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育延：清华大学武斗的结束（中）
沈乔生：一个知青的声音
王铁藩：说反右讲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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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九八七）·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一五五期（zk1812c）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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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七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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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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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者言】 清华大学武斗的结束（中） 陈育延
【各抒己见】 一个知青的声音 沈乔生
【追根溯源】 说反右讲文革 王铁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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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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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者言】
清华大学武斗的结束（中）
·陈育延·
（上接ｚｋ１８１２ｂ）
（三）毛主席的“７·２８召见”是留给蒯大富的最后一次机会
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凌晨，毛主席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这北京高校“五大领袖”的主要谈话和经过，在网络上流传很多。但应以许爱晶（即韩爱晶）所著《清华蒯大富》一书中第３５２页到３７５页的叙述较为准确和全面。其主要内容，应以召见两天后公布的正式传达稿为准。这个传达稿，是在谢富治主持下、“五大领袖”核对记录、经删减后统一公布的，刊登在１９６８年７月３１日的清华《井冈山》报第１５４期上。原文如下：
◇ 毛主席七·二八重要讲话（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
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半到八点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召见了我们五个人。主席的主要指示精神，是要我们欢迎和支持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少数有武斗的大学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七·三布告”，劝说学生停止武斗，上交武器，拆除工事。要我们支持、尊重人民解放军。
召见时在座的有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同志。还有温玉成、吴德、黄作珍等同志。
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他老人家看到了我们进到会场时，一一和我们握手，毛主席叫我们坐下。江青同志说：好久不见了。
毛主席说：还不是天安门上见过吗？又没有谈话，你们无事不登三宝殿。不过，你们的情况，我是知道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非常关心我们红卫兵小将和关心学校文化大革命运动。向我们进行了极为重要极为深刻的教导。下面传达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指示精神的要点，这是根据我们自己的纪录整理的，可能记录不够准确。
毛主席说：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居民，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逍遥派那么多，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出四个办法；（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两个学校，住在两个地方）；（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
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林副主席说：斗走资派是好事情。文艺界的牛鬼蛇神也必须斗。现在有些人不是搞这个，而是要搞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他们大都是工农子弟，被坏人利用，有的就是反革命。有的人开始是革命的，渐渐地革命性减少了，走向反面。有的人主观上是想革命的，但客观上行动上是相反的，有一小撮人主观客观都是反革命的。
毛主席说：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全身膨胀，闹浮肿病。希望你们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
林副主席说：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做了最正确的，最重要的，最明确的，最及时的教导，这次如果还置若罔闻，要犯很大的错误。你们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全国很多学校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大联合的问题，你们有些学校落后了。你们没有看到文化大革命每个时期需要干什么。希望你们赶上去。
同时，我们的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等同志都给予亲切的批评和勉励。
在长达五个小时的接见中，深深地教育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红卫兵和无产阶级革命派无比的关怀和爱护，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了解我们红卫兵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我们的工作过去没有做好，有许多缺点和错误，感到无比的惭愧，有些事是很可痛心的。我们绝不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的最大的关怀、鼓舞和期望。我们坚决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们热烈欢迎，坚决支持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大学宣传最高指示和“七·三布告”。认真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老老实实地向工人、农民、解放军学习，彻底改造世界观，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坚决执行“七·三布告”和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北京大学 聂元梓
清华大学 蒯大富
北师大 谭厚兰
北京航空学院 韩爱晶
北京地质学院 王大宾
一九六八年七月三十日重印，以此为准。
〔摘自１９６８年７月３１日清华《井冈山》报〕
这个正式的传达稿一公布，团派头头们都怔住了。因为其内容与两天前蒯大富在毛主席“７·２８召见”后返回北航时、非常兴奋地向我们口头传达的内容相差甚远。
登在《井冈山》报上的这个正式传达稿，重点是批评我们打内战、搞武斗的错误，而且语言很严厉。毛主席的态度很坚决：“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同时要求学生红卫兵们实现大联合，进行斗批改，将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而蒯大富给我们口头传达的内容，却主要是讲毛主席如何支持井冈山兵团团派，如何不喜欢４１４。听他的讲述，给团派头头们的直接感觉是：毛主席处处护着清华井冈山的革命小将，不但让工宣队马上放了被抓的鲍长康，而且不准在清华继续抓人打人。主席和江青对清华的情况非常了解，对我们这批革命小将充满了感情，对４１４是不满的。蒯大富的口头传达，我在三个月后的大联委学习班上有个描述：“７月２８号主席召见回来，晚上到北航，几个人聊了起来，有我、鲍长康、蒯大富等人。蒯大富说主席讲：‘十万人进清华，４１４高兴，井冈山不高兴，我就不高兴。’说主席讲了三遍。蒯大富还说：‘我们离开清华，使我们在主席面前好说话。’还说了关于主席评价周泉缨等人的事，全是对团派有利的事情。就是没有谈主席批评我们的话，也没有谈主席支持宣传队的话。结果当时在场的人都感到主席是支持井冈山的，感到：我们井冈山人必胜！根本就不感到自己的严重错误。”〔摘自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２９日我在大联委学习班上的大字报《揭发蒯大富及原兵团总部——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在私下传达中，对团派有利的细节，蒯大富基本都传达了。而毛主席说的：“工人是我派的，你们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一点都没有传达，就是在私下也没有说过。因此清华学生根本不知道这句话，直到７·２８召见很多天后，我们才知道。后来引起团派很多人的愤怒，因为７·２８召见后，蒯大富仍然同意并布置对工宣队“抓黑手”，而团派许多人都不明真相跟着干，颇有受到愚弄的感觉。（在第十七章中我对此有专门的叙述）
