９４６—１９７０）
１９７０年９月１４日，北师大派人去领回即将出院的数学系二年级学生李竞权。走到四楼到三楼的拐弯处，李竞权跳了下去。当时李竞权并未死亡，北医三院给师大打电话，问是否抢救，得到肯定后，抢救未果，李竞权于第二天死去。此前，李竞权作为“五·一六”分子被隔离审查，所住小屋的外屋便住着工宣队。一天夜里他试图触电自杀，结果被工宣队的人察觉救过来，因此送到北医三院。
李竞权，１９４６年农历８月１５日出生，贵州人，工人家庭，是出身好的学生。１９６４年９月入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本科学习，共青团员，人很聪明，能力也强。是“文革”初期的造反派，谭厚兰领导的“学大庆战斗队”成员，并且是负责人之一。曾经去大庆造反，揪斗铁人王进喜，在北京参与揪斗余秋里。１９７０年，与其他一些“文革”早期的活跃分子一样，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被隔离审查。
◇ 化学系
▲ 刘桂桓（生年不详—１９６６）
１９６６年８月，北师大化学系学生刘桂桓跳楼身亡。迄今，没有人说得清楚他究竟是从哪座楼跳下，也没有人说得清楚具体日期。不过，很多老师和学生记得，地点应该是出版社的楼或者外语楼，时间应该在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前后。那时校园里面气氛已经十分紧张，带着高帽子、剃着阴阳头的黑帮每天排着队、喊着“我是黑帮”之类的口号去食堂吃饭。二附中姜培良被打死后，造反派组织群众去参观，大喇叭从早到晚播送各种消息。大家也还记得，自运动开始，这已经是刘桂桓第三次自杀。
刘桂桓，北师大化学系６３级学生，来自东北农村家庭，出身中农。刘桂桓一直很上进，是入党积极分子，担任团干部，负责宣传工作。“文革”开始，系党总支负责人遭到批判，其中包括负责宣传的领导，而且批判调门不断升级。刘桂桓经常出黑板报，也经常写文章。因此觉得自己也犯了错误，是保皇党，惶恐不安，压力很大，精神负担沉重。
那时化学系还在辅仁校区，辅导员发现他思想有负担后，马上做他的工作，从正面开导：“你是学生，黑板报什么都是你工作，你没有问题”，等等。但是，在一次晚饭后，刘桂桓从宿舍楼三层跳下来，因为绳子拦了一下，又跌在柜子上，所以只有一些外伤。师生们马上联系急救车送到医院，得到及时抢救。
在学生的强烈要求下，化学系回到“新校区”（即北师大现在的校区）参加运动。那时社会和校园内的运动更加疯狂，师大也已经开始有人自杀。尽管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刘桂桓吃安眠药再次自杀，由于发现及时，得以幸免。此后不久，刘桂桓跳楼。
◇ 校党委
▲ 程今吾（１９０８—１９７０）
１９７０年５月１４日，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程今吾病逝。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程今吾已经患病。７月，康生亲自到北师大点名：“程今吾是彭真、陆定一黑帮的亲信”，随即被关入牛棚，陷入无休止的批判斗争，两年内未得到应有的治疗。１９６８年确诊为直肠癌，手术后躺在病房仍然遭受批斗。
程今吾于１９０８年８月１日出生于安徽省嘉山县明光镇，原名程蕴璋，曾用名程洁声、程今吾等，１９４９年后一直用名程今吾。
１９２７年在家乡教私塾。１９２９年考入陶行知主办的南京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在陶行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精神感召下，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自己后来说：“投到陶先生门下一年多时间里，我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现在的想法是要把师范教育办上去，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改造农村的急先锋来。在我们这一代里要把中国人民的素质变个样。陶先生能吃苦，我们难道就吃不了苦？！”１９３０年晓庄师范被蒋介石查封后，仍然追随陶行知先生，先后由陶先生安排去浙江、广东、广西、安徽各地从事乡村教育工作。他追求进步，向往革命，深受学生的爱戴。他在上课时，大量选用鲁迅的《野草》、高尔基的《海燕》《我的大学》和《给初学写作者的一封信》等课外读物。在他的影响下，像《毁灭》《铁流》《士敏土》《资本论大纲》《唯物辩证法入门》，成为进步学生争先阅读的热门书。此外，他还通过学校办的小工厂、小农场以及参加必要的社会活动，引导学生把书本知识和实际结合起来。
