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少杰：昨天犹在，记忆永生
黄大地：北师大文革见闻录
沈 昆：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必要充分因素概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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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九九○）·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一五八期（zk1901b）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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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九年一月八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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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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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刊评论】 昨天犹在，记忆永生 唐少杰
【不堪回首】 北师大文革见闻录 黄大地
【追根溯源】 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必要充分因素概述（上） 沈 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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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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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刊评论】
昨天犹在，记忆永生
——读《昨天的记忆——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往事记述》有感
·唐少杰·
２０１８年的年终岁末，我收到了先是蔡新平先生发送来的《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史料汇编》、后是他赠送的《昨天的记忆——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往事记述》（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这两套实为一体而分别为电子文本和纸质书本的文集，前一本署名由蔡新平组织、策划，后一本署名由蔡新平、田春林、伏庆是策划，这两个文本皆由张运钧和李颖伉俪编辑。这套文集是关于北京地质学院文革最初约三年历史的文献、回忆、评述、大事记等等的汇编，上中下三大册，六大专题篇目，近七十篇文章以及史料，洋洋洒洒逾２００万字。这套文集主要把近些年在何蜀先生、吴迪先生分别主编的民间文革研究电子刊物《昨天》和《记忆》上发表的诸多关于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初期的文章，以及在不同地处发表或写出的相关文章，汇集成书。这套文集一经问世，无疑成为２０１８年底在文革故乡反思、批判文革历史以及探讨、研究文革诸多问题的成果之一。
◇ 一
张运钧、李颖伉俪为这套文集所写的“前言”，概括出北京地院文革年代的七个特征：（一）对党忠诚的党化教育——“洗脑”；（二）一切为政治服务、一切为权力服务；（三）狂热的、盲目的革命热情；（四）神秘人物的出现；（五）派性斗争从未停止；（六）根本没有法治；（七）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１〕基于这些在文革一个大学单位的主要特征，我个人认，北京地院初期的文革至少有八大鲜明的“亮点”：
一是北京地院以革命学生为主体的造反派１９６６年８月至１０月四次“进驻”（或按文革之后的说法“冲击”，也未尝不可）地质部，反对“工作队”（文革初期“工作组”的另一称呼）而绝不同于其他高校的反对“工作组”，直接把反击体现党—国家垂直领导的“工作队”的势头和浪潮冲到了北京地院的顶头上司部门，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部一级的国家机关。这在文革伊始与其说是最早，不如说是独创，因为这不仅有可能大大解构了传统意义上的中共党的领导，而且深深钝化了党和国家机构的权威。
二是北京地院造反派学生周永璋１９６６年９月发起并促成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成立，这一稍后被称之为北京红卫兵“三司”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标志着文革真正的红卫兵造反运动的横空出世，并与先前形形色色的、带有党和国家高层干部儿女血统色彩的“老红卫兵”势力区分开来。在此之后的文革历史实践证明：只有红卫兵“三司”才是北京地区红卫兵运动及其真髓的“传人”！
三是北京地院造反派１９６６年１２月奉中央文革小组的旨意去成都揪彭德怀回京。由于同彭德怀的交谈并受到其影响，地院造反派所表现出的犹豫不决、徘徊不定实际上意味着他们没有不折不扣地执行上述旨意。虽然他们把彭德怀带回北京，但是他们与彭德怀的接触所带来的反思（或者说某种程度的“动摇”）已不为中央文革小组所能左右，已大有可能为稍后的地院造反派领袖人物的“蜕变”埋下了一条伏笔线。
四是北京地院文革初期（也即不到半年的历史），竟然产生了一位像朱成昭这样最早为造反派学生领袖尔后成为文革另类代表的人物，他对文革短短半年的演变历程所持有的看法（又称“八大观点”），尽管还很难真正称得上是对文革的批判和否定，但却直接而又确实是对文革的批评和怀疑。仅仅因为这种批评和怀疑，致使这“八大观点”堪称最早的文革异端思潮的萌发或雏形，比清华那著名的“四一四思潮”还早了近半年。
五是北京地院造反派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派一领文革之风骚，率先于当年北京的五十多所高等院校，可谓发力北京并且波及全国的大学文革执牛耳者。这五所大学所“滋生”出的叱咤北京文革风云的“五大领袖”就是这种角色的标志之一。
六是北京地院造反派１９６７年４月同北京大学等学校造反派的争执和纠纷，促使北京造反派群众中的“地派”与“天派”之间的分歧或分裂公开化，加深加大了造反派运动的内讧和内乱。以地院造反派学生为领军的“地派”真正使得北京地院的文革具备了文革群众运动的某种主导性因素或引导性取向。
七是北京地院造反派及其代表人物同文革“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关系，特别是与这一“司令部”的执行机构——“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互动和互需，其作用和影响在北京地区当年文革的诸多大学中，几乎“不逊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肖力）关注北京地院文革的程度或介入的范围很有可能超过了其他北京高校。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位要员也频频对北京地院的文革运动及造反派“关爱有加”。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同北京地院那位造反派最早领袖人物的“相遇相知”到“相爱相离”，不是一部神话演义，也算是文革红色爱情加黑色浪漫的一段传奇。
八是北京地院造反派没有出现过派别的分裂和对立，更没有发生过派别的冲突或厮杀。这一点在全北京地区的大学文革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中，都实属罕见。尽管地院造反派内部有分歧、有异见、有争执，但是没有以“武斗”来超越“文斗”，即根本没有采用文革“武器的批判”来代替“批判的武器”。仅仅由于这一点，就值得在北京地院的文革史上大书特书一笔！显然，地院造反派某类代表人物（最为典型的应当是蔡新平）及其群众致使文革群众运动及群众组织斗争的某种“定律”或“范式”（从“文攻”走向“武卫”的杀戮和牺牲！）在北京地院绝无可能运行开来。
◇ 二
张运钧、李颖伉俪所写的《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兴衰沉浮—对文革的反思、研究和再认识》一文，简练而有力地评述了北京地院文革的最大群众组织——“东方红”（先是称“东方红战斗队”，后改为“东方红公社”）的诸多方面：
（一）地院“东方红”的兴衰沉浮是文革运动的一个缩影；（二）地院的文革运动具有“通天”的特色；（三）地院“东方红”在文革中“创造”多项第一；（四）文革充满了无法无天的“政治恶斗”和“群众专政”；（五）我们在政治狂热、盲从的欢呼声中匍然倒下；（六）文革中充满了极端思维；（七）中国的政治生态遭受到严重的破坏。〔２〕因而，沿着这些方面的思路出发，我个人认为，北京地院的文革初期历史还有以下几个具体方面更加值得关注：
（１）文革的一大“悖论”
伏庆是在《我与北京地质学院文革》一文中，提出了一个源于自己刻骨铭心的文革体验的“悖论性”疑问：为什么文革会在同一位最高领导人兼最高发动者的统帅下发生并出现跟随着他的势不两立的群众派别之战呢？如何才能做到在文革中“听毛主席的话”呢？用伏庆是自己的话来说：“１９６０年代中期，毛主席的权威达到顶峰，……人人都说最爱读毛主席的书，最听毛主席的话。可是在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会形成对立的造反派和保守派呢？既然都听他的话，为什么有截然不同的表现呢？造反派和保守派，究竟谁听毛主席的话，谁不听毛主席的话？如何才能真正做到听毛主席的话，听党的话呢？”〔３〕在我看来，这种疑问以及由作者列举出的文革一系列荒唐而又怪诞不已的现象〔４〕，不仅是像作者这样当年普通的青年学生无论从哪一个角度都无法来回答的，就是毛泽东本人也很难用无论从理论的还是从实践的方面来回答的，更何况其他人。这里，我认为田春林在其回忆录里作了比较好的回答，他写道：“以我一个文革中的红卫兵的亲身经历，我体会到，红卫兵运动可以说‘成也毛泽东，败也毛泽东’。”〔５〕田春林进一步用毛泽东多年来所惯用的政治手法的历史来证明这一点。毋庸置疑，不仅红卫兵运动，而且整个文革，何尝不是“成也毛泽东，败也毛泽东”吗？毛泽东在整个文革历史过程及其主要阶段所具有的前后矛盾、左右冲突、破败百出之特性直至自我分裂、自我否定和自我异化之必然，甚至达到了只有毛泽东去世，文革才有可能结束的地步。文革的一大“悖论”，正如１９８０年代一位中国知名人士所言：谁都否定不了毛泽东，否定毛泽东的只有毛泽东本人！
