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2年高考中被当时尚在北京的中国科技大学录取，进入该校近代力学系的。学制五年，如果期间没有变故，应该在1967年夏天毕业。但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偏偏变故特别多，先是小变故：1964年末，学校将我和另外七名62、63级同学调离原来的系，进入外语教研室下属的英语专修班学习英语，因为当时英语教师奇缺，学校受教育部指示要为自己培养英语教师。到1966年初，当局原准备让我们八人中基础较好的二人（62级而且中学就开始学英语的我和另一同学）在暑假毕业，秋天开学时就走上讲台，充任英语教师。所以，如果不是后来的大变故，我有可能成为科技大学66届的文科（英文）毕业生。这个大变故就是：那年6月初，离毕业不到两个月，突然爆发了文革，学校从此停课，接着停止高考、停止招生，在校学生也停止毕业。到1968年6月，也就是学校因文革停课整两年的时候，中央发出《关于大专院校67届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启动67届毕业生的分配工作，通知规定67届毕业生工龄从1968年7月算起。此时学校早已停课，当然不再需要教师，我们留校教英语的安排自然也一风吹去，我于是回到力学系参加分配。这就是我这个62年入学的五年制学生，原来有希望成为66届毕业生，最后却成了68届毕业生的缘由。
◆ 无妄之灾
所以，今年是我大学毕业离校五十周年。大学毕业一般都是值得庆贺的事，即使在国家危亡的抗战年代，喜庆谈不上，但至少同学们也要“弦歌在一堂”，然后辞别老师和同学，走上社会去“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然而，我们的毕业做不到这一点，当时学校分裂为“东方红公社”和“延安公社”两派，班里的同学也随着学校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派，不要说“弦歌在一堂”，就是大家聚在一起拍一张毕业合影都没有人提议。
除了派性造成的分裂以外，没有合影还有另一个的原因：同学离校的时间先后不一，虽然文件上说大家都是1968年7月开始算工龄。在我的记忆里，当分配方案下来，大家扳着指头盘算其中哪个位子可能会分配给哪个同学时，发现有一个同学不见了，后来听说他是参军走了，直接由部队来学校点名调人，没有占学校的分配名额，他大概是我们中间离校最早的一位同学。其他同学中，离校早的大约在八、九月份，至于离校最晚的同学，可能要数C同学，他当时已经被送进劳教所有一段时间了。起因是他曾在一张印有马恩列斯毛头像（文革时很多传单或印刷品都有这样的头像）的纸的反面写了几个“呸”字，如果对着光亮可以看到那几个“呸”字位置跟正面的这些革命导师头像似有重合，于是被革命群众以“恶毒攻击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罪名告发而关进公安局。这一类“恶攻罪”在文革中数不胜数，公安局更是见得多了，他们虽然心知大多是冤案，但是在当时形势下不能拒绝，否则就是立场有问题，于是将他移送劳教部门关押。关了几年之后，当C同学被放出来时，他发现“母校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留守处”，因为科大已经在1970年搬迁到了安徽，留守处让他赶到合肥，这时原来的党委书记刘达已经复职，将他分配到淮北市科技局。从时间上算，很可能已经是1973 年了。也就是说，我们力学系62级六十个同学从1968年到1973年，大约花了五年时间才算全部辞别母校，走上工作岗位。
除了C同学被送交公安局关押之外，我们力学系62级同学中还有二位被定为“不予毕业”而在学校受到“专政队”的隔离审查。其中之一是L同学，关于他的问题，我和许多同学一样，五十年来一直都在云里雾里，据说是因为受到他哥哥“外逃投敌”案的牵连，他的个人物品受到搜查，人们从他的书信文字中发现了他的“反动思想”。另外一位是Z同学，他被揪出来的一幕至今仍留在记忆里，在我的记忆中，我们的毕业分配就是以这一场景揭开序幕的。
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档案馆——大事记》网站记录：“1968年8月9日，解放军驻京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200多人、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50人进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领导学校‘斗、批、改’。8月20日，第二批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50人进驻学校。”我们62级的毕业分配工作领导权自然就操在他们手中，很多同学还记得具体负责我们班分配工作的解放军军人和工人师傅的名字。
