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汝信：唐平铸记录的罗瑞卿事件
陆伟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孙泱一家的悲惨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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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九七〇）·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一三八期（zk1808b）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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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八年八月七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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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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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资料】 唐平铸记录的罗瑞卿事件 余汝信
【亡灵祭坛】 人民大学副校长孙泱一家的悲惨遭遇 陆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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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资料】
唐平铸记录的罗瑞卿事件
·余汝信·
感谢唐平铸的后人，使这一批珍贵史料能在事发半世纪后公开呈现在研究者面前。——题记
一、唐平铸的工作记录本
罗瑞卿事件是文革前夕由毛泽东亲自引爆的一件令人震惊的大事。处理罗瑞卿问题，中共中央召集过两次重要会议：一为１９６５年１２月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二为１９６６年三四月间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工作小组会议。
迄今为止，我们可以看到的锦江饭店会议留下的文字材料，惟有叶群在会议上的发言摘录，其余近乎空白。会议的结论，连官方党史界亦只能间接引用会议参加者之一王任重私人日记中简短的两段话：“一、性质严重，手段恶劣。二、与彭、黄有别。三、从长期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绩。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五、领导有责。”“处理两步走，调动职务，不搞面对面，冷处理。”〔１〕
京西宾馆会议留下的东西多一些。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中共中央以中发〔６６〕２６８号文件批转中央工作小组４月３０日《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报告后附叶剑英、谢富治、萧华和杨成武等人的四个主要发言；罗瑞卿３月１２日的检讨；以及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４月２４日向毛、中央的报告。惟除此之外，缺乏更高层次的政治局常委和军委其他副主席的表态。
这一问题最终得到解决，得助于当年参加中央工作小组会议人员之一、解放军报社副总编辑唐平铸后人的无私奉献。近日，唐平铸后人将其父亲在京西宾馆会议期间的工作记录复印件，交予笔者整理，以图将当年批判罗瑞卿的中央决策、方针和措施，中央和军委主要领导对罗瑞卿问题的态度，较为完整地呈现在研究者的面前。
唐平铸所记录的，有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军委副主席贺龙、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军委副秘书长萧华、杨成武等有关罗瑞卿问题的讲话。上述讲话，记录在一本唐平铸１９６６年月１４日领取使用的解放军报社印制的１１×１６厘米大小的工作记录本中。
在披露这些讲话之前，有必要介绍一下讲话的记录人唐平铸。
唐平铸（１９１３－１９８５），湖北武汉人。１９３５年赴日本东京大学学习，１９３６年在日留学期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同盟。１９３７年回国后参加红军，同年入延安抗大学习，１９３８年加入中共。曾历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政治部宣传科长，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敌工部部员，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宣传部长，二野十二军三十四师政委，十二军政治部副主任。建国后，调解放军总政治部，任总政宣传部新闻广播处处长。１９５４年参与筹办全军性报纸——《解放军报》。翌年任解放军报社副总编辑，并被授予大校军衔。自１９５９年新军委成立，受军委主要领导所器重，参加过军内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主持撰写过许多重要社论和影响很大的文稿。１９６１年２月起，任解放军报社党委副书记，名义上为报社第二把手，实际上多时为第一负责人。１９６６年３月，参加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中央工作小组会议。６月，任改组后的《人民日报》代理总编辑，三个月后，人民日报社改编委会为党委制，任临时党委第一书记，再后任临时工委负责人。１９６７年１月，任改组后的全军文革小组组员。１９６８年９月１７日，以莫须有罪名被北京卫戍区关押，１９７５年５月解除关押。１９８０年２月，经军委批准，总政为其彻底平反，恢复名誉，认定其遭受诬陷，撤销原中央专案组结论，“属于冤案，应予推倒”。１９８５年７月２０日在京逝世，终年７２岁。遗言丧事从简，遗体捐献用作医学病理研究。
二、对有关讲话的若干辨析
（一）本文附录部分所披露的唐平铸记录的中央、军委领导人讲话，具体的讲话日期并无明确标示。根据现已掌握的材料，我们大体上可以判定这部分讲话的时间跨度为１９６６年２月至４月间。此一时期，有关罗瑞卿问题，发生了以下几件大事：
１，１９６６年２月１日至４日，军委第五十一次常委会议在广州召开，出席的军委常委有：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会议由萧华汇报关于罗瑞卿问题和１９６６年１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情况，由杨成武传达毛泽东、林彪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２２日、２５日关于罗瑞卿问题等的指示。出席者对罗瑞卿问题发表了看法和意见。〔２〕
２，１９６６年２月２２日，遵照邓小平指示，杨成武陪同叶剑英向毛泽东汇报关于讨论罗瑞卿问题的准备并听取指示。叶、杨汇报了准备召开小型会议，面对面地批判罗瑞卿的问题。杨成武报告了广州军委第五十一次常委会议出席常委对罗瑞卿问题的看法和意见。毛表示：我赞成。〔３〕
３，１９６６年３月４日至４月８日，根据毛的指示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召开讨论罗瑞卿问题小组会议。在会议前，中共中央指定邓小平、彭真、叶剑英三人组成会议领导小组，另成立由叶剑英领头的七人工作小组，由叶主持会议。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历时十三天，参加成员包括军委各总部、公安部、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军事科学院和大部分军区、军种、兵种负责人，以及罗本人，共４２人。３月１８日，罗跳楼自杀（受伤）。３月２２日，会议进入第二阶段，转为背靠背的斗争。根据中央指示，增加了５３人，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各中央局负责人，第一阶段未参加会议的军区、兵种、军事院校的负责人，第二阶段参加会议共９５人。会议最终形成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送会议领导小组审修、再报中央常委审批。〔４〕
唐平铸记录中，标注有两个用汉字书写的日期：“一月四日”和“三月一日”，另有一用阿拉伯数字书写的“２·８”，后者是否表示日期？含义未清。用汉字书写的日期，笔者认为，并不能与讲话日期挂钩。如“一月四日”之下的邓小平讲话，从内容判断，应是邓１９６６年３月４日在中央工作小组会议开始时对会议开法和指导思想的相关指示，时间上绝不可能是在两个月前的１月４日。
综合已知的各种因素考虑，笔者只可认定邓小平的另一个讲话，是１９６６年４月８日在中央工作小组会议结束的指示。其他各人的讲话，则难以认定一个准确的时间。笔者只能推测：杨成武传达的毛讲话，可能是在１９６６年２月２２日对叶剑英、杨成武说的；各位老帅批罗发言，可能是在１９６６年２月初广州军委常委会议期间说的（惟刘伯承似未参加此次会议）；记录中最后的彭真、周恩来讲话，应该是在中央工作小组会议刚刚结束时说的。彭真讲话的时间，则绝不会迟于４月１６日——彭到杭州接受毛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对他本人的批判之日。
（二）虽然上述有关讲话未有标明准确日期实为一大遗憾，惟其真确性却无可置疑。
举例说，如杨成武传达的毛对罗的批评：“他又犯了彭德怀的错误，对林、老帅不尊重。罗在高饶问题上实际上陷进去了。罗是个野心家，罗把林彪同志实际上当作敌人看待。林带了几十年兵，难道他还不懂什么是军事，什么是政治？军事训练几个月的兵就可以打仗，过去打的仗都是打的政治。要注意防止罗的地下活动，注意搞八司马〔５〕。”“要恢复突出政治的原稿。”
