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逊：１９６７年上海“一月革命”：文革全面夺权的开端
樊思清：我要反思——锁定反右和文革阶级斗争
林 猛：“把真相压上去”
高 放·李豫生：关于许惠尔被打死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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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九六九）·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一三七期（zk1808a）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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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八年八月六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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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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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１９６７年上海“一月革命”：文革全面夺权的开端 李 逊
【劫后反思】 我要反思——锁定反右和文革阶级斗争 樊思清
【读史笔记】 “把真相压上去” 林 猛
【亡灵祭坛】 关于许惠尔被打死的情况 高 放·李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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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１９６７年上海“一月革命”：文革全面夺权的开端
·李 逊·
◇ 毛泽东生日家宴对上海文革高度评价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６日，毛泽东７３岁生日。从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宣布文革全面开展，到此时已经半年。各级党委——从省市委到基层党支部——普遍遭冲击，大字报铺天盖地，干部们被批判揪斗。毛泽东让江青请中央文革小成员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和姚文元，在他生日那天到中南海游泳池吃饭。席间毛泽东高度评价上海的文革：“上海的革命学生起来了，革命的工人起来了，革命的机关干部起来了，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就有希望了”。毛泽东向大家祝酒：“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所说的上海“革命的工人”、“革命的机关干部”以及“革命的学生”，实际就是上海正在崛起的造反派们。“革命的工人”主要是指上海工人造反派组织“工总司”（全称“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全国最早也是上海第一个全市性职工组织，负责人是当时上海国营第十七棉纺织厂的保卫干事王洪文。中共掌握政权后从来不允许民间自行成立组织，所以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９日开成立大会那天，中共上海市委虽然被筹备大会的王洪文等邀请，但拒不出席。这意味着市委不承认这个组织。参加大会的工人造反派于是涌向上海火车站，挤上去北京的火车北上告状，集体上访。但载着他们的火车还没开出上海，铁道部就打电话到上海指示列车不能赴京，上海铁路局只能马上将列车就近停在安亭。列车上的造反派们下车后见赴京无望，于是拦截火车，造成沪宁、沪杭铁路线大面积停摆。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安亭事件”。
中央当即开会讨论，决定派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立即飞赴上海处理。中央的意见是对“工总司”不予承认。但张春桥到上海后，经与王洪文等人的谈判，签字同意了“工总司”的要求，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组织”。之后，毛泽东引用宪法，支持张春桥，说工人有结社自由。
在此之前，只有学生红卫兵可以成立全市性组织。即使如此，红卫兵刚开始成立时也不被允许，是毛泽东支持了他们，毛泽东在写给他们的回信中说“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全国各地红卫兵组织于是一哄而起。在红卫兵的榜样带动下，工人也成立组织。上海的“安亭事件”就是因工人要求成立全市性组织遭压制而起。毛泽东从来认为工人应该是政治运动的主力军，所以上海的工人造反派组织起来，他十分支持。“安亭事件”突破了执政党不允许职工自行成立组织尤其是全市性跨行业组织的规则，从此上海乃至全国的工人群众组织兴起。毛泽东发动工人参加文革的目的达到。
毛泽东所说的“革命的机关干部”，就是以徐景贤为首的机关造反派。徐景贤文革前是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普通干部，还是文革前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的党支部书记。市委成立写作班是为了配合当时的“批判修正主义”，实际就是对文化领域开展整肃。当时上海市委分管宣传的书记是张春桥，写作班的工作属于宣传领域，所以与张春桥的联系较多。写作班的成员与姚文元也有较多任务作上的接触，所以与姚文元的关系也较熟。姚文元文革前是上海《解放日报》社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江青组织批判北京市长吴晗撰写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北京找不到愿意撰写者，到上海找到姚文元。姚文元写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于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发表在上海《文汇报》。批判《海瑞罢官》被认为是文革的序幕。姚文元文革前夕被调往中央文革小组，而张春桥则成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
“安亭事件”后，尽管造反派组织迅速兴起，但文革在底层仍呈拉锯状态：各级干部打而不倒，仍然影响或操纵保卫他们的保守派组织，与造反派组织对立并频频冲突，明里暗里地抵制文革。保守派在人数上仍大大多与造反派。１９６６年１１月底和１２月初，姚文元两次从北京打电话给徐景贤，催促徐景贤带领市委写作班造上海市委的反。１２月１８日，以徐景贤为首的“机关联络站”（全称“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成立。“机关联络站”的成立，为正在犹豫的底层干部和群众树立了造反榜样。更重要的是，打破了科层抵制文革的防线。市委的工作原来都是靠各级普通干部去具体执行的，他们也知道许多“党内机密”。这些干部造反，造成市委工作的瘫痪。
毛泽东所说的“革命学生”，是指上海的造反派红卫兵。当时上海最有影响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是“红革会”（全称“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和“炮司”（全称“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后者曾参与“工总司”的筹建，前者曾于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２９日至１２月９日制造了轰动上海的“《解放日报》事件”。
整个生日家宴上，毛泽东对文革非常乐观，完全是运筹帷幄的自信。不料，几天后，康平路事件爆发：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８日，上海上万保守派工人前往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处所在地康平路大院请愿。因为市委为跟上文革形势，改变了他们原先支持保守派组织的策略。保守派不甘被文革抛弃，也喊出“打倒上海市委”的口号。在北京的张春桥得知上海发生的情况后，要造反派不能坐视，说不能让保守派抢了造反的胜利成果。１２月３０日凌晨，“工总司”的几万工人造反派，对正在康平路大院内向市委请愿的工人保守派发起冲击，强行解散了他们的组织“赤卫队”（全称“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康平路事件”。一个多月前刚争取到结社权的上海工人造反派，就这样首开以革命名义取缔另一派群众组织的结社权的行为，日后两派冲突性武斗源头都可以溯源于此。
上海局势一片混乱。这个中国最大工业城市的经济生产瘫痪或半瘫痪。“康平路事件”的两派冲突，造成上海及周边铁路运输又一次瘫痪。文革对经济的巨大破坏终于开始凸现。
◇ 上海两张传单为毛泽东的文革找到出路
“康平路事件”中，保守派学着当初“安亭事件”工人造反派赴京告状之举，也北上告状。尤其上海铁路局是“赤卫队”的大本营，大批保守派离开生产岗位，上海及周边铁路运输又一次瘫痪。
１９６７年１月１日凌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从北京打电话给因病在家休养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要他出来工作，尽快平息事态，畅通铁路。周恩来并要陈丕显“与革命左派商量商量”。
陈丕显接到电话后马上通知“工总司”等工人的造反派和红卫兵组织，到市委召开联席会议。但造反派们不相信中央会让陈丕显出来主持工作，所以会议实际由造反派主持。会上大家同意出一个传单，标题是《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急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号召全市群众把斗争矛头对准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中共上海市委；欢迎赤卫队反戈一击，回厂抓革命促生产。陈丕显签字同意印２０万份。抓革命、促生产。