１９３８年１月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汉抗战研究会工作，同年３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发起与组建工作。１９４１年，应陶行知之召，到重庆陶行知先生主办的重庆育才学校任研究部主任，成为陶行知的得力助手。
１９４２年，端午节将近，一天，育才学校的邻居不慎失火，重庆市国民党当局诬指育才学校失火，要以违禁法令拘捕陶行知。程今吾挺身而出说：“学校的事，陶行知已委托我办，你如要拘捕学校的主人，我去！”大义凛然，无所畏惧。
１９４４年春到延安，同年９月任八路军抗属子弟学校校长兼党支部书记。１９４９年任中央教育部视导司副司长兼部党组秘书。１９５１年调任中宣部，历任高教处处长等职。１９６１年参加中央《高教六十条》《中教五十条》《小教四十条》等有关文件的制定工作。１９６２年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第二书记兼副校长。１９６５年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师大一些老教师还记得，１９６２年前后，程今吾初到师大便放了三把火：一是抓学生的基础知识，比如提出文科各系要有基本书目；二是师范大学要抓教师基本功（包括粉笔字、板书等）；三是高校要注重青年教师队伍的培养。此外，他还让一批右派教师重新走上讲台。这些都颇受教师们肯定和欢迎，在新中国成立后高校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令人印象深刻。
程今吾留下的著述有《新教育体系》《延安一学校》《工农读写教学的实际经验》《青年修养》《程今吾教育文集》等。
◇ 教务处
▲ 张士弘（生卒年不详）
张士弘是天津人，教务处一般干部，据回忆原来是辅仁工作人员，１９５２年高等教育院系调整后到北师大。“文革”初期也曾积极投入，很快因家庭历史问题受到冲击，被勒令将办公桌从办公室挪出到走廊。可能是压力大想不开，人失踪了，直至“文革”结束，无人知道下落。迄今为止，关于张士弘的最后消息是，有人曾经在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２１、２２日前后，在新街口见到他，只是简单问候，感觉得到他情绪低沉。
◇ 校医院
▲ 闫翠文（女）（生年不详—１９６６）
闫翠文，校医院妇科医生，于１９６６年在北师大工三楼家中自缢身亡，具体日期不详。
人们回忆，闫大夫是部队转业到北师大校医院。据说出身不太好，她的工资在校医院是最高的，每个月有１２０元，经常去莫斯科餐厅吃饭——这在当时被认为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为人老实，胆子很小。
◇ 后勤处
▲ 董增波（生卒年不详）
在清查“五·一六”运动的隔离审查期间，北师大后勤处车队司机班班长董增波自缢身亡。
◇ 师大女附中
▲ 卞仲耘（女）（１９１６—１９６６）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下午，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和其他几位校领导，又一次在校园内被学生揪斗侮辱。卞仲耘和其他几位校领导，头上扣着纸篓、高帽，轮番被施加游斗、下跪、抬土、打扫厕所等折磨，期间不断遭受各种毒打。时间长达三四个小时，打人工具包括带钉子的木棒和板凳腿。几个小时后，卞仲耘晕倒，大小便失禁，被认为装死不老实，头部和身上被用脚踢，随后放到运垃圾的小车上又是几个小时。直到晚上，才送到医院，终于不治死亡，年５０岁。
卞仲耘，１９１６年生于安徽省无为县。１９３７年初夏，卞仲耘高中毕业，一边担任小学教师，一边准备考大学。１９３８，卞仲耘投身抗日宣传。１９４０年，卞仲耘考入西北大学经济系，次年在那里加入了中共党组织。建国后，卞仲耘于１９４９年调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历任学校教导员，副教导主任、主任，校中共党总支副书记、书记，副校长。１９６６年时，由于该校未设校长，卞仲耘实际上就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最高负责人。那时，她已经在这所中学工作了十七年，同时是一位四个孩子的母亲。
▲ 王荫桐（生年不详—１９６９）
１９６８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在一次“政策攻心会”上，领导宣布：将王荫桐拉上来！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他“揪出来”，指控为历史反革命、特务，成为运动对象，遭遇各种批判斗争。１９６９年，王荫桐病故。
王荫桐是语文教师，曾经当过傅作义的幕僚，据说肃反时已经挨过整。很有学问，教学水平很高，为教师和学生一致认同。他对学生要求很严格，也很关心。有学生成绩优异，因为家庭困难准备放弃读高中，直接工作。王荫桐劝学生：现在就业，初中文凭帮不了家里多少，还是上完高中好。并且带学生去教务处，将学生的助学金升等。类似事情，他做得平静自然。
