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立新：“文革”时期北京师范大学的非正常死亡（上）
梅建明：我与“朱叶反党集团”
逍遥亦南：革命一年半（北京６５中文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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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九九八）·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一六六期（zk1903b）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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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九年三月五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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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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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灵祭坛】 “文革”时期北京师范大学的非正常死亡（上） 丛立新
【亲历者言】 我与“朱叶反党集团” 梅建明
【往事非烟】 革命一年半（北京６５中文革）（下） 逍遥亦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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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s://museums.ciaos.org/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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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灵祭坛】
“文革”时期北京师范大学的非正常死亡（上）
·丛立新·
５０年前的那场灾难，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整整十年间，在北京师范大学，如同那时中国大陆上的诸多学校、机关、工厂、乡村一样，许多人死于非命。今天，询问北师大校园中的各色人等，从青年学生到中年教师，大多数对那些非正常死亡不甚了解，甚至闻所未闻。当然，仍然有许多人在以各种方式缅怀和纪念着逝者，因为，他们是不应该被遗忘的，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非正常死亡也是不应该被淹没的。
本文尝试建立一份备忘录，尽管竭尽所能并且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帮助，所包括的人数可能并不完全；一些逝者的情况十分简单，更可能存在不准确之处。以上种种实在是不得已，就此向所有相关人士致以歉意。如果有人愿意提供补充，感激不尽。
一、非正常死亡者
以下逝者没有明显的同质性，他们的出身背景、个人经历、年龄和学业各不相同，在十年中的处境也各不相同，甚至极为悬殊。其中有知名学者，普通教师，年轻学生，将这些人联系在一起的唯一之处就在于，他们均是在十年动乱期间“非正常死亡”。〔１〕
◇ 教育系
▲ 蔡钦山（生年不详—１９６６）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６日，北师大教育系二年级学生的辅导员（当时班主任称为辅导员）蔡钦山，带领在山西沁县参加四清运动的学生返回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回京第二天，６月１７日，留在北京因而较早参加运动的四年级学生拉了一些二年级的同学开批斗会，蔡钦山被戴上高帽子，作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执行者”，站在凳子上接受批斗。他的宿舍门上还被装了一块黑板，令他在进出时必须低头弯腰，称之为“钻狗洞”。当天夜里，蔡钦山在学生宿舍西西楼二层的寝室内自缢身亡。用一根绳子系在暖气管上，然后从窗口向外跃下，成为十年动乱期间北师大校园内第一个自杀者。而他的这种死亡方式，后来一再成为其他逝者的选择。据说，从被批斗到死亡，他没有说过一句话。蔡钦山死亡后，工作组在报告中说：蔡钦山的自杀是叛变行为。
蔡钦山，福建人。１９６４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留校任教。蔡钦山是共产党员，出身好，家里是三代贫雇农，思想正统，一直积极要求进步，生活上亦极为艰苦朴素，是学雷锋标兵，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还曾经被誉为焦裕禄式的好党员。
▲ 王文宁（女）（生年不详—１９６６）
１９６６年９月某日，教育系女教师王文宁从家中——工四楼四层跳楼身亡。
“文革”初期，王文宁正在山西临汾分校。“文革”开始后，分校开始出现大字报。在临汾分校党委安排下，王文宁去抄学生的大字报。不久后，这一行为便令她落下“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罪名，遭受冲击。６月１５日回到北京，当晚便被揪出来在全系大会上批斗。她是教育系最早被整的人之一，此后大小批斗接连不断。
王文宁，１９５１年毕业于北师大学前教育专业，１９５５年到苏联莫斯科师范学院留学。回来后在北师大教育系心理学教研室任教。１９６５年，担任教育系党总支委员，负责统战工作。在同事们眼中，王文宁为人忠厚，温文尔雅，是一位淑女型知识女性。
▲ 邱椿（１８９７—１９６６）
１９６６年９月，邱椿头戴高帽，先在校园内游斗，随后被押到北师大学生宿舍西西楼前，在全校规模的大会上接受批判。其间，被喝令站到叠放在讲台桌上的凳子上。年近七旬、患有心脏病的邱椿在红卫兵拉扯下，颤悠悠登上“审判台”，批斗会尚未结束，便从凳子上一头栽下。邱先生摔下来后，曾经向造反派要求服药，遭到斥责：“不要装死！”参加批斗的学生亦大声呼喊：“快站起来，不要装死！”会后，躺在地上的邱先生长时间无人过问。最后，拉到校医院，也没有人敢救，终于不治身亡，那一年，他６９岁。“文化大革命”开始，邱椿很快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屡遭迫害。
邱椿，号大年，江西省宁都县石上镇莲塘村人。１９２０年７月毕业于清华，在北京参加了１９１９年“五四”学生爱国运动。毕业当年赴美，先后在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获得教育学学士、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１９２５年１月留学德国慕尼黑大学，研究教育学。１９２５年１０月，邱椿归国后，先后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清华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等校教育系教授。期间，于１９２７年前后与姜琦等发起成立了“中国教育学会”。１９３３年１０月，由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资助，以教授名义出国，赴欧美、苏联考察。１９３４年秋至１９３５年秋，仍以教授名义留学德国柏林大学，专心研究教育哲学。１９４４年１１月，邱椿赴美国讲学，任匹兹堡大学教授，主讲中国教育。
１９４６年春归国后，曾经由青年党推荐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坚辞未就并退出该党。同年夏，国民党政府任命邱椿为江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亦坚辞不就并自动脱离国民党。后赴北平，入北京大学任教育系教授，后北京大学教育系并入北京师范大学，邱椿也来到北师大，是学校有数的几个二级教授之一。
邱椿一生主要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国内各大学任教期间，担任的课程主要有：教育哲学、现代教育思潮、西洋教育史、中国教育史、教育概论、教育心理学、教育行政、现代教育学说。邱椿教学效果突出，讲课富吸引力，有人赞为“雄辩滔滔”。每当他上课，座无虚席，教室内外的走道都被旁听者挤得水泄不通。１９５２年后，由于身体及其他原因，没有再登上讲台。但仍然经常到校指导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同时，还潜心于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研究。到临终前，写出了约８０万字的朱熹、陆九渊、杨简、王阳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李贽等９位学者的教育思想论著。在他离世近２０年后，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以《古代教育思想论丛》（上、中、下）为名出版。邱椿一生著述甚多，曾有《英国唯心主义者的教育思想》《中国新教育行政制度之研究》《西洋教育史》《教育哲学》等。
▲ 邵鹤亭（１９０２—１９６６）夫妇
１９６６年９月某日，邵鹤亭教授及夫人的遗体躺在北师大教师宿舍工四楼前，二人身上均裹着毯子，是跳楼自杀。此前，邵先生已经遭到多次批斗，家中也多次被抄。在一次批判会后，有人曾经听到邵先生反复低语：义不容辱。有人说，批斗者让邵先生给邱椿做“孝子”打幡，性情刚烈的邵先生不堪其辱，且他已经接到通知到劳改队去报到，邵先生自杀正是报到日前一天。
邵鹤亭先生１９０２年生于江苏宜兴。１９２０年毕业于江苏省立常州中学。曾就读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系。１９２８年留学法国，在巴黎大学攻读教育学和哲学，获博士学位。１９３２年回国后，先后担任常州中学校长、苏州中学校长、四川乡村建设学院和晏阳乡村建设学院院长。１９４５年２月，顾毓琇聘邵鹤亭任中央大学师范学院院长、教授，后任复旦大学教授，国立编译馆编纂兼中国教育全书编纂处主任等职。全国解放后，曾在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和华北革命大学学习。１９５０年起，任教育部参事和北师大教授。