就在上海的造反派组织起草《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时，上海《文汇报》社也发生一件大事。上海当时主要的报纸有两家：《文汇报》和《解放日报》。文革开始后，两张报纸不敢彰显风格，办得越来越相似。上海市委于是打算将两张报纸合并。加上局势越来越乱，红卫兵也屡屡冲击报社要求进驻。《文汇报》报社的造反派商量：与其合并，与其被红卫兵进驻，不如我们自己接管。１９６７年１月３日，《文汇报》社的造反派接管了报社的办报业务。１月４日，被接管后的第一期《文汇报》的第一版刊登《告读者书》，宣布报社已被造反派接管；１月５日被接管后的第二期《文汇报》第一版又刊登了《告上海人民书》。
《文汇报》的被造反派接管，拉开了不久全国夺权的序幕。
此时，张春桥已经回上海，毛泽东派他回上海就地观察和掌握上海的形势。张春桥１月４日回上海，１月５日便看到《文汇报》上刊登的《急告上海人民书》。但张春桥对《文汇报》的被接管以及刊登的这份传单都没有重视。此时上海的一部分造反派组织正在筹备联合召开“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张春桥全力支持。大会发出不承认上海市委、要求中央对上海市委彻底改组等三项通令。会后张春桥将这些通令上报毛泽东。
与此同时，张春桥还大力支持“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这是一个由“工总司”的工人造反派与红卫兵造反派联合组成的机构。与之前的各类造反派组织不同的是，这个组织的目标不再只是“革命”，而是恢复生产秩序。“火线”成立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疏通交通运输尤其是铁路运输，以及疏散港口积压的六十万吨物资，恢复码头吞吐。为此动员和组织了几万学生红卫兵去码头帮助装卸。发电厂急需的煤也是“火线”想方设法解决的，１月９日五列火车载着一万多吨煤直达电厂。而此时上海最大的杨树浦发电厂存煤已经几乎告罄。张春桥评价说“火线”是“经济苏维埃”，可以替代市政府的职能。“火线”是１月７日成立的，张春桥１月９日便上报中央。
但是，毛泽东不表态，他没有让中共中央的权威报纸《人民日报》刊登上海“打倒市委大会”的消息或转载大会通令，也没有对“火线指挥部”作出响应。这种以少数几个造反组织代替整个政府职能的做法，似乎不合毛泽东心意。毛泽东还在寻找他认为合适的文革政权形式。
《文汇报》的被接管给了毛泽东启示。１９６７年１月８日，毛泽东对此作出强烈响应。毛泽东将造反派对《文汇报》的接管定性为“夺权”：“《文汇报》现在左派夺了权……这个方向是好的”，“两张报纸夺权是全国性的问题，要支持他们造反”。毛泽东还评价《文汇报》１月５日刊登的《急告上海人民书》是“又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是“少有的好文章”。他要《人民日报》转载，电台广播；还吩咐马上起草一个编者按，表明中央的支持态度。这篇《编者按》，几乎由毛泽东亲自口授，中央文革小组王力记录后执笔。１月９日，《人民日报》转载《告上海人民书》，并发表了《编者按》。
“夺权”口号文革前便已出现在中共中央的文件中。“工总司”的成立宣言中也用了“夺权”二字。但只是一句政治口号。人们理解的夺权，是群众批判干部，中央撤换和委派干部式的夺权，也即文革初期改组北京市委式的夺权。可以称之为“改组式夺权”。在打倒上海市委大会之前，所有的“打倒”口号，内涵是“批判”，而不是罢免。是在承认权力的前提之下对权力的批判，实际还是承认上海市委的权威。“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第一次以群众组织的名义，提出不承认市委的权力。但是，张春桥虽然想以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罢免上海市委权力，但思路仍是“改组”式的，即请求中央改组上海市委，由中央委派干部。
而《文汇报》的“接管”，虽然造反派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动就是夺权，但从上到下地替代原有的报社领导系统，行使业务和文革运动的领导权力，却是实际意义上的真正夺权行动。这个夺权行动，显出“夺权”在群众运动层面的操作意义。这是置换式的夺权，是让当权派靠边，由造反派群众接替和行使权力。毛泽东抓住了这个方式，高度评价说“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
１月８日，陈丕显又一次召开由“工总司”等参加的造反派组织联席会议。会议撰写了又一份传单《紧急通告》。因为此时的上海，一股被称为“经济主义风”的风潮正在迅速蔓延。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体制身份和经济分配不平等的不满日益增长。
文革前的中国，除了以阶级斗争理念划分出的各种政治等级身份，还有因所有制、城乡、地区差别划分的体制等级身份。个人对职业的选择权很小甚至几乎没有，一切都是被分配的。但分配去的工作单位经济收入差别很大：全民所有制企业工资和奖金都比集体所有制企业高，大城市比中小城市收入高；而且工作一旦被分配，要再改变体制身份非常困难。城市和农村的经济差别更大，而且农村户口不能进城市工作，除了机会极少的招工，只能一辈子待在农村，“农民”是贫困的代名词。所以文革中许多人要求改变自己的体制身份：因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经济衰退被动员回乡的职工要求回上海并重新分配工作；文革前夕被动员去外省市支持建设的职工，以及被动员去新疆等边缘地区“上山下乡”的青年也要求回沪。这些曾经的上海人都要求讨回自己的上海户口，迁回上海。而体制外的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等，则要求稳定的工作，日薪改月薪，不得随意解雇他们。至于体制内的工人，集体所有制的工人要求工资和福利待遇向全民所有制看齐，全民所有制的工人则想方设法要求补发工资、增加各种劳保福利待遇。许多人如愿拿到了现钱，最多的上千元，而当时一般工人的月工资是４０－８０元。
这股当时被称为“经济主义妖”的风潮几乎刮遍所有的工厂企业。工人们无心干活，找尽各种理由逼着干部签字同意他们的要求；干部们为避免签字，东躲西藏。工厂车间无人管理，少人上班，一片萧条。上海生产连续大幅度下降。而且由于铁路停摆，没有火车运煤，上海的发电厂用煤只够两天存量。电力和需要电力的自来水供应面临随时可能停顿，甚至供应上海居民烧饭的煤球也几乎脱销。而在上海港口，因码头无人装卸，积压物资几十万吨。上海港几乎瘫痪。前面提及的“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的成立就是为了解决这些困境的。与此同时，拿到干部签字的人们都马上去银行提现：１９６６年１２月底至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旬，上海所有银行门前都挤满了提款人群。由于提款人数多、数量大，上海各银行现钞几乎被挤兑一空。
《紧急通告》就是面对这样的局势。１月９日，《紧急通告》在《文汇报》上刊登，呼吁刹住正在蔓延的经济主义风。
此时的张春桥正全力以赴地贯彻毛泽东肯定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对于经济主义风并没有重视。相反，１月９日这天他看到《文汇报》刊登的《紧急通告》时，不满意地说：怎么搞的，刚发表了个《告上海人民书》，又来了个《紧急通告》。现在是执行的问题，那么多文告，光发号召怎么行？
◇ 毛泽东公开表态支持上海造反派
张春桥认为自己正在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思路指导上海文革运动，却不料毛泽东又出了另外一张牌。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０日，江青向毛泽东报送了两篇新华社电讯稿：《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以及刊登在１月９日上海《文汇报》上的《紧急通告》。江青不愧毛泽东的妻子和助手，捕捉各地信息敏感及时，而且非常准确地符合毛泽东的政治需要。毛泽东抓住了上海的局势，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以及中央文革小组联名给上海的工人和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发贺电。１月１１日下午，四个中央最高机构联合署名的贺电发到上海，上海立即赶印红色号外散发全市，整个上海沸腾。
中央最高权力机构联合发贺电，而且是向造反派组织发贺电，还加上中央文革小组，连身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王力都深感不解。事后，他问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同中共中央并列，合适吗？毛泽东笑而不答，说：“就是要这样好”。事实上，正是从这次贺电后，中央文革小组完全成为事实上的政治指挥中心。毛泽东就这样不动声色，又一次大大提升了中央文革小组这个最忠于自己的工作班子的地位，更提高了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的自己妻子江青的地位。
这是文革以来，毛泽东第一次以中共中央名义公开表态支持造反派，举国为之震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以最权威的地位和态势，向以“工总司”为代表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发去贺电，高度评价他们的造反行为，表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旗帜鲜明毫无保留地站在造反派一边。