回想起来，Z同学被揪出来这件事应当发生在八月份某一天。进驻我班的军/工宣队，把全班同学召集在一个教室里，宣传队的那位军人举手出示一张纸片说：这张纸上有一条反动言论，是谁写的，请在座的同学传阅识别笔迹。传阅刚开始，Z就站起来走到了前面，轻声承认是自己写的。这一情景印象深刻难忘，至于其余的事情——谁在会上发了言、如何把Z带走、如何散会——已经完全记不起来了，毕竟那件事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
Z同学来自江苏省农村，出身下中农，在中学里当过校学生会主席，所以一进科大就被指定担任我们一班的班长（当时我们60人被分成两个班）。刚过去的三年里家乡发生的严重饥馑状况显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他多次在同学中讲述饥荒在他的家乡造成的浮肿病和死亡，也并不隐瞒对 “三面红旗”正确性以至共产党领导的怀疑，所以他的班长第二年就被改选掉了。他的这种“反动思想”不小心落在他无意识涂写的一张纸条上，被同学捡到后上交，成了白纸黑字的证据。这件事发生在1966年初他从四清的农村返校休整期间，（四清的工作队员为避免在春节期间打扰农民，都离开村子回城休整。）只有少数人知道，事后他跟同学又回到农村继续充当工作队员，可能没有意识到已经种下祸根。学校当局大概还没有决定如何处理，文化革命就爆发了，这个事也就拖下来了。
《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里这么说：“在运动中，……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文革的两年中，这件事逐渐在同学中流传开来，他自己大概也知道闯了祸，这样的结局，在大家心里也早有预料。临近毕业，“酌情处理”的时候到了。文革中什么问题都爱无限上纲，这处理肯定不会轻。
假如没有文革，Z同学的处理可能不会那么严厉。毕竟，他的“反动思想”只是表现在日常的言谈中，并未在什么正式场合发表过，领导也早就知道。我还记得一位与他同乡的高年级学长经常来宿舍找他谈话，想必是系里派来做他工作的，企图扭转他的思想，显然没有成功。但是刘达书记对学生中的思想问题的处理一向以教育为主，我们力学系60级的学生江建铭，曾私下上书中央，对当时的“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决策提出异议，他的上书转到学校后，学校并未为难他，1965年让他跟其他同学一样毕业，倒是接收单位“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把他退回学校，刘达就让他留在学校里，还让马列主义教研室的教师帮助他。直到文革开始，包庇“反动学生”江建铭就成了刘达的一大罪状。
今天我们回顾当年的这一段历史，学生中存在这样那样的所谓“反动思想”，其实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像Z同学对“三面红旗”的异议，实际上是广大农民对当时错误政策不满的表达。我们现在知道，同样的不满和质疑，在中共的各级干部中也十分普遍，我们入学的那年年初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许多与会的中、高级干部都表达了这种情绪。应该说，来自农村的Z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比我等城里的同学更“接地气”。
L和Z同学1968年在学校里接受“专政”，他们后来还是被学校“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先后毕业离校：L同学被分配到甘肃，Z同学在1970年随着学校下迁到安徽，被分配到淮北一所中学教书，后来调回了家乡，在家乡一所中学教师的任上退休。文革后，L同学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的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六机部某研究所工作。淮北科技局的C同学则调回北京，后来成为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专家组的成员。这三位同学的人生经历和日后对社会的服务和贡献说明，文革中对他们的处理，于国于民是摧残人才，于他们个人完全是一场无妄之灾。
◆ 被“待分配”
除了这三位同学，到了十月份，大部分同学都已离校，但是还有七个不能立即毕业分配的同学留在学校里，被称为“待分配”学生。每个“待分配”学生都有各自的原因，有的是文革前在“清理思想”的运动中暴露了自己的“反动思想”，需要进一步认识；有的是文革中散布江青在三十年代的传闻，被同学揭发；有的是文革中到外地支持了错误的群众组织，受到追究；有的是长期不参加运动，在整个文革期间当逍遥派； ……。本人不幸也在此七人之列。