毛这一批评，杨成武１９６７年３月１９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讲话时再次作过传达：“毛主席对罗的问题早有察觉。毛主席几次在谈到罗的问题时，曾经这样说过：罗的思想同我们有距离，林彪同志带了几十年的兵，难道不懂什么是军事，什么是政治，军事训练几个月的兵就可以打仗，过去打的都是政治仗；要恢复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原稿；罗把林彪同志实际上当作敌人对待；罗当总长以来从来未单独向我请示报告过工作；罗不尊重各位元帅，他又犯了彭德怀的错误，罗在高、饶问题上实际上是陷进去了，罗个人独断；罗是个野心家；凡是要搞阴谋的人，他总是搞几个人在一起。”〔６〕
将杨成武两次传达相比照，不仅主旨相同，语句也基本相同（仅先后顺序排列有所不同），完全可以相互印证，以证实其真实性。
再如邓小平在３月４日中央工作小组会议开始时称：“开始讲了五点，常委、主席说的，一个是问题性质严重的，二是区别于彭黄，三是一分为二，四是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五、主席说有内疚，要负责任，常委同志说，书记处说，也有责任。”这五点与王任重私人日记中所记载的五点内容完全一致。
（三）上述有关讲话还证实，到了１９６６年２月至４月期间尤其是中央工作小组会议后期，在毛泽东的引领下，对罗瑞卿问题基本上已形成党内、军内最高层一致的批判性共识。
对罗的批判，军队最高层尤为激越。如林彪称，揭露罗的问题，是“取掉军内党内的大炸弹、大地雷。”“罗这个人是个危险人物，……这个人比彭黄危险得多。”林的说法比上海会议的结论“与彭黄有别”更进了一步。叶剑英称，“揭露这件事是空前的，这件事的危险也是空前的，事情的恶劣性质也是空前的。”“不可能希望他会好转，……对这种人就是要残酷无情，他对我们，对林总残酷无情嘛！”贺龙称，“这个人很坏的，什么怪事都可以干得出来，……他的阶级本质是农奴主，在公安部就有问题。”聂荣臻称，“对罗丝毫不能存在幻想，丝毫不能让步，让步军队就要变色，适当时候要作出结论，将来下放不能到大三线。”
自然，形成共识往往需要有一个过程。根据现有材料分析，身为中央工作小组会议领导小组负责人的邓小平，此期间对罗问题的态度就前后有别。
邓在会议开始时对罗有一定程度上的袒护，这恐怕不是邓一个人的意见。邓称，“实事求是，对罗也是一看二帮，任何人准许革命，允许他们申辩。彭在６２年还有八万言书，我们本着党的传统，不是过去有的，是毛主席树立的好传统。会议搞主要问题，实事求是，罗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不同意就不同意，党从来不强制哪个人承认错误。”
罗瑞卿自杀未遂，使中共最高层对其问题性质的判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邓在会议结束时称，“来了个自杀，自己作了结论，无非是抵抗到死。”“是不是还有不可告人的事，最少说明抗拒到底。”“罗担负的职务很多、很大。……军队是党的命脉，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脉，让这样没有党性、作风这样恶劣、资产阶级思想充满脑袋的人掌握军队是极危险的。退一步说，即使没有个人野心，向党伸手，凭他那种思想作风也是危险的。他确实是个隐患，拔除这个隐患就是个大胜利。何况他又有伸手问题。一旦天下有事，那就不堪设想。”
故而，对于邓小平的态度，应该有一全面的观察，断不能如官方史书般片面称其对罗“要求要坚持实事求是、治病救人、准许革命的方针”。〔７〕无可否认，邓的确有过类似言论，但那是在３月中央工作会议开始之时而非４月该会议结束之日说的，从开始到结束相距一个月时间，邓对罗的态度已判若两人。
三、有关讲话是对官方《罗瑞卿传》的有力批驳
官方有关罗瑞卿生平的代表作，首推以总参谋部《罗瑞卿传》编写组名义撰写、作者署名黄瑶、张明哲的《罗瑞卿传》。据官方称，该书由总参谋部批准撰写，在总参政治部具体指导下，历时八载，采访一百多人，查阅大量珍贵文献资料和档案而成。书稿经中央军委审定批准，１９９６年４月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该书体现了文革结束后官方为罗瑞卿辩护、正名的立场和观点。强烈的倾向性使该书掩盖了历史的真相，严重扭曲了史实。而唐平铸工作笔记所披露的中央、军委有关领导人的讲话，使被颠倒的历史得以再颠倒过来，使原来的历史图像得以真实再现，是对《罗瑞卿传》的有力批驳。
（一）《罗瑞卿传》掩盖了毛泽东对罗的严厉批评
《罗瑞卿传》在论及毛泽东对罗瑞卿的批评时称，“（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８日，整罗瑞卿的上海会议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召开。毛泽东依据林彪、叶群提供的材料说：‘罗的思想同我们有距离’，‘罗把林彪同志实际上当作敌人看待’，‘罗是野心家’。但是，他又对林彪说：‘罗瑞卿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嘛！他反对我游泳，那也是好意。’后来，到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２１日，毛泽东曾作自我批评说，他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错整了罗瑞卿。”〔８〕《罗瑞卿传》又称，邓小平在上海会议以后向罗传达过毛的话：“如果没有这三条（指反对林彪、伸手、反对突出政治），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讨什么。”〔９〕
首先，《罗瑞卿传》故意没有引全毛对罗的批评。据唐平铸工作笔记，毛的批评全文是：“他又犯了彭德怀的错误，对林、老帅不尊重。罗在高饶问题上实际上陷进去了。罗是个野心家。罗把林彪同志实际上当作敌人看待。林带了几十年兵，难道他还不懂得什么是军事，什么是政治？军事训练几个月的兵就可以打仗，过去打的仗都是打的政治。要注意防止罗的地下活动，注意搞八司马。”毛又说，“要恢复突出政治的原稿。”
其次，《罗瑞卿传》完全无视毛在上海会议以后对罗的多次严厉批评。这些批评包括但不限于：（１）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２３日，毛泽东与彭真单独谈话时提到调查罗瑞卿问题，要彭真回北京后找公安部和中央军委同志谈，注意“地下活动”，并说：在党内军内永远不准搞地下活动。〔１０〕（２）１９６６年１月５日，毛在南昌与江西党政负责人杨尚奎、方志纯谈到了罗问题时说：“这个人就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我也同罗瑞卿说过，要他到哪个省去搞个省长，他不干。军队工作是不能做了。要调动一下，可以到地方上去做些工作，也不一定调到江西来。”〔１１〕（３）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０日，毛在杭州会见秘密来华的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谈及彭、罗、陆、杨问题时称，“中国现在也出现了修正主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你不是问，以前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是知道的……罗瑞卿的问题，一九五九年整彭德怀时，有人提议他当总参谋长，我们有些人不赞成。后来，提他当总长的同志就挨他整，一共整了六年时间。提他的人是他的上级，现在反过来挨他整。”“彭德怀是国民党的团长，同我们打过仗，后来投机；历来都犯路线性的错误。罗瑞卿是同彭德怀合作过的。彭德怀、罗瑞卿、彭真、陆定一、杨尚昆，他们都是一伙，为什么这么久才揭露？我们是要看一看。他们还里通外国。”〔１２〕
（二）《罗瑞卿传》掩盖了刘少奇对罗的严厉批评
《罗瑞卿传》在引述了叶群在上海会议的发言后称，“刘少奇会前听了叶群的汇报，随后说了一句：‘难以置信。’”〔１３〕
《罗瑞卿传》的作者既然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档案，理应十分清楚唐平铸工作笔记所记录的刘少奇对罗问题的真实态度——“刘主席说他没有阶级性，没有党性，反对林，反对中央。”理应十分清楚刘少奇在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７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谈及罗瑞卿问题时的明确态度：
罗瑞卿是军委总参谋长。国防部部长是林彪同志。但长期生病，经常工作实际上是由他来做的，可是他还是不满足。林彪同志在军队里威望比罗瑞卿高得多，林讲话，大家都照办，这就触犯了罗瑞卿，认为干扰了他。他不愿意让林彪同志“干扰”国防部、总参谋长的工作，因此，林彪讲几句话，他就跳起来了。他要逼林彪同志让位，他长期不把国防部的情况向林彪同志报告，别人去向林彪同志汇报，他反对；林彪同志找人谈话，他也反对，甚至采取了恶劣手段反对林彪同志，可以说是虐待一个病人。
他反对毛主席的军事路线，毛主席在军事问题上，有一套完整的路线，林彪同志和毛主席的军事路线是一致的，并且有些发展，罗瑞卿反对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反对突出政治，要突出军事、突出技术，或者政治、军事、技术都要突出，他是折中主义，实际上是反对突出政治。他在军队中企图实行一条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此人盛气凌人，锋芒毕露，对老的元帅、老干部，都加以打击，他是专搞一言堂的，不听别人的意见；他到处伸手，干涉地方工作；到处突出个人。
罗瑞卿问题是在去年十二月揭露出来的，并作了处理，是毛主席亲自处理的。处理以后，在今年二、三月间，召集了有地方、军队干部参加的几十个人的会议，进一步讨论罗瑞卿的问题，他在会上讲了一次话，大家不满意，没有让他过关，他就跳楼自杀，受了点伤，没有死，现在住在医院里。他的这种行动，是对抗情绪，是严重地对抗党，对抗同志的批评。在这次会议作出决议的过程中，发现了彭真在关键问题上包庇罗瑞卿，这暴露了彭真、罗瑞卿之间的不正常的关系。〔１４〕
（三）《罗瑞卿传》掩盖了邓小平对罗的严厉批评
《罗瑞卿传》在引述了叶群在上海会议的发言后又称，“邓小平感到叶群讲的最要害的问题是所谓刘亚楼的四条，而刘亚楼已死，是‘死无对证’。对林彪向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表示不满意。”〔１５〕
