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永毅：在新的历史视野中走近张春桥
蔡新平：朱成昭的异端思想形成与传播过程考
傅培程：《云卷云舒——清华笔记》（选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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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九八九）·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一五七期（zk1901a）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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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九年一月七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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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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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笔记】 在新的历史视野中走近张春桥 宋永毅
【史海钩沉】 朱成昭的异端思想形成与传播过程考 蔡新平
【往事非烟】 《云卷云舒——清华笔记》（选载之一） 傅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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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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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笔记】
在新的历史视野中走近张春桥
——读郑重的《张春桥：１９４９及其后》
·宋永毅·
虽然人们常说历史是由战胜者来写的，但是战败者的历史却绝不容忽视。且不说这种逆向思维的叙事常常可以提供鲜为人知的史实，成为对胜利者历史的一种难得补充。更为重要的是：它常常在不经意的细节中剥落胜利者历史中人为的油彩，提供对完整的场景进行观照和审视的多维视野。
近来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郑重的《张春桥：１９４９及其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下简称为郑著）就是一本专为失败者的立传之作。作者是一位学者型的资深记者，自１９６１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后，在《文汇报》工作了四十余年。除了数以千百计的工作上的报道采访，作者还出版有《毛泽东和文汇报》等学术著作和《谢稚柳传》、《张珩传》等多部书画大家和收藏大家的传记。〔１〕谈及他的人物传记的主旨，郑重曾自喻“不欢喜赶热闹，欢喜写一些被忽略的或者受冷遇的人”。〔２〕按作者的说法，他这本耗时十余年的传记的目的并非是“为张春桥开脱翻案”，而是为了“寻找张春桥，特别是寻找真实的张春桥。……在寻找张春桥的过程中，我始终坚持：我不是审判者，张春桥也不是受审判的人。他是这本传记的主人，在材料的基础上，我和他进行平等的对话。我是以诚实的态度对待历史素材，更是以诚实的态度对待张春桥”。（页viii）平心而论，读者是不难在掩卷之际体味到作者竭力追求的治学的公正与赤忱的。
郑著纵篇近七十万字，共分为“重返大上海”、“批判《海瑞罢官》”、“实践毛泽东夺权理论（上）：一月革命”、“一九六七年十月事件“和”现在还不是说话的时候“等２２章。其中描述张春桥文革活动的有１８章，占了８１％的篇幅。作者并不是一个能接触文革机密档案的人，除了公开出版的资料，他的史实大多来自他作为一个专业记者在巨量的访谈中的仔细挖掘。除了因为官方的严密限制，作者无法采访狱中和保外就医后（换一种监禁而已）的张春桥本人外，所有能够找到的张文革前的同事，上下级；文革中的秘书、“同党”、家人、亲属他都采访到了。以这些口述史料为主线之一，又和现有的所有出版物一起映衬堪比、构成了郑著的鲜明的记者型的特色：一种在不懈的采访挖掘中把被遗弃的历史碎片还原成完整真相的不凡功力。
◇ 历史定位：毛、张之间的互动和互需
毋庸违言，在中国官方和民间的公众视野里，张春桥是一个被脸谱化了的人物。他带着众多的政治标签，诸如“叛徒”、“篡党夺权的阴谋家”、“野心家”等等。郑著不从政治是非上来给人物的定位，而采取了一种较为中性的概括：“毛泽东思想的阐释者”。作者认为：跟随和理解毛泽东的步伐和思想，是相当一部分、包括延安走出来的革命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愿。但不幸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包括毛泽东身边的笔杆子都一一被淘汰出局，而张春桥却和毛相知始终，并被毛视为知音。之所以如此，“靠的并不是对毛泽东的高调吹捧”，而是因为“他把自己定位为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思想的阐释者，想在理论上制胜，或许认为理论比权力的寿命更长”。总之，“他只不过是毛泽东棋盘上的一颗棋子，没有这颗棋子，毛泽东晚年的棋可能是另一种下法”。（页viii，ix）
这一历史定位，当然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我以为还可以进一步发掘毛和张之间的互动，即毛泽东身边的笔杆子集团——极左派的理论精英们对毛泽东晚年思想形成的主动贡献和反馈影响。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文革研究者，对于毛泽东的马列理论素养都有过高估计的倾向。事实上，毛泽东从没有过什么完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有的只是一些反官僚主义的零碎的、不成系统的、甚至自相矛盾的片言只语。但是，毛要打倒刘少奇的欲望和阴谋都要比他在理论上的创造要强烈千百倍。毛泽东又是一个自负甚高的“革命导师”，他不想让他对刘的斗争被认为是简单的权力斗争而失去道德制高点，他需要制造出一套玄妙的革命理想和理论来美化他发动的政治运动。这些理想和理论其实是毛和他的笔杆子集团一起创造的。比如，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直到一月夺权以后才由王力和陈伯达为他在马列著作里找根据总结出来的。而当时总结的匆匆忙忙，还因为是１９６７年２月阿尔巴尼亚的共产党领导卡博和巴卢库来访，必须要给他们一些文革的马列理论根据。〔３〕这一过程，用现代汉语的大白话来说其实是“共谋”；而用中共官方的漂亮套话来说，便是“集体智能的结晶”了。〔４〕
其实，郑著也已经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张和毛之间的这种互动。其一，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理论性的文件，除《５·１６通知》外，还有主要由张春桥起草修改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１９６６年４月１０日）。此中，张春桥发明了一个“黑线专政论”，即“文化战线上都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毛泽东在看后大加赞赏，他在进一步的修改中加上了“搞掉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如果说张春桥的“黑线”大约还只是指当时的文艺界领导周扬等人，而毛泽东则受张的启发，把它发展成“全盘的系统的”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问题了。（页１７６－１７７）其二，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另外的几个纲领性的文件，张春桥还起草过提出“巴黎公社原则”的《十六条》，正式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１９６６年林彪的国庆讲话等。前者张是被毛誉为“出力最多”的两个起草人之一（另一个是王力）。后者则张是唯一的执笔人。此外，张春桥还是九大、十大政治报告的起草人。其三，林彪事件发生后，毛因接班人问题的失误而长期处于一种无法自圆其说的尴尬处境里。最后他又想到了制造玄妙的理论来转移和掩盖自己错误的旧招术。于是，１９７５年张春桥和姚文元受毛委托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两篇重头文章。〔５〕不仅把林彪集团硬和地主资产阶级强行挂钩，还把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怪罪到人类社会在一定的文明阶段的必然产物头上，诸如商品制度、货币交换、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等等。其实马克思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虽然偏颇，但是还远没有荒谬偏激到要对商品和货币等“全面专政”的地步。张春桥等极左派理论家口口声声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而他们所阐释的毛的最新思想才是一种货真价实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倒退性的修正。张春桥不仅有其言，还有其行。１９７５年他就想在上海干部中重新实施供给制，只是因为当时管经济的市委书记马天水测算后告诉他其花费会数倍于现行的工资制，市里的预算根本无法承担，张才只能悻悻作罢。（页６３０）其实，这种“革命理想”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和人类文明的倒行逆施是显而易见。好比现代社会中的食品难免有对人体有害的化学成分，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因噎废食，甚至倒退到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去。从毛泽东“五七指示”到到张春桥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等理论的要害，就在于用历史和社会形态的倒退来避免人类的高级文明发展阶段中难免出现的弊端。不仅如此，他们还要用手里的独裁权力来“全面专政”、强行推行他们的乌托邦幻想，其结果必然是灾难性。