本人之所以沦为待分配学生，是因为军/工宣队要求我对自己在文革期间所犯的错误作出检查。我心里明白，那是指以下两项错误：第一项，在1966年10月份写了一份题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学说万岁”的大字报，到1968年被认为是一张受到“反动思潮”影响的“毒草大字报”。第二项，在1967年初，抗议本校掌权的造反派协同公安机关抓捕“炮打反中央文革”的反动组织“雄师”的头头。这两项错误都是我们七个同班同学的集体行动，我们的集体有一个卑微的名字：“红炮班”，以表示没有野心，不屑同当时满世界的“××造反兵团”、“××司令部”为伍。 红炮班里有三人在毕业的时候遭到了“酌情处理”：前面提到的C同学以及被“待分配”的倪诗茂和我。
我们的那篇“毒草大字报”，从标题的字面上看是很革命的，其中心内容就是根据文革最初几个月中发生的现象——大批干部被定为“走资派”而打倒——来阐述我们当时理解的毛泽东在新时期的阶级斗争理论。大字报试图告诉人们，解放后的十七年中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动：以前地主、资本家是剥削阶级，所以是革命的对象，现在压迫和剥削人民的是“走资派”，“走资派”那么普遍，其实就是干部阶层，他们在文革中成了革命对象。文章强调，文化大革命同以前推翻地主、资本家的革命不一样，新时期里有新的阶级关系和新的革命对象。大字报在校园里贴出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大部分的反应是“热烈欢呼”，许多本来不相识的同学都来找我们讨论，有的认为解答了他们心中的许多疑问，也有的人替我们捏一把冷汗，认为我们的大字报里“阶级关系新变动”的主张太离经叛道。当然也有一些人，尤其是那些在我们的文章中被划为革命对象的干部阶层子女，认为是“大毒草”和“右派言论”。
若干年后知道，我们的这种“理论”一点也不新鲜，早在1950年代中期，南斯拉夫的执政党“南共联盟”仅次于铁托的第二号人物吉拉斯（或译德热拉斯）在他的《新阶级》一书里，就指出：社会主义国家里自称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统治阶层，实际上是一个有着自身利益的集团，是一个“新阶级”。这本书1963年就被译成中文了，不过是内部发行，我们作为学生当然完全不知道，所以自以为领会了毛泽东文革思想的精髓。用一句西方谚语来比喻，我们的大字报属于“重新发明了吉拉斯的轮子”，而且是非常粗糙蹩脚的轮子，连利益集团、特权阶级都没有提，只提了“干部阶层”。这当然要归结于我们这群青年学生，社会经验为零，思想资源贫乏，头脑简单地认为：既然刚解放时划成分根据一个人解放前三年的财产和社会地位来确定，那么，到文革时，解放已经十七年，一个人的财产和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动，自然应该根据新的阶级地位来重新划分革命动力和革命对象。
应该说，我们当时只是照搬书本上学到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皮毛，似是而非地解释文革最初几个月里“走资派”纷纷落马的现象。当时北京的大、中学校里都流传着类似的思潮，如1967年春，中学生激进派的“四三派宣言”中提到了“特权人物……像各个历史时期一样与广大劳动人民构成了今天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文化革命就是这种主要的阶级矛盾”的爆发。这股思潮发展到到1968年，湖南中学生杨曦光（即文革后的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在《中国向何处去》中说：“引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矛盾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发展和尖锐化就决定了社会需要一个较彻底的变动，这就是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实现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新思潮”显然已经超出了批判“走资派”的范围。发展下去，有可能把整个统治集团，不管是不是“走资派”，都归入“新阶级”中。于是中央文革下令把杨小凯抓捕入狱，把他的组织“湘江风雷”打成反动组织。我们的大字报也被归入了这股“反动思潮”之中，我和倪诗茂是这篇大字报的主要作者，毕业的时候遭到清算自是在劫难逃。
