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星人：上海七一中学女教师施济美、林丽珍双双自杀的背后
朱长超：文革故事：上海一家１１人含冤自尽
佚 名：可怕的文革：西安教师王冷之死
庞国义：见证文学的一朵奇葩
李正权：“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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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九四五）·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一一三期（zk1802a）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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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八年二月五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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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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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灵祭坛】 上海七一中学女教师施济美、林丽珍双双自杀的背后 黑星人
【狰狞岁月】 文革故事：上海一家１１人含冤自尽 朱长超
【悲剧人生】 可怕的文革：西安教师王冷之死 佚 名
【书刊评论】 见证文学的一朵奇葩 庞国义
【往事非烟】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李正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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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灵祭坛】
上海七一中学女教师施济美、林丽珍双双自杀的背后
——读《施济美传：凤仪园的寻梦人》（王羽著）有感
·黑星人·
（一）
近日，朋友借我一本王羽写的《施济美传：凤仪园的寻梦人》之书，化了几个晚上去阅读。读毕，有感欲发的念头升起，不说不快。
说文前，先介绍一下施济美其人。
施济美，浙江绍兴人，１９２０年生于北京。其父施肇夔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回国后在北洋政府外交部工作，是当时外交部长顾维钧的得力助手。其母虽未进过洋学堂，但古典文学基础特好，书法也好。施济美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中成长，她是“东吴系女作家”的领军人物，也是上世纪４０年代上海声誉排名仅次于张爱玲、苏青的著名女作家。
王羽作了大量资料采集，也对与施济美有过接触的当事人及施济美亲属作了采访，才大功告成此书。这也是全国第一本介绍施济美生平的专著，倾注了王羽几年心血，正如她在本书“后记”中写道：“这是一本陪伴我两年的书，关于一个陪伴了我十二年的作家。”
在赏阅王羽写作成果之时，我要提出三个疑问：
第一、导致施济美自杀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王羽在书中写道：１９６８年５月８日，施济美接到通知，翌日去校造反派那里报到。造反派事先已扬言，要召开一场针对她的全校批斗大会。闻此言，她的精神再也坚持不住了。当夜，在自家屋内，与同住一室的林丽珍双双自杀——悬在门后晾衣叉子上吊自杀。上吊之前还喝了敌敌畏（林丽珍如何自杀，书中没交待，应该也是同悬一处自杀）。
在自杀前二年，也即１９６６年，施济美已遭到红卫兵造反派批斗、抄家，被迫离开她心爱的教学岗位，改为扫地、擦浴缸之类的保洁工作。按理说，施济美有接受精神打击的思想准备，为何一听说要召开针对她的全校批斗大会就再也控制不住了，又是喝敌敌畏；又是悬绳上吊，寻死之念如此铁心呢？那天，造反派究竟与她谈了什么？
第二、抗战胜利后，施济美创作的《凤仪园》、《鬼月》等高质量作品相继问世，这标志着她的文学道路有了巨大拓展。其长篇小说《莫愁巷》，更是代表着她创作生涯的高峰（此作品还被改编为电影，由朱石麟导演，李清、陈娟娟任主角）。既然她有如此深的文学创作天赋，而且又有那么多的读者群，那么是什么原因让她“解放后”淡出文坛，甘愿默默做一个园丁，一生献身教育事业（在上海七一中学执教，成为学校语文组的骨干教师），这其中动因是什么？
第三、施济美在自杀前曾对同事说，政治上的事，有一天会平反，生活上的事没人会为她说清。这“生活上的事”究竟是指什么事呢？
（二）
白驹过隙。如今，施济美死去近五十年，关于她的冤案早已平反，但制造这场冤案的主角没有公布。施济美的妹妹在施济美追悼会上只是说：姐姐受林彪、“四人帮”迫害而死。
这是统一答案。中国大地发生的无数悲剧都被一个神秘布袋裹着，这布袋如同魔术师手中的道具，想变什么出来就变什么出来。也即：想说什么样理由就编什么样理由出来。持布袋的主人就是希望全体国人向前看——忘记那段充满腥风血雨的历史伤痛。故而，迄今为止，人们没见过原七一中学某个红卫兵造反派人员站出来，悔过地大声说：“施老师，我们错了！我们有洗不掉的深重罪孽。”
即便浏览令施济美走上绝路的原“上海七一中学”校网，上面也是自豪地写着：“这是一所具有光荣历史和优秀传统的学校，建校百年来，七一中学秉承中华教育之美德……”仿佛施济美、林丽珍双双自杀事件从没有发生过。
豺狼当道，安问狐狸？这不是七一中学几个红卫兵作的恶，而是全校红卫兵集体犯下的罪孽。七一中学可以淡忘那段历史，但国人不可以忘记。道理很简单，一个不懂得如何反思、而只想如何尽快忘记历史伤痛的民族，是一个难有进步可言的民族。所谓“民族振兴”，别跟我扯淡。说施济美死于林彪、“四人帮”的迫害，说给小学生听还差不多。国人清楚并且心知肚明，谁是制造这场悲剧的真正幕后主角。他们也心知肚明，知道国人心知肚明。既然大家都心知肚明，那么为何不能说出历史的真相呢？
假如王羽能站在这个历史高点看问题，去认识施济美，一定会有新的意外收获。至于王羽评介施济美是“新一代女性”，这话让人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感觉。施济美短暂一生极其苦难与曲折，难道“新一代女性”非要饱受深重苦难才有资格这样称之？或者说，女人接受苦难洗礼和精神摧残越深，越能体现“新一代女性”的光芒？
说到“新一代女性”，我认为同时代倒在“无产阶级专政”刑场上的林昭、张志新，她们可以称之为“新一代女性”。她们以一己嬴弱之声向这个荒谬世界单独宣战，作出她们最为坚贞不屈和最为铿锵有力的抗争。故而，我认为，“自杀”不是“新一代女性”的代名词，“抗争”——对抗这个荒谬世界，争取自己的权利，才是。
（三）
读《施济美传：凤仪园的寻梦人》一书，我心沉重，几度沉浸。我仿佛听见施济美在自杀前凄婉地说：“你们的世界是荒谬的，我的世界是纯静的。纯静属于我，是我通向另一个世界的圣梯。”
面对如山崩地裂而来的苦难，常人难以接受，更何况是一个女人了。男人靠信念支撑，靠意志生存。信念难言打垮，它游走于男人的心底。真正击垮男人的是意志，失去意志，这个男人才会怆然倒下。那么女人在苦难面前靠什么支撑和生存呢？靠梦。
在苦难如排山倒海而来的那个时代，梦是施济美唯一活下去的理由。
然而，“文革”一把火，令国人从此无安宁之日。红卫兵造反派不但剥夺了施济美做梦的权利，而且还要卑鄙地将她一切与做梦有关的文字记录统统赤裸裸地公开在世人面前。也正因为渴望洞察他人隐私的红卫兵造反派对施济美进行突然的上门抄家，将她的日记、文稿、书信，还有刊有她作品的报刊杂志等统统抄走，装了满满两辆黄鱼车。施济美的全部个人隐私都在这车上，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私人物品被他们作为“战利品”无情掠走，任何一个坚强之人，在这时都会露出绝望的眼神——对这个制度绝望、对失去王法的世界绝望。
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到来之时，红卫兵造反派开始张贴施济美大字报，说她与同居一屋的同校老师林丽珍搞同性恋。当绯闻充满校园之时，正是造反派们最得意之刻。他们可以幸灾乐祸地观看两个单身女人如何一步步走向落难之井；他们一点不认为自己在干人类最野蛮、最荒唐、最愚昧之事。相反，他们虔诚地认为，这是对毛主席表忠心的行为；他们的忠心表得越淋漓尽致，邪恶之念也就越发彻底。
我不知道其中秘密。我只知道，施济美男友俞允明被日军飞机炸死，这事对她的精神打击很大，她发誓这辈子不再嫁人。工作中，她将自己全部的爱倾注在学生身上；生活上，她将林丽珍视作自己情感的倾诉和寄托对象，并将这种感受写在日记里。
然而，我要说：即便真是同性恋了又怎么了？它会构成一个女人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吗？造反派需要对林丽珍剃“阴阳头”，进行最恶毒的人身攻击和人格羞辱吗？
又然而，在那个人性之善无法保证的疯狂年代，造反派个个如同得了狂犬病，一个比一个歇斯底里。当个人没有保留私密空间的权利；当政府和组织像大人，将每一个公民视作小孩，实行意识形态的全面监控，这个时刻，哪有其它诸如同性恋的观念被认同？
当人心如兽心恣意纵欲、世界处处充满狰狞面目时，身处野蛮之林、孤立无援的施济美和林丽珍或许只能以同性恋作为唯一的精神慰藉。这种相互怜悯、相互爱恋的行为在变态的不正常社会里反而显得十分正常，合乎理性。造反派可以指认为她俩这是精神麻醉的行为，但不可以作为一种罪证，白纸黑字地赤裸裸公开在全校师生面前。这等于就是当着众人的面活生生地撕裂一个少女的处女权。试想，这让她们日后如何在同事和学生面前抬头做人？
梦即希望。当希望被无情碾碎，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可以依恋的？或许，死是最好的、也是最后的体面退路。施济美必须死！正如作为寡妇的雷锋母亲在被地主儿子强奸（或诱奸）之后意外怀孕不得不上吊自杀一样。雷锋母亲不死，无法在众乡邻们面前抬头做人。同理，施济美不死，“毛泽东思想万岁”的口号就有水分；“文革”就是波特莱尔笔下的“恶之花”。她死一千次，也对不起毛主席。