所谓“林彪向罗瑞卿搞突然袭击”，其实是毛泽东向罗搞突然袭击。邓岂能“表示不满意”？！如前文所述，并不排除邓小平在上海锦江饭店会议时期甚至北京京西宾馆会议开始时对罗有一定程度的袒护，甚至不排除邓曾经说过“死无对证”一类的话。但在罗瑞卿自杀未遂后的北京京西宾馆会议后期，邓的态度如很多人一样发生了突变，这种根本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邓４月８日北京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之中。邓称，“对罗的问题，过去我不知道，到上海还不知道，只知道他作风不好，但思想还开放。现在揭发出来，特别他这一跳，就更没有话说了。”“我同意工作小组的报告。我认为，解决罗的问题，是党的一个重大胜利。我们没有察觉，林总首先察觉，很负责地向中央、主席提出，嗅觉比我们灵敏得多。主席亲自关怀、指导这个斗争。罗的问题性质是严重的，比上海估计的还严重得多。”邓又称，“罗瑞卿的错误性质，同意报告中指出的，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军内的反映。他对毛主席思想是反对的，当公安部长时就搞阶级斗争熄灭论，十无运动。到军队后又同林总唱对台戏，一个稿子修改七八次，真不可理解，就是要宣传他的资产阶级思想。他还到处讲话，煽动，反对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反对林总的正确领导。”
邓称林彪首先察觉罗的问题，“嗅觉比我们灵敏得多。”又批评罗“同林总唱对台戏”，“反对林总的正确领导”，这些话，除了表现了邓对林的颂扬和肯定，丝毫找不到其对林“不满意”的情绪。
（四）《罗瑞卿传》掩盖了彭真对罗的严厉批评
彭真是中央工作小组会议的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罗瑞卿传》提及，“彭真在小组会议和工作小组会议上提出：发言时要讲大的问题，不要讲枝节问题；只讲罗的问题不要牵涉别人；只讲站得住脚的材料，不要讲无把握、站不住脚的材料。他说：‘有一条是一条，是三分不讲成七分，是七分不讲成十分。’他还针对在会上有些人表现得很激动的情况说：‘现在愤慨的人，将来冷静下来是会失悔的，人在火头上和冷下来的时候不一样。冷下来时，人们还想说什么，很难说。’彭真这些话可谓语重心长。”〔１６〕
唐平铸工作笔记记录了彭真的两次讲话，均无以上尤其是所谓“失悔”的内容。虽然彭真在１９６６年４月下旬被叶剑英等指为在批判罗会议过程中表现“恶劣”，但实际上彭真在当时也不得不紧跟毛的步伐，只不过是说过“材料不可靠的就不要”一类稍稳重一点的话而已。唐平铸记录的彭真讲话称，“这次会议取得了大的胜利。其实他一跳就作了结论，目的是为了消毒。军队干部，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是军队，军队一定要掌握在忠实于党的人的手里，决不能掌握在罗那种人手里。用这件事作反面教员来提高我们的觉悟，把我们头脑武装起来。这个会开得好，方法好，领导得好。有人说太文了，我们是抓大问题，不抓细节，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严肃性。材料不可靠的就不要，和风细雨，摆事实、讲道理。罗善于造谣、抵赖，在铁的事实面前他也无法抵赖。我们这样做，不是怕伤了他，而是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持处理党内问题方针、政策和作风。我们的事实根据够不够，会不会有点出入，有一点出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主要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是可靠的，甩不了的。将来是不是罗会说冤枉了他，我看不冤枉他。说他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反对四个第一，说他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品质恶劣，逼林总让位，篡军反党，是不是事实。这些问题也是逐步升级的。他能推翻哪一条，我们可以取消。但是根本的、主要的问题，恐怕是准确的。”
（五）《罗瑞卿传》掩盖了贺龙对罗的严厉批评
罗瑞卿与老帅的关系大都不怎么好，独与贺龙走得还比较近。《罗瑞卿传》在述及１９６５年１２月上海会议前夕总参党委一位负责人向贺龙反映，指罗是已靠边站的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的后台，被贺否定，又问贺“现在你能不能担保罗总长没问题？”时，“贺龙说：‘我可以担保罗瑞卿不是反革命，不会反党。’这位负责人问贺龙：‘您这个话能不能传达？’贺龙答：‘我既然说了当然可以传达。’”〔１７〕
《罗瑞卿传》没有也不会提及的是，上海会议召开以后，贺龙一旦知道毛泽东抛弃了罗，其对罗的态度也有了１８０度的变化。根据唐平铸工作笔记，贺在１９６６年２月至４月间对罗有过两次批评，其一为贺称：“这个人很坏的，什么怪事都可以干得出来，林总和中央的暗情要注意。他在公安部搞了什么，要防止暗杀，主席指示很重要，看得高，看远，看得深，主席的话是灵的，要大大怀疑，防止出事。他的阶级本质是农奴主，在公安部就有问题。贺说不应让他搬回去，怕他灭证据。（他现在要严看）要儿子学射击，家里２６个电话机子。还有一个无号码的机子，十几条枪。总参、总政要抓警务工作，特别林的安全。”其二仅为一句话：“这个人没有改造的人。”
因为曾经走得比较近，贺龙对罗的家庭情况，包括有多少电话机子，有多少枪枝，均十分知情。一旦知道毛的态度，贺对罗的揭发批判也是十分无情的，甚至疑神疑鬼地“提醒”有关方面“要防止暗杀”，“要大大怀疑，防止出事”，“总参、总政要抓警务工作，特别林的安全”。贺龙的过度反应，今天回头再看只觉十分搞笑，惟此恰恰反映了贺当日急于要与罗瑞卿政治上划清界线的迫切心态。
（２０１８年６月）
◇ 附录：唐平铸记录的中央、军委领导人讲话
以下黑体字显示的，是全文照录的唐平铸工作记录本中的中央、军委领导人讲话。记录中个别难以辨认的文字，用△号表示。笔者对讲话中部分需要说明的内容，作了力所能及的简要注释。
三月一日
林总〔１８〕说：
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其它问题甩开，集中力量开好这个会，肃清党内的危险分子。取掉军内党内的大炸弹、大地雷。这个人背过两支枪，很厉害，很会钻空子。
萧主任〔１９〕：
这个人是没有改造的大地主。有些枝节问题不要在会上讲，重要问题是突出政治，组织纪律，个人主义，向党伸手。要讲的问题，都要有充分的准备。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的态度和立场要非常明确，不能有任何自由主义，不能有任何的幻想。这个人是个纸老虎。戳穿了就是这么回事。他讲得不对头，可以插话。几个主要发言，其他同志可以补充。有些可以从正面说明，有些可以从反面说明。
叶副主席〔２０〕：
揭露这件事是空前的，这件事的危险也是空前的，事情的恶劣性质也是空前的。公开在林总面前要国防部长，病人要像病人的样子，不要挡路啊！我是当接班人拥护的，林告我后，我对他的认识一百八十度转弯。这种人拿了军权就要拿党权，已经是书记，副总理，还要什么，这是大地主的集中表现。要用这件事情教育全党全军，要靠四十二条柱子〔２１〕撑着。
要把这个仗打好，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三个主题，其它问题就不搞了。材料要一件件落实，做到无懈可击。要明瞭罗的本质，明瞭罗的事实，还要明瞭中央的意图。主席说，搞这种事的人，总有一伙人，刘、杨、杨、萧〔２２〕四个人经常去。
不可能希望他会好转，这不是一般性的批评自我批评。这个人不能拿枪杆子，也不能做单独负责的工作，只能在党和群众监督下做些具体工作。要看透他的本质，要到劳动中去改造。要狠狠地斗，对这种人就是要残酷无情，他对我们、对林总残酷无情嘛！我们自己有了错误，就作自我批评。通过自我批评揭发他更有力，搞得才深。
杨〔２３〕。主席说，他又犯了彭德怀的错误，对林、老帅不尊重。罗在高饶〔２４〕问题上实际上陷进去了。罗是个野心家。罗把林彪同志实际上当作敌人看待。林带了几十年兵，难道他还不懂得什么是军事，什么是政治？军事训练几个月的兵就可以打仗，过去打的仗都是打的政治。要注意防止罗的地下活动，注意搞八司马。（去年二十二号说的）主席问许世友有多少兵，答有五十万。靠不靠得住，营以上干部靠不靠得住，北京发生政变怎么办？人家把主席、刘主席暗杀了怎么办？什么人看林总，什么人哭了，他都知道。
主席说，要恢复突出政治的原稿。康生你怕的三个人，你说对了（饶、罗）。他对特务老婆〔２５〕讲，你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你要我到哪里去，我就到哪里去，解放以后又和她见面了。（在南京市当小学教员）罗什么△△问题不向林报告。名单、领导小组、执行小组，三个步骤都是主席批准的。要产生一个决议。罗就是个人独断，从当总参谋长来未向我单独作过请示报告（林说他从来没有作过创造性的建议，都是吃现成饭）（罗说黄埔军官学校只培养了两个学生，一个林彪，一个罗）虐待公务员，罗搞这一套，总有几个人在一起，与外国的关系有些可疑。
刘主席说他没有阶级性，没有党性，反对林，反对中央。总理说反林就是反党，反毛主席。
叶帅说，战略上藐视，是纸老虎，战术上重视，当作真老虎打，这个家伙很利害的，还是有联系的。就作自我批评，作了自我批评，并不是和罗一样，是认识问题，要画一条线。
总理说，罗的问题是阶级问题，党性问题，本质问题。
贺总〔２６〕说，这个人很坏的，什么怪事都可以干得出来，林总和中央的暗情要注意。他在公安部搞了什么，要防止暗杀，主席指示很重要，看得高，看远，看得深，主席的话是灵的，要大大怀疑，防止出事。他的阶级本质是农奴主，在公安部就有问题。贺说不应让他搬回去，怕他灭证据。（他现在要严看）要儿子学射击，家里２６个电话机子。还有一个无号码的机子，十几条枪。总参、总政要抓警务工作，特别林的安全。
聂总〔２７〕，这个人的弱点，长期以来看得很清楚，过去谅解，现在不是作风问题，他自己不舒畅，我想找他说，说不进去。他△△△△，△△△△△，我们按党的组织纪律办事。对罗丝毫不能存在幻想，丝毫不能让步，让步军队就会变色，适当时候要作出结论，将来下放不能到大三线。不要看他的表面，要看到他的本质，他是危险人物，要防万一，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会完全拥护中央、主席、林总。
陈老总〔２８〕说，到一定时候要面对面的斗争，要搞突出政治，两条路线的斗争，第二伸手。
刘总〔２９〕，对这个人不要低估了。
徐〔３０〕说，这是个危险人物，林不在话下，我们更不在话下。专门出风头，到处演讲。
２·８
林〔３１〕说，罗这个人是个危险人物，他不会承认错误的，承认了也是假的，不会真正的承认。他跟一般的好同志不同，他要报复、反扑的。这个炸弹不搞掉，将来第二次爆发更难说。在战争爆发时，或党和国家发生困难时，就要造反的。这个人比彭黄〔３２〕危险得多。过去是枪归他指挥，现在背着枪也归他指挥。不要小看，不能放松对他的警惕性。到处欺负人。他的思想与阶级本质是农奴主，野心很大，先夺军权，然后夺全国政权，元帅都不在话下，可以造反的人，他要造反的。不能放松警惕，要长期管制，到下面去，在党和群众的监督下进行改造。放松了警惕将来会出乱子的。他跟其他同志犯错误不一样。如果第二次爆炸，他要炸掉我们的国防，炸掉我们的团结。