７·２８召见后，在谢富治主持下，蒯大富等“五大领袖”到市革委核对记录，拟出这个统一的对外传达稿。在对记录的过程中，工宣队到市革委找蒯大富算帐，所以只好由谢富治陪着蒯大富回清华。在清华，蒯大富将毛主席召见五大领袖的消息，告诉了留在清华的井冈山战士，大大提振了处于绝望之中的兵团战士。９００３大楼挂出标语“毛主席接见蒯大富是对井冈山人的最大爱护！”。谢富治也在明斋广播台讲话，一方面赞扬井冈山战士在文化大革命中立了大功，一方面批评清华武斗，说打工人是错误的。
７·２８召见的消息传到北航，眼巴巴地守候在这里的几百名清华井冈山战士无不欢欣鼓舞。因为在文化革命中，“毛主席接见”就表示了对你的支持。例如：毛主席接见全国红卫兵就表示了对红卫兵运动的支持等等。自然，接见蒯大富会被当作对井冈山兵团的支持。下午四点左右，韩爱晶传达了部分主席接见的内容。晚上，蒯大富回到北航，又按自己的意思、“为我所用”地传达了一部分主席讲话。
因此，在“７·２８召见”后的最初两天，团派确实很兴奋，对蒯大富口头传达的内容也深信不疑。但正式传达稿公布后，团派有些头头对蒯大富的“口头传达”产生了怀疑，认为至少是不全面的。就连前哨广播台的台长吴慰庭，这个最激进的团鹰派，都在８月５日的团总部扩大会上说：“希望蒯大富全文传达主席指示，不要只传达对我们有利的。”〔摘自１９６８年８月５日工作笔记〕
可叹的是，毛主席７·２８召见的主要目的和精神，蒯大富始终就没有搞明白。他错过了毛主席留给他“继续革命”的这最后一次机会。
许多事情在发生的时候是当事者迷，事后慢慢回忆，有了多年的阅历之后，就会想明白其中的很多道理，逐渐从迷惘中醒悟过来。１９６８年的“７·２７事件”就是一例。
对于７·２７工宣队进校，特别是７·２８毛主席召见“五大领袖”时五个半小时的谈话，每个人都有自己关注的重点。蒯大富关注的是毛主席和江青对自己的爱护，清华团派关注的是毛主席对清华井冈山的支持和对４１４的排斥。还有不少人关注的是“毛主席为什么事先没跟蒯大富打招呼？”，他们有人认为，也许那时候，毛主席已经要抛弃蒯大富了。对这一点，我不认同。我经过近几年的回忆和思考，悟出这一事件应该有三个重要的关注点。
◇ 第一个关注点是：“间接打了招呼”
在７·２７之前，中央已三令五申表态反对武斗，发布了“七·三”、“七·二四”布告制止武斗，北京市革委会和卫戍区也一再重申要各单位停止武斗，并组织调查组下到武斗单位进行调停，也有调停成功的案例，例如：北工大等。蒯大富在市革委会的会议上不断受到要他停止清华武斗的压力，卫戍区的李钟奇、黄作珍甚至亲自来清华表态反对武斗。中央的态度非常明确，就是要各大专院校立即停止武斗，实现大联合，进行斗批改。蒯大富也知道这样的精神，却很少在清华认真传达和执行，反而认为工代会、农代会要他停止武斗是对他的围攻。武斗结束后，蒯大富才提及中央对我们的多次批评，许多人因此对蒯大富产生了不满。我在１９６８年９月６日的日记中写道：“在我校三个月武斗期间，蒯大富几乎没有一次将无产阶级司令部关于制止我校武斗的意见向我们传达过，而给我们讲的，都是这样一些事情：１、６月份欢迎尼雷尔时，康老讲：你们学校打得还不怎么厉害嘛！（好像鼓励我们继续打下去）。２、７月２０号左右，市革委会开会，工代会、农代会围攻我们。谢副总理就‘蒯匪’问题骂了４１４，只提到蒯要作自我批评，使人感到工代会、农代会是围攻我校武斗问题，而谢副总理是支持我们的，起码是对武斗问题不很明显地反对。除此之外，我没有再听到什么了。蒯大富贪污中央指示是触目惊心的，清华园是个地地道道的蒯式独立王国。可是，蒯大富却想拉一大片保护他自己，说什么：‘武斗期间，中央对我们多次批评，作指示，我们都不听！’什么‘我们’，就是你自己！要兵团总部作你的死党炮灰吗？办不到！”〔摘自１９６８年９月６日日记〕
一个月后，在大联委学习班上，我也曾就此炮轰过蒯大富：“７月２０号左右，市革委会开会，明明是市革委会反对我校武斗，可是蒯大富回来却传达成：工代会、农代会围攻我校，而他自己是如何顶住了。谢副总理是怎样保护团派、保护蒯大富、指责４１４骂团派‘蒯匪’的。使人感觉谢副总理没有指责我校武斗，而是支持团派，只叫蒯大富做点自我批评。因而这次传达使得正在武斗第一线的战士很高兴，效果适得其反。”〔摘自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２９日我的大字报《揭发蒯大富及原兵团总部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
可见，即使毛主席７·２７那天没有直接打招呼，但工人到清华来制止武斗的行为是符合这一贯的精神的。７·２７之前中央和市革委的一系列表态，就等同于打了招呼。按毛主席的说法是“间接打了招呼”。蒯大富若头脑稍微清醒一点，都应该知道不能反对工人制止武斗的行为。即使有不满，不想停止武斗，充其量也只是个带着武器逃跑，看清形势后再说。最愚蠢的行动，就是和工人对打，不但不肯停止校内武斗，还要打跑工人。而当天团派各据点的武斗头头们在蒯大富、任传仲等人的指挥下，正是采取了这个最愚蠢的作法，所以毛主席说：“蒯大富，你真蠢哪，我们搭梯子让你下来，你不下来。你们这样和中央的政策对抗，黄作珍讲话不听，谢富治讲话不听，市委开会不算数。中央才出来，伸出黑手，调动革命群众制止武斗。宣传多大！敲锣打鼓，你们又不理。你们脱离群众、脱离工农兵、脱离绝大部分学生，甚至脱离自己领导下的部分群众。你领导下的学生，说你的坏话的不少。没有打招呼，是我的错误，间接打了招呼。”〔摘自许爱晶著《清华蒯大富》第３７０页〕
２０１５年１月，曾经当过毛主席机要员的谢静宜在她写的书中回忆７·２７行动产生的背景时讲到：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４日毛主席找她去说“聂元梓、蒯大富这些人在搞武斗，谁的话都不听，市委的话不听，中央的话不听，我的话也不听。他们穿着盔甲，拿着长矛搞武斗，不知道羞耻。”“我的意见是临时组织两三万工人和部分农民参加的队伍，去同他们讲理。去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宣传中央制定的‘七三’、‘七二四布告’。至于先去北大还是清华，请北京市商量定。哪一个学校问题最严重，就先去哪个学校，捅它这个马蜂窝。”“让北京市和８３４１部队，共同组织好这件事”〔摘自谢静宜著《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第１７６页〕。显然，清华大学属于“问题最严重”的，于是两天后，才有了７月２７日由８３４１部队指挥３万工人宣传队开进清华园制止武斗的行动。也说明了这一行动在最初阶段也只是毛主席想制止武斗，临时让８３４１部队组织了队伍。以后的形势发展，才最终促成了工人宣传队在学校的长期领导，以及红卫兵运动的结束。
但即使蒯大富闯了大祸，在７·２７对抗了工宣队，造成工人死伤，犯了这么大一个错误。毛主席在７·２８召见时也还没有完全放弃蒯大富，还想帮助他度过难关。当韩爱晶说“蒯大富是骑虎难下”时，毛主席还说“如果他不能从虎背上下来，那么我们就要杀掉老虎”〔摘自许爱晶著《清华蒯大富》第３６１页〕。这与蒯大富后来回忆时所说“他（毛主席）当时说过：‘蒯大富骑虎难下，我就把虎打死’”是相同意思。对清华的大联合，毛主席说：“还是要联合，还是要蒯大富，没有蒯大富不行的。蒯大富是偏左的，井冈山出两个，４１４出一个。”直到召见结束时，毛主席又返回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摘自许爱晶《清华蒯大富》第３７３页〕这是毛主席真实思想的表达，不是说说而已，也不只是安慰蒯大富，毛主席的本意，还是想挽救蒯大富。这与随后几天谢富治努力弥合工宣队与清华团派的感情对立，让工宣队“宽容”放人、并暂时不追究７·２７凶手的行为是一致的。从谢富治的言行和工宣队逐渐缓和下来的情绪中，也印证了毛主席的态度。
因此可以说，７·２７工宣队制止武斗的行为，虽然事前没有直接通知蒯大富，但这之前是多次间接地打了招呼的，只不过蒯大富及武斗头头们是视而不见、一意孤行、不想听从而已。而且也可以看到，即使发生了７·２７流血事件，毛主席也还想给蒯大富机会，让他能真正走上文化革命的正轨。但令人感叹的是，蒯大富没有抓住这次“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最后一次机会，他不吸取教训，内心为没有提前打招呼而原谅自己，因而继续犯错。这就是我下面要讲的另外两个关注点。
◇ 第二个关注点是：“抓黑手问题”
毛主席在７·２８召见中对蒯大富说“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去的。”〔摘自许爱晶著《清华蒯大富》第３６５页〕后面谈话中主席又多次提到这个问题。明确告诉了蒯大富，派工宣队到清华制止武斗，是毛主席的指示。在当时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绝对权威下，这句话再清楚不过地指明了蒯大富应当怎样对待工宣队。但７·２８召见后，蒯大富没有向任何人传达这句话。他后来的理由是：“主席讲黑手问题后，谢副总理说不准往外传，若传出去，就当反革命论处，不知道是谁传出去的？”〔摘自１９６８年９月６日日记〕。但即使不准外传，蒯大富自己心里也应当知道怎样做才对，应当转为支持和服从工宣队的。可是在７月３０日原兵团总部在北航召开的会议上，当有人提出要继续抓宣传队的黑手时，蒯大富非但不制止，反而同意了这项决议，并作了布置。以至于第二天谢副总理到北航，重讲不能抓黑手，并指着蒯大富说：“蒯大富，你是知道主席怎样讲的！”当时我在场，听到这句话时，还不知道讲的就是抓黑手问题，一个月后才知道。但谢副总理走后，蒯大富仍然布置《井冈山》报编辑部负责人吴炜煜说：“《井冈山》报主席是要看的，你在报纸社论里加一个伏笔，点一下宣传队里有扒手，将来揪出来再看。”后来，《井冈山》报里果然有这样一个伏笔。这都是我亲眼所见，在大联委学习班上曾为此贴大字报炮轰过蒯大富，也记在了１９６８年９月６日的日记中。别人不知情，是可以原谅的。但蒯大富是明知故犯、阳逢阴违，这样的政治品质在当时是绝对不能原谅的。这也是蒯大富头脑膨胀到了极致的所做所为。毛主席在７·２８召见中讲得非常准确：“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全身膨胀，闹浮肿病。”蒯大富在７·２７对工宣队的态度和７·２８后对主席指示的态度，确实是“闹浮肿病”的典型。我在下面第十七章中还会详述这一事件的经过。
◇ 第三个关注点是：文革目标问题。