张春桥在中国大陆没有成功的“全面专政”的实验，后来在柬埔寨由红色高棉在毛的的直接支持下实现了。张春桥在１９７５年１２月曾秘密访问柬埔寨，高度赞扬红色高棉废除货币，做了“中国没有做到的事”，把柬埔寨变成了一个“了不起的意识形态的试验场”。〔６〕张春桥当然没有提到这一试验的惨绝人寰的后果：柬埔寨全国在数年内变成了一座大兵营和大监狱。监禁、酷刑、处决和饥饿造成了近两百万柬埔寨人的死亡，占了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强！〔７〕
写到这里，我们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张春桥直到临死都不肯放弃毛泽东的晚年思想——因为他本人也是这一思想体系的构筑者之一，而政治人物最难的便是否定自己。张春桥即便在１９９８年保释出狱后还是一块毛泽东文革理论文库中的活化石。然而，如果我们要就此得出张春桥就是一个纯粹的革命理想主义者的结论，那就太单纯幼稚了。郑著客观地描述了一些历史事实，揭示了理想主义者背后的功利背景。上海市委的原第一书记陈丕显，是红小鬼出身的长征干部。在文革发动期中，他对江青到上海来组织张春桥、姚文元写作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的活动，曾是大力支持的。为此，毛泽东对他也曾寄予厚望，希望不要把他“烧焦了”，多次暗示他“出来工作”。其实，陈已经在竭力出来工作，作为上海“一月革命”的两个基石性的文件《紧急通告》和《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就是陈和造反派一起拟定，并由他直接签署的。因为这两个文件得到了毛泽东的极力赞赏，便对张春桥在上海第一把手的地位造成了威胁。于是张就长期对毛隐瞒真相，并采用不光彩的伎俩和深知内情的朱永嘉等人统一口径，贪天功为己有。（页３２６－３２７）以后，张又一直借口群众的反应阻碍陈丕显的解放，直到１９７４年毛泽东直接批示，才为陈安排了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虚职，并迫使陈向中央要求调出上海。（页３９３－３９５）
现在我们可以回过来来探讨一下为什么中央文革其他的笔杆子（如早期的王力、关锋、戚本禹，后期的陈伯达）被毛逐步抛弃，而张会始终不倒的问题了。除了张和毛泽东在文革理论上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外，郑著还列举了多种个人性格和政治经验等原因。比如，张在重大的理论问题上从不别出心裁地开风气之先。１９６６年十一届八中全会时，毛泽东就批评过戚本禹关于军队可能搞“热月政变”的讲话，指出：军队的事你们不要乱讲……你看张春桥从来就不乱说话。（页１９５）。又如，有时即便是毛泽东讲错了，张春桥原来只是跟进的，他也愿意出来为毛承担责任。一月夺权后成立上海人民公社，是秉承毛的原意。但一旦毛出尔反尔地改变了主意，张主动认错，为毛承担责任，自然深得帝心。（页３７６）再如，张春桥进京后从来不和其他中央领导有工作以外的关系，时时摆明了自己是一个目不旁顾的只忠于毛的人，可谓用心良苦。（页１９５）然而，这些都还不是最关键的。郑著在讲到张春桥的自我定位时还写到：“他首先是一个地方官，其次再是京官，或者说是一位外放的京官。如此则进有据、退有援，可以从容应对越来越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页３８９）换句话说，张春桥把他担任第一书记和革委会主任的上海，当作了他实践毛泽东文革理论的试验田和根据地——这才是毛泽东所最需要的，而其他的笔杆子却都没有这样的条件和实践。如果说在１９６６年１１月的安亭事件中张在没有毛耳提面命的情况下签字同意工人造反派的要求是冒险揣摩圣意，〔８〕那么在１９６７年一月夺权以后，张主政的上海在烽火连天的全国，主动为毛提供了一个他的文革理论完全可以“成功”的样板。文革中流行的口号“全国看上海”，并不是一句虚言。论大联合，张在上海基本上未经大规模的血雨腥风就搞成了一派，即便是在１９６７年８月全市镇压反对派“支联站”和“联司”的行动中也没有动枪炮和死人，为此得到毛泽东的称赞〔９〕。论大批判，张春桥控制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一直有全国影响，张手头还有“罗思鼎”、“丁学雷”等一流的极左派写作组。１９６８年，其他省市还在忙着成立革命委员会，上海已经搞出了第一批文革斗批改的成果。无论是“赤脚医生”、“七·二一大学”，还是“理科大学的教育革命”的调查报告，都被毛直接批示，作为重要成果指导全国。〔１０〕更为重要的是，上海一直是毛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典范。即便在文革中，它的工农业总产值也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１９６６－１９７０），上海工农业生产总值年增长１０％。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１９７１－１９７５），年增长７.３８％。共增长４１.９％。〔１１〕尤其是上海工业生产总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在文革中也达到了平均每年１６.９１％的水平。在全国二十九个省市中是首屈一指的。〔１２〕尽管毛的文革搞乱了全国，但是他决不会认为是自己的理论和决策的错误，相反一贯把责任推到刘少奇、林彪等政治对手和一切“阶级敌人”的身上。同时，无论是自我安慰还是堵人口实，毛都急需一个稳定的省市作为他理论的成功佐证，而张春桥主政的上海正不断提供了这种样板。这样，毛泽东和张春桥之间的关系，就决不仅仅是郑著所言的毛泽东多次“救了张春桥”，应当还是毛泽东通过“救张春桥”来拯救自己的文革部署和实践。总之，毛张之间除了理论上的互动，还有实践上的互需。
◇ “另类史实”：宫廷政治中的明争暗斗
郑著的另一个值得称道之处，是作者打开了“失败者”看历史的逆向视域，提供了不少对官方的中心叙事具有颠覆性的“另类史实“，从而展示了一种新的观照文革中中共高层争斗的史观。对此，作者借原王洪文政治秘书，张春桥的知音之一的萧木之口说道：“我在北京生活了三年多，和他们（这里指张春桥、周恩来、华国锋等——本文作者注）距离比较近，在我眼里没有坏人，但他们都是悲剧人物。”（页７１３）中共上层宫廷政治中黑幕重重，常常有兴衰而无正邪、有成败而无是非、无论哪一方都不干净。而一直占据“好人”的历史大义的“四人帮”的反对派，在权争的手段伎俩上有时远比他们要反对的一方更阴险狡诈一些。
林彪事件以后，张春桥、江青等文革派和周恩来、叶剑英等元老派处于对垒状态。毛泽东出于制衡他手下的权力体系的需要，其实对两个宗派都是有批评的。除了我们都耳熟能详的毛对“四人帮”的批评外，１９７５年１月，毛泽东提议张春桥当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遭到周、叶、李的联合反对，毛就批评他们说：“你们三个人不要老搞在一起，不要搞‘三人帮’”。１９７５年５月３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还批评叶剑英不要搞“广东帮”（页６７９－７８０）由此可见，“帮”一词在毛泽东口里不过是对党内派系活动一种揶揄式的评语而已，把毛泽东对张春桥等人“同志式“的批评上升为“四人帮反党集团”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使人比较震惊的还有郑著所揭露的周恩来为打倒政治对手所搞得工于心计的活动。（页６７０－６７１，８５０－８５３）因为毛泽东对张的格外器重，使张有可能接周死后的总理的班，周恩来便开始对他进行种种打击，主要是在历史问题上硬把张说成是“叛徒”。说张春桥是“叛徒”的所谓材料来自林彪军人集团成员邱会作支持的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旗”。邱会作和张春桥之间有很大的个人恩怨。张在运动初期支持“红旗”的对立派“红纵”造了邱会作的反，邱为了报复便支持（或指使）“红旗”炮打张春桥和搞他的材料。周恩来听说了此事，便暗示邱让“红旗”以“群众来信”的名义把这些材料寄给自己，再转给毛泽东。〔１３〕周这么做一来撇清了自己和林彪集团一起搞张“黑材料”的嫌疑，二来又以文革中流行的“群众揭发”包装了自己整政治对手的真实用心。
其实，张春桥在历史上从没有被捕过，“叛徒”一说实为为子虚乌有。笔者在上海文革中亲身参加了炮打张春桥的活动，也见闻过“红旗”等组织搞的张的“叛徒”材料。平心而论，实在都是一些捕风作影和道听途说的东西。比如，其中有一传说是张春桥１９４０年间在国民党的南京的江苏反省院写过“自首书”和“反共启示”，其实那时张已经去了延安，又如何能在南京写“自首书”呢？以周恩来几十年的地下工作的经验和一贯为人称道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他应当不难一眼看透那些明摆着的破绽。何况他本人就有过这样的遭人诬陷的“历史问题”。１９６７年５月，南开大学红卫兵在旧报纸中发现了一则《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示》，而“伍豪”是周恩来在党内的化名之一。此事源出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诬陷。但闹到江青和毛泽东那里以后，周恩来立刻做了多次反驳，其中最有力的理由便是：在这一《启示》在上海各大报刊登出的１９３２年２月，他已经人在江西中央苏区了。〔１４〕比较周、张这两个为人诬陷的案件，应当说张案更容易令人一眼穿透，因为连一份类似周的书面《启示》都不存在。奇怪的是：周恩来竟死死地抓住张所谓的“叛徒”问题不放，明明暗暗地打击张春桥。１９７３年，周恩来和邓颖超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来上海，邓颖超特地拜访了上海市委大院中几乎所有的新老干部的家，却有意不去张春桥家。还公开地扬言：“只有一家没有去。不去的原因，你们大家一想就可以想到的。”（页８６１）这显然是暗示张春桥太太文静的历史问题和张的“叛徒问题”。〔１５〕１９７４年１２月，周恩来还在他最后一次见到毛谈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时，当面提出张的“历史问题“，以阻止张可能当总理。〔１６〕除此以外，周还把这些从来未经证实的问题不负责任地扩散。１９７３年４月９日，周恩来非常肯定地对来看望他邓小平夫妇说“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１７〕而当时的邓小平还在被审查之中。周恩来作为一个因所谓的“历史问题”在文革中受诬陷的受害者，对另一个受害者张春桥却不断地用别人迫害他的方法加害。这实在是很能说明中共的宫廷政治的经典特质：无原则的暗算、阴谋、攻讦。
