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也夫：打捞历史的细节——序李伟东《清华附中高６３１班》
孙言诚：血统论与北京灭门惨剧
罗四鸰：习近平欲为文革翻案？解读新版历史教科书争议
何三畏：以“平常心”看待文革
崔之元：川普与１９６８年的世界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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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九五二）·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一二○期（zk1803d）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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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八年三月二十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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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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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历史】 打捞历史的细节——序李伟东《清华附中高６３１班》 郑也夫
【不堪回首】 血统论与北京灭门惨剧 孙言诚
【春秋史笔】 习近平欲为文革翻案？解读新版历史教科书争议 罗四鸰
【各抒己见】 以“平常心”看待文革 何三畏
【一家之言】 川普与１９６８年的世界史意义 崔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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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s://museums.ciaos.org/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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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历史】
打捞历史的细节——序李伟东《清华附中高６３１班》
·郑也夫·
在高华逝世后的追思会上，杨奎松说了这番话：“高华走了，我们最难受的一点，是跟我同道并且从事同一工作的人，又少了一个。……到今天为止，我们剩下的人，如果大概计算一下的话，可能也就只剩下三四个，四五个了。而且，剩下的也基本上都五十多岁，后面的年轻人基本上还没有跟上来。……我们现在真是很难寄希望于年轻人跟我们一起来做这样的研究。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要谋生活，他们要求他们的学位，求他们的职称，要养他们的家，……每年必须要想办法发表几篇论文，而且还必须要在国内发表，要发表在什么核心的刊物上，……必须要在国内出版通过审查的专著。只有这样，他们在学术上才能得到认可，才能评职称，但这样他们也就首先必须要政治正确。……（高华）研究的那些对象，包括他研究的那些问题，一多半在大陆几乎不能发表，不能出版。……今天在这里纪念高华，我个人最希望的是我们还能有年轻人，来继承我们未完成和无法完成的工作。”
文化革命的研究受制于政治正确，相比中共党史的研究，有过之无不及。所以我们岂敢期待优秀的文革研究著作，即便够格的作品也是少之又少。本书的问世，或可宽慰高、杨诸公内心的寂寥：在这条冷清的路上，一位后生来了。
李伟东，黑龙江人，贫农出身。曾就读山东大学俄语系，期间率十九名农民工去俄罗斯务工半年，为山大学生第一人。毕业后赴齐齐哈尔作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俄语翻译。渐觉寡趣，毅然停薪留职，在虎林县包地２５０亩种植水稻。家庭农场美梦未成，立即投考了北大社会学系，得逞，获硕士学位。毕业后供职于北京社会科学院。敝人亦曾混饭此间。２００６年该院旧友纷纷推荐伟东于我。一年后他追随我，挂职读博。此与官员挂职读博殊为不同，社科院本来就是每周上一次班，其余时间自己钻研。不过是研习地点和师傅的转换。学界中人自然知晓，选题之于博士论文要紧到何等程度。一日，他忽对我说，追随了一阵周孝正老师，产生了一个想法，想以周老师中学所在班级，即文革期间的北京四中高三五班，作其博士论文题目。他说时哆哆嗦嗦，自忖八成要泡汤。没想到导师当即允准。因种种原因，高三五班未能深入。时不待人，且听说伟东要做文革期间的一个班级的研究，便有戴建中老师帮他介绍当年其就读的清华附中高６３１班。一来二去，题目换成了高６３１班。跟着他的研究，我这个当年北京六六届的初中生也开始更为严肃地思考并未忘却的往事。
我的好友朱大年（朱熹后代，北京三中四三派领袖。文革后期去插队的火车上，看到领队的是本派人，为躲避日后挨整，密谋篡改档案，从此更名为张忠。直到前些年赴美，“朱大年”才重回这个世界）对我说过：北京中学的文化革命运动，因为陷在出身问题的泥潭中，一直没能进入文化革命的运动中心。我以为他说得准确。但从口气上判断，他似乎略感遗憾，当时忘了求证。那个疯狂的岁月中，有了机会哪个少年不跃跃欲试，而当时大年兄是有机会和位置的。４０年后作马后炮式的思考，我以为，当时北京中学生运动未入文革运动之腹地，是个幸运。因为“腹地”其实是党内斗争，是贯彻毛的阴谋；而中学生卷入的“出身”泥潭才是“新阶级”与大社会的冲突所在，其中暗含着对党的阶级路线的挑战，是天真少年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揪刘火线”其实无聊透顶，是千万人为独夫当枪使；出身、阶层才是真实问题，关乎社会公正。为什么大学的两派早就超越了出身的争论，更热衷猜测和紧跟毛打击高层走资派的宏图，而中学生们却执著于谁是好汉、谁是混蛋的恩怨，忘却了领袖的大略。我以为，是中学生与大学生，即少年与青年的性格差异所致。对干部子弟而言，同为歧视其他阶层，少年会表现得残忍、露骨、赤裸裸；青年则由于世故往往打上了包装。同样面对利益的诱惑和占有——即对革命接班人地位的垄断，少年更易产生动物性的本能快感；青年则更会考虑策略，以不使自己孤立于群众。对非红五类子弟而言，少年会耐不住性子，非要喊出皇帝没穿衣裳；青年则可能更讲实惠，少惹是非，避口舌之争，力求暗中改变自身命运。中学生比大学生更热衷于出身问题的争论，在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孩子气，易于卷入意气之争。说其为“意气之争”的一个论据是，分配工作的时候是明显讲出身的，两年前大辩论中反出身论的中坚分子绝无奋起抗争者，那么当时的争论是为了什么呢，是以为可以改变个人命运和社会历史吗？或许小有，但笔者以为更大的驱动是一种“意气”：利益你占就占了，话别说的这么粗暴。
攫取权力的群体不更多地捞取利益是超出常人想象的。更何况在江山易主、大权初握之际。本朝与历代统治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赤裸裸地宣讲阶级路线，制造分裂，剥夺其他阶层及其子弟的基本利益。权势阶层的利益有无数谋求和捞取的渠道，完全用不着赤裸裸地宣讲阶级路线，打压其他阶层的子弟。这得不偿失，荒诞绝伦。其一，失去了李世民“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遂使王朝不衰的谋略。其二，让自己的子弟处于孤立尴尬的境地。其子弟本来可以与同窗少小无猜、和睦相处。但出身的标签提醒大家，首先是他们自己，大家是不同的。少年人从来就带有来自本能的动物一般的自私性，要靠文明去抑制、打磨和包装。阶级路线反其道行之，不抑制，不包装，反而鼓动、激励，令子弟们走向极端，孤家寡人。微观发生的是，新贵的子女们进入了北京最好的十余所中学，而这些学校中更多的学生是前朝小康阶层的子弟，表格上填写的是“职员”。这很好理解。学校凭分数录取，职员是个包容巨大的阶层，其中不乏文化资本优越的家庭。而前者不过是大革命后打入庞大都市中的一小撮。于是在这些中学内，干部子弟陷入汪洋大海一般的出身职员的同学中。以我所在的北京八中的班级为例，全班４３人，红五类（出身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的１３人中出身工人和贫下中农各１人。就是说，四分之一的干部子弟（１１人）被四分之三的非干部子弟包围着。若在其他朝代，同窗之间在出身问题上是若明若暗、云里雾里的。同学间的团伙或许靠兴趣区隔，也可能由性格划分，不排除某些同学的接近与邻里、门第关联，但不太可能出身之阶层齐刷刷地将全班同学划分得壁垒森严。社会舞台上的竞争比试永无止息，本来是发生在个体间，有了阶级路线的宣扬，比试与比较就自觉不自觉地在阶层间展开。相形之下，干部子弟多半是气馁的。因为从学习到体育，在校园中可资比较的多数领地，尖子都是平民子弟。原因简单之极，后者人数占四分之三以上，家庭地位多属前朝长久竞争中居于中上者。党的政策一再提醒他们是接班人，可是他们偏偏没比过另一拨人。荒诞的阶级路线诱导出此种有害群己的心理。它极易造成群体的分裂，而对峙一旦形成，个体就很难不被这种偏狭的心理所掌控。
清华附中是红卫兵的诞生地。伟东的论文不存奢望揭示红卫兵诞生之原因，只求发现文革前清华附中异于其他中学的某些特征。发现了什么？发现上述反差更为触目，清华附中的干部子弟置身在更为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是这里的平民子弟更优秀，该校容纳了更多的清华教师的子弟，其文化资本自不待言。另一方面，清华附中干部子弟的比例小于四中、实验中学、八中，前者的父母级别亦低于上述学校中的干部子弟。此一差距导致的外在表征是，四中干部子弟在体育上的优势较大，而附中在体育上占据优势的是平民子弟。一个心理上的事实则可能是，四中干部子弟更受校方重视，无危机感，有自信心。而附中的干部子弟有未得到校方应有重视的不满和危机感，遂有了更强的捍卫党的阶级路线的认识和利益诉求。
