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世龙：兼容并包，独立思考，用历史和世界的眼光看文革
朵 渔：赵树理：一个旗手的倒下
朱 悦：广阔天地，真的大有可为吗
黄世骧：马连良最后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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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九六四）·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一三二期（zk1806d）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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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九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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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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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后反思】 兼容并包，独立思考，用历史和世界的眼光看文革 陶世龙
【风雨人生】 赵树理：一个旗手的倒下 朵 渔
【研究综述】 广阔天地，真的大有可为吗 朱 悦
【亡灵祭坛】 马连良最后的岁月 黄世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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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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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后反思】
兼容并包，独立思考，用历史和世界的眼光看文革
·陶世龙·
各位朋友：
首先要感谢孙怒涛先生所做的工作和发出邀请，使我能参加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盛会。
我出身北大，工作在地质学院，住在清华，故文革中常穿梭其间，从三校获得感受。
文革中，虽一直有置于另册的阴影，但大部分时间尚有人身自由，不像陶德坚被禁锢长达十年之久！因而虽未参加任何群众组织，似游离于运动之外，却不仅是投入，而且是全身心投入，只不过是单枪匹马，我行我素，友人或称为“散仙”，自有其见地。
拒绝遗忘，亦我夙愿，故今日一吐所得，或有助于诸位全面思考。
我是１９４８年夏考入北大地质系，９月入学；１９５１年５月从北大团委调到团北京市委大学部工作（当时共９人，除１人来自燕京，来自清华北大的各４人。），１９５２年９月“归队”，参与建立北京地质学院。
北京地质学院是将北大、清华地质系师生员工，图书仪器，全锅端来作为主体，部分保留了两校的传统。我的另一半陶德坚，１９５３年秋从天津大学建筑系毕业后分配到清华建筑系，其后遂住在清华，户口也在清华，直到１９９３年。
文革之初，因反对工作组被打成反革命。工作组撤离，又被保工作组的红卫兵抄家，关押，劳改，直至反工作组一派翻身上台，始得缓解。复因不直于新当权者某些作为，倾向在野观点，终致以颠覆新生红色政权入罪。及至工军宣队进校夺权，否定了原来的罪名，却又以发表过介绍太阳黑子的文章，仍定性为敌我矛盾，帽子拿在人民手里，暂不戴帽子。最后算是学习８３４１经验，落实政策，“拉入人民队伍”。然后去干校，加上外迁湖北又返回，经历了文革中各种事件。
派驻地院的工作组，将几个月前才免去党委第一书记，在地院很得人心的院长高元贵作为整肃目标，受到多数师生反对。我参与了６月２０日向工作组表达不同意见的行动，成为被重点打击的十三名反革命（全是教师和干部，包括党委委员２人。）之一，本已定于７月１８日召开全院大会，批斗后即戴上帽子送芦台农场劳动改造，到时候却突然停止。
（一）兼容并包
这是众所周知的北大精神。我以为这也是实现民主所必须。
至今仍有人以为文革很民主，然而文革从开始到结束，从上到下，各门各派，无不以代表革命路线自居，不容不同意见，而且是必欲去之而后快。
工作组在清华大整老蒯及与他持相同观点的人，打了几百右派学生，不过是因为他们对工作组的做法有些不同意见。
地院也一样，差别仅仅是，地院不仅整了很多学生，还整了一大批教师和干部。地院工作组是以薄一波的批示为“万吨水压机”，清华的来头更大。
因此毛泽东先生将工作组压制不同意见，定为“实行白色恐怖”，完全正确，任何时候这个案也翻不了。
当时像我这样从悬崖边上拉回来的人，对毛先生的崇敬，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愿为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赴汤蹈火。
遗憾的是，后来的发展竟是谁在台上谁就代表革命路线，不同意见仍总是受到压制。不论其是与非，是多数还是少数。
就地院来看，在短短的一两年内，就经历了多次压制不同意见的反复。
先是朱成昭等师生和干部，因对工作组表达了不同意见，被打成右派学生，反革命。其后朱成昭翻身上台，又把也是因反工作组而打成反革命的沈孝宇再次打成反革命右派，还指别的一些本是战友的人为托派。说法不同，归根到底，仍是因为这些人对他们有不同意见，有所批评。
然而，几乎就在同时，朱成昭被令闭门思过，直至被撤换下台，也是因为对上面的作法提出了不同意见。
王大宾等被戚本禹指名接班后，压制不同意见并未停止。
地质学院是成立了革委会的，因此他们可以祭起反对新生红色政权的大旗，将不同意见打下去。但等到军工宣队进校夺了他们的权，转眼间他们又成为受压制者，不能表达自己的意见，而到抓５１６时一网打尽。另一派也未能幸免，被视为“一根藤上的两个黑瓜”，也有他们的道理。因为两派都有提出不同意见记录，犯上作乱，决不能允许。
将地质学院迁出北京，包括原来有分歧的各派，无不反对，但毫无用处。
对不同意见的压制，工军宣队比工作组更凶更狠。“九大”后有工农兵学员贴了迟群的大字报，这时用打击阶级敌人陶德坚来震慑群众不够用了，于是来了个“三个月运动”，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何东昌。其后又有对刘冰上书的批判，一切的一切，都不过是为了压制不同意见。而工军宣队对清华的破坏，比清华两派造成的要大得多，
现在已可看得明白，文革从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批黑修养，到批林批孔批邓，无不是为了消灭不同意见，全体只能有一个脑袋。
这也是自己应该反思的。
一是自己是不是也在推销只能有一个脑袋？文革中对立双方攻击对方都很厉害，但也有共同点，都是自称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竞相表忠心。我自己也是如此。说到清华，不能也不必回避，又开风气之先，“四个伟大”是康生等设计，林彪题的字，可付诸实践，清华是第一个。
再是，自己如果当了权，会不会也压制不同意见？完全会。不但是因为头脑中有“私”字，还因为存在着思想一元化，独尊一家的思维方式。我看两派不能联合，根本原因也在于此。只要坐到了那个位置上，就会不容异端。
不能低估斗争哲学对我们的影响。如“反击十二月黑风”，我也感到痛快。现在看来，对这些青少年破坏社会秩序，伤害他人等行为，自应制止，但也应当让他们有说话的权利。不应采取所谓群众专政的作法，更不能并无打砸行动，只是对林彪、江青等人有意见就抓起来。那时似乎可以允许你无法无天，但实际上是毫无不同意见的余地。
反思文革就应该看到独立思考的可贵。
（二）独立思考
有一种说法，清华的校训本为“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自由精神，独立思想。”或指为附会不实。但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源出时在清华任教的大师陈寅恪，则是不争的事实，有《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碑文》可证。
惟自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以《清华周刊》改名《新清华》为象征开始，老清华被否定了。而这一“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失去了，成为驯服工具，不漏气的发动机，听话出活了。
但在文革初期，老清华的精神又有显现，蒯大富等同学向工作组的挑战，特别是６·２４舌战工作组及其支持者的雄辩（胡鹏池：蒯大富——清华园的一只蝴蝶），孙怒涛的《少数赞》，刘泉的《康生同志我们怀疑你》等等，都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再现，给我留下至今难忘的印象，。
两个月后，地院也有过一次类似的８·２４通宵辩论。朱成昭和蔡新平等，也是在风浪中表现出独立的人格和才华。尽管有来自中学红卫兵的威胁，仍将对方驳斥得体无完肤。而威胁激起了更多人的义愤，许多人当场转向，地质东方红由此迅速成为多数。须知这时薄一波的“万吨水压机”的余威犹在。此时大家只能自己根据所了解的情况，凭常识和良知来判断，作出自己的抉择。
我经过了这个过程，很能体会，在清华得承受多大的压力，才能说出真话。
从这里也看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所展现的活力，奉命惟谨的工具是无法招架的。
可惜这样的独立思考未能继续，一个重要原因是开始得到了高层的关注。于是欢欣鼓舞，以为能上达天听，有了出头之日，殊不知从此失掉了自我，本来可以判断出的是非，也因听命于人而落入陷阱。
在地院，一个典型的的例子，就是如何对待彭德怀元帅。由于地院学生多数来自农村，并因有野外实习而能进入穷乡僻壤，对所谓三年困难时期的真相不乏了解。拒绝揪彭，乃是本意，但终于还是执行。在清华也不乏其例。
回过头来看，在整个文革中，我们都不过是枚棋子，失去了独立思考，无论何种表现，都未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三）用历史和世界的眼光看文革
文革十年，影响深广。个人所及，多有局限。故如何认识文革，仍在争议，彻底否定或充分肯定，已形成对立的思潮。下面是本人反思所得，归纳为三点：
１，文革是一次历史大倒退