毛泽东的这个动作是对保守派最大最致命的冲击波，彻底打碎保守派心底的最后防线。毛泽东的巨大威望，使他们不得不否定自己。贺电发到上海第二天，就有“赤卫队”员在《人民日报》驻沪记者站门前贴出大字报：《向毛主席请罪！》，批判说自己过去反对造反派是错误的。而就在几天前，还有不少“赤卫队”员到《人民日报》驻沪记者站门前示威，抗议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转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不但保守派纷纷转变立场，就连保守派最顽固的核心——干部们，也因毛泽东的贺电而动摇了心中的原则。各级干部对文革的抵制，正是文革深入开展的最大障碍，而人数众多的保守派正是他们用以对抗造反派的屏障。中央贺电使干部们不得不强迫自己向昨天还看不惯的造反派们归顺。许多干部就是在这一天才开始真正怀疑自己过去对文革的抵制是否错了。这些干部们的交代、揭发和批判，比造反派的任何批判都更强烈地冲击着保守派。如果说红卫兵在青年学生中成为多数派是从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以后；那么到这时，工人造反派也开始在工人群众中成为多数派。文化大革命终于在干部和群众中赢得了多数。在工厂基层，越来越多任务人加入了造反队。
上海两张普通传单，让毛泽东如此看重，不但要《人民日报》转载，而且还史无前例地让中央三个最高权力机构，再加上他所信任的中央文革小组，联合给上海的造反派组织发贺电。这在当时和以后都让许多人费解。究其原因，正是这两张传单，为毛泽东解决了文革在１９６７年初陷入的巨大困境。一方面，干部们因被逼着在各种要求上签字，尽量四处躲避，科层管理人员因普遍遭受造反派冲击，有意无意消极怠工，造成各级监督管理的缺位。于是大批工人以革命名义偷闲甚至离岗。另一方面，体制外的民众要求改变体制身份造成的经济不平等，体制内职工要求提高工资及福利，刮起经济主义风潮，造成银根紧缺。这是两个无法绕过的瓶颈，因为这两个瓶颈造成严重的生产和经济危机。不解决这两个瓶颈，文革无法继续开展。
上海两个传单的倡议和起草者们，加上张春桥和姚文元，谁都没有料到这两张传单解决了这个困扰着毛泽东的大难题。上海的《告上海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前者呼吁工人返回生产岗位，后者呼吁制止经济主义风潮，正是完全针对两个瓶颈。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呼吁恢复社会和生产秩序的传单，都是造反派自己提出，而不是由中央发文提出，这符合毛泽东“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一贯思路。两张传单将社会和生产的失序责任统统算在“走资派”头上，既号召恢复生产、打击经济主义风，又开脱造反派的责任，解决了毛既不想打击造反派又必须收拾乱局的困境。原来为经济和生产所困的文革运动，一下峰回路转。
◇ 从“接管”到“夺权”
《文汇报》被接管之后，上海的接管还只限于报社和电台等传媒机构。１月１１日中央贺电下达后，上海立即掀起接管热潮，上海所有的区、县、局被纷纷接管。这种自下而上的接管风，是１９４９年共产党执政以来所从未有过的。从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１日起，整个上海的接管进入高潮。三天之内，市区、县、局级党政机构中，四十九个被接管。
当所有组织都忙着接管区、县、局一级党政机构时，有人已经想到去接管省市委。１月１４日，山西省的造反派组织“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出第一号通告，宣布他们已经于１月１２日晚上，接管了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这是全国文革中最早的省一级党委被接管。
而在上海，这个行动的最早发起者是红卫兵造反派组织“上三司”。１月１５日，“上三司”宣布接管中共上海市委和华东局，参加者主要是工人造反派组织“二兵团”，还有另外几个造反派组织。他们发了四个“通令”，宣布对中共上海市委和中共中央华东局实行接管，成立临时督管委员会，由张春桥和姚文元担任主任和副主任。
用民众接管这样非程序形式的更替，而不是中央任命改组或重组上海市委的正式程序，这样的行动是一件大事，这种权力更替形式是１９４９年后从未有过的。张春桥马上向毛泽东汇报。
张春桥自己并不赞成造反派直接处理大量具体事务，他一再告诫造反派，一定不要把一切矛盾拉到自己身上，而是要边批判上海市委，边让市委干部去抓具体工作。张春桥的思路就是：造反派不要做具体操作性的管理工作，还是要让干部们去解决矛盾，这是干部们本来的责任。造反派的任务是大批判。换句话说就是干部工作，群众监督。
张春桥的这些想法，正是当时中央决策层中许多人的共识。周恩来和陈伯达等也都是这样的思路。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５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陈伯达在会上呼吁“一般不用接管的办法，采取派群众代表监督的方式”。参加会议的周恩来马上表示同意。同一天，周恩来在另一个会上，也表达了这个意思，他提出“督管”，保持工作的延续性。周恩来和陈伯达的思路，与张春桥的“干部工作，造反派监督”的思路基本相同。
但是，毛泽东不同意他们的思路。大会刚结束，毛泽东马上召开小范围常委扩大会，讨论上海的接管风。毛泽东讲了一大段话，说：“就是要夺他们的党权”，“掌握在走资派手里的部分政权也要夺”。毛并要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和关锋为《红旗》杂志撰写一篇关于夺权的评论员文章。于是，毛泽东讲的那些关于夺权的主要内容，被写这篇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的文章，当晚就按毛泽东要求通过电台向全国广播，并登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６日《红旗》杂志上。这篇《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是文革中代表毛泽东、党中央号召夺权的第一篇公开的正式文字。毛泽东觉得只是这篇号召夺权的评论员文章还不够，又要《红旗》杂志再写一篇纲领性的关于夺权的社论。２月２日，《红旗》杂志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广播。文章的思想完全是毛泽东的，许多句子是毛泽东的原话。
自从《文汇报》被接管后，毛泽东一直在寻找新的政权替代形式。上海从《文汇报》社开始的接管报社业务的行动以及山西的接管省市委行动，给毛泽东以新的思路，不再是过去的那种自上而下的夺权，即撤换干部，上级重新委派；而是全新的自下而上的夺权，即由造反派接替原来的干部们的权力。
本来，造反派只是将“接管”作为撤换和罢免干部的过渡性临时举措，只是在干部被打倒的权力真空时期临时代管权力，待中央或上级另派干部后，便移交权力。所以“上三司”的“督管”，提出中央任命张春桥、姚文元接任上海市委之职，并没有想到自己取而代之。而在全国的其他省市，也有将此种罢免行动称之为“查封”，即在上级另行委派干部之前，先行终止干部们的权力。
而１月１６日毛泽东表态支持上海造反派夺权行为后，“夺权”代替了“接管”。《红旗》杂志的评论员文章，一下使造反派过去几个月的造反行为，终于有了最终指向；也使造反派过去的不安全感，有了最终保障。那句政治口号式的“夺权”两字，现在终于具有了真正与造反派切身关联的实际意义，成为最有效的对底层的社会动员，赢得了最广泛的社会呼应。所有积极参与夺权的组织，不会不预感到，参与夺权行动愈多愈深，对于提升自己的组织在文革中的地位越有利。那些在文革前一阶段对运动介入不深的组织，这次都认准方向，一定要积极投入夺权，再也不能掉队。各造反组织纷纷想方设法参与各种夺权，召开各种大会，尽量为自己的组织在政权重组中增加砝码。
◇ 毛泽东提出“三结合”
１月１６日毛泽东表态支持上海造反派夺权行为后，“夺权”代替了“接管”。不过造反派们都是底层民众，没有对上层机构的管理概念。他们眼里权力的物化体现就是各种公章。因为只要盖上了公章，许多事便一通百通。文革前夕，有部重点上映的电影《夺印》，其中夺公章的画面给人们印象很深。于是许多造反派组织的夺权行动，就是到夺权单位发个宣言或通令，将图章拿到手，就算夺权了。上海有个红卫兵组织“红革会”，一天之内就收缴了几十枚市级部门的公章。当时号召夺权的宣传画上，都是画着穿着工作服的工人造反派和穿着军装的红卫兵一起，手里高举着刚夺过来的办公图章。由于没有夺权程序、夺权资格等操作层面的规则，于是谁都可以夺权，谁都希望将权夺到自己手里。许多单位今天这批造反组织去宣布接管，明天另一拨造反组织又去宣布夺权，经常发生几方争夺的冲突。
１月１９日晚上，张春桥接见上海各路造反派，提出建立造反派联络站。张春桥明确地指出，夺权必须联合，并告诉大家，这是毛主席的思想。
当日各造反派组织即召开联席会议。首先讨论联络总站叫什么名字？有的建议叫“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总联络站”，有的建议叫“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个红卫兵说，“政治联络总站”这类名字不响亮，容易和一般群众组织混淆，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叫巴黎公社，我们这个组织是不是叫“上海公社”。大家一致叫好。一位北京红卫兵提出再加一个“新”字。于是定名“新上海公社”。有人提出，应该给目前的形势定个名称，我们现在的情况，跟苏联十月革命时期差不多，可称为“一月革命”。又博得大家赞同，把准备起草的宣言定为《一月革命万岁——新上海公社宣言》。
１月３０日，《红旗》杂志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传达了毛泽东对新权力机构设想：“毛主席把北京大学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称为２０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这时，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式”。社论未发表前，陈伯达便在电话里将内容逐字逐句告诉张春桥。又告诉他，毛泽东正在考虑建立北京人民公社的名单。毛泽东要成立北京公社，拟名单后通知上海，要上海也成立公社。张春桥接电话后，即向造反派建议，将“新上海公社”改称人民公社——“上海人民公社”，大家都同意。
但是，就在上海人民公社紧锣密鼓筹备成立的同时，毛泽东的思路又变了。这次，他是从黑龙江省夺权后建立的文革政权受到的启发。２月２日，《人民日报》报道了黑龙江省造反派联合夺权的消息，还配发了社论《东北的新曙光》，高度评价黑龙江省夺权。在全国上下对各级干部一片打倒和夺权声中，这篇社论用了相当篇幅讲述干部问题，肯定黑龙江省建立的三结合夺权机构。“三结合”的三方是：群众、干部、军队的军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让那些被打倒的干部重新进入政权机构。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在此之前，山东的青岛市、山西省、贵州省宣布夺权，报上发消息时，《红旗》杂志或《人民日报》所配社论的重点，都是强调造反派的大联合以及要求干部站出来支持造反派。《人民日报》为黑龙江省夺权所配社论，则不仅要求干部支持造反派，而且要求夺权机构中必须有原来的干部参加。黑龙江省是全国省级夺权中第一个在夺权机构中有干部参加的省份，让一些在群众中仍有威信的领导干部站出来工作。毛泽东抓住了黑龙江的做法。