毛主席在７·２８召见中特别强调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斗、批、改”（斗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批评红卫兵们“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只会“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该作的是“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就连林彪都为红卫兵们着急，告诫大家：“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做了最正确的，最重要的，最明确的，最及时的教导，这次如果还置若罔闻，要犯很大的错误。”而且非常明确地指出：“你们没有看到文化大革命每个时期需要干什么。希望你们赶上去。”
这次召见后，中央领导那些苦口婆心的劝说，本该使红卫兵们清醒，知道自己现在该干什么。应该干的是“实现大联合，完成斗批改”这件毛主席部署的大事。但蒯大富没有清醒，他的注意力不在斗批改上，而是在“掌权”上，要把干扰他掌权的一切障碍扫除。因此他回校后，不是对自己的错误作认真反思，也不是力主大联合和斗批改，而是大讲毛主席对清华井冈山的支持和对４１４的不屑。他对工宣队不敢明着反对，但暗中仍在较劲。公开会议上要大家支持工宣队，私底下却继续抓黑手，带领团派一些头头与工宣队作对，并未把工宣队放在眼里。在１９６８年８月１６日的团总部会议上，甚至说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这种卧薪尝胆的话。致使很长一段时间团派与工宣队的对立情绪一直不能消除。蒯大富把精力全部用在对付工宣队和对付４１４上。他根本不理解自己一直高喊的“毛主席革命路线”到底是什么，也不明白文化革命到底要干嘛？不去搞斗批改，不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光夺权有什么用？头脑中除了一心要“掌权”，没有更深远的想法。他已不可能再按照毛主席所希望的斗批改的文化革命路线走下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任何一个人站在毛主席的位置上，都不会再扶植和依靠蒯大富了。当蒯大富领导的红卫兵队伍不能与８３４１领导的工宣队进行合作时，毛主席只能选择工宣队。蒯大富的被抛弃实在也是毛主席的无奈之举，是蒯大富自己一直“愚蠢”下去，一错再错的必然结果。总之，从毛主席７·２８召见时对蒯大富特别爱护的态度，从林彪当时苦口婆心地叫红卫兵小将不要“置若罔闻”的劝说，从谢静宜回忆的７·２７前夕毛主席下达的只是去学校制止武斗的指示中，特别是从谢富治７·２８之后一段时间中努力协调团派和工宣队的关系，并对工宣队的权力和人数多有限制的一系列作法，都可以看到：在毛主席１９６８年８月２５日发出“工人宣传队要永远领导学校”的最高指示前，还是不想放弃红卫兵的，还想帮助他们在文革中扭转方向“立新功”的。但看不清方向的学生们，始终走不上正轨，毛主席才不得不于一个月后发出了工人“永远领导学校”的指示，红卫兵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倘若７·２８召见后蒯大富能幡然醒悟，真心实意地拥护工宣队，脚踏实地地进行斗批改，他也许不至于还未等到四人帮垮台，就早早的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他的下台和被抛弃，主要原因在他自身。
我从旁观者的角度，对比毛主席对身经百战的老干部们的苛求来看，毛主席对蒯大富是相当宽容的。也因此才使得蒯大富这个无名小辈在文化革命中大展身手、名扬中外。先不谈政治上的对错，仅就两人的关系而言，蒯大富只能感恩，没有任何理由去怨恨毛主席对他的放弃。对蒯大富来说，是他辜负了毛主席的期望，他只能自我反省！
但蒯大富现象并不是他独有的。整个红卫兵队伍对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都没能理解，才会有全国性不停顿的派性纷争和各种形式的文斗及武斗。因而毛主席也看到，跳不出小资产阶级范畴的红卫兵们已无法完成他一直寻求的反修防修的大计，只能甩开不断帮倒忙的红卫兵们，依靠工人解放军队伍来将文化大革命继续下去了。这也正是工人解放军宣传队最终长期进驻清华大学的真正原因。紧接着，红卫兵运动也就终止了。正如蒯大富自己所说：“我们垮台了，全国红卫兵也要倒霉。”〔摘自１９６８年８月２９日工作笔记〕
７·２８召见后，中央文革对蒯大富的接见越来越少，以至完全绝迹。这也间接地表明了毛主席对他态度的转变。１９６８年８月５日毛主席给工宣队送芒果，８月１５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工宣队的代表，则直接表明了毛主席对工宣队的支持和对蒯大富这批“红卫兵小将们”的失望之情。直到１９６８年８月２５日，毛主席发出“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的最高指示。这时，毛主席才彻底放弃了包括蒯大富在内的整个红卫兵队伍，确立了由工人解放军宣传队来领导学校的斗批改任务。就好象是一年前的１９６７年２月，在《北京市夺权委员会》的“促春耕火线指挥部”中工作的红卫兵们，理解不了“抓革命促生产”的真正含义，只懂得“夺权革命”，不懂得“促进生产”，市革委最后不得不使用军队取代了红卫兵。这次也一样，红卫兵们抓不住文革的大方向，仍然是只懂得“夺权造反”，不懂得“搞斗批改”。毛主席最后也只好用工宣队来取代了“红卫兵小将”。红卫兵们的历史使命也就到此结束了。
１９６８年９月７日，在工人体育场召开的“热烈庆祝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江青很激动地讲了话，“她讲到红卫兵小将在运动初期、中期立了功，现在犯了错误，要帮助他们改正，工人阶级要保卫红卫兵小将时，激动地哭了。下面许多红卫兵也哭了。我当时也很激动，这是大会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摘自１９６８年９月８日日记〕。当时，我只理解为江青对红卫兵小将们犯错误很痛心，怕小将受委屈，是为了“保护革命小将”而流泪。现在再回顾历史，才明白江青的眼泪实际上是为红卫兵运动的彻底结束而流的。因为她是靠发动红卫兵才把文化大革命搞得轰轰烈烈。现在红卫兵运动垮台了，她是为她的红卫兵战友们而哭泣。随后而来的，就是文化革命也变成了有争议的运动了。作为领导文化革命的中央文革小组，自然也会为今后的前途未卜而担忧。蒯大富后来的下场，除了大环境的原因，也是他自己不争气的结果。他的一系列作为，使得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无法再继续培养他，只能提前放弃他。蒯大富也因此失去了毛主席７·２８召见留给他的这最后一次机会，从此他走上了文革后期直到四人帮垮台后坎坷的人生之路。
（未完待续）
□ 原载《史实与求索》第１２期，２０１８年１１月，〔原标题：“７月２７日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开进清华园，我亲历了武斗的结束和两派相反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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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抒己见】
一个知青的声音
·沈乔生·
不久前，见了一台知青春晚的视频。于是姑妄看之。
可以说，我的心情十分复杂、矛盾。那些场景，那些语言，那些红歌是多么熟悉啊，曾几何时，它们在大江南北风行，至今还幽魂不散，而且，它们大抵和我们一代人的青春紧密地联系到一起，引起无数逐渐老去的人的眷恋和怀念。
然而，一个疑团开始在我心头出现，而且越来越大，越来越强烈。那就是，近半个世纪过去了，难道我们的思想认识水平还停留在那个专政的年代，没有丝毫进步，甚至还倒退吗？难道我们最爱的歌还是那首文化大革命的代表歌，“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成生长靠太阳”吗？历史已经翻过一页了，难道我们置党中央的否定文革和反对个人崇拜的决议而不顾，还要在春晚的幕布上高悬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的图片和鼓噪造反的旗帜吗？
晚会的绝大部分语言、思想方式、艺术样式都是文革年代所固有的，是直接搬过来的。新的视角，新的历史观在哪里？正视现实、展望未来的精神在哪里呢？我一点都看不到。
这里，先说说我当知青的经历。
１９６６年文革爆发，我１５岁，是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因为我是资产阶级的狗崽子，有人就看我不顺眼。复课闹革命的时候，一群干部子弟举着皮鞭冲进教室，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朝我一顿猛抽。有趣的是，我居然一点都不害怕，一点都不伤心。
１９６８年深秋，传来消息，北京的中学生去内蒙古扎根了。我就和上海中学的一些女生聚到一起，吵着要去内蒙古，却没有被批准。到了第二年，１９６９年３月３日，我和一批中学生一道，在上海的公平路码头，坐上了运煤的轮船，抵达大连，换坐火车，到了北大荒，当上了知青。
说实话，那时候相当一部分学生并不愿意下乡，是敲锣打鼓到家里，走投无路，才被迫当上知青的。而我却是自觉自愿当知青。这么说没有半点炫耀，只说明我比别人傻。
到了农场，我的理想是什么，说来好玩，是当劳动模范。很快我当上了排长，其实那是个带人干活的官，如果上战场，就是带头冲锋陷阵的官。淫雨时节，我双脚陷在烂泥中割麦子。冬天零下四十多度，我赶着牛车去深山伐木，眼睛里流出了冰渣。在白雪覆盖的原野中放羊，想到的故事是苏武牧羊。
九·一三，林彪事件是一个转折点，我醒过来了，开始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忽然发现周身那么多东西竟然都是假的，慢慢形成了自己的思想。
一直到文革结束，高考恢复。我凌晨三点钟爬起来，点上蜡烛补习功课，半年后参加高考，考进了家乡的华东师大。屈指算来，我在北大荒度过整整十年。
以上就是我的知青简历。
我毫不掩饰，我一点不欣赏“青春无悔”之类的口号。
不由要问，什么叫无悔？我们无悔的是什么呢？悔了能怎么样，不悔又能怎么样？
我当然爱我的第二故乡北大荒。我曾经在这里流血流汗，我的左脚脚面曾被轮式拖拉机碾过，奇了怪，它居然就没有碎！三千多个日日夜夜，生活在广袤的黑土地上，每个日夜都满含青春的汁液，我怎么会不爱？！