根据中共总结文革的九大报告，文化大革命是按照毛泽东在社会主义仍然存在阶级斗争，要继续革命的理论进行的。为的是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如与毛泽东与中共一向宣示的理论来看，这个说法，逻辑上不能成立，实际上也不存在。
毛先生和中共一向认为，“中国现时的社会，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节中国革命的对象，《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即中国还没有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掌权的也不是是中国的资产阶级。这个认识符合实际。
“复辟”是指下台的统治者再次上台，中国社会既尚未转型为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也未当过权，何来复辟？
而他们要反的修正主义，实为马克思的理论提出后，世界的情况有了很大变化，一些奉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为适应这些变化，不得不作出的调整修改。他们的修正，未见得能解决问题，但毛先生拒绝修正，更是泥古不化。
在历史潮流中，不进则退。从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来看，许多方面已退回到古代的中国，其标志就是把皇权专制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由此也可以看出，文革之所以在中国发生，正是因为中国的历史文化有适宜它产生的土壤。文革中无论是群众还是毛泽东的思想与行动，都不难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中找到渊源。
２，无论那一派大方向都错了
文革中的群众组织，无不宣称自己是在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即使在某些具体行动上有错误，“大方向”也是正确的。回过头来一看，恰恰相反，即使在某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是对的，“大方向”全都错了。对这个问题，我在网上已发有一篇《文革中无论哪一派大方向都错了》，此处不赘。
只说一例，文革前的十七年，清华是不是红线主导？是当时两派争论的焦点。现在看来，四派认为是红线主导，符合实际。因为从１９５２年蒋南翔校长入主清华开始，学习苏联，改造知识分子，政治挂帅。兴无灭资，无不是紧跟毛泽东亦步亦趋。现在可以不必去辩论是红是黑，而是是与非。
而如把老清华否定而以莫斯科鲍曼高等工业学院（国立技术大学）为蓝本来建设新清华，１９５７年主张恢复理科的教师，不少因而成了右派。而今不仅理科恢复，人文学科也在建设。这一否定之否定，历史作出回答已很明确，文革之路不是通向现代文明之路。
３，反思文革，清除文革遗毒，就是对世界作贡献
朱厚泽先生临终前，对所谓“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推向世界，特别关心，使我想到这一点。
朱厚泽指出：过去，人们批评当政者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是“跛足改革”，而现在，有人认为中国这种改革不是“跛足”的，而是正确道路，是值得全世界学习的“模式”。过去，为官方辩护的知识分子强调不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因为中国人民文化水平低，几亿农民怎么可能直选总统呢？现在出现了新的提法：“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中国走过的道路和现实中国的发展模式是最好的，值得全世界包括美国学习的。这样，不是需要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问题，而是现在的模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佳选择，根本不用改革了！？
出现这种论调的背景固然和这些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有关，有些人大概从中得出一党体制照样可以实现“腾飞”乃至“民族复兴”的结论，而无视中国经济增长付出的巨大代价和分配环节存在的惊人不平等。更严重的在于，这些“成就”也可能真的使当政者飘飘然起来，不但彻底拒绝民间要求宪政改革的呼声，而且要沿着一党专制的路子走下去，不撞南墙不回头呢！
朱厚泽说，“这种政治专制、经济发展的模式，专制政权与外来资本勾结，有可能使中国发展成为同国际上一些反动势力结盟的最邪恶势力。２０世纪的苏联模式、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最终给本国和世界带来悲剧性后果。２１世纪的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走向幸福、民主、自由、法治的国家的成功经验，还是最终将给本国和世界带来悲剧后果？这将是人类实践和理论上的一场大争论，这场大争论有可能贯穿整个２１世纪。”
他说的很透了，期望不要被他不幸而言中。我只想说一点，“中国模式”的特色在文革中表现最充分。因此，如果能把这一段历史原原本本记录下来和传播出去，让世人认识，阻止文革遗毒向世界蔓延，就是一种功德。
２０１６年４月１７日初稿，４月１８日修订
〔作者简介：陶世龙，男，１９２９年生于四川安岳。１９４８年入北京大学地质系，１９５１年到共青团北京市委大学部工作。次年到原北京地质学院，历任团委副书记、教务处副处长、学报副主编、地质学史研究室主任、图书馆馆长等职。其妻陶德坚为清华大学教师，清华大学文革中“红教联”组织的头头。〕
◇ 讨论帖选登
▲ 陈中平：陶世龙老师的文章，视野开阔。他阅历丰富，与三校都有渊源，读后颇受启发。
兼容并包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确是北大和清华之魂的精粹。它们的提出，是在清末民初第一次现代启蒙的大环境中诞生的。
１９１０年代，梁启超到清华学堂演讲，对象是十来岁的留美预科生，他提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强调个人的修为，这当然极为重要，也很有针对性。但是作为大学之魂（尤其是研究性大学，或者现在所谓世界一流大学），“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显然更加重要，层次也更高。
政权更迭之后，中国的民主潮流遭到遏制，专政成为主流。两校精神早已边缘化，经过反右运动，更加荡然无存。
陶先生认为，文革初期清华小将的造反，还包含着老清华独立思考的精神，我觉得这种说法比较牵强。
文革初期的运动特征，是“奉旨造反”，把蒋南翔抛出来，作为活靶子。牢牢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主要的思想武器，就是“造反有理”和“怀疑一切”。
真正的独立思考，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十分罕见。而且都需要到毛思想武库中，给自己寻找防身的盾牌。一旦逾越雷池，触犯天条，下场必定十分悲惨。
为什么毛在文革初期要提倡“四大”？那是在他多年的领导下，各级组织已经打造成为坚强的“堡垒”，想要打破它们另起炉灶，过去的老办法肯定行不通。只有鼓励小将起来造反，冲锋陷阵。
两年之后，小将的的作用已经发挥殆尽，剩余价值不多了。继续重用他们弊大于利，老毛就开始变招了。
以工宣队进校掌权为标志，红卫兵小将的黄金时代成为过去，“四大”也随之宣告结束。后来的情况如何，在校的师生有更多的体会。
即使文革开始之时，也是找不到老清华独立精神的半点影子的。
陶先生说两派的大方向都错了，那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完全错误的，在此背景下的任何派系斗争或政见分歧，都无法驶入正确的轨道。
我们在文革中的一些人，从自身经历中获得体验，进行反思，思想得到升华，那是文革的副产物，和文革的初衷无关。
▲ 吴学民：兼容并包与阶级斗争论是“兼容”不了的。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哲学。要兼容并包，一定要提倡言论自由，要提倡法治。阶级斗争论则要消灭一切所谓剥削阶级的思想和行为，乃至从肉体上消灭敌对阶级。因此，必然是以一种思想来对全社会进行洗脑，不可能容纳异端。文革中两派之间也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盖因都被洗脑。老四认为老团要大翻个，是一群痞子；老团认为老四反文革，甚至反毛。有这样的看法，怎么可能包容对方？
▲ 沈昆：关于陶世龙老师的文章，我有以下看法：
１）赞同陶老师关于文革“各门各派，无不以代表革命路线自居，不容不同意见，而且是必欲去之而后快”的叙述与判断。
表面上看，这种容不得不同意见是由于唯我正确的政治定位所致，但究其根源，却是中华文化的固有弊病。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曾经有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繁荣时期，但即便那个时期各种思想之间的关系是争论而不是交流，是争高下而不是取长补短、创生新思想，这与同一时期古希腊的思想界截然不同，当时的古希腊已经有了大学前身的学园，学园里各种派别共同存在、传授和讨论，形成各种派别的思想相互交流而利于思想创新的局面。
中华文化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文化思想上更是日趋大一统，待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就连争论也不容了。
可见反思文革之余，改革中华文化将是中华民族进入现代文明必经之途。
２）文革应该是１９５７年反右之后，在中国民众中首次出现较大规模独立思考现象的社会运动。
当然，由于思想资源的缺乏，也由于共产党党化教育和宣传造成的思维惯性，文革中出现的独立思考显然是很初级、很片段化的，并且仍然受到不少束缚。即便如此，文革中的积极参与者与旁观者中都不乏主观上力求独立思考的先驱者。文革可以视为反右之后，中国民间成规模的独立思考开始复苏的起点。
然而，由于中国社会的政治化，任何独立思考也不免受到政治的影响，也难以拒绝对政治考量的屈从。因此在１９６７年之后的两派斗争尖锐化之后，围绕两派斗争的问题却特别缺乏独立思考，反而强化了中华文化中固有的救世主情结。
武斗中的清华团派尤其表现了独立思考的缺失和依赖救世主的情结。清华团派的武斗宗旨是促使中央对清华问题表态，然而尽管清华武斗事态愈益恶化，中央就是甘当缩头乌龟，坚不表态。
