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虽然上下官员相互敷衍和欺骗，在没有外在压力的情况下，可以维持一种的相对的政治平衡。一旦面对国际冲突，在封闭的官僚系统中的大小官员，势必束手无措，一错再错。随着中美贸易战开打，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官员面对贸易战所表现出来的无能、无知和无助。依靠门客拔举制提拔上来的各级官员，包括国家领导人，应对中美贸易战，势必像清国的林则徐等一大批庸官和道光、慈禧这样的庸帝，用一连串的错误决策，把简单的贸易冲突演化为政治冲突和军事冲突，乃至于引发清英鸦片战争和对全世界宣战的庚子战争。】
2017年1月以来，网上疯传一首题为《与领导一起尿尿》的诗歌：“厕所里立便器/只有两个/我正尿着/领导进来了/与我并排/站着开尿/气氛有些沉默/我觉得这时候/应该说点什么/我说，领导/你尿尿/也尿得这么/好”。（伊沙：《新世纪诗典（第六季）》）《与领导一起尿尿》是江西瑞金籍青年诗人刘傲夫跟上级领导一起尿尿时产生灵感写出的诗。通过拉尿的场景和虚构的对话，反映中国当下官场领导与下属的真实心理。这首诗与多年前讽刺领导，说“领导也亲自来拉尿”的段子如出一辙，说的都是中国官场上下级的关系。这种关系的背后，则是中国的“门客拔举制”的官僚制度。
对于当代中国的官僚制度，张维为提出“选拔＋选举”的“选贤任能”模式。他认为，尽管中国模式并非十全十美，但仅仅是上述成功，就足够证明中国模式的信誉。在政治领域，中国建立了一套或许可以被称作“选拔＋选举”的“选贤任能”模式。这种模式可以与西方纯粹依赖选举的模式进行竞争。在社会领域中，中国模式是社会与国家之间高度的良性互动，这与西方的社会对抗国家模式不同。如今的中国社会极为活跃，但同时总体秩序良好。（《清朝衰落，如今轮到西方》）
这种官员选拔制度，被认为是一种最好的官员选拔制度。“中国的官员不是通过全体公民一人一票产生的，而是主要靠上级组织部门的选拔产生。一个人如果想在党政系统中升迁，就必须从基层官员做起，经过多次的选拔才可能最终脱颖而出。官员之间不得不进行一轮接一轮的竞标赛，只有那些每次都幸运地排在前几位的人才可能得到晋升。这套制度替代了民主制度选拔和激励官员的功能。中国的选拔体制就具有了特别的意义。” （姚洋：《中性政府与国家政治精英的选拔》）
这种观点，也得到海外的呼应。海外有一种观点认为，当代中国的官僚体系，与历史上“士大夫治天下”有共通之处。中国通过借鉴历史上“选贤任能”的官员选拔文化传统，培养了一批技术官僚作为第三梯队，而不是延续由自己的子女子继父业。因此，中共的第三代第四代领导集体，基本上都是由知识分子（这批人大都是工科工程师，类似于历史上的士大夫集团）通过层层选拔出任的。在基层，执政集团出台了公务员考试制度，各级官员都必须通过公开考试，进入这个体制，然后经过历练、提拔，进入更上一级的领导层，直至最高领导层—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中共开国元老及其子女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已经日趋式微，“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治文化传统正在发育光大。（刘路：《三个自信是中国和人类的福音》）
李永忠则反对这种“官员拔举制”。他认为拔举制有几个特点：一是从招录“三门干部”到使用身边干部；二是从使用身边干部到提拔贴身干部，三是从提拔贴身干部到重用心腹干部（哪些人的人身依附性越强，就越容易受到领导的信任，如果你的人身依附性没有达到一定程度就很难被重用为心腹）；四是从重用心腹干部到破格重用隐私干部。这些年来，在一些地方和单位，谁掌握了上级领导的隐私，并具有很强的人身依附性，就有可能成为领导最信任的心腹干部，就有可能被一些领导干部所破格重用。他批评中国在用人导向的问题是，没有一个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平台。所以尽管也在逐步扩大推荐的范围，但是，这仍然是推荐选拔的方式，而不是直接选举的办法。（周志兴：《防止颠覆性风险，十九大前我们最需要一个政改试点》）
中国只有官员任命制、选拔制，而没有选举制；公务员考试，是基层官员或官吏的资格认证，跟现代国家从国家到地方各级立法、执法和行政机构职位选举，不能混为一谈。2006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是一个前现代的公务员法。虽然经济发展了，在行政制度上依然是前现代社会模式；从国家到地方主要官员的直接或间接选举，依然遥遥无期。