夺取天下后，各级官员的最大悲哀是他们伺候着一位无法伺候的领袖。他们无法理解毛的想法，难以贯彻他的意图。高级社、人民公社、大跃进、党内走资派，花样翻新，荒诞绝伦。阶级斗争和阶级路线为其中一例。所谓阶级路线就是用人讲出身、讲成分。虽然毛的那些明智的下属尽力解释，提出所谓“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仍然无法更改家庭出身与学习成绩两个标准的并存。那个时代大学录取的黑箱操作，在相当程度上减缓了受压迫者的不满。考生不清楚自己的高考分数，更不清楚招生办公室是如何操作的，他们缺少具体的参照系。比如家兄在改革开放后才得知自己１９６１年高考的分数上清华绰绰有余，却分配到北京工业大学。家姐１９６１、１９６２年两次参加高考，改革开放后看过她档案的领导告诉她两次都该上重点大学，却只进了大专。如果当时信息透明，他们的不满肯定翻倍。在有台湾关系的学生中，他们算是幸运的，毕竟有学可上，虽然不快，不满是微弱的。一般而言，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学生即使不满，针对的是执行阶级路线的招生办，大多不涉及母校。清华附中的不同在于他们办了一个预科班，该班享有更好的师资，上清华的比重极高。当时在全北京，这样的“重点班”绝无仅有。为什么要办预科班，无疑是蒋南翔及其麾下培养高材生的鹄的所使然。不想办好教育也罢，若要办好，就必定与阶级路线严重冲突。正如同那个时代的厂长，不努力抓生产还好，太努力了很可能被扣上“不突出政治”的帽子。附中的预科班是招分数高的，还是出身好的，二者如何协调，“总分”如何计算——这是无法操作的事情，难为了附中的万邦儒校长。他肯定不敢公示他的标准，正如那时高考不公布分数和录取线。一边是阶级路线喊的震天介响，一边是遮遮掩掩的具体操作。公然大面积地欺负出身不好的人太不好看，又流失了若干能力好的学生，不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则有没顶之灾。所以只好黑箱操作。万校长是如何操作的，或许我们永远无法知晓了。高考不公正的洗牌发牌，毕竟是在同龄陌生人中。而附中的分班是在知根知底的同班同学中。异常敏感的２００余名清华附中的１６岁少年，眼巴巴地看着一拨人进了预科，一拨留在了普通班。本书研究的正是一个普通班，其中包括更多的失落少年。其实，蒙受伤害的岂止熊钢、戴建中，首当其冲的是校方，是万邦儒和蒋南翔，他们两边不讨好，两边都骂死了他们。说到老根，谁让你摊上了毛泽东这样的首领，谁让你还一心要办好教育。于是蒋南翔这位共产党教育战线的首席官员，在自己的后院，将清华附中天才少年们的心灵，催化成愤怒的渊薮。
有当事者说，红卫兵发起者中有数位天才少年。他们智力超群，精力过剩，不满于当时教育制度的束缚，这是他们造反的真实原因。笔者长期持有的一个观点是，推动一个事物的动机最初常常并非一个，而不是一个要胜过一个，因为如是推动力更大。过后必有一个是主要的、决定性的。当最初的造反者称校方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时，或许其中有些人是在教育方式上不满，另一些人是在阶级路线上不满。他们共同起事。但起于毫末的造反，引起响应和共鸣，压倒多数的回应者是谁，共鸣是什么？是干部子弟，是对学校执行的阶级路线不满。最初造反的一部分人针对的是教育方式是可信的，因为诞生地的红卫兵组织最初包括少数非红五类的同学，这在迅速效仿清华附中的其他学校的红卫兵组织中是绝无仅有的。这也佐证了，其一，最初的造反动力不仅来自阶级路线上的不满；其二，清华附中红卫兵从地下走向地上之时，阶级路线已经成为他们的旗帜和锋芒。而阶级路线上的不满，是与预科班密切关联的。
记忆，是时下流行的心理学、社会学前沿。口述史方兴未艾。与此同时，学者们的批判性思维已洞悉记忆的偏颇。那为什么依然要借重口述史？请问，哪个材料，哪个方法是毫无偏差呢？尽管我们熟知记忆理论，看到伟东论文中娄熊事件的回忆，仍然震惊于大家对一个事件记忆上的差距：有人说是早饭，有人说是午饭，有人说是娄打了熊，有人说是熊打了娄，众说不一，却都振振有词。我预感，这段言之凿凿、却人言人殊的材料，可能会成为记忆研究的经典案例。帮助当事人们完成记忆重组的既有偏见，更有仇恨。往事、偏见、仇恨，熔于一炉，三者相互改变着各自的面貌。
我认识数十名清华附中老三届的学生。他们的风格不同于我的母校八中的同学，也不同于四中、实验中学。他们是独特的。而在清华附中内，高６３１班是两种家庭出身的同学冲突最惨烈的班级，我不称其为派系冲突，虽然出身与派别密切关联，因为我以为出身决定了派别，而出身比派性更为本质。同窗之谊，常常超越阶级、种族、社会，是每个人一生中最珍视的情感之一。我怀疑古今中外有没有第二个班级，能像清华附中高６３１班那样两拨同学间充满仇恨，４５年不能化解，不相往来。虽非当事者，听闻这样的情形，笔者黯然神伤。１９６６—１９６８，一个什么样的世道。
１９６５年清华附中为清华大学输送了６０名学生。这是太高的数字，应该不存在清华大学的偏袒，那一年他们的高考成绩高居全市第一。而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后，清华附中老三届六个年级全体学生中，只有两个人进入当年全体附中同学梦寐以求的清华大学。一届输送６０人，对照六届输送２人，其反差令人震颤。另一个反差是清华附中的昨日与今日，昔时英气逼人的清华附中已经不复存在。一个学校办学之高下只能由其学生日后的品质来定性，其他都是瞎扯。当年的附中产生了一个作家群。史铁生、郑义、张承志，仅此三位，足以光耀全国中学校史。还有哪一所学校六年期间的学子中能走出这样三位。
“灯下黑”是一种不正常、乃至不幸的社会现象，即下一代人对上一代历史茫然无知。这首先是上一代的罪过。他们中的一小撮人抑制大家追究、评判那个年代；中国的学者与媒体自觉地配合着思想管制。如此互动之下，才有了灯下黑和文革研究的肃杀萧条。我以为，伟东论文的成就不在观点，而在历史细节的打捞，提出的少许观点亦是从中生发。我猜想，本书可能会激活若干附中人的记忆，不，首先是激活他们的热忱。因为最牵动当事者情绪的与其说是观点和评价，毋宁说是一些恼人的事实。他们争论、书写之日，就是后辈注目这段历史之时。两辈人需要一同面对这段暴力血腥的历史。
伟东几次感谢我，我这个多年不说洋文的人，想到的最为匹配的应答，竟然是英语中最流行的一句客套话：That’s my pleasure——这是我高兴做的事情，它带我重回我的中学时代。
□ 来源：《清华附中高６３１班（１９６３—１９６８）》，李伟东博士论文，美国柯捷出版社，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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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回首】
血统论与北京灭门惨剧
·孙言诚·
１９６３年之后，阶级斗争不断升温，阶级路线也向“唯成分论”演变。“黑五类”子女，大学基本不收，重点高中也开始拒收。有的农村甚至连小学升初中也规定：“出身占６０分，表现占２０分，学习成绩占５分，其他占１５分。”１９６４年的高考，“黑五类”子女全军覆没。在高干子弟进入哈军工、清华等重点大学时，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学生却踏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据《无声的群落》一书记载，１９６４年奔赴大巴山垦荒的２万初、高中毕业生，绝大多数出身不好，其中不乏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却被挡在了大学甚至高中的门外。
１９６５年初，北京市发生了“四·六·八学潮”四中、六中、八中的部分学生，以干部子弟为主，进行串联，组织罢课。他们给中共中央写了“进言书”，尖锐地批评学校领导不讲阶级路线，地主资产阶级子女受老师赏识，而干部子女却受压迫。北京市委被迫派出工作组，到这些学校去搞“四清”运动。虽然被他们批评的校领导遭到清算和撤换，但工作组并不认可学潮。彭真在对６５届大学毕业生的讲话中说：“对家庭出身不好的还是重在表现。”“过去中共中央文件里面，毛主席的文章里面，都讲团结９０％以上，但第一个十条里面就讲团结９５％以上。为什么讲团结９５％以上？就是把地主、富农家庭的子女放在这个９５％以内。”
在毛泽东酝酿发动“文革”之时，彭真这番话显然不合时宜。“文革”中的红卫兵讥笑他是“重在表面”。１９６６年３月２０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说：“学术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将来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这批人实际上是一批国民党”。阶级斗争的对象已经由地、富、反、坏、右扩展到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甚至是出身于这些阶级的知识分子。尤其令人震惊的是，毛泽东把这些人定性为“国民党”。
四、六、八中的高干子弟，其实早就从毛泽东对毛远新、王海容的谈话中，理解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他们为了当好“革命接班人”，勇敢地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坚决主张用“阶级斗争这门主课”，取代文化课的学习。《换取五分的秘密》发其端，废除高考的倡议终其成，四中的学生把阶级斗争的矛头对准了钦定的“国民党”。用刘辉宣（礼平）的话说，他们是冲着国旗上的两颗星去的。
毛泽东支持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可以说是“四·六·八学潮”的翻版。他们批判地主出身的校长万邦儒，批判重点依然是不贯彻阶级路线。他们宣称万重用资产阶级的子女，压制干部子弟。一位红卫兵的家长如此分析：“这就是对我们的专政。他们早把我们恨之入骨，如果没有党和毛主席，没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早把你们杀光了。这里面有阶级仇恨啊！”
毛泽东关心的是教育界的领导权，红卫兵关心的却是“接班人”的争夺。在“黑五类”子女淘汰出局的形势下，能与干部子弟一争的，只有两颗星（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子女，而击败这些子女最有力的武器就是阶级路线。还是那位家长，一语破的：“在你们这样的学校里，团结９５％可能不太适当吧……对右派学生，你们心里都有底，一个成分，一个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就足以卡住他们，不让他们升学，让他们好好改造。”“在学校里，这些人是改造不了的”。（引自《红卫兵兴衰录》）
阶级斗争不仅要年年讲，而且要代代传。于是，一副血统论对联应运而生：
老子英雄（后改为“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横批：基本如此
◇ 血统论笼罩京城
对联一经产生迅速风靡京城，传向全国。当年北工大的学生谭立夫说得好：“这副对联一出来，就几乎震撼了所有人的心弦。”的确如此，对联让不同出身的学生陷入冰火两重天。干部子弟在对联的激励下，充满了神圣的使命感，迫不及待地想担负起接班的重任。他们穿着褪色的军装，提着铜头皮带，四处寻找“阶级敌人”。一位干部子弟在清华大学辩论会上说：“天下是老子的父母流血牺牲打下来的，老子就是要坐天下。”他的话博得满堂喝彩。出身不好的学生，在对联声中却是心惊肉跳。北京一中的“狗崽子”们被逼着一边走，一边敲锣，一边喊：“我是混蛋，我是资本家……”情同手足的同窗学友，转瞬间变成不共戴天的阶级仇敌。