“七三布告”发布之后，市革委也作出决定要求清华北大等校终止武斗，然而，团派的主要领导人却没有下达市革委的决定，也没有重视“七三布告”的发布，团派从而丧失了一次经过民主程序讨论停止武斗的各种思考以达到自救的机会。相反，却发生了增加对方伤亡以求逼迫中央表态的愚蠢恶行，造成了令人痛心疾首的更多生命损失。实可谓缺乏独立思考导致的血的教训。
３）对于陶老师关于“文革是一次历史大倒退”之说，实难苟同。
文革之后随后发生的改革开放，比之文革之前的传统社会主义，不知前进了多少倍。这一点，应该可以达成共识。
既然文革位于文革前的落后社会（主要是经济）形态与文革后的先进社会形态之间并作为二者的链接而存在，文革怎么可以说是前者落后形态的大倒退呢？除非文革前那个落后形态本身就是一直在倒退的落后形态。
所以，文革实际上是，而且也应该被视为是文革前的落后形态与文革后先进的改革形态之间的大转折阶段。
４）关于文革的时代背景，我曾在为《历史拒绝遗忘》一书中所写《我对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的思考》一文中，对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时代背景作过如下叙述：
“上世纪六十年代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年代，是抗争与革命的年代。随之而来的七十年代则是转折的年代，是从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转向稳定发展与合作的过渡年代，是从抗争与革命转变为对话与妥协的过渡年代。是普世价值成为共识并逐步在实践中落实的年代，是人权逐步高涨的年代。”
因此，很显然，文革中发生的种种事物必须经受这一时代背景的检验，凡是符合当时时代进步的事物就是正确的、符合时代进步潮流的，反之则是错误的、阻碍时代进步的反动。对于文革中的派别，应该也可以据此作出判断。
我在《我对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的思考》一文中，对各种社会力量的文革表现作过简要分析叙述后得出以下结论：
“中国社会各主要群体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基本上都是背离时代前进，背离社会进步的方向的。造反派群众虽然在争取自身权益，要求民主方面符合时代前进与社会进步的方向，但由于他们的时代局限性，缺乏先进思想的指导，当他们拥有权力，可以实行民主与维护人权时，他们却犯下了与他们的压迫者同样的错误。
这也说明，文革是一个即将终结的时代企图继续延续的尝试。由于这一尝试仍然依循原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指导思想，也就注定不会把中国社会推进到新的时代。因此，文革应该被否定。但是，文革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５）目前社会上反思文革的主流，大概由于因循畏光症那个历史决议对文革的切割处理，在反思文革时严重错位，本末倒置。这主要表现为，错把中共的常态之恶归结为文革之恶，惊呼警惕文革复辟。
其实，文革之恶中，除了文革早期短时间内对伟光正各级组织和各级权力机构的破除，以及放手以下犯上的批斗干部外（这正是还乡团清算文革时最忌恨的两项“文革之恶”），其余所有之恶，包括侵犯人权、使用暴力、批斗伤害各色人等、法治不彰、伟光正的组织崇拜与领袖崇拜、迷信错误理论等等，无一不是中共常态之恶的延伸。也就是说，文革之恶除了那两项还乡团的最忌之外，其余之恶的本源皆为伟光正的常态之恶。本源不除，后果难免。
本末倒置地将中共本源的常态之恶当作文革之恶，虽然很有吸引眼球之效，但实在是对空放响箭，除了咋呼，一无所用（倒是可能成为给对方的信号，引起不想要的关注），不但对时弊不能切中要害，对反思文革也不能斩断本源、彻底否定。
显而易见，对文革的反思必须延伸，追溯文革本源的中共常态之恶。清除本源，方能完成对文革的彻底否定。
６）如果我们把文革之恶中最受还乡团忌恨两项称为文革的特色之恶，而把文革的其余之恶称为文革的通常之恶，那么，中共的常态之恶与文革的通常之恶的关系，似可用温水煮青蛙的煮釜之壁和温水，与煮水之釜的釜底高温热区来比拟。大多人众在中共常态之恶下不会有什么明显的伤痛感觉，但最终却是致命的伤害，正如多数情况下温水中的青蛙；少数人会受到中共常态之恶的直接伤害，比如禁言、跟踪监视、批判斗争、非法拘禁甚至判刑监禁，有如温水中的青蛙有时会触及温热的釜壁而感到不适甚至伤痛。文革中人们受到的伤害，有如当青蛙偶尔触及釜底高温热区时，受到的伤害显然更刻骨铭心，但根源与前述两种情况相同，都是煮青蛙的热源。
无论中共的常态之恶还是文革之恶，最根本的源头都是错误的马列主义理论。只要不摒弃马列主义理论的错误，依然把错误的马列理论当作信仰，执政当局就难免犯错甚至犯罪，民众就难免受伤害，就无法免除生活中的恐惧。
▲ 冯钧：沈昆，在文革中十亿国民只有毛一个脑袋能独立思考，其他人胆敢独立思考就要枪毙，看看张志新、林昭，遇罗克等。文革中，政治极权，文化破产，经济崩溃，人性败坏，不是倒退是什么？
▲ 李仕林：我赞同沈昆兄关于文革中存在独立思考的论述。如果以毛思想为尺度，文革中没有独立思考。但在此前提下，你当保守派还是造反派，当老团，还是当老四，亦或选择中间派、逍遥派，全都需要独立思考。文革前你在政治上该怎么做，只要听辅导员的就行了。文革中，可全部需要自己决定。所以，文革既是不允许独立思考的年代，也是独立思考大发展的年代。
▲ 陶世龙：陈中平、沈昆，谢谢提出详细深刻的意见！在许多问题看法基本一致，有几点再说一下。１，我以为在运动初期，同学中的少数人还是表现出有独立思考的，因为此时他们考虑的只是是非而无利害（干部不一样，参杂有利害相关）；再是，并不知道高层真实意图。当然后来受到高层眷顾，性质就变了。２，文革是不是历史的倒退，我主要是着眼于政治，如传达最高指示不过夜，皇帝也办不到的，一道诏书的发出也有它的程序；再如四个伟大，皇帝最多占一两个，文革中毛都占了。这是内容上，在形式恢复封建那一套的地方也很多。这个问题文革刚结束时谈的较多，但没继续下去。因为这些也是走专制道路所需要的。这个问题值得讨论。
▲ 郭莹：具体参加哪个战斗队，似乎是每个人“独立思考”的结果，其实，你还是没有翻出如来佛的手掌。表面上看，你有权选择具体是哪一根擎天肉柱，但是到头来那一泡猴尿留在哪里已经完全无关紧要。当年的“蒯司令”绝对是一位非常有个性善于独立思考的年轻人，但是十年文革，他也只是风光了一年多，就像当年“革命小将”自己调侃的那样：“一年香，两年臭，三年就挨斗！”他和当年的所有风云人物一样，最终不过是政治大博弈棋盘中的一颗棋子而已。所以当时大家已经明白，根本就没有什么群众运动，有的只是“运动群众”，千百万群众只不过是被运动的对象而已。当年还有一种生动的总结：“写不完的检讨，站不完的队；挨不完的批斗，流不尽的泪”……所有这些已经过去半个世纪，居然还有人认为当年可以“独立思考”、可以“自由选择”，可叹、可悲！
回首这一生，好像只有最近这几年多少开了一点点窍，对于历史，对于当今，不再盲从，不再轻信，真正开始了独立的，当然也是非常危险的思考思辨甚至“妄议”！
▲ 林贤光：我说一点这几天的体会，我觉得这几天大家都是在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讨论。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绝对尊重对方的发言权。我对此深受教育。文革中如果大家是这样的平等、理性、尊重对方的讨论又何以导致武斗的发生。这也足以说明通过文革的教训和启蒙，我们都能做到尊重对方，能够包容对方的观点。而讨论的过程也是对自己的再启蒙。至少我是这样体会的。这几天我的收获极大。谢谢大家。
▲ 孙怒涛：文革初期的“独立思考”更像是“笼子里的思考”。我赞同这一结论。
问题是：与文革前的“笼子里的不思考”，是不是算是一个进步？
我认为独立思考的独立程度是渐进的。
以我自身体会，从高二（５８年）开始到６６年，历次政治运动和党化教育下，几乎已经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完全接受了反对党支部甚至反对党支书都可能是反党的洗脑。蒋南翔和校党委的倒台给我以极大的震动，让我认识到反对基层党委不一定是反党。
这当然只是“笼子里的独立思考”，“笼子”是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不能反的。
我是想说，从党支部都不能反，到基层组织可以反，这是不是在独立思考上进了小小的一步？
无论是独立思考，启蒙，还是民主，都是一个长期的进程。进程中的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应该肯定，不能以他们离最终的、完美的形态差得太远而否定之。
▲ 周家琮：不能认为除了遇罗克等其他人都是在笼子里思考，塔尖之下有塔基，露出水面的只是一角。文革发动者不会想到，文革造成了比文革前更让人能够独立思考，解放思想的机会，一打三反全国抓出那么多以学生为主体的反革命小集团，即为明证。
▲ 卢纹岱：我赞成独立思考是一个长期的进程，对于每一个小小的进步都应该肯定。但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独立思考的进步也还是在笼子里的，无论你怎么独立思考都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想逃出笼子就要对你专政，如张志新、遇罗克……。五大学生领袖也是毛需要利用他们而鼓励他们独立思考。需要他们独立思考，按毛的思路行事时鼓励。用一时，没用了，就对独立思考时的作为进行清算！至于对他百年后的问题的鼓励完全是一种姿态，是文革需要学生领袖们更加崇拜在他的脚下，听他的话，造反以达到他的目的。所以只能说是文革这一新的形式客观上开启了了独立思考的本能，把十七年各运动带来的独立思考的能力的丧失又恢复了一点点。在笼子里的比喻很贴切。
▲ 李仕林：“笼子里的独立思考”的确也是很普遍的。我想强调的是，即便在笼子里，也各有各的思考，不同的思考。这是历史事实。你当老团，他参加老四，还有人逍遥，是别人帮你思考的，还是自己思考的？更甚者，也还有人逐渐质疑文革，不愿意再参加文革，甚至反感。这也是真实的。
▲ 吴学民：是文革的倒行逆施引起了人们出于内心的抗争，使得人们独立思考。不能说是文革推动了独立思考，而以此作为文革的一个功绩。
▲ 王铁藩：反右时我的罪名之一就是向党要独立思考。批判我时，有人说：你不过鹦鹉学舌，拿西方的民主自由当圣旨。我一时无语可答。现在那位可以为我辩护？
▲ 徐耀寰：可以让毛泽东为你辩护，他说过我们就是要搞西方的民主。
应当是１９４６年７月４日为庆祝美国国庆日所写的新华日报社论。
▲ 侯国屏：文革还是使我的思想得到很大的解放。起码，反对党支部不是反党了。没有想过反毛，相反崇拜他，竟然敢这样搞四大。记得串联时在中南矿冶学院看到一副对联“条条框框清规戒律滚他妈的蛋，言论结社出版自由谁也管不着”，横批是“造反有理”。
怀疑一切成为我最喜欢的格言，至今未改。对网上的消息从不轻易相信。
文革中诞生了一代独立思考的年轻人。特别是中学生。
我们大多数人也只是“笼子里的独立思考”，那也比原来强多了。
