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参与了华夏文摘的一些论辩，涉及到一个问题，中国人缺乏创造力的原因是什么。我反驳了一种论点，“中国人缺乏创造力是因为应用了汉字”，（王玉江）。我反复犹豫了一些时日，考虑有没有必要继续回应下去。我觉得这个论点未免太狭隘，把一个涉及制度、历史、传统、社会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广谱大问题，局限到一个单向度的文字问题，缩减了问题的广泛性，也没有论证。现在我想，把这个问题稍稍做个改变，也不离原题的内容，把问题扩展到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上来，让更多的读者朋友能够来关心和关注。钱学森之问是众所周知的大问题：中国为什么没有培养出大师来？（其实也包含了中国人的创造力问题，因为中国人的大师一定是国人创造力的代表人物，我想读者朋友也能够赞同）。
我还是坚持前次的文章《自由比字母重要万倍》中表达的意见，中国培养出大师，也就是代表性创造力的人物，最重要的前提是自由；而不是什么字母或文字。钱学森之问的答案就应该在这里。钱学森的比对范围主要是针对民国和当代。1949年后的年代里，没有出现足以超越任何一位民国科学大师的创造力。
自由的重要性
关于文字与科学思维的关系，我举了古希腊罗马的例子：
“张维迎教授在北大的讲演《自由是一种责任》说得非常好，中国人的发明创造太少，就是因为长期没有思想和言论自由。洪振快先生提出的例证更加证实了这个问题。可是现在竟有文章《中国人的创造力》公然出来反驳，而且提出的论点竟说是“中国人的创造太少，原因是汉字阻碍了思维”。真正是大错特错了。
这种论点实在不值一驳。大家只要想一想，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那些人类的先贤创造了无与伦比的先进文化，也包括几何原理和物质存在的科学假说（例如原子说）。可是进入中世纪（476-1640）教会专制时代以后，思想遭到了严酷的监控，文化科学事业几乎停滞了一千年。不仅文化、科学都进展迟缓，而且希腊罗马的人民连他们祖先曾经有过的发明和创造他们都茫然无知，反而是经过阿拉伯人的翻译和转述，他们才如梦初醒，重新认识自己的古典文明。人还是欧洲人繁衍的后代，文字也是古希腊罗马文字延续演变的文字，为什么在跨越千年的黑暗时代里，欧洲人忽然失去了创造力？关键的问题就是自由。”这个实例很说明问题。（可是王先生在引用我的原话时故意删去了“人还是欧洲人繁衍的后代，文字也是古希腊罗马文字延续演变的文字”这一句，在科学论辩中是很不严谨的做法。）完整地读完我的论证都会明白，自由比文字更重要。也就是说，古代欧洲人创造了辉煌的科学成就。中世纪宗教专制限制了自由，科学发展就停滞了一千年。所以自由是最重要的前提。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培养出大师来，为什么曾经创造过古代文明的中国人没有表现出新的创造力，说的都是同一个问题。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字的问题。这里把自由提到最高处，是说明各种条件的重要性不一样。同样作为“培养大师，发挥创造力”的前提条件，自由比文字重要一万倍。语文只是思维的载体而已。著名的国学大师陈寅恪教授所题王国维碑文句：“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彪炳史册；而且在他《对科学院的复信》中又再强调：“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一个人的思想能否被限制？如果经过了文革浩劫的中国人还没有明白过来，真是实在太可惜了。看看希特勒统治下狂呼“嗨，希特勒！”的人们，看看北朝鲜饿得面黄肌瘦却还在歌颂金氏领袖的人们，再看看文革时代和今天仍然歌颂毛泽东的那些人们，我们就知道，思想是可能被限制的，而且被局限到疯狂而不自知。如果没有被限制的经历，对这一点仍无法理解，那就只好等待时间的历练了。