▲ 周学敏（女）（１９２１—１９６８）
１９６８年９月１６日夜，女附中语文教师周学敏在家中自缢，时年４７岁。
“文革”开始，周学敏很快被说成“走资派的大红人”、走资派树立的“白专典型”。几位校领导被批斗时她也要陪斗。１９６６年的恐怖岁月之后，周学敏依然挣扎在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在自杀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她每天到学校去时，随身的挎包里面都装着毛巾、肥皂，每天要向当时唯一在家的女儿告别，交代家事，毛衣在哪里、棉衣在哪里……显然，她已经做好了再也不能回家的准备。
据子女回忆，自从卞仲耘校长死后，周学敏老师的精神压力一直很大。她钟爱并倾注心血的语文教学事业不复存在，曾经获得的成就也彻底毁掉。身为中学校长的丈夫被打成走资派、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人物隔离审查，后来又被下放到农村。子女中的三个大学生，原本分别在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学院和北京工业大学学习，此时天各一方，且前途渺茫；一个中学生去了北大荒，身边只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女儿。事业迷茫，家庭破碎，失去希望。
周学敏个子不高，皮肤白净，娇小玲珑，是很秀气的知识女性。出身于河北涿州一个兼农兼商的家庭，日本侵华后，父亲带全家来北京谋生，住在复兴门附近。
周学敏并非师范毕业，本来在济南齐鲁大学学护理。婚后几年照顾家庭、养育子女，并未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初，开始在复兴门卧佛寺附近一所小学教书并且当了校长。后来到了２８中，还在工人夜校教过书，最后来到女附中。虽然不是科班出身，却成为一代名师，在语文教学领域成就突出，尤其作文教学的改革引人注目。周学敏极为敬业，每天改作文的工作量非常大，有慕名前来请教的老师表示惊讶：那么大的作文批改量你怎么完成。当然，周学敏很有天赋，朗诵极富感染力。周老师的学生至今记忆犹新：她坐在讲台边给我们讲解《小石潭记》，娓娓道来，不疾不徐，引人入胜。初中升高中时，许多原来立志学习数理化的学生改选了文科班，她们说，就是受到了周老师的影响。周老师的作文改革，得到了主管教学业务的胡志涛副校长的支持。当时的《人民教育》等刊物曾经发表过好几篇介绍她的文章，以及她撰写的语文教学研究的论文。她所创造的“周学敏教学法”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信件每天几十封，还在政协礼堂上过公开课，络绎不绝的参观学习者令女附中不得不做出限制：每周哪天可以听课……一直到今天，人们仍然赞扬她的成就。２００５年，有人谈到：“周老师是当时我国中学语文教学改革的杰出代表，曾经开创出一种全新的以言语技能训练为中心的语文教学模式……比如作文教学，周老师把学生作文中的问题梳理出来，排成序，配合上相关的选文组成单元，一个单元解决一个重点问题；虽然还是综合作文，但作文指导、批改、评分、讲评，都突出训练重点，符合训练重点的得高分，非训练重点的问题留待以后解决。这样实际上便形成了以作文技能训练为中心，读写结合，选文服从技能训练的语文教学模式。”
▲ 宗传训（生年不详—１９６９）
英语教师。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指控为“历史反革命”，批判斗争之外进劳改队，有病不准去看，１９６９年故去。具体日期不详。５０余岁。
▲ 赵炳炎（生年不详—１９６９）
化学教师。因为参加过“三青团”，成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对象。尽管患有肝病，仍然受命去拆城墙，不准请假。１９６９年某日，劳动后躺下就再未起来，四天后死亡，死时不到４０岁。
▲ 胡秀正（女）（生年不详—１９６８）
化学教师。亲属中有人在“文革”初期因为成分问题被遣送回乡，胡秀正认为不符合政策，找到有关部门申诉，希望改变亲人处境。可惜此举不仅未能如愿，反而为她引来大祸，沦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对象。１９６８年８月１１日夜里，从宿舍楼三层跳楼自杀，第二天早晨被发现。
胡秀正给学生的印象非常深刻。年轻美丽，皮肤白皙，个子细高挺拔，带白边眼镜。衣着朴素，总是黑、灰、白这样素雅的色调，得体高雅。有学生说，当时觉得林道静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吧。她课讲得很好，清清楚楚，字也好看，化学方程式板书非常漂亮。带学生做化学实验细致认真：什么有危险，怎样操作可燃气体，等等。据称胡秀正要求进步，但有一种傲气，在年轻教师中间很突出。