或许，郑著所披露的叶剑英对王洪文的暗算更能引发经久的震撼。在１９７３年７月的十大上，毛泽东决定培养王洪文作为接班人。在当时的政治局里，元老派挺王最力的是周恩来和叶剑英。王洪文当时被毛调到中央学习各方面的理论、方法和经验。但是叶剑英却老是邀请王洪文到中南海钓鱼，去郊外打猎，还在军委所在地拨给王一套高规格的楼房。平时叶常邀请王赴宴。王为得到元老派的支持无法推辞，叶却常常指令部下用茅台酒把王灌醉。（页７１９）对这些，张春桥虽然也设法劝阻王洪文“不要上这些人的当”，但王并不听劝。令王洪文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叶在他背后又把他的林林种种表现都向毛作了汇报，造成王是一个不堪培养的纨绔印象，以致毛失望地感叹说：“钓鱼台无鱼可钓“。（页７９２）更具讽刺意义的是：这些后来又都出现在华、叶中央列举“四人帮”罪证的文件里，作为“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的罪证”，证明他“大量贪污盗窃、侵吞挥霍国家资财。”〔１８〕叶剑英这么做可谓一箭三雕。其一，使王对他感激涕零。如果王洪文接班成功，他便有从龙之功。其二，拉拢王洪文，分化他和其他文革派——如张春桥、江青的关系。最后，在毛那里破坏王的名誉，使毛对他选的接班人失望。对于曾被叶剑英玩弄于股掌之中，王洪文被抓以后有过锥心的懊悔，曾在秦城监狱里对着张春桥的囚室窗口大叫：“我错了！”（页７９８）
郑著还揭示了中共宫廷政治的另一个特质：持续不断的内斗。周恩来逝世以后，华国锋被毛任命为国务院总理。以华为代表务实派和以张为代表的务虚派又发生了矛盾，结果竟在毛泽东尸骨未寒之际发生了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的宫廷政变。华国锋联合叶剑英等元老派动用军队一举抓捕了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按官方长期以来的说法，这是因为张春桥等人搞阴谋诡计，要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对此，郑著有截然相反的看法。首先，根据郑著对大量史料的调查梳理，张春桥和王洪文对于毛泽东最后选择华国锋作为第一副主席都是“完全拥护，保证支持”的。〔１９〕尤其是张春桥，如果他要在华和王之间做一个选择，甚至可能还是会选华国锋。〔２０〕本来华、张、王三驾马车还是可以稳定地运行几年的。只是“华国锋太急于想‘独掌乾坤’了，结果后来自己也没有好下场。”（页７６７）其次，无论是华国锋、叶剑英，还是汪东兴在实施十月政变时都说过的“四人帮”已经在布置搞“武装政变”了，他们必须“先下手为强”。郑著在经过详细的考证后，说明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不过是一种为打倒政敌制造的倒打一耙的借口。对此，现在的文革研究界也逐渐有了一定的共识。〔２１〕最后，出现在《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的通知及材料》中徐景贤有关张下令武装政变的证词其实是一种“伪证”。〔２２〕其原因是在徐被监禁期间，华国锋通过当时的公安部部长赵苍璧派人告诉徐：只要承认张春桥给上海下过武装叛乱的指令，徐就可以免于起诉和处分。为此，徐做了假证。（页７９０）
有关华国锋发动政变的必然性，郑著借萧木之口有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分析：
帝王制度的本质是皇权由一人独擅，不准旁人分享，不容许有不同政见，更不能容忍出现派别。历史上，大凡立而又被废的皇太子，一旦新皇帝继位，他们的命运几乎全都是一个字：死。只是死的方式有所不同，时间略有先后。此类实例，古代史上可以找出一大堆。不过华国锋根本用不着去翻那些老古董，他只要一接班也即继位，便可以无师自通。道理很简单：左边一个是曾经有可能入选的接班人张春桥，右边一个是已经定了三年的接班人王洪文，华国锋坐在这用一个位置上心里能踏实吗？于是这位原来曾经厚道的人便有了不那么厚道的想法，等到毛泽东一去世，便与功臣派联起手来，发动了一场称之为“一举粉碎‘四人帮’”的“十·六政变”。（页８８０）
这一体制性的分析是耐人寻味的，它至少证明了中共的接班人制度从没有跳出过封建王朝黑暗的宫廷政治的怪圈。
◇ 接受理论：误读误解引发的政治风波
在谈到１９７４－１９７６年间的政治事件时，郑著对它们作出了非常实事求是但又引人深思的解读。当时，群众对张春桥、姚文元掌握的宣传部门非常不满，认定他们在１９７４年的批林批孔中利用梁效、罗思鼎等写作组写了不少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恩来为“现代大儒”、“批宰相”和“批折衷主义”的文章。（页５８６－５８８）此外，愤怒的读者还认为：１９７６年在周过世后，张还继续指令《文汇报》发表暗批周恩来的文章。其结果是引发了全国性的群众抗议，成为爆发１９７６年“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导火线。（页７２５－７２８）
确实，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直接领导的梁效写作组写了《孔丘其人》等文章。上海市委写作组也不甘落后，先后发表的文章有：署名康立的《汉代一场儒法大辩论——读盐铁论札记》和罗思鼎的《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斗争——兼论儒法斗争的社会基础》等等。《孔丘其人》中有这样描写孔子的句子：“７１岁重病在床的时候”，“还挣扎着爬起来，端着一只胳膊，摇摇晃晃地走去见昏君”。（页５８６）这在当时被不少细心的读者认定是影射周恩来。但后来据该文的作者范达人说明：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此文是江青经毛泽东同意才写的，而且还经周恩来看过才发表。〔２３〕至于上海写作组那几篇文章，据郑著的调查：文章的组织者朱永嘉坚决否认和张春桥有任何关系。这些文章也曾被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中央专案组立案审查，但最后都否定了朱的利用批林批孔或批邓来“批判周恩来”的罪名。
周恩来逝世后上海《文汇报》还有过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的“三·五”和“三·二五”的报导：１９７６年３月５日，《文汇报》夜班编辑在编排一篇新华社关于部队学雷锋的电讯稿。因为已经拼好的版面篇幅关系，便删去了包含周恩来题词内容（并非题词本身）的段落。时值周病逝不久，这一正常的编辑工作便被细心的读者愤怒地指责为“反对周恩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３月２５日《文汇报》刊登了一篇上海仪表局通讯员对该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报道，文中有一句“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按该基层通讯员的解释，“党内那个走资派”是指当时受批判的邓小平，后者是指周荣鑫和胡耀邦等。但愤怒的读者并不这么理解，他们认为前者是影射周恩来，后者才是指邓小平，于是引发了全国性的抗议浪潮。南京的群众还在上海和北方之间的来往列车上刷上“《文汇报》的文章是反党夺权的信号，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把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的张春桥揪出来示众！”（页７２７）当时中共为平息这一全国性的风潮，经毛泽东圈阅批准，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南京大字报问题的电话通知》，指出“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２４〕郑著也指出：尽管这两个事件在粉碎“四人帮”以后都是中央专案组的清查重点，但事与愿违，他们最后也只能得出其中实际上不存在反周阴谋，相反只是读者的误读误解的结论。
今天我们如何看待这些读者的误读和误解引发的政治风波？郑着认为：这些事件“虽然使群众产生了误解，但充分表明了人心的向背，像历史上一些偶发事情而引发出重大的历史事件那样，它们激化了群众愤怒的情绪”。（页７２８）郑着能够看到历史发展中偶然性的作用，是很有见地的。但是，他还是没有更深一层透析为什么群众会产生这种定向的误读和误解。如果我们借用西方文学和历史研究中的接受理论（reception theory）来作一观照，或许会更清楚一些。接受理论或接受美学（Aesthetic of Reception），是由德国康茨坦斯大学文学史教授尧斯（Hans Robert Jauss）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在联邦德国提出的。〔２５〕他认为，作品的美学实践应包括文本的生产、文本的流通和文本的接受三个方面。文本的接受是读者通过自身的审美经验“再创造”作品的过程，它常常发掘出作品中的种种读者认定的但不一定是作者本意的意蕴。当然，读者接受活动受自身审美经验的积累和政治历史条件的限制，从而产生一种对某种作品的定向的“期待水准”。如果我们把上述读者接受活动中的“自身审美经验的积累和政治历史条件的限制”理解成为文革前和文革中中共宣传部门对读者进行的长期的“为革命研究历史”的捕风捉影的教育，和发表在各种报刊的牵强附会的影射史学的文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读者会对张春桥等人控制的《文汇报》产生“阴谋批周”的误读。因为他们在文革这一特殊的“政治历史条件”中积累的“审美经验”，便是任何谈历史的文本中都有对当代政治影射的可能性—这就是他们的“期待水准”。细究起来，张春桥还是文革中这一导致读者误读的“期待水准”的创世鼻祖之一。他参与写作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也发表在《文汇报》）〔２６〕，就误读了吴晗，把写于１９６０年的这一历史剧硬和１９６１年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当然，张春桥和姚文元的“误读”是有意的政治陷害，而群众对《文汇报》有关文章的误读则出于无意的愤懑，其接受方式不过是以其治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罢了。然而，误读毕竟是误读，不是事实真相。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时间积淀，我们没有任何必要再让历史保持沉默。
◇ 余论
总而言之，郑著是一本非常成功的“失败者”的传记。它开拓了观照历史的新视野，又在探索中走近了真实的历史人物张春桥，从而也在走近文革真相的路上迈出了坚实可贵的一步。
然而，郑著也还有一些较为明显的缺点和可以商榷的立论。首先，全书的篇幅达七十万字左右，显得过于冗长，写的不够精练。在一切都趋向于快速电子化的今天，如此的鸿篇巨制会使一般的读者、尤其是年轻人望而生畏。在笔者看来，这一缺点和郑著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传”和“史”的区别，即张春桥的个人传记和整个上海文革史的写作不同有关。张春桥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和革命委员会主任。他固然是上海文革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人物之一，但并不等于说上海文革史中的一切都要事无巨细地描述和讨论。比如，郑著在第八章“市委心脏爆炸：写作班造反”中，用了整整一节、七八千字来理论性地讨论“奉旨造反”，便有稍稍离题之嫌。
