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毛泽东全集》（1—4卷）大约是我唯一没有写购买日期的书。那时不敢在这本书的任何地方写任何字。为什么不敢写？说来话长。
文革初起那阵子，各地红卫兵阶级觉悟“高”得出奇，常常在完全没有料到的地方发现“阶级斗争新动向”。1966年到处盛传人民币的花纹里有“反标”（反动标语的简称），弄得人心惶惶。记得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瑶先生文革时发生的一件惨痛的事。他家保姆没在意，把一张报纸垫在痰盂下面，不幸的是红卫兵正好这时来抄家。警惕性极高的红卫兵把痰盂下面的报纸拿出来翻看，发现报纸另一面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照片。这还了得！立即把王先生抓起来，问这张报纸是怎么回事？王教授说不是他垫的。但保姆坚持说就是王教授垫的，她亲眼看见！红卫兵当然相信受压迫的劳动人民的话，立即把王教授押到红卫兵司令部，打得死去活来。
这类的事听得多了，也见多了。
我们大队后山上有一座寺庙， 1949年以后寺庙里还有两个和尚，他们被分派到山下的生产队，成为小队社员。一个和尚人称“二师父”，大约以前是寺庙的主持，被划为富农阶级，另一个和尚划为贫农。他们两人进了生产队以后，还住在庙里，算是一家人吧。二师父我见过一面，长得眉清目秀，白白净净，讲话声音很低、很温柔，也很懂礼貌。他们家堂屋正中间挂着一张标准的毛主席像，山上风大，二师父担心风会把像吹落，就用红线将像固定，红线呈米字形。这一善意的举动，被警惕性特高的红卫兵发现，二师父遭厉声斥责，说他居心叵测，把伟大的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用绳子捆起来！必须在他身上踏上一千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红卫兵还宣布：当晚二师父到生产队接受贫下中农批斗，老老实实交代自己罪行。可怜的二师父吓得面如死灰，全身发抖。晚上斗争会上没有见到二师父，气得嗷嗷叫的红卫兵急忙赶到山上庙里去抓他，却发现他已经上吊死了！
我们大队大畈有一位姓黎的右派大学生，从武汉师范专科学校地理科毕业以后，在红安一所中学教地理，后来被划成右派后回老家务农。他在自己的一本《毛选》扉页上写上自己的名字黎启俊，名字右下方还写着“购于某年某月某日”几个字。这事儿不幸被与他同塆子的大队民兵指导员发现，结果惨遭批斗。
这位民兵指导员姓王，文革之初还不是指导员。红卫兵闹事时期，他到处没收五类分子的东西，我家的一把老虎钳，还有一把很好的金属钉锤，都被他没收走。我向他讨要，他说：“这些东西只有公家才有，你肯定是从公家偷来的！仅仅没收都便宜你了，还想要回去！？”我不敢与他争辩。
也许因为他表现积极，被提拔为大队民兵指导员。这下他更来劲了。他偶然发现黎启俊在《毛选》上写名字，好像天大的事，立即召开五类分子批斗会。在会上他指出这个右派两大罪状：一是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书的第一页，排在伟大领袖毛泽东之前，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你们这些牛鬼蛇神放老实点！二是，伟大领袖的红宝书只能“请” ，这个右派分子居然胆敢说“购”，这是滔天的反革命罪行！说完他带头举起手高呼：“打到黎启俊！我们革命人民要踏上一千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哪敢在红宝书上写下哪怕一个字？
谈到黎启俊，他们塆子传出不少关于他的善意笑话。
这位大学生到农村也改不了他固有的书卷气。有一天，他在晒麦子，一只羊偷吃麦子。他明明看到了，却无动于衷，好像在思考什么问题。路人提醒他，羊在吃他的麦子。他回答说： “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不去赶走它呢？”
他说：“我知道赶鸡用什么喊声，赶猪用什么喊声，但不知道赶羊该怎么喊。”
这个故事是听他们塆的人讲出来的，但我不大相信。不过有一次我与他在水库工地劳动，发现他真的挺有趣。我们山沟农民抽烟，找一根细竹竿，用烧红的铁丝将竹节捅开，然后在竹竿一端装上金属烟锅，就可以抽旱烟了。抽了一段时间后，会把烟杆子在地上猛磕，把塞在烟锅或烟杆里的烟屎、烟油磕出来。那天他正在猛磕烟锅，结果把烟锅磕掉了，笑着对我说：“烟锅脱—落—了！”
