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买过一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上个世纪70年代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四卷八本，每本四角五分钱，一共花了我3. 6元。这套书对我很珍贵，2012年8月底搬家时，我还特意保存了第三卷上、下册和第四卷下册。最后一本书，版权页上有我的购书题字，等我动手写这篇文章时，却怎么也找不到。前后找了三回，翻遍我所有藏书（大约5500本），不知道是真的丢了，还是藏在某个角落——但愿有一天，我惊喜地喊叫：“天啦，您怎么藏在这个鬼角落里呀！”
精确的购书日期已无法确定，但可以推测是在1977年12月前后，因为我有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4月出版的《陈毅诗词选集》，上面记有以下文字：
建邺购于1977年12月11号，于邹集大队小卖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也购于大队小卖部，这一点肯定错不了。大队小卖部最早开在我们村子里，后来搬到大队小学、卫生所和大队部集中一起的中心地，那是1976年前后的事。
大约1977年10月，在蒲圻陆水工地工作的妹妹杨锋寄来十元钱，嘱咐我买一件棉袄过冬。多年以前，妹妹曾将她穿过的一件工作棉袄寄给我。妹妹个头比我小，但工作服通常做的宽宽松松，她寄来的棉袄我穿稍微小了一点点，比农村裁缝做的棉袄还是舒服多了。棉袄穿了六七年，被我用各色旧布补成了“百锦袄”，已经完全不见原来的模样，但我仍然舍不得扔掉。农村裁缝做的棉袄，腋下用了过多的棉花，鼓鼓囊囊的，做起事来很费劲。前几年妹妹回老家看望妈妈，见我还穿着那件破袄子，心里很难过，就寄钱让我买件新的。
我也想买件新棉袄，但又有些犹豫。出工穿破点没啥关系，舒服就好。除了大队民兵连长和指导员，谁会注意到我这个右派分子穿得怎么样？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带回来的上百本书都被我们塆里的红卫兵搜走，只剩下一本薄薄的《中医儿科手册》，身边没有书看，让我心里饱受折磨。因此，我对买棉袄并不上心，很想多买几本书，可说实在的，那时也真的无书可买。就在这时，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
有一天我到大队小卖部买盐，发觉小卖部居然有一套浅褐色的书，好几本摞在货架上。真是奇了怪了，在这偏僻得不能再偏僻的穷山沟的小卖部里，居然多了好几本书！我惊奇的样子引起小卖部售货员的注意，售货员是隔壁塆邹家店的邹玉田。
那时能在大队小卖部卖货，可是一个好差事，有头有面与干部关系好的人才有机会轮到。玉田原本就担任过大队干部（好像是出纳），他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人非常忠实牢靠。我有一件当时千万不能说的私事，最能说明他的为人。
我1962年初由兰州大学回到老家务农，接受改造。因为左脚有残疾，好多农活干不了，就决定“自谋职业”为农村年轻人剪头。当时我们那儿的剃头师傅只会剃光头，不会剪头，我在大学勤工俭学学会了。此外，山沟里的人认为剃头是一门很下贱的职业，一般人都不愿意干。我倒觉得自己做这个事最稳当——没有人来跟我竞争。
得知我要剃头，我大姨妈的女儿、我的表姐刘应莲，她嫁到我们塆子了，有一天她私下对我说：“二弟，剃头的事你不能干，太下作，怎么说你也是读过大学的人，你爸爸还是……”
我没让她说下去，告诉她：“越是低贱的职业越是适合我。”
“为么事？”
“没有人与我竞争，干起来稳当。”
我说干就干，去武汉买了一套剪头工具，还请木匠为我做了一个小木箱，开始了我的剃头生涯。我走村串乡，给周边村子里的人剃头，前后干了六年多。这活自在，人不累，收入也不错，还有时间看书学医，顺便给人看病。
阶级斗争的弦越抓越紧，终于有积极分子反映，我这个右派分子到各村理发，有可能进行“反革命串联”。1968年年底，大队民兵连长来到我家，勒令我不准继续干剃头的营生，并把我的剃头箱没收了。从这一年年底起，我就常年去水库工地干活，一直干到1978年。
理发箱子我当然没有资格过问，可那里面有我姐姐妹妹节约下来送给我们的30斤全国粮票。我不放心将粮票放在家里，就放在剃头箱子最底层，随时随地跟我在一起。可我绝不敢提箱子里有粮票的事，否则，别人会追问：“你准备全国粮票干嘛？想逃跑吗？”
后来这个小箱子被扔到大队小卖部里，玉田偶然发现箱底有一个信封，里面有30斤全国粮票。那时全国粮票可值钱了，一斤要值一块多钱。有一天我到小卖部买东西，玉田看见没有别人，偷偷把粮票塞给我，一边低声说：“千万别对人说！千万呀！”
说完好人邹玉田，回头再说买书的事。
我看见那套书，很是惊讶：“你这儿还有书卖？谁买？”
“是呀，上面派下来的，过几天没人买，还是送回去得了。”