其次，郑著中的有一些立论是可以商榷的。比如，郑著第十五章“难识庐山真面目”中，贯穿一种对毛泽东、林彪冲突的起源和看法，即“林彪以《第一号通令》向毛泽东挑战，毛泽东以更换接班人来向林彪应战”。这一说法及引用的史料都有需要再审视之处。第一，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８日林彪签署的关于备战的紧急指示并没有挑战毛泽东权威的主观意图，不过是履行他作为国防部长的职责罢了。第二，毛泽东在１９７０年４月２５日和林彪谈及林的接班人人选时并没有让张春桥“更换”林彪的意思，而是讨论一个“接班人的接班人”问题。据文献记载，这也不是毛泽东第一次和林彪谈及张春桥作为林的接班人，九大期间毛泽东提名张春桥当大会秘书长，还就第二代接班人问题和林彪谈过话。在谈到“你年纪大了谁来接班”时，毛提到了张春桥的名字。〔２７〕因而毛并没有利用张春桥来向林“应战”的意思，只是表露了毛泽东在未来的国家体制上想逐步回归“文官政治”的想法。他和林的谈话也尚在讨论的层次。第三，据最新透露的叶群的毛林谈话记录，张春桥并不像郑著描述的在谈话现场。〔２８〕郑著所引证的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一书其实也没有说张在毛林讨论他作为“接班人的接班人”的现场。〔２９〕不过，毛泽东这一有关隔代接班人的想法引起了林彪及军人集团过度激烈的反应，在１９７０年的庐山会议上策划了向张春桥的主动进攻，最终导致了毛林之间的分道扬镳。这大概又是毛林两人最初都不曾想到的。
最后，郑著在谈到张春桥的“野心”时，多次引用了张春桥时常挂在嘴边的“我这一生最大的野心，就是想写一部《毛泽东传》”一说（页６５４）。其实，我们大可不必把它当真——此说不过是政治人物掩饰自己胸中抱负的戏言罢了。野心（ambition），无论在英语还是西方政治中都不是一个贬义词。不同于中共虚伪的政治道德，从现代政治学的观点来看：一个政治人物有他的理想抱负绝非是一种要谴责的事，关键还是在于他的主张正确与否。此外，张春桥在文革前就在中共官场上高踞要位，文革中更成为政治局常委级的共产党政客，在中共政坛上混了风风火火几十年的张春桥怎么可能还是一个只想到写一部传记的文人呢？
注释：
１，《毛泽东与文汇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谢稚柳传》（上海：东方出版中心，２００８年），《张珩传》（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２，宋炯明：“毕竟文汇人——高级记者郑重素描”，https://xwjz.eastday.com/eastday/xwjz/node266280/node266282/u1a3666535.html
３，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８６－８７页。
４，这一提法第一次出现于中共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１９８１年６月２７日）。
５，这两篇文章分别刊载于《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三期和第四期。
６，王友琴：“２０１６：张春桥幽灵”，载香港《开放》杂志网络版，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８日。
７，宋征：《毛泽东主义的兴亡：中国“革命”与红高棉“革命”的历史》，（华盛顿：美国阳光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８３４－８９０页。
８，张春桥的亲信徐景贤在论及此事时说：“在安亭事件中，张春桥做出了毛泽东想做而没有来得及做的事：在最大的范围内把群众发动起来，更广泛地动员群众投入文化大革命，才能保证这场运动的胜利“，见《文革名人徐景贤最后回忆录》（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１３年），第６５页。
９，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 II》（香港：牛津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９０１－９０８页。
１０，这三个报告分别是“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二日）；“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调查报告“（《红旗》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和“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上海市的调查报告”（《红旗》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
１１，孙怀仁主编：《上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简史（１９４９——１９８５年）》，（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７月第１版），第４７２到４８９页。
１２，朱婷：“２０世纪５０－７０年代上海‘老工业基地’战略定位的回顾与思考”，《上海经济研究》（２０１１年），载《中国权威经济论文库》：https://202.119.108.161:93/modules/showContent.aspx?title=＆Word=＆DocGUID=fedd5bfbd0824866b5263eb18e2501f1
１３，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下册），香港：新世纪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６３５页。
１４，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纽约：明镜出版社，第２２０－２２４页。
１５，文静在１９４３年被日本军队俘虏后有过变节行为，但没有出卖组织。为此，１９４９年已经批准她重新入党。这一历史问题应当已经解决了。因而此处的“一想就可以想到的“恐怕更多地是指张春桥的所谓”叛徒“问题。
１６，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５４０－５４１页。
１７，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香港三联书店，２０１３年，第２５０－２５１页。
１８，《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的通知及材料》（１９７７年３月６日，中发〔１９７７〕１０号）。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国研究中心，２００２－２０１７年。
１９，见毛远新１９７６年１月３１日奉毛泽东之命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后的报告。转引自《张春桥：１９４９及其后》第７１６页。
２０，王洪文原是张春桥一手扶植起来的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头头，对张言听计从。１９７３年他被毛泽东选为接班人进京后，和张发生了一些矛盾。一是因为上面提到的叶剑英对王的拉拢，损害了王和江、张等文革派的关系。二是当时上海发生了一个《朝霞》事件，即王洪文和他的工人造反派小兄弟们对张春桥下属市委写作组编的《朝霞》发动围攻，责令停刊检查。这使张和王的关系产生了很深的隙罅。详情可见郑著第６１０－６１５页。
２１，详可参见刘健“回顾‘粉碎四人帮’：是华国锋阴谋篡党夺权而不是四人帮”，美国《当代中国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２号，第９５－１１８页。还可以参见韩刚“有关粉碎‘四人帮’事件的史实和疑点“，广州：《同舟共进》，２０１３年第５期，第４８－５５页。
２２，《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的通知及材料》（１９７６年１２月１０日，中发〔１９７６〕２４号）。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
２３，范达人：“梁效几篇重点文章的写作经过”，北京：《炎黄春秋》，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２４，《中共中央关于南京大字报问题的电话通知》（１９７６年４月１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
２５，尧斯的代表作可见：Jauss，Hans Robert．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Trans．Timothy Bahti．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１９８２.
２６，载《文汇报》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
２７，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３８８页。史云：《张春桥姚文元实传—自传、日记、供词》（香港：三联书店，２０１２年），第３７２－３７３页。
２８，于运深口述、舒云整理：〈我给林彪当秘书的最后一年〉，重庆：《昨天》（电子刊物），２０１５年８月３０日，第５６期。
２９，郑著第５３３页提到：“毛又追问：你看小张（指张春桥）怎样？有张春桥在场，弄得林彪不知如何回答才好。”这里恐有史实错误。毛林都是政治老手，一般有关张春桥当第二代接班人的谈话，不会让他在场。郑著所引的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第２７６页上，也没有如此记载。
□ 原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双月刊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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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朱成昭的异端思想形成与传播过程考
·蔡新平·