（２）文革的一个“另类”
北京地院文革的一大“贡献”就是“诞生”或“降生”了像朱成昭这样一位文革“另类”人物，从所有参与北京地院文革的人物的个性、命运、典型甚至影响来看，真正是无出其右的。就是从整个文革历史来看，由某一单位的文革伊始揭竿而起、登高一呼的群众领袖，到在某一文革局部地区或部门呼风唤雨、兴风作浪的群众代表，再到由于不满、痛斥文革而“引咎隐身”、“闭门思过”的“非议者”，最后到深陷十年囹圄之灾而成为十足意义上的文革“阶下囚”，朱成昭确实是独一无二的。
朱成昭本身发生的巨大变化相对来说时间较短，大约是在１９６６年底至１９６７年初。他先是主要以自己的观点、后是以自己的行动完成了这种变化。朱成昭约在１９６７年１月就提出了怀疑、批评文革的“八大观点”。到了２月，这“八大观点”被归结为四句话：“中央文革运动群众，大串联搞早了，联动抓多了，国民经济搞垮了。”〔６〕他还在私下说过：文革，“导演是骗子，演员是疯子，观众是傻子。”〔７〕朱成昭能说出这种在当年文革“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有可能遭致生命之虞的话语，比文革结束之际某些人的醒悟和痛悔岂止早了十年！
据田春林追述，是当年地院附中的一位语文教员向毛泽东与江青的女儿李讷（肖力）写信，举报朱成昭的观点问题，写信者托田春林把此信转交给了李讷（肖力）。其实，稍后，中央文革小组也从造反派“组织系统”的情况反映那里得知了朱成昭的问题。朱成昭在１９６６年底或１９６６年初同上述那位教员的谈话中认为：“中央高层现在存在三种政治势力，第一是毛林为首的文革势力，周总理为了保自己是紧跟毛林的。毛要依靠林对军队的控制打倒第二种势力刘邓。第三种势力是以康生为首的中央文革笔杆子势力。康生是有野心的，他现在依附于毛林的主流势力，利用毛打倒刘邓的心理将他推向极端，使毛走向反面失去民心和军队的支持，从而夺权。……当然也有可能毛在达到打倒刘邓的目的以后为了收拾局面，消除广大干部和军队的怨气，把文革派和康生抛出来作替罪羊。因此他认为造反派别看现在闹得欢，终究会和中央文革一样被抛出来当替罪羊。最后掌权的还是保守派和枪杆子。因此他在行动上由原来反联动到和联动打得火热，并把宝押在所谓枪杆子上。”〔８〕朱成昭的预见或预言，仅仅是在文革进行了半年左右而作出的，这不能不说是朱成昭的远见卓识。即使到了１９６７年３月被“闭门思过”，朱成昭还提出了“三条线”的观点，即“将来如果打起仗来，还是要靠老帅，中央文革这帮文人能干什么。毛主席现在只是利用这帮文人，迟早要把他们抛出来当替罪羊。又说中央有三条线，一条是毛，下粗上细，因为长期的宣传，把共产党的一切功劳都归到毛一人身上，老百姓只知道‘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不知道别的，所以越往下层，拥毛的就越多，其实毛在中央是少数。另一条线是刘少奇，上粗下细，跟毛相反。第三条线是周恩来，上下一般粗。还说造反夺权，国家部门瘫痪，国家经济已撑不住了。”〔９〕
张华府在《从“东方红”成立到朱成昭拒绝“归队”》一文回忆到，１９６７年４月，朱成昭拒绝了王大宾向他转达的中央文革小组要他做出“检查”的建议。作者在提出了朱成昭拒绝此建议的几点理由后，写道：“这段文化大革命极其重要的历史事件，就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它是以叶剑英为代表的老干部势力，和以中央文革为代表的新生势力之间，对红卫兵造反派掌控权的争夺战。这一争夺战以叶剑英为代表的老干部阵营取得胜利而告结束。他们成功地把红卫兵造反派的领军人物朱成昭和中央文革离间了。历史就这样定格了。”〔１０〕“接下来，中央文革就只能调整自己的战略部署了。你想想，连中央文革自己树立起来的旗帜朱成昭对中央文革的方针都怀疑了，都和中央文革决裂了。那还会有多少基本群众会死心塌地地继续跟着中央文革干呢？造反派全面夺权走不通了，那么，调整方针是势在必行了。……中央文革只能放弃原先的全国统一由造反派掌权的第一方案了。退而求此次，先‘三结合’吧。”〔１１〕尽管这种说法有些夸大朱成昭一事的作用或影响，例如，老干部阵营与红卫兵造反派的掌控权之关系就是一个悬念；又如，朱成昭一人能否操纵红卫兵造反派的掌控权也是一个疑惑；但是根据张华府的这段评述可以说，１９６７年春季在老干部势力和学生“异类”代表的不约而同或不谋而合的双重“夹击”下，不仅使得中央文革小组而且使得整个文革，一时处于某种窘境。
在时间标注于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５日的“检讨”中，朱成昭本人写道：到了１９６７年春夏之季，文革出现了全国性的武斗，“文化大革命弄到这一地步将无法收场了。即使勉强收了场，后遗症也将是惊人的。其一是我国的经济形势必受到很大的影响；其二也是最主要的是人，全国两大派的对立将可能继续很长时间，人们积极性的调动恐怕很困难了；其三，大批的老干部被淘汰，这些年青人是否能接好班，把好权？这批人中难道就没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我想若是让聂元梓、蒯大富当权，中国很可能要出修正主义。”〔１２〕所以，他对毛主席的路线产生了“彻底地动摇”，对文革取得的成就“发生了根本的怀疑”，对毛主席在人民心中的威望“也发生了动摇”，“文化大革命中主席的威望不是抬高了，而是降低了。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发生了动摇，对中国的前途也担忧起来。”“中国现在可能不是离共产主义近了，而可能是越来越远了。”“我开始对文化大革命失去了信心，对中国的前途发生了怀疑。”〔１３〕
蔡新平的评价比较全面、合理：“朱成昭和他的追随者们是真正的造反派，是有独立思考的‘造反者’，他们的头脑并不是简单接受来自各方的‘灌输’，虽然也在努力窥测领导意图，但更多的是在用自己脑子在思考，并不是上面怎么说就一定会怎么做。他从来都不会言听计从，更不是驯服工具，再加狂傲自负的倔强性格，在毛时代特定的政治环境下，是导致他们走上不归之路的内在因素。”〔１４〕“应当说通过肖力，在‘五大领袖’产生之前，朱成昭就已为毛泽东所知。中央文革对他的器重实际上也是传达了毛泽东对他的器重。他走红在‘五大领袖’中除聂元梓外的四个‘小将’之前，但这个‘小将’太有主见，个性太强，太桀骜不顺，最后扎了他老人家的手，不得不放弃。”〔１５〕
在我看来，正是因为朱成昭本人的个性和见解，他比这“五大领袖”在文革个人命运上更有锋芒、更具前瞻。也正是由于与这“五大领袖”不同，朱成昭的文革个人命运更多是批判性的，而“五大领袖”的文革个人命运更多是悲剧性的。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朱成昭就是一位文革批判的“预言家”、一位文革命运的“先知先觉”者！另外，更加令我感慨不已和长叹不息的是朱成昭在文革后说的一段自勉自励。据伏庆是回忆，他于１９９３年８、９月在上海与朱成昭的长谈中，朱成昭说道：“我们这一代人注定要经历三大战役。第一战役就是文化大革命。在这次战役中，我们被人利用了，失败了。第二战役是经济战役，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经济战役是为第三战役做准备、打基础的。第三战役是文化战役。中国只有经历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运动，才能彻底改变。……等我们赚了钱，有了经济基础，就在巢湖边上盖座小别墅，把大家召集起来，读书、学习、讨论、写作，开展文化运动。”〔１６〕朱成昭的英年早逝使得这段自勉自励仿佛成为某种数十年来一直令人泪眼婆娑的憧憬。迄今为止，我们对于朱成昭以及由文革所带来的“朱成昭现象”，探讨得远远不够，研究得远远不透。
（３）文革反思的一种反差
文革之后，关于文革的反思必定是形形色色，千差万别。然而，这种反差在北京地院当年文革结成一对特殊关系的人物中具体而又独特地表现出来，这就非常值得关注。
古宝琳所写的《我与王大宾的苦难婚姻》一文，在现存的所有文革回忆文章和著作之中，是非常少有地追述文革风云人物或知名人物婚姻生活的一篇力作。作者以其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特别是以她切身体验过文革而具有的熔感性与理性于一炉的洞悉，对于文革下的婚姻感情生活波折及其苦难的评述，入木三分，力透纸背。“文化大革命的激情造就了我和王大宾的婚姻，文化大革命的无数灾难和痛苦又摧毁了这段婚姻。”〔１７〕“所谓的十年‘浩劫’中，我们参加的活动也不过就是两年，可是这两年，给我们一生带来的影响和伤痛是深重的，甚至跨越了两代人，永远忘不了，抹不平。”〔１８〕尤其是作者在该文“结语”所写下的话语，可谓余音绕梁，令人回味至深：“像王大宾这样一批被文化大革命的巨浪推向舞台的时代骄子，政治光环只在他们头上晃了几个月，就被他们的伟大舵手投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尽心尽力去效忠这个政权，也不是他们没有能力去肩负历史重托，而是他们的领袖从来也没有信任过他们，也不准备去依靠他们。只是在特定的背景，特定的历史阶段，暂时需要利用他们的热情去助燃‘群众运动’的熊熊烈火，企望达到他发动这次大运动的目的，企望把中华大地引向他苦心设计的乌托邦蓝图。但他失败了。哪怕是一度鼓吹得像神一样的太阳也无法跳出自己一手设计的政治和社会怪圈。他的大胆尝试带给养育他的祖国无穷的灾难和痛苦。当然，对于发生在中华大地，又震惊了世界的长达十年之久的这段历史，如果能简单地用某决议中‘动乱’‘浩劫’等几个词就能描述清楚的话，当权者就不会设立长达几十年的‘文革禁区’了。至今仍看不出有任何解禁的迹象。”〔１９〕
相比之下，对于文革的反思，王大宾远远不如古宝琳，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在２０１５年出版的回忆录中，王大宾谈到所谓“我对我们错误的反思”，泛泛论及了“实践证明我们没有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文革运动的实践证明我们不行”。〔２０〕他写道：“在（文革）这大乱的局面中，毛泽东一直在看，不但在看着聂元梓、蒯大富，也在看着我们，看着文革运动中冒出的各路群众组织头头、各级干部和解放军的各级领导人的形形色色的表演与动作。他期望在其中选出他认可的接班人，保证他的社会主义路线传至千秋万代。”结果呢，“我们北京高校的五个头头，的确都让毛主席失望了。”〔２１〕王大宾这段自责不已的话语，也是对于那种“我们（指‘五大领袖’）当年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没有正确领会执行他老人家的伟大战略部署”而抱有的终生遗憾所做出的一种反思性的“脚注”。今天，人们可以试着做出某种猜测或设想：如果这“五大领袖”没有让那伟大领袖失望，那么文革会是什么、文革又会怎样呢？
（４）文革中干部问题的一个侧面
显而易见，文革中大大小小、林林总总的干部问题，其尖锐程度、复杂范围和曲折方式，一点也不亚于其他所有的文革问题。