其实我心里很急切，巴不得连忙看看这些书：“别，别，什么书，给我看看。”
他一边把最上面的一本递给我，一边说：“方圆几十里，估计也就你一个人会看，说不定还可能买。”
我接过来一看，天啦，是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我立即问：“一共几本？”
“我数数，一、二、三……，好家伙，连你手上的这本是八本！我看看……”
玉田的文化水平在农村算不错的，数完后说：“一共四卷，每卷上下两册，得好几块钱呢。你该不会钱多得想买这八本不能吃不能喝的书吧？”
那时农民真苦呀，如今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可能连农民自己都想象不出来。政府要消灭一切私有经济成分，养鸡、喂猪、砍柴卖，统统都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要彻底“割掉”。农民的一点自留地，也被看成是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领域里的残余，有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危险，必须收归集体，每家仅保留一点菜园。干部还专门在邓家湾的一个小岗上设卡，附近农民去河口赶集必经这里。挑柴的人一旦被干部发现，柴一律没收。那时实行公有化，村子后山上的树木早己稀稀拉拉，砍柴要到十多里远的大山里。一个强劳力去山里砍担柴，差不多要一整天，还累得不得了。百把斤的一担柴，三更半夜挑到5里外的邓家湾，被人发现没收不说，还得把柴送到公社所在地，无偿给公社干部食堂烧火做饭用，公社离邓家湾又是3、4里。
农民手上根本没钱，一毛多钱一斤的盐也时常买不起。到了做饭时间，还有女人拿着一个小酒盅去别人家借盐。我家因为妹妹、姐姐每月寄5元钱给妈妈，可以说得上是村里少有的“好家”，邻居来我家借盐是常有的事，我根本记不住谁来借过盐，也没想过还要人还。
所以玉田说我该不会钱多得想买书，不是没有道理，除了我，绝对不会有人拿出几块钱来买书。住在我家隔壁的恩先的叔叔，总是开导我：“只有拿箩筐挑米的，没有见人拿箩筐挑书的！你记住啦，你看书还有个屁用啊，难不成还想有什么用？做梦去吧！”
玉田看着我穿的那身破棉袄，说：“有钱快给你自己置一件袄子吧！”
我笑着问：“既然明知没有人买，那你为什么还要进这套书？”
他看看我，没言语，过一会儿低声对我说：“这是政治任务，要突出政治，这你还不懂？”
我点了点头表示理解，又说：“我是来买盐的，没有带那么多钱……”
我有些犹豫，毕竟3块多钱不是小数目，但又痛感没书可看的苦恼，最好能先借回去看一晚上，再决定买不买。但哪有这样的先例？
玉田看看我，笑了笑。他的笑很有特点，似笑非笑，只有嘴角向上扯动一下。我熟悉他的这种笑。
“称多少盐？”
“两斤吧。”
他用废报纸将盐包好给我，我给了钱准备走，他把头向货架那边歪一歪，说：“要不你先把书拿回去看看，合适再买？”
这正是我想说又不好意思说的，就连忙说：“太好了，我先看看，明天一早给你回一个准信。”
当天晚上，我在柴油灯的浓浓黑烟下，急切地把每卷上册目录和下册注释浏览一遍，那么多曾经熟悉的文章和书名、人名，还有好多英文在眼前匆匆流过。
第一卷有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哲学的贫困》。第二卷有马克思《资本论》节选。第三卷对我来说最精彩，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节选…… 。每一卷下册后面的注释，有很多知识和人物介绍，如英国物理学家焦耳在1843年的报告《论磁电的热效应，兼论热值》，德国科学家迈尔在1842年发表《关于非生物界的各种力的意见》。人物介绍更让我回忆起以前的一些往事往思。
“基尔霍夫”条的介绍是：
基尔霍夫，古斯塔夫•罗伯特（Kirchhoff, Gustav Robert，1824—1887）——德国物理学家，自然科学中的唯物主义的代表，从事电动力学热射线理论、力学和光学问题的研究；1959年与罗•本生一起奠定光谱分析的基础。
这让我想起了以前在学习光谱时老师讲的故事：因为光谱的研究成就，科学家利用太阳的光谱发现一种新的元素——氦。
伽利略的介绍是：
伽利略， 伽利莱（Galilei, Galileo, 1564—1642）——意大利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力学原理的创始人，哥白尼学说的拥护者，维护太阳中心说，为此遭到宗教裁判所的审判（1633）；晚年在流亡中度过。
这使我想起伽利略1633年在宗教裁判所审判结束时说的一句话：“地球还是在转动！”
我还仔细看了《反杜林论》里的文字，其中一段话使我坚信，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决不能没有现代的科学知识。恩格斯的这段“脱毛”的话很有名，但是在农村待久了就几乎忘却了。我在写这一节的时候，专门从我们学校图书馆借来一本精装本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找到了这段话：