▲ 沈昆：文革前伟光正为我们铸就的思想牢笼，不仅仅由镇反、批判胡风、各种文化批评、反右等政治运动构成的专政铁墙所构成，还有十七年的思想灌输建构了我们的价值观念体系和思维方式，以及立场等。除了上述这些之外，我们也缺乏思想资源、工具，以及独立思考所必须的输入信息。
▲ 张比：沈昆说的对。文革前我们接受的灌输确实很严重。唯一存在的思想资源恐怕是还有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多数人还讲孝道，友爱之道，否则斗争会更激烈，残酷。
▲ 林海：所谓独立思考，用自己的脑袋来想问题，但是你的脑袋可能不是独立的。心理学家凯利创立了人的认知的“个人结构”说。认为每个人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过程都和它的独特的认知结构有关。而这个认知结构的形成，是受到周围世界的影响的。我们从小就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经过灌输和潜移默化，逐渐形成了我们的认知结构。比如我们这一代人，有两个观念是非常顽固的。一个观点是认为认识来源于实践，真理要经过实践的检验。第二个观念是认为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这两个观念有可能形成我们的认知结构的骨干。在这样的结构上进行的认知过程，是不是独立思考呢？你以为是用你自己的头脑想问题，实际上是用另外一个人的头脑在想问题。
水装在瓶子里，就是瓶子的形状。瓶子破了水流出来，就恢复了自由的本性。人不是这样。一个人奴才当惯了，给他发一张自由证书，他还是一副奴才相。思想的自由和独立，不是没有枪杆子逼着你，你就自由独立了。人的思想在解除约束之后，会有强烈的反弹，然后又会弹回来。一个农民受尽了压迫，他揭竿起义了，他就会想着做皇帝。这个皇帝梦是他独立思考的结果吗？不是的。他的敌人给了他思想，而后他就变成了他的敌人。呵呵。
除了关注和肯定个人的独立思考外，我更加关注思想产生、传播、修正、升华和衰落的过程。人类的思想具有整体性，只有在整体的背景上研究个人的思想才是有意义的。毛泽东的错误是和中共的历史分不开的，也是和中国的历史分不开的。毛泽东要为文革负责，党的中央委员会要为文革负责，中国共产党要为文革负责。
▲ 颜慧中：脑袋在不同的层次就有不同的独立思考的空间。
▲ 谢佑文：我认为读过书的人独立思考的人不少，只是敢说出不同意见的人实在太少了。肃反，反右，大跃进等政治运动把大家整怕了。清华党员干部中几乎没有一个敢学习张志新的，其实张的想法大部分清华党员干部都有。说明中国的政治环境不让人独立思考。现在有所改进，但创建自由思考的政治环境，仍旧有不少问题。
１９４９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效果是把敢于说话和独立思考的人清理干净。其实都做一个理性的普通人：有自己的思想，懂协调，有爱心，中国不至于乱成这样。
▲ 李包罗：蒋南翔独立思想和创新精神是梅校长领导的清华培养的，今天清华青年学子们尊崇蒋南翔是因为他们的老师们如此。
蒋南翔是一个忠于党的有思想有创新的教育家。他是有思想、有能力的人，可惜用力的方向不对。
对历史的反思从来都是为了未来寻求正确的道路。对蒋校长的反思，也是为清华寻找正确的办学理念与道路。
▲ 陈天晴：所谓思想教育，就是洗脑，就是不允许独立思考。
▲ 李包罗：独立思考？真是“妄议“了。林昭，张志新，遇罗克等人是真独立思考过，结果是把你用于思考的脑袋砍下来。
▲ 林刚：我以为独立思考是一个自由人与生俱来的人性中的重要部分。思想的自由甚至高于肉体的自由！五四以后，天天喊自由、平等、博爱，其实自由首先是思想的自由，也就是独立思考的自由。没有了独立思考，没有了特立独行，人类哪还会有新的创造力，社会何来前进动力。
哪怕是个婴幼儿，我们都会发现他们某些独立的“思想”。当他们稍大后有了语言表达功能，大人们常常会惊讶地从他们那里听到一些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言论”。这只能解释为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有他们独立的思想。青少年时他们有时会说一些不知天高地厚或大不敬的话来，这时大人们就会出来干涉了。这就是压制独立思考的开端。但总有少数青少年实现了他们的想法，这才有了“自古英雄出少年”的感慨。成年人中没有一个是没有“独立思考”的，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很多人不敢承认、不敢说甚至昧良心地说话。但总有一些勇敢者，勇敢地去实践他们的独立思考而获得成功的。如果没有这些先进者的独立思考与实践，根本就不能想象人类能获得社会、经济、科技的进步。
人性的形成与表现是以其有独立的思想，能进行独立的思考为依托的。也就是说，没有了独立思考，人性也就近于“泯灭”了。人类追求真理依托的也是独立思考，一旦没有了独立思考，人类也就走向灭亡了。
统治者特别是中国的统治者历来都是压制独立思考的，因为人们的独立思考往往会动摇其统治。暴力消灭、洗脑改造、强制灌输都是其不同的手段。在中国，法家更重暴力。儒家则欺骗性更大，其浩瀚的典籍中无所不包，好似都是教你怎样做一个有道德的好人的，使人们忘了它的核心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三纲五常。这个内核实际上与法家是相通的，是维护专制皇权的。中华民族的某些人的奴性较顽固与此有深刻的关系，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哀。但统治者认为这还远远不够，或要发明更高明更毒辣的手段来实现“存天理，灭人欲”的目的。
自１９４９年以来的教育文化政策尽管多有变化，但其核心，打击消灭独立思考的目标是一直不变的。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效果是把敢于说真话和独立思考的人清理干净。我们的校训为什么被阉割，为什么只要我们做红色工程师，出活就好，就怕你有政治方面的独立思考。又红又专是消灭独立思考的文雅说法，目的自然是培养工具、螺丝钉。说成技术动物只是难听点。通过肃反、反胡风、反右、大跃进、拔白旗等等政治运动，要把中国的政治环境治理得万马齐喑让人不敢独立思考。所以六十年代要进行反修防修，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四清，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为什么是“文化”革命而不是别的什么革命呢，那就是消灭四旧，特别是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意识，乃至旧人类。要你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虽然不再说驯服工具，但要你做螺丝钉，也就是没有独立思考的机器人似的“新人类”。就是只有党性泯灭了人性的新人类。但搞了十年也没有达到目的。
▲ 吕述祖：人的思维，思考其实永远是自由的，因为这只是你一个人自己的空间。但是如果真是接受了信仰，或是接受了洗脑，自由的思维空间就会产生边界，形成约束，认知范围就会缩小。
人的大脑里有一个信仰中心，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有的人更容易接受信仰和洗脑，有的人则正相反。所以每个人的思维空间也因之而不同。
正如林刚所说，中国的统治者企图压制独立思考是一贯的，不仅压制独立思考，还要用恐惧来控制人的思想。但是实际上人的思维永远可以是独立的，自由的，只有言论可以被控制。
▲ 林贤光：我非常同意林刚兄的看法，没有独立思考就谈不到启蒙。蒋介石的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和４９后的全国只有一个思想，是同样地不让你我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空间。只让你听话，听一个人的话，去出活。人人都是螺丝钉。要启蒙，先决的条件是独立思考。
▲ 范力：非常赞同林刚兄的见解。独立思考是人的生理结构和本性决定的。上课独立听讲笔记，考试独立答题。吃饭自己选菜夹菜。洗脑，钳制思想，杀灭精英，是反人性，反社会，把人工具化，犬儒化，甚至变成杀人凶手。中华民族已经为此付出太多太大太久代价。至今还在付出。
▲ 柳栽棠：若把“独立思考”定义为人类政治上的成熟是错误的。独立思考只可以形容一个人的思维状态，有时有可取之处，而不宜用来广为提倡。因为会与“服从”相抵触。而人类社会要想进步和富强，更多需要的是服从一法制。
比如学生，首先要树立尊老尊师的习惯：，他才能虚心学习。若教导孩子习惯于反抗大人，则竖子不可教也。现在一些年轻人蔑视一切权威，叫独立思考？
▲ 张天海：讨论文革、１７年、教育、蒋南翔的功过等等，首先是一个“价值评判”问题。离开了共同的基本价值观的讨论只能是鸡同鸭讲，一团乱麻。以“普世价值”生命、健康、尊严、自由、平等、法治……即“绝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标准看，文革、１７年、蒋南翔旧清华的功过是非很清楚，而以一党或“红色江山万万年”为标准则会有诸如个别错误、交学费、反修防修、好领袖犯错误等等看法。可见争论不休的原因是没有共同的价值评判标准，虽然表面上各说各有事实依据。
▲ 谢佑文：我记得文革开始后不久，斗蒋南翔和走资派开始了。班上有一些学生积极写大字报，我从上铺观察到下铺的一个党员同学，每天用一个小本记录积极份子的活动，包括具体哪位同学在哪里贴了什么大字报，大字报内容照抄记录。我当时视力很好，看到后悄悄告诉被纪记录活动轨迹的同学，让他注意秋后算账。工作组来后，那些被记录的同学当然倒了点霉。后来工作组撤走后，那个党员同学仍旧记录有关同学反工作组的言行。究竟那个党员同学在很自觉地完成领导布置的任务，还是他自己觉得应该自觉地承担维持当局权力的责任，我就不得而知。至今我对此仍旧很感兴趣。如果那个党员同学还在世，（他已经在多年前去世）我还真想问问他，究竟是他的自觉行为，还是领导布置的任务。他是上海崇明岛农村出生的普通学生党员，很朴实，我觉得他是自觉的党的驯服工具。
□ 原载：《真话与忏悔——文革５０周年清华校友讨论集》，孙怒涛主编，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２０１８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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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人生】
赵树理：一个旗手的倒下
·朵 渔·
◇ 山雨欲来风满楼