几天前，１月２２日王力给张春桥的电话记录中，毛泽东已经提出“要一点旧的人，黎元洪也好”。现在毛泽东从要求造反派联合夺权，进而要求在新的权力机构中一定要有干部参加。看来毛泽东并不想打倒所有干部，否则政权将失去持续性；但如果让干部们毫无约束地重新上台，又会使他好不容易发动起来的群众运动受到打击。他支持从上海发起的群众性接管，是对干部们的严正警告：不支持文革，就交出权力。但真的让造反派全部接管权力，他也不放心，他在以后多次讲过类似的话。
黑龙江的“三结合”式夺权，既制约干部权力，又让干部继续工作。鉴于干部被批斗后权威大大下降，毛泽东支持了黑龙江结合军人进入新权力机构以增强新机构威信的做法。随着以后造反派的弱点逐步显现，毛泽东更将“三结合“确定为夺权的基本形式。
毛泽东的这个思路，是张春桥等之前没有想到的。上海夺权不得不推迟。张春桥要上海警备区领导作为军队一方参加上海的夺权，他和姚文元则作为“革命干部”的代表。２月５日，上海人民公社正式成立。
◇ 夺权机构统一称“革命委员会”
但是，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后，北京方面却迟迟不表态。文革以来，毛泽东对上海几乎每一个重大行动都反应迅速，高度评价。但这一次，如此重大的行动，而且事先经过毛泽东认可，却不见毛泽东响应。《人民日报》一直不刊登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消息，因为毛的思路又有变化。
１９６７年２月６日下午，毛召集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叶剑英等开会。对上海的夺权批评说：“你们这摊子有错误。所有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全国就叫中华人民公社啦，也不要中央、国务院啦？”而事实上，将夺权机构命名“公社”是执行毛的指示。只是毛的思路变化太快，这次他又改变主张。可陈伯达没有及时将毛的变化转告上海，造成上海一时未能跟上。
毛泽东发觉了随便改变政体称呼可能引发的麻烦。毛泽东通知张春桥、姚文元回北京。２月１２日，张春桥、姚文元到北京，下了飞机就直奔毛泽东住处。毛泽东穿着睡衣等着他俩。毛泽东和他们商量，上海人民公社是否能够改名，和别的省市一样都叫“革命委员会？”因为这涉及到政体、国家体制、国号问题，还涉及到外国承认问题。据２月２４日张对毛讲话的传达：“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呢？他说，总得要有一个党嘛，要有个核心嘛，他说，你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也好，总得有个党，一贯道也是个党嘛，公社总要有一个党，公社能不能代替了党呢？”毛泽东最关心的是“党放在哪里？”而所有的群众组织，此时最关心最起劲的是打倒中共上海市委，以群众组织联席会议代替市委，根本没有想到再给市委一席之地。但是，毛泽东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这样摈弃了市委的政权形式，实质就是摈弃了共产党的领导权。这当然是毛泽东所不愿的结果。
张春桥、姚文元当场做检讨，说自己考虑欠周到妥当，还是主席高瞻远瞩。
２月２４日下午，文化广场召开万人大会，会议由姚文元主持，张春桥传达毛泽东指示。徐景贤宣读一项决议，是关于当前上海任务和形势的。这个决议不再以上海人民公社名义发布，而是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布。就这样，虽然没有正式宣布改名，但事实改名。会后，一辆彩车开到外滩，将“上海人民公社”牌子换成“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人民公社”与“革命委员会”，看上去只是名称的改变，但实际上，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政权结构。“人民公社”式的“公社”政体，源头是西方的市民自治，负责人由民众直选或选举产生。
“革命委员会”的源头是列宁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理论，负责人可以不必由民众选举选举产生，而由“先锋队”决定。事实上，改名后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员，以后始终不是由选举产生。
１９６７年１月从上海造反派开始的“接管”，就这样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发展为对整个政权的“夺权”行为。这个从上海发端的夺权运动当时被称为“一月革命”。到１９６８年８月下旬，除台湾省，全国所有的省、市、自治区政府都被夺权，成立了文革新政权“革命委员会”。
毛泽东肯定了在一个强权国家，处于弱势的底层民众监督和撤换权力强势集团的合理性，但却没有从操作层面，使之制度化尤其是规则化和法律化。毛泽东出于对权力机构的监督设想，在文革初期支持对干部冲击。但是夺权却使那些冲击干部的造反派进入权力机构，成为干部权力的替换者。
就这样，权力的监督者成为权力的拥有者。毛泽东希望让底层民众监督权力的初衷，最终却降低成为一场权力置换，一场权力再分配。而且如此事关全局的重大决策，不经决策层慎重讨论，更不经局部地区试行，就这样急匆匆轻飘飘地由《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形式发出，一下将之推向全，整个社会一片混乱。
夺权是毛泽东最失败的文革举措之一，文革开始脱离毛泽东的掌控，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夺权使得国家从中央各部，到各省市，到工厂企业的管理阶层，全部陷于瘫痪或半瘫痪，更引发群众组织之间的恶性内战。于是，自从一月夺权开始，文革已经不再是造反派与“走资派“的较量，而是造反派之间争夺权力的较量，最后发展到动枪动炮的全面内战。
〔作者简介：李逊，独立历史学者。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９２年间，先后在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市总工会工运研究所工作。主要著作：《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上下册，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与（美国）裴宜理教授合著；《无产阶级的力量》（Proletarian Power－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美国，Westview Press出版社，１９９６。〕
□ 原载《中外学者谈文革》，熊景明、宋永毅、余国良主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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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后反思】
我要反思——锁定反右和文革阶级斗争
·樊思清·
校友孙怒涛在两年前就和我网上交谈，他诚心地希望我能把自己参加武斗的情况和犯罪恶行写出来。但回归社会后我曾抱有“已被清算并被处罚”论，思想很懒，没有开悟；心里想，忏悔就行了，还反思干什么？实际上早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以后，我内心就曾有过潜在的忏悔和反思意识，但认识浮浅，范围狭窄。只停留在：“受害人与我无冤无仇，不应该被我剥夺生命”，“对不起受害人，对不起自己的父母、姊妹”等想法上。似乎只是一种感性层面的后悔。
我看了他编写的《良知的拷问》一书，又加入了清华茶馆群，真话实说群；参与清华校友们对文革的反思和控诉，使我的感悟逐步转向理性。
从初步进入理性层面的忏悔和反思阶段，一直到有了“想得通、立得住、无屈点”的感受；那还是发生在用互联网联系上校友的二零一五年以后。
从忏悔到反思，写至一半我自读两遍；令我自己始料不及，感觉似乎有控诉的口气于无形中呼出！那还了得！思忖良久也不奇怪：忏悔偏重于从自身找原因，而反思是忏悔的自然扩展和必然延伸。作为犯罪者也同时是受害者，对阶级斗争和始作俑者的控诉是应该的、必须的。我曾经克服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才开启了公开忏悔的窗口；没想到公开忏悔之同时，又面临进一步去揭示造成我犯罪的外部环境的更大的心理压力；颇有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感觉！一般公众是强烈要求忏悔者闭门思过的，就连“反躬自省”都嫌不够分量。我的确缺乏此胆去揭示外因！
仅从个人考虑，即便已服刑、忏悔，但想起始作俑者尚未被清算，就感委屈！
从公众方面考虑，始作俑者的阴招不被彻底揭穿，他的阴招就可能会再施魔法，“反右和文革”之恶就可能再次重演。
于公于私考虑，都必须彻底揭露他的阴招。始作俑者的阴招是他长年累月所总结并实践过的精华，要揭露谈何容易。
最后理性再次战胜了自己内心的恐惧，决心在反思中揭露始作俑者的阴招。我把反思的主题定为：阶级斗争诱发人性之恶、是万恶之源。
古人云：言及文义，辞对清华。在反思文革方面我内心并不算强大，也不愿引起很大争议。我想，既然说起阶级斗争，谁也不能否认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强大功能的发现和运用，不能不佩服毛泽东对阶级斗争艺术的把握和提高，不能不承认毛泽东对各个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的提出、发起和掌控的伟大权威性。那么，紧扣我的反思主题，我就不能回避地把毛泽东认定为“反右和文革”期间阶级斗争的始作俑者。直接使用老人家姓名不恰当，因为他一生的不同时期是很不一样的人；而我说“始作俑者”，指的只是反右和文革中的他。
反思随时把我拽回阶级斗争的狰狞岁月，场景经常回放。阶级斗争撕裂群众，划分左、中、右，挑起群众相互斗争，秋后算账的过程接连不断。几家欢喜几家恐惧。阶级斗争时期越是偏后，手段越成熟、残酷。
一、我对始作俑者文革策动阶级斗争作认真反思后，捋出了其招数的四个要素
阶级斗争场景似乎混乱，逐步参与对反右和文革的反思后，我终于看清了：始作俑者发动阶级斗争、诱发人性之恶，是万（包括杀人）恶之源。
我个人认为他发动阶级斗争的充分兼必要条件，是由以下“四个要素”组成：
１、要素一：用枪杆子维护的阶级斗争封闭场地