主要著作有：《尤莱士思想与革命理论之研究》《训导原理》《社会思想与教育》《孔子的教育思想》（毛礼锐、邵鹤亭合著）、《中国古代教育史》（毛礼锐、瞿菊农、邵鹤亭主编），主要译著有《为美国反动派服务的杜威教育学》（〔苏〕谢伏金著，陈友松、邵鹤亭翻译）、《教育史》（〔苏〕沙巴也娃著，邵鹤亭、李子卓等译）
邵先生夫人是家庭主妇。
◇ 政教系
▲ 高尚年（生年不详—１９６６）
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２日清晨（一说２３日），北师大临汾分校政教系学生、团支部书记高尚年，声称去买烟，路过一口水井，纵身跃入。临汾地区的水井很深，高尚年当即身亡。当他的遗体被从井里捞出来时，有人说，看看死了没有，如果没死还得拉去斗。
运动初起，临汾分校开始出现大字报，党委安排年轻教师和党员学生组成大字报管理小组，负责统计大字报的作者、内容，等等。身为党员、团支部书记的高尚年是成员之一。很快，工作组来到分校，表态支持贴大字报者，并且宣布临汾分校有保皇派〔２〕，大字报管理小组成员自然成了保皇派，高作为成员之一首先遭批斗。高尚年深感压力沉重，精神紧张恐惧，在批斗会后找到同为管理小组成员者，表示我们错了，是不是要反戈一击，可以写大字报，等等。这时，已经知道第二天要召开他的批斗大会，而且此时班里出现针对他的各种人身攻击，高尚年已经失去行动自由，第二天他赴死的路上，还有人跟着。
高尚年，１９６４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是二年级三班学生，表现积极，要求进步，担任班级的团支部书记。
▲ 石磐（１９１６—１９６６）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７日傍晚，经历了又一次批斗会的石磐教授回到家中，吃过午饭，换上一身整洁新衣，于下午两点左右登上校园内最高建筑——八层主楼，从南面７层上自己的办公室跳了下去。当时有人目睹，落地后还有呼吸，送到校医院后不治。很快，校园广播响起“极右分子石磐自绝于人民”云云。这是“文革”期间发生在北师大校园内的第一例教授自杀。石磐教授自杀的第二天，正是“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红卫兵的日子。
“文革”开始后，石磐教授饱受折磨。有人目睹，某次被拉去批斗，石磐拼力抵抗，被拖在地上走，衣服磨破，身上鲜血淋漓。即便如此，他在被批斗时仍然态度强硬：“我是马克思主义的。”
石磐，安徽巢县人。因父亲当过河北隆平县知县，从小到隆平读书，后移居天津、北京，１９３１年返回家乡读中学。虽然年少，但思想进步，因反对当局的言行遭学校开除。１９３４年父亲病故后，到合肥、济南、上海等地谋职，遭遇坎坷。在此期间自学文学、社会科学和日语、俄语、世界语。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上海积极参加抗日活动。１９３８年，石磐奔赴延安，同年加入共产党。先后在边区保卫处、中央干教部、延安行政学院和中央政治研究室，从事党的保卫工作和干部培训及理论研究。石磐热心经典，又自学德语，能够阅读并翻译马列原著。
１９４８—１９５２，石磐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担任过学校教育处副处长。１９５０年，曾经去苏联访问，所见所闻使他对斯大林模式产生怀疑，回国后于１９５２年退党，随之被调离宣传部，到教育部做巡视员。１９５３年调来北师大政教系任教授，兼任哲学教研室主任，是北师大政教系建立初期四位著名教授之一（其他三位教授是陶大镛、马特和王真先生），并且同陶大镛教授一起，率先在政教系招收研究生。反右运动后被打成极右分子。１９５６年，要求重新入党：“尽管我认为这个党的路线政策根本错了，那么我也应该留在党内，作一个党内反对派。”１９５８年初，他被开除公职，送去“劳动教养”。１９６１年解除“劳教”回校工作，被分配在外国问题研究所。住在一间极小的屋内，房内堆满了书，余外只有一张床。
石磐治学严谨，教学敬业，在培养研究生时风格独特。他要求学生有宽厚的学术基础，为此请来北大的朱谦之和任继愈，人大的石峻，为弟子开设“中国哲学史研究”；请来北师大物理系赵亮坚，开设“大学普通物理”；请来北大任华，开设“西方哲学史研究”；请来于光远，与学生座谈如何学习和研究哲学……督促学生掌握好外语，鼓励他们直接阅读西方哲学原著。他告诉学生，斯大林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肯定苏共二十大突破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
石磐成为“右派”的经历与众不同。在反右运动开展了一年之后，他以向党交心的形式，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其中对苏联的斯大林模式、中国所实行的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做出全盘的反思与批评。
第一，石磐认为苏联、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已经变质，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是新的特权等级社会，苏联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工农群众没有当家做主。他说：“苏联工农的生活比十月革命以后改善得并不大，但特权等级的生活却提得太高了。我１９５０年到苏联去了一次，看到很多工人生活很苦，农民就更苦了。”
第二，石磐认为中共党内没有民主，毛泽东搞的是个人崇拜。“我认为喊党万岁是可以的，但喊个人万岁是不应当的。”
第三，石磐反对过度地搞工业国防建设，反对反右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主张大力改善人民生活。他认为工业化、农业合作化的建设搞得太快了。中国经过了多年的战争，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共产党进城后就应当首先考虑改善人民的生活。现在是特权等级的生活提得太高，工农生活改善得太慢。
第四，石磐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主要应通过会议斗争，现在不必打破旧的国家机器。
石磐教授所言所行，在当时石破天惊，至今依然惊世骇俗。无论是否同意他的具体看法，都会承认他思想当中的深刻洞见及其价值，承认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担当。
▲ 朱启贤（１９１１—１９６８）
１９６８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期间，北师大准备在校园里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游斗活动，被游斗的对象共有１００多人。政教系教授朱启贤在活动前夕得到通知，自己也在其列，于是服安眠药自杀。
１９１１年，朱启贤出生于山东省单县孟寨乡。早年就读于山东省立六中，１９２７年加入国民党。１９２９年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就读，在学期间，他与后来同为北师大教授的何兹全等人，形成了一个非正式组织“玛宁社”（因为大家彼此见面问好“morning（玛宁）”）。成员们志同道合，思想倾向接近，关心社会和教育，认同民主、温和改良，部分接受社会主义。朱启贤深感，乡村小学教师的知识结构及知识的丰富程度关乎千百万儿童，关乎中华民族的未来，于是在１９３４年，以他为首，玛宁社创办了《教育短波》杂志，这是一份以乡村小学教师为对象的综合性刊物。形式活泼，信息丰富，受到广大教师欢迎，得到了陶行知等人的支持，钱玄同为杂志写刊头，陈立夫为杂志提供资助。《教育短波》发行量一度高达５万份，而当时上海的《大公报》也只有一万多份，可说是当时全国发行量最多的杂志之一。
１９３５年任山东省第三民众辅导区主任。他积极主张抗日，任全国战时教育协会常务理事兼总干事。１９３８年赴延安出席教育座谈会，受到毛泽东的接见。１９４０年任四川科学教育馆员兼成都华西大学教授，并主编《中国教育》，撰写并发表了一些进步文章，出版专著《文学、哲学与玄学》。１９４２年５月再赴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文艺座谈会，再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之后，他努力为抗日民主教育事业奔走呼号，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战时教育改造计划》等文章多篇。
由于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受国民党迫害，遂于１９４３年赴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１９４９年获哲学博士学位，留校任教授。留美期间，朱启贤仍然十分活跃，是当时留美学者中的重要人物。他受中国民盟总部的委托，组织民盟美国支部，开展反蒋活动。１９４５年，董必武代表中国解放区赴美参加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朱启贤担任翻译、联络和保卫工作。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朱启贤欢欣鼓舞，在美国组织庆祝会，同时公开发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这样的行为令他受到美国政府的种种限制并被处以大量罚金，最终在１９５０年被驱逐出境。随即，朱启贤经香港回到新中国，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接见和慰问。
回国后，据说是由董必武介绍来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授，先在教育系，后来转到政教系工作。１９５７年打成右派，朱启贤性情张扬，倔强刚烈，成为右派后拒绝认错，拒绝写检查，因此后来不少人得以摘掉帽子，他却始终是右派。
▲ 马特（１９１０—１９６８）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马特教授被隔离审查。１９６８年某日，专案组找马特教授谈话，之后他从北师大主楼五层跳楼身亡。
马特教授“罪名”甚多。抗日战争时期，２０多岁的马特曾经在国民党军队中做政治工作。反右时期，他被打成右派并且被清除出党。这些都使得马特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无法幸免。
马特，１９１０年出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逻辑学家。马特曾经在香港达德书院任教〔３〕。后来到北师大，１９４９年在历史系任教，１９５３年政教系成立后调入该系。１９５６年，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哲学教研室成立逻辑教学小组，马特为组长。１９５８年，逻辑教研室正式建立，马特担任教研室主任，于１９５９年在校内招收研究生。这些，在我国和北师大的逻辑学教学与研究中都是重要贡献。１９５０年代时，马特与复旦大学马兵、河南大学马佩并称“逻辑三马”。著有《论逻辑思维的初步规律》《形式逻辑中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和逻辑问题》等。《论逻辑思维的初步规律》曾经得到毛泽东的称赞，说写得好，咱们共产党人写不出来。中国讲逻辑学的人中间，他讲得最好。