我们的第二项“错误”发生在1967年的一月份：我校的一个组织“雄师战斗队”因为在西单张贴大字报批评中央文革而被定为“反动组织”，其五名主要成员在校园内被本校掌权的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公社”配合公安部门抓捕，送公安局关押，在抓捕过程中遭到了许多学生的抗议和阻拦。这事正好发生在我们从外地串联回到学校前一、两天，回到学校时只见校园里贴满了支持中央文革、镇压反动组织“雄师”的大标语，也有大量抗议“东方红公社”伙同公安部门抓捕本校同学的标语和大字报。
我们当时并不认识“雄师 ”的成员，对于他们“炮打中央文革”的大字报也只是粗略看了一遍，虽然并不全部认同其中的观点，但看不出他们是在“反对”和“炮打”中央文革，充其量只是有些不恰当的批评言论而已。基于此，我们就写大字报参加到抗议抓人的行列中，于是被掌权的造反派扣上了跟“雄师”一样的帽子：“反对中央文革”和“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些批判当然并不能说服我，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立场是符合 《十六条》的。
《十六条》里的第七条专门阐述了“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它说：“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根据这一条，中央文革给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学生平反，主张群众有权利向领导提意见甚至反对领导，不应受到惩罚。这些主张让人觉得他们不同于刘邓的路线，有一番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新气象，因而赢得了我们的真心拥护。
可是不到半年，同样这个中央文革小组，对付给他们贴大字报提批评意见的人，就动用公安局采取抓捕的手段，其蛮不讲理的程度比刘邓路线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我们看来中央文革的做法违反了《十六条》。而在我们的眼里，《十六条》作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指导文革的纲领，其权威是高于中央文革的。当年虽然没有今天这样的法律意识，但是，心中还存有起码的道德伦理和公正意识，懂得“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法律、规则的实施是不能因人而异的。我们原先对中央文革的拥护就是因为它推翻了工作组给学生群众扣上的“反革命”帽子，现在它给学生群众扣上了“反动组织”的帽子，那中央文革同工作组又有何异？如果《十六条》只能被用来对付工作组，而不能用来针对中央文革，这样的《十六条》其公平正义何在？
我们的这两项错误，都是在文革最初阶段犯的。这段时间其实是我们最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的几个月。正是出于这种信任，我们才会尽力去学习领会当时中央领导发出的指示，把我们对这些指示的理解公布于众，并冒着政治风险捍卫这些指示。正如“雄师”分子江明德同学所说的，当时是：“逢人敢说十分话，对党全抛一片心”。然而，由此而导致的批斗、抄家以及“待分配”，给了我结结实实的教训，懂得了在政治运动中要多长一点心眼。
“待分配”是我人生历程中遇到的第一个坎。当时23岁的我，眼看着同学们陆续离校，自己却还要留在学校，在霜风和冷落中，守着日益空荡的宿舍，在军/工宣队员软硬兼施的压力下，搜索枯肠写检查。瞻念前途，不知这样的日子何日结束，心中不免感到绝望。为了尽早摆脱这样的困境，我和倪诗茂两个“难兄难弟”在私下里都长了点心眼，总结出一条在军/工宣队面前的自我保护原则：“诚恳度要高，诚实度要低。”前者是说，在解放军和工人师傅面前，要逆来顺受，不能显示任何抵触。后者是说，有些真实的想法，绝对不能轻易暴露。我们在检讨书中顺着军/工宣队员的教导，上纲上线把自己狠批一通，表示触及灵魂、沉痛悔改的决心。这些检讨、鉴定在文革后都从档案里取出销毁了，否则今天拿出来看到自己的连篇假话一定会无地自容。
五十年后的今天，那些凄凉、绝望的心情已一去不返。而那些绝不敢向别人暴露的、一旦讲出来会被军/工宣队训斥为“够枪毙几次”的真实思想，随着时代的进步，也已经失去了最后的敏感性，如阶级的分化和固化、阶层间的流动等话题，已经成了学界和网络上的寻常话题，而任何个人和组织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已经成为社会大多数人的共识。这些思想在我的脑海里盘旋了半个世纪，也随着自己阅历的增长，经历无数次的反思、修正，演变至我今日政治倾向和世界观中的组成部分，是我人生中的精神财富。