宋永毅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版）中，在“文化大革命异端思潮重要文献”中收集了反映朱成昭思想的几篇文章。本专题根据校友回忆录的资料有新的补充。田春林、伏庆是、王大宾、张华府、梅建明、蔡新平、聂树人等人的回忆录中都有涉及。从时间上看，转变的关键时期发生在６６年１０月到６７年１月。本文根据已查到的不同人有时间记载的回忆，先按时间顺序将朱成昭的言论形成和传播过程做一个梳理。这个梳理可以概略了解朱成昭或朱成昭集团反中央文革的思想形成的过程，同时可以澄清一些没有依据的臆测，解除一些陈年的误会。如谁谁告密，谁谁出卖等。如梅建明的回忆中直指王大宾告密，有时也指二团向中央举报，认为丛中笑战斗队是二团的；王大宾在回忆中说是二团录音记录后向中央报告；聂树人几十年死咬二团不放，在各种文章中信口雌黄的都要捎上一句，二团告密导致朱成昭垮台，二团逼死了杨雨中等，尽管他什么依据也没有；也有说是陶世龙老师联合清华的举报了朱成昭。田春林却直接说就是我协助张海涛向肖力举报了朱成昭。狗咬尾巴团团转，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在整理各位校友的回忆录中，逐渐发现这笔糊涂账到了可以也应当解开的时候了。我以现在看到的不同个人的回忆录为依据，逐层按时间顺序，通过比较和逻辑分析，找出最可能的答案。
我根据现有的资料，尽可能按时间顺序来追索朱成昭的思想的演化和传播过程。
◇ ６６年８－１０月期间的朱成昭早期的思想和后来的演化
蔡新平、伏庆是回忆录中记载：
▲ （摘自蔡新平《记忆中的肖力与北京地院文革》）我认为朱成昭还有他自己更深的想法，在一进地质部前就对我们说过，一进地质部后就更进了一步。听他的那些想法，按现在的说法就是令脑洞大开，因此印象很深。他说：中央有三根线，边说边拿了三根筷子比划，一根是毛泽东为首的在中间立着，一根是刘少奇为首的，上左下右，一根是周恩来的，上右下左。工作队是刘少奇指示，周恩来派遣，刘少奇的路线是通过周恩来派出的各部委工作队来执行的，要揭开中央的盖子，就得通过攻打各部委的工作队，往上揪。他这个思想成了发动二进地质部行动的理论指导，已经不再局限于批工作队了，把造反派的行动意义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这套思想现在看当然很肤浅，但在当时却让我们感到很有“深度”，眼光已远远超越了我们的单纯。这个思想显然不会是肖力给灌输的，在我们串联成立东方红战斗队时，在不同场合，他就曾不止一次地表达过类似的想法。别说那时还不认识肖力，就算认识，肖力那个时候是不是有这个想法，我也怀疑。到了三进地质部，朱成昭胃口就更大了，口气也就更大了，就有了野心。他要在地质部安装几百部电话（交换机），要指挥全国。在占领地质部后，主要领导办公室都被“东方红”的人占领，部长们的红电话也在他们控制之下。有人开玩笑说“你可以当地质部长了”，他说“颜宽就行”。颜宽是大学一年级学生，是朱成昭的老乡，也是“东方红”最早发起串联的人之一，他紧跟朱成昭，但因出身资本家，朱没有给他封什么官。他说颜宽就有资格当部长，可见部长地位已不在他眼里。他在接触叶向真之后，思想就开始“右倾”，由左向右急转，与中央文革的思想格格不入，已开始分道扬镳。
伏庆是在回忆朱成昭“闭门思过”后也有一个关于“三条线”的说法，而且更为奇特，变得更具体更形象：
▲ （摘自伏庆是回忆录《朱成昭》）朱成昭在西三楼３２７房间“闭门思过”。房门上贴着“本人闭门思过，恕不接待来访”的字条。这当然是摆摆样子的，其实天天有人去看他。我是常去看他的人之一，另外还有一些人也常到他那儿去，但我与他们很少碰面，只记得黄瑞华给朱送过方便面。那时方便面还很稀罕，所以我有印象。我到此时才见到叶向真，之前没见过。叶面色苍白，眼睛很大，身材瘦长，我和朱成昭讲话时，她像猫一样蜷着身子斜躺在床上，从不插话。
在这段时间里，朱成昭对我说了很多话，但并不系统，陆陆续续说的。他说他与戚本禹谈了三四个小时，戚辩不过他，无法批驳他的观点，只能让他闭门思过。说叶帅与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争论，拍桌子把手指都折断了。将来如果打起仗来，还是要靠老帅，中央文革这帮文人能干什么。毛主席现在只是利用这帮文人，迟早要把他们抛出来当替罪羊。又说中央有三条线，一条是毛，下粗上细，因为长期的宣传，把共产党的一切功劳都归到毛一人身上，老百姓只知道“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不知道别的，所以越往下层，拥毛的就越多。其实毛在中央是少数。另一条线是刘少奇，上粗下细，跟毛相反。第三条线是周恩来，上下一般粗。还说造反夺权，国家部门瘫痪，国家经济已撑不住了。他对我说，如今要打倒一个人很容易，你随便说三句话，就可以把你打成反革命。我开玩笑说，我说“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这三句话，你如何把我打成反革命？他说那可以说你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照样是反革命。
自１９６６年７月我认识朱成昭后，发觉他总能把一些问题提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去分析讲述，而且他目标清晰、行动果断、意志坚定、不达目的不罢休。也许正因如此，中央文革才树起了地院东方红这面旗帜。“东方红”很早就掌控了地院，不像其他一些学校那样分裂成多种派别，武斗不断，地院因此保持了相对稳定。“东方红”不主张批斗“牛鬼蛇神”，客观上保护了一批“老运动员”。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学校里很多人对朱成昭怀有好感，有的甚至怀有感激之情。在对待中央文革的问题上，我虽然赞同他的一些观点，但并不希望他同中央文革对抗，惹祸上身。我希望他向中央文革服一下软，认真作个检讨，这样我们大家就还可以在一起干。
比较朱成昭早期和晚期的“三条线”理论，可以看出朱成昭从文革一开始就在琢磨中央最高层的矛盾，到６６年１０月后思想有了新发展，“三条线”理论深度和内容上都发生了变化。朱成昭的行为表现，朱成昭是有独立思考的“造反者”，他琢磨最高层矛盾并不是要投机，也从不简单接受来自各方的“灌输”，虽然也在努力窥测领导意图，但更多的是在用自己脑子在思考。他从来都不会言听计从，更不是驯服工具，再加狂傲自负的倔强性格，在毛时代特定的政治环境下，导致他们走上不归之路的是其内在的因素。外在的因素只有通过他内在的因素才能发挥作用。根据敖本立的回忆，朱成昭在中央文革召集的“红楼会议”上，连续三天（１９６６.９.１８－９.２０），就已经与叶向真同进同出。这以后与肖力越来越疏远。田春林回忆，大约在６７年的初，当他劝朱成昭说，正是因为肖力的指点我们才取得一个接一个胜利，肖力是谁，肖力是主席的女儿。朱成昭勃然大怒，猛一下站起来，脸色通红，说：“田春林你以后在我面前少提肖力！”到此时他几乎要与肖力绝交了，这也意味作他对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看法已经放生巨大变化。
▲ ６６年１２月初，梅建明回忆：我１２月初回到北京，朱成昭见了我就问：“你对文化大革命有什么看法？”我说老干部们检查已差不多了，不该在没完没了地整下去。应该放过他们了，不能再抓住不放。我跟朱成昭发了一大通牢骚。朱成昭说：“现在有必要让总部的人痛痛快快的发表意见，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应该改弦更张了？是不是不要在这样搞下去了？我汇总后要跟中央文革谈一次。”这其后发生了抓彭德怀的事。朱成昭的让大家谈文革的会后来于６７年初才在我家召开。（参见本文第二篇梅建明回忆录）
▲ ６７年１月初，王大宾回忆：１９６７年元旦，我就到北医三院检查身体，接着就被安排住院治疗。当时地院东方红开展内部整风。一天下午，７１６４１班的吴坤正、包根源、古宝琳来医院看我。谈到东方红整风情况时吴坤正说他同其它联队的主耍骨干，参加了朱成昭召开的一个分析文革运动形势的内部会讥。朱成昭在这个会上谈了他对当时文革运动形势的看法。（注，这很可能就是朱的对形势的五大观点，时间是１月１８号，是梅建明家第一次“黑会”后的成果）。朱成昭说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前途很担心。中央文革叫干啥就干啥，今天打倒这个，明天又打倒另一个。中央被打倒的人太多了，老干部被打倒的太多了。我们跟在中央文革后面跑还跟不上。中央文革运动了群众，我们跟着跑，会不会犯打击一大片的左的错误？大家要思考、分析。中央文革现在搞的这样左的路线，有没有问题？符不符合毛主席的一贯思想？真有那么多坏人吗？陶铸不是刚提到中央来的吗，怎么又给打下去了，不好理解、朱成昭要大家多分析、多思考。可见第一次会议王大宾没有参加。
▲ １９６７年１月中上旬（来自梅建明回忆，但没有准确时间）
◇ 铁了心，跟中央文革对着干（《７８９集中营》梅建明回忆录中的标题）
就是在这么一个情况下召开会议了，叶向真也在场：叶向真、王大宾、朱成昭、蒋良朴还有我和杜金山，这都是核心人物，在我家里开会。我家的地盘大，秘密会议，对当前形势提出了几点看法，我们都纷纷提了意见。我提了几条，一个是认为运动搞过头了，运动扩大化了。我说这个群众运动好像不太像群众运动了。结果他们说：“是不是运动群众啊？”我说：“对，对，这个词用的很恰当。”我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呢，比如江青在粮食系统讲了一个话，到处印发，其它的地方都照着去做。农业口点了那个部长，比如陈万年（陈漫远？——编注）的什么不好，于是农业口的人就攻他，别的口的人也跑去攻他。这玩意，你了解情况吗？你根本不了解情况，你听了点儿就胡说八道。我认为这根本不是群众运动，这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朱成昭就说：“是不是运动群众啊？”我说：“是，是。”于是就定了一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不是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
那时候是秘密的。因为在我们没有商量好之前，如果这个东西透露出去的话，可能会遇到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或者说我们就要倒霉。其实在这之前，大家对中央文革都有看法。但是前面反中央文革的人，像李洪山呀这些人都被抓起来了。所以我们都是发过誓的，说：“你怕不怕坐牢？”“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老婆离婚。”当然对我们来说，没这第三条了，前两条得有啊，都是发了誓的。才可以进入这个圈子来讨论这个问题。不怕坐牢才能进去开这种会呢。所以大家都是铁了心的，要跟中央文革干到底的。
讨论了以后，归纳起来有八大条：第一，是群众运动问题；第二，是首长讲话不应该乱发。这些讲话都是有针对性的，只能适用于某一段，某一个部份，乱用的话要出问题的；第三个，是对老干部问题。这些人都是功勋卓著的、久经杀场的战将，为我们新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即便有这种或者那种错误的话，进行批判都就可以了，不要把人往死里整呀。接着就难听了，说有的人是不是别有用心啊，把他们整倒了自己好上去啊？这就涉及到中央文革那帮野心家了。还有对联动问题；第四条，往死里整人家。还有那个就是彭德怀问题。还有什么呀？一共八条。这八条观点后来以大字报的形式发表了，批斗朱成昭，让朱成昭做检查，朱成昭干脆就把这八大观点给念出来了。他一整理啊，就更厉害了。因为我们都是个人的，你发表一条，他发表一条。他一归纳就非常系统、非常全面，而且是论据非常的确凿。可惜那份大字报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底稿或记录，要是找到了，那才精彩呢！