由中国人发明的、罪恶昭彰的惩罚人的手段——剃阴阳头，同样不足以让林丽珍跟着施济美痛下自杀决心。是因为她看到：学生批斗老师，精英教师成为“牛鬼蛇神”，是非颠倒，黑白不分，这样的制度还有什么幻想可抱啊？她必须跟着施济美一起死。施济美死，她不死，那么她往后过的日子会比死更残酷；比关进牢狱更难受。更何况，教师这个职业是危险性相当强的职业。给学生授课时，一不当心说错话，就会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与其这样惶惶不可终日地过日子，还不如下地狱十八层，寻得一份属于自己的纯静。
此时，我仿佛听见施济美喃喃泣道：“我的梦是我的，整个儿属于我的。它是唯一完全俯首帖耳于我的一个精神主体。我通过这样的掌控，如愿成为‘梦的王国’里一个自由公民。……让我一个人默默走向死亡吧！黄泉之路上，我会替你们——每一个丑陋的灵魂祷告，以我生命的消逝换取上帝对你们肮脏灵魂的救赎。愿上帝宽恕你们的无知、愚昧和野蛮。”
天地有穷，此冤无穷。这是制度错位的结果，这也是权力没被关进笼子的结果。“错位”导致“人性”的丧失和“文明”理念的堕落，及“传统文化”的大倒退、大衰败。这是中国旷古未有的历史记录。
我们渴求反思。然而，反思荒谬“文革”，放过错位制度，这种反思有意义吗？而要反思错位制度，这是当今权力者们最不愿面对的事。他们只能含糊其辞地回答说：“把‘反思’的任务交给下一代。”如此，指望让个别红卫兵造反派今天站出来，向施济美谢罪、忏悔、赎罪，并替那个疯狂年代买单，同样是一种天真之念。
（四）
这本书的完成源于它是王羽读研究生的毕业论文，答辩导师为陈学勇教授，也即本书主编。我不知道作为答辩导师的陈学勇教授是否会向王羽提出我上面所提到的这些问题？如果想到，那么为何不在文章中体现？如果不能细谈，那是学术有问题。如果提到了，最后在出版审查时被删节了，那是出版业有问题——不自由的问题。
王羽在全书中真实述说了施济美的曲折一生，但真实不等于详实。因为王羽无法详实道出施济美之死的真正原因。同时，略为遗憾的是，王羽也没在全书结尾处设下“如果”的字眼，供读者去作无限的想象。
当施济美的长篇小说《莫愁巷》在香港被拍摄电影，取名《红水菱》上映时，如果她借首映之由去香港，从此不再返回大陆，那么我断定，进入创作旺盛岁月的她，日后会有更多的作品问世。就像张爱玲于１９５２年向香港大学申请复学获得批准，持港大证明由广州抵达香港后，并未入港大复学，而是去了香港“美国新闻处”，担任翻译《老人与海》、《爱默生选集》、《美国七大小说家》（部分）等书工作。如果张爱玲不离开大陆，日后自杀者名单中或许会增加一位。之后她也不可能拿到创作资助金，并于１９６０年加入美国国籍，我们更是读不到她之后写的足以巩固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地位的作品。
同样，排在张爱玲大名之后的苏青，虽然政治上表现积极，比如将自己房屋割出一间，作为公共图书馆，但“文革”中还是受尽迫害。另外，１９２８年发表《苏菲女士的日记》日记体小说、旨在揭露国民政府统治腐败而出名的丁玲女士，“解放后”，同样没有诞生过一部真正有艺术价值的作品。还有：沈从文、老舍、郭沫若，曹禺等等，这种例子比比皆是。
施济美爱国吗？爱国，她有条件随父亲去国外定居，但她留在国内，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张爱玲爱国吗？她欺骗新政府，借港大复学之由，离开大陆不再回来。在当时人们眼里，张爱玲是最不爱国的女作家之一。几十年之后，事实证明，一个女人的才华与她所处的周边环境及生成这个环境的制度有关。很多爱国的女作家从此一文不名，没有有艺术价值的新作品诞生；而正是那些最不爱国的女作家，谱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女性文学光芒的一页。
萧萧北风劲，抚事煎百虑。或许，王羽意识到这点，但有难言之苦；更或许，此书在出版前遭到不少删节。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感谢王羽，让我认识了施济美其人。
虽然施济美自杀在当时轰动静安区教育局，乃至整个上海滩，但同时刻，上海延安中学有七位教师陆续自杀，外人却知道甚少，更无后人为他们撰写祭文，追忆他们为教育事业作出的贡献。他们的名字叫：孙志宾（教导处主任，“文革”中第一个自杀，跳楼自杀）、张佩恒（地理老师，开煤气自杀）、钱达民（毕业于西南联大，教数学、上吊自杀）、庄枫（音乐老师）、陈允成（化学老师，据说是一个同性恋者）、陶心乔（教导处主任，１９５５年“肃反运动”中被逮捕，后在监狱中自杀）、叶立（人事干部，延安中学最后一位自杀者）。他们的故事连同他们的名字，埋于历史的尘埃中。
（五）
我哭，为施济美而哭，也哭那个时代。因为我从“施济美、林丽珍双双自杀”事件看到之后国人的巨痛和时代的巨痛。正如俄国作家屠格涅夫在散文诗《你哭》中写道：“你的哭是我的悲痛，而我哭是由于你对我的怜悯和同情。不过，要知道，你哭的也是自己的悲痛，因为只有你在我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悲痛。”
文字是罪恶的，罪恶之人将文字书写者推向深渊，让其永世不得翻身，臭名千里。
文字是光芒的，深怀历史责任感之人通过文字的记录和揭露，让后人看清制恶者的脸。
今天，历史一页虽然翻过，但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这就是我读《施济美传：凤仪园的寻梦人》之感。
２０１７－１２－２４于“退思斋”
注：《施济美传：凤仪园的寻梦人》，２００９年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作者王羽。
□ 来源：微信公众号《黑星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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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狰狞岁月】
文革故事：上海一家１１人含冤自尽
·朱长超·
上海市南汇路１０弄１５号是一栋三层小楼，以前住着黄育申一家。解放前，黄曾在沙逊洋行当买办，１９４６年病故，留下妻子谢月仙和二子五女。长子黄宗南，次子黄宗丙，五女分别是黄莉菱、黄秀娣、黄秀润、黄秀珍和黄秀菁。１９４９年，黄家已经预感到未来飘摇的命运，决心离开上海，移居香港。在即将离沪去港的最后一刻，长女黄莉菱萌生了留沪观望的念头。母亲也不想走了，整天服侍她的三女儿也表示不走了。其他几个儿女见妈妈不想走，也都不想走了，一家就这么留在了上海，买好的７张去香港的船票全作废。谁也想不到，这一念之差，十几年后竟夺去一家１１口人的性命。
１９６６年９月１日，地方党委派来一大群人，高呼口号，将黄家人全部关在一个房间，然后翻箱倒柜地抄家。抄家抄了两天，该结束了，也没抄出什么反动的东西。黄家对面是著名企业家荣家的宅第，那里也在抄家。两支抄家队伍不时交流信息，交换经验。抄荣家的人说，他们院子里有口井，井水掏干后发现有东西。黄家院子里也有一口井，抄家者受到启发，也开始一桶一桶将水吊起。去美国时，麦克莱（女婿，美国人）把许多东西都留在了他行医的衡山饭店。黄家把那些东西运回南汇路宅子，发现里面有手枪和子弹，就留在家里了。次子黄宗丙从香港回来，看到手枪，觉得留着会出事，上交又怕说不清楚，遂决定自己把枪和子弹悄悄处理掉。本来顺手往外边河里一丢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偏偏他们缺乏深谋和远虑，轻易丢进了自家院子的井里。
黄家井里发现了手枪和子弹，这在当时实在是一件十分骇人听闻的事。恰在此时，公安局又发现附近有发送电报的信号，认为必是潜伏的特务在与敌人联络。谁是潜伏的特务呢？黄秀菁就成为了疑点。她有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很小巧，常常听完节目就放在梳妆台上。有人怀疑这台收音机是收发报机。
９月３日夜里，一片狼籍的黄家，老老少少个个皆成惊弓之鸟。大女儿黄莉菱轻声说：“活着这么苦，大家一起死了算了。”母亲已经７０多岁，身体不好，也说“活够了”。就这样，一家人“稍拍即合”，决定一起去死。深夜，一家１４口来到楼下灶间里。母亲和长女坐在一起，二嫂石红玉带着４个小孩子在一起，大嫂李淑屏带着２个孩子在一起，黄秀菁和黄秀润在一起，还有黄宗南和黄宗丙，一共１４人。灶间的６只煤气开关全部打开，煤气丝丝吐着毒气，大家静静地坐着，等待死神的来临。３５岁的小女儿黄秀菁并不真正想死，坐在灶间门口的她，悄悄打开一个门缝。煤气很浓，因有新鲜空气进入，一家人中毒不是很深。半夜，邻居肖先生闻到浓浓的煤气味，知道出事了，急忙打电话叫救护车。１４口全都救活了。
黄家１４口自杀未成，又在批斗和惊恐中熬过一年。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１８日，一百多人的一支抄家批斗队又浩浩荡荡地开到黄家，末了还带走了黄宗丙和黄宗南兄弟。１０月２２日是星期天，大哥黄宗南从隔离室里放了出来，头发已被剪成阴阳头，鞋子、裤脚也剪了，说是奇装异服。黄宗丙也回来了，监管他的人不给他饭吃，还让他在地上爬，不爬就打。黄宗南对全家诉说了这几天受到的污辱，又对母亲说他不想活了，活着还会受侮辱。母亲响应说：“你要死，妈也不想活了，陪你一起死。”黄宗丙也愿意自杀。三女儿黄秀润说她也准备死。黄秀润对妹妹秀菁说：“你如果想死，就到灶间里去。下楼的时候轻一点。”黄秀菁也选择与大家一起死。黄宗南怕这一次又死不了，事先用封胶纸将灶间的窗户贴得严严实实的。
灶间排满了凳子。黄宗南一家４口坐在自家的那只煤气灶前，他自己坐在一只有靠背的椅子里。母亲谢月仙身体虚弱，躺在一只躺椅里。黄秀润还准备了一百粒安眠药。秀菁对姐姐秀润说：“万一这一次又死不了，那怎么办呢？安眠药还是让我吃吧。”黄秀润就将一百粒安眠药全部给了妹妹。黄秀菁倒了一杯水，咕咚咕咚一百粒安眠药全吞进肚里。秀菁和秀润一起坐在煤气开关旁边，凳子都没有靠背。一会儿功夫，姐妹俩皆失去知觉，倒在地上。
黄宗丙最后一个下楼来到灶间的时候，大哥黄宗南已有点昏昏沉沉。他轻声对弟弟说：“你轻一点，他们几个已经走了。”他以为母亲、妹妹、妻子等都已经死了。这次又是邻居肖先生闻到了煤气味道。救护车又来了，十来个人全部被抬到弄堂里，排满一弄堂。这一次，母亲谢月仙死了，长子黄宗南切开喉管抢救，没救转，也死了。次子黄宗丙救活了，黄宗南的妻子、儿子、女儿救活了，黄秀润也救过来了。黄秀菁服了１００片安眠药，又吸足了煤气，双管齐下，按常理必死无疑。然而恰恰是安眠药保住了她一条小命。服药后，她很快进入休克状态，心跳减慢，呼吸减慢，吸进去的煤气相对较少，送到医院，经过洗胃，安眠药又洗去了一部分，昏睡４２天之后又醒了过来。