⒈打下他的张牙舞爪，反对突出政治都不承认（萧向荣要很快下去）要消毒。把材料整理出来，军一级都要看。把气焰打下去。⒉有些材料编出来，搞十条、二十条。△△△△△△（△△△△△△）⒊批判以后不要留在北京，下放，不要放在大三线，十年也不能来北京。（他对小段〔３３〕讲，十年不能来北京）这是个危险的人物，危险的炸弹。毛、刘健在，他搞野心阴谋，如果党发生了困难他就造反，出乱子的。要很快地下放，不要纠缠在北京。
贺〔３４〕讲：这个人没有改造的人。
总理说他个人特殊突出，他不承认，第三天找他谈话时，又说我有个人突出，没有个人主义，说了就不承认。
这次几条线，不要扯其它同志。与其它同志对突出政治的认识分清，不扯小事情。刘〔３５〕的问题也不要扯宽了。这次就是打歼灭战，军队以外的事情也不要扯。
叶〔３６〕：要把情况搞清楚，认识他的本质。我们批判谭〔３７〕的时候，批判他地主父亲，罗对地主家很△△，三鞠躬。
一月四日
小平〔３８〕：
小组成立会，开张，还不是正式进行工作。小组４２个人。为什么成立小组，为罗的问题。罗的问题，十二月中旬在上海谈了这个问题，根据主席指示，背靠背的方法，罗没有跟大家见面。常委指定恩来和我与他谈，把会议情况告他，要材料看，没有记录。这次会议就有记录，上海会议个人也不搞记录。开始讲了五点，常委、主席说的，一个是问题性质严重的，二是区别于彭黄，三是一分为二，四是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五，主席说有内疚，要负责任，常委同志说，书记处说，也有责任。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察觉，感到有责任。告诉了罗。罗对这个问题表示不同意见，主要是对抗林总、政治挂帅、封锁，与老总的关系。有很多理由说不是事实。即使那方面的问题不说，罗在五个方面有错误，一是关系问题，二是作风问题，三是思想意识问题，四是工作做得不好，五是组织纪律。这五点，每点都承认有缺点，但都有辩驳。在上海，常委、主席决定，不谈上面那问题，就这五点，担任军队工作不适当，多方面的工作不适当，同志意见也很多。方法是调离军委系统的各项职务，罗本人写了封信，后来发了个通知，没有讲任何理由。
这问题不能说已经完了。上海三个小组分别进行，但是没有完。常委、主席指示周、邓、彭继续处理这个问题，帮助罗认识错误改进错误。在上海说过，还有谢〔３９〕、陶〔４０〕、李井泉也说过。回北京后，彭、富春、周、邓都谈过几次，帮助他认识错误的严重性。军队的同志传达了这个问题。政工会议势必接触这个问题，而且很强烈。罗也觉得不是如大家讲的那么严重，总觉得有出入，实际上带委屈的情绪。这个问题怎么办？根据党内向来的办法，摆事实，讲道理，讲清楚嘛。罗区别于彭黄，彭黄的问题也采取这个态度，对王明采取这个态度。原则的坚持，△△△△△△△△△△△△，可允许同志们把对罗意见讲完，也允许罗把自己意见讲出来。最后怎么样，这总有一个统一的看法，中央作出自己的决定。
还背靠背就扯不清楚了，还是要议论。统一看法得不出来，不如花一点时间，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在主要问题上搞清楚，枝节问题、无关紧要的问题，扯多了没有意义，特别是对方针、原则性的问题，大家要扯清楚。根据常委的讨论，向主席报告了，主席同意，考虑需要两步，一步上海式，一步是在一起谈一谈，包括各方面的负责同志，各军区都有人，说清楚对军队的工作也有积极的作用，对毛泽东建军方针、建军路线有益处的。４２个人说这个问题，主要问题不花很多时间，可以告一段落。实事求是，对罗也是一看二帮，任何人准许革命，允许他们申辩。彭〔４１〕在６２年还有八万言书，我们本着党的传统，不是过去有的，是毛主席树立的好传统。会议搞主要问题，实事求是，罗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不同意就不同意，党从来不强制哪个人承认错误。八万言书搞全部推翻，彭到现在也不承认错误，△后分配工作，还分辩一些意见，△△△你保留你的，我们保留我们的。王明每年写几篇文章骂我们。
４２个人小组，并不是哪个为一方，罗也是小组成员之一，有话就讲。
会议的进行，中央决定由彭、叶、我三个人主持会议领导小组。我们事情多，到外面去跑，总理要出去，不能靠我们天天搞。另外成立工作小组，叶、谢、萧、杨、王、廖、刘共七个人〔４２〕。叶领班。我们有空就听听汇报。
已经发了十个文件，看一看。开始有些同志讲一讲，领个头，然后罗讲一讲，停一两天。两面的意见提出来，大家好议。
叶：会议的指导思想，小平同志讲得很清楚，我们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向罗提出意见，不△△是对罗、对军队同志有长远的教育意义。主要抓大的问题，枝节问题扬弃掉。这个问题解决，对罗是教育，对我们建军有非常之重大的意义，对全党全军的意义。希望罗真诚地站在党的利益上来，我们不是个人的意见，个人的恩怨，要抓住原则的方针。
彭真：
关于萧苏〔４３〕的问题，与主席交换了意见。海军工作是有缺点的，这几年有改进，领导同志有不同意见，这是另一个范畴问题。萧是个好同志，工作中有问题是另外问题。苏是好同志，彭黄问题是站在中央方面的。苏与罗不是一个问题，工作问题是另外的问题，海军的工作是另外一个问题。与林商量过。
刘亚楼的问题，从一生来看，是坚决执行主席的路线的。个人毛病相当大，后来有一段罗、刘之间不是没有问题的，一度受了骗上了当，最后向党报告。空军工作总的是好的，也要一分为二。吴法宪是个好同志，上海△△△△比较多，供大家参考。
萧主任：
事实提得差不多了，可以从理论上认识。
△拥护，６１年以前就错误，６２年暴露得更利害，过上十年八年再搞就不得了。
几年来军队建设的成就、成绩很大。八个方面。
６４年以来有了很大的变化。罗擅自决定大比武，方向性错误，否定四个第一和决议，这是唱对台戏，违背主席建军思想与建军的方向，严重的恶果。不是林总抓得早，可能把老本钱搞掉了，刮了半年。
（１）军事和政治的关系，政治工作的地位，党和军队的关系，引用主席的话。
（２）林提出突出政治以后，折中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对抗突出政治，打着红旗反红旗。
（３）在政治上思想上，文艺对主席思想抵制，反对主席的思想。十无论。
（４）无组织无纪律，封锁林总，打击元帅，搞个人批示。
（５）个人突出，唯我独尊，不得人心，抢功，干部问题上有宗派情绪。对干部打击报复，对一些无话不说，发展到反对林总。
权威很大还不够，想篡军。面目全部暴露出来，林对他忍了又忍。
罗搞两面手法，又打又拉，伪装得很好。
比彭〔４４〕危险。彭臭名远扬。他打的是红旗，很多人怕他。
罗指向林总，指向毛主席。对着整个党。
错误的根源。
（１）极端个人主义思想，老根未挖掉，对社会主义这一关过不去，地主意识没有改造好，对段光富，地主△△思想没有改造，暴露发展。
（２）历史上也是犯错误的，作战、连队工作经验不多，在王明路线时期，执行王明路线，保卫工作搞神秘主义，搞十人团，脱离群众。高饶时期也陷进去了，与彭有矛盾，但有合作的。谭〔４５〕的错误不相信，揭出来以后又抢功，投机，哪里有利，从哪里钻。
（３）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反映。
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危险分子。
（４）思想方法是实用主义，对个人有利的就拿过来，不利的就反对。
罗没有什么本事，既无战略△△，又无战术△△，既不调查，又无创造，还反对十二条，搞四三△，搞大杂烩。
小平同志讲话：
常委决定由周、邓、彭三人来处理罗的问题，以后又指定三人小组管这个会议。这个会搞了一个多月，党对他很耐心，负责，帮助。大家摆事实、讲道理。对罗的问题，过去我不知道，到上海还不知道，只知道他作风不好，但思想还开放。现在揭发出来，特别他这一跳，就更没有话说了。
我同意工作小组的报告。我认为，解决罗的问题，是党的一个重大胜利。我们没有察觉，林总首先察觉，很负责地向中央、主席提出，嗅觉比我们灵敏得多。主席亲自关怀、指导这个斗争。罗的问题性质是严重的，比上海估计的还严重得多。我们还是帮，希望他改正错误。开始是背靠背、“调离”军队，他抵触情绪很大，只有面对面。来了个自杀，自己作了结论，无非是抵抗到死。
如果你是正确的，应当坚持。主席受过机会主义多次打击，开除党籍，就是坚持，不怕孤立，正确的总要胜利。不同意见可以保留。彭德怀作了结论，几万言翻案，还分配工作，主席对他说，你保留你的，我保留我的。是不是还有不可告人的事，最少说明抗拒到底。
罗担负的职务很多、很大。书记处书记，副总理，总参谋长，秘书长等等，掌握军事大权。军队是党的命脉，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脉，让这样没有党性、作风这样恶劣、资产阶级思想充满脑袋的人掌握军队是极危险的。退一步说，即使没有个人野心，向党伸手，凭他那种思想作风也是危险的。他确实是个隐患，拔除这个隐患就是个大胜利。何况他又有伸手问题。一旦天下有事，那就不堪设想。
罗瑞卿的错误性质，同意报告中指出的，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军内的反映。他对毛主席思想是反对的，当公安部长时就搞阶级斗争熄灭论，十无运动。到军队后又同林总唱对台戏，一个稿子修改七八次，真不可理解，就是要宣传他的资产阶级思想。他还到处讲话，煽动，反对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反对林总的正确领导。
罗是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者，不是普通的，而是极端的。过去只知道他锋芒毕露。他私心很重，我字第一，个人打算很多，不能得罪他，得罪他一句，成百倍地回敬你。他记性又好，伸了一下舌头也记几年，极端个人主义已发展到狂妄的程度。他不守纪律是一贯的，走后门，不走正门，走邪道，不走正道，不搞党的正常生活，而且背后搞鬼。在我们党内，一切问题都可以经过党的原则来解决。我们也经常犯错误，主席著作学得不好，有时有主观主义，片面性，通过党的生活改正就行了。罗的错误也没有什么，改正就行了。十年改正就行了。但是他是不会改的。我们不是因为他十年，犯了军事路线错误，而是他的错误与个人野心结合起来。他在党内不守纪律，发展到狂妄的地步，对林总那样恶劣、伸手。军队的大权已经到他手里了，放手让他工作，书记处也让他工作，希望他搞好，但他有个人打算，发展到伸手。高、彭也是这样的。
当然，伸手不是天天伸。高不在陕北伸，也不在东北伸，而是当了国家副主席后伸，把总理、少奇要当挡路人搞掉。彭也是这样。在我们党困难的时候伸。罗也是到了气候才伸。首先伸向军队，挡路的是林总，逼林总让位，那就不是一般的错误。大家揭发的事实，可能有个别有出入，但无伤对罗这个人的评价和对他问题性质的确定。有点出入无关，十件八件也不要紧。自杀本身就作了结论。
对罗的问题，我们应当吸取教训，特别是高级干部，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我们国家的命脉还是掌握在这些老家伙手里。△我们在当大权。党内一般性错误总是常有的，但有了彭高饶△的事件，又有了罗的事件，我们应当吸取教训。
