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0月31日，乃蒋介石70大寿。为示开明，蒋提前让“总统府”函知各机关，“婉谢祝寿”，转希望“海内外同胞”能够“直率抒陈所见”，为政府提些意见。
《自由中国》杂志遂约集胡适、雷震、徐道邻、徐复观、毛子水、陶百川、蒋匀田、陈启天、夏道平、王世杰等一批知名知识分子，集结15篇文章，刊出了一期特别“祝寿专号”。其内容之敢言，引发岛内轰动，一时洛阳纸贵，再版至11次。
此一“祝寿专号”，名为“祝寿”，实是对蒋介石个人及现实政治的一次委婉针砭。
如徐复观撰写的《我所了解的蒋总统的一面》，主旨乃是分析蒋介石的个人性格缺陷与当局的历史失败之间的关系。徐认为，蒋之所以丢掉大陆，其个人“意志坚强”是一个重要原因——“意志坚强”固然是成就大事的必要前提，但蒋“坚强”的“主观意志”，并没有与“客观情况”接榫，相反，其“坚强意志”常与“客观事物”对立，进而戕害到了现实政治的运作：
“他对于国家的政治问题，似乎有点像精力过分充沛的工程师，一个工程图案刚刚开始打桩划线，工程师又变了主意，重新再来；或者在一件工程的进行中，因工程师随时举棋不定的修改而不能不陷于停顿。加以有机会和蒋公亲近的干部，常要利用此一弱点，便以各种方法助长此一弱点。因为只有在此一弱点之下，可以不顾客观的拘束性而得到政治上的暴利，于是使社会感到不是国家的典章法制在治理我们，我们不是在典章法制上得到政治生活的规范，而只是根源于蒋公及蒋公所信赖的少数人的主观意志，国家的典章法制，似乎是在可有可无之中。这便使蒋公一世辛勤，但站在国家客观基础上说，几乎是所成有限。”
徐还指出，蒋介石对社会上的批评意见缺乏“受言讷谏的艺术修养”，这导致他周遭的政治氛围非常糟糕：
“蒋公因为他主观与客观不断互相克制的性格，因而对于这种（受言讷谏）艺术修养的拙劣，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因蒋公对于受言讷谏的艺术的拙劣，遂使一般作官的人发生一种变态心理，认为凡是有批评性的舆论，都是存心不良，对政府捣乱，于是有权力的辄出之以横蛮，无权力的即应之以顽钝，使社会与政府无法可以通气，把社会逼得与政府愈隔愈远。”
据此种种，徐在文章中感叹：
“历史上许多英明之主，为什么晚年不如早年，在这里多少可以得到一点说明，而蒋公自身似乎也不曾跳出这种格局。”①
徐复观侧重于为蒋介石作诊断，胡适侧重于为蒋介石开药方。
在《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一文中，胡适先赞美了一番艾森豪威尔的“领袖风度”：
“一个第一流的军人做了一个世界有名的大学的校长，而能自己承认没有专门的知识，愿意全权信任负责的首长，……这是何等风度！做了世界第一强国的元首，遇着了自己一时不能决断的问题，能够自己不轻易下决断，……这是何等风度！”
然后，胡适希望蒋介石能以艾森豪威尔为榜样，学做一个合格的“国家元首”。并举中国古典政治理念为据：
“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家也曾细细想过这个一国元首的风度的问题。我曾指出《吕氏春秋》对于这个问题，曾提出很值得政治家思考的说法，一国的元首要努力做到‘三无’，就是要‘无智，无能，无为’：‘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无能，故能使众能也。无为，故能使众为也。’……这是最明智的政治哲学。