我听了觉得好笑：“你果然文绉绉的呀！脱了就脱了呗，干嘛说脱落呀！看来你不会赶羊还真有其事？”他也不辩解，只是笑一笑。
再回头说说我那本合订本《毛选》。虽然时书上没有写一个字，但是我清楚记得是1971年夏天我姐姐寄给我的。姐姐在内蒙呼和浩特市一个邮局当会计，我在离家70多里路的檀树岗水库工地上理发。
水库工地设有一个指挥部，每个区组成一个团部，一个公社（即现在的一个乡）组成一个营部。营部有营长、会计等。我们营的营长是我们大队大畈村一位姓王的社员。他原先在区里当干事，为人很好。他当领导有个秘诀：“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不管他到哪儿，都会招一些女民工。他之所以被开除公职，是因为他在区里任干事时，与阳台山上一个寺庙的尼姑有染。这种事情在一般初犯的情形下，还不至于被开除公职，他犯事的时候恰好是检查落实宗教政策的风头上，活该他倒霉。以前夏天抗旱，我去过他们村开抽水机，他也曾到抽水机站与我闲聊。我问过他一件事：“为什么你被开除公职，却保留党籍？按我的理解，党籍应该先开除呀。”
他听了似乎觉得我说的有道理，但回答不了我的问题。
那年正月初四，我和堂兄杨世骥一起乘班车到县里，再乘车到檀树岗公社。我们的营部就设在公社下面不远的一个村子，那儿有一个小卖部。营长知道我以前在大队理发，就让我为全营民工理发（总共有40来人，但住地很分散），同时负责每到节日给营部出一期墙报。
我不愿意理发，虽然这差事比较轻松。因为我不可能一直这么轻松，这儿施工完了，我还要到别的工地干出力气的活。我最喜打炮眼，虽然比较累，人却可以站着不动。抡一会儿锤子，休息一会儿，还可忙里偷闲看看书。初打炮眼时确实比较辛苦，12磅的铁锤一天甩八九个小时，胳膊酸疼半个多月。理发眼前确实快活一些，但半年以后还得甩铁锤，到时胳膊又要难受半个多月，我可不想这样。营长开始不理解我为什么不愿意，看他诚心诚意为我好，也就没再多说，还是干起了理发的行当。从正月到10月，我每天往民工住地跑，有时与各队的知青聊聊，都是武汉人，感觉很亲切。
不久就是五一，我得为营部出大型壁报。营部会计买来黑墨水、纸张和大小不等的笔。我对会计说：“只有黑墨水不行，还得有彩色。”会计说：“没有必要吧？”我回答说：“非常有必要。”他问为什么，我告诉他，壁报总要画红旗、天安门吧。会计说，那是。画红旗没有红颜色绝对不行。以前就有人因为没有红墨水，将红旗画成黑色，结果狠狠挨斗。这事要是搁我身上，那就不止挨一次斗，说不定被当做反革命抓起来。
会计说，那就买一瓶红墨水吧？我说，那不行，旗杆什么颜色？干脆买一盒6色颜料。
办壁报其实非常简单，每篇文章开头来一段毛主席语录，结尾再来几段毛主席语录，中间来个一二三四五的顺口溜就行了。我只需一天时间，就能办出3×4平方米的壁报，参加检查评比绝对不落后。
有一次晚上纳凉，几个女知青向我提出一个她们很不满、也很严肃的问题。问题的起因是我在壁报上表扬了一个名叫吴莉的女知青。那时在水库工地有5、6名知青，纳凉的时候喜欢听我讲故事。那天正好吴莉不在，她们问我：“你怎么知道吴莉心里怎么想？”
原来在表扬吴莉的文字里，我在写吴莉先进事迹时，还写到她心里是如何想的。我没有想到她们会问这样的问题，一时语塞。一位男知青很潇洒地说：“都这样写嘛，又不是老杨一个人这样写，，大惊小怪什么呀！”
我也立即有了答词：“黄继光、董存瑞临死的时候，他怎么想的，记者或者报告文学作者不可能知道。作者们根据英雄们平时的言行举止，合理推测。”
好在知青们与我关系不错，没有继续在这个问题上与我纠缠。吴莉出身贫寒，据说她父亲在汉口修鞋，家里儿女又多，所以她特别能吃苦。我见过吴莉多次，她不怎么说话，只顾埋头干活。我有些同情她，加上她所在的11大队带队的反映她很能吃苦，我就写了篇稿子表扬她。应该说这并不过分，只是当时有不成文的套路，大报小报乃至壁报很难逃脱，先进人物都是高大全。其他女知青不满意或者不服气，完全可以理解。
后来吴莉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到华中工学院读书。再后来我也到这所学校任教。真是世事难料啊！我没有打听过吴莉后来的情况，人间偶然相逢，也不必知道彼此。
我让姐姐寄一本《毛泽东选集》给我，与办墙报有关系。我原来有一套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但没有带到工地上来，回家去拿又太远。虽然我们大队的刘大队长在一次五类分子批斗会上，凶狠狠地说我没有资格看伟大领袖著作，我当然不认可刘大队长的话，不学毛泽东著作，我怎么改造自己啊？