但我绝不“无悔”。在我看来，悔和不悔，可以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感情上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对改变农村的落后的面貌，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果知青春晚仅是慰藉曾经受伤的肉体和灵魂，怀念如我们父兄辈一般的贫下中农，祭奠我们的青春，那无可厚非，该唱就唱，该跳就跳。然而，它的真实意图似乎并不在此。
第二个层次是科学分析。我能不悔吗？！整整十年，在最需要接受科学文化知识的青少年时代，我们被挡在学校的大门之外，被剥夺了接触书本的权利。整整十年啊！人生有几个十年，而且是最需要学习，最善于学习的十年，能不悔吗？我曾经想过，如果一定要去农村，和贫下中农接触，有个两年三年就可以了，就应该上大学了，最多不要超过五年。学习的黄金年代，耽误不起啊。个人耽误不起，一个民族更是耽误不起！我能不悔吗？
再讲第三个层次，就是对后人的启迪。如果历史条件重复（没有可能，仅是假想），那么，向老天借一个青春，你还愿意重来一遍吗？或者说，你愿意你的儿子、孙子，远离学校，远离科学文化，隔离现代文明，到穷乡僻壤去过十年无知的生活吗？如果不愿意，那无悔的意义在哪里？
随着春晚往下演，我一个感觉逐渐清晰。
那就是，它时而用隐晦、闪烁的语言，时而用明白无误的语言，在诋毁着什么，在为什么而招魂！
我们必须弄清楚时间节点，知青运动是在文革中期开展的，是随着文革的结束而结束的。因此它不可能不打上那个专政年代的强烈烙印，显示了历史的复杂性和深刻性。
而晚会是怎么展现知青运动的背景的呢？“叱咤风云的红卫兵运动变成了刻在里程碑上的知青（主持人语）”，继而是依次登台的八个样板戏。这就是晚会向我们展示的知青运动以外的全部背景内容！
而我们却看见了什么呢？知青的年代，文革尚在神州大地如火如荼地进行，林昭等等先驱者的血迹还没有干，张志新等等烈士还在遭受非人的折磨。千千万万的知识精英和善良的人民群众，还深陷于阶级斗争和大批判的腥风血雨之中。这里有无数的史料和真实记载，可以供你们查找、阅读。可是，你们中间的少数人依然视而不见，闻而不达，甚至连翻一翻书籍的兴趣都没有。你们中间的少数人，根本没有想过那时人民在干什么？他们和你们一样在遭受磨难，在顽强地抗争。一直到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人民发出了吼声。一个诗人说，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另一个诗人吟，黑暗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再往前走！迎来了在中华历史上具有伟大启蒙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有人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是，你们中间少数人却一概置若惘闻，今天，在怀念知青运动同时，还歌颂红卫兵的叱咤风云，挥舞着宣传队的红旗，高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
经常听到一句话，说我们的人宜得健忘症，其实不是健忘，是我们开始时就没有打算记住。
勿庸置疑，知青运动是在文革发生中产生的，是和读书无用论联系在一起，它武断地关闭了我们通向现代文明和科学技术的道路。如若不是，那就应该世世代代进行下去，一代一代人高呼扎根。为什么文革一结束，就立刻恢复高考，大批知青全部返城？
作为和你们经历相同的人，我知道你们中间不少人，人生的路走得有些艰难。我们下乡给农村带去了城市文明，把青春献给了这块土地，部分地改变了农村的落后面貌。有些知青，就此长眠在那片土地上。好不容易回城了，却又遭遇了种种不公。生活有时十分无情。这些都需要我们有达观的胸襟。我真诚地希望我的同龄人吉祥、安康，有个幸福的晚年。
说句心里话，我从来不认为我们是最苦最冤的一代人。纵观中国历史，先看右派一代，那么多诚实的有抱负的青年遭受了无情的打击、摧残，这可以看杨显惠的纪实小说《夹边沟记事》，右派一代真的要比我们苦得多多。等到文革结束，他们中不少人已经进入了风烛残年，而我们知青，文革开始时都是中学生，一般不会直接遭受迫害，返城时在３０岁左右，还有大把时间可以利用。还有国共内战时的一代，多少农家子弟死于战场。还有抗日战争的一代人，都要比我们惨烈得多多！
我这么说，不是说我们知青运动不该纪念，不该搞晚会。恰恰相反，该搞的还要搞，热烈地搞，满怀激情地搞。但我们一定要吸取历史教训，要有现代眼光，要懂得区分。
首先，要把红卫兵和知青区分开来，虽然它们前后衔接，却有云泥之别。红卫兵是文革的急先锋，他们的无知无畏造成了他们的血腥罪行。看看１９６６年夏天吧，北京发生了什么，红卫兵实行法西斯暴行，打死了许多老师和校长。还有在北京大兴县的屠杀行为，这已经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接着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更大声势的红卫兵破坏浪潮。而知青则不一样，它的队伍要远远地庞大，意义也浑厚复杂。许多学生是怀着真诚的愿望下乡的，他们给穷乡僻壤带去了现代的城市文明，他们对农村现代化是有功劳的。这和红卫兵是两回事，不要搞到一起去，你们在怀念时，一定要严格区分开来。严防怀有险恶用心的人把它们混淆。
其次，要把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区分开来，文革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大灾难，是对科学文化的肆意破坏。有人说，文革是造反派和当权派的斗争。这是以偏盖全。
我认为，文革是以革命的名义，控制人的思想，践踏人权，残害生命。
总结文革的深刻历史教训，将是中国对世界思想发展史可能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
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是浩劫后的新生，是一个民族的凤凰涅槃。它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的发展奇迹，是中国对世界经济模式做出另一个重要的贡献。勿庸讳言，由于当时顶层设计存在重大的缺陷，也产生了许多问题，比如贫富差距过大，比如官员严重贪腐，比如自然环境恶化。当然，我们也看见了当局做出的种种努力。我们不应该回避这些问题，应该往前走，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努力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倒退到文革去，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一个是灾难，一个是希望。一个是毁灭，一个是创造。历史的曲直是非，绝不应该混淆。也不可能混淆。
我问一个年轻人，你对这台知青春晚怎么看？
她说，我喜欢的是苦难过后，方知云淡风轻的美好。而不是轰轰烈烈地刻意地去祭奠自己的青春……
这是一个年轻人的意见。知青朋友，权当参考。
当历史的幽灵泛起时，尽管能变出迷人的幻景，但它永远只是幽灵！
写于丁酉年正月初四
□ 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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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根溯源】
说反右讲文革
·王铁藩·
我是王铁藩，５７年因“两报一刊”摊上了大事儿。两报？两张大字报。“傀儡的呼声”，土木系学生会鸣放纪要，抱怨学生会不受重视。“保密与愚民”从英文版《斯大林时代》，把一段有关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文字，翻译后抄上大字报；还加了个按语：保密应该，愚民太小看人，我们长大了，要独立思考。一刊呢是我主编的《清华土木》，据称登了宣扬腐朽的诗：“我门前的小河呀，你今天怎么这样清澈，让我喝一口你的水，尝尝它是不是还像往日那样苦涩？”
凭此，我被定为极右，处以“保留学籍，监督劳动”。五年劳动刚得脱帽，又逢阶级斗争时时讲；保留学籍只能兑现一纸肄业证明。我们与学校交涉了近一年，蒋校长终于恩准，为我们举行单独的入学考试。我乖乖地考了四门：俄语、水力学、热力学、传热学。另有一哥们儿生性倔强，坚决拒考。此公后来有了个更倔的儿子——萨哈罗夫奖得主胡佳。或因我听话出活，１９６４年初插班暖六。与学弟学妹们相处无间，但日子挺憋屈的：保密的地儿不许沾边，“九评”学习当反面教员，破罐破摔，无所谓了；令人难堪的是，男女生（女生系有夫之妇）通奸这种烂事儿，也把我们拉去参加批判会。前些年，我问当年管教我们的领导这是出于什么考虑？他打哈哈说，你颜值这么高，不怕犯错误？我们这伙人里还真有颜值高的，以其右派学生之身获得了校医院漂亮护士的芳心，不幸的是，这段姻缘于清华园“八二四”红色恐怖中戛然终结！
说到清华文革，除了伤痛外，感触颇深的是知识分子不断被矮化。知识分子最可贵的操守莫过于费厄泼来精神和批判意识——反右时还一息尚存。那时明斋门前设有自由论坛，我曾在校广播站播音，出来进去，听得最多的话是，我坚决反对你的观点，但誓死保卫你说话的权利。如孙宝琮（学生右派Number one）解释其大字报《神鬼人》说，此系建言党走下神坛复归于人，免得蜕变为鬼，是喻世明言。反驳者则厉言相告，党本就生根于民，你装神弄鬼，分明是妖言惑众。但双方话前或话后都带上那段口头语。语言暴力始于反右，我遭受的一击是“打断脊梁骨”。之后，反右展览，红专辩论，三大革命实践，“九评”学习接踵而至。这一系列的高压灌注，在人们心里郁积起越来越浓的偏执与戾气——这就是知识分子的矮化及其由来；恐怕也是团四之争愈演愈烈的心理基础。
１９６７年，校党委垮了，工作组撤了，八九兵蔫了，团四打开了嘴仗。一次我潜入大礼堂听报告，听着听着，给报告人鲍长康写了张字条，其中有这么一句：“一个多总部并存的革命竞赛时期势必出现”。同去的哥们儿说，你丫是来听蹭儿的，找碎（cei，即暴打）呀！我没敢往上递（字条保留至今）但心有不甘。事后，偷偷批注在一些大字报上，反应还不少，多是天真妄想之类的——当时大家果然天真点儿，或许就不会有百日武斗了。
团四之斗很悲壮，也很冤大头：一个成了文革发动者进攻之矛，另一个成了对立面防守之盾。可也无法怨天尤人，咱当初不是想英雄创造历史吗！由此看来，文革发生的充要条件应该是：尊神＋集权制度＋点点点＋矮化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引领潮流的作用不可小觑。当年罗家伦一笔写出了“五四潮”，蒋南翔一张书桌促进了“一二九”；他们可也是咱清华的人。不得不承认咱比人家矮了半截。你们是七老，我已八十了，加一起就是七老八十；大事儿也无能为力了，说点，写点，让年轻人明白点儿应该可以吧！