第一是努力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不断革命，不断自我改造，是我们一辈子的任务，到烧骨灰为止。每个人有了这个觉悟，犯了错误容易纠正，小错不致铸成大错。
第二，学会运用民主集中制。我们都是班长、副班长，不要搞一言堂。党内民主对个人是个监督。高级干部就要靠党的委员会，支部小组管不住。重大问题在党委会上集体讨论，集体决定，可以少犯错误。要搞党的生活会议，洗洗灰尘，搞批评自我批评，坚持这个作风，对我们和后代都有好处，教育我们的接班人。这对罗没有作用，对别人有作用，我们应当有这个觉悟，从这次事件中得到教训。
毛主席所以是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他始终抓阶级斗争。不抓阶级斗争，就不会不断革命。斯大林就是不抓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客观事物的真实反映，不仅现在，一百年，几百年以后还有。１９４９年全国胜利以后，就是不断的阶级斗争。我们有些事情犯错误就是犯在这个问题上。阶级斗争是无例外的，哪一个方面都是一样的进行。党政军民、文史经哲都在搞阶级斗争。资产阶级是不死心的，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在党内反映，忽视了这个方面，就必然要犯错误。罗的问题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彭、高、罗的问题都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作为教训，不能忽略这个问题。
书记处对罗的问题，失于察觉，只知道一般的问题，我们有责任。主席了解得更深，林总提出，主席马上就抓住。
对罗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结论，常委会根据工作小组的报告来决定。我赞成撤消书记处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现在停职，还要经过法律手续。自然我们还希望罗改正错误，深刻检讨自己的错误，毛主席的党是允许革命的。
工作小组的报告，不用通过。如何作结论，由主席、林总和常委来决定。报告可能有个别的改动，但不用通过的形式。如何传达，中央将有一个规定，以发下的正式文件为准。现在可以在高级党委先讲，传达的范围将是县团以上。文件有很多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不必传达，只传达工作小组的报告，有的文件可重印。
彭真同志讲话：
这次会议取得了大的胜利。其实他一跳就作了结论，目的是为了消毒。军队干部，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是军队，军队一定要掌握在忠实于党的人的手里，决不能掌握在罗那种人手里。用这件事作反面教员来提高我们的觉悟，把我们头脑武装起来。这个会开得好，方法好，领导得好。有人说太文了，我们是抓大问题，不抓细节，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严肃性。材料不可靠的就不要，和风细雨，摆事实、讲道理。罗善于造谣、抵赖，在铁的事实面前他也无法抵赖。我们这样做，不是怕伤了他，而是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持处理党内问题的方针、政策和作风。我们的事实根据够不够，会不会有点出入，有一点出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主要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是可靠的，甩不了的。将来是不是罗会说冤枉了他，我看不冤枉他。说他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反对四个第一，说他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品质恶劣，逼林总让位，篡军反党，是不是事实。这些问题也是逐步升级的。他能推翻哪一条，我们可以取消。但是根本的、主要的问题，恐怕是准确的。
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这是政治上的试金石，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不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总是危险的，会犯错误的。社会和革命是不断前进，不是不断改造自己，就会犯错误。
所有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千万不要搞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个癌症，不仅危害党的事业，也害了自己。过去对罗有些察觉，但没有那高的觉悟，没有看出来。“十无”对我不满，总以为他可以渐渐改过来。有了个人主义，什么人就不信，多少有点个人打算，就会给党造成危害。
一定要守纪律，特别是高级干部靠谁来监督，如果不守纪律，不按组织原则办事，那是极危险的。有话要在桌面上讲，讲错了，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不要鬼鬼崇崇，搞这搞那，罗喜欢听小话，不走正路，搞阴谋，搞地下活动。如果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为什么要搞地下活动，有了错误可以纠正，林总在１９６０年以来就批评过他多次，他不听，有意见也不对总理、总书记讲。走小路，走邪路，阳奉阴违，最后还是害了自己。
一定要搞民主集中制。党有主席领导，有最高的权威。我们每个干部的权力都很大，不搞民主集中制，乱子总是会出的。我们后一代没有经过阶级斗争的锻炼，敌人容易钻空子，民主作风和群众路线是不可分的。是否走群众路线，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是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分水岭。民主作风主要是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不管怎么刺耳，凡是正确的，都要接受，罗就听不得不同意见，对林总正确的指示也听不进去，还有什么组织纪律？
胜利以后党内出了不少问题。六年一次，有点偶然性，也是必然的，是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一百年，几百年都会有。罗的错误性质是资产阶级性质，过渡时期主要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赫鲁晓夫、铁托……都是资产阶级的。吴晗这个人是反党的，我和老虎在一块睡觉，也未察觉。阶级斗争反映在各个方面，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是战无不胜的。
周恩来同志的讲话：
这个会开得好，同意工作小组的报告。林总揭发了罗的反党问题，主席亲自抓了这个问题。
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他有修正主义思想，他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他坚持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必然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四个第一，反对突出政治。个人主义到了一定气候就要向党伸手。
主席提出接班人的问题，在车上同罗谈了这个问题，我们得到教育。主席想到全世界，想到后代，是个伟大的思想，还想出大小三线、地方武装、战略方针。罗听到了这五条，得到法宝，到林总处要他让贤，不能等待了，逐步升级，自然流露。大比武外出十三次，原子弹爆炸他都不回来，别有所好。另外搞一个东西，得意忘形，正中下怀。他把主席的伟大思想当作个人肮脏的个人欲望，到了一定气候就向党伸手。
我支持这个会议，讲一点历史教训。我们党生于忧患，多事之秋，不是太太平平的。不仅帝反修阶级敌人包围我们，也在考验我们。我们生产力的发展也在初期，对自然力、天灾、地灾，我们都还在摸规律，这些都是好事，都对我们是考验。主席引用过一句话：“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无论对阶级敌人，还是对自然敌人，我们都是在“备战”，都在战斗。
我们党犯过两次右倾机会主义，三次左倾机会主义，前后十二年，党还是战胜了，原因是有毛泽东思想。五次错误中，我在最后两次负有很大责任。武汉时期也有责任，受到教育。党在胜利中前进，在错误中受到教育。使我们认识了领袖。遵义会议，整风，七大，从思想上、组织上取得了胜利，错误不会影响我们前进。人民要革命，总会出现正确的路线，出现党的领袖。王明、张闻天这些人是反党的，我们党涌现了领袖毛主席。我们党有正反两面的经验，我们党的经验更丰富了。
我们党在与资产阶级合作时，容易产生右倾机会主义，陈独秀、王明武汉时期就是这样。这个教训对兄弟党也是很大的，如对印尼。三次左倾路线是党处在困难时期，盲动、立三、王明路线，这是与资产阶级决裂时产生的，这也是教训。
党在困难时有一部分人搞宗派，１９２８年托陈取消派，搞分裂主义。立三路线以后，罗章龙搞右派中央，过雪山草地时张国焘分裂党，成立伪中央。张国焘叛党，走掉一个人，连警卫员也不跟他。野心家搞宗派活动，分裂党，党不能前进吗？相反，党更加巩固强大了。五次路线错误，三次分裂活动党都渡过了，涌现了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丰富了党的思想和经验，坚定地保卫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毛主席是当代伟大的领袖。
不但是胜利，错误也从反面论证了主席的正确性，主席、少奇、小平同志都受过打击，历史证明他们是正确的。林总跟主席跟得很紧，有许多发挥，罗都要伸手。
解放后六年一次，高饶、彭黄张习〔４６〕、罗。当时搞宪法，高想当部长会议主席，夺权。主席要到第二线，少奇到第一线，他就向党伸手（５３年）。彭黄是在党遇到困难，总理不在他话下，直接与主席较量。５９年周游列国回来，庐山会议，时机到了就伸手。这次是在６４年，主席讲了接班人，罗得意忘形，他就伸手了。他对林总是敌对的，反对林彪同志，就是反党。