１９６６年４月１６日，中央批评了由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撤销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５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建立了新的“文革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康生任顾问。由此，“文革”的脚步开始变得越来越急促。
此时，“人民艺术家”赵树理像他一生中的大多数时间一样，正在山西乡间参观访问。这年４月，已返回家乡山西工作的赵树理先是亲赴河南兰考，为剧本《焦裕禄》搜集素材。随后，他又接受晋东南专区上党梆子剧院的约请，来到长治参与修改汇演剧目《两教师》。他同陈奇、潘公展、张仁义、李振杰等五人组成创作组，下陵川，赴晋城，到几所农业中学采访。行走在晋东南青山绿水间的赵树理，显得如鱼得水，在这片养育过他的土地上，他的呼吸少有地舒畅。
５月底，赵树理在晋城农村听到了《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广播。（编注：作者此处有误，毛泽东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写于１９６６年８月初，作者此处可能是指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在５月下旬张贴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该大字报于６月１日晚间向全国广播。）他预感到，这是个不祥的信号。第二天即接到通知：解散创作组。创作组人员陆续离去，赵随后返回晋城。
７月１日，《红旗》杂志公开刊文批判文艺界领导周扬，诬其为“文艺黑线”的“祖师爷”“大红伞”“总头目”。周扬曾对赵树理赞誉有加。上世纪４０年代，周就曾在《解放日报》发表题为《论赵树理的创作》一文，这也是最早、最系统地对赵树理的小说给予高度评价的文章。文中，赵树理被誉为“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李有才板话》是“非常真实地，非常生动地描写农民斗争的作品，简直可以说是一个杰作”；赵树理的小说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周扬的倒下，预示着在这把“大红伞”庇护下的赵树理在劫难逃。
８月８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决定》号召全国人民“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揭批赵树理的火力也越来越猛。当天，山西省委宣传部便召开了揭批赵理的座谈会，８月９日，《山西日报》用通栏大标题《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文学“权威”，打倒周扬黑帮树立的“标兵”赵树理》报道了这次揭批会。随后，该报又连篇累牍批判了赵树理。８月中旬，赵树理被押送到长治，幽禁在地委招待所隔离审查。
对于风暴潮的来临，赵树理是有预感的，他起初甚至怀着善良的愿望，准备接受“人民”的批判。他曾在一张万余言揭批他“问题”的大字报上赋诗曰：“尘埃由来久，未能及早除。欢迎诸同志，策我去陈污。”其中有一个农民作家幽默天性的自然流露，也有对运动的良好愿望。然而，形势的发展远不像他想像得这么轻松。有一次，他看到一张《请看赵树理的野心》的大字报，揭批他对无产阶级专政极端不满，有改朝换代、再造江山之“野心”，结尾还引用他的一首诗作为“罪证”：“任它冰封与雪飘，江山再造看今朝，钻林不作银蛇舞，也与天公试比高。”这首诗是他在１９６４年３月参观大庆油田后所写，目的是赞颂石油工人，没想到如今竟被人牵强附会至此，还上纲上线，欲置人于死地。他的心情一下子变得沉重起来。
◇ 不合时宜的“农民代言人”
已近花甲之年的赵树理，是１９６５年２月离开北京，全家迁回太原的。赵离开“风暴眼”回到了故乡，担任晋城县委副书记，分管文化局工作。从１９４９年进城，到１９６５年的离开，这１７年中，他是在不断地“离京”和“返京”中度过的，同时也是在不断地“离乡”与“返乡”。１７年中，他无数次返回故乡，徜徉于故乡的风俗人情里。这１７年，是中国文艺创作相对繁荣和平稳的时期，但对赵树理来说，却是繁华中充满落寞，平和中潜藏杀机。
赵树理是以一个“旗手”的身份进城的。当时，他已写出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多部成功之作。《小二黑结婚》发表后，赵树理即赢得大名，美国记者贝尔登在其著作《中国震撼世界》中不无夸张地说，赵“可能是共产党地区中除了毛泽东、朱德之外最出名的人了。其实他是闻名于全中国的”。继１９４６年周扬发文赞誉赵树理之后，１９４７年８月，在晋察鲁豫边区文艺座谈会上，与会者甚至“同意提出赵树理方向”，将之“作为我们的旗帜”，陈荒煤还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向赵树理方向迈进》。在此前后，周扬、茅盾、郭沫若、邵荃麟、林默涵、力群、冯牧等纷纷著文，意欲将赵树理“旗帜化”“经典化”。到了１９５６年的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上，周扬在报告中将赵树理与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一并称为“语言艺术大师”。与此同时，赵树理的作品被重印、翻译，流布愈来愈广。１９５２年，苏联读者将赵誉为“中国最有天才的作家之一”，１９５６年，赵树理的作品在苏联用六种文字出版了１４次，印行高达９７·４万册。
赵树理在国内外虽然声誉日隆，但作为进城的一员，他却并没有在北京的官场上分得多少杯羹。在第一次文代会上，“方向性”人物赵树理仅仅忝列众多理事之一。北京市文联成立后，他成为副主席之一（主席为老舍），但这个职务对他来说似乎也是可有可无的。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５日，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成立，赵树理被推选为主席。他似乎更看重这个“大众文艺研究会”的角色，而且在《说说唱唱》这本难登“大雅之堂”、很被“正宗”文艺家看不起的主编位置上干得热火朝天。他曾在成立大会上说：“我们想组织起这样一个会来发动大家创作，利用或改造旧形式，来表达一些新内容也好，完全创作大众需要的新作品也好，把这些作品打入天桥去，就可以深入到群众中去。”“打入天桥去”，这句曾响彻太行山区的通俗化、民众化的口号，此时在北京城却显得那么土气、促狭。严文井在《赵树理在北京胡同里》一文中写道：“５０年代初的老赵，在北京以至全国，早已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了，想不到他在‘大酱缸’里却算不上个老几。他在‘作协’没有官职，级别不高；他又不会利用他的艺术成就为自己制造声势，更不会昂着脑袋对人摆架子。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土特产’。不讲究包装的‘土特产’可以令人受用，却不受人尊重。这是当年‘大酱缸’里的一贯‘行情’。‘官儿们’一般都是三十年代在上海或北京熏陶过的可以称之为‘洋’的有来历的人物，土头土脑的老赵只不过是一个‘乡巴佬’，从没有见过大世面；任他作品在读者中如何吃香，本人在‘大酱缸’还只能算一个‘二等公民’，没有什么发言权。他绝对当不上‘作家官儿’对人发号施令。”
赵树理之所以有如此境遇，或作出那样的选择，与其自身的经历、性情气质不无关系。赵出身山西乡下，自幼生活窘迫，教育经历贫乏，１７岁才高小毕业。赵树理虽工作经历复杂，但很少离开山西的乡土，进京前他到过最繁华的地方，是仅去过一次的太原。这表现在赵树理的日常生活中，就是对乡土气息的亲近感，说白了就是“土气”。在北京市文联，老舍和赵树理一个是主席，一个是副主席，两人的形象却截然相反。赵穿一身解放区带来的中山装，头上顶着个帽子；老舍是地道的英国绅士装束——西装，手杖；两人性情也迥异，吃饭时老舍往往比较讲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赵则是随便走到街上，兜里装着二两白酒，找个小吃摊解决一顿伙食；老舍说一口京片子，讲话总爱“您”“您”的，赵树理则是满口山西腔，别人不细听还听不懂。但二人在文学上却都追求平民化，赵是农村的平民化，老舍是城市的平民化。赵树理与乡民、与底层民众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早在１９４７年，赵树理就曾对贝尔登说：“我想，我应该向农民灌输新知识，同时又使他们有所娱乐，于是我就开始用农民的语言写作。我用词是有一定的标准的。我写一行字，就念给父母听，他们是农民，没有读过什么书。他们要是听不懂，我就修改……这样，从前只有少数知识分子看我的作品，现在连穷人都普遍能看到了。”
赵树理进京后，一有机会就跑回山西乡下，他到那里并非走马观花，也不是简单的“体验生活”，而是身体力行，同吃同住同劳动，深扎进农村。这种介入并非肤浅的“乡情”，更不是简单的对农民的“同情”，而是对自身身份的“恪守”——他要为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代言。为此他不惧于在高层领导面前公开自己的观点，不惜与当地其他领导干部发生激烈冲突。就是本着这种执着，他甚至“与一般文艺界的朋友、与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界人士往来不多，关系不很融洽”（陈荒煤语）。
他一不求官（事实上他也没得到过什么实质性的职位），二不求名（名声于他已经足够大，但他并不看重），他曾说：“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他还说：“为农村读者打算，应该使他们花的钱少（书的成本低），花的时间少，而得到的效果大，所以我常把篇幅压缩到最少限度。”他有意与文坛保持一种距离。
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处在北京那样一个云集各路雅士豪杰的文化场域中，的确显得有些碍眼，难免引来各方人士的侧目。丁玲就曾在１９４８年的日记中写道：“一清早同着家里人去见赵树理，我们谈了一阵，内容凌乱得很。这个人刚看见时也许以为他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但他是一个爱说话的，爱说他的小说，爱发表自己的意见，爱说自己主张，同所有作家一样。但他这个人是一个容易偏狭的人，当他看见我打开我的点心包吃了半片饼干之后又看有面包，他惊奇地叫了一声：‘面包？’伯夏就赶忙分了一点给他，他却推开说：‘我没有吃面包的习惯！’我几乎笑了。”