始作俑者封闭祖国大陆，锁定国门；用枪杆子夺取、保卫、巩固政权。深知：只要枪杆子在手，人被打围，跑不出去，必会服从；也定会有左派来靠拢。
２、要素二：按需定制的政治运动名称（我感受到有掩盖真实目的的虚伪性）
“帮党整风－反右”、“四清运动”、“九评学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等、名目繁多。这是他的“出师之名”；我感受过他借用字面含义，而达到另一实际目的。这是他“抓药治国”的药方供给侧，我称它为：“制造阶级斗争的第二要素”。他随手拈来药方，我对应举例反思：我受骗是相信了九评学习和文革的字面含义。
３、要素三：始作俑者按需定制或称群众自发参与的各阶级斗争主体
（１）左派、正面身份：工人、贫雇农、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少先队员、革命左派、造反派、无产阶级革命派、红卫兵。
（２）中间派、中性身份：中农、普通群众。
（３）右派、敌对身份：地、富、反、坏、右、资、黑帮、保皇派等。
这是始作俑者按需定制或称群众创造的各阶级参与互斗对立主体的排行榜。解决的是参与阶级斗争的主体，即谁参与的问题；是“制造阶级斗争的第三要素”。各阶级及相应群体享有各自政治经济待遇，或给以利诱拉拢、或加以恐吓打压。他按需定制阶级，引人入斗；我怕沦为右派分子，参加了派性武斗，助纣为虐。
４、要素四：所有阶级斗争参与者的个人的“千古不变的普通人性”
“普通人性”究竟是什么——我补课。
直到离开迟群和谢静宜统治下的清华大学以前；我对普通人性究竟是什么，是一直都没有开悟的。始作俑者只通过迟群谢静宜传教阶级斗争，反对人性教育。他们的阶级斗争，不可能使我变得更加明白，反加仇恨。
没有对普通人性开悟，才会感觉留校改造时期最困惑、最黑暗。事后拿“鲤鱼洲”与“监狱生活”相比较，前者的确要残酷许多。当时清华大学校园内从上到下假话连篇，经常有绝灭人性突破底线的事件发生：
（１）派工宣队占领清华大学，引发付出生命代价的严重冲突；
（２）工宣队占领清华后，驱赶清华师生到鲤鱼洲受血吸虫肆虐；
（３）清查５１６，对人进行精神和肉体摧残，高压迫害清华师生造成多人自杀。都是违反人性的。看来，我没有开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迟群和谢静宜坚持对我用阶级斗争进行教育！这种教育和关于人性的教育尖锐对立、背道而驰、相互排斥；人性与党性的关系也如此。始作俑者通过迟群、谢静宜只传教阶级斗争，反对人性教育；我不可能更加明白。
２０１６年加入校友群，参加对文革的反思，我补了“普通人性”的课：
（１）理性概括“普通人性”——我先作“理性概括”，后叙“理性认识”。
反思过程我看到阎淮校友对“人性”的概括：“趋利避害，善恶并存，千古不变”。我也认同用这１２个字理性概括“普通人性”。
（２）感性认识“普通人性”
离开清华、被抓进监狱，摆脱了迟群谢静宜的阶级斗争教育，开始了对普通人性的开悟，见《访谈录》一文（在狱中涉及人性的共约２０多处）的一点一滴。监狱生活使我对“普通人性”有了感性认识，这利于忏悔和反思。
（３）理性认识“普通人性”
在对“普通人性”有了感性开悟，并在校友群里参与讨论后，我对“普通人性”的理性认识日益提高。我归纳的理性认识，目前是这个水准：
人不趋利天诛，人不避害地灭。
舍己利人为善，利己利人为实。
利己害人为恶，非善非恶为空。
文革的始作俑者熟悉中国历史，深谙所有人千古不变的普通人性是：趋利避害、善恶并存，他天才地发现人性在趋利避害之余可以为善亦可作恶。
他发动的湖南农民运动“分土地、分浮财”，短时间内就来了几万万人趋这个利；其势迅猛异常。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左派最先跳出来革了那些轻信阳谋，来不及避害的人的命，很多右派分子简直是完全无辜的受害者。左派们自己趋利成功，受了益又成为革命先锋。发生这种因果颠倒逻辑，其根本的错点在于阶级和阶级斗争是按需定制的、是假的，实际上本不该存在。始作俑者率先造假，左派们紧跟他、害别人，还自以为给阶级斗争这个按需定制的邪恶概念作了贡献。
始作俑者在反复实践中天才地发现：群众中的绝大多数在权威面前会屈服，并任其摆布，且极有韧性——以至到最危急的时候，才会发出最后的吼声，而且还是被迫发声。群众如此奴性又如此容易被离间、撕裂，反倒促进了他的自信：只要牢牢掌握枪杆子，命名一个政治运动名称（如：反右派斗争）；一定有人趋势附利、伪称政治正确、假倚道德高点，向我始作俑者靠拢；甚至不惜借势把很多生灵推入深渊，酿成悲剧埋下仇恨。始作俑者则利用阶级仇恨夺取、巩固政权。
通过阶级斗争火线入党的左派分子：
（１）如果你在阶级斗争的火线中，打击的对象恰好是刺探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情报的美国特务，那么你的功劳还可圈可点。但是完成此种任务恐怕只需要组建国家安全局，而不必通过臆造阶级、预设斗争。
（２）又如果你参与打击的对象是各类刑事犯罪分子，那也界定不到阶级斗争的范畴里去。
（３）再如果你入党是因为对祖国甚至人类的科技发展有贡献（不是阶级斗争），这显然是“利己利人为实”的善。
所以只要是通过阶级斗争而火线入了党的左派分子，无一例外地应该反思，你的顶戴花翎上有无无辜者（既不是美国特务也不是刑事罪犯）的鲜血和仇恨。
尽管阶级斗争及其恶果还没有得到清算，可是这些年，由于没有搞阶级斗争所焕发出来的生产力是极其巨大的，这越是反证了阶级斗争的荒谬、邪恶和浪费。
文革前始作俑者诱导群众争取进步、靠拢组织；群众中“优势群体”和“后进人群”都想趋利避害。群众不明白正是自己“趋利避害”的愿望撕裂了群众。
“优势群体”（包括暂时无恙的：青年学生、红卫兵小将）集体忽略了始作俑者的这种诱导会对（各种原因造成的）“后进人群”压力天大、仇恨剧增：
（１）如果当时没有赶上政治运动，仅是阶级地位和经济待遇上的普通歧视，就足以让人气馁；“优势群体”越是积极向上，“后进人群”这种气馁越是加剧。
（２）要是正赶上始作俑者发起某某政治运动，就会演变成群众之间的对立争斗；矛盾解决不了？对不起！就持续不断加深矛盾，直至仍然解决不了，再加深。
（３）如果始作俑者此时在运动过程中再故意附加特定理论，如：国共之争论、文攻武卫论、反军乱军论等，就会激起群众间无穷尽的无谓争斗，撩起一系列趋利避害响应，直至形成杀戮。最后，阶级斗争主体间死缠烂打，斗烂了；文革参与者武斗，死人了；一旦发生命案，一切皆无以挽回。害人者对受害人会有无止境的忏悔；受害人对害人者作任何声讨都不解心头仇恨！这就是我的教训。
难道人性只会体验加入优势群体的快感，漠视他人被踢入后进人群之痛苦？
构成阶级斗争的第四要素：人性的趋利避害、善恶并存，就是这样千古不变地起着撕裂群众的作用！
群众既已撕裂，始作俑者便可根据需要因势利导、顺势来个秋后算账重新划分阶级，巩固加强自己的统治。他就是如此享受着：“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具备了四个要素，始作俑者发动阶级斗争便水到渠成。一抓就灵，屡试不爽！我将反复围绕四个要素去认识、分析为什么阶级斗争是万恶之源？揭示和理清始作俑者构建阶级斗争的四个要素，有助于我从本质上分析认识自己如何入罪。
现在我就首先引入这“四个要素”，勾勒出始作俑者对文革运动的发动：
（１）始作俑者以强权封闭国门，构建文革阶级斗争封闭场地，此其要素一。
（２）按需定制名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来才知打倒刘少奇是实质要素二。
（３）为了构建文革阶级斗争的对立主体，始作俑者按需定制并且提出走资派这个新群体，事先预备好这个将被批判、打击的新主体；又亲自挑选校园，阳谋了他的第一张大字报。及时引诱出红卫兵（这次不是湖南农民）这个思想和政治阅历都单纯、可用以批判、斗争、打击走资派的全新主体，形成策动文革的要素三。
始作俑者既然连自己的干部都要打倒、重新排队，那对待他过去培养的党员、工人、贫农就都得一分为二，两派再说了；“两派”也是构成文革策动的要素三。
１９５７反右运动后知识分子有所钝化，始作俑者为寻找更敏感、无杂念的“文革策动的要素三”，竟挖空心思，把心机用到了十几、二十几岁的娃娃们身上！
（４）第四要素：参与者趋利避害、善恶并存的人性，是文革策动要素四。
有了这四个要素，文革阶级斗争就被始作俑者成功策动。
事实证明，文革运动酿成很大悲剧。
以下具有悲剧色彩的史实，说明文革运动极具欺骗性、非常邪恶：
“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逐步离世，新一代党员中部分人当了高官；有“一小撮”成了腐败分子。
“老一辈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没有继续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倒是投入到改革开放的经济变革大潮之中。
“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逐步离世，坚守党的机密，盖棺闭口去见马列；许多材料押在秘密档案里，至今没有解密。
“老一辈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逐步离世，无奈厉鬼幽灵，含冤带屈拜会阎王；全部冤仇镌刻于活人心中，等待历史清算。
“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老一辈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是始作俑者划定的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敌对阶级！却呈如此演变？极具讽刺，骗局无疑。
始作俑者利用“人往高处走，害怕被推向社会底层”的趋利避害的普通人性，在人群中制造“左、中、右”撩起冲突，不惜死人（上至刘少奇、贺龙，下到普通百姓），用公民的性命和鲜血来保卫始作俑者！始作俑者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都是邪恶的！我参与武斗，成为帮凶，害死了别人，又害自己。
二、策动阶级斗争的第四要素是参与者的人性，我选择了剥夺他人生命之至恶
以上四个要素中，决定参与者个人后果的要点是：“要素四，普通人性”。
在策动阶级斗争的四个要素中，前三个要素的决定权掌握在始作俑者手里，始作俑者呈主动发起态势，始作俑者以外的所有人都是被动的。
而“要素四，普通人性”却掌握在我们个人自己手里；它是始作俑者策动阶级斗争的四个要素中，唯一的（不取决于他，而）由我们自己的心理状态和理性思考可以决定选项的要素。
我自己的教训正是对这一点（我自己可以决定选项）毫无认知，盲从派性，参与武斗；自己人性恶的一面被始作俑者充分调动出来，选择了害己害人的最极端之恶，剥夺他人生命之至恶。
文革后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表明不再搞阶级斗争了。事实也确实证明，党不再强调策动阶级斗争的“第二要素”和“第三要素”了。现在要防止文革卷土重来，就要紧紧盯住“第二要素”和“第三要素”会不会再现？要警惕谁再提出新的阶级斗争名称，再组织参与阶级斗争的新的主体。