马特教授特立独行。１９５６年，中央组织部明确提出高等学校要提高教授党员的比例，马特教授躬逢其盛。在入党时，他曾提出入党后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作为条件。据说当时校党委并不了解这个情况，以致基层支部为凑数而将其拉入党内。１９５７年鸣放时，马特发表同情右派言论，主张教授治校，很快即被清除出党，打成右派。
◇ 中文系
▲ 卢志恒（生年不详—１９６６）
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３（或２４）日〔４〕，山西临汾北京师范大学分校附近的一个农民，在学校附近的崖儿沟七一渠内，发现了一具尸体，经辨认，是中文系教师卢志恒。
“文革”初起，临汾分校内开始出现大字报，分校党委遂安排教师卢志恒与其他两个学生党员组成大字报管理小组，负责抄写、统计大字报。６月２２日，工作组进驻临汾分校，表态支持贴大字报的学生，于是卢志恒等人立刻成为“保皇派”，背负打压革命群众等罪名。大字报管理小组的其他两个成员，一个已经在班里被批斗，另一个受到各种冲击并即将召开批斗会。挨斗的学生曾经找他倾诉，卢志恒十分沉默，但仍然开导对方：“不要怕，咱们一起犯了错误，咱们一起承担，你是学生身份，我是教师，责任更大。”随后，卢志恒受到各种冲击，甚至被他的学生强迫下跪，于是走上不归路。发现卢志恒失踪后，还有人说他逃跑了。
卢志恒是东北人，１９５９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于文艺理论教研室。中等身材，带深度近视眼镜，专业优秀，能言善辩，才气横溢。曾经在光明日报发表学术论文；还在学生时期，便参与主编了《中国戏剧史》，其显露的才华给教师们留下深刻印象。１９６６年２月，北师大部分文科系的教师和学生前赴山西临汾分校半农半读，计划半年时间。卢志恒为中文系带队教师之一，是党支部的宣传委员，同时担任学生辅导员（班主任）。
▲ 刘盼遂（１８９６—１９６６）、梁秋色（生年不详—１９６６）夫妇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８日，北京市西单一所小院子里，来了附近一些中小学的红卫兵，住在院子里的是北师大中文系教授刘盼遂和他的妻子梁秋色。红卫兵在褥子下搜出一张几百块钱的银行存折，认为必定还会有金子，于是开始殴打老夫妇，逼问金子埋在何处。因为交不出金子，遭受毒打，在烈日下罚跪，并且被捆绑在院子里，不准回屋，不准吃饭。红卫兵在院子里挖地三尺，一无所获。一边挖，一边继续殴打辱骂两位老人。几天后，梁秋色先死去。刘盼遂目睹妻子死去，极为悲伤，一头扎进水缸，被红卫兵发现后拖出来继续殴打，很快致死。在刘老被虐期间，他的儿女曾经到师大哭诉求救，请求“营救”父母，没有得到当时的运动领导者们的回应。关于刘盼遂之死的另一个版本是，红卫兵将其头部按入水缸溺死。据说，刘盼遂死后，“中央文革”派人将其藏书中的珍贵明版书等拿走。
刘盼遂，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古典文献学家、语言学家。名铭志，字盼遂。１８９６年出生，是河南省信阳淮滨县芦集乡刘套楼村人。早年就读于山西大学，毕业后曾担任山东第二女子师范、曲阜第二师范教员。
１９２５年，刚刚成立的清华国学研究院首次招生，通过考试录取学生３０名，刘盼遂名列第一。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大师。１９２８年毕业后，先后执教于河南中州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清华大学、河南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自１９４６年起，开始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当时称北平师范学院）教授。
刘盼遂先生一生从事古代文献典籍的整理和研究，在经学、小学、史学、文学、钟鼎、甲骨、校勘、目录等方面功力深厚，卓有建树。尤精小学，即音韵、文字、训诂等。
在北师大中文系，刘盼遂是全系的骄傲。博闻强记，学问精深，经史子集，无所不通。不论什么难题，不论是谁提出，他都能即时应对，论证确凿，博大精深的学术造诣令他被尊为活字典。当年的学生回忆，刘先生讲课不掉书袋，不赶时髦，相当通俗、浅显。解诗的话并不多，说得你明白了就不再多说一句。讲典故也是通俗化了的，就像跟你聊天一般，深受学生欢迎。在春秋假日，他还常带学生去野外郊游。
刘盼遂一生著述甚多。著有《文字音韵学论丛》《段王学五种》《论衡集解》《高邮王氏父子著述考》《王石臞先生年谱附伯伸先生年谱》《段玉裁先生年谱》《经韵楼集补编》。他还著有《〈论衡〉注删要》《王充〈论衡〉篇数残佚考》《论衡集解》《后汉书校笺》《唐写本世说新书跋尾》《“世说新语校笺”叙》《“世说新语校笺”凡例》《说文师说》《中国文法复词中偏义例续举》《反切不始于孙叔然辩》《黄氏古音二十八部商兑》《甲骨文殷商庙制征》《由周迄清父子之伦未全确定论》《赤子解》《中华人种西来新证》《齐州即中国解》《义山锦瑟诗定诂》《“永乐大典”漫谈》等论文。还曾与郭预衡共同主编《中国历代散文选》。学术成果影响广泛，如《论衡集解》便被叶圣陶先生赞为“建国后古籍整理研究方面最重要的成果”。
刘先生身材不高，体格清瘦，经常身着中式便服，旧而干净，裤子是老式宽腰系布带的，脚上是自家做的圆口鞋。样子普通得像个农村的小老头，小胡同里退休居闲的好外公，全无知名学者、大学教授的样子。他一生淡泊名利，很少参加社交活动，从不在背后随便品评他人。他在清华的老同学谢国桢曾善意地劝他多参加些活动，他的回答十分有趣：“谢多情，刘寡欲！”
１９６６年，在农村改造的老友谢国桢得到刘盼遂死讯，作诗悼曰：“安命何由观物化？梁园小聚转成空；我来君家君已逝，褒信郊原听晚风。”１９８１年，王力写诗悼念刘盼遂：“博学鸿词属老成，醇儒应与世无争。孱躯底事遭鞭挞？水瓮埋头竟丧生！”
其夫人梁秋色是家庭主妇。
▲ 叶苍芩夫人（生年不详—１９６６）
１９６６年夏天，居住在西单武功街师大宿舍的北师大中文系教授叶苍岑及夫人，遭到前来造反者棍棒的殴打，夫人被活活打死。
▲ 张瑞棣（生年不详—１９６６）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７日，北师大中文系学生张瑞棣从主楼８层楼梯口坠楼身亡。
张瑞棣，１９６３年从北京五中考入北师大中文系。在学期间，表现积极，热爱党和祖国，团结同学，学习成绩优秀。他的写作能力很强，“文革”中与大多数同学一样参加运动。据当时及后来了解，他没有任何自杀动机，也没有表现出任何行为迹象。有人推测，当时各个群众组织之间已经出现较强派性，也许张的死亡与此有关。
▲ 穆木天（１９００—１９７１）、彭慧（１９０７—１９６８）夫妇
穆木天和彭慧是师大中文系的教授夫妇。穆木天是著名诗人，彭慧是文学家，两人均为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人物。夫妇两人自１９２０年代起曾经在国内多所大学任教，向往光明，参与各种进步活动，与左联等组织渊源深厚。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任教。１９５７年，夫妇二人被打成右派，“文革”更是在劫难逃，遭受种种折磨，先后死于非命。这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夫妇，没有留下一粒骨灰。
１９７１年１０月某日，北师大教二楼的一间小屋内，人们发现了已经离世几天的穆木天教授。他是什么时候死的，因为什么疾病死的，临终之时是否痛苦……？没有人知道。
穆木天，原名穆敬熙，１９００年出生，吉林伊通县靠山镇人。１９１８年毕业于南开中学。１９２３年考入日本东京大学攻读法国文学。１９２６年回国后，曾任中山大学、吉林省立大学、桂林师范学院、同济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专职和兼职教授。穆木天是著名文学社团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１９３１年在上海参加左联，并参与成立中国诗歌会，１９５２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穆木天是中国现代诗人、翻译家，象征派诗人的代表人物。北京大学教授孙玉石曾说：“《谭诗》以论题的新颖和见解的精辟成为中国现代诗论史上的重要文献。由于这一论文以及作者当时的其他文字，穆木天也当之无愧地成了中国象征派诗歌理论的奠基者。”〔５〕
１９５７年，穆木天被划为右派。“文化革命”中，很快被打成“牛鬼蛇神”，因为鲁迅某篇文章“可能”批评了穆木天，更令他陷入灭顶之灾，被关进牛棚，隔离审查。他的创造社、左联经历，为他引来种种骇人听闻的罪名。
“文革”中后期，对穆木天的审查结束。其时，妻子彭慧已经去世，女儿虽然在北京工作，也不能来看他，遂独自度日。每个月，当局发给他生活费。据说，高度近视的穆木天，脖子上挂着脏兮兮的布兜，经常会从北师大向南走到动物园附近的一家广东餐馆，吃一顿中饭，再带一顿晚饭回家。尽管孤独凄凉，穆木天仍然不失童心，外国文学和儿童文学造诣深厚的老人，会买回一些小人书，将拐杖在地上敲得咚咚响，住所附近的孩子们蜂拥过来，穆先生招呼他们：“排好队、排好队！”然后一人发一本。有的时候，会买来那时算是奢侈品的水果糖，散发在比较干净的草地上，孩子们过来抢，穆先生会告诉他们，不能这样抢，要排好队。然后一人发一颗……
穆木天一生创作甚丰，在１９２０年代至被打成右派之前，留下大量作品。诗歌集有《旅心》《秋日风景画》等，散文集有《平凡集》，曲艺集有《闹东京》《抗战大鼓词》，还有理论研究成果《怎样学习诗歌》《儿童文学参考资料编选》《王尔德童话》，等等。同时，穆木天还翻译大量法文的诗歌、文学及其研究作品，包括《法国文学史》《牧歌交响曲》《青年烧炭党》《绝对之探求》《恺撒·北罗图盛衰史》《中世纪文艺复兴后期十七世纪西欧文学教学大纲》《十九世纪外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十一世纪至十七世纪俄罗斯古代文学教学大纲》等。
１９６８年７月某日，在又一次斗争会后返回住处的途中，彭慧倒在北师大的操场上。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她被送回到校园角落无人照应的小平房。第二天中午，六十一岁的女作家离开了人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没有留下一句话。
彭慧，文学家、诗人、翻译家。原名彭涟清，１９０７年７月，出生于安徽安庆。小学毕业后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就在她入学不久，革命家教育家徐特立担任该校校长，他教育学生破除封建礼教，锻炼体魄，追求真理，彭慧深受其影响。１９２５年秋，彭涟清考入女师大后，积极参加各项进步活动。她和同学们一起去听李大钊作报告，听赵世炎讲马列主义课，向萧三学唱国际歌……１９２６年，彭慧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７年，彭慧被送往苏联学习，三年后回国，在上海担任党的地下工作，同时发表文学作品。