我父亲是支持我们。就是当时我们要开会，要到家里开会。我就跟我父亲说：“我们同学要到这儿聚一聚，要讨论一下目前的形势。”我父亲就说：“你们要当心一点儿，不要做太过激的事情。”这是第一，第二我就跟他提出来，我们有一个同学，住在医院里，需要用你的车去接一下。当时我们住地下室，王大宾住的时间长一点儿受到放射性的影响，身体弱一点儿，有点儿半瘫痪，所以他在北医三院治疗呢。要把他接来，用用车。我说叶向真会开车，要让她去接一下行不行？他说：“那我就睁一只闭一只眼吧，只要你能开得去再开回来，别出事就行。”车其实已经封了，司机把点火的那个分线器都拆了，叶向真找了个司机来，给接上，车里还有油就开出去了。
我们第二次开会（注：原录音记录梅建明原话第二次黑会是６７年５月份后召开，《７８９集中营》成书后将时间提到一月初。有的地方又说是第二次黑会是６６年２月３号，这显然不对，因为２月４号（东方红报的红色尖兵文章记载是２月５号）朱成昭就已经公开亮相了，以检查为名抛出了他系统的八大观点，光写这篇洒洒万言的长文也得好几天。２月３号也最多是再次讨论这个第二天的发言稿。）就是决定怎么办了。是和中央文革公开亮出来对着干呢，写大字报呢？还是请中央文革派人我们先内部交流？如果中央文革可以让步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了。当时我就主张，没有什么好谈的，谈了反而挨整，还不如干脆就亮出来，反正也是挨整。由于我们有这些观点，我这个人又是属于天不怕地不怕的，所以，就到处散布。我很清楚地记得，有一回我回到学校，我们班同学把我围住了，问我当前形势如何，于是我就把我们座谈的一些内容讲了一番。（注：根据前后文的分析，梅建明回宿舍散布的是１月１８号的内部形势分析，也就是吴坤正等人去医院向王大宾报告的内容）我刚到外面处理事情三个钟头不到，因为天黑我回不了家，回到宿舍，在我自己的床上睡了。睡觉的时候，门缝儿里塞进一份东西，我一看，是一个战斗队写的小报，很厚一沓子。我一看，全篇都是我的“反动”言论，署名是丛中笑。我一看就知道是我们学校二团干的（丛中笑当时是亲朱派的，在朱派核心的近外围，与二团没有联系，但后来观点发生转变，戚本禹３月４号接见地院东方红时还问到：“你们经常给红旗杂志社送材料的是谁？（林嘉康，是我们“丛中笑”，我们二人指吴清远”）。这时我一下就明白了，就是说中央文革对我们学校早有控制，鼓励我们起来造反的时候是他们，一旦我们造反有功劳了，掌握了大权以后，如果你不听他的控制，他就要继续派一些谍报人员。他的谍报是谁呢，就是我们内部的反对派。就是说大家都是造反派，对工作队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对以后的问题毕竟会有分歧的，我们最早造反出来的老东方红里，有一些和我们的意见不一致者，这些不一致的人就组织了个二团，第二团体。这个二团也正是中央文革在同时指使的，就是要他们在暗地里搜罗我们的言论行动和一些活动的情况。（注：只算是一种臆测）
◇ 我们被出卖了（《７８９集中营》梅建明回忆录采用的标题）
后来，王大宾害怕了。王大宾说：“我们最好还是先接触一下中央文革，希望他们派代表来洽谈一回。”于是，就打了报告，给中央文革提出要求，要派个代表来听我们的汇报。
当时就派了阎长贵。我们在地质部联络站的时候，他跑到地质部来，在会议室里听了我们这几个人对他发表了一通我们的观点。这时候八大观点公开亮相就在这儿，让中央文革知道这些。
结果阎长贵听了我们的意见以后，表态就是说我们是一派胡言，纯属是反动言论。就把我们惹恼了。惹恼了之后，我们说既然是这样，还不如公开论战呢！咱们就写大字报吧，这个时候呢，王大宾害怕了，就跑到中央文革去告状去了。（注：可以判断，以上全部内容，应当是梅建明家第二次“黑会”的过程和前后情况，时间在陈伯达批示之前。他们的主要观点已事先自己报告给中央文革了，不存在王大宾告密、丛中笑告密、二团告密等事情。而且已经知道中央文革的态度，所以随后陈伯达的批示朱成昭满不在乎，自己给公开了。）
▲ １９６７年１月期间，田春林回忆录记载：１９６７年的元月份，外出串联的同学陆续返校，朱成昭等人也从地质部撤回学校住在三层最东边一间教师宿舍内，我把它叫东方红的“上书房”，是朱头的卧室兼会客室，除去学院内部的人进出之外，每天进出的还有校外一些中学生联动分子，来得最多的是叶向真。叶向真是否到来有一个明显标志，就是她有一辆灰色伏尔加轿车代步，只要楼下停一辆灰色伏尔加，她一准在朱头那。有时一停就是大半夜。朱头这时的思想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他深居简出，很少露面，不再过问学校运动和东方红的具体事务，张海涛也到他那里去交谈过，发现他对文化大革命，对中央文革都进行攻击和不满，我也将到军事科学院外调，叶向真冲击军事科学院档案室，叶向真在中戏文革中的表现等情况说给张听，最后我们达成一个共识，那就是朱成昭由于自己的父亲受到冲击和叶向真对他灌输的中央高层的斗争情况，朱成昭已经走向或正在走向自己的反面，发展下去很危险。
有一天，张海涛对我说，准备给肖力写一封信，反映朱成昭近来思想的变化情况，引起肖力的注意，我们这些人的话他听不进去，中央文革、肖力的话他不敢不听吧？过了几天信写好后，张海涛找到我，把这封信的全文读给我听，信的标题是《关于朱成昭近期思想变化的汇报信》，全文大意是：
朱成昭近期产生了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自以为是。在一次和我的深入谈话中，他想当然的认为中央高层现在存在三种政治势力，第一是毛林为首的文革势力，周总理为了保自己是紧跟毛林的。毛要依靠林对军队的控制打倒第二种势力刘邓。第三种势力是以康生为首的中央文革笔杆子势力。康生是有野心的，他现在依附于毛林的主流势力，利用毛打倒刘邓的心理将他推向极端，使毛走向反面失去民心和军队的支持，从而夺权。他说外国就有这样政变的例子。当然也有可能毛在达到打倒刘邓的目的以后为了收拾局面，消除广大干部和军队的怨气，把文革派和康生抛出来作替罪羊。因此他认为造反派别看现在闹得欢，终究会和中央文革一样被抛出来当替罪羊。最后掌权的还是保守派和枪杆子。因此他在行动上由原来反联动到和联动打得火热，并把宝押在所谓枪杆子上。
尤其是他的父亲在上海一月风暴被群众揪出来受到冲击以后，他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产生了怀疑和动摇，经常对群众运动发牢骚，散布对运动攻击和不满的言论，他放言说就是坐牢也要和中央文革斗到底。他甚至放肆攻击中央首长，中央首长的接见也拒绝参加。他与那些被处理过的中学联动交往密切，这些人经常出入他的房间，他与中央戏剧学院保守派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头头叶向真关系密切，两人经常闭门长谈，甚至彻夜密谈，叶向真的影响是他思想变化的重要原因，两人关系很不正常。这些人还可能有经济问题，生活腐化，几乎每天下馆子大吃大喝，高级香烟不离手。
张海涛的信最后说：我们写这封信主要目的是希望肖力同志和中央文革首长对朱成昭的情况引起注意，能够批评他，警告他，使他能够幡然醒悟，悬崖勒马，改正错误，继续带领地质东方红这支队伍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
信的落款署名是“地质东方红红教联张海涛”。
……
过了几天，在一次人民大会堂的首长接见会上，我见到了肖力，把张海涛的信交给了她。……
从肖力接到张海涛的信以后的情况来看，我估计张信肯定已引起肖力的高度注意。当然也不排除她从其它渠道了解朱成昭的思想动向，比方微服私访，来校看大字报，因为对朱成昭反中央文革的动向，当时地院的“杀猪（朱）派”在大字报上已有所反映，或者也有人写信反映了朱的问题。不久，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３日，中央文革办公室王广宇传达了陈伯达对朱成昭问题的批示……。
▲ 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４日，宫保军回忆录：“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４日，我参加了在大饭厅召开的一个全院东方红的会议。会上，有人揭发，东方红总部负责人朱成昭等反对中央文革，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我当时怒不可遏，没有调查研究就走上台去，作了一个表态性发言。结尾是：“东方红不能忘记过去，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我的这个即席讲话，切入了广大东方红战士的心田。在此后的第三天，东方红核心组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开展内部整风。会上，经过民主协商，大家推选，我被公举为院“东方红整风勤务组组长”。
根据整风勤务组的建议，１月２３日，地质学院《东方红报》上全文登载了毛主席１９２９年１２月写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并且加上了编者的话。其中说“随着斗争的胜利，少数派、在野派变成了掌权派。在新的革命形势下，在艰苫斗争时期不易表露出来的种种错误思想，在适当气候下，开始冒尖或者明显地暴露出来了，什么单纯军事观点，个人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山头主义，风头主义等错误思想，在左派队伍内部存在着这一系列错误的思想。当时红四军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方法，在今天，对我们东方红公社的现状，同样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根据宫保军这段回忆可以肯定，朱成昭的反中央文革的一些言论已经有较大范围的扩散，所以宫保军说“东方红总部负责人朱成昭等反对中央文革，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我当时怒不可遏”，因为他的高度政治正确的义愤填膺的发言，被选为东方红总部的整风领导小组组长。在总部近乎瘫痪的情况下，整风领导小组拥有实权，可以召开各种会议。如检讨会，批判会等。
▲ 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８日，《东方红报》第６９期发表红色尖兵等战斗队的批判朱成昭的文章写道：一月十八日朱成昭作的形势分析报告中，就提出了反动的五大政治观点：（一）大串联过早了，（二）整风军训有害无利，（三）大联合大夺权搞早了，条件不成熟，（四）中央文革抓人抓多了，联动不错，可能是左派，（五）中央文革运动群众。