根据以上捋出的四个要素，再来认识自己文革中的罪行就更明白、清晰了。
１、更清晰地看到自己犯罪的外部环境和诱因：我领刑后一直认定，犯罪入狱完全是因为自己；并没有认真思考：始作俑者及文革运动等外因对我的影响。
“四个要素”之分析清楚展现了我犯罪是发生在人造阶级斗争的封闭（如罗马科洛西姆角斗场之封闭）场景，把始作俑者对青年学生使的高明阴招揭露无遗。
２、通过“四个要素”分析，更清晰地看到始作俑者发动文革的按需定制阶级斗争本质。纠正了我（直到回归社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文革的肤浅认识：以为他发动文革真是为清理党的干部队伍，防腐败、反修防修，要整肃走资派。
三、穷追阶级斗争招数的侧重点：派性大旗背后掩盖的人性之恶
文革参与者们打着派性大旗，实质是抱团趋利避害。派性大旗遮掩着各类参与者的多种、多重动机，按文革的说法，各种动机很复杂。今天看并不复杂，因为本来就不该有阶级之分，不该有地、富、反、坏、右、资、黑；还复杂吗？说“复杂”二字，完全是被当时的阶级斗争警惕性教育扭曲了的结果。
在反右展览里，左派的获利和右派分子的悲惨相对比的画面，一直活生生地镌刻在每一个文革参与者心中！摧残和挤压着他们的趋利避害之心。思想和政治阅历都单纯的青年学生参与文革的真实动机本来很简单，就是“争进步、当左派，避免被划右派”。受到始作俑者的长期阶级斗争教育之后，青年学生内心的派性倾向，原发于对反右斗争或四清结果的参照和自己对“自身阶级质地”的判定：左派分子们能入党提干，工作顺利，生活得保障（我出身好、政治表现好，当仁不让）；右派分子们遭遇悲惨，甚至家破人亡（我出身差，重在表现？只好认命）。
１、为什么说“争进步、当左派，避免被划右派”的“好初衷”会成为人性之恶？
通过反右派斗争有一群人在斗争中成为左派而受益；同时有另一群人被打成右派而受损。受益群体参与了始作俑者按需定制的、本不该有的阶级斗争，成为受益左派，而同时使他人遭罪几十年。这符合“利己害人为恶”，所以属于人性之恶，而毋庸虑及其“争进步、当左派时内心的初衷”。左派、右派原本都是莫须有的。
那个初衷好吗？很多无辜的右派分子正是被多个“初衷”相叠加、威逼而自杀的。所以恶与不恶，不决定于其初衷；而决定于其客观后果（如：武斗致人死亡）。由于不懂始作俑者的阴招，青年学生“争进步、当左派，避免被划右派”的初衷，被他利用来打击对立派，把无辜者推向深渊；成为左派分子并受益的同时，也成了作恶的帮凶。这说明，始作俑者的阴招导致我们于无形中参与了作恶。青年学生自以为初衷良好，却不知始作俑者从一开始就决定要利用它来搞阶级斗争，从此带你卷入害人之恶。文革策动阶级斗争期间，最高明、最阴坏的伎俩就是总能运用美丽的词汇把人性灵魂深处最丑恶的东西诱发并释放出来。如把：“出卖朋友”叫成“分清敌我”、“落井下石”叫作“划清界限”、“揭发亲友”表明“站稳立场”、“需要武斗”就说“文攻武卫”、“要打倒你”定性“国共两党”、“鹬蚌相争”辩称“制衡之善”；不惜采用各种因势利导“初衷”的骗人口号来动员“蠢人们”放开手足做坏事（我谓之：使初衷发生变异的高明阴招）。
许多青年学生甚至始终被自己的良好初衷所欺骗，直到始作俑者已经隐藏不住害人的恶果时，还在死心塌地紧跟他搞阶级斗争。反右和文革均如此。看不懂始作俑者的阴招，以至于害人的恶果发生后，追悔莫及。初衷在后来是你内心永恒之隐痛，而恶果却被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方面的教训我永生不忘。
始作俑者对两派头头更是不惜一切手段（或派中央高级首长以接见的方式激发鼓励，甚至用亲自发表大字报）来刺激他们趋利避害的人性，帮助其组建司令部、组织队伍，鼓励他们拉派性大旗令其思想膨胀；最后让他们领导派性群众，释放出：打击迫害对立派的人性之恶。
文革运动几近沸腾，进入佳境。红卫兵领袖经常被首长接见，口味提高了，早就不仅是“争进步、当左派”，而是要领导全国红卫兵运动了；初衷早已实现，开始变为野心。能听到首长在面前讲话，天天能和中央首长握手；红卫兵头头蒯大富，如果不做领袖梦，反倒不正常！蒯的导梦者就是始作俑者。而对方的４１４派头头，即便自己“不想”做红卫兵领袖，但按照对等原则去推定，也很满足了。
两派头头身处政治运动风口，加上始作俑者对其直接、间接加以督导；使他们带着初衷，高调参与作恶的风险和频率更高。经常让红卫兵上报纸、上广播电视，红卫兵的张狂就是你始作俑者纵容（其实是刻意引诱）的。实践证明，你们纵容谁，谁就会张狂；倾向于谁，谁就会作恶！两派头头的“好初衷”最后成为人性之恶，根子也在于中了始作俑者的阴招。让你成为头头，只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已。看明白了以后很是失望：为什么不是阳谋就是阴招？
２、揭露始作俑者诱导青年学生参与作恶，揭开派性大旗对人性之恶的遮掩
１９６４·７·１４《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公开宣传其核心内容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而明确提出了五个“他们必须”的接班人条件。经过九评学习的清华两派红卫兵们“接班、防修”壮志凌云！尤其是两派的头头，都在冲着接班人的目标而奋斗。当了红卫兵领袖的人，他们的“下一个梦”，就是想进入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行列。“接班人”是封建政治里敏感度最高的字眼。把“奔着接班人争进步、当左派、求发展”作为阶级斗争要素的侧重点，因“敏感度最高”而恰如其份，并不夸张！
难怪陈云的“自己子女可靠论”打破“下一个梦”时，会有“上亿个梦者”如梦初醒：红二代真的发了！而不是某一派；造反派真的反了！结果红二代才是正统共产党。所以当陈云的“自己子女可靠论”使上亿个梦者觉醒时，两派终于集体愤怒了。中共一贯重视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培养的是工具而不是接班人。具有“大家特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被他们操纵工具打成右派；而工具最后成为左派。如此左右派组合，不可能取得自然科学学科的诺贝尔奖项。
文革前的反右斗争和四清运动，学校党组织刻意培养具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特质的同学，一步领先步步领先；入团、入党、提干、当官、选择国家重点专项课题研究一气呵成。文革前清华学生早已把“党员的政治优势”对自己的政治生命价值体现，准确锁定在“共产党员政治面目（身份标签）”上；人性的趋利本质导致聚焦申请入党。但是，文革期间党、团组织生活没有恢复正常，于是只能抱住派性、组团集体趋利避害（集体人性即派性），先“争取进步、当了左派”。这是两派红卫兵共同的秋后梦。双方在脑洞底部都这样想：“秋后我是共产党，你是国民党，我找你算账”！谁都知道红卫兵是“临时命名的元素，半衰期短”，而共产党员才是性质稳定元素的正规名称。先争取进步、当了左派，秋后会经过还原反应成为共产党员。可见双方举起派性的大旗，只是目前暂时抱团趋利避害。还是为了以“各自的派旗”为标识，聚集派性力量；最后“看看到底是哪一派的派旗”能向党旗靠拢。既然要听党的话，两派都介入“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就成必然，就免不了不断作“你死我活”之恶。工具就成了作你死我活之恶的工具。
在始作俑者的诱导和在派性大旗的遮掩下，两派头头释放人性之恶，几乎也都强调是从良好的初衷出发，在始作俑者的文革理论指导下做的。他们的“争进步、当左派”诉求，比普通群众要多一层“求发展”。头头们更是不能及时察觉自己正参与作恶，甚至在察觉到自己已经参与作恶时也从自己内心不愿意承认。
因为他们，一来是自认为始终遵循着始作俑者的指示；二来是因为在派性大旗的遮掩下进行的，即便作恶也不是为私；再者万一有疏漏之处，也可加以推诿而追究（首先对立派其次）部下的过失。所以派性头头“争进步、当左派、求发展的核心之利”更大、更隐蔽、更不好察觉，在派性遮掩下作恶以后也更不愿意承认。
不揭示这一点，就是没有读懂清华文革两派青年的雄心、头头的野心（无褒无贬中性词，仅相比于雄心）；也解释不了清华两派武斗的惨烈。在派性大旗背后，“争进步、当左派、求发展”的核心之利，不含妥协的基因，是武斗的本质所在。这是我对派性群体和武斗总的、笼统的看法。
但任何群体都有例外，兼有红二代和派性头头身份的陈楚三（可能还有更多）学长，在文革及随后的作为表明他根本很少考虑个人“去求发展”！难道当时他（们）只是天真盲目的参与者？我不解！期盼以后我有机会找到答案。
４１４派部分人员或有这样的观点：蒯大富们正在作恶，我们４１４是在行制衡之善！实际上只要参与了武斗，就提供了“一对”力中的反力；就成全、成就了武斗抗力的成双（偶）特性。“制衡之善”便无从谈起，要说也说不清楚了。
所以，文革本身是大恶；文革期间的派性是（抱团趋利避害，同时又处心积虑欲置对方于不利的）人性之小恶（仅相对于大恶）。两派群众自我伤害极大，倒是确实保卫了始作俑者。
时至今日，无论哪一派都会有共识：派性大旗背后的确存在人性之恶，受益和受损双方应该形成和解合力，把反思对准始作俑者的文革阶级斗争。
５０年后我已年过七旬，对始作俑者“高明阴招”已幡然觉悟：原来始作俑者提倡的阶级斗争教育，是“反人类良知的漠视生命教育”，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阶级仇恨及报复教育”（例如：收租院和刘文彩的水牢，等等）。始作俑者的红卫兵由于长期受此教育中毒很深，在文革初期，因漠视生命而作恶多端。而我也在武斗仇恨最激化阶段，被漠视生命的魔鬼缠身。始作俑者“放招”，我“中招”；在文革这个反人类良知的运动里，我作恶犯罪；文革武斗环境因素固然重要，然而环境只是外部条件，内因还是我自己漠视生命的人性。在始作俑者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激发人与人之间仇恨的同时，我的人性之恶被他的阴招调动出来，人性底线在“武斗现场的直观仇恨”的欺骗、激发下失守，可怕地沉沦到最阴冷的区域——对生命极度冷漠且无视的人性盲区。
文革这场噩梦已经过去了。
既然“用文革培养接班人”已经是个伪命题，两派都中了始作俑者的阴招；两派都只是“搞文革阶级斗争的第三要素”而已；两派就应该共同揭露始作俑者的阴招，进而和解，并且预防文革在新的“什么什么斗争的口号”下重演。
既然我们认识到发动阶级斗争的“要素四，普通人性”掌握在我们个人自己手里，而且可以由我们自己决定选项；我自己就再也不会毫无认知，而是会经过反思，把惨痛教训传说给他人，引以为戒。
以下三点是我回顾清华园里相处的同窗学友，在反右和文革运动中，为争取政治进步、不甘落后、趋利避害、发生踩踏而分化，直至仇恨对立，最后被始作俑者“以阶级斗争两派通吃，被秋后算账一网打尽”的过程素描：