这一次死了母亲和大哥，一家人心里悲伤。自杀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黄家不敢表示任何一点哀思，担心招来横祸，只在夜深人静时偷偷“做七”表示哀悼，一直做到六七。六七那天，黄宗丙对家里人说，他准备去上班了。姐姐黄莉菱心里不放心，一直送弟弟到车站。他没有到厂里，而是独自悄悄去了杭州，住进杭州华侨饭店。休息一会之后，他对服务员说，他要去理个发。后来服务员来打扫房间，只见其一只鞋，不见其人，检查房间，发现他已在大衣柜里上吊自杀了。几天后，杭州公安局来人通知，黄宗丙在华侨饭店自杀身亡。他为什么留下妻子儿女，自己选择到杭州去死？他为什么要等到给母亲和大哥过完六七？没有人知道。
１９６８年“清理阶级队伍”，黄家再次遭殃。这次灾难起因于黄宗南的儿子黄汉华。当时汉华２０岁，在上海培进中学读书，同学们经常骑自行车到他家来玩，来了就把车停在弄堂里。班里另外两个同学也希望与他们一起玩，可是大家似乎不欢迎他俩。有一次他俩来敲黄家的门，黄汉华让家里的人说他不在家。根据弄堂里的几辆自行车断定，同学们都在黄家，黄汉华也在。这两个同学感到自己不受欢迎，心里不高兴，由此怀恨在心，于是揭发黄汉华和他周围的同学私下议论蓝苹（江青），攻击中央文革。“公安六条”明文规定，谁反对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黄汉华和他的同学圈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这个小集团中的人，有的跳楼自杀，后来处理时，判刑最高的１５年，其余的三五年七八年不等。
黄汉华被关在学校里隔离审查，母亲李淑屏每天到学校送饭。有一次，专案组的人把李淑屏按在凳子上，举起棍子、鞋子、木板狠狠打了一顿。专案组还想从黄汉华的妹妹黄以华那里打开缺口，逼她揭发哥哥的问题。她说她不知道，他们又按住她狠打一顿。
１９６８年７月５日，黄汉华突然逃回来了，告诉母亲李淑屏他不想活了。李淑屏也觉得，丈夫已经自杀，儿子又要戴反革命的帽子，自己和女儿也被打伤，活着还有什么指望？妹妹黄以华见母亲和哥哥要自杀，非常害怕。她那年才１９岁，正是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又一直是一个受宠的孩子。她哭着说她害怕，母亲对她说：“你害怕就躲到柜子里。”这个姑娘真的就躲到了柜子里。
告别母亲，黄汉华从三楼窗口一头栽了下去。楼下是水泥地，只听嘭的一声，黄汉华脑壳破裂，脑浆四溅，当场死去。妈妈看着儿子死去，在房间里像疯了一样转了一圈又一圈。楼下是死去的儿子，柜子里是吓坏了的女儿，是跟儿子去，还是照顾娇弱的女儿？最后，她突然冲向窗口，也从三楼窗口跳了下去。这一幕，对面楼上的一家住户看得一清二楚。李淑屏没有当场死，３天后死去。
黄莉菱和丈夫汪铭璋生有一子一女。女儿汪佩未上海师范大学毕业，在胶州中学教数学，１９６２年考大学时，数学是满分。儿子汪君范，高中毕业后没考取大学，进了羊毛衫四厂工作。黄汉华被隔离审查，汪君范也被卷进这个案子，在厂里被隔离。汪君范将母亲送去的被子撕成布条，乘人不备，于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５日在隔离室上吊而死，２５岁。
黄莉菱强忍悲痛，去火葬场火化了儿子，然后带着儿子的骨灰来到羊毛衫四厂，借口说是来拿儿子的相机和手表，其实是她觉得儿子死得太冤，想为儿子说几句话。汪君范原来在厂里表现很好，人们不知道他已经自杀，见了他的母亲，都纷纷来问长问短。黄莉菱拿出骨灰箱，流着泪说，汪君范已经死了，变成了骨灰。
汪君范之死引起厂里很复杂的反应。整他的人大怒，黄莉菱刚回到家，厂革命委员会派的人就来了，说她是对抗运动，向革命委员会示威，为反革命鸣冤叫屈。他们写她的大字报，列了她许多条罪状，迫她对着群众读这些大字报。黄莉菱毕业于复旦大学，后来长期在街道工作，也是经过一些世面的，最后还是忍痛读了革命委员会写的颠倒黑白的大字报。
文革开始一两年，开始是祖辈自杀，接着是父辈自杀，现在连孙辈２０岁的青年人都没了生路。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８日傍晚，儿子死了刚三天，黄莉菱就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自１９６６年抄家以来，全家从来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大家边吃边说话，黄莉菱的丈夫汪铭璋开了几瓶啤酒，闷闷地喝着酒。他看上去胃口很好，吃得很多。黄莉菱对幺妹黄秀菁说：“以后你要多听二嫂（石红玉）的话。需要什么，就问二嫂要。”黄秀菁在延安中路幼儿园工作，长久被隔离、批判，一度行为失常。她似乎并未从姐姐的话里听出别的意思，也许那一百粒安眠药已经损害了她的大脑。
吃完晚饭，大家各自回房休息。第二天早晨，黄秀菁醒来，天已经亮了。她要吃了早饭去上班，却发现大姐没有做早饭，大声叫，大姐的房间里一点声音也没有。她急忙去敲门，还是没有声音，推开房门一看，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５３岁的汪铭璋吊在房门旁，死了，黄莉菱吊在窗口，也死了，女儿汪佩未在离母亲不远的窗口上也吊死了。黄莉菱和汪铭璋的房间里有两个红木大柜，打开一看，黄宗丙的小女儿黄以华在一个柜子里吊死了，黄秀润吊死在另一个柜子里。这一次，在这一个房间里，一次吊死了５个人。
至此，黄宗南的全家（他自己、妻子李淑屏、儿子黄汉华和女儿黄以华），全部离开了人间。黄以华正值花季，目睹了奶奶和爸爸煤气自杀，妈妈和哥哥跳楼自杀，叔叔上吊自杀，表哥汪君范上吊自杀，她一次次不想死，但最后她实在无法忍受亲人接二连三死去，最后决心与大姑妈一家一起去死。黄莉菱一家４口（她和汪铭璋以及子女汪君范、汪佩未）也全部离开了人间。人们在汪佩未的鞋子里发现一张她写的字条，说她的弟弟们黄汉华、汪君范都不反对毛主席，为什么要将他们打成反革命？
黄秀润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先是在求新造船厂工作，因所谓资产生活方式，要她下乡劳动锻炼。她后来要求辞职，得罪了单位领导，几次申请去香港都没有被批准。她没有结过婚，有一个男朋友，原来准备结婚，文革开始了，抄家、批斗、提心吊胆过日子，婚事就这样推迟了。她最终没有披上婚纱。
黄宗南准备自杀时，曾经向大妹黄莉菱托付：他死后，如果她活着，一定把她的孩子带好；如果她也准备死，一定把他的儿女带走。自从黄宗南离开这个世界后，黄莉菱小心地保护着黄宗南的一双儿女，但是侄子黄汉华还是被打成了反革命，跳楼自杀。她是觉得对不起哥哥，现在她要死了，她不忍心让哥哥的孤女黄以华一个人留在这个世界上，因此这次她把黄以华也带走了。
黄家长子黄宗南一家４口，长女黄莉菱一家４口，全部死绝，加上次子黄宗丙、三女黄秀润和母亲谢月仙，黄家一共死了１１人。当年的买办黄育申在大陆的后人只留下次子媳石红玉和她的４个儿女，及最小的女儿黄秀菁。石红玉与黄宗丙的４个儿女分别是女儿黄羚华、儿子黄汉义、女儿黄圳华和黄维华。黄宗丙去世时，黄维华才５岁。后来他们四姐弟有一个去了加拿大，还有一个去了澳大利亚。
１９７２年，黄秀菁和石红玉到无锡买了块墓地，安葬了死去的１１位亲人，在母亲、哥嫂、侄儿、侄女、外甥、外甥女的骨灰前都立了碑。黄秀菁１９７２结婚，丈夫１０年前已去世，如今只她一个人生活在这座旧宅里。
我采访黄秀菁时，她拿出一本他家的影集给我看。她一直没有勇气整理亲人的遗照，是丈夫主动帮助整理的，还留有题跋。照片并不多，多半是一二寸的黑白照片。按照文革的审美标准，漂亮一点的照片是会被撕碎的，因为那是资产阶级情调。
黄秀菁的丈夫在整理这些旧照时曾有一次灵异经历。有一天，他在窗前整理黄家残照，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忽感困倦，昏昏欲睡。见一素衣女郎，飘然而入，面北就坐，凝眉远眺，若有所思，匆忙以纤指蘸茶水疾书桌上，读之云：‘拾得残照贴画图，残阳如血柳如丝。悲欢离合随风尽，骄骨风流只自知。’余心惊自醒，已失女郎所在。然桌上水渍未干，字迹可辨。再看窗外，桐荫婆娑，天际残阳一抹，殷红如血。故此影集，拟题为《残风影集》。”
梦中那个女郎是谁，那首诗的最后一句又有什么深意呢？
黄家的子女辈另有两支到了海外。二女儿黄秀棣嫁给美国医生麦克莱，现居住于亚利桑那州。三女儿黄秀云，１９５３年到香港，１９６７年移居美国，现居波士顿，有一女陈漪琴，一子陈企平。
黄家的案子最终也平反了，但总体上是极不认真、极不人道的。上海国棉二十八厂领导派人将黄秀菁和石红玉接到该厂，在会议上宣布黄宗南、黄宗丙兄弟与该厂许多其他被整死、被打成反革命的人一起宣布平反。没有人对黄宗南全家的死亡负责，没有人对黄宗丙死后几个子女的艰难生活负责，没有任何书面的平反文件，也没有人向他们表示道歉，没有人对全家１１口人的死亡表示哀悼，更没有追查过打人的凶手，没有追查抄家时物资的流失，没有追查极左分子逼死人命的任何责任。打人抄家时，成百上千的英雄；落实所谓政策时，没有一个责任人。冤无头，债无主。领导说是“四人帮”干的，告诉他们要正确对待。正确对待的意思说白了就是：人死了，就死了，不要有恨气；抄的东西抄了，就抄了，不要有怨气；当年批了你、斗了你、打了你就算了，不要有怒气。不仅不应有气，还要感谢他们为你平了反，给了你第二次生命。
□ 原载《黑五类忆旧》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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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人生】
可怕的文革：西安教师王冷之死
·佚 名·
王冷是我的语文老师，她被我的同学们活活打死而永远活在我心里。王老师很早就没了母亲，父亲过去是旧职员，解放后也就是个卖菜的，是１９５７年病故的。她只有个姐姐在家乡，也是语文老师。她家无一间房也无一分地，是典型的城市贫民，１８岁那年，她跑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她给我们上课只有两年半，我感觉着她是个左派人物，非常激进。初二时，社会上“学解放军”，她立马就把毛主席语录引入课堂。她认为结合教材和学生实际广泛运用主席语录是正确的必要的，是用毛泽东思想改革语文教育的根本问题。那时她不会想到：运用毛主席语录的致命恶果！我上学晚而读书多，小升初是语文考了满分的，说实话我真看上她的讲解。她是火大的人，有些“法西斯作风”，对同学说服少而压服多，好训斥爱惩罚。文革开始后，虽然她不在校大字报还是不少。进入“红色恐怖”后我看到那么多老师被关进“牛棚”，其中有些就是因为平时对同学们严厉了点，我立刻想到了她。我是属于“黑七类”的，但那年８月３日在西北体育场听录音报告（刘少奇说“老革命遇上了新问题”那次），他们还是让我也去了，可能因为我是团干部吧。那晚我远远的看到了王冷老师，她在８中的队伍里，没想到那是最后一面。她被打死的消息，我可能是“黑七类”同学中第一个知道的，那些抢救她的医生是我家邻居。
