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父亲诞辰100周年。他离开我们已经15年了。去年母亲辞世，我们在整理她的遗物时，赫然发现父亲的一份手稿，是他在1969年写的自我检查。此前虽然见过父亲在文革期间写的检查，但以为已经在动荡中丢失。不想母亲竟一直保留着，尽管我一再寻找，她生前从不示人。母亲这样做有些令人费解。我猜原因之一是这份检查是父亲的违心之作，其中他为自己罗织的罪名基本上是应付当时专案组的逼供。这份文稿记录了父亲的一部分经历，填补了我们过去不知道的几处空白。
父亲乳名兆存，出生在珠江三角洲的一家农户。说是农家，祖上却也受过一些教育。我的曾祖父是晚清秀才；祖父也是村里少有的受过教育的人之一， 民初毕业于两广方言学堂。谁能想到，这粗浅的教育背景，加上几分微薄的田产，日后竟为家族带来难以承受的厄运。
父亲说过，他的家族受旧传统影响很深，着重关注长子嫡孙。他在家排行第二，不受重视似乎是理所当然。小学毕业后，他被告知家里不可能供他继续上学，必须自己谋生。他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镇里的米铺当伙计。米铺老板穷凶极恶，婢女也对伙计颐指气使。有钱人为富不仁，而上等奴才也欺压被认为更低等的下人，这种层级关系，深深刺痛年少的父亲。
在家族中的这种边缘地位，或许是促使父亲奋发的诱因。他被迫中断学业，却仍然酷爱读书。谋生之余，他自修中学课程，几年后考上省城的仲恺农工学校，那里不收学费并提供生活资助。但是，入学不到一年，日本人打过来了。抗日救亡的风潮席卷华南，国民党和共产党竞相争取不甘亡国的城乡学生青年。父亲此前已经接触过鲁迅、矛盾、邹韬奋的作品，左派的出版物和共产党的主张对他无疑具有很大的召唤力。父亲在他的回忆中说到，当时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一心就想抗日救亡。1938年1月，父亲参加了共产党。书是读不成了，他被派回家乡发动民众，以后从地下党、游击队到红色政权，一生被卷进革命洪流不能自己。
父亲在战争年代的经历，在我们眼里几近传奇。这些故事散落在他足迹所到之处，星星点点，多年后我们仍时有所闻。例如他在香港受中共华南工委派遣，只身前往粤北主持覆盖四个县的中心县委，一度把领导机关安置在国民党县党部的对门，借灯下黑与对手周旋于血雨腥风；又如四乡农民相传，那个卖猪的老板为人谦和却下得一手好象棋，到解放大军打过来才知道他原来是共产党的县太爷。出生入死十多年，父亲却在胜利之时遭逢无妄之灾。新政权建立不久他就遭到整肃，理由是在他发展的中共党员中发现有几个人出身地主家庭。整肃的结果，他被贬黜到一个区当主管，几年后才恢复到原来的职位。
就在父亲遭受挫折的时候，家乡父老正面临灭顶之灾。祖父在土地改革运动中被划为地主，很快就被新政权枪决。祖母在这冲击下不堪重压，投井自尽。处死祖父的罪名是因为他是国民党员，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政府治下任副乡长。其实，祖父的真正职业是乡间的小学教师，当上这副乡长是因为他是当时村里唯一识字的人。祖父与乡民一向无争，而且利用这一身份长期掩护驻在村里的中共粤中区特委（地委）领导机关。当时的特委书记是四川人，在当地人中很容易暴露。他持祖父为他办理的身份证住在祖父弟弟家里，以商人身份为掩护。祖父的弟弟长年在北美做奴工修铁路，几个儿子名义上是这“商人”的学生，实际上是同我父亲一起参加抗日的共产党人，直接配合特委工作。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吊诡: 祖父弟弟一家成为革命的堡垒户，而掩护了特委机关的祖父却在革命成功后被红色政权处决。
不知道父亲是在什么时候获悉祖父噩耗的。无论事前事后，他都无能为力。那时他处境很困难，只差不是阶下囚了。父亲告诉我，当时土改工作队的气氛是唯恐不够左。很多村子根本无所谓地主，略微殷实之家便成为攻击目标，其中有家人参加革命的，更首当其冲，因为敢于向他们下手，能有效洗脱右倾的嫌疑。这与全省土改的大环境有关。广东土改开始由叶剑英主持。他强调，广东有华侨地主的特殊情况。出洋谋生的华工，即便是赤贫，也会寄些侨汇回家。其中一些留家的妻室依此购置田产，雇人耕种。叶剑英认为，广东华侨曾在反清斗争和抗日战争中大力资助革命，不应该因这些历史条件形成的田产而成为革命的对象，所以广东土改在前期相对和缓。但是后来毛泽东和从广西转来的陶鋳认定广东“和平土改”是严重右倾，调叶剑英离粤进京，撤换广东土改工作领导人，由陶铸主持治粤。陶鋳双管齐下，一方面进行土改整队，查办搞和平土改的工作队员和领导层，成批干部受到处分；另一方面展开土改复查，大开杀戒，许多像我祖父这样的农民因此丧生。
土改只是一个开端，随后是无休止的运动：镇反、反右、四清、文革，在广东还夹带了一个反对地方主义。父亲的上级、同侪和下属受处分的不计其数。他虽然也受到冲击，但比起那些被严办的同辈，还有那些本身就在体制外被剥夺基本权利的异类，算是幸运。也许是这些原因，父亲一向低调沉稳。这其中不知包含多少无奈：受抗日的激励而投身民族解放事业，却目睹革命吞噬它自己的儿女。当种种以革命为名义的运动日益偏离其初衷的时候，良心未泯者无力抗争，只能选择沉默。