自由不是纸面上的许诺，而应该是生活的现实。中国宪法规定有言论出版游行和结社的自由，实际上根本不存在。要发展科学，政治制度最好是民主宪政。如果没有的话，起码要有一定的个人空间。经济制度最好当然是自由市场经济。至少市场有一定的自由空间。教育制度最好当然不是应试教育模式，更不应该是党化教育体制。中小学比较注重个性培养，大学以上则注意通才教育。教学体制上最好能实现教授治校，而不是党化意识形态统帅一切。实在摆脱不了控制，至少校长比较开明，党委书记本人思想比较开放，敢于任用一些敢说敢当的教授和学者。如此这般，需要的是思想、言论、出版、交流、出国访问……等等各项比较充分的自由，哪一样都不能少，少了就会影响大师的产生，就会影响创造力的发挥。除了这些自由之外，还要有一定社会生活基础。国家最好还有基本的和平和温饱，没有战争动乱和饥荒。抗战期间，国家遭受日军的侵略，人民饱受颠沛离乱。但是，当时的政府积极保护大学及其师生，提供了师生勉强的温饱，西南联大等高校竟然创造了科学学术的丰产奇迹；恰恰相反，文革期间既无外敌入侵，又无自然灾害，可是因为政治上的专制和迫害令中国的科学和学术全面倒退，不仅没有培养出精英人才，反而害死、逼死、逼疯大量不可多得的科学和学术人才。
除了这些中高端的制度条件之外，还要有一定的基础文化环境。比如有一定的理想教育风气，让儿童少年从小就热爱科学，敢于探索。让许多科学家、探险家的故事通过出版图书、发行影视去影响青少年。另外教育设施有一定程度的普及，人民可以努力培养下一代。牛顿十五岁那年，因为家贫如洗，不能继续上学。他的舅舅看到外甥实在是个读书种子，勉力资助牛顿读完了中学，考入剑桥。倘若没有舅舅的赞助，倘若没有那个收钱就可以续读的学校，一代科学巨匠可能就被贫穷淹没了。如果发生在文革的中国，许多家庭出身黑五类的青少年，成绩再好，再出类拔萃，也不准升学，不知埋没了多少可造就的人才。从五十年代开始，为了给重工业（军事工业）积累资金，党和政府不断压缩农村发展投资，农村教育严重受限，农民子女升学比城市青少年机会更少。一纸农业户口不知阻挡了多少优秀农民子女的升学之路。
另外，客观的物质文化条件也会制约人民的创造能力。没有相应配套的工业设备，没有必要的实验装置和设施，某些重大的科学研究也无法进行。如果没有相当成熟的电脑和配套设备，信息学、认知心理学、临床CT诊断也不可能臻于成熟。
总之，大师、人材，都是难得的人中精英。灵芝的出现必须有适当的氤氲、沃土和甘露；更何况精英人材。王玉江先生的提问中问道，言论自由的美国唐人街那些只讲中文的华人能有创造发明吗？这种提问本身就暴露了提问者思维的幼稚。思想自由是一个最大的前提，大师和创新发明者还必须满足才智、理想、教育、训练、毅力、体能和外部环境、物质文化基础等多方面条件，才可能有所成就。这是不言自明的事情，说自由是培养大师以发挥创造力的前提，并不是说有了自由，未经科学训练的人们也可以突变为科学巨匠。
再说科学思维与汉字
再说汉字与科学思维的关系。王玉江先生提出汉字阻碍科学思维的说法，不应当要他人来证明。按照一般的论辩规则（法学原理），应该是“谁主张，谁举证”。他应该列举他本人或其他人在科研活动时，因汉字受阻的现象。可他的举证仅仅说“汉语词汇太少”，而且也没有列举例证。这样的举证没有说服力。汉语与英语相比，词汇量大小确有不同。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数理科研方面的词汇遣用上可以断定，相差无几，而且其词汇的“词源”基本相同，来自拉丁语。因为汉语的抽象数学词汇最早是由利玛窦和徐光启译自拉丁文的《几何原本》（1607年）。而牛顿时代（1643-1725）欧洲的科学论著都是用拉丁文印行的。利、徐两位不仅创造了点、线、面、平面、曲线、曲面、直角、钝角、锐角、垂线、平行线、对角线、三角形、四边形、多边形、圆、圆心、平边三角形（等边三角形）、斜方形（菱形）、相似、外切、几何等等。还继承了幂这类古典词汇。这些概念一直沿用至今，不仅影响了中国科学，而且润泽了日韩越等汉字文化圈国家的词语现代化。此外，利玛窦还留下了一句赞叹：“中文当中并不缺乏成语和词汇来恰当地表述我们所有的科学术语”。（引自上海交大科学史系，杨泽忠《利玛窦和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的过程》）。各民族语言，例如汉语和英语，其词汇量不同，但是主要表现在情绪、思维、感情和意识，以及文化特长和艺术特色方面，比如中国的丝绸的种类和色彩丰富，所以绞丝旁的字就比较多，英国的机械工业发祥较早，所以机器和车辆的词就比较丰富。但是在数理推导和实验方面的用词可以说中外没有什么重大差别。加减乘除乘方开方阶乘求导积分微分求证因为所以相等相似全等……都可以简单对换。两弹一星的科学工作者中，很多人（包括我大姐的老同学考入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到酒泉核弹基地工作，晚年患有辐射病）从未出过国。