胡秀正已婚，爱人也是中学教师。当时的老师宿舍都是平房，她是从学生宿舍跳下来。有学生看到她遗体，说：“胡老师面容很安详，只在嘴角有鲜血流出。她一定是不愿意吓着她的学生。”“胡老师是外表文雅内心刚烈的人。”
▲ 梁希孔（生卒年不详）
历史教师。军工宣队进校后，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因为有人揭发家庭出身等问题，梁希孔自缢身亡。他在留下的遗书中说：第一，我身体不好所以自杀，与任何人无关；第二，我房间里面的灯泡是学校的，应该归还；第三，某个学生的学费应当免去。具体死亡时间不详，大约是在１９６８—１９６９年。
梁希孔，出身富农，婚后长期两地分居。中等身材，语速中等略慢，嗓音浑厚洪亮，语速不疾不徐，一口标准普通话。他学识渊博，讲课重点极为突出、清晰，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明明白白，极受学生欢迎。为人严肃内向，令人望而生畏。梁希孔老师教学风格突出，效果优异，他的一些学生至今记忆犹新。“初一时梁老师教我们历史，讲课特别生动，如同说书，回去后不用复习就全能记住。”
▲ 王永海（生卒年不详）
女附中工友。据称是满清皇族后裔，有残疾，独身。王永海在食堂干活，给人打下手，什么都干。１９６６年，他４０岁时“文革”爆发，被打成“坏分子”在校园里劳动改造。两年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由于对斗争会的恐惧而出走，从此失踪。
据说，卞仲耘遇难三个多月后，王永海曾去她家里看望。看到四宝（卞的四女儿）走到晒台上，就打招呼。进屋坐下后，很难过的样子。王永海说：“我一直惦念着四宝，一直想来看看四宝，看看你们一家子。因为我被打成了坏分子，天天参加劳动，也不敢来，怕学生看见……今天我到建筑工程部看亲戚去，先过来看看你们。”〔６〕
◇ 师大二附中
▲ 姜培良（生年不详—１９６６）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５日，关押在牛棚的姜培良，与师大二附中其余两位校领导以及语文教师靳正宇，被该校红卫兵拉到学校的小食堂批斗。除了这几个人，会场周围还跪着被指控为“牛鬼蛇神”的其他教师。有学生回忆，经历连续多次殴打的姜培良此时已经面目全非，且神志不清。红卫兵宣布他们的“罪状”后，再次施暴。打人的工具中有军用皮带，还有带钉子的木棒，一棒下去后带着肉丝下来，现场血肉横飞，很快有被殴打者昏死过去。有红卫兵说他们是装死，用冷水泼在他们头上、脸上，还有人从食堂拿了盐撒在他们身上，姜培良当场被打死。
“文革”初期，北京市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姜培良作为中学系统的代表出席，期间每天回来看大字报。会议结束后回到学校，马上就开始遭遇批斗。那时有“集中火力，炮轰姜培良”的口号。六月底七月初，被学校集中批斗的牛鬼蛇神有２０多人，每天接受批判，劳动改造，四位校领导中姜培良被单独关押。从八月起，红卫兵开始打人，几位校领导是主要对象，姜培良更是重点。同为二附中领导的一个同事曾经说劝姜培良：“先到我农村老家躲一阵，等到运动稳定下来再回来。”姜培良不肯：我不怕，我没有问题。
姜培良是老干部，到二附中任职前为北师大教育系党总支副书记，反右倾时犯错误，据称是“业务至上，专家治学”。１９６０年代遂调到北师大二附中担任党支部书记，是学校的实际负责人。曾经与他共事的教育系老先生回忆，姜培良思想正统，为人正派。有人清楚记得，在顺义农村参加劳动时，他曾经提出为思想改造计，应该“把非劳动时间变成劳动时间”，比如放工时每人背一捆秫秸回去。同在二附中工作并一起担任领导的老教师的深刻印象是，姜培良一贯紧跟中央精神，对共产党极为忠诚。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活着要见毛主席，死后要见马克思。”他教过的学生记得，他特别要求学生在政治上进步，要求学生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求学生对党毫无保留，要求学生在灵魂中彻底根除私心……
▲ 靳正宇（生年不详—１９６６）
８月２５的批斗会上，语文教师靳正宇也被抓到台上，因为他写过一些诗，有所谓作风问题。会上有人大喊：“你是姜培良的大红人！”靳正宇被打得肝脏破裂，不能吃东西，吐血，送到积水潭医院，终于不治，几天后死亡。
１９６５年前后，曾经有个女学生因为思想问题去找他，就在语文教研室。因为谈到很晚，女学生没有回宿舍，靳正宇陪着学生在办公室待了一夜，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文革”来临，这件事成为作风问题，是他的一大罪状。靳正宇被打得受不了，曾经去派出所求救，派出所又将他送回学校，继续接受批斗。