一方面，正如胡昌铭在其回忆录中所写到的：文革使得中共干部体制和干部势力受到重大打击，“对于干部队伍来讲，干部曾经有过的光辉、被崇拜的形象已经严重受损，甚至荡然不存，倒是还原了其人性的真实一面，其实在人格、情操、公与私的表现上不比老百姓强多少，与老百姓相比，有的甚至相差甚远。”〔２２〕也可“发挥”林彪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６日在中央工交系统文化革命座谈会上的那种说法：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批判干部的运动”、一场对干部“大批判、大审查、大教育的运动。”〔２３〕如果以林彪的此番说法来“审视”文革的干部问题，文革的确就是中共党和国家除了毛泽东一人之外的各级各类各行各业干部都要经历的一所“炼狱”。
另一方面，文革中，干部势力或干部因素既没有隐身全退，更不会消失殆尽，它们会以特殊的方式或途径发挥一定的作用并带来相应的影响。在《记安静中老师文革中为保护地院做出的重大贡献》一文中，蔡新平记述了地院文革一开始就被当作文革党内斗争最早政治牺牲者而被打倒的几位干部代表人物所具有的独特性。他们即使身在文革的边缘或外围或“江湖”，也会时常心系文革格局或文革某一群众派别或文革政治“庙堂”。这几位干部代表人物在地院造反派群众有可能即将分裂的前夕，出谋划策，力挽狂澜，使得所谓“蔡派”群众没有拉出队伍，自立山头，这就“使地院没有发生武斗。”因为，地院“只要两派分裂成为既成事实，北京市必将出现引发高校大战的第三个火药桶。”蔡新平由衷地对以安静中为代表的干部们喊出了心声：“你们保卫了地院，你们功德无量！”〔２４〕
（５）审视文革的一种“画面音”
在我看来，张运钧、李颖伉俪为他们编辑的此书所写的“前言”和类似编辑“后记”的专文（《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兴衰沉浮——对文革的反思、研究和再认识》）以及编纂的“北京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实为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６８年三年的文革大事记三年），为这套文集锦上添花，增光添彩；尤其是这里所提及的“前言”和“后记”专文成为这套文集中观点最有分量、分析颇为犀利和概括比较全面的重头之作。
一方面，张运钧、李颖伉俪绝不局限于只是为了编辑北京地院一地、一域、一时、一派的文革经历，而是源于这种经历并且高于这种经历，他们对于编辑此书的初衷和目的做出了振聋发聩的陈述：“我们编辑本书，为的是决不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继续受骗上当；为的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再被政治利用；为的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再成为政治牺牲品；为的是维护我们应有的权利；为的是保护我们自身的安全；为的是重新审视我们当年走过的文革的历程，认真地总结其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以更广阔的历史视野来瞭望我们前进的征途……。”〔２５〕这种“画面音”如同黄钟大吕所发出的历史警示不正是给我们文革研究者所树立起的一种“座右铭”吗！
另一方面，张运钧、李颖伉俪还提出一个反思、研究和批判文革而应具备的颇有见地并意味深长的视角：“前苏联的解体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失败，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失败的两个重大标志性事件！”〔２６〕仅就这样一种“画面音”而言，张运钧、李颖伉俪与他们的同学蔡新平等一起艰辛完成的这套文集，其反思的视域、其审视的界限就不囿于中国，而是融入世界历史和人类生活。
◇ 三
近些年来，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形势，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讲，都使人们越来越直切而又深切地感受到了追述、反思和批判文革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去年，我在清华大学开设十余年、二十多个学期的“文革史论”一课被“下令”停止讲授之后，我本人更加痛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因为，我直观地、感性地就可体会到：在文革结束之后，文革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与我们的生存和生活息息相关，挥之不去；文革的幽灵阴魂从来都没有像现今这样在中国大地上影影绰绰，时常发作。对于许多人而言，特别是对于出生于１９７０年代之后的中国人而言，文革由何而来？文革向何而去？文革究竟意味着什么？文革究竟为了什么？文革与改革到底是什么关系？文革的终点真的就是改革的起点？还是张运钧、李颖伉俪言之凿凿：“只要产生文革的土壤基础客观存在；只要这种政治体制弊端的存在；只要党内权力斗争矛盾激发到非常阶段；只要党内出现野心家，文化大革命运动就会有再次出现的危险。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弊端成为了当今中国社会政局乱象的总根源。所以文化大革命必须坚决地进行否定！现有的政治体制弊端必须改革！”〔２７〕
我非常敬佩、非常感谢蔡新平及其同仁们的坚毅执着和不懈努力！必须强调的是，正是清华大学有了孙怒涛们、北京大学有了张从、樊廷能、奚学瑶和王复兴们、北京地院有了蔡新平们，从２０１３年到２０１８年付梓问世的《良知的拷问》、《历史拒绝遗忘》、《真话与忏悔》、《风雨未名湖》、《燕园沉思录》、《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简史》和《昨天的记忆》等等专著或文集，标志着近几年北京地区的大学文革史反思和研究不断迈向新的台阶，不断取得新的可喜成绩。
昨天犹在，记忆永生。质言之，只要以往不意味着遗忘，记忆和反思就会成为历史的本体所在。记得文革之初，我上小学不久，看了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后，脑海萦绕着一个不太领会的场景：该剧主人公李玉和去日本宪兵队队长鸠山“宴请”之前饮下母亲的“送别”酒时说过的一句台词：“妈，有你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对付！”现如今，我要说：祖国啊，有文革垫底，什么样的专制苦难，我们都能对付！
完稿于２０１８年最后一天 北京·清华园
注释：
１，《昨天的记忆——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往事记述》，上册，第４—７页。以下对该文集文章的引用只注明某册及页数。
２，张运钧、李颖：《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兴衰沉浮—对文革的反思、研究和再认识》，下册，第３９３—４０４页。
３，伏庆是：《我与北京地质学院文革》，上册，第１３９页。
４，同上，上册，第１４０页。
５，田春林：《田春林回忆录》，上册，第１４７页。
６，陈永迪：《我见到的北京地院批斗朱成昭和关押叶向真》，上册，第２８０页。
７，同上，上册，第２８０页。
８，田春林：《田春林回忆录》，上册，第１５９—１６０页。
９，伏庆是：《我与北京地质学院文革》，上册，第１０７页。
１０，张华府：《从“东方红”成立到朱成昭拒绝“归队”》，上册，第２０６页。
１１，同上，第２０６页。
１２，朱成昭：《我的检查与交代》，下册，第２７１页。
１３，同上，第２７２—２７３页。
１４，蔡新平：《记忆中的肖力与北京地院》，中册，第２４页。
１５，同上，第２６页。
１６，伏庆是：《我与北京地质学院文革》，上册，第１１０页。
１７，古宝琳：《我与王大宾的苦难婚姻》，中册，第３３４页。
１８，同上，第３３４—３３５页。
１９，同上，第３３４页。
２０，王大宾：《王大宾回忆录》，第１６１—１６６页，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２１，同上，第１６６页。
２２，胡昌铭：《胡昌铭文革回忆录》，上册，第３４３页。
２３，参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大学服务中心，２０１６年版。
２４，蔡新平；《记安静中老师文革中为保护地院做出的重大贡献》，下册，第３８５页。
２５，张运钧、李颖：《前言》，上册，第８页；黑体字为原文所有。
２６，同上，弟８页。
２７，同上，第８页；黑体字为原文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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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回首】
北师大文革见闻录
·黄大地·
一、文革被抄家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革也可以说是反右的继续。１９６６年春夏，红色风暴一浪高过一浪，先是拿批三家村的《燕山夜话》作引子，接着又揪彭、罗、陆、杨，后又发表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接着开始向各高校派工作组，后不久又批判工作组，形势像过山车一样变化着，初中生的我们却是懵懵懂懂一头雾水，但政治经验丰富的父亲黄药眠已开始坐不住了，别看他整天埋头坐在自己的书房里，一两个星期也会出去一次，而且很晚才回来，看来他也是有他自己获取政治信息的渠道的。有一天回来得不算太晚，见我还没睡就把我叫了过去，一脸严肃地对我说，形势可能会越来越坏，你要把身体弄好，以应对将来的政治变局，你妈不是说你有鞘膜积液吗（当时我母亲是代夫受过在山西搞四清呢）？如需做手术赶紧去做……。于是７月初一放假，我就住到北医三院做手术了。
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就是在医院里也能听到周围高校大喇叭一天到晚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的瞎叫唤。当时我还不太明白这是在搞什么名堂，但现在我懂了，他们就是害怕群众在外旁观者清，慢慢看出他们的骗人伎俩，所以一定要把群众发动起来，裹挟进来，利用群众的嫉妒心，权欲心，攀比心让他们互揪互斗，然后乘乱夺权，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北师大在７·２７之前，虽然也已处在了风雨飘摇的喊杀声之中了，但是对于一般教师群众来说，还是只见雷声闪电不见雨点的暴风雨的前夜，家父整天躲在家里收拾整理他的文稿，面色阴沉。他的《王子与镜子》（参见《中国作家》纪实版２００９年６期）、《寒娥的歌唱》等童话大概就是在这时销毁掉的。