在左联的工作中，彭慧与穆木天相识相知，结成了终身伴侣。抗战期间，彭慧先后在武汉、云南、广东、桂林等地辗转，并在中山大学、桂林师范学院任教。抗战胜利后，彭慧、穆木天和一些进步教授，团结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建立了民主党派组织，反对国民党打内战，要求人民民主，开展了各项进步活动，为此多次收到特务的恐吓信。此后回到上海，继续从事进步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任教。
１９５７年，彭慧被打成右派，并且被开除党籍，撤销教授职称和其他各种职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彭慧陷入无休止的批斗、劳改当中，小说手稿全部被抄走。因为彭慧的经历，对她的审讯格外严酷，并且逼迫她写诬陷左联领导人的材料。彭慧的拒绝又为她招致更加残酷的迫害。１９６８年初，彭慧被勒令迁出原来的住所，住在北师大校园内一间破旧的小平房内，不允许外出，不允许任何人探望。
▲ 胡万顺（生年不详—１９７０）
１９７０年春节后，胡万顺新婚后返回学校，随即被怀疑为“五·一六”分子。６月初，被办“学习班”（隔离审查）。胡万顺思想负担沉重，认为自己冤枉，“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于６月１０日中午，趁看守者不备，从主楼六层被隔离处窗口跳下身亡。
１９６７年前后，社会上成立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联络委员会”（简称“批资联委会”，由部分高校和一些机关单位的群众组成）组织，有高年级同学拉胡万顺参加进去，实际并没有做什么事情。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其他学校有“批资联”成员成为运动清查对象，受此牵连，胡万顺也被审查。
胡万顺，北师大中文系六五级二班学生。西安人，出身好，父母都是陕西师大的工人。他从小便是好学生，担任学生干部，很能干，喜好文艺体育，自尊心强。
◇ 历史系
▲ 刘启戈（生年不详—１９６６）夫妇
１９６６年某日，在历史系组织的批斗会上，刘启戈头戴高帽，还被自己学生当众打耳光。回家后即与夫人跳楼自尽。
刘启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精于世界史尤其是世界中世纪史。建国前任教于辅仁大学，１９５２年全国院系调整时期，辅仁大学历史系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他讲的西欧封建制度史给许多学生留下深刻印象。
刘启戈先生著述甚多，有《西欧封建庄园》《世界中世纪史》，《中外历史年表》（与翦伯赞等合编）《戊戌变法》（与翦伯赞等合编），译作有：《世界通史》《中世纪中期的西欧》等。
刘启戈夫人为家庭主妇。
▲ 尚文廉（生卒年不详）
１９７０—１９７１年之间的某日，北师大历史系学生尚文廉，从行驶中的火车上坠落身亡。
尚文廉，北师大历史系二年级学生，来自宁夏农村，出身好。是“文革”初期积极参与运动的造反派，担任历史系革委会负责人。参加了揪斗谭厚兰的“九·七事件”，因周恩来及“中央文革”表态支持谭厚兰，尚文廉与其他一些学生成为批判审查对象。结束隔离审查后，尚文廉回家探亲，遂扒上火车，不慎坠落身亡。据称，尽管审查结束，如尚文廉这样人的政治和经济处境都十分恶劣，估计他是为了省钱才去扒火车的。
▲ 王德一（１９３７—１９７０）
１９７０年，处于隔离审查中的历史系助教王德一自缢身亡。事前，他的自杀行为已经被另外一名被审查者发现并且迅速报告。人们赶过来时，门从里面插上，破门而入后，看到了王德一吊在房间北面窗户上方的暖气管上，已经气绝。有历史系教师赶到校医院报信，医生跑来进行了各种抢救，未果。王德一的隔离室，是文史楼四层原来的历史系资料室。
“文革”初期，王德一参加了北师大造反组织，后来又作为北师大“井冈山”的代表，参加过设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批资联委会”。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批资联委会的许多成员成为审查对象，王德一在师大也成为“五·一六”嫌疑分子。除了与其他审查对象相同的各种批判斗争外，历史系与外语系还专门联合组织批斗王德一的大会，特别要钱瑗坐到前排。
王德一，籍贯山东济宁。１９５５年９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在学时成绩优异，曾经被评为优等生，１９５９年７月毕业时留校。王德一仪表出众，才华横溢，不仅会画画，也写得一笔好字。他为人谦和，人缘很好，一直担任学生干部，还是学校美工队成员。１９６８年初，与同年毕业同年留校、同为学校美工组成员的外语系年轻教师、钱钟书和杨绛先生的女儿钱瑗结婚。王德一留校后在历史系任助教，是中国近代史教研组成员。很快就承担了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任务，课讲得不错，颇受学生欢迎。做学生和做教师，王德一都是相当突出的人物。
▲ 李永祥（生卒年不详）
在结束作为“五·一六”分子的隔离审查短短几个月后，历史系学生李永祥因癌症死去。具体时间不详，据多人回忆，在１９７０至１９７１年间。
李永祥曾经担任班里的团支部书记。“文革”初期，曾经也挨过整挨过批。后来参加了造反派，于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被隔离审查，关在外语楼一层。在反复实施、轮流进行的各种逼供信压力下，李永祥极度焦虑，违心承认了自己是“五·一六”分子。为了能够过关，他曾经趁一次停电时，在厕所等候几位同时被审查者，塞给对方的纸条上写着：“急，请告诉我，怎么参加的五·一六。”
李永祥，回民，通州永乐店人。１９６１年入学，是当时少有的学生党员。年龄比同班同学稍大一两岁。根据同班同学回忆，李永祥对于党和领袖极为忠诚，工作积极热情，学习刻苦努力，坚持原则，群众关系好。为人淳朴热情，直爽友善，乐于助人。
◇ 外语系
▲ 何万福（１９０５—１９６６）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３日，在又一次被批斗后，何万福教授在太平湖（一说龙潭湖）投水自尽。尸体被发现后，在衣服口袋中发现纸条，上写“士可杀不可辱”。时年６１岁。此前，被红卫兵揪斗，勒令劳改，有人还记得看到他身穿老北京式样小褂，前后四片用扣袢连着，在楼里面打扫厕所。遭此虐待的何万福感觉受到侮辱，当晚未回家，直接沉湖。
何万福是外语系副教授。他并非正规大学出身，是从乐文馆毕业，过去该馆有一些白俄教授俄语。何教授为人忠厚老实，从不惹是生非。据他教过的学生说，他对自己的学生极好，爱护备至，讲课生动活泼，寓教于乐。
▲ 胡明（１９０８—１９６６）
１９６６年９月５日，惨遭迫害，不堪侮辱的俄语系教授胡明，从教工宿舍工一楼四层家中跳楼身亡。
胡明，笔名安熙、韶华、芜田、亮之，江西高安县人。幼年就读于高安县第一高等小学，１９２３年入江西省第十二中学读书，受进步思想影响，参加了１９２５年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１９２６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任县委组织委员，并以共产党员身份，参加国民党，任国民党高安县党部组织部长。１９２７年南昌起义后，于高安组织农民自卫军与反动武装进行斗争，后作战失败，被通缉。１９２８年逃亡上海，失掉中共组织关系。
１９２９年入北平大学俄文法政学院预科学习，１９３１年升入该院国际贸易系，１９３４年转入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次年毕业。在求学期间，曾经担任北平新报副刊编辑，为进步团体做宣传工作。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参加平津流亡学生团体。１９３８初至１９４２年在上海，先后任光明书店特约编辑和培明图书公司编辑，并为生活书店写稿。１９４３年７月至１９４５年７月，回江西，在宜春师范学校任教。１９４５年７月后，又去上海任光华书店编辑，直至新中国成立。在此期间，１９４７年９月至１２月，因从事进步活动曾被国民党中统局上海办事处抓捕关押。
１９５０年，经数学家傅种孙（高安人，时任北京师大教务长，后为北京师大副校长）推荐，胡明被聘为北京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二级教授，兼任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陪审员、高等教育部俄文教学编辑部编辑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俄文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并为中央马列著作翻译局和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翻译校订马列著作。从１９５３年起任北京师大俄语系主任。１９５７年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１９６３年摘帽），遂调入资料室。
胡明一生追求进步，笔耕不辍，翻译著述甚多，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成就突出。早在１９３６年，他翻译的列昂节夫著《政治经济学基础教程》便已经出版，此后翻译了大量有关著作，包括维特维尔著《资本主义世界地理》，米丁著《新兴哲学体系》《苏联内战史》，罗逊夫著《最新哲学辞典》，高尔基著《夜店》，傅尔曼诺夫著《三人集》，波利亚可夫著《敌后》，彼得洛夫著《反裂》，阜德洛夫著《生路》，波齐涅尔著《辩证唯物论讲话》，莫洛托夫著《向斯大林学习》，等等。由胡明自己编著的包括：《苏联是怎样成长壮大的》《世界经济地理讲话》《世界地理讲授新图》《新哲学社会学解释辞典》《现代经济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大纲》《论帝国主义腐朽的本质》《新民主主义下的价值规律》《政治经济学学习提纲》《语言学讲授提纲》《辩证唯物主义讲授提纲》《社会发展史讲授提纲》《辩证唯物主义对俄语教学的指导作用》《论中学俄语教学大纲和教材教法问题》，等等。
◇ 物理系
▲ 刘世楷（１８９７—１９６６）及夫人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北师大教师宿舍工一楼，物理系教授刘世楷和夫人走上四楼楼顶。据目击者言，夫人向下望时似有踟蹰，刘先生伸手将夫人推下楼，然后自己纵身跃下，夫妻双双身亡，刘先生时年６９岁。据说当时已经在劳改，该日中午回家时情绪愤怒，找出家中人民币剪碎冲入马桶，然后便拉着夫人直登楼顶。儿女当时目击，而且被命令不准收尸。悲剧发生前，已经被批斗抄家，且遭受人格侮辱，被剃“阴阳头”。