他们的科研和发明应该都是用汉语完成的。为此我还特地访问了旅德核物理科学家费良勇先生。费先生曾经下乡插队，1978年考入清华大学核物理专业。多年从事中国核工业发展事业。参加上海、辽宁和四川的反应堆和其他重大核设施的筹建工作。1987年到德国慕尼黑大学留学。1989年完成博士论文，继续从事核科学研究和环保研究，一度为德国教授验证出一宗项目中的计算错误，解决了慕尼黑核研究所的一个疑难问题，得到师生同仁的赞誉。因为中国的核工业设施除了苏联援建的一部分（1959年以后苏援中止），主要都是中国核科学家自己努力创建的，其中饱含他们的发明创造。根据费先生的实践经验，科研过程中汉字并不会发生什么关键作用，更没有什么阻碍作用。在大学里确实学习过英语。但是在科学的推导中，如果运用公式，根本不需要汉字。但如果是指令和推演，主要还是汉语，因为毕竟是母语。汉语指令和推演（跟英语或德语一样）对于科学推理和演算没发生过阻碍。说汉字会阻碍科学创造和发明，找不到任何根据。除了费良勇先生的现身说法以外，我们不妨想一想，数学公式里包含不少符号跟汉字相差不多，加号+和十，减号-和一，字母Y、Ƴ和丫（丫头的丫），等号=和二，圆周率π和兀，希腊字母λ和入，ϕ和中，样子都十分相像，手写体更难区分，人们甚至可以说汉字已经介入了科学符号队伍，但是并没有妨碍科学思维秩序。语言学概论告诉我们，语言符号跟实际名物的联系都是偶然的，没有必然联系：一个科学符号来自汉字，还是来自拉丁文希腊文，没有任何必然性。从乔姆斯基的深层结构来说，汉字只是表层结构的书写形式，科研思维是深层结构中的真实含义。
入声消失的问题
王玉江先生在《汉语四声轻声入声》中谈到入声的消失是因为反切造成的。这是违背汉语历史的错误判断。入声是古汉语保留的一种特色。直到现在中国的吴、闽、粤方言依然保持着明显的入声。北方地区则除了山西一部分方言，都已失去入声。入声的存在已经数千年。反切是中国文人在汉末以后采取的一种标音方式，类似于今天的汉语拼音给汉字注音。对于汉语汉字只是一种辅助工具而已。反切仅仅是标注发音，例如东，德烘切，就是用德字的声母d和烘字的韵母ong相拼，得到东dong的读音。这是古代文人的发明。说反切造成入声的消失，立论十分奇怪。入声的汉字一般也是用入声字去注音的，标注出来的读音也应是入声，例如革，《广韵》古核切。核也是入声，反切的结果也是入声。反切注音一下，入声怎么就消失了呢？ 我们甚至可以说，反切的方法帮助了入声的认读和传承。反切造成入声失落的逻辑在哪里？汉语入声的失落没有发生在反切出现的汉魏时期（公元280前后），而是发生在晚了一千年的宋末（1279）以后，并不是偶然的。在南宋之后六百年左右的元明清时代，北方和中原腹地遭受两次外族侵略，伴随了大量的民族杀戮和人民迁徙（北方少数民族的贵族家庭大量迁入京畿，入住宫廷和内城，同时这三个皇朝又都以北京地区为京畿。在中央集权的帝制之下，民族共同语在传统上多以京畿方言为基础方言，于是汉语在与外来统治民族的语言碰撞中，发生了比较重大的融合，出现了明显的重大变化。北方方言中的入声脱落就是其中之一。恰恰相反，反切在汉末魏晋就已经出现，在嗣后的辞书和韵书之中屡见不鲜，至唐宋时期极为普遍，文人经常使用反切，历时千年，入声完全没有脱落，唐宋的韵书可以为证。文章又说汉朝以后，中国文人说话就开始失去了入声，证据是什么？恰恰相反，古典诗词的格律都是在汉以后逐渐成熟而臻于完美的。其中最重要的格律就是粘对，“拘平仄”。仄声中就包含着入声。唐宋是中国诗词文学的鼎盛时代，文人的才艺竞技主要就是吟诗拟对。在唐宋时代，参加科举考试，也要准备试帖诗，否则会失去机会。掌握平仄，在诗词和对联里巧用平仄音韵，是文人最起码的基本功底。说汉以后入声就消失了，唐诗宋词的格律之美何以附丽？王玉江先生的说法实在太背离历史真实了，怎么对得起中国的古典文学遗产！
韩、越文字是汉字拼音化的前车之鉴