７·２７晚上，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文革要员到师大来煽风点火应该算一个分界点，在此之前，批斗的对象还主要是走资派、反工作组的师生和后来的工作组，还未波及广大教职员工及家属社会人员，而且批斗的方式还只限于喊喊口号，挂挂牌子而已。而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来师大煽风点火后形势急转之下，他们是唯恐天下不乱，就是要把文革之火烧向广大教师、教授，就是要挑起群众斗群众，其中康生就明确宣称：程今吾是彭真、陆定一黑帮的亲信，一定要紧追猛打不放松，……但同时对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也不能放过，也要把像黄药眠、陶大镛这样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倒批臭……
江青、康生的７·２７讲话在北师大掀起了揪斗“黑帮”和“牛鬼蛇神”的狂潮。过了没两天，７月底，北师大就召开了揪斗“牛鬼蛇神”的誓师大会。把各个系的教授，无论是右派教授、摘帽右派教授、还是普通教授（但党员教授除外），统统从家里揪到了大操场，有的甚至还把他们的夫人也揪了出去，算下来得有一百多人。在大操场上，锣鼓喧天，喊杀声响成一片。“打倒死不悔改的大右派朱启贤！”、“打倒臭名昭著的大右派胡明！”、“打倒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黄药眠！”、“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口号声此起彼伏。他们充分发挥了“群众”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有的给教授剃阴阳头，有的给戴高高的尖帽，前面则挂着大牌子，名字上划着鲜红的大叉子。
誓师完之后，一个一个的黑帮、教授被一队队的红卫兵压着先绕操场一周，然后游街示众，从教学区一直游斗到家属区并实施抄家，眼见着一队队的红卫兵，押着这些老头老太太，三、四个人押着一个，将其两手往背后一撅，头往下一按，架成“喷气式”飞机样子，推搡着哒哒哒一溜奔跑，一队一队地从我们工四楼（当时的教授主要住在工一楼、工四楼和小红楼）前经过。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白皙精致的老太太被架成“喷气式”样子，像是拎小鸡似的押着，脚不及地就被架着一溜小跑地推押过去了。另一个是一个五、六十多岁的老教授，头发灰白，身体微胖，也被架成“喷气式”的样子，被飞跑的红卫兵推押着，喘着粗气，表情挣扎扭曲，看样子随时都可能突发心脏病倒下。这时我的心里砰砰地跳，我老爹血压高、心脏病，能经受得了这种暴力摧残吗？这时押解黄药眠的中文系的队伍开过来了，锣鼓喊杀声大作，“打倒死不悔改的大右派黄药眠！……”一眼望去，好家伙！一个一、两丈多高的大幡子竖在家父的背后，上书好几个反动头衔，“打倒大右派、大叛徒、学术骗子、反动政客黄药眠！”名字歪七扭八，上面打着红叉，父亲的脸上好像也被涂上了些青色灰泥，总之是青面白发，格外难看。但还好，喊杀声大，动作还不算太粗暴，队伍行进得比较缓慢，也没让他坐“喷气式”，而只是把他双手反背到后面，押着他低头慢慢前行。
当时我们家是住工四楼１６栋２０１号，（即现在的乐育７楼３门２０１号）。队伍将家父押回家后，就迅速扑向他的书房。我当时听到要抄家的消息后，就先把《三国演义》、《说唐》、《西游记》、《醒世恒言》等一些小孩子爱看的东西藏到一个沙发的坐垫下面了，抄家时我就躲在家门外的楼梯上偷听，听到里面翻箱倒柜的声音，不时传来大声训斥的声音，领头的是一个叫隋延堂的学生，声调异常严厉粗暴，回答稍不如他意，上去就“啪”的给家父一个耳光，……抄家大约进行了四个多小时，也拉走了不少东西，大约有两小推车，但比我想象的要少得多。他们走后我回家一看，家里一片狼藉，但好在我喜欢的那些小说都还完好无损地躺在沙发下面。据家父讲，他们对书籍没什么兴趣，主要就是查抄日记、书信和相片，可能要从这些材料里看出他和什么人来往联系，和他真实的内心思想。家父说，当查到衣柜时，他曾拿出一个三千块钱的存折，问他们要吗？他们看了看，摇了摇头。家里还有一个八个灯四个喇叭的当时较高级的收音机问他们，也说不要。就是我们家唯一的一辆自行车被他们骑走了，当然后来也还回来了。而随后的审查，外调也就随着他们对这些查抄物品的审查清理展开了。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楼上三楼的物理系教授吕烈扬，他虽然是搞物理的，但却是个酷爱文艺的收藏家，家里有精美的红木家具，有崭新的小人书，像《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等，都是成套成套的；还有精致的折扇，屏风，花瓶等等，这些物件都被红卫兵抄家拉走了，整整拉了一整天，拉了二三十车才拉完。我们这些小孩当时就在栋门口啧啧称奇地观看，我当时就很纳闷，他们把这些东西拉去干嘛呢？同样是抄家，为什么差距就这么大呢？我们家抄走的这些日记、书信、相片文革后就都还回来了，但吕教授家的那些东西就未见归还。后来才知道，对吕教授家抄得这么“狠”，是要把他当作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典型进行展览批判。这以后，平时穿戴整齐，头发锃亮的吕教授就被他们整得头发蓬松，灰头土脸的了。
回想起来，文革中对这些教授的揪斗，也都是根据个人的情况有很强的针对性的。相比北师大其他右派教授而言，家父原本是在党内党外混了大半辈子的经验丰富的政治活动家，是个老江湖了，对中共那套独裁专制的本性是一清二楚的，所以他虽然当年也响应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号召参加整风，但他对毛泽东讲的那一套忽悠人的东西并不看好，而是比较倾向于加强党外民主监督的制度建设，主张走正规的多党民主宪政的道路，也就是社会民主党的道路。他当时是民盟中央为应对中共整风临阵换上来的宣传部长，兼民盟“高校党委负责制”工作组的组长，所以他委托陶大镛等学者在各高校召开高校领导体制改革座谈会，主张在高校要以学术委员会或校务委员会为最高领导机构，同时主张要在人民代表大会设民盟组团，并在六教授会议上发言强调，党内滋长的资产阶级思想，正在从内部腐蚀着党，这个危险是从内部产生的，正如资本主义矛盾是从内部产生的一样，所以需要加强民主，加强民主党派独立、平等的监督。也就是说，要建立社会主义的多党民主宪政。正因为此，反右时，他也就不多说什么了，虽然心里不服，但也就不打算较真了，叫他认错，他也就认错，他是政治上认错，学术上不认错，政治上认错也只说思想没改造好，不承认反党夺权有野心；因为也确实没有什么野心，如能够推进民主，知识分子当然义不容辞，当仁不让；但要是当局搞阴谋耍手腕出尔反尔也就算了，再争辩也没什么意义了，只能等历史来做出公正的评价。而他的这种顺变通达的态度，加上他的较高的社会知名度，可能就是他九死一生能够活过文革的一个重要原因了。
二、关于文革时师大教师自杀的情况
随着大规模的灭绝人性的批斗开始和劳改队的成立，红色恐怖愈演愈烈。士可杀不可辱，既然肆无忌惮对知识分子进行这样的人格侮辱，师大一些有血性的知识分子就以自杀来捍卫自己的尊严。石磐先生是北师大以自己的生命来捍卫知识分子尊严的第一人。他在师大主楼的第一跳开启了北师大的一个以生命反抗专制暴力捍卫知识分子尊严的悲壮浪潮。
说起来石磐先生可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原在中宣部作过陆定一的秘书，１９５０年曾去苏联考察访问，发现苏联的情况与他所学的马列主义大相径庭，于是回国后他就对斯大林模式提出了质疑，回国后于１９５２年被退党，并被调出了中宣部，到师大政教系任教授，１９５６年赫鲁晓夫苏共二十大报告后，他提出要求平反，说早已看出了斯大林的问题，并要求重新回到党内，但未能如愿，当局说虽然现在看来你批斯大林是对的，但在当时你反斯大林还是错的，而且不久形势左转，开始反右，他就又被打为右派，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送去“劳动教养”，１９６１年底开始纠左，才给他解除“劳教”，回校工作，被分配在国外问题研究所，住在一间极小的屋内。但他一直不服气，不承认自己是右派。这场官司一直打到１９６２年程今吾到师大任党委书记后，才最后由程今吾亲自拍板搞了个折中，也不恢复原职，也不算右派，一个月领一百块钱薪金，相当于拿一个中级讲师的工资。但此公还是不服，党内的人打压排挤他，党外的右派他还看不上。六六年文革开始后，保他的程今吾成为了师大头号走资派，于是他又成了程今吾的走狗，又重新把他踢回到右派的队伍中来了。８月初师大成立劳改队后，他被与右派集中在一起，这对他精神上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仍不屑与右派为伍，并公开与劳改队里的右派说，我跟你们不是一派。并遭到了右派们的讥讽，这可能也是促使他跳楼的一个原因。８月１７日下午，红卫兵令其自制黑牌，他不堪凌辱萌生了自杀的念头，下午三点多，化学系大右派徐光华在主楼四层还看见他，他们那时都在主楼打扫卫生，并未发现他有什么异常，但一转身不知他怎的钻到了七楼，并从上面一纵身跳了下来。
当时的师大子弟都很紧张，都怕自己的家长自杀寻短见，一听说有人跳楼了，大家蜂拥向主楼奔去，我当时也不例外，一听到这个消息，心里激灵一下，迅速跟着大家往主楼跑，跑到那儿一看不是自己的家长，这才松了口气，但心里还是感到十分恐怖和震撼，石磐是从主楼西侧北边跳下来的，地上的血并不很多，硕大的脑袋呈暗紫色，可能是跌落强烈撞击内出血造成的。
接着就出现了工一楼的三连跳。这几个人也堪称师大的传奇性的人物，头一个是天文系的刘世楷教授。他曾经创制了“天球坐标概算仪”和“太阳概算仪”，是一位极为勤奋且爱国的科学工作者，是中国天文学会的发起人之一，曾参与过北师大天文系的筹建。刘教授是１８９７年生人，原本并非右派。由于历史原因他有两位夫人，这在中共建政前本也是很正常的事，糟糠之妻不下堂是中国传统的人道主义，娶了新的媳妇，总不能让老妻去喝西北风吧。所以在建政后，刘教授仍然延续了以往的家庭结构，和两位夫人一起生活。这就引起了红卫兵和极左分子的眼红嫉妒，乘文革打击迫害，把他打成反动教授，对其百般侮辱，８月２３日对其抄家，２５日把他送进劳改集训队，２６日还给他剃了阴阳头，如此凌辱促使他就决意离开这个红魔恶世。
２６日将近中午时，住在三栋四层的刘世楷教授带着他的两位夫人来到了工一楼的楼顶平台上，师大子弟吴秉坚，当时出来溜弯，看见楼顶上有三个人，一男两女，在楼顶上逡巡徘徊，就是刘教授一家三口。起初刘教授是一手拉着一位夫人想三个人一起跳，但临到最后大老婆退缩了没跳，于是刘教授就带着小老婆跳了下来。据工一楼的老住户杨志宇讲，因为是夏天。家家都开着窗户，他们就听见两声沉闷的巨响，砰！砰！就像两个大箱子掉下来似的。刘教授是屁股先着的地，给土地上砸出一个坑，他夫人是脚先着的地，给地上砸出了一双较深的脚印，等人们跑出来查看时，他们已浑身青紫，奄奄一息了，校医院的郭建成大夫赶来检查时，都已断气了。