有一种说法需要纠正，即中央文革是不支持对联的。不错，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批判过对联，批判过血统论，但那是在高干子弟利用对联支持工作组之后。在红卫兵用对联冲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时，中央文革可是一迭连声地称赞。７月２７日，在展览馆召开大会，各校红卫兵打着写有对联的大字标语步入会场，高呼口号：“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江青一旁接道：“基本如此嘛！”
８月２日，关锋在国务院接待室对群众说：“有个口号：‘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这个口号到底怎么看？我看这个口号基本是贯彻了阶级路线的。”
８月４日在北师大一附中，有同学问陈伯达：“关锋讲话是否代表中央文革？”陈问：“讲的什么？”答：“关锋说对联基本精神是好的……对不对？”陈：“也对嘛，基本如此嘛！”
最权威的还是康生的讲话。８月６日晚，在天桥剧场辩论对联的大会上，康生说：“你们一切评论的、一切辩论的、本质的东西就是要不要阶级路线的问题，而不是对联要不要改几个字的问题……你们到处奔走、到处呼吁、到处串联、到处革命，就是为了这一阶级路线——毛泽东的阶级路线而奋斗，我对你们很敬佩！”血统论的烈火是乘着阶级斗争的东风才熊熊燃烧的。烈火中，“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先是在学校打黑帮、打狗崽子，然后冲上社会打小流氓，打地、富、反、坏、右，一场血腥的“红色恐怖”就此拉开帷幕。
打人基本有如下形式：
一、批斗会。８月４日，在北大万人大会上，红卫兵用皮带抽打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开了批斗会公开打人的先例。８月１３日，在工人体育场召开批斗小流氓大会，会议由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主持。当红卫兵冲进体育场殴打小流氓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小流氓几乎要被打死。８月１９日，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四中、六中、八中的红卫兵和北京市新团委、教育局联合组织了一次批斗黑帮分子的大会。这是一场为“四·六·八学潮”翻案的大会，发言者声泪俱下，听众席群情汹涌，不断有红卫兵跑上前台，抡起铜头皮带没头没脑地抽打被批斗者。台上无人阻止，台下齐声叫好。原教育局领导孙国栋被打断三根肋骨，李晨被打得头破血流，八中副校长温寒江浑身是血，昏厥在舞台上。批斗会上打人，残酷程度当然比不上后来的私刑拷打，但却有着非同一般的示范效应。因为是有组织进行的，所以它向社会昭示了一条“真理”：十六条以及报刊上的“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过是一纸空文，对群众运动并无约束力。
二、校园游斗。由于中央为北大“六一八”斗黑帮事件平了反，所以各学校自发式游斗盛行，中间还夹杂着班级或全校性的批斗。游斗、批斗中，暴力成风。如四中的“八四武斗”，全校的黑帮分子和反动学生统统被拉到校园游斗，拳脚雨点般落下，泪水和血水洒满校园。８月５日，师大女附中在游斗中打死副校长卞仲耘，此后死人的事就不断发生。８月１７日，１０１中学打死教师陈葆昆。８月１９日，外国语学校打死教师张辅仁、职员张福臻。８月２２日，女三中打死校长沙坪、八中打死校长华锦。
被打的不光是黑帮，还有学生。８月２５日，师大女附中初三四班开会斗争“狗崽子”，十个出身不好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一根绳绕过脖子把她们拴在一起，有人动手打，有人向她们泼墨水。北大附中“红旗”则统一部署在全校对出身不好的学生进行斗争。初三五班就有十几名同学遭到毒打，这些学生当时只有１５岁。
三、“破四旧”。８月１８日毛泽东接见之后，红卫兵冲向社会“破四旧”，抄家、打牛鬼蛇神。打击的对象很宽泛，地、富、反、坏、右之外，还有资本家、小业主、文教界人士、学术权威、民主人士、有历史问题的人以及流氓。如果说，打老师和同学还有所顾忌，那么打这些人可就肆无忌惮了。打人方法五花八门：皮带抽、木棍打、开水烫，钢丝鞭、刀剑……
四、私设监狱。从６月份开始，各中学都设立了劳改所，专门收容揪出来的黑帮分子、反动学生以及“狗崽子”。“破四旧”以后，劳改所也收从校外捉进来的“阶级敌人”，遂成为变相监狱。最典型的就是六中的劳改所。它是由音乐教室改造成的，有看守室、刑讯室、男牢、女牢，上设值班岗楼，安有警铃、探照灯，所内置有长、短刀、术枪、皮鞭、弹簧鞭等，日夜审讯拷打“犯人”。临狱墙上，有先用红漆涂写、后又用人血描摹的“红色恐怖万岁”６个血淋淋的大字，阴森恐怖至极。这所监狱先后打死过３人。四中红卫兵则将教工食堂改造成“刑讯室”，食堂连接一个很窄的小巷，十分隐蔽，外面听不到受刑者的号叫。一中的劳改所是由菜窖改造的，在那里打死过１３人。此外，二十五中的“教育室”、十三中的“红色刑讯审”等等，名称不一，性质相同。
学校之外也有监狱，最著名的是吉祥剧院和东安市场（当时改名东风市场）。凡各校红卫兵抓到的“牛鬼蛇神”，想让他们死、自己又下不了手的，都可以送去。
“劣等血统”的人随时都有丧命的危险，那种恐怖与痛苦，经历过的人无不刻骨铭心。
◇ 错失挽救的时机
在疯狂的“红八月”，曾经有过几次阻止事态恶化的努力，可惜都被否定了。
第一次是８月６日。在天桥剧场关于对联的辩论会上，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的红卫兵发出《紧急呼吁书》，呼吁“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严格制止乱打人。”尽管他们的矛头主要指向打红卫兵的所谓“流氓”，但也对打人的红卫兵进行了婉劝。康生当场表示赞扬。据穆欣讲，王任重把《呼吁书》送给周恩来，建议公开印刷，广泛张贴。周又呈送江青、毛泽东。大家都圈阅后，由陈伯达批交“文革”小组办公室印发。当穆欣印好并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散发时，却遭到江青和毛泽东的反对。穆欣分析，原因可能是《呼吁书》和会上正遭批评的“中央八条”精神一致。
８月２３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学生开了１０万人的大会，把凶手提出来，惊慌失措。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
第二次是红卫兵冲上社会之后，毛泽东找吴德听取“破四旧”情况汇报。吴德说：
当时林彪等人也在场。我在汇报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实的情况，刹一刹这股风。我汇报说市委没有力量控制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局面。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维方式缓缓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林彪也说：这是个伟大的运动，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
其实，类似毛泽东的想法，在高层领导中普遍存在。
一位副总理对农业大学党委指示：“要青年学生闹一闹，因为自１９４９年解放以来，城市就没有大闹过。不大闹一下，怎么能把那些坏人清出来呢？”
另一位副总理对粮食部人员谈话说：“解放十几年来，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服气的。这次出现了红卫兵，红卫兵一起来，来个横冲直撞，又打、又斗、又抄。这次资产阶级服气了（虽然心里有些不满），资产阶级才真正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
一位老帅在接见１３个艺术院校、团体师生代表时说：“有些极反动的家伙，十多年来天天骂我们党，骂我们毛主席，左邻右舍都知道，恨死他们了，但谁都不敢动他，这一会小将们就把他们揍死了。可能违反一点政策，可是更大的利益是扫除了坏人，扫除了我们社会上的垃圾。”
倒是林彪的说法，貌似附和，实含暗谏，因为他不可能不知道，那时候已经“打死人”了。
第三次，吴德是这样说的：
北京市是在１９６７年春开始武斗的，那时武斗死亡最多的一天，根据火葬场的统计是７０多人……我很紧张，寝食不安。我去找公安部长谢富治。我谈情况时，谢富治也显得很紧张，神色惊疑。我们认为要制止这种情况。谢富治说：由公安系统、市委分别发出通知，要求不准打死人。
我们市委的稿子还没发出去，当天夜里２点钟，谢富治打电话找我去。我去后他对我说：公安系统似的稿子送给毛主席了，毛主席批评了。大意说：你们还是想压制群众，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发动，你们不能像消防队救火一样。这样，混乱的局面就无人敢加以制止了。
此段记述时间有误，１９６７年春北京没有打死那么多人，而且吴德接着又说：“不断传来打死人的消息使我发愁。１０月份我又找到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一直到１１月１８日……中央文革小组才同意市委发布《重要通告》。”
北京市委的《重要通告》是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８日发出的，通告严禁私设拘留所、私自抓人拷打。１９６７年的死人事件不可能１９６６年发通告制止。从火葬场烧人的情况看，吴德说的应该是１９６６年８月下旬的事。
《重要通告》发出的第二天，中央文革的人分别到六中、东安市场等地取缔私设的监狱。据戚本禹讲，他带《解放军报》记者连夜赶到东安市场，那里还在打人。一个“女流氓”被鞭子抽得血肉横飞。鞭子是用铣床旋下的铁丝拧成的，一鞭下去，白肉都会翻出来。他们命令红卫兵放人，“牛鬼蛇神”都跪在地上喊“毛主席万岁”！事后，军报记者曾写一报告，拟送呈毛泽东。陈伯达看了说：“太阴暗，不能送。”就压下了。
◇ 祸起栏杆市
把“红色恐怖”推向高潮并直接导致大兴事件发生的关键，是崇文区的栏杆市事件。记述此事的版本甚多，基本上分两种。
其一：女十五中红卫兵在２４日抄了李文波家之后，于第二天又到了李家开斗争会。李文波因对抄家、批斗、殴打不满，抄起一把菜刀乱砍在场的红卫兵。红卫兵因没有任何防备，被砍得鲜血直流。街道居民见此情景即上去劝解。急红了眼的李文波也不管是红卫兵，还是居民，见人就砍，其妻也抄起一把刀乱砍。砍伤７人的李文波在无路可逃的情况下跳楼自杀，其妻被押送公安机关（公审后被枪毙）。