刘先生一生刚直不阿，从不计较个人安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他仗义执言，曾遭到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威胁恫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但对一些官僚主义作风和大跃进、教育革命中的不实事求是的现象有不同看法，明知提出不同意见的后果，但还要“对国家尽一点愚忠”。这些出自爱国之心的言行，令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遭遇灭顶之灾。
物理系同仁回忆，刘世楷先生很有老派知识分子风度，非常儒雅。他曾经说过，“学校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他被认为是教学最好的。在中国天文学史方面很有成就。”
刘世楷号仲则，１８９７年１２月生于四川万县。１９１７—１９２２年，就读于北京高等师范理化部。毕业后曾在安徽、山东、四川、吉林等地任中学教员。１９２９—１９３１年，为吉林大学理工学院讲师，创办吉林大学测候所，编辑《气象月刊》。１９４０—１９４２年，曾任四川省立石室（今成都重点中学，市立四中）中学校长。１９４５—１９５０年，出任四川省气象所所长。编著《四川气候志》，主持发布每月四川天气概况及成都天气概况。１９３２年起，先后为四川大学、西北师范学院、华西协和大学、沈阳东北工学院、华北大学工学院、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讲授物理学、农业气候学、气象学、天文学、天文学史等课程。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期间，参与天文系的筹建工作并完成该校教学用天文台的建设。刘世楷１９２２年加入中国天文学会，为４１个发起人之一，后被选为中国天文学会北京分会理事。
刘先生治学勤奋，虽体弱多病，后来更视力衰退，然几十年间每日工作时间常在１２个小时以上。生前著述甚多，主要有《普通物理现象解释》《天文学》《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略》《现代天文学年表》《普通实用天文学》（译自俄文、《航空天文学》（译自俄文）《高中物理实验》《趣味的化学实验法》（译自日文）《热力学》《热学》《普通物理实验》（共３册）《气象学》《音学》《中等物理教材》等。论文有《关于太阳视像的形状和大小由距日远近所引起的问题》《四川之气候》《水灾与气象》《近八十年中国的科学教育》等。他在１９５６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发表的《天球坐标概算法及其应用（提纲）》是其１９５２—１９５５年研究工作的总结，提出一种立体天球坐标的简捷算法，并运用此法去设计一种轻便适用的仪器原理。此法对天文教学、航空航海、野外勘探、军事训练等方面均有相当价值。１９５９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发表的《七曜历的起源——中国天文学史上的一个问题》一文，论证了七曜历的起源。１９６２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发表的《从天象与降水的相关概推２５年间中国水旱的趋势》一文，是在整理我国有关水旱与天象历史资料的基础上，研究了日面活动与降水、水旱灾，流彗活动与降水、水旱灾，日行行星的活动与降水、水旱灾等的关系，概推了未来２５年间中国的水旱趋势。
刘先生是忠正耿直的爱国者。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各种场合大声疾呼，谴责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曾经在１９３２年的四川大学学报发表《九·一八国难》的文章，义愤填膺地指出：“我们不能不痛悔当局之无能，之无耻”；痛斥国民党“以党治国”，政治腐败；号召学生“随时准备，等到机会一来，马上和敌人拼命”。他积极支持四川大学学生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民主运动，为抗议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带头签名罢教，还从物质上资助受反动政府迫害的学生，支持他们奔赴解放区。
夫人是家庭主妇。
▲ 廖祖青（生年不详—１９６７）
１９６７年，大约１０月份的某日上午９点前后，在北师大南院物理系低能所所在的物理二楼，一层大厅的铁门上，人们发现物理系年轻教师廖祖青自缢身亡，绳子系在门框上。
廖祖青，广东梅县人。是北师大物理系１９６４年毕业后留校的年轻教师，出身好，为人温和老实。与大多数同学一样，积极参加“文革”和造反。他女朋友的母亲在某医院工作，以成分不好（所谓漏网地主）的罪名要被遣返回农村老家。当时廖祖青为群众组织的一个小负责人，遂开了介绍信去该医院，希望对方手下留情，让老人留在北京。结果对方单位向北师大反映（也有说法是当时就把他押送回来），当时的运动领导者严厉斥责，令其负担沉重，哭笑无常，至自杀前精神已近崩溃。
注释：
〔１〕本文收录的非正常死亡，标准有二：一，其死亡是“文革”迫害之结果，二，死亡时间在“文革”十年之内。在此期间因受迫害自杀而获救者、迫害或自杀导致最终死亡但时间超过“十年”期间者，均未予收录。谨此说明。
〔２〕据一些亲历者回忆，临汾分校的工作组与当时派往北京高校的工作组不太一样，一开始便表态支持向领导贴大字报的学生。
〔３〕香港达德学院是194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建立的大专院校，由周恩来和董必武指导创办。
〔４〕据亲历者回忆，卢志恒自杀是在高尚年投井次日，即发现高尚年尸体同日卢志恒失踪，第二天当地农民发现他的尸体。
〔５〕《谭诗》指1926年3月正在日本东京大学留学的穆木天发表在《创造月刊》上的《谭诗——寄郭沫若的一封信》。
（未完待续）
□ 来源：《师劫——北京师范大学文革亲历者文集》。黎云编著，（香港）时代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９年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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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言】
我与“朱叶反党集团”
·梅建明·
１９６７年１月底的一天，在梅建明的家里，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梅建明的父亲，是时任全国政协秘书长的梅龚彬，“文革”开始时即受批判。参会的人包括北京地质学院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公社”的头头朱成昭以及叶剑英的女儿、中央戏剧学院的造反派头头叶向真等人。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他们总结出了后来震慑一时的反“中央文革”的“八大观点”，其中包括著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群众运动，是运动群众”的观点。正是这次会议，使得他们与“中央文革”的矛盾公开激化，最后被打成“朱叶反党集团”。
◇ 三进地质部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听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时，北京地质学院（简称“地院”）大一学生梅建明正在北京房山周口店实习。他们接到通知，立刻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
８月８日，地院成立反工作组的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公社”，因为不限出身，声势很快壮大，以致后来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了“东方红”联络站。总司令是水文系四年级学生朱成昭，其他核心人员包括勘探系五年级的蒋良朴、探工专业五年级的王大宾等人。
为了让工作组退还整右派学生的“黑材料”，８月２３日，“东方红”一千多人从海淀区的地院步行１５公里，来到西四的地质部，要求工作队长邹家尤向师生作检讨。因为地质部拒绝交出邹家尤，９月５日，“东方红”再次冲进地质部。
梅建明在这次行动中有立功表现。朱成昭问谁有办法找到地质部副部长们的住址和电话，他想办法从家里偷出了父亲的秘密电话本，得到朱的赞赏，后被提拔为“东方红”驻地质部联络站站长。
“东方红”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此时在“中央文革”办公室工作，她常常往返于钓鱼台和“东方红”，也很支持“东方红”。
身为“东方红”驻地质部联络站站长，梅建明带了一支特殊的“战斗队”进驻地质部，任务是跑“东方红”驻各单位院校的联络站，搜集动态，并在地质部进行宣传，形成对部党委的政治攻势。国家计委特地拨了一批自行车等交通工具给他们，表示支援。作为站长，梅建明能参加地质部的党委会，听取老干部们的思想检查。
１０月１８日，“东方红”第三次冲进地质部，并在地质部召开“揭发何长工、邹家尤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当日深夜，把何长工带到地院。
“何长工在‘文革’初期不支持红卫兵小将，他已经作检讨。但‘中央文革’要继续批斗他，找些事情强加在他头上，逼他认罪，我很反感。”梅建明说。
梅建明对老干部有种复杂的感情。他们中很多都是他父亲的老朋友，也是开国功臣。他觉得，他们工作中是有错误，但不至于发动一场运动来斗争他们吧？他开始有点动摇了。
◇ 被彭德怀征服了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０日，梅建明带着联络站的一个小分队离京串联，１２月回北京时，朱成昭的思想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朱成昭见面就问梅建明：“你对文化大革命什么看法？”梅建明说：“老干部已经检讨得差不多了，反动路线也肃清得差不多了，不该再没完没了地整下去了。”朱成昭想了想说：“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应该改弦更张了？是不是不要再这样搞下去了？我汇总以后，跟‘中央文革’谈一次。”
正在这时，朱成昭接到“中央文革”的命令：把彭德怀从西南抓回北京。他当时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首都三司”）的头头，名头响亮，深受“中央文革”器重。
时任“中央文革”办公室工作人员、后做过江青秘书的阎长贵回忆：１９６６年１２月中旬，有一天上午，戚本禹叫我到他办公室，急匆匆地说：“现在‘海瑞’（指彭德怀）还在四川三线任副总指挥，表现不好，要把他揪回来，你去找朱成昭谈谈这件事。”