接着跳下来的是，大右派原俄语系主任二级教授胡明先生，此人精通马列，早年还是中共党员，后来虽然脱党了，但他也是一个有个性，有独立思想的左翼新派学者。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时就被从人大调到师大来了。此人在１９４９年就已出版了五卷本的《世界经济地理讲座》和《社会科学简明教程》等著作了。所以初到师大来时，是让他作师大政治经济教研组的负责人，后来党委领导丁浩川找他谈话，说俄语系是个烂摊子，教育部让他接任俄语系主任。在中共建政初期，胡明很受中共的信任重视，在“三反”、“五反”时，他是师大的人民审判员，在肃反时他还是俄语系的大组长。胡明先生对自己的工作也总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把俄语系的工作就理顺了，但这时作为系秘书的党员开始掣肘干政了。所以５７年整风时他称自己有职，有责，但无权，因为决定权在党委。他说，系主任最难办的就是“无信”，遇到问题系主任跟人家谈了意见，但经过研究后又把系主任的意见推翻了，所以单位党组织是造成他“无信”，造成他威信扫地的根源。
胡先生当时给整风定位很高，而且有自己一套系统的看法，他也是像朱启贤一样是要从建立一套社会主义民主的角度来看待整风，所以他并不赞成把整风只看作是党的“家事”，而是看作是“事关六亿中国人民幸福和前途的国家大事”。他认为，既然党自称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称党在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别的利益，那么党的利益应该是与人民的利益是统一的，党就不应该有那么多私心杂念搞特权，所以他认为党为了保持自己的使命和纯洁性，就不能姑息个别党员，甚至个别基层组织的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及其他腐败特权问题。
他批评党员有优越感，党组织偏听偏信。他说，……并不是群众自卑，而是因为党员有特殊的优越感，夸大自己的作用、功劳，……对党的活动，一般群众不能过问，有意见也不敢提，更严重的是，个别党员以粗暴的命令方式来维持“威信”，在群众中影响极坏，而且他还批评了党组织偏听偏信的做法，要求党组织综合各方面的意见来评价人和事。他认为学校三大主义都非常严重，并非是“不自觉的”，而是封建意识残余的反映。并认为这是党脱离群众，不信任群众的根源。并痛斥了系秘书专政的现象，指出了它的十大弊端……。对于高校领导体制改革，他也提出了一整套建设性的方案，他主张通过成立校务委员会或学术委员会作为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完善群众监督机制，改善党的领导实行民主办校。
总之，在整风期间，耿直的胡明教授表现出了极大的政治热情，和对国家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并提出了许多切中时弊的意见，但也正因为此，他引起了党内极左分子的仇视忌恨。反右后，他遭到了严重的迫害打压，但他一直不服，这样就使他遭受了更大的打击，直接取消了他的教授资格，让他长期在校内劳动改造。１９６３年给他摘帽后，只安排他在资料室当资料员。文革开始后，学校中的极左分子就又借机对他进行了粗暴批斗和人格侮辱，这实际上是对他高傲不屈性格的恶意报复，但没想到胡明先生不吃这套，士可杀不可辱，所以他就大义凛然地用自杀的方式来向专制独裁的极左分子们表示了自己最后的抗议。
胡明先生是住在工一楼的一栋四层，他是在刘世楷教授自杀后没几天的９月５日自杀的，那段时间他已被编入了强制劳动的劳改队，每天都要经受夏日的暴晒和弯腰蹲地拔草劳动，稍有松懈就会遭到红卫兵和围观群众的拳打脚踢和人格侮辱，每天下来，他都是筋疲力尽地拖着疲倦的双脚回家。８、２６那天走到家门口，正好看到刘世楷夫妇的尸体还未被拉走，这时一个红卫兵走过来恶恨恨地对他说，你再不老老实实，下场就是这样。胡先生当时眼睛一亮，但没吭声，就默默地回家了，他心里可能是受了刘教授英勇行为的激励启发，并决心以死抗争，一死了之。但他并不像刘教授那样公开高调地宣示，不像刘教授那样不仅自己死还要带上自己的老婆；而是采取了比较低调的方式，他是于９月５日，凌晨三、四点钟天还朦胧未亮，人们还在熟睡，四周一片寂静时自己一个人悄悄地从楼上跳了下来。胡先生可能并不是从楼顶平台跳下来的，因为他落地的距离与栋门口非常近，而且三层及二层楼栋窗户都被砸坏了，所以他可能是从四层的楼栋窗户跳下去的。在跳下去之前，胡明教授的内心肯定百感交集，凄楚悱恻，最后愤然纵身离世。胡明的夫人有文化但没工作，胡明走后，据说有一段她还帮人带孩子过活，后来就搬出了师大。他有一个儿子，有时也会来，后来就都不知去向了。
师大工一楼第三个跳的是住在四栋四层的教育系教授邵鹤亭。邵教授是中国资深的教育家，１９０２年生人，１９２４年曾入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教育系学习，毕业后在江苏省立第一师范等校任教。１９２８年留学法国，在巴黎大学攻读教育学和哲学，获博士学位。１９３２年回国后，曾先后任常洲中学、苏州中学的校长，１９４５年２月任中央大学师范学院院长，教授等职。是民国政府的教育专员，国立编译馆编纂兼中国教育全书编纂处主任。中共建政后，曾在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和华北革命大学学习。从１９５０年起任教育部参事和北师大教授。
邵教授也并不是只懂教育的书呆子，而是懂好几国文字，有自己的思想理论，政治性很强的学者，著述有《尤莱士思想与革命理论之研究》、《训导原理》、《社会思想与教育》和《中国古代教育史》等。也就是说，邵教授不仅在民国时期受国民党政府的重视，中共建政后对他同样十分重视，所以送他到华北大学（即现在的人民大学）学习革命理论，帮助他转变思路。邵教授在１９５７年整风时也曾参加过陶大镛教授主办的高校领导体制改革座谈会，并作了精彩发言。他认为中国大学办不好的主要原因是学校人数多且有包食宿，行政事务太繁杂造成的，认为这是行政强势并压制学术的基本原因，但他认为最主要的还是学校自身没有很好地理清行政领导和学术的关系。所以他主张：……应尽量采取教授治校的精神，因为在旧中国的大学中，办理得比较好的大学，多少都有教授治校的传统，关于聘请教授，教授评级等重要事项，大都由教授自己决定。其中有的学校里这些决定权属于各学院或各系。现在大学的一切主要事项，完全由党委与学校少数行政人员决定，这意味着教学人员没有自己解决有关教学上的重要问题的权力，而让非教学人员甚至让不懂教学的人员来支配，这自然是不应该的，不能办好学校的。所以他主张扩充现在的校委会组织，教授代表至少不能少于全体委员的二分之一，这样才能使百家争鸣和学术自由的精神在大学的行政组织中体现出来。
１９５７年５月１５日召开的第一次座谈会有７位教授参加，是在朱启贤教授家召开的；而５月２０日第二次座谈会参加的教授更多达１４人，但邵教授不知何故却没有参加。反右开始后，邵教授侥幸没被划为右派，但实际上也已成了中共不信任的眼中钉了。
文革开始后，特别是８月初的大规模揪斗开始时，邵教授本还不是首当其冲的揪斗对象，但随着运动的发展，红卫兵变得越来越疯狂，越来越没有人性，揪斗的范围也日益扩大。９月７日，教育系教授邱椿被强令头戴高帽，手执招魂幡在校园里游斗，邵鹤亭原本只是个陪斗，并不是主角，但邱椿在途中经不起折磨突发心脏病身亡，于是邵鹤亭被临时作为邱椿的“孝子”强令其戴上邱椿的高帽，手执邱椿拿过的招魂幡接受游斗，接受红卫兵和围观群众的羞辱。这种移花接木，桃僵李代的做法，既荒唐又流氓无耻，对于这样的奇耻大辱，一个正直自尊从事一辈子教育事业的老知识分子是无法接受的，于是次日，邵鹤亭夫妇从四楼顶层愤然跳楼以示抗议。
邵鹤亭夫妇自杀的场面是比较惨烈的。邵鹤亭家住在工一楼四栋四层，９月８日上午九、十点钟，邵鹤亭携夫人来到了顶层的平台。他们还带了一瓶酒和一些熟食菜蔬，边吃边喝，而且身边还有一把刀，到十点多，他们双双跳了下来，可能他们是在跳楼之前先给了自己一刀，所以他们着地的场面十分惨烈，血流得特别多，邵夫人趴在地上，满脸满身全是血，邵教授的头可能是砸在井盖上了，脑门太阳穴处有个大窟窿，流着血和脑浆。很快警察就来了，检查完后，就叫了辆卡车把他们拉走了。
除了工一楼的三连跳，师大还有工三楼物理系赵亮坚副教授和物理系办公室主任王蓉夫妇的触电自杀，也是对专制暴政的抗议，赵老师英俊倜傥，不仅专业好，篮球还打得好，王蓉也是年轻漂亮多才多艺，他们俩应该是师大最受人羡慕的一对了。但这也引起了某些人的眼红嫉妒，利用文革对其审查迫害，人格侮辱，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最终使其忍痛抛下三个孩子，愤然含冤而去。
因为赵老师的三个孩子都是师大实验小学的，跟院里的家属子弟都很熟，大家一听建初、芳红的父母双双自杀走了，脑袋都嗡了一下，纷纷跑到他们家去看，他们家住在工三楼一栋一层，人多挤不进去，过了很久学校叫了辆卡车，把赵老师夫妇用被子裹着抬上了车。最为凄惨的是，孩子都太小，没有家属出来操办后事，但好心的邻居还是有的，赵老师一家平时跟邻居教育系张厚粲老师（张之洞孙女）关系甚好，关键时刻，张厚粲先生自己不便出面，就叫自己的长子王遵俦出面帮忙料理一切，那时他也才是十五、六岁初二的学生。我们看到王遵俦默默地爬上了卡车坐在赵老师夫妇身旁把他们送走了。
在以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赵老师家这几个孩子无论是插队、工作、退休，每年过年张厚璨老师都把他们召集到自己的家中过年，而他们也都把那里当作自己的家，这已在北师大传为佳话美谈了。
经过了第一阶段的揪斗，到１９６８年文革进入“清理阶级队伍”时，师大又出现了一波自杀潮。较典型的是家父的老朋友哲学系教授马特先生。马特先生原来在香港达德学院跟我爸是同事，搞逻辑学的，私交甚好，也算是一个党外的新派学者。中共建政后，达德学院一批左翼教授都来到了北师大，除了家父黄药眠，还有像钟敬文、陶大镛、朱智贤、马特等，他们给师大带来了一股新的学风，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但来到师大后，家父比较尊崇章伯钧，觉得他有担当，敢做敢为，是个干事的人，所以热衷于参加民盟的活动，而马特在其“形式逻辑”的文章受到毛泽东称赞后，就逐渐左转向党靠拢了，并终于在五六年入了党。在五七年反右时，他又跟这些右派划清界限，批判了他的这些老朋友。所以后来家父他们就跟他断了来往。文革开始之初，他作为党员教授还能躲过一劫，没有受到什么冲击，但到了第二阶段“清队”时，他就又变成了重要的靶子。一个长期在国统区生活工作的人，社会关系必定是比较复杂的，即使自己觉得很干净，很多问题也是根本说不清楚的。据说马特自杀前曾来了一批外调的人，要他交代当年在香港及国统区的历史问题和一些熟人的问题，且态度十分凶狠粗暴。马特当年在国统区当过国民党的文化教官，但这在入党时已交代过了，现在又把此事扯出来审查，他很恼火，也很痛苦，据家父对他的了解，马特先生虽然自己思想左转，但要他出卖朋友，他是绝对做不到的，而且也确实没什么可出卖的，当年大家在香港都是君子之交，意气风发，指点江山，无所不谈，但如把这些也作为问题揭发出来不是很可耻么？所以马特先生被逼无奈，走投无路，只好寻了短见。马特自杀前已有先兆，据钟敬文的女儿钟小宜说，前一两天曾看见他干干净净的洗完澡穿着一身西装回家，大家都很惊异，因为在那个年代，这无疑是对造反派的一种极大挑衅，而且据说马特先生走的那天曾对外调人员发了火，有些冲动，说：“这点事你们到底有完没完啊！”过后不久他就借口上厕所溜了出来从主楼东头五层跳了下去。从他的这些举动我们似乎可以看出，他最终要去见的可能还是他的具有科学精神的逻辑学老祖宗亚里士多德，而不是什么崇尚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了。