◆ “深谋远虑”的毕业鉴定
在我们待分配期间，中共中央在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举行了八届十二中全会，会议的主要文件是《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作出了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和永久开除出中国共产党的决定。会议公报发表的时候，正是我们的“待分配”进入关键阶段：写自我毕业鉴定。工/军宣队要求我们在自己的鉴定中对党中央的决定表态。我们当然不能表示半点犹豫：拥护党中央的决定，声讨“刘贼”的罪行。但是在鉴定中如何形诸文字，我和倪诗茂多长了一点心眼。我们内心里都知道，做到党和国家第二号领导人的刘少奇，怎么可能会是一个“叛徒、内奸、工贼”呢？这样的定案太荒唐了，肯定站不住脚，将来是一定会推翻的。但是我们无法预测翻案的时间，我们担心，万一翻案发生在几十年以后，到那时，刘少奇成了蒙受冤屈的英雄人物，掌握权力的新一代革命小将从我们的档案里取出这些自我鉴定，当年白纸黑字上的表态就将成为我们恶毒攻击刘少奇同志的罪证，就像我们看到的红卫兵从民国时期报刊和敌伪档案里查出那些被捕的共产党员在出狱时写的自白书一样。到时，我们面对那些对历史无知的年轻人将会像眼下那些“叛徒”和“自首变节分子”一样百口莫辩。
所以，我们约定，在写自我鉴定时，既要让工/军宣队满意，表达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革命义愤，又要照顾到几十年后，不致使自己陷入今天那些“自首变节分子”的困境。我们的伎俩是，尽量多正面表达对中央决定的拥护，在声讨刘少奇时避免点名，只写“党内头号走资派”之类的当时报刊常用而几十年后的人可能不知所指的提法，指望将来的革命小将在我们的“自白书”中看不懂我们声讨的是谁。
当然，后来的历史没有朝我们“深谋远虑”的方向发展，刘少奇的平反发生在十二年后，当时文革刚刚结束四年，我们那些检讨文字据说已经从档案中取出销毁，即使不加销毁，我们的那点小伎俩也派不上用场。“城头变幻大王旗”，历史的翻转发生得太快，经历过这一段历史的人大多还在世，都知道对于刘少奇的那些不实指控曾经得到过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全国人民都跟着党中央对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声讨，一样的“违心”也一样的无耻。
◆ 在爱情和功名之间
在本年级大部分同学毕业离校，宿舍越来越显得空荡的时候，工/军宣队把原来分住在各个宿舍里的同学合并到少数几个宿舍，不记得什么时候，我跟一位高年级的S同学搬到了同一个宿舍，他是我们系61级的毕业生。渐渐地，我跟他相互熟悉之后，就了解到他为什么会直到1968年底还留在学校里。
事实上，S和他的61级同学在一年前就分配了。61级原定在1966年暑假就应该毕业的，但是由于文革的爆发，耽误了一年时间，尽管如此，他们的分配方案是文革前就已经制定了的，虽然推迟了一年，大体上按原来的方案分配。S同学家庭出身是中农，家里只有母亲一人在浙江农村，社会关系非常清白简单，所以他一年前被分配到了一个令人羡慕的单位，空军某研究机构。
但是他到空军后被退回了学校。原来S同学文革前在北京郊区担任农村四清工作队队员的时候，认识了村里的一位女青年并且谈起了恋爱。四清工作队员同当地青年谈恋爱是违反纪律的，更要命的是，对方还是一位富农的女儿，那就不仅是纪律问题，而是阶级立场问题了。工作队的领导发觉后采取了一些措施来阻止他们关系的发展，比如将他调离原来的村子，但是并没有使他们断绝关系，只是使得这种关系转入地下。毕业分配后，S同学向新的单位提出了结婚的申请，于是原来的地下恋情暴露，空军方面劝阻不果就把他退回学校，于是来到我们62级跟我们一起“待分配”。
后来S同学分配去了新疆阿克苏地区。分别的时候，我们有一番谈话，他对于被分配到这么边远的地方没有一点沮丧的情绪，反而对新的生活相当期待，让我觉得这个名额是他自己主动要求的。他说去了新疆后就把北京郊区农村里的妻子接过去，甚至把老家的母亲也接过去。那个年代，新疆地区对内地人口迁入落户的政策比较宽松，“农转非”（由农村户口转为非农业人口）比其他地区要容易得多，这样就可以让妻子脱离农村，获得城镇户口，否则她在家乡的村子里将当一辈子的“地富子女”，连生了孩子按政策户口也只能随母亲留在农村。
我不知道他的“如意算盘”后来有没有实现。这些年来，有时跟认识他的校友谈起，有的替他可惜，说他们班的同学跟他一起分配到国防科研部门的，有的当了将军，而他为了一个“富农的女儿”断送了自己的一世功名。也有的钦佩他为了爱情作出牺牲的决心。我跟S同学以前不相识，在一起等待分配也不过一两个月，可以说是萍水相逢。半个世纪过去，没有再联系过，但是一直没有忘记他。
◆ 急急匆匆告别母校