乱弹到此，见笑了！
以上是为“４２２”准备的五分钟的发言稿。下面做点儿补充。
１，关于批判意识。
所谓批判意识即对事物持审视态度，其反义词是，人云亦云，官云亦云，神云亦云……
现从反右与文革各选两位显赫人物，将其标志性语录附在下面供大家鉴赏：
反右中精选两位：
林希翎（人大，１９５７年被称为第一学生右派）：“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管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
谭天荣（北大，１９５７年毛主席赐予学生领袖称号）：“我们要思考，除了我们自己谁又能禁止我们思考？我们要想，不让想吗？偏要想，让那些一辈子不动脑筋的人去发神经病吧！”——以上摘自《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
文革中也精选两位：
聂元梓（北大，１９６６年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作者，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抄自“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蒯大富（清华，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毛称蒯司令）：“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现在，权在工作组手中，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摘自《清华大学亲历——史料实录 大事记》
应该说，聂蒯够聪明有胆量并具有相当的组织才能，但是较之林希翎、谭天荣在思想境界上则相形见绌。北大教授钱理群有如是之说：“１９５７年‘广场’（既是５７年北大的一份学生的刊物，又含作为五四发源地北大校园之意，所摘林希翎‘语录’，也出自她在北大的演讲）上的思考和呐喊，正是８０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正是这样一些中国民间的年轻的先驱者以‘非法’的形式，用自己的生命与鲜血奠定的。”钱理群没有提及较之林与谭风光更盛的聂与蒯，是有道理的。
２，关于“点点点”。
我的发言稿里所列发生文革的公式是，尊神＋集权制度＋点点点＋矮化的知识分子。什么是点点点？就是众说纷纭，一时说不清楚的。比如有人说文革源于毛不甘心大权旁落，还有眉有眼地说“八大”如何如何。可是毛在“八大”说的几段话却不支持这个说法——
“首先倡议设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同志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起，那就要另行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么总还有人顶着，……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
“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和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的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个作用。……我是准备了的，请求同志们委派一个名誉主席。
“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和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邓小平没有得罪过人？我不相信，但大体上说，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红旗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毛侃侃而谈，胸无块垒。怎么也看不出疑虑、光火、敲敲打打什么的。
还有一则毛１９５８年１月在南宁会议上的生动表现也值得一读。“他（毛）召开了南宁会议，在会上就发作了，说你们５６年反冒进，就是反对我。你周恩来同志说了什么，陈云、富春、先念同志说了什么，少奇写了社论，你们把自己抛到了右派的边缘。谁晓得我身边有没有睡着赫鲁晓夫？将来有一天他作秘密报告。……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有些人就把矛头指向这些同志。黄敬同志在散会后就得了精神病，后来得脑血栓去世了。”这段话来自非正式出版材料，但真实性可毋庸置疑。（《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亦有毛在南宁会议上的记载可作为旁证。该书说，毛大段大段地背诵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连挖苦带损地批评反冒进的人如登徒子看女人一般，只讲冒进的缺点不讲冒进的成绩。这些叙述表明：１）毛口无遮拦，颐指气使，说明其权威犹在。２）政见之争毛却如此霸道，可见专制到什么程度。
毛发动文革与他怕被斯大林化有关，但主要的还是政见或曰路线之争。诸如这样的问题，在没有确实的史实前，不用太较真。
３，文革的“剪不断，理还乱”
文革史无前例，或称不同凡响。谁能想到，毛竟不惜将其几十年积攒起来的坛坛罐罐尽数打烂。于是乎，那些急于建功立业者如醉如痴般投身火海，那些慑于权威者虽莫名其妙也踉踉跄跄紧跟不舍，包括那些曾经与之为仇者以为天降馅儿饼而亢奋不已。文革，太光怪陆离，太扑朔迷离；而且，文革属于非正常死亡，留下了太多猜想，太多的剪不断，理还乱。除了起因外，再举出以下几端供大家玩味：
◇ 斗垮走资派
毛的走资派的概念多是与苏共的变修有关。“九评”中有这样一段话：“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别是这个阶级中的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随后连用四个排比句列出这个特权阶层的斑斑劣迹：
“控制了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
“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他们的一切活动，都以特权阶层的私利为转移。”
“九评”学习甚至文革时，了解其含义的恐怕不多。文革之初，我在大礼堂前听艾知生回答质询说，我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走资派即由此变化而来）。我心想：脑袋进水了？教了这么些年联共（布）党史（艾曾兼过政治课教师），社会主义社会哪来的资产阶级？不想文革铩羽后这么些年，走资派反倒被坐实了，斗垮他们也成了大快人心的事儿了！
◇ 发扬大民主
大民主怎么样？官家不以为然。一些学者也认为文革中的大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更有斥之为群氓乱世的。不过他们也承认，大民主使一些人获得一种形式和手段，可以对抗以前压制他们的官僚——这就够了！比如，谁家的地被强占了，房屋被强拆了；哪个农民工被欠薪了，就可以给有关单位或领导来个大民主——拉横幅，贴大字报，将桩桩件件不合理的事实和要求公诸于众。能不能解决，解决得可心不可心先甭说，至少没人敢扣上一顶寻衅滋事的大帽子，就地把你法办了！
◇ 实行巴黎公社原则
８９春夏之交时，我正就读北京法律业余大学。兼课老师北大袁姓教授因同情“暴乱”被批判，其中一条罪名是宣扬文革谬论蛊惑青年学生。我翻开听课笔记，上面确有袁教授对巴黎公社的三个评价：１）官僚制度将被摈弃。２）公权利再无私有化的可能。３）官员和公职人员不仅依靠选举产生，而且可以由选民随时撤换。假若一直强调公社原则并逐步付诸实施，还会有那么多官倒吗？！还会有那么多人非正常见马克思吗！
以上三端均属文革标志性举措，文革之为浩劫，它们“功不可没”。然而斗转星移，文革多少年后，它们又悄没声地成为打击腐败，匡扶正义和指点未来的闪烁星火。一些人怀念文革，一些人宣扬文革，更有“今日欢呼孙大圣”者。怎么解释这个悖论呢？不难。文革之初的阶段性目的，是连人带机构搞垮官僚体制，然后重建，所谓不破不立。搞垮走资派，发扬大民主付诸实践后，立竿见影。至于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重建，除了群众组织或有实践外，纯粹是哗众取宠——哪一个“三结合”与巴黎公社原则沾边？！然而，当文革被彻底否定后，人们日渐感知，不公越盛，贪腐越重，经济越遭盘剥，精神越被压抑……环顾世界，远水解不了近渴；回首家园，斗垮走资派，发扬大民主，就近成了希冀。
再往深里想，官家否定文革，不就是奔这三端来的吗？—则，这对他们有切肤之痛。再则，这三端最与专制为敌！奉行以专制为体，改革为用者，理所当然地要将其混入文革的污水中一并泼洒出去！
另者，此三端不过是软性工具——怎么用就取决于用它们的人了。打个比方：秦始皇臭不可闻吧，历代帝王庙都不要他。可是他那个“书同文，车同轨，一法度衡石丈尺（统一度量衡）”却飘香至今。
重提以上三端非为开拓文革之恶，盖因其具有现实意义。中国政治转型是必需的必然的，怎么转？蒋经国型，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型都可接受。倘若是茉莉花型，代价就太大了。怎么避免茉莉花开，公众认知要有一个最大公约数，而上述三端或是最佳选项。它们于怀念毛者有几分亲切，于追求宪政者可以接受，唯权贵们或感踌躇，但他们毕竟不敢丢开尊神毛不是？当然，此三端太过原生态了，需要理论上的提炼，更需要法度化。特别是走资派学问深了去了，比如走资派的定义、分类，各类走资派的历史作用（促进、促退），对各类走资派的政策（搞垮、扶持）等等。
４，文革之大恶是糟践人
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之久，超过第二次国共战争的五年（１９４５－４９），接近抗日战争的八年（１９３７－１９４５），相当于第一次国共战争的十年（１９２７－１９３７）。若就空间而论，第一次国共战争仅仅苏区一点，长征一线；抗日战争，也就东南半壁；即便是第二次国共战争，尚有偏远山寨游离于国共两党的硝烟之外。故而，文革的震撼力至今犹存。１９８１年（文革十五年后），官方叽叽歪歪地将文革定性为“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然而时至今日，对那场所谓的内乱依旧地众说纷纭。文革亦犹如一本糊涂账，甚而怀念者有之，敬仰者有之，“今日欢呼孙大圣”者亦不乏其人。