“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唯一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运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人。可是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马克思是精通数学的，可是对于自然科学，我们只能作零星的、时停时续的、片断的研究。因此，当我退出商界并移居伦敦 ，从而有时间进行研究的时候，我尽可能地使自己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来一次彻底的——像李比希所说的——“脱毛”，八年当中，我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这上面。当我不得不去探讨杜林先生的所谓自然哲学时，我正处在这一脱毛过程的中间。”
在第四卷恩格斯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里，恩格斯写道：
“推翻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甚么都不存在。”
但是当时发生在中国的一切，连明显非常错误的东西，都一律将其绝对化、神圣化乃至终极化，这显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完全相违背，而且正在把一个好端端的中国，迅速推向极其危险的悬崖边缘。再这样下去，不说别的，就连最现实的生存问题都会出大问题！
看到这些文字，我好像听见室外传来的天籁，那魔鬼般的力量，让我几近淡漠、冷酷下来的心慢慢温暖，变得通身暖洋洋的——我又有了积极生活下去的愿望，我不再低贱，不再是黑五类，不再是可以随便受辱的坏人、敌人，我是学过物理学的大学生，我懂得英文、俄文，还略知德文；我还深深懂得要想学习马克思主义，绝对不能不学习数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那时中学教育取消了好多科学课程，用一些极其肤浅的《农业基础知识》和《工业基础知识》来代替，这是非常可悲的“愚民”行为，现代的社会不能没有知识，尤其不能没有科学知识。我当时就相信：总有一天这个社会还会回归到文明社会，回归到信仰科学的时代，到那时我相信自己还是会有用的……。我不能再把时间都消耗在彷徨和失望之中，我应该积极面对残酷的但是一定还会改变的现状。这时我突然记起《霹雳前程》中提到的《旧约圣经》里的一句话：
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诗篇49:20）
那天晚上，我睡得真香，我梦里回到大学的阶梯教室，听着讲授理论力学的王定伯教授非常有趣的讲课：“A cross B，C dot D……”（A×B，C•D）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有完全亮开，我就急匆匆赶到小卖部，小卖部还没有开门。我喊开了门，拿出五元钞票：“这套书我买了。”
玉田嘴角向上动了动：“我昨晚就想，你这个老二该不会真的买下这八本书吧。……你这么早跑来，还怕有谁把这书抢去？见鬼吧！除了你老二，恐怕全区全县也不会有人买的！只有人到我这儿买油买酒买布买盐，没看见过像你这样拿钱抢着买书的。难怪你讨不上媳妇！”
其实玉田也懂得，我42岁讨不上媳妇与买书无关。我是右派，是专政对象，谁敢嫁给我？只有书愿意无怨无悔地“嫁”给我。
买到书的那天晚上，我在柴油灯下呼吸着黑烟，翻开第四卷下册最后一页，写下两行打油诗：
不买棉袄买马列，革命意志坚如铁！
一个大大的惊叹号！
现在看到这句话让人觉得好笑，但那时的知识分子几乎都这样，被各种运动整得胆小如鼠，没了脊梁骨，一有机会就表白自己“革命意志坚如铁”。文革期间不是有一些大知识分子，上吊时上衣口袋里装着写有“共产党万岁！”、“毛泽东万岁！”的纸条吗？我在农村被专政了差不多20年，不能免俗，更何况我要时刻提防有人找岔子，寻着机会批斗我一下，多写些豪言壮语做盾牌，总是可以理解的吧。
但是，“意志坚如铁”也是真实的。在那个“满手的老茧就是上大学的资格”的年代，坚持学习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甚至有风险。我没有彻底绝望，还在寻找机会学习。我心里觉得，一个读书人要是不读书了，就彻底完蛋。
我还不想彻底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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