丁玲看不上赵树理，赵对丁玲这样的“自然领导者”其实也不感冒。赵多年的朋友和同事王春曾说，“东总布胡同那一伙人只是些说空话的”，赵亦有同感。〔进京后，丁玲等人担任“文协”（后来改称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工作，办公地址在东总布胡同。《工人日报》和工人出版社的办公地址在西总布胡同，赵树理为工人出版社社长，王春担任副社长兼总编辑，此处亦是大众文艺研究会总部。〕东、西“总布胡同”的摩擦由来已久。先是在申报斯大林文学奖名单时，双方意见相左，王春等提议报赵树理，最后申报的却是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另外两部作品。后来在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成立一周年纪念会上，丁玲时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会上讲道：我们不能再给人民吃窝窝头了，要给他们面包吃。暗指西总布胡同是生产窝窝头的工厂。双方的对立情绪越来越剧烈，竟至组织人马互相批评。最后还是周扬出来，召集了东、西“总布胡同”会议。周扬在会上说：“今天参加会议的，都是共产党员吧。不能再这样搞门户之见了，以后你们东总布胡同不要批判赵树理，西总布胡同不要批判丁玲，谁要批评这两位同志，都得经我批准。”这些说不清、道不白的“门户之争”“身份之争”，使赵树理越来越觉得困惑和不适应，他也第一次有了一种被人排挤、被边缘化的凄凉之感。这种际遇，也使他加速了自我角色重塑和身份确认，自我疏离更加自觉，使他与生俱来的农民气质和品格更加固执和天真。他愈来愈意识到，他要以一生的代价为农民的命运鼓与呼。此时的赵树理，正如严文井所说，“他坚持自己的艺术主张有些像狂热的宗教徒。”
◇ 坚信“还会有提笔的机会”
在“文革”批斗的初期，相对是比较温和的。１９６６年冬，被拘押在长治期间，赵树理被迫写了三次检查，第三次题为《回忆历史，认识自己》的检查最为详实，约２３０００字。赵树理一方面严于解剖自己，另一方面也对种种不实之词和罪名给予了反驳。他在结尾说：“我以为这过程可能与打扑克有点相像。在起牌的时候，搭子上插错了牌也是常有的事，但是打过几圈来就都倒正了。我愿意等到最后洗牌的时候，再被检点。”但历史会给他重新洗牌的机会吗？
１９６７年１月，“文革”风暴突然变了调子。１月３日，上海《文汇报》的“革命造反派”夺了报社的领导权，由此兴起了所谓“一月风暴”。当年第１期《红旗》杂志又发表了姚文元《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长文，随意给周扬罗织罪名，并以周扬划线，诬蔑赵树理等为“资产阶级权威”，意欲横扫。１月８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赵树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标兵”》；９日，《解放军报》整版刊登了三篇“批赵”专文，并在“编者按”里写道：“赵树理二十几年来创作的历史，就是他挥舞黑笔反党反人民的历史。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为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创造复辟舆论作准备的急先锋。”２月１日，江青说根据赵树理的《三里湾》改编的电影《花好月圆》“坏透了”。
在如此声势之下，１９６７年２月，赵树理即被从长治揪回太原，接受一轮又一轮的批斗有关赵树理在“文革”期间被批斗的传说很多。某次，赵树理戴着高帽子，挂着“黑帮分子赵树理”的大牌子，接受晋城师范学校红卫兵小将的批斗。小将们喝问：“我问你是不是黑帮？你的作品是不是大毒草？”赵慢悠悠地说：“说我是黑帮，我不敢当。我人长得黑，可心不黑，也没帮没派。我的作品尽是‘豆芽菜’，连‘西红柿’都够不上。要说是大毒草，我真不知道该怎么种呢！”批斗会现场一片哗然。小将们决定采取疲劳战术，分三班，轮番作战，逼迫赵树理认罪。拖到第三天，赵感到体力不支，便低声跟小将们说：“你们说是，那就是。”并规规矩矩写到纸上，立字为据，为自己赢得一夜好觉。再有一次，某造反派想把花园里的一盆花拿回家去，但不知道这盆花好不好，就去问那些“黑作家”们。被专政的作家们不想理他，推说不知道。这个造反派火了，指着赵树理说，“你也不知道？”赵树理说：“我不是不知道，是不好说。我是黑帮，我说是香花，你们说是毒草；我说是毒草，你们说是香花……”
在挨斗初期，赵树理还是比较乐观的，他常常在挨斗之后，一回家就学代数、几何，画国画，叠灯笼。兴头来时，就拎起鸡毛掸子当马鞭，在地中间跑圆场，逗得小外孙也在他屁股后边转。他曾对女儿赵广建说：“小鬼，不要软弱，相信党，相信群众。现在确实困难，但这对我们每个人的革命意志都是个很好的考验和锻炼，只要对党和人民有好处，个人受到一点冲击和委屈不该有什么怨言。”据说每次坐车游斗回来，赵总是满怀忧郁地发表一通观感：“市容很成问题，垃圾到处都是……唉，看来国家很困难！”
１９６７年７月，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武斗逼供成风。此时，赵树理挨打已是常事。一次他在太原五一广场被批斗，突遇大雨，在被拉下主席台之际，肋骨被打断。
１９６８年，武斗开始升级，社会秩序更加混乱。这年上半年，赵树理与李束为、马烽、西戎等一起在省文联学习班监督劳动。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从此，工、军宣队陆续进入文艺、新闻等上层建筑单位。到了这年秋季，工、军宣队进驻山西联，赵树理被集中监管，不得回家，吃饭也由家里送。赵树理的三子赵三湖回忆说：“那时，父亲已瘦得厉害，饭量也很小了，但精神还是开朗的。他除了每天打扫厕所，总是忙着学算术，演几何，练习钢笔字，有时吃过饭，就用筷子敲打着桌子，哼上几段上党梆子。有一次，他进厕所里打扫，被小将们关住门不准出来。后来，他对我说：‘今天有两个调皮鬼把我关到厕所里了……’说完哈哈一笑。”秋后，次子赵二湖赴山西洪洞县插队，要见父亲一面，竟不准许。当听说二湖已走时，赵对三湖说：“好！应该，应该这样。咱们都是从农村来的，一辈子不应该忘记农村！”早在１９５７年，赵树理就写信给刚刚高中毕业的女儿广建，劝其下乡务农。当年１１月１１日，《山西日报》以《愿你做一个劳动者》为题发表，后来《人民日报》等许多报纸纷纷转载，题目亦改为《愿你当一个有文化的青年社员——作家赵树理给女儿的一封信》。
１９６９年７月，“文革小组”等发布《七二三布告》，开始进入“斗、批、改”和“清理阶级队伍”阶段。赵树理开始遭遇更加残酷的迫害。是年，在军、工宣队监管下，赵树理被作为“清队”的靶子，抱病拉回晋城批斗。一次，赵被强迫站到三张摞起来的桌子上，低头认“罪”，被造反派推下桌子，摔碎髋骨。从此，６４岁的老人生活不能自理，度日如年。
但赵树理一直保有“重新洗牌”的信念，他坚信自己“还会有提笔的机会”。
◇ “文艺界旗帜”的式微
延安时期，甚至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赵树理都是作为文艺界的一面“旗帜”存在的，可谓顺风顺水。赵的作品有一种“政策宣传”的味道，但不是简单的图解，他对“问题”的切入角度，对阶级冲突的处理方式，对“中间人物”的格外关注，都首先坚持还原生活，用活生生的生活事实和人物形象来说话。赵树理曾说：“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了所要写的主题……”赵树理所说的“问题”，不仅仅具有政治层面的含义，更多的是现实生存和选择的文化困惑。在政治的话语空间相对开阔的时候，赵树理的“问题小说”可以被当作“经典”；而这种空间一旦收缩，赵树理小说就被指责为“不曾反映重大的斗争主题，不曾反映英雄人物，不曾反映激越的精神面貌”而加以否定和批判了。
事实上，进入５０年代以后，文学界对于赵树理的评价就开始变得犹豫不定了。在继续把他作为“旗手”来推崇的同时，批评的声音也不断增多。有人批评赵树理“善于表现落后的一面，不善于表现前进的一面”；长篇小说《三里湾》发表后，在受到肯定的同时，“典型化”程度不够的问题被着重地提了出来；《“锻炼锻炼”》发表后，有批评者认为这个短篇是“歪曲了我国社会主义农村的现实”“诬蔑农村劳动妇女和社干部”。对此，赵树理自然有话要说。１９５６年，他在一次题为《不要有套子》的发言中说：“我感到创作上常有些套子束缚着作家，如有人对我的《传家宝》提意见，说我没给李成娘指出一条出路。也有人批评我在《三里湾》里没写地主的捣乱，好像凡是写农村的作品，都非写地主捣乱不可。”他还多次说过：“我没有胆量在创作中更多加一点理想，我还是相信自己的眼睛。”所以“《小二黑结婚》没有提到一个党员”，“农村自己不产生共产主义思想，这是肯定的。农村人物如果落实点，给他加上共产主义思想，总觉得不合适。什么‘光荣是党给我的’这种话，我是不写的。这明明是假话”。１９５８年３月８日，中国作协书记处讨论《文学工作大跃进３２条》，《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中国作家协会发出响亮号召，作家们！跃进，大跃进》的报道。赵树理本想“跃进”一下，却无论如何跃不出去。“在大跃进浪潮中，我计划先写一个回忆中的小说，可是这与生活锻炼有矛盾，写了几天就觉得应该放下它先到生产中去”。
同时，赵树理还对当时的农村政策提出全面的质疑。１９５６年８月２３日，他致信长治地委某负责人说：“试想高级化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反而使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缺煤、烂了粮、荒了地，如何能使群众热爱社会主义呢？劳动比起前几年来紧张得多，生活比前几年困难得多，如何能使群众感到生产的兴趣呢？我觉得有些干部的群众观念不实在——对上级要求的任务认为是非完成不可的，而对群众提出的正当问题则不认为是非解决不可的。又要靠群众完成任务，又不给群众解决必须解决的问题，是没有把群众当成‘人’来看待的。”
１９５７年秋后，农业大丰收。赵树理来到高平后，听到有关领导介绍说：丰产经验是扩大玉米、多种高粱、减少谷子、枪毙豆类，心里很不是滋味，连夜写了篇《谷子好》的快板诗，交《高平小报》发表。１９５８年秋，赵树理又专程来到高平，听县领导谈了小麦亩产万斤试验田的实施方案：一早（早种）、二深（深翻、深浸）、三多（多上粪、多下种、多管理），谈得头头是道。赵说：尽管你说得头头是道，但我还是觉得有点玄乎。依我看，你就是再加上十条天大措施，一亩地也打不上一万斤小麦，不知你们合计过没有，就按老斗算吧，一斗二十斤，一担才二百斤，把五十担小麦摊在一亩地上要铺多厚一层呢？
１９５９年１月，赵树理到一个公社住了一段时间后，说：“一接触实际，觉得与想像相差太远。”在一次县委讨论会上，许多人放出“卫星”，亩产皮棉数字节节上升，赵与县委领导当面发生了冲突：“一亩地能种多少株？每株能结几个桃？每个棉桃能摘多少花？我们要实事求是，要对党和群众负责。”