解放后是三次。这次是革命力量大发展，帝反修要挣扎，结合在一起。这个斗争要看长不看短，要看大不看小。主席讲大小三线，全民皆兵，备战备荒为人民。罗这个野心家掩盖不住个人的欲望，他不是突然的，是由量变到质变。在“遗嘱”中要老婆孩子相信党，自己却不相信。自杀是反党行为，两封信就是反党。党是很信任他的，给他很高很大的职务。常委有责任。我们接触多，没有察觉出来。彭德怀有不同意见还可以保留。罗自杀不仅是向党示威，还证明他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双脚下地是不是自杀，还要继续考查。
解放后全国胜利了，是不是天下太平了？罗否认阶级斗争，实际上阶级斗争在各方面都反映出来。党揭露了这个隐患，是一个大胜利。上海会议时，他在云南，担心他跑掉了。主席说跑了算了。任何人在党领导下做点事，都是靠党的威信，主席的威信，人民的信任。如果离开了党、离开了主席、离开了人民，就一无所成。
现在要消毒，搞一个文件。更重要的是从中得到教训，大家要来防止修正主义，引以为戒。我是犯过路线错误的。我们对罗没有察觉，要提高警惕性。当然也不可神经过敏，无中生有。
出身好，也会沾染坏的东西。出身不好的，更要肃清影响。有些人不说，不能互相帮助。要时刻想到自己的历史和阶级。罗并不是一贯正确，过去他是吹的。
要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四句话要严肃对待。学到老，改造到老，改造到死。人的晚节可贵，不管革命几十年，最重要的是几十年如一日。晚节可贵，这是最难最难的。一想到这，就不能骄傲 。想到农民的生活，自己就很难过，我们还有多少事情没有做好。要时时提醒自己，鞭策自己。今后还可能发生问题，发生少一些，小一些，不要把问题搞得很大，这是我们的责任。
注释：
１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２月版，页１４００。
２ 国防大学《徐向前年谱》编委会：《徐向前年谱》下卷，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２０１６年８月版，页１４３。
３ 《杨成武年谱》编写组：《杨成武年谱》，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２０１４年７月版，页４２９。
４ 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１９６６年４月３０日。
５ 八司马，前指唐顺宗即位时起用王叔文、王伾以及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实行改革，失败后参予其事者八人被贬至边远地区分任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后指１９５０年代中在中办秘书室整风反右期间八名年轻科级干部因向室领导提意见挨整受批，毛曾称之为新的“八司马事件”。
６ 杨的讲话军委当年发过正式文件。本文文本据首都红代会北京政法公社、内蒙古党委红旗联合总部编印：《中央首长在军级以上干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上的重要讲话》，１９６７年９月，页６２。
７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９年１２月版，页１８９８。
８ 黄瑶、张明哲：《罗瑞卿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４月版，页５４０。
９ 黄瑶、张明哲：《罗瑞卿传》，页５４９。
１０ 《彭真传》编写组：《彭真年谱》第四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年８月版，页４５６。
１１ 毛泽东同杨尚奎、方志纯等谈话记录。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２月版，页１４００。
１２ 《毛泽东同胡志明谈话记录》，见《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页１４１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革”十年资料选编》，１９８１年５月。
１３ 黄瑶、张明哲：《罗瑞卿传》，页５４３。
１４ 内蒙古话剧团孺子牛、红旗战斗队、广东韶关专区文化局大无畏战斗队、武汉话剧院毛泽东主义战斗团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批判专集》，１９６７年２月，上海，页１０２。
１５ 黄瑶、张明哲：《罗瑞卿传》，页５４３。
１６ 黄瑶、张明哲：《罗瑞卿传》，页５６６。
１７ 黄瑶、张明哲：《罗瑞卿传》，页５３９。
１８ 指林彪，下同。
１９ 指萧华，下同。
２０ 指叶剑英。
２１ 指参加中央工作小组第一阶段会议的四十二人（包括罗瑞卿本人）。
２２ 刘指刘亚楼，萧指萧向荣，杨、杨所指未详。
２３ 指杨成武。
２４ 高饶，指高岗、饶漱石，下同。
２５ 指罗瑞卿延安时期的前妻拱平。
２６ 指贺龙。
２７ 指聂荣臻。
２８ 指陈毅。
２９ 指刘伯承。
３０ 指徐向前。
３１ 指林彪。
３２ 彭黄，指彭德怀、黄克诚，下同。
３３ 指罗瑞卿的公务员段光富，批罗时指称罗虐待段。
３４ 指贺龙。
３５ 指刘亚楼。
３６ 指叶剑英，下同。
３７ 指谭政。
３８ 指邓小平。
３９ 指谢富治。
４０ 指陶铸。
４１ 指彭德怀。
４２ 应指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王新亭、廖汉生、刘志坚七人。
４３ 萧苏，萧指萧劲光，苏指苏振华。
４４ 指彭德怀。
４５ 指谭政。
４６ 指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习仲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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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灵祭坛】
人民大学副校长孙泱一家的悲惨遭遇
·陆伟国·
朱德前任秘书，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孙泱一家在文革中受到了江青“四人帮”极左势力的残酷迫害，经历了极其悲惨的遭遇。
（１）革命历史
这是革命吞噬自己儿女的典型事例。
孙泱，曾用名孙宁世，生于１９１３年，四川南溪人，早年在日本东京明治大学肄业，１９３８年入党，长期在部队工作，并在延安担任朱德秘书。解放后，历任西南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党委书记。１９６４年４月，为加强人民大学的领导班子，配合新调来的郭影秋的工作，由中共中央任命为人大党委副书记（同时兼人大副校长和政治部主任）。
孙泱的引人注意，不只是他的个人经历，更在于他非同一般的身世。他出身于一个令人敬佩的革命世家，按现在的说法，那就是响当当的“红二代”。他父亲孙炳文与朱德是好友，生前与朱德数度共事，交往甚密。１９２２年两人同去法国，１１月由周恩来和张申府介绍，两人一起入党。
孙炳文是我党早期军事工作领导人，曾任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秘书长。１９２７年４月携妻儿从广州坐船北上，准备去武汉就任武汉政府军事委员会总务兼军事厅长。结果刚到上海港下船时即被捕，蒋介石亲自下令处决。２０日，被腰斩于上海龙华。当时，孙泱１４岁，女儿孙维世才５岁。此后，朱德对孙炳文家人关心甚多。孙泱也就长期随朱德工作，任朱德秘书。所以，后来孙泱参加了《朱德传》的编写。
（２）文革受难
但是到了文革，这份光荣历史却带来了巨大麻烦。尤其是孙泱在延安枣园给朱德当秘书时，和江青同住在一排窑洞，还真不是好事情。极左势力很早就盯上了孙泱。１９６６年６月中旬，“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大会在上海召开。那次会上，康生找到已成为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人大党委书记郭影秋谈话。康生问：“孙泱这个人怎么样？”郭影秋回答：“他还不错，是革命烈士孙炳文的后代，做过朱老总的秘书，政治思想表现和工作能力都可以。”但康生却沉着脸说：“是这样吗？！”稍后又说：“这个人很坏，不能说做过朱老总的秘书就一定可信，你要注意。”
果然，孙泱是人民大学领导干部里第一个被揪出来批斗的。人民大学对当权派的第一场大批判会，是在６月１３日，工作组进校的前一天。那天上午９点，学校依据上面的要求宣布，孙泱停止领导职务。１０点，孙泱等人就在文化广场上被批斗。这次还只是叫几位领导站在台上，垂手而立，接受批判，还没有怎么动手动脚，但这已经是很惊人的了。因为是第一次看到领导会被这样对待，站在下面参加大会的我，感到很突然、很惊讶，甚至怀疑起自己的眼睛，这是怎么啦。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之后，文革进一步深入，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左势力的矛头更加明显，其打击目标也包括了要打倒朱德。他们采用的战术是首先点名批判孙泱编写的《朱德传》，想以此打开缺口，从孙泱身上搞到“朱德反对毛主席”、从而整倒朱德的材料。这是张春桥出的点子。张春桥大骂《朱德传》此书将朱德这个“大军阀”写成了开国元帅，并说这是在歪曲历史，开国元帅是毛泽东，朱德什么都没有做。张春桥下令对几名作者进行追查。有的作者开始“检讨”，说自己写了本“大毒草”，并开始对这本书进行批判，表示要“重新做人”。１１月对孙泱的斗争开始升级。可是，孙泱不肯认错，他认为自己就是这段历史的当事人，最有发言权，这本书没有写错，他为朱德元帅立传写书是尊重历史事实的。
在反对朱德、反对孙泱的浪潮中，“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极左势力的干将戚本禹充当了急先锋。他亲自担任中央文革“孙泱专案组”的组长。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１日晚，戚本禹在全国政协小礼堂召见中国人民大学的红卫兵头头说：“不要以为打倒刘邓陶就完了，还有呢。”看到红卫兵有所不解，马上又补充了一句：“还有朱德，他是大野心家，是一个大军阀，他一贯反对毛主席。你们要把他揪出来，批倒批臭。”有人问：“怎么个批法？”戚本禹说：“这还用我说吗？你们人大不是有个走资派叫孙泱吗？他给朱德当过秘书。你们可以通过搞孙泱的问题，把朱德的问题搞清楚。”
想说明的是，本来孙泱是关在“三红”这边的。这天晚上，戚本禹对人大的两派组织都召见了，而且双方是一同去的。但戚先对“新人大”谈，“新人大”的人也就先打电话回学校。学校里的“新人大”的人马上就去“三红”那边，把孙泱带走了。“三红”这边的看守人员还没当回事，问了句“你们要带走孙泱干什么？”就放走了。等“三红”的头头们回到学校，“新人大”就已经把孙泱抓走了。这之后的几个月，孙泱是两边关押，哪派要斗了，就被哪派带走。