另一个“清队”时自杀的重量级人物是朱启贤。此公是山东单县的才子（１９１１——１９６８），学贯中西。早年曾支持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活动，１９２７年加入国民党。１９２９年就读于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系，期间与同乡何兹全创办《教育短波》，订阅量达五万多份。抗战爆发后，积极抗日，并与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一起组办了“全国战时教育协会”，任副会长兼总干事，宣传知行统一的教育观及实践论，后曾去延安，出席“战时教育座谈会”，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并听过毛的讲话。１９４０年任成都华西大学教授，主编《中国教育》月刊，并发表了许多文章。出版了《科学哲学与玄学》、《前进的教育与反动的教育》、《教育界的统一组织》等专著。他为抗日民主教育奔走呼号，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战时教育改造计划》、《战时教育共同认识纲领》等重要文章。因为左倾，受到国民党的通缉，于是１９４３年赴美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师从著名教育家杜威先生。１９４９年，他的毕业论文《孙中山哲学思想的发展》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授。在美他受民盟总部的指派成立了民盟美国支部。中共建政后，他在美组织了一个庆功会，后被美驱逐出境，绕道英国返回祖国，回国后任北师大教授，先后担任哲学、逻辑学、教育与哲学基础等课程的教学与指导，出版了《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问题》、《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等著作。
朱教授刚回国时很受中共重视，又再次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人民日报也报道了他的回国消息，到师大后，先是给他安排到了教育系，但哲学系、政教系的课他也都能讲。但刚过了没两年，风向就完全变了。由于朱先生的耿直，不经意间就得罪了许多人。有一次，有几位青年在他家吃饭，无意间他问起当时的党委书记何锡麟是哪里人，不料不久即有人汇报，说他对学校最高领导竟直呼其名。又一次他讲逻辑学引了艾思奇的一个偷换概念的错误，结果引起了轩然大波，说他破坏党内领导同志的威信，告到何副校长和系主任那里，甚至考虑他是否还能讲课，但实际上这个错误是毛泽东最先指出来的，而且马特的文章也引用过艾的这个错误，但马特因文章受到过毛的表扬，他讲就没有问题。所以朱先生感到师大的气氛很不对头，感到整个师大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都非常严重，不像一个学校，而像一个行政机关。
在朱先生看来，师大教条主义也很严重，依靠苏联专家不动脑子，系领导一来就把苏联的讲稿往桌子上一扔，让人们都按这个讲，但朱却说，这叫什么搞学术？干脆不要讲课，灌个唱片放留声机算了。他是主张根据实际情况好好讨论并结合着苏联的讲稿来讲，认为搞做学问不是搞行政，不能教条硬来。……。对于当时人们学马列的僵化态度他也提出了批评质疑，称：“现在科学研究多是把马恩列斯的话加以解释，这是汉学，马列主义向前发展一步不好吗？”这样就又成了一大罪状，认为他怀疑经典，自高自大。而且朱先生还认为，系领导在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上也有偏差，他认为他的老师杜威是承认客观存在的，把他完全说成是唯心主义是错误的，尽管朱先生在美留学时，经常与自己的老师杜威先生激烈辩论……。
由于朱先生的这种实事求是“桀骜不驯”的态度，没两年他就被从教育系踢到政教系去了，到１９５２年肃反时朱先生就成了中共的批判打压的对象，整他时净是些荒诞的借口，朱先生讲逻辑学讲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时分析批判了康德的一个案例，于是在批判他时他的一个助教就说他讲康德，是唯心主义，他介绍学生看金岳霖“逻辑学”中的两页，丛书编委会名单上印有胡适的名字，于是就说他宣传反动思想。据教育家董渭川向他透露，中共当时整他有一套“战略”，即搞臭、搞垮、搞服，是要尽其所能在学生中给他制造坏影响，但朱先生是从容坦荡，批而不服，批而不臭，并称：“在官僚主义，教条主义之下，决不能服……”，称“……虽然我知道不服要吃亏，但我想，人活着是要有原则的，这样服了不成，应当为真理而活着。”称：“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决不能服！”肃反期间，斗了他五次，又一再说这是人民内部的事，但当朱先生问：“宪法哪里去了？”他们说“你想死！”朱说“我只有一个头，拿去好了！”
尽管中共当局想尽一切办法要搞臭朱先生，但因其铮铮的铁骨和精湛的学问，还是赢得了广大学生的喜爱推崇，尽管他因课业太多曾力辞大三的课程，但学生们不答应，还是坚持要他继续开课。所以到五七年整风时期，朱教授的政治热情再度高涨，并开始把建政后党出现的这些问题归纳总结了出来。他认为，就年长的高级知识分子来说，很多人现在是没有主人翁感，但责任并不在他们，而是在于领导；存在决定意识，做客思想有它的客观基础的，事实上是客人就只能有作客思想，事实上是主人就有主人翁思想。如说对知识分子要照顾，这就是把知识分子当客人，如果大家都是主人，就没有什么谁照顾谁了，而是大家照顾大家。真正当家作主才能有主人公感，不要使任何人感到党是当家的，别人是听话的，党群关系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要推倒墙首先要废除特权，要人人在宪法面前平等，教授要对学校大事参与决定，不是别人替他们决定，自然大家就有主人公感了。但他并不否定党的领导，但他认为党的领导是应在群众之中，而不是在群众之上，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承认人人都是国家的主人，这样党和知识分子的官就会融洽，不再是主客关系了。
另一方面，年轻人都成了不敢说真话的乖孩子，这也是所处地位造成的，留助教，升级，谁说了算，每个人都很清楚，听话有好处，不听话不是调走就是扣上落后的帽子，这一扣，一个人的政治、生活全完了。而积极与落后的标准就是“听话”，要你把鹿说成马，说了就是听话，两千年前的事今天还有，……旧社会拍马屁认为是可耻，新社会拍马认为是靠拢党组织。连升三级，可以当上教务长，这是封建残余。害了中国的教育，害了中国的下一代……
在５月３１日在哲学教研组党支部座谈会的讲话。他更是把当这些年来的腐败现象上升到了理论高度，认为学校中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都是中国封建主义的表现。他强调，三害的基础是封建性的。资本主义用了二百年的时间来消除它，我们在五四已做了一次工作，现在我们已经走到社会主义，要对历史发展补课，这个运动的社会意义就是补课，如果不补课社会主义就不能发展，谁不改谁就会被历史的车轮碾死。
朱先生还是高校领导体制改革的积极分子，多次参加陶大镛先生主办的民主办校座谈会，并发表精彩的言论，他主张成立教授会，教授应在教学科研问题上居领导地位，行政事务由校委会领导，党是总领导。认为党在人民之中，不在人民之上发号施令，新局面才可能打开。
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谈到了整风的意义和困难，他认为，这次运动在党就是消除三害，就我们个人在全国来说就是争做主人。过去虽为公民，但并非为主人，因为不当家，很多地方还要感圣恩，靠别人恩惠，就只能当客人或仆人甚至奴隶，现在校领导讲话时常带一种“天下是我们的，我们当家”的口吻，他们把天下分为几等人，这就是天下为私的表现。这是只知民主为社会主义的前身，而不知为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
但他也充分看到了这个运动的困难之处，指出这个运动是有矛盾的，因为批判别人容易，批判自己很难，都会感到很痛，所以变天下为私为天下为公是很难的，现在校领导的所作所为就是处处在为自己辩护。不过他相信有党中央毛泽东的支持，认为应该有信心把运动进行到底。
朱先生的书生热诚和爱国的赤子之心的确是光可照人。他还要从揪责任的角度来警示后人，他认为在这种制度下，把事情办坏了，如果揪责任，只能由党员来负责，甚至基层党组织来负责，上级布置可推一部分责任，但不是主要的，这样毛也应负责任，因未早提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但人民民主专政问题却早已提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对马列主义的很大发展。
他对这次整风运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对毛还抱有殷切的期望。称：党的威信现已比５０年时大为降低了，所以现在搞这个运动很有必要，总的来说，运动会巩固提高党的威信，当然个别党员的威信会有所降低，这样的整风运动，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还是第一次，只有毛才提了出来。
总之，朱先生是想借整风用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讲话为纲为社会主义民主开创一个新局面。但反右的残酷现实，彻底击碎了他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美好政治理想，毛泽东的光环也在他心中彻底破灭了。所以他在反右中拒不认错，而是坚持自己的政治信念，而他的这种坚持使他遭受了更大的打击，直接取消了他的教授资格，让他长期在校内劳动改造，不给摘帽，不许给学生上课。老婆也与其离了婚，带着他可爱孩子朱光凄然离去。
文革开始后不久，朱先生就被集中到了劳改队，接受无产阶级专政。遭受抄家、批斗、劳动改造，但他并不服气，据化学系大右派徐光华讲，当时对这些“牛鬼蛇神”改造的重要内容中有一项就是责令每个人当众讲述自己的“罪行”，每到朱启贤宣讲时，他总是自豪地把自己的“罪行”说成功绩，如什么观点是他提出来的，他是如何拥护毛泽东的发扬人民民主，批判官僚主义，批判腐败特权，批判走资派的，气得主管的红卫兵鼻子都歪了，赶紧呵斥，但他说的都是事实，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但到了１９６８年春，全国形势一片混乱，毛不得已斩了自己的几个中央文革的爱将，将王、关、戚、林等拿下以谢天下，次年江青又无中生有地以“为二月逆流翻案”为名，揪出杨、余、傅作为平衡，在这种形势下，为了显示造反派的力量，各地造反派加强了对“黑帮”、“牛鬼蛇神”的批斗，１９６８年４月８日以谭厚兰为首的师大井冈山兵团又搞了一次全校大示威，押着走资派、黑帮、教授游街示众，又是像６６年那次游斗那样，连打带骂，连推带搡，这时戴上尖尖的高帽，挂个大牌子已不算什么了，有时还有人还上去扇这些人的耳光，给他们脸上泼墨水。在这些人中，朱启贤是被折磨得最惨的。