“我们的总统蒋先生是终身为国家勤劳的爱国者。我在二十五年前第一次写信给他，就劝他不可多管细事，不可躬亲庶务。……二十多年的光阴轻轻的飞去了，蒋先生今年七十岁了，我也六十六了，……我想来想去，还只能奉劝蒋先生要彻底想想‘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我们宪法里的总统制本来是一种没有行政实权的总统制，蒋先生还有近四年的任期，何不从现在起，试试古代哲人说的‘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努力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元首呢？”②
胡适希望蒋做到“三无”，实是希望蒋放弃权力，使台湾政治脱离政治强人的控制，回归到按照四六宪法运作的轨道。
但在蒋介石看来，胡适的建议不切实际：
“胡适要我做‘三不’、‘三无’的‘总统’，我反复想了，……‘三无’是‘无政府、无组织、无主义’，要真的像胡适之说的那样，我们都去向共产党投降算了。”③
其余诸人的激烈言论，如要求蒋介石不再连任“总统”，要求确立“责任内阁制”……等，自然也难为蒋所接受。鉴于该期刊物的影响力，蒋氏父子采取了三项应对措施：1、组织国民党报刊围剿批判“祝寿专刊”；2、组织专人编写宣传材料《向毒素思想进行总攻击》，下发全岛各军种各部队，点名批评胡适；3、控制印刷厂，阻止刊物的印刷再版。④
蒋的70大寿，也湮没在了这场风波之中。
注释
①徐复观：《我所了解的蒋总统的一面》。
②胡适：《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收录于《胡适全集·第二十二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P786-790。
③④汪幸福：《胡适给蒋介石祝寿惹风波》，《湖北档案》2005年第4期。
附文
我所了解的蒋总统的一面
文 | 徐复观
一
我同意《自由中国》编者的意见，当总统蒋公要大家讲话而大家不诚恳底讲几句，则我们平日所说的千言万语的用意，好像都是在与当局为难而不是想对他们有所帮助。我现在是响应蒋公所提出的第六点的号召，而对蒋公本身陈述点意见。
到现在为止，国家是整个底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有的是来自历史，有的是来自社会，有的是来自国际，尤其更多的是来自我们知识分子的本身。若说一切责任都应由蒋公个人来负，这和说一切责任都不与蒋公相干一样地不是事实。我的假定是：蒋公所应负的一部分责任是来自他领导上的错误，而形成这种错误，同样有很复杂的原因，甚至蒋公本身也受有许多的委屈，但一部分错误的来源不妨说是来自蒋公个人的性格。我在这里所要说的，正想接触到这一面。
知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尤其是对于蒋公这样伟大人物的了解。同时一个人的性格，站在私底立场和站在公底政治底立场，所作的评价应当是两回事。譬如说，一个人性情孤僻，这在政治上常会引起许多不良后果，但站在个人来讲，并不关系到他人格的好坏，因此我对蒋公所作的观察，不仅把世人说得太多的成功的一面略而不提，并且可能在我所提的一面，也犯了很大底错误。但在我诚恳底动机中，及站在一个国民来检讨国家兴亡成败的立场上，对蒋公的伟大人格，决没包含有丝毫贬损的意义在里面。
二
蒋公也和其他伟人一样，具有一副坚强的意志。但是，他的成功是靠着这种坚强的意志，他的失败也是因为这种坚强的意志，他几多次赖有此一坚强意志而渡过难关，但接着便又因此一坚强意志而陷入窘境，我们如何来了解这一事象呢？