“官员拔举制”任用干部凭着个人好恶做出判断，没有量化的标准 。北京市委书记蔡奇的任命就是缘于习近平的个人的观察和判断。习近平在内参中讲述：我和蔡奇曾一起共事十六、七年，印象深刻。一是经常看到蔡奇休息时间陪伴老母亲在院子里散步，此人孝道。二是蔡奇热心帮助有困难的下级干部及职工，不求回报，此人厚道。三是开始两人平级，后来我不断升迁，但是蔡奇从来没有找过我一次，请求帮助升级，此人正道。我们党就是要用这样的干部，人品好绝对是第一位的！孝道、厚道和正道，都是抽象的模糊的标准，却被用于任免地方最高长官。蔡奇在北京大举驱赶低端人口证明，他的孝道、厚道和正道里缺少一个最重要的道—人道。他在一个内部讲话中说，坚决贯彻党的各项决策。到了基层就要真刀真枪，就要刺刀见红！出实刀，出恨刀，出快刀。
门客拔举制由于权力来源至上而下，因此这种官吏选拔制度造成官员只对上负责，而不知民生为何物，造成行政与政治背离民众的趋势。喻可平认为，现在一些官员的选拔制度，违背了一条政治学公理：谁产生权力，权力就对谁负责。如果这个官职是老百姓给的，那这个官员就必定听老百姓的话。如果这个官职是上级领导给的，那他当然就只对上言听计从了。（《党连一顿饭吃几个菜都管，可为什么还有人贪污？》）
门客拔举制下官员对上负责制造形象工程而不是民生工程。有人批评这种制度说，官员升迁往往是要靠上级提拔，那些“大气魄、大手笔”的形象工程，往往很具说服力，而事关百姓利益的具体事难以被上级发现，所以往往作秀的升了上去，踏实干事的却原地踏步。这种逆淘汰，不仅恶化了官场风气，更造成了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使百姓对政府的完全失去了信任。（来源：微信）
门客拔举制因为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必然造成来自最高层的指令被极端放大，从而扭曲的结果。来自上面的信息被一级级放大，到了基层成为一个彻底扭曲的政策，或者被不同地区攀比竞争而彻底扭曲。习近平2015年4月和2017年11月曾两次就“厕所革命”作出指示：强调推进“厕所革命”，不但景区、城市要抓，农村也要抓，补齐影响民众生活的短板。习近平的“厕所革命”到了地方，变成大兴“五星级厕所”。2015年12月，江苏盐城建成中国首个五星级旅游厕所，当时计划建4座，每个耗资200多万元人民币。（《习近平“厕所革命”走火入魔 官方紧急下指示纠偏》）
中国各地建造的高价厕所：苏州、扬州、广州的一座公厕耗资100万；重庆、北京的一座公厕耗资80万；济南一公厕耗资70万；南京豪华厕所耗资40万。网上有一个对来自中央的“厕所革命”的政策扭曲的分析：因为老大最新指示是‘厕所革命’，结果各地开始攀比厕所。这个说，我家厕所是干净无味儿；那家马上说，我家厕所不但干净无味，还使用的是马桶，利于老人使用；第三家说，我家用了加温的马桶垫；第四家说，我家马桶垫不但加温还有热水冲洗，这还在厕所范围内；第五家说，在厕所了设立开水间，谁上完厕所不马上离开，还在厕所了喝开水？第六家要超过第五家，必须要在厕所里开餐厅；第七家就得卡拉OK；第八家怎么办？这个段子用笑话的方式说出中国政治最本质的现象。
门客拔举制的结果是“非专业治国”。官员拔举不是从专业训练而是从关系亲疏为取舍，造成专业领域为大批非专业官员占据。有人做过一个统计：中国有31个高级法院院长，有司法资格证仅一人，而且是在职取得；正规上过大学的仅17人；有9人没有任何法学经历，其中其人根本就没有上过大学；科班出身的仅11人；司法部长是学机械出身。国家法器，竟然掌握在一批非专业人士手上。百姓的生死命运，被捏在一批法盲手上。中国出现天量的冤假错案，是司法领域“非专业治国”的必然结果。
中国的权力结构，是跟目前的行政体制分不开。正如贝淡宁所说,“中国的贤能政治选拔过程最适合一党执政的国家。”如果一个权力模式一开始就没有必要得到选民认可，任何时候都没有必要得到选民认可。所谓贤能政治，便是不受制衡的前现代权力政治。宋永毅认为，“贝淡宁主张的是国家第一把手不需经过选举，直接通过中共现在搞的接班人制度这套，当代或者隔代指定。”由于这个模式的最高权力的来源的合法性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中央与地方权力边界因为没有法治加以清晰界定，自上而下权力传递常常无法有效推行。
没有选举与被选举，就没有现代公民；没有现代公民广泛政治参与，就没有对官员的有效监督；没有对官员的有效监督，就没有现代社会官吏清廉、政治清明。用“选拔加选举的选贤任能模式”，“社会与国家之间高度的良性互动”，新时代类似于中国传统社会“士大夫执政集团”的“知识精英执政共同体”，“士大夫治天下”等概念概括所谓政治上的中国模式，既脱离对中国现实的客观判断，也脱离对现代政治文明的正确认知。