父亲在我们面前基本不谈这些事情，除非迫不得已，譬如在我们接受政审、查三代的时候。但我知道父亲的感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平反冤案出现一线希望。当年的特委书记已经是省委书记了，还发了话，说我祖父当年不该杀。父亲据此找到家乡县一级的法院，得到的回复是，这类案件太多，要排队；但如果家属向法院捐赠汽车或摩托车供法警使用，可以优先办理。父亲没有 “捐赠”，平反的事从此遥遥无期，至今没有下文。父亲为这事奔忙的时候，不让我们知道，更没有让我们参予，尽管当时我们兄弟已经在恢复高考的大学完成学业并各自在体制内谋得一份职位。我理解父亲的慎重：翻土改的案，可以是严重的立场问题。父亲的遗物显示，他甚至在有关部门工作人员的回信中把对方署名抠掉，以防万一政治气候转向，连累他人。我多年后知道父亲拒绝以“捐赠”换取优先的做法，一点不觉得惊讶。听任杀人者勒索，无异于亵渎先人亡灵，洗刷不了蒙难者的不白之冤。
父亲是个守底线的人，早年就为同事熟知。我成家的时候，妻子工作的部门有一位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虽然与我妻子不熟，却特意走到她办公桌旁对她说，我认识你公公，他是一个很正派的人。我为前辈对我父亲这一平实的评价感到骄傲。父亲一生俭朴清廉，严于律己。在他的教育下，我们兄弟从无纨绔恶习，直到文革以出身划线才知道有干部子弟一说。我们的生活工作，包括升学和就业，全凭自己努力。父亲的影响使我们一生受益。这是个良知被利益劫持的时代。各种动机可以戴上堂皇的政治符号，披上理想主义的外衣，却难掩赤裸裸的功利本质。在这种世风下，前辈的正直和善良更令人钦佩。
文革时期，父亲讲了他的一段经历。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他在华南抗日游击队担任中队指导员，新接手的部属有一名战士出了名地不听话，班、排长多次惩戒仍不见改进，把他列为落后分子。父亲不以为然。他在休息的时候约这名战士一起上山打猎，了解他的情况，听取他的意见。这位战士出身很苦，打起仗来强悍勇猛。后来他在战斗中负了重伤，送往根据地医疗队前，父亲蹲在担架旁，握着他的手，安慰他专心养伤。那战士哭了，离开前留下一句话:“指导员，你告诉排长，叫他不要骂人。我不是落后分子。”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涉世未深，但是随着年岁的增长，愈发理解其中的寓意。在国内的时候，身边的许多人身上带有形形色色的负面标签，落后分子、黑七类、犯路线错误的、上了贼船的，等等。透过这些标签看清人的本质，需要一定的阅历和洞察力，更需要良知。后来我出国学习、谋生，频繁接触各色人等，见到的标签多是与族裔、文化相联系的成见或刻板印象。这时的人际关系必须从摈弃成见、试图从对方角度看问题开始。父亲早年的告诫对我潜移默化，越出国界依然适用。
我的儿子与我父亲交往不多，但也感到爷爷与众不同。儿子小时候跟爷爷一起用餐，吃了几口就说不想吃了。我父亲说:“不想吃，那就别吃了。”儿子感到意外。他那时胃口不好，精瘦，我们一干人恨不得逼他每顿饭吞下一头大象，唯独爷爷的回应能体谅他。儿子不知道，爷爷每次越洋通话谈起孙儿时，总会叮嘱一句:“孩子在这个年龄，一定要给他时间玩。”我养儿育女是对着育儿、家教一类读物照葫芦画瓢，可与出身农家、一生未曾踏出国门的父亲相比，似乎他的见解更符合现代教育的主张。类似的另一个例子是，母亲晚年有时对家乡农村出来照顾她的亲戚不够耐心，父亲不便当面制止，通过我们晚辈转达:“跟你妈妈说一声，要尊重劳动人民。” 他使用的是被那个时代格式化了的语言，表达的却是普世的价值观。有时我想，是不是广府人自19世纪起得开放风气之先，即便是在农村与乡镇，民风也有开明通达的一面，影响了我父亲这一辈人。
父亲年轻时怀抱理想，寻求社会平等和民族解放。几十年追随革命的同时，用心阅读、思考和观察，对民情与社会走向看在眼里，用粤语来形容，心水很清。八十年代后期我告诉他遇到了出国留学的机会。他回答说，我料到你会有这么一天，已经做了一些准备。真是知子莫若父。那时我儿子年幼，妻子收入不高。已经离休的父亲说，你放心出去，生活上我每个月资助他们母子一百元。这在当时是不菲的数目。我们对占用他的退休收入很不安，所以妻子只接受了父亲几次接济，以后一直省吃俭用，以我在海外打工的收入帮补撑持，直到携子出国与我团聚。但我非常感激父亲的支持。出国多年后我回家探亲，对国内风气的变化感触很深，只觉得与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官场的腐败实在惊人。与父亲谈起，他沉吟片刻说道:“你尽可以跟外国相比，但就中国本身而言，现在的腐败是历代罕见的。”两代人对比的角度不一样，一个横向，一个纵向，竟得出相似的结论。
十五年来，我不时梦见父亲。他依然沉稳、低调，默默地读书，静静地听我们倾述，偶尔提些建议。在这些梦境，我总是忘却父亲已经离开我们逝去，全当他依旧是我们生活中的一员。我知道，这是因为在我的意识深处，父亲还是真实的存在，永远的存在。他已经融入我的生命，我的灵魂。
戊戌年仲夏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四一九期（cm1806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