３６岁！多么年轻就死了，正好是新旧社会各一半。１８是巧合吗？那年我也１８，不是参加革命而是承受革命！今年我也３６，革命什么的一切皆空，真正体会到快乐人生。看着我的儿子，想到她的女儿，突然想趁我记忆还好时把王冷老师的事记下来。不是为了将来写小说，我也没哪本事。只是为了让儿子、还可能还有孙子，在他们成年时能看到妈妈（奶奶……如果能活到那时）１８岁那年见闻的一幕悲剧。
王冷１９４８年参加革命而一直没能入党当官，可能与她太幼稚又认真、遇事总是锋芒毕露有关。她是在兰州开始从教的，什么时候到３７中我不知道。我们学校没有高中，大多数同学认识她不超过三年，少数留级生也不过四年。１９６６年２月她调到８中，文革开始时她还很高兴，因为她出身好没历史问题也没当过右派。她曾表态：“这次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的灵魂的大革命，我一定要很好的把自己的思想毛病和错误深深地挖一挖”。她是８中第一个自觉检查的教师，工作队还号召大家向她这种精神学习。８月２５日８中文革负责人转达市、区委决定，让她回３７中参加文革。那时３７中的“红色恐怖”已经在全市中小学引起恐慌，她开始担心自己的安全，同时也提出这不符合１６条精神。在听到区委保证她的人身安全时，她也只能去！这其中的内幕我是几年后才知道的，那真是“祸从口出”啊！
刚解放那几年对敌特问题非常敏感，王冷入不了党是审查过不了关。那时有个“忠诚老实运动”，她幼稚而不知深浅，什么都讲，其中最要命的是说：在天津时一位和她有过性爱行为的男朋友是国民党的，也说到她的一位远亲是地主资本家。审查者先怀疑她是国民党派遣特务，后来又认为她成份可能有问题，可能是那“远亲”的女儿。这些虽查无实据但都记在了她的档案中，３７中筹委会（我那些更幼稚的同学们）看到这些立刻兴奋起来以为抓到了大鱼！那时工作队撤了但还有驻校的区委联络员，在那个极左分子支持下，上下串通决定一举拿下王冷，为西安市的文革运动创造一个典型。这就是为什么有《西安晚报》记者在场还有外校的观摩者之原因，没想到王冷宁死不屈，他们恼羞成怒要打死她杀一儆百！
８月２６日一早，同学白某和吕某去８中押解王冷，回来后白第一个对王冷拳打脚踢。下午她被押去陪斗，被折磨了一个多小时就昏迷了，白当即用木棒抽打。
２８日夜十点许，王冷等２０多个被划入“另册”的教师被赶入“专政”室，被迫在铺满玻璃渣的水泥地上爬行，钻桌子。同学们（有女生也有团员）挥舞着皮带拼命抽打他们的头和背！（那位“红五类”团员和我讲老师像孩子一样哭叫！那一刻，我突然发现：原来我并不认识她）。在血腥的集体施暴四个多小时后，又开始单个拷问，王冷的头发是先被拔然后推最后刮个尽光。天亮后，打累了的那群去休息，另一群刚从家来的又赶着王冷他们从早到晚的劳动。８月３０日，同学们强逼王冷承认是地主资本家生身，上午毒打了两个多小时，下午打了一个多时。（我因为有病时常不去学校，这些都是听同学们讲的）。
８月３１日的斗争会是王冷专场，是特别定制。她头戴高帽子，身挂黑牌子，脖子上吊着大哑铃（至少是６.５公斤的），反剪双手押入会场。定名为“斗争和诉苦”的大会开始了，主席是白某、吕某和罗大。讲台上垒叠着两张课桌，上面是两条长凳子，是中间立了两块砖反放的。他们挥舞皮带抽打王冷逼她爬到最高处站立，然后踢晃桌子把她摔下来，然后再打上去……再摔下来……再打上去……她几次昏死过去。当她再也上不去时，白某一边喊打一边拳打脚踢……。当她完昏迷后打手们又说她装死。这时罗二、刘某、陈某，还有夏某，四人抓住王冷的四肢，抓起来往上扔，脱手后看她重重的摔下来！也许是太残忍怕吓坏了女生，就拉着她离开会场到灶房后的炭渣上，用铁棍木棒打她的腰背臀部，铁棍几度打弯了再打直。罗二更是踢她的头，踩她的胸肋，站在她的身上踩踏。白某用砖头砸她的头。由于灶房那边是商校的食堂，有一些人在那边房上看，大声抗议他们打人。他们就拖着王冷的脚，拖到四百米外的教学楼（被头朝下拉看上楼），留下一路血迹。那时王冷头骨破碎，脑浆串入眼球，腰椎骨裂碎，血从眼、耳、口中流出。凶手们在楼上将王冷浸泡在水里，确认死了又扔到拉圾堆里，谎称是心脏病。是医生发现还有心跳，死亡日期有了两个！
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０日，目睹王冷之死的商业学校炊事员李新志、陈福昌、赵世俊、张效杰和沙呼沱农民王建停讲了当时的情况抄录如下：（他们的道德勇气让作恶者无地自容）！
只听到隔壁砰、砰、砰的声音，当时王建停几个工人正站在高架上砌回风灶，说３７中在打人，我们几个就站到高处看。是４个穿黑衣服的男生用铁棍木棍打一个光头的人，开始以为是个男的，后来才听那边的炊事员说是个女叫王冷。当时看人己经不行了，全身弄的很脏，胸畅开着，人很惨，鼻、眼、耳、口七窍流血。我们很气愤地说学生：你们打的是党的政策，打的是毛主席制定的十六条。一个穿黄军衣的学生（是罗大）反问我们是啥成份。我们说你有啥权来问。我们一个工人坐在墙上，他们让他下去，不然就拉过去打！我们说：你敢！不一会我们这边就有二十多人上房去看，他们不让看，只喊又没办法！
看到那人（王冷）被打的惨状，那顿饭也吃不下去了。我们四个去西北局，接待员是郭炳文，我们谈了３７中打教师，剃专政头、用水浇、用棍打的情况，有一个男的（指王冷）已打的直不起腰，将来出人命问题咋办？郭炳文当时说这些人还未作结论，可能不全是牛鬼蛇神，但有牛鬼蛇神（可能十个有七八个）。后来３７中学生不来灶房这儿打了。
（看到）吃饭时让１７人弯上腰半蹲着成一行，喊口令“一、二”才能吃，还得将屁股抬起，听他们喊只准吃二两。还说不交待明天就不让吃饭，还有人从后身踢，吃完饭，盛上一盆冷水往头上身上一浇，才赶着上厕所、若不快出来，还要打。（这些都被外校学习了）。
发生打人初，我们就给３７中送去“十六条”，他们说他们有，说早学了，但仍然继续打。
１９６７年２月６日王建停讲：我那时在商校修回风灶（是高空作业），见３７中学生开大会，呼口号，见四个学生……在食堂西南角……你一拳我一脚的打，人己昏迷，脱下她的脚，不停的朝头上打……。我警告他，住手，过来，问：你们为什么打她，学生说她是坏家伙。我说：她有严重错误应由法律处分，你打的是党的政策，打的是十六条。他问我：你是啥成份？我说是贫农。后来又过来一个穿黄军服的和另两个人说：我们就是今天要打。还对我出言不干不净……。这时人（指王冷）已无气了，他们又从食堂拉出十多人弯腰连成一串，用砖头椅子棍木棒、铁棍打这些人。和我们吵时有学生说，我们还有《西安晚报》记者在，用不着你们操心，我们都是红五类，打的是黑七类。和我一起做工的石油学院家属院的丁素贞后来说，她女儿在３７中上学，说就是有《西安晚报》记者在场，说要写斗争经验，打人的事不要写。（我也知道那记者，好象是姓张。他说“你们今天这种斗争和诉苦相结合的形式很好，要很好总结总结经验”。另外还有外校的红卫兵头头也来观摩，有登台讲话的，他说：这个会开的很好，让大家学会打架。又高呼“自来红万岁”！区委驻校联络员王森记也在）。
王冷死后医院给拍了几张照片并写了报告呈有关方面。我看到了其中三张，一张是头部侧面，后脑形成水袋状的水肿，象热水袋一般，按之波动。一张是脸部都是烂的，鼻骨折断，七窍流血。一张是臂背部打烂发青紫，皮带、铁棍痕迹历历在目。一位护士和我讲：全身都是烂伤无巴掌大一块好肉！我看着照片和她一起落泪。听她说人还没死时３７中红卫兵头头就来问：“人死了没有？死了送三兆火葬”。（那是罗大，他还到火葬场不许保留王冷的骨灰，不让买骨灰盒给王冷家属）。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们要谁护一个谎言！
人死了，总要给个说法。他们给王冷丈夫的说词是：“王冷顽固，极不老实，死不承认是资本家兼地主家庭，同学们气愤不过，叫她站到凳子上，她不站就打了”。这是在校门口传达室外，当时有一群同学围着他，气势凶凶地让人家老实交代王冷是什么成份！
他们给火葬场的说法是弥天大谎，是白纸黑字加盖了西安市第３７中学公章红印的：
王冷现年３６岁，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在运动中极不老实。８月３１日群众斗争，王冷死不交待其罪恶并当场放毒说什么：“蒋介石就是不该死”，态度生硬，要与人民为抗到底，群众激愤，被红五类子女当场打昏，送至医学院，抢救无效于９月２日身死。意见：火葬，葬费由死者亲属负担。尽快结束。
市３７中红卫兵（借章）（这里并没有不留骨灰！）
他们是做贼心虚，过后又到西北局和区委请示。西北局的干部竞说：牛鬼蛇神，死了就算了。碑林区文革办主任吴秀丽也说：“不能因此事影响学生的革命热情”。子系中山狼得志更猖狂！他们不仅向我们“黑七类”同学讲这些，更是对那些“牛鬼蛇神”说：“谁不老实！王冷就是下场”！一时间，全市各中小学都成了“红色恐怖”重灾区！快２０年了，想起来心还疼。
当年充当打手的干部都是没有爱心也没有同情心的一类。听那护士讲，王冷丈夫当天到医院来看，有个干部对他很凶，声色俱厉的说“你是国家干部！王冷是牛鬼蛇神，你要老老实实说，王冷的家是不是资本家和地主”。我想那人就是区委驻我校联络员，如果没有他，同学们不会那么坏，那些坏点子可能全是他出的！我现在才知道，那种把人扔上去再摔下来是土改时杀地主的方法！很可能就是他少年时用过或见过，至少是听说过的！
区团委有位在团活动中认识我的大姐，曾私下小声的问过王冷老师被打死的事。她说在一次开会前她们议论这件事，区委联络员办公室主任王某进来听到了，有些气急败坏的说：“打死人！看是打死什么人”。“打死的没有好人”！那时还是“红色恐怖”期，我听了很悲哀。
后来听同学说，王冷死的那天她丈夫去向他的书记汇报，由于太悲痛说着就哭了。没想到那书记立刻瞪着眼板起严厉的面孔说：“哭什么！你要和王冷划清界限！还要揭发王冷的问题嘛”！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反右如此，据说延安整风也如此，那位书记是见过世面的！
我经常想：如果大家都说打人是不道德的，打死人是犯罪行为，那些爱打人想打人的也不会太坏了！一种暴力文化以阶级的名义出现，能施暴的冷酷无情的能当官，他们的儿女就可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文革是封建思想以革命的名义登峰造极，是人性丑恶的大暴露。
在回忆与整理当年留下的零乱文字时，王冷女儿的话再次刺痛我的心！这里抄录如下：
我永远不能忘记最后一次见到妈妈的情景。
九月一日晚，爸爸把我从学校叫出来，告诉我妈妈病的严重，问我去不去看，我说也让弟弟看看妈妈。