由于顽固拒绝了选举民主，又与累积进化达千余年的科举制切断了传承，党国的政治人才选择机制‘返古’式回到了颇无规范可言的‘荐举制’，在家族势力和种种关系网渗透下，它由‘返古’式部分重演从东汉至魏晋南北朝世袭等级门阀制的复辟历程。（《郭飞雄上诉状：宪政民主政体革命为什么必须》）
“门客”的是从“门生”、“食客”派生出的概念，在李臖平“春秋战国门客文化与秦汉致用文艺观”有新的定义：广义而言，“门客”涵盖了中国古代的各个阶级、阶层出身的人，除了生来就注定高踞天下至尊宝座的那一个。在李臖平的定义中，“门客”的人生目标是求富贵、取尊荣、建不朽之功业，他们的路径是通过依附某个主子，将自身“工具化”，达成豢养与被豢养的关系。（百度百科：“门客”条目）在当代，政治依附不存在豢养与被豢养，却存在上级官员与下属的依附关系，尤其是官员和秘书的关系。晋袁宏 《后汉纪·桓帝纪下》：“王甫曰：‘卿辈皆相拔举，迭为唇齿；其不合则见排摈，非党而何？’”说的就是这种制度。
华夏历史上的世袭制与今天的官僚选拔制显然不同。目前的官僚体制，并不是简单的血统世袭制，也不是朝代国家科举任命制，而是一种新的特殊的官僚制度，我称之为“门客拔举制”。具体体现，就是选用自己信得过的贴身秘书、故交，在他们中间拔举权力继承人。门客拔举制是了解中国权力结构的密码。
门客拔举制埋伏的国家政治危机，在十九大后被演绎到极端。学者杨鲁军评价十九大后一个多月的治国理政，认为惹人注目者有三：一是“京华排低”，二是“万党来朝”（世界政党大会），三是“厕所革命”。上述三部曲，无论从治国方略、还是理政智慧来看，有人说是三步臭棋，至少不是什么妙招。排低不得人心，蔡奇变成蔡京，便是民意之体现。当前国家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甚或危机是：“官智”太低！才不配位，必有灾殃！
造成国家灾殃的愚蠢的政策背后，有一个更深刻的政治逻辑。有学者认为：与明末相比，今日中国的选择空间是大的太多了。但机会太多、资源太多也会给独揽大权的统治者带来另外一种危险，那就是定出许多不切实际的目标。习近平的政治危机有很多原因，迷信权力的人会认为，主要原因是他的权力还不够大，尤其是他受到官僚机器的太多掣肘。他下了太多执行不了的命令，让能干的官僚们无所适从，让无能的小人以为有机可乘，结果是让自己越来越难以自拔。（《习近平的处境最像中国历史上的哪位皇帝？》）
在这样的权力更迭结构中，能够上升到国家最高领导人位置的人，必然不是综合能力，智力和执行力超越的人。而且，由于权力结构的限制，最高领导人往往是认知有缺陷的人。甚至出现认知障碍的病态。由于要干的事与他的能力，尤其是与认知能力完全不匹配。不自量力，从而在思维、判断和语言方面出现系统性的错误，造成事与愿违的严重后果。同时，由于掌握了巨大的权力，由于中国存在著全面的、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再加上中国政治文化和政治体制本身的严重缺陷，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认知障碍，正在导致中国迈上与美国和普世文明背道而驰的道路。随著美国和其它发达经济去中国化，中国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必然爆发。（《习近平的认知障碍和中国的大革命风险》）
愚蠢的政策背后有腐朽的门客拔举官僚制度的根源。在这种制度下，官员只会通过逢迎上级而得到提拔。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虽然上下官员相互敷衍和欺骗，在没有外在压力的情况下，可以维持一种的相对的政治平衡。一旦面对国际冲突，在封闭的官僚系统中的大小官员，势必束手无措，一错再错。随着中美贸易战开打，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官员面对贸易战所表现出来的无能、无知和无助。依靠门客拔举制提拔上来的各级官员，包括国家领导人，应对中美贸易战，势必像清国的林则徐等一大批庸官和道光、慈禧这样的庸帝，用一连串的错误决策，把简单的贸易冲突演化为政治冲突和军事冲突，乃至于引发清英鸦片战争和对全世界宣战的庚子战争。
（本文摘自《半资本论》,全书约70万字，登录谷歌图书 google play下载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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