官方的定性为何形不成共识？盖因其评价仅限于在政治路线上辨是非，而政治路线最是说不清道不白的。刘邓路线之刘，“四清”的司令员，基层干部尽成洪洞县里无好人，即刘所炮制。刘邓路线之邓，“反右”前敌总指挥，五十万右派即出自其手。文革中刘邓忽而坠山，人们也曾为之唏嘘，但多是对他们遭受非人待遇的同情，而非出自政治路线的考量。你说斗争走资派是文革之大恶，可是如今腐败者比比皆是，不正是“走资派”还在走吗？你说批判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系乱扣帽子，可是如今充斥荧屏的不正是蟒袍玉带，皇子格格吗？就现实许多弊端而言，文革几乎是切中时弊的。
文革之恶不在政治路线孰是孰非，而是以糟践人作为贯彻政治路线的手段！走资派尽可批，触及灵魂，罢官夺权都是可以的。邓路线改弦更张，走特色社会主义的路，不也要批判坚持“三个凡是”的华路线吗？不也要挤兑华下台吗？只是文革中批走资派，采取了戴高帽，坐飞机，剪头发，抽皮鞭等践踏人的做法。同样，毛路线认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均系腐朽的文化，将其连根拔掉则是坚持其纯粹社会主义路线的应有之义。只是使用了秦始皇似的焚书坑儒的办法，致使文物被毁，著作遭焚，傅雷悬梁，老舍投湖……由此看来，文革之恶，实在的恶在对人的糟践！
文革集以往政治运动之大成，实现了对人的糟践的系列化。
一是霸占人脑。主政者尽可宣传自己的主义主张，那怕以法律的手段惩戒公然违抗者也属在理。但采用“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方式穷追猛打脑子里的思维，则实属蛮不讲理。因言获罪已经有悖现代文明，因思得咎则更是野蛮。
二是糟蹋人格。人立于世，讲的是自尊（尊严）、自珍（品格）、自誉（荣誉感），有此三自人格即辉。文革中为将对手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从狠打态度开始直到被打者自轻自贱……不仅毁了个人的人格，还造就了一代蝇营狗苟之辈。人格不立，谈何国格？
三是草菅人命。砸烂狗头，焚尸扬灰几成口头语。现实的恐怖胜过语言的恐怖。打死几个走资派，杀掉几个地富坏可以说是遍地开花。北京郊区大兴县，一夜杀掉３２５人都算不得骇人听闻——各地武斗远不止这个数字。
对人如此糟践而畅行无阻，源于人被分成三六九等。先是地、富，后添反、坏，再后右派入列。多少年来，地富反坏右是人而非人，对之糟践，已成理所当然。同时，人沦入非人无章可循，仅随革命需要变化无常。到了文革，更是人人自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揪了出来。包括那些曾任意将人指认为非人的党政领导，一夜之间自己被指为走资派，当即沦入非人行列，遂即遭受非人般的糟践。文革时期，人沦为非人速度之快，数量之多，达到４９年来登峰造极的地步。文革过去已近半个世纪，老干部被坐飞机，小业主被剃阴阳头，老红卫兵皮鞭下的惨叫，两派武斗的枪声……却难以忘却。
上梁不正下梁歪。对人如此糟践而畅行无阻，源于主政者对人的轻视。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位封建老夫子的话，不仅成为古老中国的政治戒律——妄断一命，天地不容，也为现代世界文明所接受。可十年文革，竟将此本末倒置，而且，民何止于轻——简直被视为草芥！看看６８·７·２８那段君臣对话：
大统领：井冈山他们这个作法不好，我说的是蒯司令的井冈山，打死了四个人，打伤针织总厂五十个，就是这个社会影响。我也不是看一个人，损失就最小最小最小。
副统领：值得，损失最小。
大辅佐：副统领说得好，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
都干什么哩，过家家呢？四死五十伤，活蹦乱跳的人呀……文革就是这么恶，谁盼它，接他们家去！
５，反右文革异同说
许久以来，文史研究者有的说，“反右是文革的序曲”，亦有的说“文革是反右的尾声”。其实，既是同根生，基因无异，大模样也差不了哪里去。只不过，反右是常态，文革是特型而已。
说反右是常态至少有三层含义：一是，就本质而言，反右与文革都是反击来自右侧的所谓资本主义复辟。二是，就时间而言，这样的反击永远处于进行时——即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时时讲。三是就空间而言，涉及社会各行各业各阶层。
５７年反右运动，是首次集中的成规模的反右，其目标集中于民主党派以及知识界。这些人被认为挑战执政党的领导权。至于分散的，涉及面相对较小的则连绵不断：在此之前，有５２年发生在大学里的思想改造。在此之后相继批判胡风、胡适、俞平伯……直到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触发了文革。文革之后，如八十年代的反自由化，反精神污染，以及近些年的封杀《南方周末》、《炎黄春秋》与对所谓出格言论的噤声与处罚，如任志强等，都是反右的新形式。
说文革是特型即它虽具有与反右相同的本质，但就时间而言，它属于突发或偶发，而非随时随地。就空间而言，它起事于领导层继而波及社会。
如果将文革置于CT机下，其肌体切片，几乎都带有反右的病变。（１９６６）六月工作组整治群众，（１９６７）二月部队镇压反革命，（１９６８）清理阶级队伍，无不是在反右！清华园内的反蒯，其形式与内容无异于反右，而那场对“红教联”的围剿，连对垒的主将几乎就是反右的原班人马！
要警惕文革的再来，就必须认识和鉴别各种形式的反右并予抵制！
〔作者简介：王铁藩，男，１９３５年出生于太原。１９５４年考入清华土木系暖九班。５７年被划为极右。５８年被遣送北京的工地监督劳动。６３年摘帽，６４年初经考试后复学，插班暖六。６８年毕业分配至武汉钢铁公司，先后在车间、工会、设计处工作。７８年回北京在仪表局所属建筑设计所任职。９８年后退而不休。〕
◇ 讨论帖选登
▲ 王克斌：铁藩学长以轻松之笔道出了沉重的过去，让读者感到可笑，却又笑不出来。虽然经历坎坷，但前辈不自暴自弃，在多样的征途上，勇敢地冲去，处逆境而不馁，为我等之表率。１９５７年我小学四年，只知道报纸如刀剑，向右派们砍去，不知道里边的心酸和哀痛。１９６４入学教育的反右展览对我们是个警告，必须跟党走，必须听校党委的训教，对我们后来的思想影响很深。至于文革，我们以不同的派别参与了，无私地贡献了青春。最后，要么挨整，要么坐牢，有人甚至献出生命或者自杀。说是浩劫一点不过。然而根除文革的复发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更换制度。从集权走向民主，从封建走向开明。
▲ 高学筠：铁藩兄的文章涉猎较广，从反右谈到了了文革，读后有点滴启发：
⒈以１９５７年“广场”的发言为代表的，不仅是上世纪８０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也继续是今天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从所列代表性人物的发言看，那时的青年学生的认识和文革时期的青年学生完全不同。
⒉１９５７的青年学生高举民主宪政的旗帜向落后体制发出了极具震撼力的呐喊。他们对宪政、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认识深刻，概念清晰。赫鲁晓夫二十大的报告对他们的影响和冲击十分强烈，个人崇拜对国家、社会、历史的危害一听就懂，一见就明，起到了见微知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作用。
⒊对知识分子的矮化，１９４９年以来一直对知识分子矮化不断，又打又拉又利用，这个事实是无须质疑的。但是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人却不是这样认识，到文革前，出身好的大中学生的大多数，没感到自己被矮化，因为他们觉得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得天独厚，受到党的阳光雨露的滋润，受到了新社会、新国家的培育，爱党、爱国、爱毛、爱社会主义的观念，从小植根于内心深处。尽管在学校里的政治活动中，经常被要求不断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也不能改变他们是“革命的主力”、“革命的先锋”的情怀。矮化的不是他们，是旧社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或者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６０年代以后，官方通过报刊广播，不断昭示要“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的接班人，以保证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接班人就是官员，就是要选拔千百万官员，应该说有相当多的人，特别是红五类出身的，不同程度地被诱惑了，“国家者，我们的国家”！“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是社会的主人”！“接班人舍我其谁？”这些豪言壮语在文革中几乎响遍了每一个校园、广场和街道。这些人是文革的积极响应、积极参加者，以革命小将自居，在文革的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的政治（做官）才能，自我感觉是革命的带头人，社会进步的先行者，这也是文革能发动起来的原因之一。
▲ 陆元吉：铁藩学长，你的文章我又重读一遍。从时间上，你把视野前推到了十年前的反右，把两者作了比较，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视角。你是最有资格对两者作比较的，结论也令人信服。你文章最后一节“文革之大恶是糟践人”，讲得非常好。这确确实实是文革最恶之处，而且贯穿了文革的全过程。你的分析同样令人信服。文中也有几处似有商榷余地。如“发扬大民主”一节中，关于民众争权益不会遭压之说，恐难成立。据我记忆，上海曾有工人组织要求改善待遇，而被扣“乘文革之机搞福利主义”的罪名，头头被抓（？），组织被强行解散。
▲ 吕述祖：右派和文革的红卫兵、造反派从本质上讲没有可比性。右派是第一次普世价值对共产集权的挑战。红卫兵（老兵）则是１００％党卫军。造反派，广义地讲，其实是毛卫军，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到谁。由于全国的混乱局面，造反派中，也有局部的异议组织。但总的来讲，都是充当了炮灰。