由于朱启贤的高傲倔强的性格和他的拒不认错，所以把他看作是试图翻案的典型。而且这时运动的重心已开始向“清理阶级队伍”转移了，这下极左分子们终于找到了置朱先生于死地的借口，这时朱的罪名就不再只是死不悔改的大右派了，而是变成了罪大恶极的国民党特务了，连他原来的副手何兹全先生都被冠以国民党陈立夫的CC系特务了，作为主帅的朱启贤更是要罪加一等，成了罪大恶极的拿陈立夫钱的CC系特务头子了。
在４月８日这个号称“国共两党斗争继续”的游斗中，师大所有和国民党有过关系的人都被拉出来斗了，其中朱启贤的胳膊被撅得最高，头被压得最低，“喷气式”的姿势是最到位的，让他戴着高高的尖帽，压着他哒哒哒地飞跑，他则脸色通红痛苦地喘着大气。正如何兹全晚年回忆录中所描述的，“……几个人驾着一个，压低着头，两臂往后背高高掀起，敲锣打鼓在校园内游斗，这种残酷形式已不能走路，还要押着飞走，我的左臂被折变形，肿了好久，至今不能伸直。游斗散后，路旁坐着好几位被斗的老人，面无人色，在那儿喘息。当天下午还要去劳动。……”，这是脾气温和的何先生的描述和感受，而性格倔强的朱先生的待遇就更可想而知了。
游斗完第二天或第三天，紧接着又在北饭厅开全校的批斗大会，批判朱启贤、何兹全和图书馆馆长王曦，从何先生的描述中可看到当时批斗的情况，把他们两臂往后撅，头被压得很低，屁股撅高，站不住，跪不下，头昏心慌，朱启贤被撅的痛得高声大叫，后来被拉到后台，大概打了一通，又拉回来，王曦则低声哭泣，这样斗了几个小时，回去时都已经半死了。这是陪斗何兹全的描述和感受。
但这还并不算完，散会时红卫兵又告诉朱启贤，明天１１号还要继续批斗，看来他们确实是想用这种惨无人道的批斗折磨来逼死倔强不屈的朱启贤。士可杀不可辱，也就是在１１日凌晨，耿直倔强的朱启贤先生决定用自己的生命来表示对专制独裁政权的最后抗议，这个世道已不是讲理的地方了，所以他把他平时积攒下来的安眠药拿了出来，一口吞服了下去，愤然离开了这个红魔恶世。
本来还有一些人物可写，如师大中文系穆木天教授、李长治教授、王古鲁教授、刘盼遂教授，还有教育系的董渭川教授、但因时间来不及了，就只能等到以后再说了。
参考资料：
北师大社教办编：北京师范大学右派言论集
何兹全：爱国一书生
张静如：暮年忆往
丛立新：文革时期北京师范大学的非正常死亡
吴迪、赵惠中、丛立新：北师大文革大事记
王明泽：工一楼的记忆
〔作者简历：黄大地，１９５３年生，１９６６年文革时是１２３中初一学生。１９６９年初到陕北插队，１９７６年病退回京。１９８０年到师大图书馆工作。２０１３年退休，现仍研究、笔耕不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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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根溯源】
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必要充分因素概述（上）
·沈 昆·
目录
一，意识形态因素
二，政治因素
三，社会因素
四，经济因素
五，文化因素
六，文革发生的时代与国际环境背景
七，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八，毛泽东的文革猜想与中国必须的文化革命
结束语
１９６６年－１９７６年在中国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堪称与１９４９年中国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共产党政权的中国共产革命相比肩的重大历史事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和世界，扭转了中国大陆社会发展的轨迹。
文革作为在中国发生的一场社会运动，其涉及面之广，卷入的参与者之众，触及的各方社会层面之深重，对中国社会及国人的影响之刻骨铭心，可以说是空前绝后。
文革也是中共执政以来首次在相当一段时期（几年）内脱离共产党铁腕控制的社会运动。在这样一场空前广泛、深入的社会运动中，各种利益群体、各色人群团体集合的政治热情都受到极大激发而作了充分的表演，都力图给文革打上自己的印记。于是文革也就表现为种种社会矛盾跌宕起伏、扑朔迷离、诡异多端、惊心动魄的矛盾演绎运动。
这样一场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运动，显然并非个人意志的结果，也绝非“骗子、疯子、傻子”互动的即兴滥觞。而且，中国发生的这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是“史无前例”，又是“独一无二”的。既如此，文革在中国发生就必然有着显而易见的必要条件：１）只有基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才会生发生“无产阶级文化革命”。２）只有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下才会发生社会的政治化，以及领袖崇拜等发生文革的政治条件。３）只有公有制下的计划经济，才会忽略民众的经济需求而向文革全面让路。４）以许诺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为特征的官民矛盾，为文革提供了巨大的社会动力。５）中华文化尊天理、崇拜能人的特点，则是推动与化合前述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社会因素使中国发生文革的文化要素。６）大变动的时代背景则给予了中国发生文革所必要的萌动力。
本文将对造成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上述诸因素，及其对于引发文革的必然性或偶然性影响加以分析阐述。
一，意识形态因素
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十九世纪中期，伴随工业化在西欧的实现，科学技术得到飞跃发展，人类开始具备根据科学理论预测而征服自然的能力。随着人类根据理性征服自然发展生产的能力不断增强，人类自然不会安心于自己的命运再受那只看不见的手随意操弄，也必然会试图按照理性设计安排社会发展的进程。于是，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体现了人类理性的勇敢挑战与人类不甘心于命运被操弄的雄心壮志。尽管在以后百多年的实践中逐渐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种种错误，马克思主义仍然不失为他那个时代杰出伟大的思想创新。
在奉行实证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被实践证明之前不会被多少人接受为真理，而仅是众多社会学理论中的一家之说。同时，由于西方经济较发达，工人也有一定的收入而对自身利益有较清楚的期待，不大会为了不确定的革命结果而牺牲可以预期的利益；加之资产阶级面对工人阶级的斗争日渐愿意妥协以避免两败俱伤，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在西方工人中缺乏号召力，终于无功而终。
东方的俄国与中国却都有崇尚理论的文化传统，容易被貌似真理的理论所倾倒。在中央集权的文化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一旦为寻求真理的人们所接受，必将聚合众多的仁人志士竞相为其折腰，无产阶级革命也就难以阻挡了。
在中国，历史之所以选择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除了上述文化原因外，还由于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努力一直受到列强的挤压，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从而成就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条件。中国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占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不思改革，拒绝妥协，迫使被压迫的阶级别无选择，只有起而革命，成为共产党革命在中国成功的必要社会条件
辛亥革命推翻了大清朝的封建帝王统治后，由于中华文化“成王败寇”的对内最高政治准则而陷入了延绵不断的军阀割据与混战；同时由于外部列强的压迫与瓜分危机仍然持续增长，不仅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依旧发展空间逼仄而困难重重，民族危亡的紧迫性也不容等待中国的工业化经历漫长的资本主义自然发展过程。于是，这些经济、政治、社会状况和外部国际环境构成了国人接受马列主义的基础；而以苏俄之成功为包装的马列主义理论，显然也更符合崇尚“天理”（五四启蒙后，天理摇身变为“真理”）的中华文化对于真理的追求。而从马列主义为少数精英接受到演化成大规模的共产革命，实赖中国当时拥有绝对优势的统治阶级不断打压、赶杀共产党人之力。及至日寇大举入侵，民族危机，举国抗战，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得以深入敌后发展壮大。共产党高举自由、平等、民主这些符合普世价值的大旗，并由其领导的根据地抗日政府向国内外展示了廉洁、勤勉、民主、公正、为民的清明政治。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集团高估自己的硬实力优势（稍大于五比一），却完全忽略共产党的软实力优势。又一次拒绝让步，拒绝与愿意妥协的共产党合作建立联合政府。不惜放弃作为二次世界大战对日作战的主要战胜国所应得的胜利果实而执意发动消灭共产党的内战，丧失了改革政治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最后机会，使共产党及其革命有机会最终在中国胜利。
中共在中国的胜利又一次证明了马列主义理论的“真理性”，更坚定了中共全面实践马列主义“真理”的理论自信。
马克思主义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理论，本意是针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呈现的种种弊病，为人类设计了一条实现人类几千年来一直追求的平等、自由、公平、正义、共同富裕这些普遍价值的必由之路。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达到社会成员在生产关系中完全平等，以计划经济消除自由竞争引起的经济失控及其造成的资源浪费。然而，由于马克思在创造其理论时错误地把剥削、社会主义这样的伦理概念引申为经济学概念，以至一概否定私有制而过分寄希望于公有制，结果在实际上其社会主义理论并不能尽如其愿。
