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大概都记得中学语文课本中白居易的叙事诗《卖炭翁》。“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给我们留下了文学现实主义的深刻印象。老师的讲评让我们铭记，文学就是要反映人民的疾苦，表达人民的心声。当年母亲听到我背诵《卖炭翁》，就告诉我，白居易还有一首姊妹篇《新丰折臂翁》。一面说，一面就背诵给我听。这首诗是一位八十岁农夫的自叙。他二十四岁的时候，皇上征兵讨伐边疆少数民族，数十万人有去无回。农夫暗自用石锤将自己的手臂砸伤，不能摇旗挽弓，得免服役。
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命痛不眠。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
生动的故事写出了人民怨恨战争，渴望和平生活的愿望，谴责了帝王专制不顾人民死活的贪欲和野心。学生时代吟诵这些一千两百年前的诗歌，万万想不到这样的故事还会在我们的身边重演。2011年4月，《北京之春》杂志刊登过一则真实的历史人物故事，《胡平断指记》说的就是当代折臂翁胡平先生。胡平生于1947年。他的父亲原是国军的文职官员，部队驻扎在北平地区。在国共内战中随傅作义起义编入解放军，领得《起义官兵证明书》。可是后来在1952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作为历史反革命被枪杀了。直到1983年他和母亲才收到了一纸平反通知书。此时他们已经当了31年的反革命家属。胡平从小聪明好学，成绩优异，思想尤其敏锐；爱读书，好议论。在文革时代，这可是绝对危险的性格。1968年毛泽东12.21指示下达后，他于1969年下乡到川南攀枝花地区插队。不久公社狠抓阶级斗争，决定拿家庭出身极其反动、又有所谓思想言论问题的胡平作为斗争的活靶子。不仅开会批判，而且劳动也不让他跟其他知青一起，而是跟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一起。那个时代，阶级敌人和他们的子女是社会的贱民。出身不好，没有任何出路。大学招生、厂矿招工、本地学校招聘老师，都不可能招收他这个反革命的“狗崽子”（文革中对出身不好同学的蔑称）。他只好自己设法解困脱危。胡平想到的办法就是自残。当时的政策，凡是重伤、重病、丧失体力劳动能力者，可以迁出户口回城跟亲属同住。于是24岁的胡平决定利用铡刀切断左手的拇指。在插队同伴的帮助下，他终于铡断了手指，流失了大量的鲜血，又让当地的医生侥幸地接活了断指。然后，幸运仍然姗姗来迟。他奔走县市省各级医院，终于搞到了医生签署的伤残丧失功能证明。离开了插队的农村，回到成都母亲的身边。改革开放以后，他考上北大哲学研究生，还参与了人民代表的竞选活动。他的竞选演说和当选佳话传遍了全国大专院校。他撰写的《论言论自由》成为思想解放的号角。1989年六四期间，他留学美国，成为《北京之春》的主笔。从此奠定了他海外民主运动理论家的地位。
通过自残换取回城机会的悲惨故事并非胡平一例。当年发生在云南、安徽、江西的上海知青中也有多例。2007年凤凰卫视纪念高考的回忆节目也曾介绍，为了躲避繁重的劳动，赢得时间复习迎考，讲话人就是自残流血，终于考上了大学。按照传统伦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人民万般无奈才不惜自残。只好铤而走险，一定是苛政猛于虎也！古代的折臂翁还能庆幸自己肢体虽残，毕竟苟全性命。毛泽东政策下的知青整年的劳动收入还买不起自身的一份口粮。衣食不周也罢了，还要忍受各种思想言论的监控。胡平阅读过黑格尔的哲学著作（资产阶级哲学当时是不准看的），还说过一句“抓革命促休息”的玩笑话，就要遭受政治批判。每个知青都要接受政审（家庭出身、社会关系的审核），受到党政官僚资产阶级的阶级歧视。上山下乡剥夺了青少年升学和职业的选择，政审和出身歧视则是赤裸裸的政治迫害和思想监控。知青下乡完全是文革浩劫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彻底否定。
上山下乡青春无悔之类的说法一度受到广大知青的痛斥。随着习近平的上台最近又以“梁家河学问”的姿态死灰复燃。灭绝人性的红卫兵血统论已经遭到人民的唾弃，近来却又打着政审的旗号悄悄地在卷土重来。但是知青这一代人都尚还健在，百分之九十九的知青都不是自愿下乡的；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和家长不满意的真相是无法掩盖的；绝大部分官二代知青“调门高，走得早”的情况也是尽人皆知的历史真相；改革开放初期知青的口号“我们要回家！”、“不回城，毋宁死！”曾经在祖国的南疆和北疆久久回荡，令人难忘。毕竟时代不同了，人民绝不会再让折臂翁鲜血淋漓的故事在中华大地上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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