▲ 罗保林：＠吕述祖：右派是第一次普世价值对共产集权的挑战。——这顶高帽子有点像侯宝林文革中给自己做的高帽子！对于绝大多数右派而言，当时还是抱着给党的工作提意见的良好愿望出发的，有些戏剧性地被划为右派的就更是与普世价值不搭界！这样子去拔高没有什么意义！
▲ 吕述祖：＠罗保林：右派的确不是反党，是善意的批评，但是他们的思维标准，判断标准是普世价值。所以实际上是一次普世价值对党权的挑战，和匈牙利事件一样。
▲ 阎淮：右派，对自由和民主，或多或少的追求；对特权和专制，些许的非议。
老兵，维护整个专制体制和特权阶层（当然包括自身）；文革后，必然是原体制的宠儿。
造反派，（就其整体而言）捍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反对（谁也说不清的）走资派；文革后，你不倒霉谁倒霉？
▲ 崔元浩：＠吕述祖：５０多万的右派之中只有民盟上层中的个把人提到了民主与普世价值相关。因为民盟的那几位是４９年前与共产党共同争取民主的盟友，才有点胆儿提民主问题。清华的头号右派钱伟长也属上层人士，我看过他的右派言论集，也没有涉及到民主普世价值问题。５０多万的右派得中戴帽与否全在于党支部的好恶。跟普世价值没半点关系。
▲ 吕述祖：１９５６年的匈牙利事件和中国反右在性质上是类似的。说普世价值对集权的挑战，并不一定非是把自由民主挂在嘴上，而是你看它的实质：追求公平，追求民主，向党的集权挑战，不能什么都是党老大。此后再也没有人敢挑战这一点，直到今天。
▲ 孙毓星：铁藩兄以流畅犀利又不失幽默的笔触夹叙夹议，纵论从反右到文革的历史，颇有真知灼见，我深受启发。比如，知识分子确实“不断被矮化”，矮化不仅指认识水平，更包含深层次的思维方式或思想方法。我们这一代应该承认并正视这一事实。
▲ 郑春湖：铁藩兄经历了反右以来毛泽东整知识分子的全过程。
我们从铁藩文章看到了５７年之前青年学生的风貌，那是渴求思想自由，想往指点江山的热血青年。经过反右斗争，知识分子全都闭上了嘴。
人的精神风貌和性格决定命运，我从铁藩文章字里行间看到了被打成右派学生后并未从此沉沦，而是豁达大度，仍然锲而不舍，不轻易放弃可争取到的权利。作为一个“老运动员”，坦然迎接一个又一个运动。这才至今鹤发童颜，更能深思社会。对比文革来临之时，我们系总支的黄之冲，我们手球队的教练陆先生，以及后来系主任李文才等，他们的思想已经被禁锢到了极其可怕的程度，以至稍有风吹草动，便如天塌下来一般，精神上被铐上了枷锁，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他们正处年富力强，却如此不堪一击，与铁藩兄成鲜明对照。由此我们看到一个人的精神、思想被某种力量控制而不能自我解脱时，会对人产生何等伤害！
▲ 张从：我也赞同铁藩先生把文革与反右联系起来的研究思路。文革初期刘邓确实按照反右模式搞的，工作组一进校就在干部学生中划左中右，分类等。毛先有意回避，冷眼观察，回京后杀个回马枪，使刘大惑不解，惊呼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不知不觉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位可以估计一下，如果按刘邓方式搞下去，在座的有多少人会成为右派？
然而追根溯源，我以为可以追到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这个问题还可深入讨论。
▲ 陈中平：铁藩兄是鸣放反右和文革两个时期的亲历者与参与者，他的体会弥足珍贵。当年许多右派，不一定有什么清晰的政治见解或言论，不少人稀里糊涂地就被“划”成了“阶级敌人”。而凡是能力和水平较高，喜欢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大多经过民主革命的熏陶，脊梁挺得比较直，划为右派的比例就很高，我对他们总是抱有深切的同情与钦佩。
铁藩兄说得对，历次政治运动就是不断“矮化”知识分子的过程，反右运动尤甚。文革风暴中小将们的“自信”，则属于《九评》培养接班人的范畴，二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
巴黎公社体现的原则，不过是乌托邦的幻想，在文革期间曾经短暂地闪现，很快就烟消云散。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还是罗斯福和毛泽东的“四大自由”之比较。
１９４１年初，正是法西斯最为猖獗，全人类陷入绝境的黑暗时刻，罗斯福讲了“四大自由”，即：言论，信仰，免于匮乏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他对人类文明理想的高度概括，与希特勒血腥暴力的“新秩序”相抗衡，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指路明灯，也奠定了现代普世价值观的坚实基础。当年中共对此大加赞颂，借此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民主潮流。
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为了给文化大革命煽风点火，毛泽东也提出了一个“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毛泽东的“四大”极具鼓动性，但是它的内涵，与罗氏理念相比，差得太远了，二者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
“大鸣、大放”不过是同义反复，而且与五七年“引蛇出洞”的“双百方针”相比，连字面上“百花”、“百家”的“多元包容”都不见了，只剩下雷霆万钧、横扫一切的霸蛮气势。“大字报，大辩论”只是行为表达方式。它们既不包含明确的价值观，也没有判别是非的界限和标准。一切的解释权，以及“收”和“放”的时机，都由毛亲自掌控（有时通过中央文革）。
聂元梓和红卫兵有了言论出版结社自由，陆平，蒋南翔就没有这样的自由，卞仲耘甚至生命权都被剥夺了。安亭事件断路上访，明明违反了中央不得成立跨行业组织的规定，经过毛泽东御批特许，立马就成了响当当革命组织，临时工的“全红总”忤逆圣意，很快就销声匿迹。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难道就是中国式的民主运动？或者民主运动的前奏？
铁藩兄设想用巴黎公社防止公权私用和铲除官僚制度的“三项原则”的改良版，来寻求当今改革的“最大公约数”，我倒觉得不如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这在当年也是中共大力宣传、积极响应的）引伸下去，把我们挂在墙上的二十四字“核心价值观”好好诠释一下，使之深入人心，或许对于清除文革“糟践人”的“大恶”更有裨益。
▲ 王铁藩：我的核心观点是，搞垮走资派（把权力关进笼子），大民主（言论自由），巴黎公社原则（一人一票），是文革的正面资产，中国社会转型的最大公约数。
▲ 吕述祖：＠铁藩：文革时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只能拥毛，否则死路一条。
▲ 李仕林：民主可以分成实质民主和形式民主两部分，正如实体法与程序法。形式民主很重要，是走向实质民主的必要途径。文革中的大民主属于形式民主。形式民主可以走向实质不民主，也可以走向实质民主。
▲ 孙怒涛：我举个例子：一个人被关在笼子里人，你说他有自由吗？当然没有！
如果他此前的状态是被捆了手脚堵了嘴地关在笼子里，你说他此刻有自由吗？
我认为他比原来的状态多了一点活动的自由。
后来，他被放出来了，但还是被人看管着，只能在一个限定的区域内活动。他有自由吗？
他还是没有自由，但比关在笼子里更多了点自由。
我的观点：⒈自由（包括民主等等）都是一个进程，每一点点的进步都来之不易，都应肯定。⒉对于笼子里的自由，过分美化它，甚至固化它，是错误的。但是不敢肯定它是进程中的一个积极的有意义的一步，也是不应该的。
▲ 郭莹：怒涛兄打了一个比喻：堵住嘴巴的封条被揭去、捆绑在身上的绳子被解开，或者从狭窄的笼子里放到宽大一点的牢房里，都是自由的一个积极的、有意义的“进程”。
比喻很形象，观点也非常明确。
对此，我实在不敢苟同。
什么是自由？
自由（freedom／liberty）是一个政治哲学（political philosophy）概念，在此条件下人类可以自我支配，凭借自由意志而行动，并为自身的行为负责。
自由的最基本含义是不受限制和阻碍（束缚、控制、强迫或强制），或者说限制或阻碍的不存在。
自由的精辟解释是：没有外在障碍而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的行为。
法国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人权宣言》中，对自由的定义为：“自由即有权做一切无害于他人的任何事情。”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⒈表达自由；⒉信仰自由；⒊免于匮乏的自由；⒋免于恐惧的自由。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重申了这四大自由的精神。
两种自由概念：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
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没有受到别人干涉或没有受到人为的束缚。根据这一定义，当没有人阻止一个人发表他的言论，他就是享有言论的自由。
积极自由（positive liberty）：个人希望能够做自己的主人。我的生命及决定是取决于我自己，而非外在的任何一种力量。我盼望只是成为自己而非受别人的意志所支配的工具。
用这里介绍的各种观点来衡量，我们有信仰的自由吗？有表达的自由吗？我们能够成为自己的主人吗？
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是选择的自由！我们现在能够选择官员？政党？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别开玩笑了，我们连选择“人大代表”的自由都没有！还好，人大代表也非常了解这一点，所以他们也从来不必到“选民”中间来！
就像自由，问我是跪着？还是趴着？对不起，我要站起来！我要不受压制，不受干涉，自主选择的自由！
▲ 孙怒涛：＠郭莹：你说：就像自由，问我是跪着？还是趴着？对不起，我要站起来！我要不受压制，不受干涉，自主选择的自由！
作为目标，非常对！我支持！作为路径，我不赞同。