靳正宇曾经是海军战士，转业后就读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即到二附中教语文，当班主任。因为在部队军事训练时出意外右臂断了，是木头的假肢，他板书都是用左手。他独身一人住在学校的一间小屋里。他的同事说，他平时不拘小节，为人幽默风趣。离世时，靳正宇只有３０来岁。
二、非正常死亡的阶段性
就北京师范大学的实际情况，非正常死亡贯穿十年，在其中的几个时间段相当集中。
第一个阶段是运动初期。“文革”骤起，来势凶猛，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成为先锋和主力，“革命”的对象包括“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旧思想、旧文化”的各种代表人物，也包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时期的运动，从根本说是由高层掌握和遥控。具体到师大这样的单位，原有的党政领导系统基本瘫痪且沦为运动对象，工作组来去匆匆，“文革”新政权“革委会”尚未产生，因此运动呈现一定程度的“无序”和“自发”色彩，没有明确、稳定的直接组织者和领导者。如红卫兵所作所为，并没有自上而下的详细计划部署，各个群众组织都自认为是按照最高领袖的精神和指示“革命”。
这一阶段的非正常死亡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高级知识分子群体。像北师大这样的高校，各个专业领域的教授们首当其冲，他们的个人经历和专业造诣均成为“原罪”，遂在劫难逃。邱椿、石磐、刘盼遂、刘启戈、刘世楷等皆为典型。
此阶段非正常死亡的另外一个群体是年轻知识分子，既有学生也有教师。这些人几乎无一例外都曾经被视为政治上可靠、积极向上者。孰料运动一来疾风暴雨，经常是从“根正苗红”受组织信任的进步分子瞬间成为打击对象。具体原因不外是曾经支持工作组，或曾经受到被打倒的“当权派”信任，等等。政治身份的突然转折是颠覆性的，令他们无法接受。蔡钦山、卢志恒、高尚年、王文宁等都属此类。
还有一个群体是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北师大情况看，“当权派”的死亡与其地位是负相关的。也就是说，北师大校级、系级领导虽然大多受到冲击迫害，但并没有自杀或直接亡命于暴力者。而附中情况则不同，卞仲耘死后，二附中学生就曾经议论：女附中打死卞仲耘，我们也得打死几个。姜培良等人死后，当时北京的中学红卫兵曾准备召开全市大会，二附中的红卫兵通知其余几位牛棚中的校领导，准备参加大会批斗，并且要他们“自带火葬费，每人１２元”。这个会议最终没有召开，据说是周恩来压了下来：“如果都打死了，斗批改就没有对象了。”总之，越是接近基层的当权派，生命所受威胁越大，中学红卫兵的暴力直接导致“当权派”死亡，卞仲耘、姜培良即为典型。
第二个阶段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期间。１９６８年５月２５日，中共中央、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发出《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的通知》，这一文件成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全国展开的标志。就北京师范大学而言，先是由革委会负责。１９６８年８月军工宣队进驻师大后，随即成为这一运动的领导者。相比“文革”初期的混乱及施暴对象的集中，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持续的时间更长，没有明显的特定对象群体，但打击的范围更广。个人经历（曾经参加某政治组织，如集体加入三青团、国民党等）、职业生涯（新中国成立前曾经担任民国政府职务、在某政府机构服务如警察，等等）、出身（生于除贫下中农和工人以外家庭，特别是地主和资本家）、个人表现（新中国成立后曾经在某次运动中成为整肃对象），等等，都可能是沦为运动对象的原因。这一运动的残酷性丝毫不逊于“文革”初期，一些侥幸免于１９６６年疯狂的人，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却终未逃脱。
在这场运动中，北师大亦发生了大量非正常死亡。马特、朱启贤、祁开智、王荫桐、周学敏、宗传训、赵炳炎、胡秀正、梁希孔，等等，都因这一运动死于非命。
第三个阶段是清查“五·一六”运动。根据目前所见有关文献，高层提出“五·一六”问题的时间早过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但实际状况是，诸多单位开展这一运动要晚过后者。根据多人回忆，在北师大，清查“五·一六”运动的确晚于清理阶级队伍；而且，两个运动之间没有明确的时间界限。