首先，公有制其实并不公平。且不说无偿剥夺那些经由几代人的辛勤劳作而积累的资产，在实际上打击了对发展生产力有贡献的人们，公有制下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仍不可能平等，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关系也仍然不会平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其实只是名义上的公众所有，生产资料的实际操控权力仍然只掌握在少数权力拥有者手中。即便在公有制的经济单位可以不顾民主决策可能造成的经济活动呆滞，而实行充分的经济民主，但由于真正的明白人只能是少数，因此关键经济问题的民主决策结果很可能是错误的，却强迫曾有正确主张的人们承受损失。如果是国有资产的经济单位，决策是该单位当权者作的，获益则当权者受益获奖，受损则全国人民承受损失。因此公有制下存在着严重的责、权、利的不相适应，带来比私有制甚至更令人无法忍受的不公平。
其次，中央集权下的计划经济作为国家行为必然反映国家的意志，把国家的需要放在第一位而常常忽略普通人的生活需求。因此，在国家重视的行业获得强劲增长的同时，被国家认为位居次要地位的行业，则往往由于无法获得足够的资源而发展缓慢，造成产品紧缺而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甚至问题积累以至形成产品紧缺的危机。所以，与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经常发生产品过剩的经济危机相反，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往往产品（特别是生活用品）匮乏以至发生经济危机。
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除了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必然显现上述弊病外，在政治上也陷入了与理论预期相反的困境。
为了保证公有制下的公平，社会主义必须实行与其公有制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然而执政后的实践表明事情完全不同于理论，所谓人民的权力实质上仍然是以“代表人民”自诩的各级掌权者的权力。而且，由于公有制与计划经济的缘故，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权力当局还掌控着社会经济活动与资源，其权力之大远远超出以往私有制社会的权力当局。这就引起两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与所有的社会分工相同，负责社会管理与国家事务的社会权力机构或组织自有其内在的运作规律及其所追求的“经济性”优化目标；而这些未加改造的运作规律与优化目标，显然不会顾及被管理者的感受，甚至可能以损害被管理者的利益为代价实现最优化。这是产生官僚主义以致形成官民矛盾的根本原因。也表明当权者从其分工的本质上讲，是天生排斥民主的。而公有制计划经济下的社会主义权力当局，由于拥有空前强大的权力以及几乎全部社会资源，社会主义权力当局不仅更倾向于排斥民主，而且也更有能力排除民主。
另一方面，由于公有制社会的所有经济单位或其它组织几乎都是权力当局的附庸，面对只有一个雇主的选择，人们显然不可能真正实行民主权力，而更倾向于放弃权力而履行假民主的表演程序。
因此，原本最需要也最应该发展社会民主的社会主义，却最倾向于也最有能力排斥民主走向专制。这就使得官民矛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更加激烈尖锐，甚至导致社会的崩溃。
事实上，无论苏俄还是中国，经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后，由于镇压被推翻阶级的反抗与颠覆而不得不实行专政。实施专政的成功，使权力当局因管理的最省力原则而倾向于把专政扩大应用于人民内部被当作心怀不满的异议分子身上，从而倾向于把专政的专制制度保持下去。
社会主义的专制倾向，还表现为强烈的思想专制倾向。这不仅由于社会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本来就需要统一的思想与其经济、政治上的中央集权相适应，而且也可以在社会主义获得成功的苏俄与中国找到文化上的原因。无论苏俄还是中国，由于都存在崇尚理论、追捧真理的文化传统，一旦马克思列宁主义被追捧为真理之后，必然会“废黜百家，独尊马列”，形成思想专制。
在中国，共产党建政后出现思想专制的原因，除了上述政治文化的因素外，还有积弱百年的历史经验与复兴中华的强烈需求的因素。中国百年来的失败，一个很重要的表象原因就是，中国虽然人口众多，却表现为一盘散沙；而复兴中华的大业，必然是“一盘散沙不行，需要一个统一的思想”。更加促成了中共的思想专制。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上述这些固有理论缺陷虽然在各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实践中不断有所呈现，然而在人们抱着理论自信、认准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是真理的前提下，人们自然而然会首先想到，实践中出现的种种不如人意的问题应该是权力执行者的错误造成的，是权力执行者“思想不纯”的缘故。因为这确实是理论在实践中失败的原因之一，因此，解决权力执行者的“思想纯洁性”就必然成为保障成功地实践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必要选择。也就是说，在尊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为“真理”的前提下，该理论追求自我完成的内在逻辑必然会尝试通过改造权力执行者的思想意识，来解决该理论潜在的内在缺陷所造成的问题。
因此，当马列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共产革命在１９４９年获得胜利之后，不但马列主义指导中国社会实践的巨大惯性，只有在社会实践中遭遇重大失败的阻遏才会出现转机。而且在中华文化的背景下，这些由实践的失败引发的转机与奉为真理的理论相比，必然是微不足道的，而会从理论以外寻找原因，也就是从实践理论的人那里寻找原因而解决失败的问题。
因此，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真理”地位及其内在的理论逻辑，自会构成导致文革必然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必要因素。
二，政治因素
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共产党领导一切的无产阶级专政体制，也就是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专制政体。中国的经济则是公有制下的计划经济。
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或称人民民主专政）原本是以无产阶级（或人民）的名义，对反对共产党政权的敌对势力（包括已经被打倒的和新生的）实行镇压，摧毁他们的反抗；同时也对人民大众进行适当的管理，解决各种人民内部的矛盾，理顺各种人群间的关系，维持社会的和平、稳定与安全，保障和领导包括经济活动在内的各种社会活动的正常运作。
然而，由于本文第一节中阐述的原因，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全面专制的政体，必然倾向于对人民内部也施行某种程度不同的政治与思想专制。
在实践上，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意味着在政治上依靠一部分先进分子，团结教育大多数民众，对少数敌对分子实行专政，还意味着教育人们树立正确的思想意识，澄清糊涂观念，批判错误的思想观念。由此，各级权力机构不仅按照政治表现、阶级出身和个人历史，也根据思想状况把民众区分为从依靠力量或先进分子到打击对象或落后分子的若干类别，以便于管理。这就在１９４９年被翻过来的阶级歧视之外，又增加了新的歧视——政治思想歧视。
共产党专制下这种对人群的政治思想分类划等管理，伴以公有制下个人不拥有生产资料的经济地位，使人们的一切利益直接与政治挂钩，而淡泊经济利益，整个社会随之而成政治化的社会。不言而喻，在这样的政治化社会中，民众极易为虚幻的政治利益所蛊惑而不遗余力地卷入社会政治斗争。
共产党领导下的专制倾向也必然扩散到执政党内部。党内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革命产生认知分歧，本属人们不可避免的认知多样化之正常态，更不要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本身存在的缺陷必然使人们在实践中遭遇种种挫败而形成截然相反的认知。然而，上述专制倾向不能容忍这种认知分歧，必欲除之而后快。既然无法以理服人，就只有压服。压服则不择手段，揭老底、翻旧账、围攻、批斗无所不用其极，认知分歧被上升为路线斗争。而在１９５４年处理高饶问题时，更由在苏俄吃过面包喝过牛奶的刘少奇把苏俄党内斗争打击反党集团的做法引进中国，首开极坏之先例。此后历次党内重大分歧皆以打击反党集团告终，以至党内斗争越演越烈，最终成为政治绞肉机。
很显然，专制的最高表现就是伴随个人崇拜的领袖专制。而在崇拜能人的中华文化背景下，这种领袖崇拜很容易发展成个人迷信。
因此，一方面是错误的意识形态被当作真理而不断遭至挫折导致高层的路线分歧，另一方面是一党专制体制下的专政倾向，注定了内斗不断甚至残酷血腥。以至于上有政治绞肉机式的党内斗争，下有政治化的民众积极卷入政治斗争的巨大潜能。两者被中国社会一直未能解决的官民矛盾串连起来，外加高居于所有官民之上的领袖崇拜，就形成了导致文革必然性的政治方面的必要因素。
（未完待续）
□ 原载：《真话与忏悔——文革５０周年清华校友讨论集》，孙怒涛主编，中国文化传
播出版社，２０１８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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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ＣＮＤ》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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