（１）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这两个“人为制造的身份标签”，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就在无形中把人分成了等级；人和人之间就有了无形的界线，思想上各自留下了无形的划痕。“四清运动”以后各种路线斗争、阶级斗争频繁提出，又使得不甘落后、争取进步、青春懵懂的年轻人在趋利避害中追赶着参与、不敢有所喘息。
（２）始作俑者在反右和文革的阶级斗争中支持谁，谁就得利，并参与作恶。文革中他一反常态、反手支持蒯等造反派，令“原生态（出身好、入团早、政治表现好、懂事、听话的）左派们”措手不及；与蒯对立，形成争斗、直至武斗，致伤、致残、致死、致仇。始作俑者利用其仇恨的对立、互斗和升级，完成对青年学生的控制和统治。临走以前还不忘留下惜护蒯的嘱咐，不忘钦点释放出理论家；致使他们被抛弃半个世纪乃至一个甲子后，仍然惟始作俑者是所至盼而不能释怀。哀哉！
蒯至今想过：“始作俑者支持谁，谁就会参与作恶”这个难以抗拒的定则吗？
如果始作俑者沿着反右斗争的旧常态支持原生态左派们，他们参与作恶也是定则；文革后产生的新右派数量，会大大超过文革后期被判刑的学生人数。
（３）明明是按需命名的政治运动蓄意造成的冲突，在形成仇恨后，始作俑者又美其名曰：是社会主义阶段“客观存在着的”、“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以拟定秋后算账的血债铁案，以掩盖始作俑者蓄意制造冲突的本质。你把左、右两派都通吃了，连骨头都不吐出来！继续欺骗群众，贻害无穷。
四、反思的深入也带给我新的“不解之惑”：文革阶级斗争的真实性和虚无
反思越深入，我越有疑惑和恐惧；无论从哪方面讲我的认识能力都不够。
１、文革阶级斗争的真实性
显然文革期间，生产资料客观存在着，当时也必然有人占有着；当时的阶级划分不一定正确，但是阶级的确是实实在在客观存在着的。只是，始作俑者对阶级的划分标准是怎样的？我有疑虑。现在如何划分，谁能说清楚？所以回避分析阶级，只分析阶层，成为一种对策。不知道怎么描述或划分阶级，不等于阶级就不存在。而且：有阶级，就有阶级矛盾——这推论是成立的。上面这段话处处肯定“客观存在”，又处处有疑虑，留下不解之惑。
２、文革阶级斗争的虚无
前面我谈到的两个“按需定制”（我原称为“按需臆造”，感觉太夸张）：
（１）“始作俑者按需定制的政治运动名称”
（２）“始作俑者按需定制的各阶级斗争主体”
因为我认为：文革中坚持开展“阶级斗争”，是在私有生产资料似乎被全面剥夺的经济体制里进行；阶级的划分已不依据其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是根据文革中的现时政治需要臆造而成。
斗争的“对象阶级”不占有生产资料，则不会是剥削阶级，只能是“彼时政治上应该被打倒的派别”。
“文化”革命，是最大的政治造假；文革中的阶级斗争对象或派别（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则必然是依据政治造假而“再臆造”出来的。
“斗争（走资）派别”于是被偷换成为“阶级斗争”。所以感觉“虚无”。
我通过回想，认识到自己在文革中参与犯罪，的确非常荒唐。始作俑者一系列的口号式的臆想催眠术，使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产生连带幻觉和跟随臆想，“臆想链”由此产生（糊涂逻辑如下）：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要继续革命；尽管剥削阶级的资本和生产资料已经被剥夺，剥削阶级仍然会“依惯性继续存在”，并“可能复辟”。文革“运动实践”中，在社会上还要挖出具体的人，对这种（虚无的）臆想予以映证：臆想其仍然占有生产资料，并臆想其仍然享有相应的红利，且依此证明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心不死是罪过）”。此时，则可对其明确标注以剥削阶级的标签了。
对其标注以“剥削阶级的标签”之同时，再按需拟定出一个阶级斗争名称（提法）；利用那些对政治（名称提法）嗅觉灵敏、积极趋利而投靠过来的左派分子对这种“臆想中的标签”们加以斗争。
这就是始作俑者“利用一部分群众对另一部分群众进行斗争而实行统治”的“统治意识”。这就是人为臆造出来的“概念型阶级斗争”，或“号称是”什么阶级对什么阶级的斗争。
自己正是被这种人为臆造出来的“概念型阶级斗争”所欺骗，参加武斗走向犯罪。
我感觉，实际上始作俑者远不像学者般僵死地抠阶级的概念，他也从不管马、列怎么说，而是往往信手拈来、为我所用；他才能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列主义。
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我现在仍然拎不清，概念比较混乱和糊涂，既不能说是客观存在，也不好说全是臆造、虚无。特此提出来寻求帮助。
历史真相遮掩不住，无论是谁，都要接受历史的审判！
清华大学 动力系 零字班 樊思清
２０１７·１０·２８ １４：４７
□ 原载：《真话与忏悔——文革５０周年清华校友讨论集》，孙怒涛主编，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２０１８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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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笔记】
“把真相压上去”
·林 猛·
在今天，任何一场关于文革的研讨都会贯穿着历史和现在，阅读孙怒涛先生主编的《真话与忏悔——文革５０周年清华校友讨论集》，尤其会有这样的感觉。这本书是一群老清华（大多是４０年代出生，６０年代考入清华然后经历文革，而今都年逾古稀）拟议的文革五十周年研讨会的文集。研讨会流产，但文章还是结集成书了。
从文章里可以看到，这些老人在缺乏足够公共交流的情况下，他们努力根据亲身的经历，提出自己的观察、解释和反思，许多见解因此可以作为我们可靠的参考。
几乎所有作者都提到，不能人为地割断文革与文革前来理解文革，而这确实是主流文革话语的一个根本缺陷。年长一辈的林贤光老师提到：“对文革的反思不得不联系到文革前的十七年，其中包括蒋南翔校长统治的十五年。这十几年的历次政治运动应当如何评价？怎样认识？从中应当总结出哪些经验教训？我觉得这些都没有进行过认真和足够的讨论。”单单这样一个提问，足以刺破流行见解中围绕文革讨论而形成的重重迷雾。
另一位年长一些、亲历过反右的王铁藩先生也告诉我们，在反右时争辩双方固然言辞激烈，但话前或话后还会带上一句“我坚决反对你的观点，但誓死保卫你说话的权利”，表现出对费厄泼赖的信守。但自此以后，“反右展览，红专辩论，三大革命实践，九评学习接踵而至。这一系列的高压灌注，在人们心里郁积起越来越浓的偏执与戾气”，由此导致对知识分子精神的矮化，而另一头则是更粗鄙野蛮的红卫兵精神的兴起。杜钧福先生同样提到，中小学教师在反右运动中受冲击最重，而红卫兵一代正是在反右之后的狼奶喂养中塑造成形。
周志宏先生也反思了自己在成长经历中所走的迷途，完全接受片面的宣传而否定了家庭教育，忽视了天性中的亲情，一直到后来才有意识地“拨乱反正”。从文后的评论看，而与他有相似经历和感悟者不在少数。
全书极不寻常的地方是１９７０届动力系樊思清先生的忏悔与反思。樊先生在文革时属于蒯大富一边的团派，在百日武斗中曾开枪打死对立的四一四派的一位学生。可能与当时很多人不同的是，打死人之后，他并没有把这当作一件无足轻重的、在那个时代不足为怪的事情，在心底让它过去，反而一直为此自责、负疚。他为这一恶行受到了牢狱的惩罚，但即使如此，他还是时时想着要做忏悔，希望找到对方家属表达悔罪。
樊先生在坦诚自己所犯的恶行、并剖析自己内心对生命的冷漠的同时，也不讳言外部环境的煽动作用。自己正是完全按照九评学习和文革的字面含义接受了它们，而人性中深藏的恶更是因为主政者高超的鼓动而被激发出来，从而酿成大错。
樊先生真是有足够的诚实、勇气和担当，他的忏悔真是当代版的《复活》，只是我们缺少一个托尔斯泰去把握、提升它的意义，并用小说把它呈现出来。
这本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真实地再现了部分亲历者对过去的记忆和思考，同时也折射出文革话题在今天语境中的种种窘境。这里且不论作者提到的研讨会流产以及其他的种种麻烦，就以樊思清先生的忏悔来说，他最先是在清华小群里公开自己的忏悔，他的老校友们在表达钦佩之余，出于爱护他的考虑，不少人建议他不要用实名公开发表，甚至匿名也不要。原因在于，当今社会缺乏一种对待忏悔的善意的氛围，不同的派别可能会根据对自己立场是否有利来加以诠释、发挥，认为不利的一方很可能会对作者进行人肉搜索和攻击，从而给作者本人和家属带来烦扰。
这种担忧绝非多余。事实上，这一类的忏悔最需要“对听者有足够的信心，相信他们会理解故事的背景，不会武断评价当事人的品德”（平克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但这样一种氛围，恰如樊先生的校友所忧虑的，在今天极为稀缺。但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尤其可以见得樊先生的忏悔是出自真正的内心情感和道德原则，而非任何功利的算计。也是因此，樊先生的勇气和担当，是怎么称赞都不为过的。
读完全书，也产生了附带的一些思考。在书里，众多作者无一不是希望把过去的教训传给子孙后代，以使将来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这也是他们写作此书的一个原因。然而，书里也有一位作者在讨论中提到，即使是和自己的下一代，在文革等时政议题上也无法展开讨论，因而对未来会怎么书写这段历史不免忧虑重重。而从我的经验推断，在文革问题上这种代际之间的鸿沟应该是十分普遍的。
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在家庭教育里，这种历史认知和反思也不能向下一代传递？如果这样，如何还能对未来保持希望？
这里我不禁想起了索尔仁尼琴小说《癌病房》里的一个情节。小说的最后，同样有劳改营经历的主人公奥列格和医院的女护工叶丽扎薇塔聊起了过去，聊起了他们记忆中最沉痛的事情。叶丽扎薇塔说：“麻烦的是孩子渐渐长大懂事，什么都要问——叫我怎么教育他？把全部真相都压到他身上吗？这会把大人也压沉，把肋骨也压碎的！要是隐瞒真相，促使他和生活妥协——这样做对不对？他父亲会怎么说呢？……”
小说里，奥列格毫不犹豫地把一只手掌压在台玻璃上，说：“把真相压上去。”
从前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在被主人公、被作者的道德热情震撼之余，内心未尝没有一些保留：真的适合都告诉孩子吗？
事实上，我的疑问也正是周围很多文革亲历者的通常做法。在成长过程中，我观察到很多这样的普通人：你能感觉到文革对他们很重要，留下了深深的记忆和创伤，但又很少听到他们严肃地、有意识地谈论那段历史，即使对自己的家人（尤其孩子）也不例外。