意志坚强是力量集中的表现，任何事情都靠力量，尤其是在过渡的混乱的时代，意志是属于人的主观的一面，它常要求客观的东西从属于自己，使客观的东西主观化，以听主观的安排，接受主观的驱遣，此即普通所说的“贯彻意志”，谈政治必定要有政策，我们不能想象完全没有政策的政治。政策是白纸写黑字的东西，要把白纸写黑字的东西赋与以血肉灵魂，使其在实现中解决问题，这就要靠执行政策者的意志，亦即是要靠政治家主观上的努力。但是，意志虽然是个人的主观，并不是说凡属主观的东西便有价值；主观之有无价值，是要看一个人构成主观的过程而定。从政治上说，一个主观意志价值之大小，和他在构成意志的过程中所了解的客观情况及接受客观不同意见之多少成一正比例。换言之，意志的主观是要通过一条客观的道路来形成，因此，这是以客观为基底的主观，是许多客观的东西，经过吸收消化，凝结而为主观的形式，这种主观的意志才有价值。由直感及私人欲望而来的主观，缺乏广大的客观作基底的主观不能作高的评价。可是，一个人对客观事物之接触和了解，常与其环境有密切的关系。政治地位太高、权力太大，而又保持得太久的人，常常妨碍他与客观事物作平等底接触（在平等接触中，始能了解客观事物），于是常常仅根据自己的直感欲望来形成自己的意志，常常把由权力自身所发生的直接刺激反应，误会为自己意志在客观事物中所得到的效果。这样一来，意志不复是由不断向客观事物吸收消化而来的结晶，而只成为更无开阖伸缩性的僵化物。于是顽固代替了坚强，经常陷入于与客观事物相对立不下的状态，而成为解决问题的一大障碍：在这种环境中的假定不是有强的外底制约，和深的内底反省，便很难逃过此一难关。历史上许多英明之主，为什么晚年不如早年，在这里多少可以得到一点说明，而蒋公自身似乎也不曾跳出这种格局。
更重要的是，政治上为了实现主观的意志，必须形成一种客观的设施，有如典章法制，及贯穿于典章法制中的各种原理原则。没有这些东西，则意志将成为散兵游勇，或者只是不可捉摸的诗人的感情，对事实一无用处。但是典章法制、原理原则，虽然是产生自人的主观意志，可是产生以后，则系离开人的主观意志，而成为客观的存在，反转身来要与人的主观意志以约束，使人的意志，必须在它所约束的轨道内作合于轨道的前进，即是此时人的意志必甘心从属于这种客观的东西，受这种客观东西的支配。正因为如此，一方面，人的意志才能脱离其转变不常的混沌状态，向一个条理分明的方向发展，不至陷于前后自相矛盾。另一方面，原理原则、典章法制，因为它不属于某一个人的特定主观范围，而系一客观的存在，便可能成为多数人所共同承认的标准。一个人的意志，顺着这些共同的标准表达出去，这即是主观的客观化，个性的共同化，使国家的各种意志，能向一共同的方向凝结，不至陷于彼此间的矛盾。还有，典章法制、原理原则，当然不是代表不变底绝对性的真理，但它比之一个人的意志，则有其更大的安定性与持久性。这些东西，通过人的意志的努力而赋有血肉灵魂，而人的意志，则通过这些东西而可建立一条具体底、安定而持久底共同轨道，于是一个国家，不再是某一特殊意志在直接发生支配作用，而是这些为多数人所承认的客观东西在直接支配作用，国家才能建立起精神上的基础。在安定而持久的精神基础上，才能建立起物质的基础。因此，一个处于开创时代的伟大政治家，他的坚强意志，必表现于建立这些客观的典章法制和有关的原理原则之上，并率先信守而贯彻之，他的努力才有结果。
蒋公一生也曾不断底作了这样的努力。就国民党内部说，他非常重视组织，也不止一次地通过政党政纲，要大家共同遵守。就一般说，他也提倡科学管理、分层负责、权责分明等等，尤其是作为我们国家根本的宪法，当时假定不是他尽量运用个人的影响力量，可能归于流产。这都是他伟大的地方。但是，凡是客观性的东西建立起来以后，人反而好像是从属于这些客观性的东西，致使不能自由发挥自己的意志，而失掉了对客观的主宰性。在这个时候，必须有一更高的意志，以消解自己的意志为意志，即是中国过去所说的“无为而无不为”的意志，来消纳此一矛盾，但是蒋公似乎没有升进到这一步，于是他似乎常陷于主观与客观相对立之中，形成他精神和行为上的困惑，加以政治上客观性的东西建立起来以后，有些地方常常会和个人的脾气不合，这便有赖于自己的克制工夫；有的地方并不能有利无弊，这便有赖于高瞻远瞩的衡断；有的时候在实行上会发生许多困难，这便有赖于坚强贯彻的努力。蒋公似乎因为做不到第一点，便也做不到第二点和第三点（他的才力是可以做到的），于是他对于国家的政治问题，似乎有点像精力过分充沛的工程师，一个工程图案刚刚开始打桩划线，工程师又变了主意，重新再来；或者在一件工程的进行中，因工程师随时举棋不定的修改而不能不陷于停顿。加以有机会和蒋公亲近的干部，常要利用此一弱点，便以各种方法助长此一弱点。因为只有在此一弱点之下，可以不顾客观的拘束性而得到政治上的暴利，于是使社会感到不是国家的典章法制在治理我们，我们不是在典章法制上得到政治生活的规范，而只是根源于蒋公及蒋公所信赖的少数人的主观意志，国家的典章法制，似乎是在可有可无之中。这便使蒋公一世辛勤，但站在国家客观基础上说，几乎是所成有限。