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对象的多样不同，清查“五·一六”运动的矛头所向十分确定，在高校主要是造反组织的大小头领或成员。究其根源，在１９６７年反击“二月逆流”运动中，北京市出现了“炮打周恩来”的活动。主要是北京一些高校的红卫兵组织，曾经在校园张贴了针对周恩来的大字报，但立即遭到了广大师生的反对。后来一些学生成立了跨校组织“五·一六兵团”，人数少，影响小。攻击周恩来和最高领袖与当时对运动的设计并不符合，１９６７年９月８日，毛泽东在公开发表的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时加写了一段话：“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浑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毛泽东在１９６７年７、８、９三个月期间视察大江南北时还曾经讲过：“现在是红卫兵、造反派犯错误的时候了。”
毫无疑问，与其他高校一样，北师大也是清查“五·一六”运动的重镇。这一运动不仅集中而且十分惨烈，主要在１９７０到１９７１年间，运动的领导者是军工宣队。李竞权、王德一、李永祥、尚文廉、胡万顺、董振波都是因这一运动死亡。
三、非正常死亡的必然与偶然
当整个社会的几亿人口陷入疯狂的大潮之中，个人的力量微乎其微，掌握或者改变自己及他人的命运几乎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些死于非命的逝者，可以说都带有一点“必然”的色彩，“文革”的荒谬与野蛮正在于此。不过，即使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也有一些特殊的事例，值得回味、发人深思。
北师大当时有三所附中，其中除了二附中为新中国成立后建校，师大附中和师大女附中均历史悠久，且与北师大有极深渊源。很长时期内这两所学校不设正校长，学生的毕业证书上都是盖北师大校长的章，如陈垣先生等。三者同为北京最优秀的学校，在“文革”期间也同样遭受了严重的伤害，卞仲耘和姜培良被活活打死，已经成为“文革”的野蛮暴虐的象征。
位于宣武门附近的师大附中（即现在人们常说的“师大一附中”）在三所附校中资格最老，作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先行者，培养了大批各个领域的人才。新中国成立后，与其他两所附中同样成为许多共产党和政府高级干部子女云集之地。据了解，在运动初期，学校将近百分之九十的干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百分之七十的班主任被批斗、围攻。然而十年之内，始终没有打死一个人，也没有发生一人自杀身亡。在那个血腥恐怖的时期，堪称“奇迹”。追究其原因，十分复杂，但几乎可以肯定，个别人的“善念”亦功不可没。
赵忠心退休前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教授，著名的家庭教育专家。１９６５年毕业于北师大政教系，分配到师大附中，担任少先队总辅导员、团委副书记，“文革”期间在师大附中度过。据他回忆：“当时我是教师代表，我出身好，是红五类。把年轻教师组织起来，每人发一个大棒子，在学校里面维持秩序。打人的主要是初中学生，批斗校领导和老师什么的，我管不了，但可以阻止他们打人。当时我年纪轻，胆子也大，我的说法是：可以批判，不能打人，更不能打死人，打死了我们批判谁去啊？没有批判对象了啊。是反革命也好什么别的也好，该怎么处理要按照政策。你们把他打死算什么？”
“那时校长是老干部，被斗得很厉害。我听说卞仲耘他们被打死后，有天晚上专门去看他，提醒他小心。因为罚跪，他膝盖都伤了，要去医院。红卫兵不许他坐车，也不许坐三轮，是拄着棍子去的。医院不敢给治，我说，你们必须给治，我签字，必须治，这是我们批判对象，你们不治好，我们运动怎么搞？那时，这些被批斗的人到医院都不许写名字，要写“大混蛋”，校长是大混蛋，往下排还有二混蛋、三混蛋……有两位教师因为被斗自杀，状况极端悲惨。我们马上送去医院，还是抢救过来了。医院也是不敢治，我就说你们必须治，我们要搞运动，这些人都是对象，我们还要搞“文化大革命”呢。我还和自杀的人说：别让我们瞧不起你啊，有没有问题看最后审查结果，干吗要自杀？还有一次，听说学生把书记拖到地下室，要扒衣服，那是个女同志啊，我们马上赶过去阻止。也是说，你们不能这样干。”
二附中在运动高潮中打死姜培良等三人（除姜、靳二人外，另外一人为学生家长，不是师大人），但之后的历次运动则相对平稳，没有发生更多非正常死亡。一位曾经与姜培良一同经历野蛮虐待，与死亡擦身而过的二附中当年的领导说，“女附中在清队中一直陆陆续续有人死亡，但二附中后来没有。说起来，二附中清队运动时，１９７０到１９７４年，师大派了顾明远先生担任领导；１９７５到１９７９年，是师大数学系王振稼担任书记。所以运动搞得比较平和，没有伤害太多人。”〔７〕
面对必然与偶然，让人想起那句著名的“让枪口抬高一厘米”。
四、几点说明
⒈鉴于本调查是个人行为，在持续几年中，除极少例外，没有直接采访逝者亲属。尽管如此，仍不免引起亲属伤痛，特此致歉。