关于李文波之死，红卫兵是这样记述的：李文波用菜刀砍了红卫兵之后，从楼上跳下来，义愤填膺的群众捉住他，拳头像雨点一般打了下来，这条老狗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其二：１９９８年一篇署名“鸿冥”的文章，记述了当年到李家“破四旧”的一位红卫兵的回忆：“栏杆市那个小业主和他老婆，其实很老实、胆小。那时我们才上初中，年轻不懂事，三伏天把他们夫妇关在楼上，一整天不许吃饭、喝水、上厕所。老太太憋不住了，硬要下楼，被我们推倒还踢了几脚。那老头一看急了，下楼理论，我们用棍子揍他，一打流血，他急了抄起了菜刀，把我们吓跑了。实际上谁也没有砍谁，我们说他反攻倒算，也不知道怎么，后来就变成说他杀了人，把他给枪毙了。
李文波的老婆刘文秀被押送公安局后，红卫兵要求大会批斗，并扬言要当场打死。周恩来阻止了这个大会，而由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９月１２日判处刘文秀死刑，同时也判处已死的李文波死刑。次日刘被处决，判决书是６６中刑反字第３４５号。“文革”后，１９８１年３月２６日，同样是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又宣判刘文秀无罪、李文波不予起诉，判决书是８１中刑监字第２２２号。同一法院，两种判决，个中隐情，耐人寻味。
然而，在红卫兵被最高领袖捧上云端，整个社会都沉浸在红彤彤的革命气氛中时，一个小业主竟然对红卫兵舞刀，这不啻是惊天大事。无独有偶，当天师大二附中高三（一）班红卫兵去抄反动学生曹滨海的家，双方发生争执，曹用菜刀砍伤一个红卫兵。曹被抓进公安局，曹母被带到学校活活打死。一时间“牛鬼蛇神、狗崽子翻案”的喊声响彻京城。
首先惊动的是高层，第二天，周恩来在北京红卫兵代表大会上说：“昨天我们有的红卫兵被坏蛋刺伤了，我们心里很难过，想怎么办帮助你们。”
８月２６日，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讲：“刚从中央开会回来（看来中央专门为此开过会），讲几点：我们要保卫红卫兵，反革命杀了红卫兵坚决要镇压反革命……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对。打死了也就算了。”
在几个省市公安局负责人座谈会上，谢富治插话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着。”一个省的公安局长问：“拘捕起来总可以的吧？”谢答：“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
８月２６日上午，在清华大学西操场召开北京“红五类”子弟大会，“声讨反革命分子杀害红卫兵的滔天罪行。”会后，各校都开始行动。
农大附中开大会，“红卫纠察队”把１３１个出身不好的同学拉出会场毒打。皮鞭抽、棍子打、皮鞋踩……边打边喊：“叫你们这帮狗崽子尝尝无产阶级的火药味。”
最恐怖的还是栏杆市地区，一批批红卫兵乘坐专门调派的公交车从各处赶到这里，对这一带的“牛鬼蛇神”大打出手。一连几天，大量的人被打死。
新风霞曾撰文说，８月２６日到８月２８日，是北京打全堂的时候。她听到一个红卫兵说：“今天北京市全面开花打全堂，（牛鬼蛇神）一个也跑不了。”
复仇的气氛迅速由城里扩散到郊县，终于引发了大兴“八三一”事件。
◇ 大兴“八三一”事件
如果说城市打杀的还是资本家、小业主之类的杂牌，那么郊县清理的则是地道的“黑五类”。因此，“红色恐怖”在郊县上了一个新台阶。从８月２７日到９月初，郊县掀起打杀“黑五类”分子的狂潮，最严重的是昌平县和大兴县。
８月２７日，昌平县公安系统传达谢富治前一天在北京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强调“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要“把‘黑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有的民警就向红卫兵组织介绍了当地“黑五类”分子的情况，同时也讲了谢“打死人我们根本管不着”的讲话精神。于是昌平县开始行动了，由最初的打杀“表现不好”的“黑五类”分子，发展到消灭一般的“黑五类”分子，直至乱杀家属。十几天时间，全县２４个公社就有１４个公社打死人，总共，打死３２７人。骇人听闻的事情发生在中越公社和黑山寨公社。
８月２７日，中越公社派出所负责人召集公社副主任、武装部副部长、派出所民警和红卫兵负责人开会，布置“扫四旧”。会上宣读并印发了西城纠察队“以血偿血、以命抵命”的传单，决定全公社统一行动。当晚，燕丹砖厂声言有人搞反革命暴动，打死４人。派出所负责人赶赴现场表示支持，并说：“现在公安局打破旧框框，群众说了算，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２８日、３０日，公社两次召开电话会议，逐村公布打死人的数字，宣称“‘破四旧’进展顺利，打死‘黑五类’大快人心”。回龙观行动不力，会上受了批评，于是连夜打死３０余人。到９月６日为止，全公社共打死１４４人。
闻听中越公社打杀“黑五类”，黑山寨公社公安员分别到黑山寨、辛庄两村和黑山寨中学游说，说“红卫兵打坏人没事”，“中越公社一个砖厂一夜就打死十几个人。”８月２９日晚，黑山寨大队在中学操场打死“四类”分子２人。有教师问：“这样做符合政策吗？”公安员答：“怎么不符合？对地富可以武斗，这就是当前的政策。”同一天，经公安员批准，辛庄大队打死９人。随后打杀之风蔓延到望宝川、南庄、北庄等大队。打杀中提出了“斩草除根，留女不留男”的口号，因此几个月大的男婴也被打死，妇女则被逼改嫁他乡。到９月４日止，全公社共打死６７人，其中未成年的孩子１８人。
大兴县的打杀也是从传达谢富治的讲话开始的。县公安局根据讲话精神和市局“支持红卫兵，保卫红卫兵”的指示，在局务会议上决定，由治安科副科长张某负责联系红卫兵。
８月２６日下午，张某在县公安局召开会议，参加者有河北农大园林化分校（简称林校）、黄村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和黄村镇镇长、黄村派出所民警等共九人。会上张某介绍了２７家“四类”分子的情况，并分析了人都在家怎么办，家里没人怎么办，家里有人外边还有人怎么办。成立了指挥部（设在黄村派出所），划分了战斗组。具体分工是：黄村中学包一、二、三街和高米店，林校包二、三、四街，定于２７日下午３点统一行动。红卫兵问：“如果被抄户有东西弄不出来，打他行不行？”张说：“在气愤之下，打两下也没什么。”又问：“打死怎么办？”答：“打死就打死吧！”
８月２７日下午，黄村开始“破四旧”，当天就打死２人。
同一天，黄村派出所指导员和公社武装部干部联合召开黄村公社各大队治保主任、民兵连长会议，指导员在会上说：“‘四类’分子不老实，打死就埋。要狠批、狠斗、狠打，打死也就打死了，先下手为强。”２９日，黄村公社“文革”小组组织四个大队的红卫兵去李庄子大队打杀“四类”分子，公社管委会主任则亲自去东磁各庄大队点火。
杀人风也蔓延到芦城和天堂河公社。仅天堂河公社新立村大队就打死了５３人。
到８月２９日为止，黄村、芦城、天堂河三个公社共有１４个大队打死人。
８月３０日，天堂河公社马村大队治保主任义将全队“四类”分子及子女１００多人集中关起来，设男老、男壮、妇女、儿章四个监狱。大队书记李恩元率十几人在大队部审问，随提随审，随杀随埋，一条龙行事。夜里１１量，县委书记王振元赶到马村，在一小队猪场劝阻杀人，李恩元等根本不听。王回县委，在请示了市委之后，又带十几名干部赶赴马村。马村的民兵在村外布了三道防线，严禁外人进村。县委的人９月１日凌晨l点赶到，冲了３次，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冲到村口第二三道防线前。十振元厉声喊：“你们不让我们进村，就先杀了我这个县委书记吧！”民兵经过请示，这才允许他们排队进村。同行的张连和这样记述：
“全村被白色恐怖笼罩着，鸡犬无声。刑场设在大街西头路北的一家院子里。……我们排队进院时，看见活人被捆绑跪着，死人横躺竖卧，鲜血染地，惨不忍睹。有两辆小推车往外运尸体……两个人抬起一个被打死的人装在小推车上，还没有推出门又活了，一挣扎掉在地上，一个人上去狠拍两铁锨，又装在车上运走了。”
王振元劝李恩元停杀，李把杀猪刀往桌子上一拍，道：“不叫杀了，他们反过来杀我们贫下中农怎么办？”据吴德讲，最后还是市委派秘书长马力和卫戍区政委刘绍文、张益三去，才止住了马村的屠杀。结果是杀了３４人，救出１０８人。
动手最晚但杀人却最多的是大辛庄公社。８月２９日大辛庄公社“文革”组长胡福德到黄村串联，３０日他搭乘县公安局张某的车回公社。路上胡问张：“打死这些人怎么办？”张答：“打死一个往市局报一个，市局也没有回信。”到公社吃午饭时，张某对公社干部说：“你们还等什么？等外援呢！”胡福德遂与“文革”副组长高福兴研究，决定当晚召开全公社１７个大队主要干部参加的秘密会议。
会议由９人小组主持，胡、高之外还有公社副书记李白永、李冠清等。公社正书记贺云喜因为是地富出身，被９人小组关押着，也险些遭杀。会上制定了杀“四类”分子的计划，胡当场宣布：３１日夜间１０点半统一行动，是“拔尖子”还是“一扫光”，由各大队自己决定。最后要求与会者宣誓：严守秘密，不做叛徒。
３１日夜，全公社有９个大队杀了人，公社所在地的黎明、中心、新生、宏升四个大队同时行动。高福兴亲临杀人现场督战，批评宏升杀得少（杀２人），表扬黎明杀得多（杀１１户、５６人）。是夜全公社共杀死１１０人。从２９日到３１日，大兴共杀死３２４人（男２３２，女９２）。被杀者，最大８０岁，最小的才３８天。杀死“四类”分子１７５人，家属子女１３７人，其他１２人。涉及１７１户，有２２户被杀绝。由于３１日杀人最多，故后人称之为大兴“八三一事件”。
９月１日市委秘书长马力向全县做了广播讲话，市、县又向杀人的社队派了工作组，事态才基本上得到控制。
正是昌平和大兴的滥杀无辜，震动了北京市委和中央，“红八月”的恐怖活动才得以式微。９月２日，市委下达“紧急通知”，要求“用最大的努力耐心说服和坚决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现象。”９月５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此后虽然还有打死人的事，但大规模的打杀风总算遏制住了。
□ 来源：《老兵读史》微信群，WeChat ID chezhiz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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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史笔】
习近平欲为文革翻案？解读新版历史教科书争议
·罗四鸰·
１月初，网上传出消息，中国教育部组织编写的一套新版初中历史教材，因删改“文化大革命”内容而引起巨大争议。微博与微信上一个专注中国历史的账号“讲史堂”最早发布相关消息和旧版新版教科书截图对比，指出新的“部编本”删去“文化大革命”独立的一课，把它合并到其他课。旧版教材写“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而新版教材将“错误地”三个字以及“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删除。教材还写道：“人世间没有一帆风顺的事业，世界历史总是在跌宕起伏的曲折过程中前进的。”这句被网友认为有洗白“文革”的嫌疑。