夜十一点多，爸爸带我和弟弟出城上小寨医学院。在楼上医护室，爸爸背着我们和叔叔阿姨们谈着什么，转过身来眼里是泪花，哄我和弟弟说：“妈妈病重，睡着了，一会去看不要叫醒妈妈”。我对弟弟说：“让妈妈养病，妈妈睡着了，我们不要叫”。但我们多么想和妈妈呆在一起，哪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啊！是爸爸怕我们哭才这样做的。
那个病房，躺着一个人，头大的怕人，乌青的，没有头发，还贴上许多胶布。身上盖着被子，外头露出肿肿的胳膊，还是发青的，……（不忍卒读删了几句）我以为不是妈妈，再看房里只有一张床，才知是妈妈。我又是吃惊，又是难过，妈妈才离开家五天，得的啥病，成了这个样子。（那时她才１３岁，对一个刚懂事的孩子来说真是太残酷了。）
回来的路上，我想妈妈该不会是被人打了吧？不然怎会成了这个样子呢？文化革命以来，听说有些学校有打老师的事。我又想妈妈没有什么错，不会被打吧。爸爸沉重的对我说：医生说了妈的病可能治好，可能治不好，要有个思想准备，万一……。爸爸没说下去，我心里就全明白了。爸爸还说：“要记住妈妈那天走前说的，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好好参加文化大革命”。第二天，我知道妈妈真的没有了，我很难过。一想妈妈，眼泪就止不住的流下来。但我要牢记妈妈临走前说的那句话，化悲痛为力量，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
那天我被叫到学校（３２中）筹委会，那头头正在那儿拿着棍子乱舞，看到我，他开口就是：“免崽子吗狗崽子”？我的眼泪忍不住流下来。“你妈是不是在３７中”？我没说话。他凶狠地说：“你妈是个牛鬼蛇神，叫红卫兵打死了，你还哭什么”！有个见我哭了就喊：“快滚出去，不准哭”。我不相信他说的，转身就走。（看到这里我想，如果是他妈死了，他不哭吗？）
有天下午，筹委会说要重新填成份，有两个到我们班来说：“红五类先来，非红五类其次，黑七类狗崽子最后”。轮到我，一个问：“你妈是哪儿人”？“是天津人”。他立刻来劲了：“怪不得。告诉你，天津人没一个好的，尽是大资本家、大奸商、大买办。你是哪人”？“兰州人”。“那你咋说普通话”？“我妈说这话，我就说这话”。“哼！说普通话的，出了你这个败类。我问你，你妈给你放过毒没”？“没”。“没？！我不相信，你妈那么坏，还没给你放过毒？我问你，你妈是不是牛鬼蛇神”？“我不知道”。他又问：“咱校×××（校长）坏不坏”？“坏”。“打死了没有”？“没有”。“你想，他那么坏都没打死，而把你妈打死了，这就说明你妈最坏了”。他又问：“你爸是不是牛鬼蛇神”？“不是”！他说：“不是？哼！你快回家看看你爸去，你爸也快死了”。当时我非常气愤，说下午要请假到市委去。他问我去干啥，我说把我妈的事了解一下。他说：“你去吧，看你有什么本事想翻案。你妈是叫红卫兵打死的，看你怎么办”？
这时，我才知道妈妈真是被红卫兵打死的，妈妈死的多惨啊！我不明白妈妈犯了什么罪，３７中的学生为什么不按《十六条》办事？妈妈临去３７中前还给我说，……（删了几句，不忍直视那年人们的天真幼稚）。我回家后很难过，爸爸也很难过。我不想再到学校去了。
我因此成了“黑七类”，又因为我不承认妈妈是“牛鬼蛇神”而成了“小牛鬼蛇神”，被强迫“劳动改造”，天天劳动，稍不如意就要挨骂。有一天，他们说我隐瞒成份，不老实，要我和妈妈划清界线，问我是否从心里和妈妈划清界线了，搞了两节课。我很气愤不去学校了。我不去，他们就来抓。头几次院子的同学把我藏起来他们找不到，就在院子里大喊大叫，但最后还是被他们抓去了。我想，出身不好的人难道就不能革命了吗，我是个１３岁的孩子，没有犯错误，为什么对我这样狠？
现在我才知道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我们的迫害，我的妈妈被残杀后，又来对我下毒手，连我爸爸在学校也受到迫害。
我一定要彻底批判和砸烂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跟毛主席走，彻底闹革命，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最后的口号不录了，估计是她在１９６７年早春写的）。
该记的都记了，该忘的都忘了。重温那幕悲剧，忘了我的那些同学们！达尔文说过：对于那些道德败坏的人，如同对待一个病人，恰当的做法是怜悯，而不是憎恨与厌恶。我想：他们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是文化的恶果。只有产生罪恶的生态环境变好了，他们那样的人才会减少。
记忆，理解妈妈经历过的悲惨世界，才会有美好的未来！
□ 来源：新浪博客（转自郭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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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刊评论】
见证文学的一朵奇葩——读回忆录《青春从文革战火走过》
·庞国义·
近来有幸拜读到李正权先生所著回忆录《青春从文革战火走过》（中国文化传媒出版社２０１４年６月出版发行，部分章节曾在《昨天》先期发表），不禁爱不释手，引发众多感悟联想。作为同样从那个时代经历过的同城人和同龄人，自然倍感熟悉和惊喜，甚觉这是继何蜀所著《为毛主席而战》（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２０１０年８月香港第一版）之后又一部全景式描述重庆文革武斗的佳作，是中国见证文学丛书中的一朵奇葩。
所谓见证文学，是指幸存者亲笔书写的经历或目睹灾难、屠杀过程的文字，二战后美国作家威赛尔回忆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犹太人遭屠杀的作品《夜》是其优秀代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以“文革”、“反右”、“大跃进”、“大灾荒”等灾难题材为回忆对象，中国也涌现出一批以亲历性和真实性为基本特点的实文写作，形成中国见证文学的一个高峰时期，巴金的《随想录》、季羡林的《牛棚杂记》、徐友渔的《蓦然回首》、流沙河的《锯齿啮痕录》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这类作品不仅在于保存历史事实的真相，更在于“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意义，只是这类作品随着写作出版环境的恶化和岁月流逝而逐渐衰落。
今天，假如在你在重庆的大街小巷或树荫下、茶肆里与本地六十岁以上老人摆谈龙门阵，打听“什么是文革？”十有八九得到的回答是：“抄家、戴高帽子、游街、搞武斗！”胆子大一点的老人还会环顾四周后心有余悸地补上一句：“就是军舰、坦克、打枪打炮，子弹乱飞，到处死人！”
可惜这血腥恐怖的一幕对当代年轻人来说却是陌生又稀罕的奇闻，他们最多只能从老纪录片中见过天安门广场那无尽的红旗、海啸般的“万岁”声和奇形怪状的“忠字舞”。然而，那刀剑、枪弹、鲜血、尸体……他们根本无法目睹了解和想象，文革遗痕和历史记忆正在自然风化般的悄悄淡去。
如果以１９７１年的“九·一三”事件为界，十年文革大致可分为前半期和后半期（对文革史分段有着各种不同的划分方法，这里不讨论）。文革前期阶段的批陈整风和后半期的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评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与老百姓痛痒无关的运动情况（许多老实憨厚的平民百姓并不觉得这些上层权贵之间的斗争是文革的一部分）可见于官方报刊资料，可以在群众大会上畅所欲言狠揭猛批，而对前半期的抄家、批斗、游街、武斗、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一批双清等与老百姓生活和生命息息相关的“运动”却集体失声噤若寒蝉，这段历史被人为尘封，变为禁区雷区敏感区，别说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批判，即使在官方公开发表的报刊和文献资料中都极为少见。
如８００多页１６开本重达两公斤的《重庆市市中区志》，用洋洋洒洒１５０多万字，从纪元前到公元后，从天上到地下，从苍蝇到蚊子都说了个遍，却对烽火连天、毁房死人、人怨民愤的文革武斗惜字如金，仅在《大事记》篇目里，用连标点符号在内共２６字记载：“７－９月，市中区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之间发生大规模武斗”（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２月第１版，第３２页），一笔带过了１９６７年发生在该区的牛角沱、上清寺、两路口、朝天门、小什字、临江门、解放碑、邹容路、杨柳街、大溪沟、菜园坝、李子坝等地的大大小小几十次武斗事件，给世人留下无尽的狐疑和想象空间。
更有甚者，不惜偷梁换柱，歪曲历史，把本是官方所为之事，移花接木栽到“造反派”头上，如《重庆市沙坪坝区志》在《大事记》篇目里白纸黑字写到：“８月２日，重庆大学党委书记郑思群不堪‘造反派’迫害，于凌晨５点２０分自杀身亡”（重庆市沙坪坝区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１２月第１版，第５０页）。
而事实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同样是官方编纂出版的《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大事记》在１９６６年中明确记载：“６月２１日，中共重庆市委报经中共中央西南局和中共四川省委批准，决定重庆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郑思群停职检查，并强加给郑思群四大罪状，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里通苏修”（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重庆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０月第１版，第９３页）。
当年的重大无线电系一年级学生杰宗正也在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１日日记中记载：“晚上，我校全体师生员工在风雨操场开了大会，重庆市委书记处书记辛易之同志在大会上宣布了市委决定（郑思群停职检查），会场一片欢腾，掌声雷动，广大师生员工振臂高呼：‘坚决拥护市委正确决定’，会后，许多同学都赶写决心书、大字报。”（杰宗正文革日记，未刊稿）