蒋公的机会和才能，本可以当中国的华盛顿或林肯，但他到现在为止，还不能说是成功的华盛顿或林肯，这是什么缘故？因为华盛顿和林肯，心里不满意国会，但非常忠实于国会；心里不满意宪法，但非常忠实于宪法；心里非常讨厌那些异己的人，尤其是华盛顿，但对于异己的人在公务的接触上，是非常诚恳而亲切有礼（背后还是骂的）；遇到两方有争执的时候，总是克制自己的感情，抛弃自己的成见，站在超然的立场，作诚恳底（不是伪装底）折衷调处。他们的部下，不断以军事为理由，要求他两人实行军事专制，总是严加拒绝（以上参阅正中书局出版之《美国国家基本问题对话》第四、第五两章）。蒋公有许多地方与他两人相同，只在这种地方和他们多少有点不同。不甘心于客观化的坚强意志，不甘心受客观制约的坚强意志，是古今中外悲剧英雄所走的道路，而我们的蒋公，似乎也是走的这一条道路。因为主观的意志有时好像能压服客观的要求，但这只是暂时的、表面的，客观的要求，最后必然会否定没有广大底客观作基底的主观意志。今日国家的根基便是一部宪法，我恳切希望蒋公自今以后把毕生克服各种困难的毅力，贯彻于宪法之中，把学校中教授三民主义的时间，分一半出来教授宪法。根据宪法来重新训诫自己的干部，重新安排政治的设施，使每一人都在这一常轨上运行，相扶相安而不相悖，使国家在风雨飘摇之中，奠定精神和法理的基础，这将是蒋公旋乾转坤的一大转机，也是我们国家旋乾转坤的一个起点。
政治上客观的活底反映便是舆论，便是由背景不同而来的各种不同的意见。政治的任务，便是要听取这些背景不同、客观各异的不同意见，加以折衷调和，使其归于大体的一致。这中间有的关系于政治的本质，有的是关系于政治的艺术，应劭的《风俗通义》，记有这样一段故事，大意是说汉文帝的治绩，并不如传说的那样好，他之所以得到过分的恭维，主要是因为他对于向他陈述意见的人，不论意见的好坏，他总是笑脸相迎，使人满意以去。这即是所谓政治的艺术：受言纳谏，是中国专制政治中的一贯要求，是现代民主政治中的起码条件，此一条件与政治本质上的关联，我相信蒋公会知道得很清楚，但蒋公因为他主观与客观不断互相克制的性格，因而对于这种艺术修养的拙劣，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尤其到了台湾以后，蒋公的闻见，更是经常在滤过器的保障之下，决没有一点不纯的空气成分渗了进去，这使蒋公比在大陆时更容易感到精神上的宁静。
这里，也有蒋公自己本身所受的委屈，例如说话者常怀有私人企图，或不明了实际情况等等。但是由此发生的影响却是很明显的。第一，蒋公所愿听的话和各种实际情况，中间不断发生距离。蒋公左右最伟大的幕僚，只能以很辛苦的方法，在此种距离中作点弥缝工作，有如陈布雷和王雪艇两位先生之所为，但谁也不能作彻底而有系统的贡献。至于一般聪明才智之土，则只能竭尽其聪明才智，作“台词”的准备，以便必要时在蒋公面前背诵舞台上的台词。而台词的最大要点，便在防止不致因刺激感情而碰上钉子。所以这种台词，只对蒋公的感情负责，而不敢对客观问题负责，并常常增加与客观问题的距离。于是有机会得到亲近蒋公的人，既不敢伸张自己的个性，也不敢面对客观的问题，只是经过若干岁月后把自己磨炼得像圆光光的弹子，出去负国家各种重要责任；内有奥援，外无顾忌，花头百出，实绩毫无，便是此一新官僚系统及新官僚风气的特色。