消息传出后，出版方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微博回应：“部编本”教材中“文化大革命”作为第６课《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下面的一个“专题”讲述，“分六段全面系统讲述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背景、过程与危害等”。该出版社确认这套初中历史教材将在３月投入使用。据该出版社的一位工作人员说，这本书属于２０１７年秋国家教材重大改革的结果，由教育部统一编写，到２０１９年，将覆盖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年级。
２月底，该教材已经通过新华书店系统开始出售，春季学期已在部分地区的学校投入使用。其对“文化大革命”的删减与讲史堂的描述基本上一致。新版作出了许多细致的修改，如有关１９６６年中央文革小组成立的描述当中，删除了中共中央所扮演的角色。另外，“文化大革命”的内容还删除了旧版中提到的“二月逆流”、“上山下乡”等知识点。
自２０１２年习近平执政后，“文化大革命”时代的一些做法是否会重来也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担忧，此次历史教材的变动，更是引起民间舆论的关注，认为教材不仅进一步粉饰“文革”，而且有为最高领袖终身制铺路的嫌疑。
“文革”史专家宋永毅一直关注着这起争议。他是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馆员、教授，在香港和美国出版了大型学术项目《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数据库系列》。
宋永毅１９４９年１２月出生于上海，“文革”期间，１７岁的宋永毅因为参加上海地区两次炮打张春桥的活动，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小头头隔离审查五年半。隔离审查期间的阅读与反省，使得宋永毅从毛泽东的追随者成为毛泽东的反对派。１９７７年，宋永毅考上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１９８９年“六四”后到美国留学。
１９９８年，宋永毅申请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的研究基金，正式启动《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的构筑工作。１９９９年８月，宋永毅回中国收集红卫兵小报作为数据库项目的一部分，被中国国家安全局以非法获取“国家机密”和“向境外提供信息资讯”的罪名，关押半年。关押期间，一百多位欧美、澳洲学者写信给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要求释放宋永毅。２０００年２月，宋永毅被无罪释放，回到美国。
自２００２年到２０１４年，宋永毅主编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１９６６～１９７６）》、《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和《中国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运动资料库：从土地改革到公私合营（１９４９～１９５６）》四个子数据库，构成了完整的《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数据库》系列。它们分别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和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出版。整个数据库共收入近四万份原始文件，共一亿多字，并带有英文的主题、关键词和标题作者检索功能。为此，他曾获得美国图书馆协会、加州图书馆协会和美国华人图书馆协会的“勇气奖”、“杰出服务奖”等。
采访中，宋永毅针对新版教材“文化大革命”内容的改动以及习近平的相关思维做了解读与分析。采访用电话和邮件进行，内容经过编辑。
问：你如何看待中国教育部新编历史教材对“文化大革命”内容的改动？
答：看到教育部的这个东西，我就要长叹一口气。在研究中国当代政治运动时，我发现一条规律，那就是它前面犯一个错误，后面总是要用一个比它更加大的错误去掩盖前面那个错误。我们可以从土改讲起，暴力土改犯了很多错误，毛泽东不但不纠正，还将错就错，搞农业合作化…。．
那么我们再来看习近平的问题。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就说，“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也就是说两个３０年不能互相否定。我们假设前３０年是A，后３０年是B，今天是C，那么习近平的算术很简单，就是A加上B等于C，他忘掉了，前三十年后三十年和今天的关系实际上是B减去A才得到今天的C。为什么这么说，后三十年就是改革，改革，就是改错，改革就是把前三十年那些错的东西基本上都否定了，实际上这中间的关系是B减去A才得到今天的C。
１９８０年代初那个邓小平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际上是羞羞答答把以前的给否定掉了。当时这是一个４０００人大会，我们数据库里有会议的原始记录，好多领导人，如陆定一、方毅等等，也包括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发言中批判前一个３０年都很激烈。如陆定一、方毅等就把毛泽东说得比斯大林还要厉害的暴君，那更不用说那个时候自由派人士的发言。后来是邓小平强行压制下去，才弄出这个决议。人总是很难否定自己的。反右，实际上是邓小平全权领导的。在我们的数据库里面有大概１５０万字，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反右的绝密文件，那个文件叫《情况简报（整风专辑）汇编》，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是邓小平的领导下，每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把全国的情况汇总。所以，实际上具体的操作是邓小平在做。他不太可能把整个反右全部否定。
所以说，习近平的两个不能否定，是一个简单的算术和逻辑错误，也可以说它是没有经过非常完整的推理的错误。等到这个教育部在教科书中把“文革”给修改了，删除了，就变成了很大的一个政治和历史的错误。他们试图要把原来习近平说的不严谨的话，或是说谎话给说圆，用一个比较大的政治错误和历史错误去掩盖原来一个算术上错误一个形式上的错误。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习近平的许多做法是沿袭了毛泽东的“文革”，中国拍马屁，从来不缺人，而且是趋之若鹜，蜂拥而上。
问：习近平在什么方面延续了毛泽东的“文革”？
答：习近平延续毛泽东最根本的一个地方就是不停翻案。中国一般是集体领导，集体领导是１９５６年的八大上基本确认。毛泽东一直想翻那个案子。八大在政治上提出反个人崇拜，这和当时的赫鲁晓夫、整个国际共运的氛围有关系。八大之后，毛泽东一直不是滋味，躺在床上委靡不振。他感到他的这个最高权力开始受到了限制，那个时候开始，他就想翻这八大的案，他什么时候翻成功呢？“文革”，最后把一班人的专政变成他一个人的专政，毛泽东已经成为最高指示了。那个时候的中央文件，都有这么一句话：“根据毛泽东同志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打倒邓小平、开除刘少奇、任命华国锋作为他的接班人，重新启用邓小平都是根据毛泽东同志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文革”结束后，毛泽东的一个人专政翻掉了，邓小平在党内生活准则上，他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建立集体领导。现在的这个习近平，搞的又是什么？又是一个翻案。他想要重新回到“文革”时期的一个人的专制，所以他对毛泽东很多东西是欣赏的、照办的。
问：习近平的父亲以及他的家庭在“文革”中都受过迫害，为什么他还会这么认同“文革”？
答：认为受迫害的一定不认同“文革”看似有一定的道理，但实际上缺乏仔细的认证和研究，至少对习近平与“文革”的关系缺乏了解。２０１６年在洛杉矶开了“纪念‘文革’５０周年”的研讨会，研讨会上有一个像我这样年龄的在美国做“文革”研究的学人，他说他最近去了毛泽东纪念堂，想看看纪念堂是什么样。结果他发现去的人绝大多数是像我们这样年纪，现在都六七十岁的人。他说，我当时产生的一个最强大的感觉是两个字：“父亲”。也就是说毛泽东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父亲。不管你否定也好，不管你肯定也好，那是一个历史的客观存在。习近平就是我们那一代人，我们都是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下”长大的。比如，毛泽东诗词我是可以大段大段背的。有趣的是在中国２０１３年纪念毛泽东诞辰会议上，习近平有个讲话，他那个讲话和胡锦涛的讲话和江泽民的讲话有明显的不同是：他引用毛泽东诗词七次。现在中国领导人讲话，不大有人会引用毛泽东诗词的，只有谁会呢？只有红卫兵，这是我们那一代人的文风，是我们那一代人“文化大革命”时写大字报的文风。所以虽然习仲勋是他父亲，但他的精神教父是毛泽东。当时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只不过我们现在反叛了这个父亲，而习近平没有反叛。
问：为什么他不会反叛？
答：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习仲勋、习近平在“文革”中的遭遇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一个人对一场政治运动的态度，常常是要总体来看，即要看他在这个政治运动中间是得利多，还是受损多。就习近平来说，他是得利多，受损少。习近平在“文革”初期，就读的是八一学校，北京的八一学校，是军队干部子女的学校，这个学校有两个特点，一是纨绔子弟多，一些高干子弟在那里不好好读书，习近平是因为功课差才送进去的。他和薄熙来不一样，薄熙来读的是北京四中，是全中国最好的中学，是考进去的。所以为什么薄熙来看不起习近平，因为八一学校大家是靠父母关系进去的，不通过择优录取的考试。八一学校还有一个特点，那里的人浮躁，喜欢用简单粗暴的方法解决问题，“文化大革命”期间就是武斗。聂卫平有一本回忆录《聂卫平围棋人生》，回忆了当年他与习近平和刘震上将的儿子刘卫平参加武斗的事情。薄熙来是老红卫兵，习近平实际上是红小兵。