也就是在这一年，深入农村生活生产实际的赵树理，忧心忡忡地写了几封与众不同的信件，分寄给地委书记、省委书记，直至寄给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和《红旗》总编辑陈伯达。１９５９年元宵节，赵树理致信邵荃麟说：“在这八九年中，前三年感到工作还顺利，以后便逐渐难于插手，到去年公社化以后，更感到彻底无能为力。”他还在信中列举了几个在生产上瞎指挥、官僚主义、虚报等例子，指出“这种例证多到无法计算”。他在给陈伯达的信中说：“可惜自去年冬季以来，发现公社对农业生产的领导有些抓不着要处，而且这些事又都是自上而下形成一套体系的工作安排，也不能由公社或县来加以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我到了基层生产单位的管理区，对有些事情就进退失据。”
他在文章中写道：“公社最好是不要以政权那个身份在人家作计划时候提出种植作物种类、亩数、亩产、总产等类似规定性的建议，也不要以政权那个身份代替人家的全体社员大会对人家的计划草案作最后的审查批准。要是那样做了，会使各管理区感到掣肘因而放弃其主动性，减弱其积极性。”可能是对自己的直言相谏有些不放心，他又在信中补充：“这文章仍与现行的领导之法是抵触的，我估计不便发表，请你看看，给我提出些指正——说不定是我思想上有了毛病，不过即使是那样，我也应该说出来请你指正。”
１９５９年８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举行，提出在全党开展“反右倾”斗争。赵树理此时提出如此大胆的观点，无异于撞到了枪口上。陈伯达并没有对赵树理的文章“批评指正”，而是直接转给了中国作协党组，让其进行批判。作协把赵的观点总结为：“让公社处于顾问性的协助地位，实际上是改变了公社的性能，否定了公社的必要性和优越性。”对赵展开了批评帮助活动。１１月２４日，作协在给中宣部的报告中写道：
此次整风会上，许多同志对他作了严正而诚恳的批评。但到１１月１８日的会上，他仍然认为他的意见是“基本上正确的”，并且公然说，“关于粮食总产量问题，我们打外仗时可以说粮食问题解决了，但外仗打完了，对内就应该摸清，我们的粮食究竟有多少？”又说，“六中全会决议，我认为中央对成绩估计乐观了一些。这不怨中央，是大家哄了中央。”又说，办公共食堂“只是为了表现一下共产主义风格，在食堂吃不如回各家各户吃的省”等荒谬的话。邵荃麟同志严厉批评了他这种无原则态度，责成他检讨。到会同志都很气愤……
在强大的批判火力和政治压力下，１１月２３日，赵树理不得不表态“愿接受党的严厉处分”。递交完报告后，如释重负的赵树理却又不无伤感地对友人说：“我是农民中的圣人，知识分子中的傻瓜。”
然而吊诡的是，赵树理刚刚表态完毕，巨大的心灵重压还未完全卸去，反右却戛然而止了——赵树理再一次被置入不知所措、进退失据的境地。据内部消息说，上面发了话，要对赵树理低调处理。预感中的风暴虽然烟消云散，然而经此一劫，这面旗帜在风中已是摇摇欲坠。赵的好友孙犁说：“他的创作迟缓了，拘束了，严密了，慎重了。”
“反右”后，赵树理更多的时间是呆在家乡，几年间很少露面。直至１９６２年８月的大连会议。这是一次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此时，政治、经济上的“浪漫主义”开始退潮，“现实主义深化”的问题重新提出。赵树理的“价值”又被重新发掘和阐释。
不过，既然赵树理是最能体现“现实主义深化”的作家，那么，“文革”前夕对这种理论的批判，赵树理又必定首当其冲。在１９６４年，便有人愤愤不平地说：“在现代文学史上，当面受到这么多作家的恭维、吹嘘，恐怕没有先例吧。”“近几年来，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没有能够用饱满的革命热情描画出革命农民的精神面貌”，大连会议“不但没有正确指出”他的“这个缺点”，“反而把这种缺点当作应当提倡的创作方向加以鼓吹”。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接过旗帜的是另一位农民作家——浩然，赵树理则又一次在劫难逃，而这一次，也成了他一生中最深重的劫难。
◇ 赵树理之死
自从被摔断髋骨后，赵树理的生活便处在艰难中。１９６９年８月，山西省级机关先后在北京、石家庄举办学习班，赵树理因伤重不能参加，但日常性的批斗始终未断。１９７０年春天，长子太湖出公差路过太原，曾在家中小住。他见父亲病得不成样子，便扶他到医院诊治。医生认为“需马上住院治疗”，但院方却以“没有床位”顶回。医生只好安慰他道：“请你把地址告诉我，一旦有床，我就通知你。”在此之前，赵树理也经常在批斗中受伤，有一次他去门诊治疗，医生惊诧地问道：“你就是作家赵树理？”赵树理苦笑说：“这个时候，谁还敢冒名顶替我呢？”
６月２３日，“赵树理专案组”成立，奄奄一息的赵树理被押进太原钟楼街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军管专案组”隔离审查。６月２５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批判反动作家赵树理的通知》，并抽调专门人员组成写作班子，整理编写有关赵树理的材料，供各地各单位批判之用，全省又掀起了一次批赵高潮。至该年年底，仅《山西日报》就发表批赵文章７０余篇，连穷乡僻壤间也涂满了“砸烂赵树理的狗头”的标语口号。
９月６日，长女赵广建被允许到法院军管组探望父亲。不知父亲死活的女儿来到关押父亲的山西省高级法院的一间小屋里，眼前的一幕让她伤心不已。“父亲在伏案认真地抄写着什么，我轻轻地走过去一看，原来是毛主席的诗词《卜算子·咏梅》。父亲用一只手按着被打断两根肋骨的侧胸，忍着极大的疼痛，艰难地坐在桌前恭恭敬敬、一笔一划地抄写着，汗水从他布满皱纹的额头沁出来，滴在纸上，他却抄得那样虔诚，那样聚精会神，仿佛是在用整个生命书写着自己的信仰和寄托。看到这个情景，我积悲难禁，一下子哭出声来。父亲回头一看是我，叫我靠到桌前，双手捧着那首刚刚写好的《咏梅》递给我，庄重严肃地对我说：‘小鬼，如果将来有一天你能看到党的领导，就替我把它交给党，党会明白我的……’”这次会面仅仅持续了数小时，赵树理对女儿详细地回顾了自己的家世、历史和创作生涯，仿佛在作临终的交代。最后他惋惜地对女儿说：“近些年来，我几乎没有写什么，因为真话不能说，假话我不说，只好不写。”
１９７０年９月１７日，赵树理再一次被揪到太原工农兵（即湖滨）会堂批斗。在此前一天，他刚刚度过自己的６５岁生日。在一声声吆喝里，他渐渐支持不住了，终于一头栽倒在地……晕倒后，赵树理并没有被送进医院。５天之后，他再次病危，送进医院几个小时后，生命之火逐渐熄灭，一个时代的旗手轰然倒下……
在赵树理生命中灾难深重的１９６８年，一位敬重他的大学生曾偷偷跑去看他。赵见到这位来自农家的学子异常兴奋，他声音颤抖地说：“农家子弟，你说，我的小说在农村到底是毒害了人还是教育了人……我一辈子都是为他们写作啊！”
□ 原载《同舟共进》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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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综述】
广阔天地，真的大有可为吗
——“上山下乡”究竟带来了什么影响
·朱 悦·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拉开了序幕：１９６０－１９７０年代间，共有１７００万知识青年被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将城市人口的１０％强制迁移到农村，这样量级的工程，历史上不说是绝无仅有，至少也是非常罕见的。这一声势浩大的运动，对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了什么影响，又在当事人身上留下了什么痕迹？这些，都是量化历史领域的前沿热点。
韩起澜、赵晓剑（２０１５）借助地方档案开展的研究，是探讨知青下乡的影响的良好起点。在以下四个方面，知青筑起了偏远地域和大城市之间沟通的桥梁：他们带来新品种的食物、衣物和种子，并帮助当地人改良农业；他们呼吁大城市向农村支援拖拉机、汽车等设备，地方也乐于借助知青的存在索要物资；通过解决技术和贷款问题，知青协助农村办起了小工厂；最后，知青不仅为当地带来各类书籍，还开展培训。人力资本的积累，无疑是一笔丰厚的遗产。
在部分地区，知青的到来，不仅促进了当时经济的快速发展，还为当地留下了丰厚的遗产。韩和赵重点阐述的呼玛县，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呼玛县坐落于黑龙江省内的中苏边境，当地苦于无法获得原材料和设备。来自上海的知青，为当地购置了拖拉机、铺设了柏油路、建立了小电厂和煤矿。农业生产方面，脱谷机等先进设备因此进入当地；精神生活方面，知青对建设当地的大礼堂不可或缺。用原文的话来说，知青到来之后，“当地经济急剧膨胀”。
全国范围内，知青的这一正面作用是否也普遍存在呢？Yuan Yue（２０１７）的求职论文系统考察了这一点。具体来说，利用１９８２年普查数据，他计算了这样一个指标：因“上山下乡”，当地额外增加的高中或以上教育程度人口。或者说，这反映了当地因“上山下乡”、额外获得的人力资本的数量。经济方面，他考虑了１９８２－１９９０、１９８２－２０００、１９８２－２０１０年三个时间段，市一级的经济增长状况。
统计分析的结果与韩和赵的观察相近：在那些知青净流入的地区（平均而言，这些地方的城市化、教育程度和人口密度都较低），１９８２年到２０００年间，人均产出都因为额外的人力资本而实现了更快的增长。至２０１０年时，影响的幅度变小且不显著，但仍然为正；在知青净流出的地区（城市化、教育程度和人口密度都较高），１９８２－１９９０年间，人均产出经历了显著的负增长。之后，这一影响的系数仍然为负，但结果变得不显著。
与之相呼应的，是Yi Chen，Ziying Fan，Xiaomin Gu，Li-An Zhou四位学者（２０１８）对“上山下乡”与人力资本积累的探讨。他们的估计结果显示：在开展下乡的地区，尽管知青占总人口的比例还不到２％，但当地的平均教育年限因此上升了０·０４年——这接近于整个２０世纪上半叶间、美国《义务教育法》对教育程度提升的幅度。此外，他们的研究中还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这一印象一直持续到之后的两代人——直到２０１０年，知青占比更高的地区，教育程度仍更高；二是知青的到来，确实提高了当地人的收入。
然而，除宏观层面的经济增长外，个体层面的福祉，更值得我们去关注。对风险的态度、对奋斗与运气的看法、幸福感……这些因素没有物资、学校、公路那么“实在”，却真切地塑造着我们的行为、影响我们的福利状况。Rene出版于２０１３年的新著中，借诸多访谈记录，描绘了“下乡一代”对这一经历的多面看法：有人因此高升、飞黄腾达，有人未能捱过、逐渐沉寂；在农村，有人只想着离开，有人却“每一天都感到快乐和满足”。全面的探究，会得到怎样的结果呢？
Wang Shun和Weina Zhou（２０１７）的研究，利用CGSS数据系统研究了知青经历对生活质量的影响。婚姻方面，“上山下乡”会从以下多个方面降低婚配的质量：首先，这段经历，既会让婚配的时间推后１·３年〔１〕，又会降低３％的结婚率；其次，知青嫁给家庭没有自己富裕的对象的比例，因此上升了１２％；最后，知青们的婚姻更加不幸福。他们与伴侣的有效沟通更少、伴侣做家务的频率也更低。此外，他们对婚姻的满意程度也要稍微低一些。