不久之后，戚本禹还嫌声势不够。３月３日，他直接跑到人大召开大会，挑明了“人民大学的敌人就是孙泱、郭影秋、胡锡奎”。他在大会上，对孙泱的问题，讲的很具体，也很明确。他说：“孙泱是几号（被罢的官）？（会场呼应：六月十三号）六月十三号，孙泱六月十三号的罢官是个大阴谋。孙泱是个什么人物？是蓝衣社的特务，钻到共产党内部里边来，与陆定一黑帮严慰冰反革命分子有密切的联系。长期给反对毛主席路线的人服务的。在这里，忠实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压制你们革命的，这样一个人。你们现在看，你们进行什么斗争？进行的斗争，水平高不高？（不高）他们居然对你们的战斗队十分猖狂，说他有权不回答你们的问题，你们没资格问他的问题，为什么他敢于说这样的话？所以说你们没打倒孙泱，孙泱敢于同你们那样嚣张，敢于跟你们说，‘你们没有资格弄清这个问题’。‘我有权力不回答你们这个问题’。甚至说中央文革小组对他有了解。是的，我们对他是有了解的，我们了解他是我们的阶级敌人！”最后他说：“人民大学的问题变成北京市各大专院校最复杂的问题。什么道理？就是没有掌握这个对敌斗争大方向。”在戚本禹的煽动和指令之下，对人民大学校领导的迫害，就此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典型的就是６月８日和６月１３日，连续大会批斗孙泱。
但事不遂愿，孙泱还没斗倒，戚本禹自己在政治上就先跛脚了。１９６７年夏，武汉发生“７·２０事件”，极左势力借机发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攻势，结果引起了一些军内领导的强烈不满和不安。最高层想想，还是枪杆子比笔杆子重要。为了安抚局面，王力、关锋、戚本禹被当作替死鬼，扣上“反党乱军”的帽子，先后被甩了出来。尽管戚本禹的最后垮台是在１９６８年的１月，但此时戚本禹也就没有话语权了。
（３）惨遭杀害
然而，极左势力要打倒朱德、从而扫清打倒刘少奇过程中可能有的最后阻力，这个企图始终不改。于是，尖刀又指向了孙泱。戚本禹不行了，康生、陈伯达、江青便跳到了最前面。１９６７年９月６日，康生点名孙泱是“大特务”，并说中国人民大学特务多。同月２６日，陈伯达、江青两人也迫不及待地在接见北京大专院校革命群众的大会上再次讲这个话。那次会上，陈伯达说，孙泱是坏人。江青接着说，孙泱是苏修特务、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是蓝衣社特务。而且，她还对人民大学的人特别地强调说，“你们要狠狠地斗孙泱，不要手软。”
顺便插一句，并不是事后诸葛亮，因为后来知道他们是坏人，所以现在就说当时我就能看出来。他们这几个极左势力的代表人物讲话的那个腔调，叫人听了就不像腔。陈伯达是没有进化好的福建普通话，纯粹是大家都听不懂的鸟语。江青是高八度的尖叫，人们只能听出猖狂和嚣张两个词。至于林彪那更是变了调的装腔作势，根本不像是人在讲话。任何当时听过他们讲话的人都有这个感觉，只是不说而已。而且，这些极左势力的头面人物，不但语调怪异，实际上性格、行为和心理都是反常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位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研究这些人物的心理反常而导致行为、语言的反常，并进一步导致运动和整个社会进程的反常。
这种毫无根据的凭空捏造，使得对孙泱的迫害陡然升级。孙泱除了大会批斗，还被连续审讯和毒打，打得很厉害，受到严重内伤。郭影秋在他的“临终口述”中讲到：“我有段时间就关在孙泱隔壁的房间，那时我常常听到屋子里传来皮带的鞭打声、打手们的叫骂声，和一种令人心碎的痛苦呻吟。”“在连续几年的批判、斗争、关押过程中，我经常遭受殴打。其中，打得最厉害的一次是批斗学校的几个主要领导，包括我、孙泱、胡锡奎、李培之，批斗会后，把我们拉到会场旁边的一个小屋子里。一群打手，疯狂地扑向我们每个人，大打出手。我直听到孙泱同志被打得‘唉’了一声，便倒了下去，过了十几天他就死了。”（说明：这一段和上面第一次批斗孙泱大会的文字，在前面讲到郭影秋的时候已经有过，但为了这儿的内容相对完整，所以再重复一下。）
在康生点名孙泱是“大特务”之后，被“新人大”关在“总部”地下室的孙泱就再没有被拉出来批斗，而是日益加重拷打，非要弄出所谓的“材料”来。
１０月５日，“中央文革孙泱专案组”又来到“新人大”关押孙泱的图书馆地下室，这次一定要拿下孙泱。因为孙泱始终拒绝揭发朱德的“罪行”，专案组事先都写好了所谓的检举揭发材料，只要孙泱抄一遍，哪怕是签个字就可以了。但是孙泱依然拒绝，始终沉默不语，这就激怒了专案组。
“你抄不抄？”
沉默。
“不识好歹的东西，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沉默。
“再不说话，就给你过电。”
沉默。
一根特制的铁棍一头接上了２２０伏的电流。专案组的打手将带电的一头捅向孙泱的后背。孙泱顿时浑身抽搐，发出凄惨的呻吟。他昏了过去，扑倒在地。
“别他妈装蒜。”打手不住地把电棍摁在孙泱身上，看着他一阵阵地抽搐，直至心脏停止了跳动。以致连泼了两盆水，也没有浇醒。
他们为了推卸责任，在孙泱的被褥里翻出了一份遗书，于是想到了一个办法。在安排好以后，临走，他们对“新人大”的看守说：“你们要好好看住孙泱”。等第二天，１０月６日早上，“新人大”的人进去，却发现孙泱坐在铺得整整齐齐的地铺上，已经死亡。现场留了个自杀的样子，床单拧成了一条绳，一头套在脖子上，另一头绑在暖气管子上。可是暖气管道很矮，如果要自杀，只能使劲向下，自己勒自己。活生生地将自己的勒死，这是很难的。更有可能的是，被别人勒死，或遭受毒打伤重致死，而后再伪造个现场。（孙泱的死，还有另一种说法，说是坐在那种上下铺的双人床的下铺，用裤子系在暖气管上。这种方法，人离暖气管的高度更低，自杀的难度更大。）
由于有中央办公厅的指示，孙泱遗体被送到北医三院做法医鉴定。鉴定中写有：“孙泱胃、肠空无一物，胆囊萎缩，至少五至七天没有进食……，背后有明显的电流击痕……脖子上的勒痕清晰，足以造成窒息死亡……”而中央文革得知后，又立即下达命令：“孙泱属敌我矛盾，立即火化，不留骨灰……不可透露法医文件……”
火化前，三红坚决表示反对，但是，没用。只保留了标本，几个内脏碎片，分别保存在福尔马林水的玻璃瓶里。
（４）三方调查组
孙泱的死，始终是个谜。连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也是个谜。尽管有句话说，文革中的自杀，其实都是他杀。
很多人不相信孙泱会是自杀。１９６７年６月的一个下午，孙泱在被“三红”关押时最后一次回家，还对家人说：“我始终相信问题会搞清楚，过去历次运动党内也冤枉过不少好人，最后不是搞清楚了么？”“一定要挺住。坚持到底，就是胜利。”他还特别讲到：“我才不自杀呢，我没问题为什么要自杀？人死了，问题就难说清楚了”。在被三红关押期间，他还想着要练几下太极拳。
当然，孙泱是留了封遗书。但这封遗书，并不表明孙泱就是要选择自杀，而是在日复一日的拷打中，他自知身体挺不过去了。到了这时，他知道极左势力不会放过自己，预感生命已经到了尽头，熬不过去了。于是，他给妻子石琦写下遗书交代后事，要她好好带领三个孩子长大成人。在遗书中，他写道：“我已经不能以一个最最普通的劳动者来为人民服务，我已经成了人民的负担……”“我相信前途是光明的，但是我只能从地缝里看到光明……”这封遗书没能发出，只能卷在被褥里。
１０月８日，为孙泱的死，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特地来到人大，找来了人大两派的负责人，三红去的是孔宪龙，新人大去的是张祖义。周荣鑫说“总理有指示，孙泱突然死亡，一定要调查清楚，要有个专门调查组。你们三红要参加，新人大也要参加。”两天后，李水清来到人大图书馆专门就组成三方调查组进行安排。李水清当时挂名是济南军区副司令，来北京参与首都管理工作（后来，１９７７年李水清任二炮司令，进驻人大。人大复校后，正好和要求归还校舍的人大学生成了不同的两个方面）。
调查组的组成，北京卫戍区、新人大和三红都参加了。卫戍区方面（实际上还有中央办公厅、市公安局九处等单位）是由副司令李钟奇来具体负责调查组。就是这个李钟奇，一个月前，在１９６７年９月１日北京卫戍区批斗彭德怀时，居然为了表现自己，不顾将军之尊，对彭德怀动手，拳打脚踢，连扇耳光。
三红的代表是计统系三年级的谭立清，他坚决要求查清孙泱的死因。不巧，他家中发生变故，在去财务处借钱准备回家的途中，被“新人大”抓去毒打。关在一个公用盥洗室里，用橡皮管包着的铁棍殴打。全身铁青，皮肤肿起一厘米多高，并把一个膝盖打成粉碎性骨折。直到晚上十一点多，才把奄奄一息的他扔到了大字报区。
笔者分析，这个盥洗室应该是北五楼那一片的，因为“新人大”打我们班的张春同学和打何思敬教授，都提到了那个盥洗室。后被三红的同学发现，赶忙送往北医三院。三院医生表示，伤成这样了，很难救治。经三红的拥军办主任、哲学系的武振海同学联系，解放军３０９医院的胡医生和王医生着便装立即来到北医三院，设法把谭转到了他们医院。
经他们的全力救治，谭立清得以基本康复，一个多月后出院。三方调查组的工作也就此了无进展。“三红”总部曾多次打电话向国务院询问调查情况，也没有明确答复。
也不知道后来工宣队进驻后，对孙泱遇难一事调查的正式结论是什么。按说，那时对关押“走资派”的看管是很严密的。比如“三红”这边对王若飞夫人李培之副校长的关押，就是每天都有两个女同学２４小时连续看管。尽管李在１９６５年初已经离校去邮电部任监察组长。我们班的两个“三红”女同学就去看管过一天。不知他们那边怎么会出这个问题。
孙泱一案有关当事人里，后来被处理的，只听说有个哲学系二年级的辅导员顾兆纯，文革后被清查，开除了党籍。
（５）平反昭雪
但是，孙泱像他父亲一样，表现刚强，至死不屈，康生、陈伯达、江青这些人，最终也没能得到他们想要的材料。应当说，孙泱是为了维护朱总司令的形象，维护人民军队的形象，维护党的形象而英勇牺牲的。他同样是一位烈士，一位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烈士。
四十年前，孙炳文被国民党腰斩，临刑前高呼：“我今就义亦从容”。他的妻子任锐忍痛嘱咐孩子：“寄语天涯小儿女，莫将血恨付秋风”。四十年后惨绝人寰的悲剧在烈士子女身上再次重演。孙泱失去他父亲时只有１４岁，而他的长女失去他的时候才１２岁。只是凶手不再是国民党反动派，而是……天理难容啊天理难容！
改革开放后，孙泱得到了平反昭雪。在审判四人帮的法庭上，对江青的指控中也包括了对孙泱的迫害。１９７８年８月２２日，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为孙泱在八宝山公墓召开追悼大会。大会由北京市委书记毛联珏主持，成仿吾致悼词。
联想到孙泱的妹妹，“红色公主”孙维世，也是在文革中被江青迫害致死。在追悼会后，康克清见到孙泱的弟弟孙济世时，拉着他的手，很动感情地连说了两遍：“共产党对不起孙家呀，共产党对不起孙家呀！”
郭影秋在孙泱去世之后还写了两首五律，摘录一首如下：