“文化大革命”中他得了什么利呢？“文革”开始不久，习近平下了乡，下了乡以后他在那里当了农村的支部书记，很快工农兵推荐进了清华。进了清华以后基本上一帆风顺。按照习近平的水平，能进清华吗？“文革”前八一学校的毕业生很少能考进清华的。“文革”结束，他父亲就被解放出来工作了。实际上，习仲勋在“文革”期间不是最主要的被整对象，最主要的被整对象是刘少奇这个系统的。习仲勋是高岗系统的。１９５５年高岗饶漱石事件，是刘少奇要整高岗，是刘少奇要整习仲勋，而不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恰恰把刘少奇给打到了。所以，“文革”期间，习近平他们家受到的只是一般性的冲击，没有残酷到家破人亡。刘少奇派系的薄熙来的父亲薄一波不同，薄熙来的母亲是被斗到自杀的。
此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薄熙来执政的时候，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和薄熙来在四川有一个对话。薄熙来不是唱红打黑吗？薄熙来说了一段推心置腹的话。薄熙来说，我的家庭我的经历应当和毛泽东是有仇的，但是为什么我现在还是要搞这一套呢？我想了半天，觉得还是这一套能够救中国。当然，所谓“救中国”云云这些都是官话都是假话，如果把这句话翻译成他心里话就是，还是毛泽东那一套能够帮助我掌权，能够实现我的政治野心。习近平也是一样的，现在他高处不胜寒。怎么掌权更方便呢？还是毛泽东这一套。所以我常开玩笑，要说“文革”是否真的结束了，只要看要看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拿下来没有。
不过，马克思有一个很著名的论断，就是说一个历史事件，它第一次在历史上出现的时候可能是悲剧。但是，第二次以相同形式出现的，常常可能是闹剧。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还可能是个悲剧，现在再搞，就会变成一个闹剧了。这就是为什么此次历史教材事件引起舆论的关注。
问：可若是回望中国当代史，很多残酷的历史都被淹没篡改，年轻一代人知道“文革”的似乎也越来越少，“文革”有没有可能被遗忘或是篡改呢？
答：我不那么悲观，虽然政客千方百计地掩盖历史，但史学家还是在坚持对真相地揭露。政客和史学家的悠久的博弈中，前者不一定总是胜利。我曾经在美国主持过两个“文革”的大型国际讨论会，第一个是２００６年在纽约召开的，当时我们邀请了大约２０多位中国国内学者，全部被拦下，只有一位来了；２０１６年，我们邀请了２０位不到，结果基本都来了。最重要的是：来与会的竟有７位８０后一代的学者，他们的研究方法和史料的掌握，远远超出了我们这一代，这让我很受鼓舞。
问：害怕“文革”被遗忘，是不是也是你当初建立《“文革”数据库》的动机？
答：起初还是想从学术出发去建立这样一个数据库。因为我发现英文的一些有关“文革”的著作，尤其是回忆录，史料错误非常多，举个例子，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我看了四五本有关的回忆录，说他（自己）在天安门受到了毛泽东接见，毛泽东走下天安门城楼和他握手，根本没有这个事。８月１８日毛泽东根本没有走下过天安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那次，他走下过天安门的。解决问题很简单，只要把原始文件调出来看一下，因为《人民日报》有完整报道。类似的问题比较多。在此之前，我们还出版了１２０卷２７００多种的红卫兵小报，但出版后，有朋友提意见说不能检索，于是，我们决定建立一个可以检索的数据库。另一个触动就来自中国大陆，１９８０年代，巴金说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防止中华民族“文革”的遗忘。这当时在全国引起极大轰动。我想，建立一个实体性的“文革”博物馆现在的可能性比较小，但电子“文革”博物馆我们可以先做起来，我们做历史研究的，当然知道记忆的重要性。
问：资料主要是怎样收集来的？
答：主要来自全世界的图书馆和私人收藏，美国各大图书馆、欧洲、香港、台湾，甚至澳洲等各地图书馆都有，我们实际上是把大家的东西集中起来。也就是说，我们资料库的材料来源多是二手的。比如说，２０１６年出版的３６卷《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今年又出版了１２卷新的《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续编）》，总共加在一起关于广西的机密档案就已经到达将近９００万字，可以说中共内部调查的机密档案大致都在那里了。这些档案来自欧美各地、香港各地图书馆。这些图书馆具体怎么得到的我就不知道，但基本是中国共产党干部，甚至有些是高级干部及其他们的子女带出来的。１９８１年开始，中央派了三个工作组，动用广西１２万干部，由胡耀邦亲自领导，在广西调查五年，才弄出这些档案的。当时参加调查的干部，手里头有这些文本，他们知道如果他们不把这些文本送出来，这些东西就会成为国家档案馆里的废纸，历史的真相就永远不能揭露，比如说广西的大屠杀与人吃人事件。
问：有没有从中国大陆收集来的？
答：也有。２０００年，我从中国放出来，当时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都报道了我的事情，一天，我就收到了从自由亚洲电台转给我的一个大信封，里面有十多份“文革”期间的中央文件，还有一封信，是一位天津小学教师寄给自由亚洲电台转给我的，他说知道我在做“文革”资料库，能够保持“文革”的记忆对我们的民族，尤其年轻人是功德无量的事情，于是就给我寄来了他所保存的文件。还有一次，我的信箱收到一位来自深圳的信，他说他也收集中共中央文件，问我有没有兴趣？他给我发了好几百个文件，都是“文革”期间收集的。以上只不过是两个很小的例子。我们的数据库编委和顾问就有十多位现在还在中国大陆的著名学者，这个数据库其实是海内外学者的重要合作项目。
问：现在做“文革”研究和中国当代政治运动研究最困难的是什么？
答：要做“文革”研究必须进行史料鉴别。“文革”离得这么近，现在出来的史料，好多都是假的，你要接近真相就要学会史料鉴别，一般来说，绝密的档案要比机密的好，机密的档案要比秘密的好，秘密的档案要比内部的好，内部的档案比公开出版的好，离历史真相的远近大约可以按照手上材料的保密级别来判断。因此，不做“文革”史料学研究，“文革”研究就有可能是假的。我看到陕西某个县（的县志说）“文革”中间才死了两个人，我想我手头都有份文件说明死了两百个人还不止，难道不知道那些假的材料都是欺骗老百姓的？不过，我想这个是必然的发展，第一招就是欺骗，欺骗不了就耍无赖。
现在教育部、习近平的做法是蛮横不讲理，就是“文革”红卫兵的做法，也是一个农村支部书记的做法。农村支部书记统治农民，他给你讲道理，第一次讲不动，第二次就说照不照我的办，不照办明天就没有吃。
因此，我希望我们这个数据库在客观上要成为一个毛泽东时代历史真相的记录与保存者。我这一生与“文革”的缘已经是不可分的了，我为它已经坐了两次牢了：第一次为反对“文革”坐牢，第二次为研究“文革”坐牢，所以我一定会继续做下去的。
□ 原载《纽约时报中文网》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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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抒己见】
以“平常心”看待文革
·何三畏·
网络上经常见到这样的情况，一言不合，就称对方使用“文革语言”，意思是说对方语言粗暴，不讲道理。仿佛只有文革时期的语言才粗暴无理，又仿佛真有一种语言叫文革语言，跟我们现在使用的语言不一样。其实，在充分肯定文革的特殊性的前提下，还得承认新中国的语言的连贯性。换言之，我们都正在使用“文革语言”。
再急一点，就称对方“文革余孽”。这就是更严重的指控了，相当于说对方是逍遥法外的罪犯。但是，同样的道理，把文革放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放在整个六十年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虽说比较特殊，实际上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特征表现更突出一点，更集中一点，而“文革余孽”也不是一种新人类，其行为方式也并不迥异于今。换言之，我们都是“文革余孽”！
你已经看出来了，我是前后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论者，不使用把任何一个时期割裂开来的思维方式。而你为什么要专门把文革拎出来，仿佛那不是你的历史，而是外星人的历史似的？这是一种集体癔症。原因是文革成了一个禁忌，越禁忌越神秘，越禁忌越特殊，越禁忌越无知，直到你以为那时什么都跟现在不一样。
总之，如果你把文革当成社会主义革命过程的一个阶段，将便于你理解文革，也便于你理解今天。当然文革是一个特殊的阶段。概括地说，它最主要的特点在于“无法无天”。那么，我们来讲一下文革的“法”和“天”有什么不一样，跟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跟整个六十年有什么不一样。
文革是新中国的无数政治运动中，官方唯一自动承认失败的一次。也是唯一被官方总结出“损失”数字的一次。先不说为什么有这两个唯一，先看看以下的数字：“４２０万余人被关押审查；１７２万８千余人非正常死亡；１３万５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死亡２３万７千余人，７０３万余人伤残；７万多个家庭整个被毁。”这一切都是没有司法程序的混乱中发生的。
这一组数字是网上来的，据说出自官史《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实》，是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统计出来的”。没有别的渠道能得到这方面的数字，我愿意认为它基本真实。不过，我们也可以认为它“有多无少”，因为这是事后的“统计”。八十年代以来，人人都声称自己在文革中被迫害（而没有“加害者”），另外，为了证明前任官员有多坏，文革后的官员也会使劲往以前的坏事……好歹我们还是采用这个数字吧：文革死亡人数如上，合计二百多万。
这个数字“够恐怖”吗？够恐怖了！在和平年代，没有外敌入侵，伟大领袖一声令下，就自己折腾死这么多人。这个数字“最恐怖”吗？不是最。它可能没有超过同样发生在和平年代的土改和镇反，后者是官方从来不公布的，文革期间官方机构曾经瘫痪，后来还费力去统计，土改镇反时期，政权正在效率最高的时候，所杀地主反革命应该可以准确到个位数，不知道为什么不公布。这一数字“最悲惨”吗？不，远远不是！一九六零年前后，短短两三年内，饿死人数超过土改、镇反和后来的文革死亡之和的若干倍。
那么，为什么只有文革被官方“彻底否定”？关键是就在于文革跟以往任何一次政治运动不一样的是，这次运动中受害的，除了平民，还有官员。另有数字说，文革中有“２５０万干部被批斗，３０２，７００多名干部被非法关押，１１５，５００多名干部非正常死亡”。文革，是新中国唯一一次“官民互有死伤”的内乱。官员死亡十余万，跟平民死亡的比例达到一比二十，太高了，任何一种战役指挥员的伤亡都不应该这么高！