此后，重庆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报道了郑思群被停职检查的消息，以重庆市副市长余跃泽为首的市委工作组组织动员了全校师生员工对郑思群进行大揭发大批判，几天之内出现了数万张大字报。一个多月后的８月２日凌晨，一直处于工作组严密监管羁押之下的郑思群不堪迫害，在监管住地用刮胡子的小刀片割破了颈项上的动脉管而身亡。那时《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尚未发布，该校以及全国均无“造反派”组织和“造反派”一词，而全国最早的造反组织“哈军工红色造反团”成立的时间为１９６６年８月３日（见陈益南：《毛远新和他的母亲》，载《昨天》第３７期）。恰恰相反，正是这起市委工作组迫害学校现任领导的事件，促使学生们认真严肃思考，不断对工作组提出质疑，直至喊出“炮轰重庆市委”的口号，成为该校造反组织“八·一五战斗团”于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晚，在大雨磅礴之中崛然成立的催生因素之一。
真不知堂堂《重庆市沙坪坝区志》如此不严谨的虚假文字出于什么动机写出，又是怎么通过层层审核印刷出来的？或许这正是把关审核者的意图。看来，要靠官方修什么“正史”、“信史”，真实记录反映文革历史的状况不但不可能，而且是不可信的了。由于莫名其妙的原因，议论和记述当年神州大地刀光剑影战火肆虐的战争场面只能羞羞答答、破帽遮颜、辗转市井，并有逐渐湮灭销亡之势。
麻雀掠天尚留影，难道历史真的像小姑娘一样任人打扮、任人欺凌吗？时间过去五十来年，在历史发展到物欲横流、“一切向钱看”的掘金时代，民间仍旧顽强地保留和反思着一段永远擦不脱抹不掉的文革武斗记忆，因为那是一场客观存在而且必须吸取教训且不容再次复制的浩劫。那位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国家主席曾经丢下过一句“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话语，不幸而言中当前的时弊和尴尬。既然官方不愿触及文革历史中的真实一页，那就只能依靠个体记忆来帮助它完成，幸亏读书作文已不是权贵们的专利，民间见证文学横空出世且待掀起第二次高潮。文革回忆录《青春从文革战火走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作成功（遗憾出版地点不在中国大陆），它使发生在重庆文革前期那场历时一年零两个月，成千上万人为之丧生伤残的灾难性的“武斗战争”得以重现，为重庆文革武斗史的绘图板涂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怎不令人拍案称奇呢？
作者自觉地以亲历性、研究性、纪实性书写青春时代走过的文革战火，给读者以强烈的震撼、冲击、悟彻和共鸣，使该书具有极强的史料性和可读性。
当年十七岁，风华正茂的李正权，是那个红色年代典型的热血青年，他积极响应头罩“四个伟大”光环的毛泽东主席和他亲自指挥号令的党中央的号召，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文化大革命哪怕已经变形为武化大革命的洪流之中，有了参与史无前例政治大革命的亲身体验，这既是个人的悲哀和不幸，也是反思文革武斗的宝贵经历和活的见证。他作为文革时的一名初三学生，潜力自为，文学修养和理论功底见风日长，挥毫提笔，写诗填词著文，以所历所见所闻所感描绘出真枪真刀见血见尸的战争场面，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十分的难能可贵。
正如何蜀先生在本书序言所说：“在当年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的数亿人中，参加武斗的人只是极少数；而在参加过武斗的人当中，能够清晰地如实回忆那些经历的人又是极少数；在那些愿意回忆武斗经历的人当中，能够自己动笔写出来的也只有极少数；在这能够写出回忆的极少数人中，能够写得细致生动而且能作深刻反思的，更是凤毛麟角。”
作者多方考证了“战争”一词的概念，从战争必须包括“政治目的、使用暴力、集体和有组织”三个条件进行推论，分析文革中重庆大武斗的现状特点，将其纳入“战争”范畴并作出了准确的判断和诠释：
交战双方的政治目的都是为了消灭资产阶级，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两派都掌握和使用了能致人死命的现代化热兵器和暴力；两派都成立了能够统辖全市武斗力量的指挥部，都有了自己的武斗总司令（外加赫赫有名的“舰队司令”和“装甲司令”），制定了整体的攻防战略部署和各个特定战役的战术安排，建立了诸如卫戍司令部、警备司令部之类直接指挥战争的机构和武装到牙齿的成建制的作战部队。
重庆最早的武斗是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４日发生在大田湾体育场的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万人大武斗”事件，伤者二三百人。保守势力被压垮后，造反派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派。在１９６７年“二三月”镇反之后，这两大派之间因对“革联会”问题的分歧，一直没有间断地相互实施打砸行动和使用棍棒钢钎之类的“冷兵器”进行械斗，到７月份后武斗便升级为使用“热兵器”的战争，８月份更是达到“不是小好而是大好”的高潮，所以重庆民间一直流行着“八月战争”的说法。本书作者从理论上把“八月战争”及其延续期（１９６７年７月至１９６８年９月）的重庆大武斗改称为“重庆文革战争”，可谓名副其实，令人信服。
那是一场全民参战的战争，工、农、商、学、兵各个行业都有人疯狂卷入。重庆所辖八区三县烽火遍燃，狼烟四起，无处不飞弹，无处不见血，曾在一夜之间发射上万发炮弹，影响震惊中央上层，以致当朝“宰相”都感到“痛心”。重庆生产的武器四处流散，将战火向省内蔓延，当年武斗激烈的涪陵、万县、达县、永川等地区和宜宾地区泸州市以及省会成都市都渗有重庆武斗人员直接参与作战的身影和踪迹。
书中用悲壮的笔触写到：“重庆这座好端端的大工业城市，到处燃起了战火，摆开了战场，陷入全面内战之中。杨家坪、九龙坡、石油路、潘家坪、上清寺、解放碑、观音桥、大石坝、黄山、上新街、四公里、北碚城……枪声不断，炮声轰鸣，你攻我守，我争你夺，今天你杀过来，明天我杀过去，打败了的尸横遍野，打赢了的伤亡惨重……”
“两派势均力敌，阵地犬牙交错。军舰、坦克、大炮、机枪无所不用其极。连刚研制出来、尚未装备部队的像‘三无’（无光、无烟、无声）冲锋枪之类的新式武器也拿了出来，在战场上大显神威。战役一个接一个，规模一个比一个大。那战斗的激烈，像狼牙山、像上甘岭；那战斗中的英雄，像董存瑞，像黄继光。其激烈程度，与后来的世界上那些著名战争相比，也毫不逊色。……”
“论规模之大、参加人员之多、战线之长、持续时间之久、动用的武器之先进，在重庆三千多年历史中，还真找不到哪一场战争能够与这场文革战争相‘媲美’的！真是‘史无前例’！”这些叙述我们并不陌生，因为我们也曾同样目睹和感受过。
本书生动描述了许多战争过程中的细节，披露了许多当年鲜为人知的的武斗战争内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比如那个蒙着神秘面纱的武斗基地“黄山警备区”和大本营“体育馆”的详情，以及“八·八”海战、火烧交电大楼、建设厂争夺战、“八·一八”战役、南岸的战斗等经过情况，还有那些武斗人员数次“逃难”成都等地的生涯等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披露了“人民５号”登陆艇上杀俘经过细节（此节曾在《昨天》３１期单独发表），令人感到那个无法无天年代草菅人命事件的可笑、可悲、可怕！
作者曾经迷恋于当时的政治说教，怀着满腔革命热情，高呼“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的口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地“上疆场彼此弯弓月”，亡命地亲历过那场血腥战争，吃过不少苦头，遭遇了五次危险，作过六次“坏事”，书中都有了一一交代并作了深深的忏悔，对这场毫无人性的文革大厮杀运动进行了虔诚而彻底的反思。这种反思是一种自觉的表白，只有觉醒到自己曾经积极参与的那场浩劫对于人类的灾难性、毁灭性打击，才能得出这种理性思考。
文革回忆最忌讳文革亲历者带有当年的派性进行辨析，所以有人认为研究文革史的应以四五十岁的人为最佳，理由是因为他们没有派性。这个看法虽然有失偏颇，但也拿稳了我们这代文革亲历者中一部分人的死脉和硬伤。作者摒弃当年的派性立场，在记叙当年那场两派挣得你死我活的战争过程之中，除当年特定环境下的派性语境运用之外，其余则不扬己长，不避己短，不贬对方，不褒己方，其表达的反思之意是真诚的、客观的、公正的，因而能赢得同样是那场战争过来人的接受、青睐和赞许。
英国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１９３７年在那篇著名散文《橄榄树》中写道：“关于战争，最骇人听闻的事实是，其牺牲者和工具全是个人，他们为别人的争吵而杀戮或送死，反而遭受那些讨厌的政治代表们的谴责。”（见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４月第１版《权力语录》第３６１页，作者丹尼尔·B．贝克）同样，文革群众组织及其参与者均无胜者，两派组织及其当年的风云人物都是文革发动者和领导者根据政治需要恣意玩弄于股掌的器物工具，所以现在还有一些人在争论文革中谁胜谁负谁对谁错是完全没有必要而且毫无价值的。唤醒民众，还原历史事实真相，揭露和鞭挞文革战争罪恶及其实质，彻底肃清文革余毒和影响，抨击那个产生罪恶的制度环境，防止文革的再度发生，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神圣使命和光荣职责。
《青春从文革战火走过》还有一个亮点，那就是该书作者由于熟悉武斗过程，又曾在兵工厂工作多年，加之多年的调查研究、收集整理，对当年发生过武斗的单位尤其是各大兵工厂的历史、现状、产品，以及在战场上使用过的各种武器特征有着较准确的介绍，加之文中对武斗各个阶段各个战役真实生动的细节描写，何蜀在本书序言中称“在一定意义甚至可以说，这是一部有关重庆文革武斗的小百科”是很有道理的。