办墙报少不了用毛主席语录，当时到处都有《毛泽东语录》，没有《毛泽东语录》应该没有问题。但是，用语录的时候我有时对语录前后说些什么感到好奇，因此萌生了看《选集》的想法，就写信给姐姐。姐姐一向关心我这个倒霉的弟弟，很快就寄来了一本红彤彤的《选集》，让我高兴好几天。其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我很感兴趣。
有一天，我在大队做饭的棚子里看《矛盾论》，讲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之间的区别，有一个矮胖矮胖的、黑不溜秋的汉子从公社办公室那排房子后面走过来。公社办公室后面是一条从红安通向檀树岗公社的马路，这条马路还可以直达河南的新县。后来我在大学任教，有一名河南新县的研究生就是走这一条路回家。马路前面不远就要上一个陡坡，拉板车的人到了这儿一般都要休息一下，缓口气，讨点水喝。我想这个汉子一定是来讨水喝的，也就没有特别注意他，继续看《矛盾论》。
不一会儿，一个声音在我耳旁响起： “看书啊，啊，看的是《毛泽东选集》呀……”
四川口音！ 1949年我曾经在重庆两个中学读过一年的书，对此很熟悉。
我抬头看这位汉子： “你是四川人？”
“是啊，你怎么知道，口音听出来的？”
“是的，我在重庆读过一年书。”我没有讲什么学校，我估计他不一定熟悉。
这汉子讨了水喝，搽搽嘴，继续问：“哪所学校？”
“高中在南开中学读。”
“南开在沙坪坝，离市中心好远啰！”
“你熟悉南开？”我一下来了兴致，难得有相知的人聊聊。
“我有一个……不，几个弟弟在南开念过书。”
“你贵姓？”
“姓刘，但是我原来姓杨。”
“那我们同姓，我也姓杨。难得难得，是家门啦！”
刘汉子想必是一个爽快之人，对不熟悉的人能很快敞开心扉。他接下来的话让我大吃一惊。
“我是杨森的大儿子。杨森你应该知道吧?”
那还能不知道？1948年冬天我随叔叔来到重庆，我叔叔那时是国军联勤总部交通课上校课长。一到重庆，就看到许多墙上都写有很大的标语：“杨市长要做到……”后面都是杨森给重庆市民许诺的几大事项，具体是什么事项我已经忘记了，但那巨大的标语，我是第一次见到，所以印象很深。一听这汉子居然是杨森大公子，我惊讶的半天回不过神来。
“到过四川的人，还能不知道有几十个老婆的杨森？你是他的大儿子？……那你怎么姓刘？”
他笑了笑：“我随母亲姓。”
后来我从他的谈话中了解到一件几乎是天方夜谭的故事。
这位刘先生是杨森的大儿子，他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对父亲所作所为很不满意。据他说，他亲眼看见他父亲把一个姨太太害死，因为那姨太太是一个大学生，不愿意被抢来做姨太太，还与以往的恋人继续来往。杨森一怒之下，杀害了这个姨太太。据说杨森有30多个姨太太，儿女加起来估计有一个加强排。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就听说杨森有好几个儿子在南开念书。刘先生有几个弟弟在南开念书，并不奇怪。
刘先生还说，他到德国留过学，回国时与杨虎城将军同乘一只海轮。后来，刘先生加入了新四军，1948年解放军打到湖北时，他是连指导员，后来被分派到红安粮食局工作。1957年被划为右派，因是外地人，就留在粮食局拉板车。1971年我们相遇时，他在七里粮管所拉板车运粮食。
据他说，他一个弟弟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希望没记错）。杨森儿子很多，国共双方都有人，也不奇怪。
他看起来随遇而安，并不在意曾经的德国留学生，如今拉板车为生。我没有讲自己的经历，担心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也许猜出我俩是同类，我自己没点明，他就不多问。他还告诉我，他工资不低，每月69元。这在当时确实不少，简直是一个大富翁。我不久前穷得没有办法，写信找外甥黎良堂借几块钱。他还真不错，立即给我寄来5元钱。
刘先生说他没有结婚，一个人过得很舒服，不抽烟，不喝酒，但吃的方面特别讲究和大方。他说：“吃好点，千万别把身体弄垮了，身体是最要紧的。”这句话他好像是说自己，也像是在提醒我。但是我平时没有一点零用钱，没有任何办法改善生活。刘先生的处境在我看来简直是天堂。
歇了大约半个钟头，刘先生才起身离去。
十年后的1981年，我调到武汉一所大学任教。记得有一天，《长江日报》上刊登一条消息，说杨森的大儿子被他的弟弟某某将军接到甘肃兰州居住。我一阵兴奋惊喜，高声告诉妻子：“看，这就是我给你讲过的那位拉板车的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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