第二，因蒋公对于受言讷谏的艺术的拙劣，遂使一般作官的人发生一种变态心理，认为凡是有批评性的舆论，都是存心不良，对政府捣乱，于是有权力的辄出之以横蛮，无权力的即应之以顽钝，使社会与政府无法可以通气，把社会逼得与政府愈隔愈远。其中也有特别聪明而会做八股的人，经常用“总裁说”来作自己行为的根据；因为引一句总裁的话，比在客观问题中找根据要来得单纯有力，既可以表示自己忠诚，巩固自己的地位，万一遇到反对的意见，便可运用一条极简单的逻辑：我所作的是总裁说的，你要反对便是反对总裁，反对总裁便是背叛党国一一将任何不同的意见吓退。作得好，自己可以报功；作得不好，有总裁代我负责，我可以总结地说一句，一切政治的弊端，社会的离心离德，主要是来自不能培养舆论、接受舆论，这是自国民政府成立以来最大的致命伤。现在蒋公已经有一彻底的转变，政府的官吏，也好像在迎接此转变，这真正是政治的一大生机，过去的不幸可以由此结束，将来的光明都由此而开启。我希望政治中的要人们，千万不要把这一生机挡了回去。
蒋公主客不能统一的性格，表现在用人方面，则对于情意上的要求，在不知不觉之间，常重于在事实上的察考。一个干部，若作了一件合乎蒋公情意的事，则不论因此而受到多大损失，蒋公内心还是欢喜。本来在现在一般政治人物中只有蒋公求才之心最切，而且也是最有气魄提拔人才的，但“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义”，蒋公似乎没有完全作到。于是在培养人才之中，不免有时糟蹋人才，甚至酿成不幸的后果。我曾留心观察蒋公所特别提拔的人才，他们实在都有长处。但蒋公常常对他们的责任加得太重，以致压垮了他们的负荷能力；又喜欢运用非常的手段以加强他们的权力，以致破坏了他们精神上的均衡；并无形中鼓励他们蔑视国家法轨的观念，于是常常因为一人的“暗恶叱咤”，而使政府内的“干人皆废”。加以在此一背景之下，此种人物为了急于作英雄的表现，便常常以“放烟火”式的工作，代替了经常性的丁作。但政治的力量，一定是要从经常性的工作中蓄积起来的。更有一种最坏的风气，即是每一个有特殊权力的人，都想培养一批“自己的学生”作干部，觉得只有自己的学生才可靠，只有通过自己的学生去控制旁人才有办法。于是国家费了这么多的钱所培养出来的各种大专学生，在这些特殊学生之前，都不配与政治发生直接关系；他们所学的学问知识，对政治一无用处，有用处的只有通过这些学生去建立特殊的政治关系。斫丧国家的元气，离散社会的向心，侮辱青年的人格，莫此为甚。其实，站在私人的立场来讲，这些人，多半是我很尊敬的人。但现实的政治情势是，一二人的成败，即系一个政权的兴亡。我不仅没有力量，也决没有动机去打倒什么人。一介书生，只有成就他人的志愿，决没有因仇视而想打倒什么人的志愿。我之所以说这些话，只是要求在蒋公伟大号召之下，大家有一个切实的反省。
以我这样渺小的人，提起笔来叙述一个伟大的人格，并想因此而希望对此一伟大的人格有所贡献，内心的惶恐是无法掩饰的。同时，古今的圣贤豪杰，谁也不能具备一种万能万善的性格，我如何敢以此来苛责我平生所最推戴的人？但我的千言万语，只归结到一句，即是希望蒋公把个人主观底意志，解消于政治的客观法式之中，使国家政治的运行，一循此客观法式前进，既可减轻蒋公个人的宵旰忧勤，亦可培养国家千百年的基础，这才是一条简易可行之路。并且就个人来说，使自己主观的意志服从客观的法则，正是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与蒋公所提倡的中国文化精神是十分吻合的。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一日《自由中国》半月刊十五卷九期
来源：《短史记》微信号 tengxun_li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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