▲ 聂树人回忆录：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宫保军为首的领导小组认为，朱成昭必须对此做出交代和检查（宫保军面告）。他将整风小组的决定告诉了朱成昭。１月１８日，朱成昭在全院大会上，就他的错误做检查。朱成昭在检查之余，也将他的忧虑说了出来。若干年后，有人将朱成昭的看法和疑问总结出五条，称为“反动的五大政治观点”。（显然不是“若干年后”，而是６７年的当时就是这样，不是检查，而是做的“形势分析报告”，当年的东方红报比聂树人的回忆更准确。而且宫保军回忆录中也没有１月１８号朱成昭作检查会的记载。因此朱成昭的“形势分析报告”实际应当是一个内部报告，而不是一个公开检查。）
▲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０日左右，王大宾回忆：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大家知道文革运动群众组织中，有什么能保住秘密的“内部会议”吗？大概是中午，吴坤正、古宝琳等人非常着急地跑到三医院找我，说：不好了，东方红内部出大事了。朱成昭在我们内部会议上的讲话内容不知被谁传出去了。勘探系二年级的周××、林××，还有广播台的杨××等人，以“丛中笑”战斗队的名字贴出大字报，揭发总部朱成昭等头头有攻击和反中央文革的思想和言论。“丛中笑”的大字报，立刻被“二团”的周永璋、蔡新平他们抓住了，攻击朱成昭和东方红总部头头炮打中央文革，要彻底揭发批判。东方红内部都不知情，都乱起来了。（注：这应当是梅建明家第二次黑会内容让中央文革知道了，时间在１月２０－２３之间。从戚本禹３月４号接见问话中可知，是丛中笑自己递的材料）
▲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３日，宫保军回忆录：根据整风勤务组的建议，１月２３日，地质学院《东方红报》上全文登载了毛主席１９２９年１２月写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并且加上了编者的话。其中说“随着斗争的胜利，少数派、在野派变成了掌权派。在新的革命形势下，在艰苫斗争时期不易表露出来的种种错误思想，在适当气候下，开始冒尖或者明显地暴露出来了，什么单纯军事观点，个人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山头主义，风头主义等错误思想，在左派队伍内部存在着这一系列错误的思想。”，“当时红四军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方法，在今天，对我们东方红公社的现状，同样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整风，很明确，实际上就是冲着朱成昭去的。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４日，中央文革办事组的王广宇，奉命到地院向朱成昭传达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应是在收阅告朱成昭反对中央文革状的材料后，１月２３日写给朱成昭个人的一封信。在地院朱成昭住的屋子内，只有朱成昭一个人在的情况下，王广宇向他宣读了陈伯达这封有一两百字的短信，主要的内容是：……听说你们要反对我们，我们不怕！只是过去关照过你们，现在再关照你们一次。如果不听我们的规劝，要继续往下走，就会掉到茅厕里去了，变成了茅厕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就悔之莫及了。王广宇来地院，向朱成昭个人传达的陈伯达的短信，我是两天后才知道的，因我还在三医院住院。（可以合理推测，陈伯达不会时隔好多天批条子，他“听说你们要反对我们”，应当就在１月２２或２３号。也可以推测朱成昭的“黑会”不会晚于这个时间。）
▲ １９６７年元月２９日，王大宾回忆：面对东方红内部的批评意见和来自陈伯达中央文革的批评，朱成昭在和蒋良朴、杨雨中共同发表“声明”。
共同声明表明他们对中央文革的态度时说：“我们过去、现在、将来是拥护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这是我们早已确定的信念。”这是核心的一句话，真实想法与潜台词是：过往中央文革是正确的领导，我们当然拥护、执行、支持，如果现在中央文革是错误领导，或领导有错误，我们当然不应当无条件接受，甚至应当坚决抵制。（王大宾回忆录）
１９６７年２月４日晚，面临很大压力。前面已述，朱成跖舆蒋良朴、杨雨中，于６７年１月２９日发表了《关于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目前形势的几点声明》。朱成昭的“声明”，并不能平息地院东方红内部已由此发生的分歧与激烈争论。郑文卿后来亿说：群众批评了他，中央批评了他，他很不服气。于是我就对他说，既然你不服气，那就不如借检查之名，将你的观点全盘端将出去，让大家评判。同时，以宫保军为首的东方红整风领导小组，也要求朱成昭对反对中央文革问题作出交代和检查。这样，１９６７年２月４日晚。朱成昭在地院大饭厅召关的全院师生大会上作了一个”检查”。朱成昭的”检查”当时被二团的人偷偷地录音，今天宫保军还保存有这一“检查”的全文。（中国那时民间还没便携式的录音设备，二团要录音也不可能做到偷偷的。实际上宫保军回忆录中记载是整风领导小组让广播台做的录音。）
◇ 应有的逻辑结果
从以上资料可以得出这样一个逻辑推测：朱成昭在一月中上旬，他与中央文革对立的一套思想已经逐步成型，而且在他和他周围的亲信中也不避讳散布他的设想。在这种情况下朱成昭认为有必要在核心层开会统一思想，决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他们的两次“黑会”应当都是在一月份召开的，一次在月初，一次在２０号左右。吴坤正惊慌失措的两次去王大宾住院的地方去报告，头次是知道了第一次“黑会”内容，很不安，王大宾给予了安慰。第二次是应当是第二次“黑会”后，得知“黑会”内容，而且得知已经泄密了，再次去报告。王大宾不惊恐，因为他自己就参加了，而且也知道中央文革已经知道了，是他们自己在第二次“黑会”上决定向中央文革汇报的，他们就是想让中央文革知道他们的意见和想法。阎长贵听取了他们的汇报而且当场就表态批评了他们。伏庆是和田春林都提到，朱成昭说他与戚本禹辩论，戚本禹辩不过他，虽没有说这个辩论是什么时间（但可肯定是在他下台前），在什么场合，但至少说明，他对自己的这套思想根本没有打算保密，因此也就无所谓告密。整个一月份是多事之秋，起初他们议论开会都没有保密思想，梅建明开完会后自己马上就对外讲了。他不会去给对立面讲，能听他吹牛捭阖的应当还是他信得过的，至少是倾向朱成昭的。但有的人听到后就大为惊吓，不敢苟同，因为当时一般群众中能够跟上他们如此激进的思想的毕竟是少数，要举报他这些言论也很正常。梅建明指出了丛中笑。丛中笑战斗队与二团没有来往，他们是亲朱派，后来发生了分化，其中有人进入了二团的圈子。这都比较靠后了，应当在６６年４月下旬之后。二团的大字报出笼时间是在６６年８月初，朱成昭已经从广州回来了，不久就有朱成昭的第二次公开检查。一月２３号陈伯达批示下来前，这期间即有丛中笑的举报，也有张海涛的举报，谁先谁后已经不重要。应当说，朱成昭们的活动中央文革已“了如指掌”，但没有最后摊牌。最后摊牌是第二次黑会后朱成昭决定直接找中央文革谈。阎长贵听后当场就批评了他们。谈完后陈伯达的那几句话就是告诉朱成昭我们已经接招了，你是否还想继续玩下去。玩下去，茅坑等着你。朱成昭对陈伯达批示泰然自若。将陈伯达给他个人的批示公开亮出来，这意思也很明白，我要和你们玩下去。可以说，这个后果朱成昭已经有了准备。举报也好，“告密”也好，这都不是朱成昭垮台的本质原因，没有举报，没有“告密”，他这套思想就闷在肚里？这怎么可能，他就是要挑战中央文革。没有举报、没有“告密”，他也会用其他形式将其公开，其结果会更为惨烈。这中间王大宾也好、丛中笑也好，张海涛也好，都不算告密，没有个人的道德问题。二团那时还根本就没有获得这些“机密”信息的渠道。二团也举报了，他们公开贴了大字报，都到８月份了，这已和中央文是否知晓没有任何关系了。二团的目的是想让地院广大吃瓜的群众都知内情，这是他们用反朱争取群群众的的一个手段。
□ 原载张运钧、李颖编《昨天的记忆——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往事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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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非烟】
《云卷云舒——清华笔记》（选载之一）
·傅培程·
第一章 文革在清华
一、从“四清”前线匆忙返校
一九六五年九月，北京市大批的高等学校师生放下书本，走出课堂，去农村参加社会主义“四清”运动。这么大的动作，将几万师生停止学业，下放农村去搞政治运动，这是中央下的命令。
“文革”之前的一九六五年，全国的政治气氛已相当严峻。文化领域的各种批判已经开始，毛泽东对教育路线已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责教育界走的是一条“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理论已大为强化。
我们班去参加“四清”运动的地点是北京郊区延庆县的花盆公社，花盆公社位于延庆县北部山区、过了河北的丰宁满族自治县就与内蒙古相连了。与我们一起参加“四清”运动的是解放军艺术学院和北京铁道学院的部份师生。
我分配在一个半山腰上的S村生产队里，这是一个山区的农村，黑河在山脚下蜿蜓流过，四周大山连着小山，进村的路又窄又陡，运输全靠人挑肩背，连架子车也拉不上山去。山间野草杂生，常有古树老藤，不时能看到山桃花、野杏花从岩石后悄然盛开。虽然风景优美，但老百姓生活艰苦。
“四清”运动里有一段时间，我从S生产队调到公社，我与当时的“片长”，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的黄报青教授同住一个房间，同睡一个土炕，“片长”是一片之长，这“一片”的大小是一个公社的范围，公社之长已有“社长”之称呼了，搞“四清”的头头不能也叫“社长”，于是发明了一个特殊的官名叫“片长”。黄报青教授当时是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党总支委员，民用建筑教研组组长。
约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份左右，一天黄报青片长从上面开会回来，说三天之内，全部搞“四清”运动的师生要返回北京去，要大家立即结束手头工作。这么突然，又这么急促，弄的大家面面相觑，隐约地感受到，好象北京发生了什么事。
我万万没有想到，与我朝夕相处，与我同睡一个炕的黄报青教授，他才气横溢，生龙活虎，一年多以后，他竟会被这场运动夺去了生命！
下了撤退命令后，大家急急忙忙捆行李，整物品。我身上穿了好几个月的一件兰色中山装还是黄报青教授的，我急忙脱下没有洗就塞进他旅行包里算还了。我们从千家店登上大客车，沿着蜿蜓的山间公路，翻了一座又一座大山，匆忙驶向北京城，北京会是什么情况呢？学校又怎么样了？整车的师生们默然无语，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想到，公元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在中国的历史上，乃至在人类的历史上，掀起了震撼世界的巨浪！