土改和镇反运动，以及从来间断的镇压反革命的斗争，都是官方掌握的，针对“敌人”的。大跃进，只饿死农民。而文革，除伟大领袖，大多数官员陷入危机，直到性命不保。文革唯一的特殊性在于，平民可以造官员的反，而且是“奉旨”，获得了正当性甚至神圣性，人民陷入了广场的狂欢。官员一旦被称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像平民被称为某种“分子”一样，立即就遭了殃，当时的官员遭殃之密集，有如当今反腐的成果。
还得说明的是，并不是整个文革十年官员都在遭殃，而平民的伤亡却是持续不断的。“奉旨造反”其实也是一个阳谋，圣旨是不断变化的。文革不断地进行下去，革命者不断被“掉队”。而官方实际上是可以控制局面的，伟大领袖去世，从中央到地方抓捕文革分子，文革立即结束。文革就是这样一场“有组织的混乱”。
有人统计过，新中国前三十年，产生过将近两百种跟刑法无关，却能置人于死地的“罪名”。例如，各种“分子”。把你称为某种分子，你就离死不远了。劳教本来不用有罪也不用审判，劳教了你就是劳教分子。劳教完了，你还有一个罪名，叫劳教释放犯。把你拉出来斗争和痛打，因为你被称为地主分子。房主是一种罪名，正如后来，钉子户也是一种罪名，可以群殴你，直到剥夺你的房子。所有这些针对平民的暴力，都不是文革十年所独有。
然而，正由于文革是一个结果不可控的游戏，可能使庄家成为输家，所以在文革结束后，复辟的官员们才痛彻心肺地把它称为动乱、浩劫，常常还在这些程度已经很深的词前面加上“史无前例”的前缀，真是正心诚意了，并由衷地认为不能“过七八年再来一次”了。
否定文革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也成为唯一被允许的民间倾述苦难的道具，但其它任何一次只针对平民的灾难，则成为牢不可破的禁忌。病态的历史观使平民们把一次接一次的政治运动，包括大饥荒死去的远远超过文革死亡数量的亲人们掩埋以后，就忘记了，最后只记住他们在报纸和电视上看到的国家的大人物们在文革中受难。
今天还有另一种“文革遗民”，他们怀念“文革大民主”，希望重返继续革命的道路。根据伟大领袖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们始终认为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今天，也就是官场腐败分子——造反，天经地义，包括采取“革命手段”——即今天的主流渠道不断重复的“红色经典”中宣扬的那种暴力手段。
这种革命思想容易理解，因为它就是官方意识形态本身，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只是时间和场景不对——既然已经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政权，你就不能继续革命了嘛！很明显，这种革命思想的复兴不是社会安全的好现象。然而，不知道为什么，有关方面待他们，比待主张走出文革和非暴力的人们要优待得多，简直如一根藤上的瓜。我觉得这是有关方面的严重失误，需要调整。
（２０１７／１２／２６）
□ 原载“新浪网”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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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之言】
川普与１９６８年的世界史意义
·崔之元·
〔原编者按：２０１６年３月３１日，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中法研究中心举办了一场“毛主义对中法知识分子的影响”的讲座，由法国记者、文学评论家和专栏作家Arnaud Vivant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崔之元教授共同主讲。以下是崔之元教授的发言部分，蒋余浩根据录音整理。其中以川普为例，分析了如何突破“体制僵化”和“体制外动员混乱”的两难困境。〕
今天非常荣幸能与Viviant先生一起来讨论“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在法国和中国”。我首先对Viviant先生刚才讲的毛主义在法国谈谈我自己的感想，然后我会稍微联系一下中国，因为今年是中国１９６６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５０周年，也有很多反思和讨论。Viviant先生的这个报告对我们中国听众有很大的意义，因为他给我们带来了认识“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国际的视野。我们国内现在讨论“文化大革命”时有两种错误的极端倾向，但这两种错误的视角还都聚焦在中国国内，而缺乏国际视野。这两种错误的极端倾向是什么呢？一是认为当前在中国重演文化大革命的危险很大。这个看法其实是片面的，目前并没有那么大的重演文化大革命的风险，但确实有一些不好的现象容易使人联想到文化大革命中的做法，比如说有个地方政府开大会公审讨薪农民工，的确使人想到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错误的做法。但这个公审农民工的事件是个别的，它并不能说明了文革马上要再来。第二个错误观点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反对官僚主义，而现在干部的腐败比“文化大革命”要严重得多，因此文化大革命很正确。这个观点是极端的，其实只是极少数人的看法，多数人并不赞同。不过我今天想强调的是，Viviant先生的报告特别使我们认识到看“文化大革命”的视角不应局限于在中国之内，这是他的报告有启发之处。
我现在想对Viviant先生讲的“文化大革命”的国际视野再补充几点。
第一，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昨天和前天，习近平主席正好访问了捷克。１９６８年，爆发了一个世界性的来自基层人民的运动，特别重要的是１９６８年的“布拉格之春”，对中国其实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大部分中国的媒体都还没有注意到。２０１５年，哈佛大学著名历史学家Niall Ferguson出了一本“基辛格传”。基辛格的传记已经出版了很多，开始我觉得不会有什么新的内容，但是阅读后发现这本“基辛格传”新内容还是不少，作者下了很大的功夫，而且基辛格自己给他提供了很多以前没有向其他人提供过的档案材料。其中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基辛格在秘密地和苏联人谈判结束越南战争的时候，是在布拉格这个第三方进行的谈判，基辛格一开始以为捷克人完全是苏联人的傀儡，但是他发现不是这样，因为马上就发生“布拉格之春”了，捷克的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实际上告诉了基辛格一些真实的情况，最主要是关于中苏矛盾的深刻程度，因为中苏分裂从６０年代初期就在报纸上公开了，包括中共批判苏联，苏联批判中国，但是很多媒体特别是西方人还是不了解这个分裂究竟有多严重，因为苏联和中国一些领导人确实还寄希望于中苏再和好这种可能性。所以，“布拉格之春”前后，基辛格得到了真实的中苏矛盾深刻程度的信息，对几年后中美建交起到很大的作用。
第二个国际大背景是越南战争。１９６８年５月法国学生运动爆发的时候，基辛格在布拉格秘密谈判，而美国和北越的正式代表在巴黎进行关于停战的公开谈判。很多法国的学生都是支持胡志明，因为１９６８年学生运动很重要的一条是反殖民主义，而在阿尔及尼亚刚刚经过１９６１－６２年的独立战争，当时只有７％的法国人支持法国继续在阿尔及尼亚殖民。美国一直宣传他们在南越已经把北越势力控制住了，但是正好在１９６８年１月３０日，北越发起一个著名的叫“Ted Offensive”的大规模反攻，这个说明美国军方一直在说的已经全面控制北越势力是个谎言。当时美军对越南的轰炸，造成了一百多万平民的死亡，因为北越越共进行游击战，而美军没有游击战，完全靠轰炸，造成平民的伤亡非常大，因此确实引起全世界正义人士的愤慨。这是一个很大的１９６８年社会运动的国际背景。
第三，我觉得法国１９６８年５月学生和工人运动的过程的细节非常有意思。首先，刚才Viviant先生提到，戴高乐采取“父权主义”这种比较高压的政策限制学生。我们现在许多觉得司空见惯的事情，在当时法国却不被允许，比如法国的大学规定男生不得访问女生宿舍，签字也不行，但女生可以访问男生宿舍。另外，学生觉得很多教学的内容陈旧，还有一种灌输性的教学方法，因此学生要求教育改革。再比如说，在１９６８年学生运动以后，学校要招聘教师时学生也参加招聘委员会，这在１９６８年以前没有。这是在教育民主化方面的学生诉求。刚才Viviant先生讲到雷蒙·阿隆，他是法国比较右翼保守的思想家，但他竟然也说，“人类马上要被美苏核武器竞赛摧毁了，这时年轻人有些过激的举动，要求性解放，有什么可奇怪呢？”如果我们联想到，同时在美国正在爆发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黑人争取公民权的运动，这些事件都发生在１９６８年，这对于理解中国“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也是以青年学生为主体，也是进行教育改革，是有帮助的。
这是补充的一些关于１９６８年法国学生运动的国际背景。下面，我就谈谈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本意来看，我觉得确实不仅仅是权力斗争，正如很多当事人（包括刘少奇的亲属）也认为，如果仅仅为打倒刘少奇，也不需要发动这么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我觉得在毛泽东思想里，他始终比较注重从基层群众的创造性，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毛泽东有很深的对“民主”的信念。这种“民主”信念的本质，就是毛泽东两句诗，一句是“六亿神州尽舜尧”，另外一句是“遍地英雄下夕烟”。“民主”的信念是坚信每个普通的人，不论有没有知识，都有他或她的尊严和创造性。民主信念，可能比民主的形式更重要。从１９４９年以后毛的一些政策也可以看出，他对苏联那种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是不满的。在薄一波的回忆录里，他谈到有一次亲耳听见毛泽东说，最烦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跟我汇报工作，如果我坐国民党的监狱，我的脑子至少是自由的，但是听李富春汇报中央计划的数字的时候，我脑子都不自由了。