阎长贵与李讷同在“中央文革”办公室工作，都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年纪相仿，走得很近。他从李讷处对朱成昭早有耳闻。李讷很赞赏朱，认为他有思想，有号召力，能发动群众。
“‘中央文革’将抓彭回京这个任务交给朱成昭，也足见对他的信任。”在位于沙滩北街的寓所，阎长贵回忆。
当天下午，阎长贵在“东方红”驻地质部联络站找到朱成昭，向他交代了这项紧迫又特殊的政治任务。朱即刻派在武汉串联的王大宾带人赶赴成都。
在成都与彭德怀详谈之后，王大宾觉得１９５９年对彭的批判是错误的，彭是支持“文革”的，遂电话向朱成昭汇报，朱同意派人向“中央文革”汇报后再做决定。
听完汇报之后，戚本禹很恼怒，对阎长贵说：“你看，叫他们去揪彭德怀，他们却被彭德怀征服了！”遂派“北航红旗”的头头韩爱晶再赴成都抓彭。
朱成昭心有不甘，派出“东方红”作战部副部长胡乐成赶赴成都。因是秘密行动，为掩人耳目，“东方红”内部称之为“揪聂克行动”（聂克是地院党委副书记）。梅建明的任务是从地质部调出部长们的小车，随时待命。
“东方红”在成都设有联络站，仗着人多，反应灵活，胡乐成、王大宾等人从“北航红旗”手中抢到彭德怀，将其护送上火车，又与他一路恳谈。
１２月２７日，列车开到北京西直门车站，梅建明调来的小车将彭德怀接回了地院。时间已是晚上９点多钟了。“我们想跟彭聊聊天，可他可能是太累了，不愿意说。”梅建明回忆。
朱成昭安排彭德怀住下，根据随车从成都带回的资料清单，找到他在庐山会议上的？“万言书”，叫人把它抄写下来。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这份万言书，都认为言辞恳切，戳中要害。
三四个小时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北京卫戍区派人来地院接走了彭德怀。
“彭德怀被接走后，我们开始看清‘中央文革’的意图。我恍然大悟，彻底明白了，原来‘中央文革’是要把一帮元老搞下去。”梅建明说。
◇ 秘密会议
１９６７年１月初，公安部在“中央文革”的授意下，开始大规模抓捕“联动”分子。这些学生很多都是梅建明认识的，他觉得，“中央文革”不该这样把他们往死里整。
１月４日下午，“中央文革小组”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江青、陈伯达和康生在会上公开点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的名，说他是王任重的？“黑后台”。朱成昭对此很有意见，认为“斗争对象不是群众揪出来，是‘中央文革’抛出来的”。
１月２３日，陈伯达手书一封意在警告朱成昭的亲笔信，让“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王广宇拿去单独念给他听。王广宇记得，其中一句大意是：要是继续往下走，就掉到茅屎坑里，成茅屎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王广宇回忆，朱成昭听完信后很冷静。他问：“伯达同志的这封信要不要向总部人员传达？”王广宇回答：“他没说向别人传达，传达不传达，怎么传达，由你决定。”最后，朱成昭向总部人员传达了这封信，等于公开了“中央文革”和他的矛盾。这让王广宇觉得，他还是“挺磊落”的一个人。
几天之后，在梅建明的家里，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参会的人包括朱成昭、王大宾、蒋良朴、杜金山和梅建明这几位“东方红”的核心人员，还有叶向真和她的朋友张九九。
“文革”开始后，叶向真发起成立造反派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并于１９６６年９、１０月间来地院找朱成昭，请求援助。两人政治观点非常一致，也很谈得来，不久陷入恋爱中。
会上，大家交流了对“文革”的看法。
梅建明认为，运动扩大化了，不像群众运动，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朱成昭马上说，这像不像运动群众？于是定下一条意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群众运动，是运动群众”。
叶向真给大家讲了其父叶剑英在１月２０日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事。当时，老帅们与“中央文革”发生激烈争执，叶激怒之下一拍桌子，拍断了右掌掌骨。
“当时我们就认为，中央的上层矛盾已经激化，我们当然要和老帅们站在一起，跟‘中央文革’对着干。”梅建明说。
讨论后，大家的意见被归纳成八条。第一，人民日报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发表早了，大串联搞早了。第二，关于批判“刘邓路线”问题。第三，关于揪与保的问题上，认为对老干部打击面太大。第四，关于大联合大夺权问题，认为大联合大夺权搞早了。第五，关于中学生的“文化大革命”和联动问题，认为抓人太多。第六，关于坐牢问题，都认为，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第七，聂元梓问题。第八，关于康生和高级党校问题。
２月３日，又开了第二次会议。会上决定，请“中央文革”派人来先内部沟通，不行就贴大字报。会后，朱成昭回到地院，给“中央文革”打了电话。“中央文革”很快派了人来。对方听了他们的八大观点，斥为“一派胡言，纯属反动言论”。
此后，“中央文革”责令朱成昭闭门思过。他被关在西三楼三层的一个小房间，不许与外界接触。梅建明是精神上思过，但不限制行动自由。
第二天，２月４日，“东方红”三千人聚在地院大饭厅，听朱成昭作检讨。大礼堂外面也挤满了人。口才很好的朱成昭趁机亮出八大观点，并作了全面系统的阐发。他讲的时候，全场都安静地听。
“散会后，很多人碰见我说，讲得太好了！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梅建明回忆。会后，有人根据记录写成大字报贴出来，流传很广。
◇ “朱叶反党集团”
朱成昭受批判后，“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的阎长贵几次去见？“东方红”的二把手王大宾。当时，王大宾因腿部有病，正在住院。“‘东方红’在全国影响很大。我当时觉得朱成昭倒了，‘东方红’不能倒。我去医院劝王大宾，你应该挑起来这个担子。”阎长贵说。王大宾成为一把手后，改组了“东方红”总部。
梅建明听到风声，“中央文革”要继续“肃清朱成昭余毒”，于１９６７年７月南下广州。广州“东方红”联络站的人仍然认朱成昭的牌子，视梅建明为总部派来的人，任他调遣。梅建明向朱汇报广州的情况之后，他有了东山再起的想法。
７月１０日，朱成昭、梅建明、张华清和张华府从北京经天津、上海、杭州，一路走走玩玩，南下广州。为避免目标过大，叶向真和蒋良朴已先走。
他们刚离开北京，戚本禹就得到了报告。他立刻报告“中央文革”，说朱成昭、叶向真等人携带地质部的机密文件，企图叛国外逃。周恩来立刻给北京卫戍区、上海警备区和广州警备区都打了招呼，要他们一旦发现这几个人即刻请回北京。广州警备司令部立刻派出侦察人员，守在火车站口，守株待兔。
所幸的是，朱成昭、梅建明五人在前一站下了火车。到广州后，他们联系上叶向真和蒋良朴。一行人去广州西樵山、佛山玩了两天，打算回广州落脚到张华府的姑姑家，但刚到不到半小时，广州警备司令部的人就到了。张华府的姑父和姑姑都是中南局的干部，早就被打了招呼。
据梅建明所知，抓叶向真时，“中央文革”征求叶剑英的意见，当时处境困难的叶帅说：你们抓吧，抓谁我都不管。据叶向真后来回忆，江青早就想抓她，因为她太活跃了。但抓她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搞倒父亲。她出狱后才知道，为了整叶剑英的材料，当时叶家的６个子女和保姆都被抓进了监狱。
几个人被很客气地逮起来，送到从化疗养院，好吃好喝地款待，等待中央来人带他们回北京。梅建明觉得，一来这跟周恩来“请他们回北京”的指示有关，二来是因为叶家在当地的影响力。
过了一天，公安部副部长于桑从北京赶来，与朱成昭、叶向真单独谈话。朱、叶二人一口咬定，来广州只是为躲避“中央文革”的批斗，出来散心。于桑将二人带回了北京。
蒋良朴三人由广州警备司令部送回北京。梅建明由哥哥梅向明接回京。彼时，其父梅龚彬已被逮捕，以“特务”之名关进了秦城监狱。
１９６７年１１月初，正在外地串联的梅建明接到电话通知，回校复课闹革命。一回校，他就被看押起来。朱成昭专案组的工作人员宣布，对其实行隔离审查。
朱成昭专案组由中央专案组“二办”负责。让梅建明交代的问题有三：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叛逃国外；冲击中南海，谋害毛泽东。
第三条事出有因。大约在１９６７年８月，朱成昭、叶向真、蒋良朴等人在颐和园开会。有人提出，直接去中南海见毛泽东，跟他谈“中央文革”的问题。若他不知道“中央文革”的行径，就提醒他；如果他知道并支持，不如动员老帅们起来废掉江青。但这次会梅建明因事并未参加，只是会后听他们谈起过。他只坦白承认第一条，让专案组的人非常恼怒。
１９６８年３月１７日，梅建明被北京卫戍区带走，关进了功德林监狱。走时，他听到校广播站的广播正在播放：“中共中央办公厅决定逮捕反革命分子梅建明！”８月下旬，朱成昭被公安部正式拘留，同叶向真、蒋良朴等人一起，也关进了功德林监狱。
１９６９年２月，梅建明被转移到半步桥监狱。６月，又被转移到北京市北苑少年犯管教所。从１９６８年９月到１９７２年９月的四年间，这里设有三期“干部子女学习班”。据研究者称，这个学习班前后关押过６５名高干子女，其中副总理级以上的干部的子女有１９名，部长级干部子女１７人，包括贺龙之子贺鹏飞、女儿贺黎明，叶剑英之子叶选宁、叶选平，陆定一之子陆德，薄一波之子薄熙来、薄熙成，彭真之子傅锐等人。梅建明是第三期，同期的有叶剑英的儿子叶选平、叶选宁、女婿邹家华等１３人。
三个月后，地院派人到少管所来接梅建明，称其问题已查清，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回学校监督改造。离开少管所时，因顶撞过队长，少管所对他作的结论是：学习态度不端正，顽固，拒不认罪。
１９７０年，梅建明大学毕业，戴着“反革命”的帽子被安排到湖北丹江五七地质队劳动改造，后在北京地质学院武汉分校教矿相课，每月只能拿到２０元的生活费。
“文革”结束后，１９７６年，原北京地质学院院长、党委书记高元贵复任院长，了解了“朱叶反党集团”情况后，决定给梅建明等这些在校劳改的人恢复工资。
１９８０年，在陈云的帮助下，梅龚彬获得平反。１９８１年，梅建明经过一番周折，调回了北京，在北京地质学院研究生部（当时改名武汉地质学院）工作。
叶向真后来被关进功德林监狱，再到半步桥监狱，最后转入秦城监狱。１９７１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叶剑英重新出来主持军委工作。叶向真从秦城监狱出狱。由于与世隔离太久，她几乎不会讲话了。１９７２年，她改名江峰，在北京医学院学习，并留下做了外科医生，与朱成昭、梅建明等人几乎断了联系。１９７８年，她又改名凌孜（又名凌子），回归文艺界，执导了电影《原野》，一举成名。