相识只三载，分飞各一方，
交心铮信任，夜话见肝肠。
沉痛听哎哟，横眉藐暗枪，
如磐风雨夕，早晚现阳光。
孙泱一案在人大的文革过程里，很值得深思。之前通常都把郭影秋作为人大文革史的重心。由于对郭影秋的评价和态度的不同而分成了两派，并一直贯穿了下来（尽管后来有所淡化），这样认识是对的。但对孙泱一案关注的不够。其实，它的影响因素比郭影秋问题更多更深更复杂。
首先，孙泱问题的由来是直接与高层斗争相关联。孙泱是朱德的秘书，他妹妹孙维世是周恩来的干女儿，兄妹俩很早就与江青认识。在延安杨家岭时，孙泱就与江青住在同一排窑洞，其中的复杂程度不是外人所能想象。江青一伙早就讲明了要以孙泱作为打倒朱德的突破口。尽管朱德后来没有被彻底打倒，但江青一伙敢于如此猖狂，绝对不是没有缘由的。而孙泱却成了这场斗争的牺牲品。
人大干部教师队伍的背景是很复杂的，内部斗争也是一言难尽。上到校领导的成仿吾、胡锡奎之间，下到所谓华大、革大之分，中宣部、北京市委之分，里面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利益牵连。郭影秋来得晚，没有牵连进去，作为一把手还有时间展现自己的工作能力和人格魅力。而孙泱来得更晚，虽然也没有牵连进去，作为二把手，却没有展现自己、让全校了解自己的机会了。因为在校内没有更多的联系，反而就失去了相互保护的最后遮挡。在许多领导干部纷纷表态支持某一派时，孙泱却被丢在了空旷孤独的中间，成了各方重点打击的牺牲品。
由此，两派都争相把孙泱作为重点打击对象，以显示自己的革命性。尤其是“新人大”一方，为了摆脱由“八一八”演变过来而留下的曾经的保守派形象，在孙泱问题上走得更远。
（６）石崎和孙冰
中国的政治运动，受到冲击的，往往不只是打击对象本人，而且是影响到他的家人、他的家庭，甚至相当大范围的亲朋好友。文化大革命，尤其如此。因此，它的惨烈程度，又远超过之前的各项运动。
孙泱一家所遭遇的正是这样，不仅是他自己不明不白地含冤而死，他的妻子，他的孩子，甚至他的一些亲戚，也都受到株连。说是陷于灭顶之灾，毫不为过。
孙泱的妻子石崎，也是人大的教师，从文革一开始就跟着孙泱一次次地被批斗、被游街，家里一次次地被抄家，被砸得一塌糊涂，几无插足之地。这种批斗、游街、抄家，到了日以继夜无止境的地步。这时有些坏人不但趁机整人、夹私报复，还起了偷盗财物、耍流氓的坏念头。文革初，一个老职工、老红军吴什么俊，起来造反、控诉“走资派”最起劲，他儿子却趁机偷盗“走资派”家里的财物。后来此人在偷盗时被当场抓获。
１９７１年，海淀公安局特地通知还在江西干校的石崎到北京来认领从吴家收缴出来的物品，东西就放在学校大教室里，但已经寥寥无几。承认偷盗的２０００元，也没有完全退赔。当时，最混乱恐怖的时候，甚至有人借审问之机夜里进门，企图非礼。她女儿拿出剪刀相逼，才迫使那人悻悻退去。
就在这家庭面临变故、难以支撑的时候，又雪上加霜，１９６７年９月，石崎也被“新人大”抓去，关押了一年九个月。孙泱遇难后，他们对石崎不但没有放松一些，反而迫害得更厉害。石崎专案组的人，个个一脸凶相，腰间皮带上总挂着一条钢丝鞭和一把有皮套的匕首。他们把她推到在地，用钢丝鞭抽，揪着她的头往水泥地上撞，被撞断了两颗门牙，血流得满脸都是。连石崎的父亲也在他们单位连续审讯中被活活打死，审讯中人民大学去过好几个人。她母亲在这几天之后，就接着自杀了。
在被关押期间，一方面受审挨打，一方面还要牵挂家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当得知孙泱死讯，石崎几乎崩溃，失声痛哭，就连这也被看守大声喝止，更不用说去见下遗体，告个别。甚至还卑鄙到引诱她自杀，在单人牢房里特地挂上绳索，放上剪刀。只要她一死，他们专案组就省了事了。这里插一句的是，石崎专案组的人，石崎知道名字的只有一个，就是农经系一年级的一位女同学廖金妹。而廖金妹在后来的１９６８年５月２２曰两派武斗中不幸被刺身亡，对一些真相的追寻也就更难了。
文革中期，她们娘四个也去了江西干校，却被安排在一间最差的仅仅二十平方米的小屋子。墙都向外倾斜，靠两根长木棍顶着。不但没有水没有电没有窗户，屋顶还漏雨，屋里都长出了蘑菇。屋后就是厕所，漫溢的脏水沿着墙缝渗进来。就这样又臭又脏又潮湿的屋子，也没让石崎住多久。一周以后，她就和孩子们分开，去了几十里以外的修路队干活，有时一个多月也不能回来。留下三个孩子在家，由于孙泱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当地学校不接受他们上学，这三个孩子只能整天流浪在外。想想看，当母亲的心里是个什么滋味啊。
再说说孙泱的孩子吧。文革轰然到来的时候，大的女儿孙冰只有十二岁，还是个小学生，两个儿子更是刚从幼儿园上小学。也是这样提心吊胆、战战兢兢一起过着那段最黑暗最悲惨的日子。
在父母亲被批斗被游街的日子里，十二岁的孙冰也没能逃脱这个命运，也是一次次地被大学的红卫兵，被小学的红小兵批斗、戴高帽、牵着绳子游街，嘴里还要喊：“我是小黑帮，我是小黑帮！”稍有不从，就是劈头盖脸的拳打脚踢。有一次，孙冰父母在游街时看到了自己的女儿竟然也被拖着游街，孙泱就跟红卫兵说：“我有错，就批斗我吧。我女儿没有错，放了她吧。”得到的却是一阵阵的狂吼、一阵阵的唾沫、一阵阵的拳打脚踢。石崎只能是满脸的泪水。
在学校里，孙冰在上课前还要站在全班同学前面接受批判，要反复不停地说，我爸是特务，我是小黑帮，我要跟他划清界限。稍有不满意，就得一直站着，不许回座位。这种毫无尊严、生不如死、充满着悲愤和伤痛的日子，孙冰也想到了死。可是看看两个更需要自己的弟弟，她硬是咬着牙怎么也要坚持下来。
至于日常生活，由于父母亲都被隔离关押，小小年纪的孙冰挑起了全家的重担。买菜做饭是最起码的，还要天天给爸爸妈妈去送饭。父母的工资都停了，只发给极少的生活费，不够用，就捡拾废纸去卖。有一次，实在不行了，孙冰还去卖了４００cc的血，换回４０元钱，买了点肉回家吃。开始两个弟弟还挺高兴，当追问姐姐哪来的钱，孙冰如实说了。两个弟弟痛哭着说，我们是在吃你的血呀，我们吃不下呀，你以后不能这样啊！孙冰这才不去卖血了。
１９７０年秋，孩子们随母亲一起去了江西干校。正如前面已说到，石崎一个星期后就离开了孩子们，一个人去了近百里外的修路队，留下孩子们自己过，当地学校因为他们是黑帮子女又不肯接受他们上学。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偏僻之地，这个日子真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叫这些孩子们怎么过？即使是现在笔者写这些文字的时候，都想象不出来。为了防止可能有的歹徒的侵扰，孙冰在屋里贴上了朱德和孙泱的照片，据说还起了点作用。
有一次，因为钱花完了，更因为想念母亲，三个孩子竟然步行几十里去找母亲。正常走，大约是五六十里，但他们小孩不认识路，还会走不少冤枉路。走之前，他们也不知道这几十里的路途，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从早晨出发，一直走到了后半夜。没有灯光，没有行人，没有标识。中途又下起了大雨，三个湿透了的孩子，在泥泞的野外小路上，相互搀扶着艰难跋涉。带的干粮也不敢吃，怕万一在山里迷了路，还有更需要的时候。直到后半夜，终于见到了妈妈。当敲开门的时候，石崎完全出乎意料，母子四人相拥而哭。
孩子们的灾难，还远不止这些。因为有反对文革、反对江青的言论，１９６８年，孙泱去世后没多久，十四岁的孙冰就被捕入狱。关了近两年，由于年龄实在太小，没法判刑。直到１９７０年因为人大解散，要撤往江西，才取保候审出了狱。到了江西，干校还特地给孙冰办了学习班。１９７７年，已经参军的孙冰又因为曾经积极参加“清明节活动”，又是最早公开要求对“四五运动”平反而再一次被捕。九个月后，幸亏“四五运动”得到平反，孙冰才得以出狱，送到了山西一个很偏僻的卫生所。以她那种坚强率真、敢于反抗的性格，如果不是“四五运动”及时平反，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
（７）朱德的最后日子
朱德得知孙泱的死讯后十分悲痛，说：“孙泱有什么错？他的错误无非两点，第一是给我当过秘书，第二是说了真话。”孙泱遇难前后，朱德还曾几次想请周恩来出面伸以援手。周恩来苦笑说：“有些人，我没有保他，他的日子还好过些。我保了他，日子更难过了。”（参见：《劫世红格格孙维世四十年祭》，圆月弯刀，新浪博客，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３日）
朱老总自己的境况，也是一言难尽。远的不说，“文革”一开始，在１９６６年５月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就受到了林彪等人的围攻。在这次会上林彪指着朱德说：“你是有野心的，你检讨得很不够。有人当他是自己检讨的，不是的！是党中央让他脱裤子的，不检讨不行。他想当领袖，高岗事情，他也主张轮流，想当主席。自己本事行吗？你一天也没做过总司令。”（《永久的记忆：和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朱和平，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朱老总的逝世，更觉蹊跷。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２０日，年过八旬的朱德的儿媳赵力平女士在北京玉泉路国防大学对面公寓接受采访时，证实了朱德被“意外”感冒的情节。１９７６年６月２１日，已是九十高龄的朱德被安排来到人民大会堂，准备会见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却在空调房里等了近一个小时，出现了感冒症状。进医院治疗几天后，一直未见好转。家属中有懂医疗的，当时还特地向医疗组提出，“打这个针可能不利，可能越打越坏”，但医疗组却拒绝换药。朱德就这样在“意外”感冒十余天后不治身亡。（来源：《同舟共进》，作者：周海滨，原题：《忆爹爹朱德及康妈妈》）而朱德夫人康克清则进一步回忆道：１９７６年６月２６日，朱老总住进医院。“当时天气很热，老总住在四楼，病情严重。这样，我就紧张起来，老总的病怎么会一下子变得这么严重？我说什么也不相信，他各方面看来都很正常。天气热得难受，没有空调……”“朱老总从住院到逝世，只有十天……他走得如此匆忙，他自己怕也毫无思想准备。”（参见：《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实》（增补本），杨胜群、陈晋主编，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１９７６年７月６日朱德逝世，离毛泽东逝世仅两个月。这之前，周恩来于那年１月８日逝世。这三个主要领导人恰巧都在同一年里相继离世，而且前后相差仅八个月。这个问题还没有人提出过。
□ 来源：作者个人回忆录《风霜雨雪忆年华（１９６２－１９７０）》里的一节，现作了较大的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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