重庆文革武斗战争中究竟使用了多少枪支？目前虽然无法精确统计，但仍可找寻到一些蛛丝马迹。国营２９６厂（即重庆建设机床厂）厂史有一段记载：“１９６７年７月至１９６８年８月，在‘文攻武卫’口号的蛊惑下，厂内外‘八·一五’和‘反到底’两大造反派组织在谢家湾地区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武斗。这期间，工厂失散步枪２１４０９支，子弹４０３８１２５发，８３名职工（包括临时工）被打死，弯弯大楼等部分房屋被烧毁或炸毁，生产完全停止，工厂遭受严重损失”（《国营第二九六厂史》，国营第二九六厂史编辑委员会编纂，１９９２年１０月第一版〈内部资料〉，第４７３页）。
文中的“步枪”应该是该厂生产的５６式７.６２毫米半自动步枪，数据精确到个位数，可见是查之有据的了，但不知是否包括该厂大量流失的半成品零配件，这些半成品零配件被“能工巧匠”们组装成的半自动步枪在战场上同样普遍使用。我们还注意到，在文革战争中普遍使用的该厂产品５６式７.６２毫米冲锋枪、５６式１４.５毫米四联舰用高射机枪、５９式１４.５毫米二联高射机枪等也未统计在内。文中的“子弹”仅仅是建设厂用于试枪的７.６２毫米子弹，而生产这类子弹的是另一家兵工厂——重庆长江电工厂，从那里“失散”的子弹更是无以计数。
如果我们放眼全市八区三县范围，加上各区县人武部和大中型厂矿企业、大专院校人武部或保卫科的枪支（这些单位的枪支无一漏网地被本单位或外单位的武斗人员利用了起来），再加上从野战军、地方部队抢夺的枪支以及“自力更生”制造出来的枪支（如八一五式冲锋枪、猎枪等），那么重庆文革武斗战争中使用的枪支数量应该是很惊人的了。
文革武斗战争虽然过去了整整五十年，但硝烟尚未散尽，文革余毒尚未肃清，文革真相还被有意遮盖掩饰，文革研究和宣传还存在一大片荒漠。偶在网上浏览有关文革方面的文章及留言回复，发现民间为文革唱赞歌的不在少数，除掉少数文革获利者和死硬分子外，大多是文革后出生的青年，他们在网上推波助澜，赞同“再来一次文革”的呼声居然经久不断。
这固然与当前贫富悬殊和官场腐败紧密相扣，而当局对文革真相的遮遮掩掩，导致今人误认为官僚集团惧怕文革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青年们不知文革为何物，不知文革带给国计民生和中华文化的巨大灾难，反以为那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和“盛大的节日”，误认为文革就是“造走资派的反”，就是那种可以随意批斗贪官污吏的简单举动，而不知文革被整的恰恰是大批无辜的弱势群体。
警钟长鸣，时代交给我们这一代文革幸存者一个很沉重的任务，就是在官方严密掩盖文革真相的背景下，怎样才能冲破封锁的藩篱，彻底还原文革武斗战争的真相，把文革罪恶条分缕析，一桩桩一件件暴露在大众视野，开启民智，口诛笔伐，把那个“流遍了郊原血”的文革以及文革武斗战争牢牢地钉上历史的耻辱柱，这需要我们花费绵长的时间和付出艰辛的努力。遗憾的是我们这一代文革幸存者时日不多，因此着力培养“６０后”“７０后”一代文革史研究接班人的工作目标应该提上议事日程，否则就会产生断代，文革真相就会被歪曲篡改。
巴金老人积极倡导建立“文革博物馆”，无疑是一个极具远见卓识的前瞻性的战略主张。他在１９８６年６月１５日写道：“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巴金《随想录》，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１２月第１版，第４１０页）。现在又一个二十年过去了，实现巴老的遗愿还遥遥无期，也许还要等待另一个或者更多的二十年。
这个未来的文革博物馆必须具备实物、影像、图片和《文革词典》、《文革死难者名录》，不光有总馆，各地还应有分馆，还应有灾难纪念日，还应有一年一度的谴责仪式。我们的这个“文革博物馆”应是一个相当浩大细微的系统工程，不光只是昭示上层官僚权贵人物之间的宫廷内斗，还应囊括文革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破坏以及造成全国数亿普通百姓悲苦生活的恶劣后果，要充分体现孟子“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这样做的目的，要使对文革的揭示和反思由个人记忆变成社会和集体的记忆。不仅是为了我们这一代人明白，更重要的是要让我们的后代们知晓，那个可怕的年代决不能复制，历史悲剧决不允许重演，“再来一次文革”的受害者只能是自己。
随着岁月的流逝，全国绝大多数的文革实物已经灰飞烟灭，渺无踪迹，所幸的是埋葬着数百名文革武斗殉难者的重庆沙坪公园“红卫兵墓群”被保留了下来并纳入了文物范围得以保护，成为展现文革罪恶的最显见最鲜活的实物见证，为建立期望中的“文革博物馆重庆分馆”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
重庆民间的文革史研究爱好者们还在努力奋战，他们自带饭票和资金，冒着被人不可理喻的风险，排除各种阻力，不辞辛劳地找寻其他文革实物，如陈晓文在继续考证另外多处已经被销毁或残留遗址的文革武斗死者墓群，曾钟在继续深入挖掘沙坪公园“红卫兵墓群”里一个个死者资料，以图用具体的个体举证，揭露那场文革武斗战争对于每一个个体的戕害。而不少同样从文革战火走过的人饱蘸泪水和愤恨，正在书写自己知晓的文革真相或血泪记忆。
目前已见出版的反映重庆文革历史的诸多见证文学作品，包括何蜀的《为毛主席而战》、周孜仁的《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李正权的《青春从文革战火走过》、黄肇炎的《嘉陵旧梦》、李木森的《亲历重庆大武斗》、黄荣华的《我怎么成了“江青的干女儿”》，尚未刊出的郑志胜的《汗·血·泪》以及更多在文革中受尽血与火考验的幸存者正在用笔写出或在键盘上敲打尚待分娩的回忆文字，则是建立“重庆分馆”不可或缺的文字资料和详尽注释。
希望全国的见证文学再度繁荣，期盼有更多更好的反映文革历史的见证文学作品涌现。珍惜生命，反对战争；坚持真实，反对遗忘。借用本书最末的一句话：历史不能封闭，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
□ 来源：《简书》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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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非烟】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李正权·
说明：昨天转载了一篇关于二月镇反有文章，引起朋友们关注。今天发此文，让我们多少窥见到文革武斗战争的幕后原因。
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腐朽的就是“驭人术”，而毛泽东把“驭人术”这一套推到登峰造极的高度。且不说他如何“驭”其他人了，就说他“驭”林彪和江青两大集团，就“史无前例”。重庆两派的武斗，重庆的文革战争，从根子上说，是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挑起来的，是他们之间你争我夺、明争暗斗的反映。如果此论成立，那么也可以说，是毛泽东“驭”出来的。
文革中发展起来的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既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又你抢我夺，明争暗斗。正是由于他们之间的争斗，才使全国各个地方的革命群众分成了两派，长期派性斗争不止，厉害的便演变成武斗，演变成战争。反过来说，任何一个地方的两派争斗，实际上都或直接或间接，或明或暗地反映了中央内部的两派争斗，也就是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的争斗。重庆两派打来打去，其政治背景也就在于此。
中国毕竟是共产党的天下。四五十年前，共产党的威信不知要比现在强多少倍。毛泽东更是有着绝对的权威，他写一张“大字报”，就可以让刘少奇及其跟随者一夜之间全部垮台；他的“一点意见”，就可以把林彪集团的阵营冲得七零八落，让林彪这个写入了党章的“副统帅”惶惶不可终日。文革初期，林彪和江青都打着毛泽东的旗号，一个是“副统帅”，一个代表中央文革，其权威性仅次于毛泽东而已。文革中的任何组织，任何派别，如果没有代表共产党的组织或负责人的支持，包括幕后的支持，一是难以组织起来，二是组织起来了也会迅速瓦解。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海“一月夺权”后，重庆市委被迫发出指示，承认八一五派是革命派，宣布官办的工人纠察队是保守派，几天之内，工人纠察队便土崩瓦解，销声匿迹。还有一个典型例子是武汉的“百万雄师”，由于受武汉军区的支持，实力强大。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０日，“百万雄师”在武汉发生冲击毛泽东驻地，打伤中央文革成员谢富治、王力，引起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震怒，公开宣布“百万雄师”是“反动组织”，几天之内便彻底垮台。上海的“上柴联司”与王洪文的“工总司”对着干，能够坚持数月，也可算是文革中一大奇迹，但最后还是被“工总司”镇压下去，在十万大军的围攻下被彻底摧毁。挑动群众斗群众，借群众运动来壮大自己的力量，是文革中那些野心家阴谋家的法宝和惯伎，也是毛泽东“运动群众”的法宝。