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他们找不到一种恰当的谈论过去的方式，因为个人的不幸可能还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所以只好把不幸当作纯粹个人的悲剧而深埋在内心；也可能是他们觉得过去已经过去，孩子应该在更光明、更没有负担的未来中生活，对过去的记忆无助于他们谋划将来。于是，首先是在私人生活中，出现了历史记忆的断裂。而如果公共讨论也受到压制，那么这样的话题淡出年轻一代的视野，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那么，我们在这方面是不是还来得及汲取教训，做得更好？
书里有价值的细节还有很多，比如樊思清提到的在狱中认识的北京仪器厂模具工李厚祥师傅，同学回忆中的因为受到政治压力而自杀的荐健，这些可爱可敬的人物在历史上是不会留下名字了，然而正是他们身上所体现的那一丝丝高贵独立的精神构成了黑暗中的点点光亮。还有林贤光提到的文革十年中，我们往往谈论前两年较多，而事实上后八年工（军）宣队时期对大学造成的全面破坏却丝毫不逊于前者，这对我这样的后来者也有一语点醒的作用。杜钧福、沈昆等作者尝试的理论的、宏观的解释，即使不完全同意，也激发了我们进一步的思考。
很感谢这些作者，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历史细节和思考。如果我们不把这本书仅仅看成一本关于过去的书，如果我们意识到它所讨论的历史以各种方式延伸到了现在，如果我们看到在书出版时，有的作者名字已经加上了黑框，表示他、以及他尚未来得及讲述的故事都已永远消失在历史之中，那么我们或许会更加意识到这类作品对于我们的恒久价值，意识到作者们是做了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 来源：《一个人的书院》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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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灵祭坛】
关于许惠尔被打死的情况
·高 放·李豫生·
〔高放口述、李豫生录音整理，文字稿经高放生前审定〕
高放：许惠尔不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师，他是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的翻译，他是做翻译工作的。当时主要是翻译各种俄文资料，这个人身体很壮。
当时（学校）来了很多苏联专家，苏联专家讲课需要翻译。另外他们有很多著作，都是编译室的人把它译为中文，我们再出版。我跟他也不在一个单位，但是认识他，那时候我住西郊，他也在西郊住。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大家很难看到各种小报，他很热心，他到清华、北大、北航、地质学院采购各个单位自己出的小报，小报揭露文化大革命当中各单位的各个问题。他到各个单位采购，采购完回来在人大校园推销这些小报。
我看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我记得我也买过，一份三分钱，五分钱左右，一般没有超过一毛钱的。为了帮助大家选择内容，看看自己买不买，他就拿好几根绳子，在两棵树之间系个绳子，然后就把小报作为样本挂着，让你看看内容，想买就花三分钱，五分钱买一份，不想买可以不买，我也买过一些。
我看他的目的还是参加文化大革命，让很多学校的信息，大家花一两毛钱，不必再坐车或者骑车到别的学校买了，在校内就可以买的到，不是赚钱的目的，我可以证明这一点，并没有把价格抬得很高。后来过不久，他消失了，就听说他被打死了。怎么打死的，谁打死的都不晓得。
当时编译室倒是出了一件事情，可能是不是跟他有关联，编译室曾经奉上面哪个机构，什么人，要编译室去编有关斯大林的材料。文化大革命来了，就有人揭发编译室是大反斯大林。问题是还要追究编译室接受的是谁的指示和命令，有背景吗？谁叫你这么做？斯大林是伟大的领袖，他虽然有错误，可你专门收集他的材料，你的意图何在？
当时我记得有这么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可能他也参与翻译了，认为与他有关。另外是不是因为他也参加了某一派，另一派就把你视为眼中钉，你自己又有一个右派的帽子。许惠尔是摘帽右派，但文革当中有极左思想，说你虽然摘了帽了，但你仍然还是右派，就叫摘帽右派。
我们系有个教授叫黄少力，他是１９５８年才划成右派，为什么１９５８年才划？就是因为北京市委发现，人民大学右派划得太少，比例不够，没有到１·５％，所以人民大学在１９５８年秋后了又补划一批右派，去凑１·５％的数，我们系就把黄少力老同志划成右派了。但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右派，所以就不能说黄少力是摘帽右派。
黄少力是顽固不化的右派，他不承认自己是右派。领导说你不承认，也还是要把你当右派处理。怎么处理呢？给你工资降三级，工作原来是教师，不能当教师了，就在资料室编资料。
后来到１９７０年，我们都下放劳动了，下放劳动以前，军宣队跟工宣队去找黄少力谈话：说你是１９３６年参加红军的老革命，这么老的同志了，你不承认右派，你使党下不了台啊，党给你定的右派，你不承认右派，你是跟党对抗啊。现在你承认了是右派，我们马上给你摘帽，不用经过考验再给你摘帽。因为到１９７０年了，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７０年过了１４年了，你承认你是右派，马上就摘帽。
这个事挺有意思，我们教工就开了一个大会，要他做个检查就宣布给他摘帽。他说：“我不是右派，是军宣队跟工宣队给我说的，说我承认是右派就算我听党的话了，就给我摘帽。”他说：“那我就听军宣队跟工宣队的意见吧，我不跟党对抗，听党的话，党说我右派，我就是右派，其实我不是右派。”
最后他就过关了，给他摘帽了。大家找一个台阶下吧：你承认了马上就给你摘帽，你不承认没法给你摘。党不可能承认党有错误啊，党都是对的啊，你看，有这样滑稽的事情，然后他跟我们一起就下放劳动去了。
他１９３６年参加红军。他心态好，能想开，也不记恨，１９７９年右派都改了，都划错了，他也不记恨，他已经是五十七八岁的人了，他还想念个博士学位。他１９３６年高中毕业，本来考上燕京大学了，结果自己非要参加革命，放弃了燕京大学上学的机会，跑到游击区，那时候的河北灵寿（？）县，他跑到灵寿县参加了红军。
但是参加红军不久就不让他干了。那时候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北平，他是北京人，可能解放区生活比较艰苦，他就托家里人给他带一点什么东西，或者是穿的吃的比其他人好。结果领导就怀疑他通敌，就不让他当红军了。不让他当红军以后，让他在两项工作当中选择一项，一个是马夫，一个是伙夫。
他选择的马夫，伙夫还是辛苦嘛。到１９３８年改了名称叫炊事员或饲养员，１９３６年就是叫伙夫，马夫，后来成立了八路军以后人员要平等，说不叫伙夫，不叫马夫了，改个称号，伙夫改为炊事员，马夫就改为饲养员，都是员，司令叫司令员，革命队伍里头一律平等，都是员工。
他给我们讲过这个历史。他还有枪伤，他当八路军的时候的枪伤，所以他还是三级残废军人。１９５０年以后才到人民大学。我记得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一些老革命诉苦，说过去受日本人迫害，他诉苦，说他是三级残废军人，身体里还有一个子弹。
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了，共产党解放北平了嘛，了解清楚了他没有通敌行为，他１９４６年参加共产党。入党以后组织上相信他了，就派他回北平做地下工作。到了北平解放以后，地下党把他送到人民大学来学习，送到我们教员室，那时候我们教员很缺，一看资历这么老，１９３６年就参加红军，后来又是八路军干部，又受过枪伤，自己也肯学习，所以马上就把他留下来了，学习不到半年就当教员了，跟我们在一起。他是一个传奇人物，他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是右派。
据我了解许惠尔的情况，他也是参加某一派的活动，另外一派人就特别恨他，所以把他抓去。人民大学有好几个例子，朱真也是一个例子，朱真写的东西我看过，他错在什么？他错在就是参加了三红，因为他爱人是三红，他参加了三红。他参加三红，新人大这边就特别恨他，朱真参加三红还参加一些活动，你要什么活动都不参加，新人大的人也不一定把你当作目标，目标不一定对着你，就是普通人员。他参加一些活动，那新人大的人就对准了你。
我们系还有一个人也受罪，是普通的资料员叫张心绪。张心绪这个人也冤枉了一辈子。怎么冤枉了一辈子？他１９５０年是人民大学的学生，他学习比较优秀，把他选拔为逻辑学的研究生，学逻辑的，这是１９５１年的事情了。结果１９５１年夏天第一次审干的时候，他自己也糊里糊涂的，就交代说他中学的时候参加过三青团，别人就问当过什么职务吧，他也糊里糊涂，可能讲当了一个分队长。
他自己以为说了没有什么，但这可不得了了，三青团的分队长，算上骨干了。所以１９５１年整风，马上就把他从研究生调到资料室当资料员，这个人有重大历史问题，你将来不能够当逻辑学的教员。他也不错，埋头苦干，没有什么怨恨，给他调动，他自己心里明白组织上也没给他说，因为他也不是党员。也没给他说，因为你有历史问题，就说现在资料工作很重要，缺个资料员，你做吧。
结果文化大革命他参加新人大，参加新人大又很积极活动，去贴大字报什么的，结果三红这边就恨死他了，别人没有什么目标啊，就知道他是三青团的骨干，就抓住这个目标，把他抓去跟朱真一样，把他关起来毒打半天。
最有意思的是经过文化大革命重新审查，他根本没有参加过三青团，都说他是三青团分队长什么的，他自己交代的嘛，就相信了。后来他自己说我也不知道，当时组织上问我你参加过什么没有，我们学校有三青团，我就说大概参加过吧，问我当时什么职务，我说当时可能当过分队长，就这样。
后来文化大革命重新查，真正去调查他的一些老朋友，查清楚他根本没有参加过三青团，你看，冤枉了一辈子。到了人大复校以后，他因为在资料室干了一辈子，就给他当个资料室副主任什么的，后来调到出版社当一个编辑室主任，退下来了。现在还健在，比我还大两岁。
〔高放，原名高元浤，１９２７年２月生于福建省福州市。高放是著名学者，政治学家、共运史学家、马克思主义学家、社会主义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来源：《民间历史》，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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