１９７５年，朱成昭被作为反革命分子发配到湖北一劳改农场劳动改造。１９７８年，回学校等候处理。１９８０年，获得平反。１９８５年，被分配到江苏省第四地质水文大队工作。１９９０年代初，他下海自办建筑公司，生意一度做到很大，但后来破产，壮年病逝。朱成昭去世后，学校破例贴出了讣告。当年的许多老师和同学一起，在北京昌平的殡仪馆，参加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
〔原编者注：该文引自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５日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第６８８期。系杨敏采访梅建明的整理稿件。〕
□ 原载张运钧、李颖编《昨天的记忆——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往事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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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非烟】
革命一年半（北京６５中文革）（下）
·逍遥亦南·
（上接ｚｋ１９０２ｄ）
机会稍纵即逝。也就是当天下午，开完我批判会的那天傍晚，我和他约好，去我家取这些烫手的山芋。我俩是一前一后走的，他在胡同里等我。等我到家，小妹告诉我，我们学校的老兵已经来抄过家了，拿走了一只皮箱，把我的邮票和日记什么的全抄走了……
我的脑袋当时是懵的，木木地走到胡同口，准备把这消息告诉等我的小佈。正在我们说着话往前走时，我们的街坊突然冲到我俩跟前，说我们是“流氓”，立刻便有另一个街坊跳出来做证，说经常看见我们在胡同里出没。这后一街坊原先是机关的花匠，此时已是机关某一组织的小头目，天天带着红袖章在大院儿招摇。“破四旧”的高潮中，抓流氓也是重点之一。这一喊一叫，我们立时被一群人围住。我是已经傻了，毫无招架的功夫；只有小佈还梗着脖子冲他们叫着：谁是流氓，你们才是流氓呢！
接着，机关的大头目把我们带进机关，审问一番后并不放我们走，让我们等着处理。一定是给我们学校的老兵打了电话，学校就在附近，很快来了几个老兵，把我们押送回学校。期间，那几个老兵一再让小佈回家，他哪里肯走，一步不离地跟着我，直到进入老兵的总部。进去，就看见几个头目正在翻看我的那些影星照片，其中一个嘴里哼了一声说，这些都是你的？小佈接过话头来说，这是我给她的，怎么了？不就是一些演员的照片吗？那头目说，没你什么事儿，你回家吧！小佈说，我不回！我给我姥爷打个电话，说我不能回家了……争执间，头目们忽然接到一个电话，说红卫兵要全体集合。其中一个面无表情地对我们说，你们回去吧！
事后，我们才听说，那晚西纠（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的人被人打了，他们要全体出动赶往西城救援。本以为要挨皮鞭的，麻木到似乎就是去受死，也无所谓了。我不过是一只待宰的羔羊，只有安静地等待，等待着被革命屠宰后送上祭坛。可竟然就这么脱离了险境。若没有小佈做我的卫士，若没有这场事故发生在当时，我不知道等待着我的是什么。上帝怜惜我。
多年后回想起来，我校的老兵该算比较文明的。为数不多打人的多是军队子弟，可能听战斗故事淤住了闹的。记得只有高一的一男一女咋呼得厉害，其中一个是我班同学的弟弟，他们的父亲是军队的大校。我们班的那位除跟出身不好的保持距离外，从来没见他挥舞过皮带。我们班有位出身贫农的女生，她父亲一直是大学老师，她在校园长大，人长得也秀气，说话娇滴滴，过去和我们的关系一直不错，迫于形势才疏离的。一旦当了老兵，我班的小头目让她学骂人，她在教室苦炼，学抡着皮带骂“他妈的”，可到底没学到家。再说那小头目，长相就有几分似李逵，浑身一股痞气。本以为他抄家中必会逞凶，没料想却做了两件好事。一是我校党委周书记的妻子为地安门中学的校长，该校红卫兵去他家抄家并打其妻，他在旁边为妻说话，惹得老兵怒上添堵，皮鞭疯狂冲他挥舞，结果打成脾脏破裂……还是我班这位小头目赶去，说这属于我们学校的势力范围，才将他从皮鞭下救出，并送往医院抢救，好歹救了周书记一命。后来，他又揭发有人在抄家中私藏金子……所以说，人不可貌相。
红色恐怖的时间不长，可对我们这些亲历者来说，却是刻在心上的一道伤疤。我总是后怕地庆幸自己还活着。因为庆幸，从来没有想过讨回自己的邮票和日记。但是，从它们被抄走的那天起，我就再也不写日记和集邮了。爱好与噩梦联系在一起，我惟有将爱好与噩梦一起斩断。
很快大串联开始，顾不上打砸抢了，老兵们纷纷到外地去见世面，外地的学生来北京的更多。我们这些狗崽子不但松了口气，还派上了用场，昼夜值班，接待外地来的红卫兵。不知道前头等着你的是什么，但仍旧有种劫后余生的庆幸，就算是暂时的，只要活着就好。所以，对值班的工作我很认真。
当时，小佈到上海串联去了。因为惦记我，去的时间不长，只十天左右。据他说，也没搞革命大串联，就去浦东探望了他的表姨夫和两个表弟。表姨夫与表姨离婚后调到浦东造船厂当厂长，和他一起玩的两个表弟也跟着到了上海。他告诉我，他从小佩服的表姨夫正接受批判，家里碗朝天，盆朝地，两个表弟跟野孩子差不多。另外，他去老城隍庙逛，给他母亲买了双皮手套回来，他母亲捧着手套居然激动地哭了，说他长大懂事了。
我从南昌来北京后，就再也没离开过首都。从小脚就野，当然特别羡慕能去外地串联的小佈。羡慕而已，想走出去的念头想都不敢想，没觉得自己有此资格。
记得是秋天，我们班曾经的班干部（当时可能是老兵的小头目，我没资格打听，只能估计）提议，让留在学校的我班同学去房山郊区劳动。出身没什么问题的都去外地串联了，留下的人绝大部分出身都有问题。当时，小佈曾竭力劝我别理他们。明明是监督劳动，我心里何尝想去？可又不敢不去。
像劳改犯似的，在两三个出身好的同学押解下，十个左右出身有问题的同学垂头丧气地跟着，来到房山山区，分别住进贫下中农出身的老乡家内。白天收庄稼，晚上回老乡家睡觉。由于是山区，夜里天已相当凉，因为有热炕，觉得还温暖。我住的这家是下中农，男房东不爱说话，女房东却能干而健谈。头一回睡热炕，也头一次从小佈以外出身好的人那里感受到了温暖。她知道我出身不好，却对我嘘寒问暖，还对我说，什么出身不出身的，只要干活好，就是好样的。女房东的话无疑是在不断为我打气。改造了大约一周，太阳下忍受着原班干部的训话与脸色。在女房东的鼓励下，我终于有了造反的勇气，没打招呼，提着行李返回了北京。当时的形势老兵已经有些说了不算，否则，我也没有这份贼胆儿。当然，这和我内心始终蛰伏着的造反细胞也有关联。
１９６６年入秋之后，萧瑟的秋风也吹到了老兵身上，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学校里风云突变，批判老兵的大字报又成为主流。首先从张贴首长讲话开始，首长主要指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讲话。我记得张贴首长讲话的不是我们，贴第一张批老兵大字报的也不是我们。
我校的老兵当然不可能立刻认输，他们贴出了江青对北大附中老兵的讲话。讲话肉麻吹捧该校老兵，甚至称该校老兵领袖彭小蒙为小太阳……小佈的姥爷历来对这位第一夫人评价不高，小佈当然受其影响。而我们看到她的讲话一会儿东一会儿西从来没准谱，心里也确实不以为然。虽知道这篇讲话可能是真的，为了打击老兵的气焰，小佈和我贴了张大字报，说老兵是造谣。第二天，便发现大字报上有不少批注的污言秽语，什么“夫妇”、“不要脸”之类的。但老兵只是负隅顽抗，此时舆论的大多数都已支持我们。于是，便有了些虽挨骂犹光荣的感觉。
从那时侯起，我们就算彻底翻身了。一觉醒来，突然发现自己从地狱到了天堂，你说是什么感觉？轻飘飘的幸福感，有点儿像在做梦，很美的梦。一点不夸张，那是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因为幸福在心中涨满，便想分给别人一些，甚至分给曾经整我的人。看到老兵被批得低下了高贵的头，却仍有人不依不饶，在我提议下，我们又贴了张应当团结绝大多数同学的大字报。许多同一战壕的战友不满意了，批判我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我回答说这叫革命人道主义。其实，心里真闹不清人道主义该属于哪个阶级。到今天才搞明白，人道主义是普世原则，是超越阶级的。当时，由于看外国小说多，特别佩服《悲惨世界》中感动冉阿让的主教，行动中不过是下意识学习罢了。
每个年代都有它时髦的服装。那年头的时尚是一身绿军装外加半尺宽的红袖章。当初黄色的“红卫兵”三字演变成黑字兵后，如今又演化为五花八门的各种战斗组织。１８岁的我正是最爱美的年龄。尽管小佈搞到了一套将校呢的军装，穿在身上帅气十足，即使我发现长相一般的姑娘只要穿上一套军装，就会变得精神无比，而“精神”二字就等于现在所说的漂亮，我却从来没要求小佈为我搞一套军装，也没戴过任何标识的红袖章。表面上是对这两样东西有一种反叛，内心深处则觉得自己不配。刚刚逝去的恐惧锥心刺骨，刻在内心深处的自卑结糨太厚。
期间，我怂恿小佈和我去了趟清华大学，并和蒯大富见了一面。引见者是我的邻居阿春，她比我大三岁，在清华自动控制系上学，当时跟老蒯一派，属于井冈山。记得那是老蒯给刘少奇贴出大字报的第一天。
比较过清华和北大的大字报，觉得还是学理工的人有水平，逻辑性强，文字也活泼多彩。都大革命了，我还在欣赏文字呢，看来永远也不能彻底革命。
那时的老蒯刚被解放，还没有牛气冲天的架势，挺平易近人，人长得白净，很有些风流倜傥。记得他的左右臂刘才堂和刘泉也在场。我们聊了大约两个小时。期间我曾直言不讳地问他，为何要给刘少奇贴大字报？就不怕再次打成反革命吗？他有点神秘地对我们说，周总理跟他长谈过，大字报是在总理启发下写的。至于老蒯说的是否为实话，那就只有当事人自知了。
正与老蒯聊着，外边的扩音器里突然响起震儿欲聋的声音：资产阶级的狗崽子竖起你们的驴耳朵听着……老蒯立刻站起来对我们说，你们快走吧，来镇压了！我们只好赶紧往外走。只见成群穿着绿军装，臂戴黑字红袖章的少男少女们正在疯狂地撕大字报，嘴里骂骂咧咧，都是“狗崽子”之类的话。一打听，原来他们是海淀区１１所中学的老红卫兵。
说实话，老蒯给国家主席贴大字报，我们并不认为是反革命行为。我们也是所谓反工作组的，在感情上已和老蒯站在同一立场。况且，当时有句话特别流行：怀疑一切。我们也深受影响，认为给国家领导提意见挺正常。
未翻身的时候，我们曾利用值夜班的时间，聚在一切认真学习过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学习心得是共产党员要能忍受同志们的误会，要忍辱负重。当时，尽管人家已把我们当成了敌人，我们还没绝望，仍旧觉得自己是要革命的。读这本书也算是给自己鼓劲儿吧！但对刘我们也有些看法，例如“四清”中，他推出自己的夫人，弄了个“桃园经验”大力宣扬；后来又派夫人作工作组长，来镇压清华的学生运动……这些我们也不以为然。但后来把刘搞成“叛徒工贼”之类的，就不在我们理解的范围之内了，若真有这些历史问题，把他放在国家主席的位置上，那不是过于儿戏了吗？