另外，大家可能知道，在中国的军队制度建设史上，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古田会议，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又回到古田召开中央军委会议。那么，１９２８年古田会议核心是什么呢？现在很多媒体强调是叫做“支部建在连上”，但是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士兵委员会”，就是说必须有“士兵民主”，这是毛主席认为红军区别于其他军队最关键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确实是认为原来的苏联体制，包括中国继承的苏联体制，束缚了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所以，他要发动群众，特别是青年，因为青年本身已经提出了教育改革的要求，来实现他的更加依靠人民群众的，也是一种更民主的体制的追求。
但我下面要说，这里面本身有他的很多不成熟和错误的地方，同时有很多出乎他意料的情况，所以导致文化大革命整体上是失败的。确实不能够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这是我认为中央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是正确的原因。
当时，清华大学有一个著名的学生领袖蒯大富。实际上文化大革命在教育领域最主要的就起源于清华大学，因为当时刘少奇的夫人就在清华大学，担任中央工作组的负责人。蒯大富当时才只有１９岁（２１岁——编注），他组织清华大学的学生来造中央工作组的反，并且他们学生里面有一套教育改革的想法。这些开始时候都得到毛的强烈支持。但后来，毛发现整个的局面完全失控，所以他派工宣队即“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而蒯大富又组织很多学生来阻碍工宣队进入清华，并且有人用自制的枪打死了一位工宣队的成员（有五位工宣队员被打死——编注）。当天晚上，毛主席召集所谓五大学生领袖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约了蒯大富，他因为还在清华大学组织这些反对工宣队的活动到晚了，他赶到人民大会堂时对毛主席说，有黑手镇压我们的学生运动，毛主席回答说：“黑手就是我”。因此，我觉得，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的时候，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认识这样一种困境的存在：
原来的体制容易陷入一种僵化和保守，或者叫“institutional rigidity”，即制度的刚性；但是如果简单地像“文化大革命”那样造反，在这个制度之外发动群众，“extra－institutional mobilization”，那么确实容易造成“僵化的制度”和“混乱的造反”这种恶性循环。这是我觉得“文化大革命”体现的问题。而且，法国１９６８年５月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刚才讲的毛泽东的诗词体现出对“民主”的基本信念，相信每一个普通人的尊严和创造性，当然毛泽东自己也知道，并不是六亿神州的每个人都是舜尧。这就产生了一个全世界性的难题。
比如现在的美国选举中的川普（Donald Trump），我们不知道他会不会被选上总统，但如果选出的真是川普，那么根据这种民主的信念也必须接受他。所以，“民主信念”面临的挑战是，制度安排本身会出现僵化，但是完全打破制度安排又会出现混乱，这个问题现在全人类都还没有解决好。
也许我没有表达得很清楚，我实际上是觉得，一方面是制度容易僵化，另一方面完全撇开制度又容易混乱，这是个需要克服的难题。如果我们有坚信每个普通人的尊严和创造性的“民主信念”，而当出现的是川普当选这种局面的话，再转而相信少数人的精英主义，这也不对。就是说，民主弄不好选出川普这种人，甚至历史上还选出过法西斯主义，那么我们是否又回到小圈子的精英，让少数人说了算？我认为，这个两分法本身很不对，但怎样突破这个两分法，是人类现在还没有解决好的问题。
突破这个两分法的思路，是１９６８年法国文化革命运动当中一位很重要的理论家Cornelius Castoriadis提出的。他是１９４７年从希腊来到法国的，曾是希腊共产党员。１９４７年的希腊是冷战的发源地。英国反对希腊的共产党执政，但英国实力不够，就把对希腊、土耳其的控制转到美国，这就是冷战的一个直接的起源。希腊共产党的重要成员Castoriadis１９４７年被迫跑到法国，在OECD做一个经济学家，但是实际上他大部分时间在从事哲学思考。他的思路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注意到：
不同的制度所蕴含的对普通民众的民主诉求的回应度、反应度是不一样的，但无论如何还是需要有制度，虽然，制度的可改变性和自我修正性也各有差异。
这实际上也是哈佛大学法学院昂格尔教授的观点。从这一观点看，１９６８年的精神不仅仍然有意义，而且事实上已经改变了１９６８年以后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比如说，刚才提到，现在学生也可以选教授，这都是一些新的制度安排，这些新的制度比起原来的制度，僵化性小一点，但是可能又会出现新的僵化，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来自于基层，不断的动态的民主化的过程。有个法国的例子很有意思。１９７２年的时候，有一个法国矿工的女儿被杀了，事件发生在法国一个小城，开始警察怀疑是城里比较富裕的一个男的干的，后来发现证据不足，就把这男的给放了，但是法国的毛主义者就不信，他们认为资产阶级的法庭对矿工的女儿不公正，所以他们把萨特、福柯都安排去了这个小城，当然萨特、福柯他们也没弄清楚到底是不是那有钱的男的杀的。但他们去了以后确实造成一种舆论，就是使矿工待遇、煤矿安全事件等等在法国全国范围内引起比较大的舆论重视。这里有意思的是，当时萨特说，资产阶级法庭这种制度不可靠，他建议用“人民法庭”（people’s tribunal），但福柯更加激进，说“人民法庭”也不行，因为“人民法庭”也还是个制度，福柯不信任何制度，只相信“自发的正义”（spontaneous justice）。福柯举了一个例子，在１７９２年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英国和比利时等欧洲保守势力进攻法国，法国为了抗击外国入侵，一些人主张先把监狱里的法国反革命杀死，以防外国军队打进来后他们来复辟，后来真的杀了几百人，没有经过任何法庭审判，即没有经过“人民法庭”，也没有经过原来的法庭。福柯竟然认为，这个“自发正义”好。可以看出，当时法国这些特别著名的思想家，如萨特和福柯，实际上比毛主义者还要激进的多的思想状态，而事实后来也证明他们这种“激进”是错误的。这就提出了我们怎么能够使制度本身有灵活性，能够对人民的民主要求有高的回应性——这个需要全人类不断在民主实践过程中解决的难题。
最后我想说一下，１９６８年５月法国学生运动是怎么结束的，从中可以看出制度安排与制度之外的运动有什么关系。非常有意思的是，５月３日学生占领巴黎大学的时候，法国总理蓬皮杜正好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访问，十多天都不在法国。这是在学生运动变得激烈之前，蓬皮杜对学生比较同情，他觉得可以一定程度上向学生让步，但戴高乐总统比较强势，是不同意向学生让步的，他觉得那会使政府丢面子，蓬皮杜总理还有下面的部长还是必须听戴高乐的，所以他和学生的谈判也没有进展。５月１２日蓬皮杜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回来以后，就说要和学生达成协议，重新开放巴黎大学，但戴高乐说，如果学生能够不再进行游行，特别是不再发生严重的暴力行为，比如说最严重的一次是火烧巴黎证券交易所，那么戴高乐说就同意蓬皮杜的做法。蓬皮杜试图和学生接洽。５月３日学生占领巴黎大学时，警察已经封闭了巴黎大学，完全都停课，其他学生也进不去，并且逮捕了一部分学生。但是蓬皮杜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是他释放了法国学生，但没有释放外国留学生，而其中特别重要的一个留学生就是刚才Viviant先生说到的Daniel Cohn-Bendit，他是一个德国留学生，但他是这个运动最主要的一个学生领袖，只要他没有被释放，学生就完全不听蓬皮杜总理做出的让步。这时候情况就越来越严重，并且工人开始支持学生，出现了罢工，罢工人数最高峰竟然达到１千万人，全法国停水停电停火车，法国经济整体瘫痪了一两个星期。在这种情况下，戴高乐觉得还有办法，就是以他抵抗运动领袖的形象，做一个全国广播讲话，并且他提出这样一个制度，就是６月１６日举行全民公决，如果大家不赞成他的话他就下台。因为当时学生和工人已经联合起来，工人提出很多经济民主化的要求，戴高乐因此说全民公决里包括工人参与企业管理，但是戴高乐忽略了，只要学生领袖没有释放，学生是不买账的。所以他这个广播讲话之后，学生没有任何妥协的反应，所以戴高乐很压抑。他突然失踪了一天，包括总理、国防部长都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后来发现，戴高乐带领妻子和儿子全家飞到法国二战后所管辖的德国巴登巴登地区，他秘密飞到那儿，已经考虑向德国政府申请避难。法国驻在巴登巴登的军队的将军说服了戴高乐，说法国人民还会相信你的，所以他在这里呆了一天后，５月３０日回到巴黎，又发表了一个广播讲话，这次讲话就生效了，可能是因为这段时间工人学生的运动，包括停水停电，停加油站，汽车没法加油，实在是对老百姓生活影响太大，所以５月３０日戴高乐讲话后，工人和学生就做了妥协，这样１９６８年５月的运动就停止了。我已经说过，１９６８年的运动有深远的意义，包括它在文化方面，如男生也可以访问女生宿舍，学生也可以参加选教师的委员会。从那个学生领袖Daniel Cohn-Bendit的个人经历也可以看出这点。他被释放了以后，法国政府把他驱逐出境回到德国，他在１９７５年又要求回到法国。这个人在被驱逐期间，先在法兰克福当个幼儿园老师，当了７、８年，后来竟然当选为法兰克福市的副市长，他现在是欧洲议会绿党党团的主席，当时学生运动时他是２２岁。我们比较一下，蒯大富１９岁参加激进运动，后来却有很不同的人生轨迹。这什么意思？我是说我们可以从这里面思考，不同的制度安排和制度安排所带来的制度之外的社会运动，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影响。总而言之，我觉得无论法国文化革命和中国文化大革命，都提出了如何面对“制度容易僵化，但是完全不要制度又会混乱”这种两难困境的问题，这个问题仍然是十分迫切的现实问题，而且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最好答案。这是全世界所要面对的挑战，也是我们纪念文革５０周年所具有的意义。我就在这里结束，谢谢大家！
□ 来源：“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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