⒉由于相关正式文字资料甚少且极难获得，全文内容大量采用了调查访谈所得。因时间久远，个人记忆误差在所难免，故主要事实以至少三人所述可以相互印证为准。如有任何人指出错处并且给予正确信息，不胜感激。
⒊诸多重要事实无法求证，只能付之阙如。如有任何人提供补充信息，不胜感激。
⒋十年动乱结束后，大部分逝者得到了不同形式的平反及恢复名誉。尽管如此，本文作者以为，对逝者的纪念和对于导致他们失去生命原因的思考不应就此为止。这些非正常死亡已经构成北师大校史不可缺失的部分。
⒌调查过程中，得到北师大诸多前辈的大力支持和鼓励，谨在此深表谢意。
注释：
〔６〕据女附中知情人所说，平反冤假错案时，卞仲耘、周学敏、胡秀正、梁希孔四位老师定为非正常死亡。其他几位老师虽然受到严重迫害，但皆定为因病死亡。除王永海外，都召开了平反会。根据本文“非正常死亡”标准（见注１），亦将王荫桐、宗传训、赵炳炎、王永海收入。正如有教师在谈到王荫桐老师时所说：“如果没有‘文革’，我想他不会这么早死去的。”
〔７〕这里的时间与顾明远先生本人记录有出入，顾先生记忆是１９７２年到二附中。１９７２年１月北师大临汾五七干校撤销，我们都回到北京。工宣队派我到师大二附中去担任革委会主任兼支部书记，算是把我解放了。”（《顾明远教育口述史》，４５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９月）
参考文献：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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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炳照：《王炳照口述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田正平：《我的大学 我的同学》，《中国教育口述史》（一）重庆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三联出版社，２０１３年５月。
《启功全集》（第十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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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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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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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琴博客：《“文革”受难者卞仲耘》（增订版）（六）。
https://bianmurderers.blog.sohu.com/300828198.html ２０１４－０２－１０ ０５.
王友琴博客：《“文革”受难者之刘盼遂》，２０１４·０９·３０。
和睦鸟：《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来龙去脉》，
https://www.360doc.com/content/11/1029/22/634654_160191521.shtml．
余少波：《笃信真理 刚直不阿——记我的导师石磐教授》。
https://www.360doc.com/content/13/0614/17/12762190_292853042.shtml．
未正式出版物
《“阳谋”下的北师大之难》（上、下），辛子陵主编，百年中国历史真相丛书之二。
涂乃登：《教苑留痕》，教育文集，私人印制，２０１５年５月。
《“八五 记忆 反思”座谈会发言汇编》，２０１４年１月４日。
《记忆》１０８期，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五），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５日增刊。
〔作者介绍：丛立新，１９５４年７月１８日生。１９７７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现为教育学部），２０１４年退休，退休前为课程与教学研究院教授。〕
□ 来源：《师劫——北京师范大学文革亲历者文集》。黎云编著，（香港）时代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９年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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