后来，听说老蒯搞得很不象话，甚至真刀真枪地搞起了武斗。我的邻居阿春也和他反目，从井冈山到了４１４。她的男朋友被围困了几十天，没吃没喝，后来还得了严重的肺结核……而我印象中的老蒯永远定格在他刚解放的那个时刻。我一直为他惋惜：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能从农村考进清华多不容易！若没有革命，他肯定是个出色的工程技术人员或企业家。一场革命点燃了多少野心，烧毁了多少脚踏实地的理想！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左右，学校里处于无人管的状态，对我这种极度渴望自由的人来说，正是最理想的状态，没人再侮辱你歧视你，甚至可以公然地与小佈出双入对，也可以去串联了。于是，我们约上我的一个发小、我弟弟，四个人一起去了外地。不好意思加上“革命”二字，因为革命与我们的串联基本无关，我们去了南京、杭州、湖南湘潭、韶山冲、长沙和广州等地。所受的革命教育就是去参观了毛主席的故乡，在广州去了趟农民运动讲习所走马观花，其余则皆与游山玩水、风花雪月及往嘴里搂好吃的有关，似乎没去学校看大字报和与学生串联过。因为贪吃，甚至没忘品尝广东的名菜“龙虎斗”（蛇炖猫）。花钱随便，到后来囊中羞涩，小佈只好打电报向母亲要钱，我们又在驻地的学校借了二十块钱，这才解决了经济危机。那时串联的学生可以随便借钱，借了也是白借，借条就是废纸一张。这应当是我们这一生唯一欠钱没还的债，后来因为国家欠我们的更多，在心理上也就扯平了。看来，批判我们资产阶级也不是没道理，我那些同学从来就具备火眼金睛。
大约１９６７年初，支左的解放军来到学校，军训也随之开始。在解放军的组织下，学校的革命委员会也成立了，革委会成员由解放军推荐和大家选举产生。经过全校大多数人的选举，小佈当上了校革委会主任。由于没把老兵往死里整，他们也觉得我们这派不错，不少人逐渐团结在了我们周围。那个领我们去房山的老兵甚至哭着来向小佈道歉。自然，指望他向我道歉不现实，我自己也没有这种想法，那毕竟是个将出身仍旧看得很重的年代。
小佈当了学校的革委会主任不算，校外也给他封了个不小的官儿：“中学生红卫兵代表大会”作战部部长兼红代会委员。可他从没把校外活动当盘儿菜，仅参加过一次他们的会议，是“中央文革”接见并讲话；据他告诉我，活动也只参加过一次：当时老兵不服气，组织了“联动”，去冲击公安部。“红代会”通知他，组织造反派的学生去驱散。因为“联动”当时已是色厉内荏，看到到达现场的大批学生，很快也就散了，没有发生大的冲突。
对于搞串联与校外活动，我们整体上是消极派，可能跟我俩更忙于谈情说爱有关？只记得有一次去工人体育场开大会，具体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是别的忘了。会场上有七八千人，坐得满满的。会议正进行中，突然有人大量散发“出身论”的小报。
遇罗克、遇罗文兄弟均与我校有渊源。前者几年前从我校毕业，但我们没见过；而后者是在校高二的学生，曾拿着《出身论》让我们看。我清楚地记得，上面提到了财产再分配的问题，还有就是既然老红卫兵由出身好的人组成，那出身不好的人为何不能单独组织红卫兵？这两点都是小佈坚决反对而我不敢苟同的。说解放后的剥夺地主资产阶级的财产不合理，需要再次进行分配，这和我们所受的教育完全冲突。毕竟，农民分到了土地，这也是解放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而我们主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何要和老兵一样，将人分成不同的出身、分为不同的派别呢？小佈的特点就是眼里不揉沙子，只要他觉得不对，就会毫无顾及地谈自己的观点。因此，当时就和遇罗文展开激烈辩论。其实，主要是小佈说，而遇基本被驳得哑口无言。看到在学校里没什么市场，遇很快就到校外去活动了。
这次败军之将卷土重来，自然引起了小佈的愤怒。他立刻跳上主席台，抢过话筒，大篇幅地讲明自己的观点，主要就是强调人不能分成三六九等，不能以错误的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讲完后，全场响起热烈掌声。当时，我很为他的辩论口才而自豪。
如今回想起来，我们都是吃狼奶长大的，要说血液中没有阶级斗争的观念，那是给自己抹粉；要说当初不认为《出身论》是毒草，也是为自己开脱。但是，我们从来没认为遇家兄弟是阶级敌人，从而打算整治他们；只是认为观点不同，便与他们展开大辩论。革命中，大辩论、大字报我们都认为很好、很正常，而将人往死里整，则是我们不同意的。
写这篇东西时，我将网上所载的《出身论》调出来看了一遍。很奇怪，和我们当初看的稿子大为不同。首先语言就变了，变得更为通俗易懂；其次，我们不同意的主要两点竟然长翅膀飞了。若当初就是这个版本，也就是所谓的常识性观点了。像我这种深受阶级路线迫害的人怎么会不能苟同，而几年来一直为我抱不平的小佈又会与其大辩论呢？
还原历史的真面，是双方面的责任。尽管难免带有主观色彩，但应当本着良知来回忆，尽量做到客观，而不应当为了美化的目的做改动与修饰。
不久，学校又开展了整风运动，小佈作为学校的一把手，自然成为首要目标。许多同学慷慨激昂地给他提意见，说他对人不留情面、粗暴，动不动将人说成小资产阶级……还有上纲上线的，说他是官僚主义。
我属于叶公好龙一族，此时更觉得当官没意思，处处受人辖制，少了许多常人的自由。何况在当日的形势下，除了伟大领袖和林副主席，想给谁贴大字报就给谁贴，想打倒谁打倒谁。在我心中，自由比什么都重要。面对指手画脚提意见的主儿，想到牺牲了许多我俩在一起的时间，觉得颇为不值……于是，我竭力鼓动他辞职。他也觉得当官不自由，便提议让随丈夫新调到学校的林书记当一把手，主动要求辞去革委会主任的职务。那年头辞职也简单，贴张大字报就行了，没任何别的手续。
闲逛了些时日，学校又重新改选，结果，那些首当其冲攻击小佈的同学却坚持选他，他的得票排名仍旧第一。在解放军和大家的坚持下，他只好勉为其难，又当上学校的革委会副主任，只排在林书记后头而已。那年头，林书记并不敢多管事，许多具体事情解放军还是跟他商量。这官儿竟然似年糕，想甩也甩不脱了。那时，我们都不明白，利用职权，可以办坏事，也可以办些好事，我们行事做人似乎全凭本色与感觉，缺乏自觉性。
“一月风暴”掀起之后，矛头开始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时间，所有的当权派都受到造反派的冲击。当时，我们学校已经被遗忘的退休党委书记黄梦谷忽然来到学校，贴了张大字报，主动要求参加革命。立刻有了反响，有人揭发她是“叛徒”。原来，黄是二十年代就加入共产党的老党员了，但在新疆被捕，被关押多年，因此脱党，丈夫也跟她离婚了，后来才重新入党的。知道了她的情况，小佈立刻找她谈话：别人躲都躲不及，你怎么自投罗网？以后你别来了！她还算听小佈的话，从此就不来学校了，也没人再追究这过去的书记，好歹躲过了一劫。
而小佈的姥爷和姥姥正在台上，躲是躲不过去的，也就是从那时起开始往下倒。为了孝敬老人，他能做的就是替老人写大字报和去部里替他们抄大字报。
再后来，又兴起了“四三”派与“四四”派之争，一派反对解放军领导学校的革命，一派力挺解放军。按说，解放军对我们这派够意思，刚开始，我们的感情倾向于“四四”派。可看到曾经的战友突然站在了对面，互相喷吐沫星子，彼此毫不留情，那感觉真不是滋味。因此，我们自称“不三不四”派，主张大联合及复课闹革命，超然于两派之外。这让解放军和两派都不满意，说我们是“骑墙派”。眼见得斗来争去，大家都变成了乌眼鸡，这革命也太没意思了。我们索性很少在学校露面，而改为天天去北京图书馆坐班。那几个月，从早到晚，我们按着图书馆的目录索引，将没看过的世界名著扫荡了一遍。徜徉在书的海洋中，说实话，比革命要有趣得多。
除了去北图，就是去逛公园，像紫竹院、北海等公园我们都去过多次。很幸运，那时的北海尚未被江青当作跑马场，还对公众开放。小佈跟哥哥借了个破相机，在好几家公园里都留下了我的影子，甚至有我和小佈的合影。至于那台相机是否为他哥抄家得来的就不得而知了。曾听他不以为然地说过，他哥抄家挺积极的。若这相机是抄家捞来的，那也是我们良心上的污点，有必要示众。
照片上的我用当日的眼光看来，很不象样：在黑灰蓝的海洋中，我竟然穿着花裙子。对于那条裙子我印象深刻，水绿色的玫瑰花洒满白色的底子，干净而优雅，配上白色或黑色的衬衫都合适。那件黑色的上衣就更过分，亮缎的，还有腰翘，是母亲不敢穿后我继承过来的。合影里，我和小佈假模假式地举着张革命报纸，只为亲密地靠在一起，下面则是某革命战斗组织张贴的大标语。不知道是革命讽刺我们，还是我们居心叵测地讽刺革命。无怪乎几年后，解放军看到我的照片要紧皱眉头，说我绝对资产阶级化呢！爱情让小佈不辩美丑，而我内心深处，一直企图挣脱革命，革命将我卷进来，百分百是场大误会。
就这么资产阶级化地混到了１９６７年１０月份，听说了曲折一行十人去内蒙古草原插队的消息。我头脑一时发热，想要证明资产阶级小姐也能比别人革命，遂动员小佈和我一起去了草原。
从此，我们结束了学生生活，在学校的革命遂告一段落。从本质上说，我们本该是距离革命最远的人，一无野心，二无热情，在环境稍有缝隙的条件下便贪图享受。然而，革命一天不结束，它就是我们无法摆脱的宿命。等待我们的将是草原上更加严酷无情的革命。
多年来，我始终在思考，我们班出身有问题的不只我一个，甚至比我出身更不好的也有。那为什么团支部不整他们而单整治我呢？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我的问题在哪里呢？《圣经》说：骄傲是第一大罪。看来，原因就在于我的骄傲。从师大女附中来到６５中学后，我对这里的同学内心是瞧不起的，对这所学校也是瞧不起的，认为自己只是由于学习不努力，造成的一时沦落。初来学校的我，取一种俯瞰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一切。有两点可说明我的狂傲。其一，在６５中的四年，我和自己较劲，竟然没上过那里的厕所，幸亏家离得近，否则非憋出个好歹；其二，爱好文学的班主席在墙报上写了首诗，我竟然冷言冷语在底下说，这首诗挺熟的，意思是人家有抄袭之嫌，这话传到人家耳朵里，能不恼怒？所以，很大程度上，我的挨整属于自找。“桡桡者易折”的另一层意思就是你出头、你骄傲，别人不整你整谁！因此，近年常有种自嘲心理：从“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角度讲，我这只替罪羊也算解救了另一只吧？那么，冥冥中，我似乎是做了好事一桩。也会常常想起曾国藩的一句话：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曾文正对清朝功勋累累，力挽狂澜于即倒，尚且要如此做人，这说明谦卑在人与人相处的社会有多重要。当初，我若能对同学们的态度谦卑一些，我想，我的处境也许会好上许多。当然，不整我，他们就会整别人。在阶级斗争路线指导下，寻找敌对面是关键的关键。因此，我从没想过为阶级斗争翻案，更希望噩梦不再重演。
最后我想说，搞清历史后，宽容很重要。革命中，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程度的参与者，也几乎每一个人都不能幸免。所以，寻找责任固然必要，但更重要的是搞清楚自己究竟做过什么，早一天挣脱套在良心上的盔甲，释放自己的良知。
因为我们不完全，不自觉地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神便给了我们生活上的种种磨难，那其实也是对我们的历练，让我们终能认清自己是距离神要求甚远的罪人。若经历过历练之后彻悟，将使我们的心变得对他人更加宽容。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５日圣诞
□ 来源：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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