重庆两派亦各有后台。八一五派有驻军支持，而驻军的几个首长都是林彪的老部下，与林彪集团多少有些关系。林彪垮台后，支持八一五派的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以及原五十四军政委谢家祥（时任成都军区副政委、四川省军区政委），副政委蓝亦农（时任贵州省革委会主任）、副军长白斌（时任国防科委第二十一训练基地司令员）都被中央定为犯了“上贼船”的错误，虽然后来大多得到改正，但也正好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在正式传达的有关林彪集团的材料中，也涉及到原五十四军的某领导。反到底派则有省革筹（后来是省革委）的核心人物刘结挺、张西挺的支持，而刘、张二人则与江青集团关系密切。两派势力之消长，争斗之激烈程度，均与两派后台们的争斗相关。作为“省革筹”（省革委）一把手的张国华，只有在中间骑墙，“和稀泥”，也就只能被两派势力架空。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当年，四川已经有７０００多万人口，又是主要粮食生产基地，还是“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对于正准备打仗的毛泽东来说，四川问题关系到他的整个反修战略。文革前几年，四川又经历了残酷的“三年自然灾害”，天府之国竟然饿死１０００万人，四川人心中的愤怒可想而知。因此，文革开始不久，四川人就喊出了“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的口号，而且立即得到周恩来的赞同。李井泉这个人相当坏，庐山会议他是攻击彭德怀的急先锋。他主政四川达１７年之久，不但一贯极左，而且还要在中央已经过左的政策上再加码，变本加厉，硬是把一个天府之国搞成了一个饥饿之乡。四川饿死１０００万人，他却说：“四川饿死点人，总比在王府井饿死人好。”“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饿死人的！”而且，此人整起人来，又特别心狠手辣。四川人对他可谓恨得入骨，就连文革初期，也几乎没有多少人愿意死保他。当年的四川省长李大章在挨批斗时，听到群众呼口号“打倒李井泉”，竟然不顾别人按着他的头、扳着他的手，也硬要昴起头来，跟着大呼：“打倒李井泉！”可见李井泉在人们（包括那些正直的领导干部）心目中的印象如何了。
从周恩来赞同“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的口号，可以推知，中央其实也知道四川已经存在相当严重的民怨，在处理四川问题时就不得不考虑。如果７０００万四川人都团结一致了，都把注意力引到揭批李井泉的罪行上，那么，结果就很难预料了。
刘结挺、张西挺是因为反李井泉而进的监狱，支持刘、张，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平息四川人的愤怒。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是支持刘、张的，并亲自为这两口子解脱了所谓的历史问题〔注〕。打倒李井泉当然也是符合江青集团利益的，江青支持刘、张也就顺理成章。１９６７年５月，中央出了个“红十条”，让这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与张国华、梁兴初这样的开国将军并列，成为“省革筹”（省革委）的主要负责人。
１９４９年建国前夕，张、梁都是正军级，刘只是副团级，张则只是副营级，刘、张的资历还当不到五十四军的一个师长，却被捧上高位，五十四军怎会满意？据八一五派写的《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的文章透露说（是否真实现在也无法妄断），“红十条”下达后，五十四军司令部笼罩着一层阴云。于是，电话铃“叮——”响起来，五十四军首长拨通了“通天电话”。于是，中央又下了一个“红五条”。“红五条”是专门为重庆问题出的，自然有利于五十四军。后来，重庆的反到底派、成都的“八二六”、宜宾的“红旗”等便自称是“红十条派”，而八一五派则要捍卫“红五条”。两派争斗，实际上就成了两个中央文件的争斗，在不了解内幕的人看来，这真是莫名其妙到极点的事了。
江青集团对反到底派的支持是相当明确的。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２日，在接见河南代表时，江青就说她赞成“文攻武卫”的口号。１９６７年９月５日，在接见安徽代表时，江青谈到重庆反到底派把高射炮都抢出来打，打了十万多发炮弹，她也仅仅骂了一句“败家子”。她还说：“我声明，谁要向我武斗，我一定要自卫，一定还击。”后来，江青说到重庆武斗，也只以一句“小青年爱玩枪”，就轻描淡写带过了。反到底派当然心领神会，把江青的话当作一种保护而得意洋洋。
１９６８年３月１５日，周恩来、江青等中央领导人接见四川军政领导，发出了所谓的“三一五指示”，那是为反到底派撑腰的。周恩来还传达了毛泽东的一句话：“《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被反到底批得一塌糊涂。”这“最高指示”通过周恩来的嘴传出来，你说会给重庆两派造成怎样的震动！于是，“三一五指示”一传到重庆，局势陡然紧张。反到底派兴奋异常，八一五派则心怀不满。但是，“三一五指示”虽然为反到底派撑了腰，却并未说八一五派就是坏的。文革中，两派都极善于从毛泽东的著作，从中央首长的讲话，从中央文件中去抠字眼，以各取所需。反到底派存在着幻想，以为中央既然已经拍了板，总会有具体措施下来，将八一五派的势力打下去，于是便不与八一五派硬抗，纷纷往成都往专县“逃难”。在火车上，一些天真的人大谈特谈，这是最后一次“逃难”了，只等形势一变，就可以“杀”回来掌权。那样儿真有些可笑。
“三一五指示”批评了五十四军，侵犯了其利益。说不定五十四军的首长真的拨通了那“通天电话”，向后台告了状。江青集团侵犯了林彪集团的利益，林彪集团岂甘罢休。很可能经过双方较劲，加上毛泽东的介入，江青集团只好妥协。于是，１９６７年４月２７日，周恩来、江青等中央领导人再次接见四川及重庆的军政领导，发出了所谓的“四二七指示”。这“四二七指示”为五十四军说了一些好话，又给八一五派鼓了气，于是便显得“一碗水”端平了。殊不知，这为两派的进一步争斗埋下了更大的祸根。
１９６８年５月３１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跟着重庆市革命委员会也成立。虽然革委会里都有两派代表，但是很明显的是：省革委是“红十条派”掌权，市革委是八一五派掌权，成渝两地的对立依然固我，换汤不换药而已。值得一提的是，重庆市革委成立，《人民日报》出乎意料地发了一篇评论员文章。那时，各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委会，《人民日报》都要发社论，但没有哪个地级城市成立革委会，《人民日报》专门发过社论或文章。为重庆市革委成立发评论员文章，真是绝无仅有之事。那文章里说：这儿有强大的工人阶级。其潜台词再明白不过，是对五十四军的一个暗示或警告。《人民日报》毕竟是属于中央文革管辖的，写那篇文章的，很可能就是江青集团的人。可是，那写文章的人哪里知道，重庆一百多万的工人阶级，那时已经被野心家阴谋家分成了两派，正在你打过来我打过去呢。
革委会成立不久，１９６８年６月底７月初，望江厂、建设厂、江陵厂便爆发大规模武斗，枪声再次在重庆城上空急风骤雨似地响起来，战争又爆发了。只是这一次反到底派已失去根据地，自知打不赢，只好纷纷涌向火车站，再一次“逃难”而去。这最后一次大“逃难”，据说竟达二十余万人！
当时，全国各地的革委会纷纷成立，毛泽东要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重庆城再像１９６７年那样大打起来，显然会影响毛泽东的部署。而且，重庆的兵工厂已连续两年基本上不生产了，北面苏联百万大兵压境，南面越南战争战火未停，国际形势又那样紧张，万一打起来咋办？于是，中央召开“八一五会议”，首先将重庆各大兵工厂的两派头头集中到北京，采取半禁闭方式“斗私批修”，并在会上宣布逮捕反到底派头目邓长春和八一五派头目方文正（又是各打五十大板，以显示“一碗水”端平）。跟着，省革委、市革委也采用类似作法，将各单位两派头头集中起来，强制扭在一起，签订“革命大联合”协议，成立各单位的革委会。这样，加上１９６８年底又将最不安份的大学生分配出学校，将武斗中闹得最厉害的中学生赶到农村，于是武斗总算平息下来，无政府状态总算有所改变。
武斗虽然平息，从上到下都成立了革委会（不少单位还有军管会或工宣队之类），但是两派之间的争斗却并没有停止，不少单位的两派争斗还相当厉害。文革中各种运动又多，什么“清队”、“一打三反”、“批清”、“批林整风”、“全面整顿”、“批邓反右”、“揭、批、查”和“清理三种人”等等，一年一个花样，前面还没搞完，后面又跟着来了，并且宣布前面搞的是错误的，而且动辄就是“方向路线错误”。于是，这次运动来，你整我，下次运动来，我又整你。批斗、隔离审查、逼供信、大字报铺天盖地、按脑壳、挂黑牌、游街示众、拳头棍棒皮鞭，什么怪事都有。如果两派势均力敌，上面下的文件又没说得那么明白，往往就会演化成大规模武斗。林彪集团在其纂党夺权纲领《５７１工程纪要》中说：“中国是一个大绞肉机。”这句话也真的说对了，只是林彪本人就是这“绞肉机”的操纵者之一。一直到四人帮垮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这“绞肉机”才慢慢停止了运行，中国人才得以正常生活。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文革中的两派，实际上都是在为林彪、江青那样的野心家、阴谋家火中取栗。亿万人民投入的文革，原来是一场恶梦。可悲可叹的是，那些在武斗中被打死的人，他们又为哪一桩？人死如灯灭，一死万事休，他们怀着崇高的“理想”（？），为“保卫毛主席”而死，不可能再反思再后悔了，可能还好一点。更可悲的是那些参与了派性争斗，陷得很深，整个思想体系都帮派化了的人，一朝四人帮垮台，要把思想转过来，那才更痛苦呢。思想体系或精神支柱一旦崩溃，那无异于经历了一次炼狱。后来，好像是陈云出来说了一句多少还算公道的话，才停止了对所谓帮派体系的继续清查，否则，不知还会有多少参加过文革的人走上绝路，走进精神病医院！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我买了一套《资治通鉴》。那时，我还在望江厂质管处工作。厂里的总工程师雷明炎看见了，他劝我少读那样的书。他说，毛泽东晚年就是读这样的书读得太多了，才丢了唯物主义，丢了辩证法，变坏了的。他还说，这样的书说的无非就是一些权术阴谋，读多了，有意无意就会用来为人处世，用来勾心斗角。当时，我还不以为然。后来，随着不断地反思文革，反思中国历史，加上又看多了一些人的“表演”，终于明白他的话实在是一针见血。想想文革，想想重庆那两年多的武斗，你就会知道，那些死伤者，也包括我在内的那些参与者，实际上都是毛泽东“驭人术”的牺牲品，都是林彪、江青集团争权夺利斗争中的炮灰！
〔注〕张西挺原名简玉霞，１９４６年１１月在担任河南省太康县一区区委副书记时，曾被国民党军队俘获，被关进郑州集中营，半年后被“资遣”，八一五派因此骂她是叛徒。在“三一五指示”中，周恩来说：反刘、张的材料，很多都是从李井泉那里搞来的，实际上是替李井泉翻案。周恩来还透露，毛泽东从小报上知道有两个简玉霞，叛变的是另一个简玉霞，不是张西挺。
□ 摘自李正权：《青春从文革战火走过》第三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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