知青经历还会从另外一个维度影响幸福感：社交。具体来说，有过知青经历的受访者，新年期间去拜访的朋友和亲戚更少、自报与朋友亲戚的亲密程度也更低。总的来看，“上山下乡”，为知青们的幸福感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其它因素不变，他们的平均收入要足足翻上一番，才能赶上同期没有这段经历的受访者。能够每天都“快乐而满足”的人，毕竟只是相对少数。
上山下乡对这一代人的改变，不止于家庭、社交和幸福方面。当未来发展的轨迹，几乎完全超脱于个人选择和努力之外时，个人对风险和成功等概念的看法，也会相应变化。比方说，Gong Jie，Yi Lu，Huihua Xie（２０１４）三位学者发现：知青经历，一方面会让人更倾向将成功的决定因素归于运气，而非能力；另一方面，这也会让人更支持“平等应优先于效率”〔２〕；与这一点相呼应，Fan Yi（２０１７）发现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一代，面对风险时更加保守：他们储蓄更多、购买更多保险，也更少投资于股票等风险资产。
需要面对如此命运剧变的，不仅有这一代知识青年，还有他们的父母。利用来自数百对双胞胎的数据，Hongbin Li，Mark Rosenzweig，Junsen Zhang三位学者（２０１０）得到了以下耐人寻味的结论：首先，在必须“二选一”时，父母倾向于将条件差的孩子送去农村；其次，“上山下乡”的时间越长，之后的教育和收入受的负面影响越大；最后，在结婚的时候，父母给予被送走的小孩的金钱支持会更多。对这一现象最好的解释，是父母对子女的利他动机，以及不得不牺牲其中一位时，所抱有的愧疚。
总之，“上山下乡”带来的影响颇为复杂。在社会和个人层面，或许完全是两幅光景：一方面，开头提到的韩和赵的研究中有如此论断，“很难忽略地方工业的增长与下滑，同知识青年的到来与离去之间所存在的明显却又未获认可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在Rene的著作中，有访谈者如此回忆，“我们这一代人没有体会过年轻的梦想、浪漫的爱情，也没有经历过生命时节本该有的美好。人生没有目的。生命中最美好的二十年，就这样彻底浪费掉了。”
注释：
〔１〕利用CFPS数据，Song Shige和Lu Zheng（２０１６）在同一问题上得到了１·２年的估计结果，验证了这一结论的准确性。
〔２〕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价值观的变迁，可能不是“上山下乡”所独有的影响。比方说，Gerard Roland，David Y·Yang两位学者（２０１７）的研究就发现：提示参与者关于土改的内容，能够唤起他们对公平的关注；恰逢取消高考的这一代人，一方面会更不相信奋斗在成功当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却又在子女身上投资更多的教育。
文献来源：
Yi Chen，Ziying Fan，Xiaomin Gu，Li-An Zhou（２０１８）。“Arrival of young talents：Send-down movement and rural education in China”
Chen，Yuyu，Hui Wang，and David Yang（２０１７）。“Salience of history and the preference for redistribution”
Fan，Yi（２０１７）。“Does adversity affect long-term consumption and financial behavior？Evidence from China’s rustication program”
Honig，Emily，and Xiaojian Zhao“Sent-down youth and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aoist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 ２２２ （２０１５）：４９９－５２１。中文版见韩起澜、赵晓剑和罗湘衡（罗为译者），《知识青年与毛泽东时代的农村经济发展》，《毛泽东思想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３３卷第１期２２－３２页。
Gong，Jie，Yi Lu，and X·Xie·（２０１４）。“Rusticated youth：The send-down movement and beliefs”
Li，Hongbin，Mark Rosenzweig，and Junsen Zhang·“Altruism，favoritism，and guilt in the allocation of family resources：Sophie’s choice in Mao’s mass send-down movement·”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１１８·１（２０１０）：１－３８
Rene，Helena K·China＇s sent-down generation：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the legacies of Mao＇s rustication program，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２０１３
Roland，Gerard，and David Y·Yang（２０１７）“China＇s lost generation：Changes in beliefs and their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Song，Shige，and Lu Zheng·“The impact of sent-down movement on Chinese women＇s age at first marriage”Demographic Research ３４（２０１６）：７９７－８２６
Wang，Shun，and Weina Zhou·“The unintended long-term consequences of Mao’s mass send-down movement：Marriage，social network，and happiness”World Development ９０（２０１７）：３４４－３５９
Yue Yuan（２０１７）。“The mechanics of regional growth：Evidence from a large-scale skill resettlement program”
□ 来源：《量化历史研究》微信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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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灵祭坛】
马连良最后的岁月
·黄世骧·
文革初始，马连良先生首当其冲被揪出来了。反动权威，三名三高，历史问题：赴伪满演出。现行问题：《海瑞罢官》和打吗啡，甚至有私人小汽车都是罪行了。彼时梅兰芳先生已去世，马连良先生实际上是京剧界的黑帮老大了。就是这样的身份和处境，我告诉大家：马先生实际上在二团没怎么挨过斗，也没有挨过打。
二团的运功有个特点，不紧不慢不瘟不火，对被揪出来的人只安排做一些劳动。就是在八月份“破四旧”最疯狂的时候，二团也没有打人，我记得最凶的事件是XXX，XXX被剪了头发。马先生因为刚刚断了打吗啡，再加上心理的压力，显得很憔悴整个状态很糟糕。他每天干的活儿就是扫扫地，擦擦土，也没人理他。
对马先生的崇拜可能有点过头，就是他最悲惨最倒霉的时候，我看他哪一点也是美的。他扫地我看着美，他擦椅子也美。有一次他满脸胡子渣，头发松乱，手里端个小盆拿着抹布擦“中和舞台”的前沿，他那一步一颤哆哆嗦嗦的形象，我心里惊叹，天啊！这不就是张元秀吗？朋友们，我这可不是调侃，我是流着泪在写。
马先生在“中和”扫地，我过去和他说：您怎么样，能顶得住吗？他说凑合着吧，我说吃饭怎么样？他说：家里给送点儿来，这儿能吃什么就吃点儿什么，我说别害怕，过些日子就好了，他说：唉唉，你回家替我都问好呵。我想说谢谢您，却没有说出口，这是我唯一的一次不礼貌，也是我欠马先生一辈子的一句话。
八月份“破四旧”，抄家打人已是常事。马先生家被红卫兵屡次洗劫。二团只有五位红卫兵（珍贵稀缺），未做过抄家事。大串连时，某大城市京剧院的造反派赴北京来到二团，要见见和揪斗马先生，领头儿的那人在样板戏里有角色，咱就不提是谁了，结果给看了看却坚决不许揪斗。理由吗？马是我们团的，不用别人斗。
一九六六年入冬以后，运动的矛头此时已不在马先生这些死老虎身上了。他们的日子也轻松好过一些了。马先生也不干活儿劳动了，身体精神都恢复了很多，每天上班来下班走，他不能和革命群众在一块，只和二团己靠边站的副团长尹君彦俩人凑在一块，在一间小屋子呆着，每天吸烟喝茶读报，没人理他们，苟安。
一次上班在“中和”门口，我远远地看见了马先生。他在大栅栏东口下了三轮，一身秋冬装非常利落，上身好像是一件中式对襟，就跟他台上的那行头一样漂亮，他左手腕上搭着一件皮领子大衣，小心翼翼急步快走进了大门。看得出他紧张怕叫人看见。也看得出他精神不错。我当时觉得他好像长个儿了。
这闪亮一现，是马先生留给我最后的一个最美最酷最精神最漂亮的镜头。他穿着可能是要回来的也许是劫后残留下的衣装，他脸上有了些红润，走路也显得健壮了。想不到他没有熬过这个严冬，他没有看到春天，几天后团里面出现了一张抄录某人讲话的大字报。他就是看了这个讲话之后，再没来上班。
大字报抄录了军委文革小组某人的讲话。大意是文艺界大多数人是可以改造好的，只有像马连良、侯宝林这种死不悔改的人必须打倒。（以上是回忆的大概意思，非原话）这是马连良被点名并被宣布为死不悔改必须打倒的一条催命符。当我在屋里听到有人喊：“马连良，出来！”我一惊，赶忙地从屋里我也出来了。
我的屋子与马先生屋子相距不过五十米。我出来见有俩个人站在马的屋门口，我过去见马先生和尹君彦座在一张圆桌两侧，屋内昏暗，桌子上方吊着一个不大的灯泡，桌上有烟、茶、报纸。马被叫了出来看大字报，并被逼着叫他自己念。我当时也很紧张，不记得他是怎么念的，也不记得那二人训斥他的话了。
原谅我不能说讲话的是谁，也不能说出那二位是谁。以后好像再没见到马来上班。不久大家就知道了马先生去世的消息。他突发心脏病，病逝于阜外医院。二团接家属通知，去了一位以前做总务工作的胡××看了一下。团里没有讣告，没有任何悼念，只知道他被火化了。一代伟大的艺术家，就这样……！
〔作者简介：黄世骧先生，北京京剧院退休的老生演员。〕
□ 来源：微信公众号“寻找李少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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