时间到了1968年12月，63级的毕业分配也已经接近尾声，工/军宣队似乎还没有让我们这些62级“待分配”学生离校的意思，不知道要如何深刻认识自己错误才能让他们高抬贵手。正在感到绝望的时候，突然被通知可以毕业了。据说中央有文件下达，要求加快大学生的分配工作，尤其提到对于在文革中“犯了错误的小将”，属于在大风大浪里“喝了几口水”，不要揪住不放，要以教育为主，云云。听口气像是江青在某个会议上的讲话。这个精神一传达，学校立即网开一面，我们“待分配”的同学全都得到了解脱，有些被隔离审查的同学，情节较轻、认识深刻的也被立即解放，加入到我们的“待分配”队伍里来。真是：
黄叶落尽正无望，忽闻谕旨自天降。
却看难友愁何在，打点行李喜欲狂。
工/军宣队恩准我们毕业，去向也定了：“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这是六月份的 中央通知里已经确定的。那些先于我们毕业的同学有大半分配到了中央各部委（一机部、铁道部、冶金部和水电部等）的下属厂矿企业，有的还要先到军垦农场劳动锻炼一个时期。1968年9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的最高指示：“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于是，除了“四个面向”，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也成了我们毕业时的口号。学校给我们七个待分配同学的名额，没有中央各部委的，都是各个省市的下属单位，三个南方省广东、广西、云南各有一个名额， 似乎是专门为我们三个家在南方同学要来的。我们三个同学很快商定：胡湘生去广东，那里离他的湘南老家最近，有他的新婚妻子；我挑选了去最远的云南，因为我有一个姐姐在云南，多少有一点照应，倪诗茂就去了广西。
已经比别的同学晚了好几个月，巴不得早日走上社会，定了去向我就紧接着去办理离校手续，到校办去领“派遣费”，我的派遣证上写着报到地址是云南省西双版纳孟旺解放军农场，校办的人在地图上找不到这个地址，全校也没有别人分配到云南，于是按最高的标准发给我路费。此时已经是12月中旬，离报到日期很近了，也来不及回家看望家人。只能买了去昆明的火车票直奔那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
我本来还应当告别本校的教授钱临照，他是我的表哥，我在北京这几年，他给了我很多关怀和指点。有一年寒假我要回上海，学生会给我们代买车票，但是要先交钱，我一时手上没有那么多钱，就向物理系的钱昆明（钱临照的侄子）告借，他手上也没有。没有想到第二天他们系的一位干事就找到我，说是钱先生托他把二十元钱交给我，原来他从昆明那里听到了我借钱的事，就立即给我送来路费，这件事我一直记在心上。可是钱临照在“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不久就被隔离审查，进了“专政队”，每天拿着饭碗排着队到食堂打饭，有人看管，我不敢上前告辞，只能站在路边多看几眼，聊作告别。
我去昆明先要走京广线南下衡阳转湘桂线，发车时间大约是晚上十点，家在北京的王湘钧同学（他自己分到山西）把我早早送到了车站，然后在月台上跟我说话，等待坐同一次车的胡湘生来到，可是等到九点多，还不见他的人影。因为胡湘生在当天要到另一个同学家去道别，有一些小行李让我替他带到车上，眼看着他赶不上车，我如何处理他的行李呢？正在焦急的时候，胡湘生终于在发车前几分钟赶到了。原来，当晚8点，中央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节目里广播了那个影响了几千万“老三届”、“老五届”人生道路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按照文革中的惯例，最新指示一般在晚上8点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里公布，第二天见报。全国人民听到广播都要立即行动起来，上街欢呼庆祝，于是8点以后，北京市的大街小巷充塞了欢呼的人群和游行的队伍，许多路公交车辆都停驶。胡湘生被堵在了路上，最后由同学的弟弟踩着三轮把他送到了车站。
根据这样一个事件，我查到了这个最高指示 是1968年12月22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从而确定我是1968年12月21日晚上离开北京的。我在这一天，“急急如丧家之犬，匆匆如漏网之鱼”，结束了自己的大学生活，离开读了四年书、却居住了六年多、一天也不想多待的北京。
2018年12月21日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四四七期(cm1812d)
参加论坛上关于本文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