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五、六月份，从北京延庆县“四清”运动前线返回到清华大学，一进校门，顿时被校园里的景象所震惊！校园里人山人海，大礼堂前面用苇席搭起了临时的大字报墙，墙上贴满了大字报，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在观看大字报内容。看大字报的人群里有本校的师生，更多的是校外的人。大字报的矛头直指清华党委，也有针对高教部和北京市委等机构的。昔日尊严的校领导如蒋南翔、胡健、刘冰、艾知生、何东昌等人都纷纷被大字报点名批判。昔日名声显赫的学术泰斗们，如土木建筑系梁思成教授、机械系刘仙洲教授、工化系滕藤教授、电机系章名涛教授、水利系张光斗教授等等，都被冠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在大字报中被点名批判。人心也可危，昔日梁思成的一个门生，他贴梁思成的大字报长达十几大张，且贴在显目的土建系系馆门口，他比一般人更卖力地批判自己昔日的导师！有的还用漫画的方式来出大字报，画的梁思成漫画头像相当的逼真。
课已上不成了，全校处在停课状态。昔日校领导和系领导们开始被戴上高帽子游街批斗，他们的人身受到了侮辱，肢体受到了伤害，这种出现在首都大学、中学里的无序的混乱、对人身肢体赤裸裸的侮辱伤害，北京市的各级公安系统听之、任之，毫不干涉和制止。大中院校里这种混乱和严重伤害人身的行径还受到中央报刊、中央广播电台的种种支持。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一次又一次的挥舞着军帽接见全国红卫兵，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发表了“把一切反动派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讲活，“文革”浪潮已席卷全国。
一九六六年五、六月份，在清华大学的西门外，常能看到一群群头戴无帽征的军帽，身穿军服，腰系军用皮带，袖套“红卫兵”袖章的中学生们，他们一人一辆自行车，呼啸而过。这些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穿着军服的北京西郊的中学生们，是“文革”中中国红卫兵的最初成员。以后毛泽东自己也戴上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城楼上挥舞军帽，多次接见全国红卫兵，红卫兵才成为“文革”中家喻户晓的组织。
首都的情况迅速向全国蔓延，全国上千万学生进入到了“停课闹革命”的状态，开展“革命大串联”的活动。全国进入到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海洋中，挂红袖章的红卫兵们在神洲大地里横冲直撞。一九六六年，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到了震撼人类历史的“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之中。
三、梁思成系主任在批判会上的妙答
一九六六年秋夏的一个晚上，清华大学大礼堂里召开针对“反动学术权威”土木建筑系系主任梁思成的专题批判大会，土建系全体师生都要参加。我们班坐在礼堂右边十来排的位置上。梁思成是中国清末维新运动的功臣梁启超的儿子，其本人在中国建筑领域内名声显赫，是中国建筑界的一代泰斗，也是清华大学的镇校台柱之一。但是在毛泽东大手一挥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系主任也难逃厄运。
“把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押上来！”在造反派的怒吼声中，几乎象老鹰抓小鸡似的，梁思成教授被连揪带提的抓到了台上。台下土建系的师生们目光齐齐的注视着自己的系主任。梁思成十分瘦弱、苍老、干瘪的象根枯树干，估计体重在七十市斤左右。他用一根手杖支撑着自己，两条圆规般的细腿分的开开的，两条分开的细腿与这根手杖形成一个三角形，这三个着力点平衡着他摇摇晃晃的身躯。几何上有一个重要的定理叫“三点成一平面”定理，建筑大师梁思成对这条几何定理一定滚瓜烂熟，他一生中不知思考过多少建筑平衡问题，也不知解决过多少建筑物平衡稳定的难题。可是今天晚上，这位大师要解决的难题是自己体躯的平衡稳定问题！所以他用两条腿和手杖搭成一个等边三角形，抖抖颤颤地用“三点成一平面”的几何原理支撑着自己，一边用又细又高的嗓音喊着：“别碰我！一碰就倒！别碰我！一碰就倒！”
他重复地向台下喊这句话。可不是嘛！如果谁把他的手杖拿走、或谁在他细腿上踢上一脚，这三点中有一点去掉，平衡立刻就破坏了，他就会立即倒下。倒下的后果更为严重了，一定会在“梁思成不老实装死躺下！”的怒吼声中被乱踢乱打。就在梁思成教授这样勉强抖抖颤颤支撑下，批判大会开始了。一个个登台发言，罗织罪名者有，巧舌如簧者有。有的还是他昔日的门生熟人。其间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引得台下一片大笑，事情是这样的：
批判会上，有一发言者揭发梁思成有“辱国罪。”揭发者说：一次梁思成在国外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会场上碰到了“蒙修”的代表，（“文革”中称蒙古人民共和国为“蒙修”），“蒙修”代表对梁思成讲：“蒙古政府和人民感谢中国建筑工人援助蒙古建设！”当时梁思成教授答词是：“谢谢贵国政府对我国建筑工人的关怀。”发言者指出：一大批中国建筑工人在蒙古乌兰巴托市的建设中出了大力，流了大汗，后来反而受到“蒙修”的迫害和刁难，梁思成居然还要当面感谢“蒙修，”这不是丧权辱国吗？这不是卖国贼吗？
听了发言者的揭发，台下一片吼声，群情激愤。“打倒卖国贼”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会议主持人把话简拿到梁思成脸前，厉声问他：“有这回事吗？”
梁思成回答了：“我是这么讲的，‘谢谢贵国政府对我国建筑工人的关怀吧——’，这句话后面有一个长长的‘吧’字，这是外交场合讽刺的意思，是反话，我没有辱国。”
梁思成先生将这个“吧”字说的又响又长，足足将“吧”字拖了十几秒钟，引起台下一片笑声，会议主持人无言以对，显的很狼狈。
一个简单的汉字虚词“吧”竟有这么妙用！在这个关健时刻，这个汉字救了他，梁思成先生精彩的答辩在学生中留下深刻印象，大家内心都为他喝彩！
接下去的发言大量引用梁思成先生被抄家时抄走的日记中的内容，日记本身是个人隐私之地，用抄家办法把私人日记、信件弄到手，再在大庭广众下宣读、爆光，上纲、定罪，在极左的年代里，此手法屡屡使用。中国老百姓伤在日记、信扎、言论上的人在那个年代是不计其数的，梁思成先生为他的日记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批判会进行了两个多小时，梁先生“三点成一平面”的体系居然没有倒下，真难为他这么高龄还能坚持下来。我们的系主任梁思成先生德高望重，四十多年前早已是社会名人了，四十二年后的１９６６年，将梁思成斗的奄奄一息，常用一辆很破的手推车将梁思成象耍猴一样推去批斗，日复一日的折磨，梁思成于１９７２年１月９日含冤去世。这位亲手设计了共和国国征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大师去世时没有一寸墓碑。
四、二号楼五楼跳下的学生
一九六六年七、八月间，北京炎夏未过，闷热难受。校园内大字报铺天盖地，北京市内天天发生着血腥的暴力事件。
我们土建系的男生宿舍在清华大学二号楼，一、二、三、四号楼都是五十年代系主任梁思成先生主持设计的校舍。有古色古香的中式屋顶。一天下午，我去收二号楼西边露台上晒着的一条被单。二号楼五楼有东西两个露台，露台上有直射阳光，是晒衣服凉棉被的好地方。收毕被单回来我走进五楼西边走廊的卫生间去小便，走进卫生间，看到小便池上方的窗台上坐着一个人，我以为他在乘凉，想想也奇怪，怎么会挑这么一个有臭味的小便池上方的窗台来乘凉？我不经意地扫了他一眼，才发现他脸被打的乌青一片，额头上有血疤一大块，两眼发呆，脸色青灰。认真一看，我才认出来，他是一个“右派”学生。其实他们这批“右派”学生，年龄都有三十多岁了，是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的原清华学子，以后落实政策，又让他们返校学习了，谁知又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一个个被整的死去活来。在中国近代史中，乃至世界近代史中，比中国“右派”命运更悲惨、更冤屈的群体可能是少有了。
我看了他的脸，顿时想起几天前的一个情景来：才三、四天前，在清华大学“明斋”楼前，一群人正在殴打一个倦伏在地上的学生，被打的学生双手抱头，十几个人用脚在猛踢他，雨点般的拳头落在他的背上、头上。这个被暴打的学生就是他！几个红卫兵边打他还边骂他：“叫你耍流氓、叫你耍流氓！”
边上一个同学告诉我：他是水利系的“右派”学生，被打的昏头昏脑时上厕所走错了门，走进女厕所去了，于是罪上加罪，被说成是“耍流氓”，他命都快保不住了，还有心思去耍流氓吗？现时厕所窗台上坐着的就是他！
我才抱着被单下到四楼自己的宿舍里，只听到楼下一片喊声：“有人跳楼了！有人跳楼了！”人们纷纷往二号楼北面地上看去，只见北面墙根下的地上躺着一个人，他在微微的蠕动，脸色青灰，额头已破，痛苦的嘴角里一股细细的鲜血在流出来，一会儿就不蠕动了，肯定是死了。
正是这个水利系“右派”学生！位置刚好在西边五楼厕所间下方，与我离开厕所时间才一分钟左右，他肯定是从五楼厕所窗台上跳下去的！
“让开！让开！”在一片威严的吆喝声中，红卫兵押来了清华大学的四位“黑帮”领导，他们是刘冰、艾知生、胡健，还有一个是何东昌还是别人？记不太清了。他们个个被打的面目全非，衣衫破烂，其中印象很深的是校党委副书记胡健身上这件满是血迹的白衬衣，衬衣背上有一块大碗口那么大的血茄，与肉已结成了死疙瘩。
红卫兵叫这四位校领导来抬这个“右派”学生的尸体。四个校领导个个伤的很重，自己都跌跌撞撞的站不住了，在那个时刻，不抬行吗？一会儿四个校领导每人抬着尸体的一只手或一只脚，从二号楼北墙根下抬着尸体往南走去，一边抬着尸体，一边按红卫兵的要求高声喊着：“这是我的好学生！这是我的好学生！”
中国的政治魔术般的变幻莫测，昔日清华大学将一批学生送上“右派”之路，将一批学生戴上“反动学生”的帽子，今日，曾是执行“革命路线”的校领导同样成为血肉模糊的阶下囚。四位血肉模糊的校领导抬着一位血肉模糊的清华学子的尸体往南边走去，该学生嘴角流出来的鲜血顺着二号楼前的水泥路，一路滴过去。抬着鲜血淋淋的学生尸体，亲身又受着“文化大革命”鲜血淋淋的“恩施”，这些校领导一定会大梦初醒，悟出人生的真味。
两千多年前的诗人屈原曾哀叹：“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难！”一九六六年的清华园，世界文明及进步人类全在为你掩涕！
□ 原载傅培程著《云卷云舒——清华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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