我想，情景是你目前连跪着的自由都没有，可能正趴着。
你说，要就要站着的自由，跪着的坚决不要，因为那不是真正的自由。
对不起，很可能是，那你就永远趴着吧！
要我说，给我跪着的自由？好的，我要。这比趴着总要好一些。
等到我爬起来有了跪着的自由，我就全力争取站的自由。
在争取自由的进程中，不可能一步到位直接从趴到站的。中间的每一小步，都是争取（不是恩施）得来的，都是宝贵的，都是下一步的垫脚石。
▲ 王铁藩：反右时有人说，国民党的民主是多与少的问题，共产党的民主是有与无的问题。如今国民党的民主日益增多，终于实现宪政。正说明。民主也是渐进的。
▲ 李仕林：大民主的施予者只想用大民主为自己服务，但老百姓用大民主启发了自己的独立思考，这不就是文革的事实吗？
文革中的大民主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与毛的意图粘在一起的实质不民主，另一部分是与老百姓的独立思考粘在一起的形式民主。后一部分是有积极意义的，当然无政府主义应该排除在外。
▲ 吕述祖：＠铁藩：关键在于，文革时根本不是什么民主，极度专制的条件下，你能主什么？只不过那时候用了“大民主”这个词罢了，概念完全不是一回事。
▲ 王铁藩：＠吕述祖：可以这么说，文革宣传了大民主，大家也尝到大民主的甜头。将其还原本意再推而广之有什么不好？
▲ 黄安妮：＠铁藩：我不同意你说的观点，文革中的大民主与普世价值的民主完全背道而驰，没有丝毫共同点。
▲ 王铁藩：大民主不是始自文革，大民主是李慎之从１９５６年的波匈闹事那里取来的经验，并建言毛以此缓和国内矛盾。毛大为光火，说我要的是小民主小小民主。可见大民主是有用处的。
言论自由是民主的核心意涵，文革曾有过，这是事实。我们也演练过，感觉也还不错。毛一看不行，赶紧往回收。不正说明民主对他不利了吗？对专制不利的，于民应该是好的吧？
＠黄安妮：走出文革看看大民主如何？它可是导致苏东解放的有力手段啊！
▲ 杨雨甡：文革的大民主实质是无政府主义。
那时候的大民主是某些人才有的做主。他们可以将一部分人打成反革命，狗崽子。不许怀疑一切，毛必须万岁，思想必须光辉。可以随意杀人，斗人，必须跳瘸腿舞，早请示，晚汇报……
如此还叫大民主？
▲ 崔元浩：文革什么时候享受到过大民主？仅在６·２４大礼堂周赤萍气急败坏地说这是资产阶级大民主，之后施行了无产阶级专政。李世权写上了拥护党中央仍然对其施行专政。接班人略有终止文革发展生产的意向被逼得摔死它乡的下场。更可叹草民张志新因对文革有看法竟遭割喉毙命。文革是封建专制发展到极端独裁法西斯蒂的毛色恐怖专政。仅有了一点争相颂圣指责对方不革命的自由，清华的文革经历哪一时哪一点与民主沾上边了？
毛发动文革打破了党团支部执行统治的局面，但是并没有实行民主，倒是出现了民乱，平定民乱之后又是革委会工军宣队实行专政专制更无民主可言了。
▲ 蒋南峰：别忘了当时加在大民主前面的限定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谁是无产阶级代表？毛！专政＝专制。毛指哪你打哪。奉旨才敢造反而已。有没有“资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谁说个来听听？
▲ 林刚：我们决不应循着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大呜大放大字报、文化革命……这中间出现的“大民主”这条路线去找寻民主。历史证明，这类大民主伴随而来的就是恐怖杀戮的绝对专制，绝对的无民主。
想从文化革命这种反人类反文明的反动的历史进程中找出什么“民主”内核来，岂非缘木求鱼？
当今人类世界有许多国家已经走上了比较成熟的民主制度，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哪怕是海峡对岸，也走上了执政轮替良性循环之路。
我们应该从全人类众多成功的范例中去寻找解决自身问题的出路，而不是来不来就是什么国外敌对势力，什么亡我之心不死，什么帝国主义、资本主义。
▲ 林贤光：关于“大民主”，我认为：民主绝不是工具，民主是一种体制，一种理念，一个追求的目标，在民主社会里是一种生活方式。只有把民主当成工具才会有“大”、“小”之分。大民主无非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种环境下，容易出现强词夺理、以势压人、一面倒、大呼隆的局面，尤其是有领导的“大民主”下，很难尊重处于弱势的少数人。因此，即使作为工具的大民主我认为也不是一个好工具。然而，它却是群众运动的一种有力武器，搞游行示威，拉大横幅应当是大民主的一种形式，也是为了以势压人。真正解决问题绝不能靠这个。梅贻琦、蔡元培都搞民主治校，但他们靠的是协商。清华出现过学生加上教授把校长赶走的事，这应当是大民主了。但梅、蔡主政时学生都服，用的则是小民主。
▲ 侯国屏：每个人对自由有自身的感受，差异很大。对铁藩兄来说，与５７年相比，文革中的“四大”几乎让他感受到“天壤之别”了。
▲ 周家琮：异哉所谓文革民主问题者
近年回顾讨论文革的言论中，称文革有民主因此不能彻底否定的糊涂说法，略有市场。甚至给文革戴上“中国民主政治的一次初步尝试”的桂冠，还危言耸听，说否定文革是“以彻底否定文革为由来阻碍中国的民主进程”。发此高论者，或系身处海外拾西方“左派”之唾余伪装客观，或亲历文革但好了疮疤忘了痛、借此给自己贴上“青春无悔”的标签，更可能是对真正的民主自由虽念兹在兹却茫然无所知，又习惯于所谓“一分为二”的伪哲学话语。兹事体大、不可不辨。
其实民国时期中国民主政治早有“初步尝试”，安在文革头上显然罔顾史实。文革的所谓大民主，真的是政治学意义上的民主吗？大民主一辞，最早由李慎之先生在苏共二十大后提出，当即受到伟大领袖批评。反右时却又被领袖更改内涵移花接木，变成了发动群众整人的利器，文革时更被发扬光大登峰造极。所指乃“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民主本来挨不着边。但既经钦定几亿人也就跟着以讹传讹、沿袭至今。须知伟大导师虽深谙权谋，但一贯讨厌寻章摘句，对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西方形而上思维更是没有多少概念。民主自由这些洋东东对他而言，和宪法一样也就是工具和口号，不必当真。
既然大民主并非民主，文革的民主安在？声称文革有民主者，对文革究竟有哪些“民主”，也实在没举出多少例子。所列举的“大民主”事项，其实大都属于“自由”范畴，容后分析。被认为文革与“民主”沾得上边的，也许是群众组织推举头头和对某些事项存在不同意见时，往往但非绝对按少数服从多数作出决定。但这与其说是政治意义上的民主，毋宁说是小团体类的非正式组织成员之间，处理一般事务时约定俗成的习惯而已。在文革前后机关学校工厂的基层组织里，类似流程并不鲜见，实在难以拔高到政治民主的高度。此外为钟情文革民主者所津津乐道的，还认为文革实现了法国大革命的直接民主。详细讨论法国大革命离本题太远亦非笔者所敢问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任何暴力革命与真正的民主完全无涉。法国大革命在以革命的名义施行专政，制造恐怖和暴民狂欢，让一茬又一茬革命者步国王后尘走上断头台等方面，确实酷似中国文革（阿·托尔斯泰在《丹东之死》中有生动描述）。其中最残酷的“民主”，莫过于由广场上的民众，现场决定“阶级敌人”的生死，和土改时在斗地主大会上“民主”决定地主生死，“一打三反”时将“罪犯”材料发给群众征求量刑意见，如出一辙。
所谓政治民主，是在具有政治权利的群体内，按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国家治理的制度安排，人民拥有超越立法者和政府的终极主权。文革中无论是所谓“大民主”，还是群众组织中那点可怜的“民主”，既非自上而下民主架构中的一环，也没有明确稳定公开的制度安排，更不用说对民主的监督、保障和救济制度。所谓民主并非民众的普适权利，而是革命者（初期就是“红五类”）的专利。你随时可以被逐出革命者队伍，成为古罗马没有公民民主权利奴隶一般的贱民。即使自己产生“谁主沉浮？我们！我们！”幻觉的革命者，也不过是当局的牵线木偶。文革的所谓“民主”，既不是法定，也不被承认为天赋权利，只不过是统治者为了政治斗争需要，随时可以收回的恩赐。文革参与各方本无平等可言，更不能独立作出任何有关国家治理的政治决定。貌似芬纳所说的广场政体、其实还是典型的宫廷政治。群众组织短期内那点可怜的“民主”，和现代意义的政治民主，完全风马牛不相及。只是在今天的所谓“参与式民主”中，有时还可以窥见其踪迹。
文革中被抹上玫瑰色彩、唤起某些人温情怀念的，其实不是所谓“民主”，而是“自由”。的确，无论是和文革前，还是后文革时代相比，民众获得了不但空前，而且绝后的诸多自由。学生有不上课、打老师、大串联的自由；工人有不上班、闹革命、搞武斗的自由；草民们有揪斗过去不可一世的大人物的自由；群众组织有结社出版宣传的自由；暴徒们有抄家，打人，屠杀的自由…但所有这些自由，都具备以下共同特点：属于伯林所说的“积极自由”，而非“消极自由”。有高喊“打倒刘少奇”的自由，但绝没有不喊“万寿无疆、永远健康”的自由，是充当炮灰的自由。革命者的“积极自由”，建立在践踏法治，严重侵犯他人自由和人权的基础上，是作恶的自由。只有在５·１６通知、首长讲话、公安六条等范围内闹革命的自由，稍有逾越罪不容赦，是笼子里的自由。只有“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自由，一旦偏离革命路线自己另搞一套，轻则逐出教门、重则罪该万死，是指挥棒下的自由。革命的自由导致经济凋敝、生活贫穷，人性中最丑恶一面被自由释放，文化纲纪荡然无存，社会呈现极度混乱的无政府状态，是破坏的、倒退的、导致社会土崩瓦解的自由。
值此文革五十周年，国家和百姓遭受深重灾难，本该借此机会痛彻反省、汲取总结教训的赵家人等，却高度体现看齐意识－－集体装睡，最后还不得不演出一场半夜鸡叫。反倒是当年跟着起哄的小屁孩、如今虽近耄耋，却痴心不改吵吵着要反思。虽其心可悯，毕竟还是思出其位，越俎代庖。不过我等草民也并非无可反省之处，当年伟大导师的金口玉言，除了“不须放屁”外，大都被溶化血液流传至今。热衷于鹦鹉学舌文革和毛式话语的粉丝，庙堂和江湖都大有人在，“文革民主论”即为一例。
▲ 李仕林：铁藩和怒涛说的是民主的种子如何生长发展，其他人只欣赏满园春色的真民主。
争论的不是同一个问题。
□ 原载：《真话与忏悔——文革５０周年清华校友讨论集》，孙怒涛主编，中国文化传
播出版社，２０１８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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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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