说到底，王先生最执着的还是推崇拼音文字，看不起汉字（意音文字）。其实这个问题已经争议了一百多年了。五十年代中国推行了简化字，并一度准备拼音化。当中发生了反右斗争，许多人因对文字改革提意见而被整肃。后文革时代，在颁布二简字以后，人民拒绝了进一步简化汉字，并开始了对于拼音化的反思。语言学界在九十年代展开过争论，大致上已经否定了拼音化的前景。汉语的同音词现象非常普遍，不适于拼音化。基本废除汉字的韩国和完全废除汉字的越南至今仍然在争议之中。日韩越三国的语言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大量吸收了汉字词，（韩越的汉字词大约皆占词汇量七成左右）已融化为其自身的文化成分而深植于民族血肉之中。这些词的发音带有汉语特点，发生同音现象，不用汉字常常会发生歧义。日文因此保留了“当用”汉字。韩文词典则必须加注汉字，否则无法释义并进行科学和文化研究。越南的同音词问题也不小。他们虽然跟中国关系紧张，但是多年来呼吁恢复汉字教育的呼声仍然时起时伏。原因在于越南文化的语文纽带是政治和外交裂痕无法切割的联系。（请参看拙著《汉字简化得不偿失》第十二章《汉字文化圈》第169页）韩越两国的情况足以令我们谨慎从事。其实国际上对于汉字的看法也在不断改变。把汉字作为落后文字的说法已经越来越少。著名的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和林西莉都公开表示汉字简化是错误的，更不可能赞同拼音化。已故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安子介先生（精通英法德西日等多国语文）曾发出了“为汉字百年冤案平反”的强烈呼声。五十年代被打成右派的著名文字学家刘又辛教授在《汉语汉字答问》（第143页）中写道：“汉字的不可替代，随着汉语在国际上影响的扩大，为更多的人所承认。汉字当然还要发展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沿着汉字本身的发展规律，不可能向单纯表音的拼音文字演变；这是可以肯定的。”这种与毛泽东的说法针锋相对的言论在1997年得以发表，可以说是中国知识界的主流意见。
汉字（意音文字）和拼音文字在实用上几乎是没有差别的。很多兼通中外文字的人都有这种直觉，只是未能理论性地总结。而著名的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却一语道破了天机，他说：“我们阅读的方法有两种，新的不认识的词，要一个个字母拼出来。但是常用的和熟稔的词却只一眼溜过，不管是由什么字母组成的。这类词的形象对我们来说就获得了表意的价值。”（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第62页）他的说法告诉我们，拼音词语对于读者来说，如果足够熟悉的话，也只是仅有表意的价值，跟汉字一样是表意的符号。我们熟悉汉字的人看到一个汉字，立刻认出并理解其含义。熟悉外文的人看到一个单词，也不是一个一个字母去拼写（除非是初学者），立刻望其形而思其义。人类的认知和思维是一样的。汉字和拼音词在此时此刻都只是一个表意符号，并没有什么两样。区别仅仅在于，1. 学习初期，拼音文字可以直接拼读出声，而汉字还要借助拼音字母（英文也常借助国际音标）；2. 汉字会有提笔忘字的情况，而拼音文字则可以用字母按规则拼出生词（英文拼读有法不依时，也就有类似的困难）。现在学习汉字有拼音方案为辅助工具。提笔忘字也有多种提醒手段，只要能想起字音就可以在电脑或手机上拼出汉字再作挑选。这样，拼音文字和意音文字的区别就更微不足道了。手机配备的触屏写字和拼写功能也越来越方便，意音文字的不便在科技进步面前已经逐渐退隐。
各国都有的问题不必苛责汉语
另一个问题，就是王玉江先生抨击汉语的字、词、词组难分的情况。其实并非汉语汉字单独存在这个难题。刘又辛教授在《汉语汉字答问》（第108页）中指出：“……其实，讲英语、法语语法的人，区分词的标准也只是靠书写的形式，是习惯，并没有一定的原则。例如：offshoot分枝、支流，offspring儿女、后代，是词；off-line离开路线，off-street不靠街面，两个词素之间用短横连接，算是复合词；off shore 近海岸，offprint单行本，两词分写，又都是词组了。”从这里可以看出，英语（法语）的词类区分也不是完全有原则的。在德文里面，Atombombe（原子弹）必须连写，而英文则允许atom bomb（原子弹）两个名词分开写。这里不展开语法讨论，只是说明各民族语言都会遇到一些类似的问题。如果不是汉语独有的缺憾，英语法语也都存在，那就用不着过分指责“汉语分不清词类，就不可能有语法”；“要有语法必先实行拼音化”……，再说，实行拼音化就一定能解决吗？
英语是最不规则的拼音文字
语言是人类各民族文化的重要成分，产生于无限丰富的生产和生活之中。语法只是人为的对于语言现象的归纳和总结，总是会有不能完全概括的遗憾，总是会有若干有趣而又不甚合理的例外。德国有句俗话，“例外刚好说明规律的存在”。反衬出德意志民族既有原则的执着，又有圆通的潇洒。例外最突出的不是别人，正是英语民族。世界上最言文不一致的就是英语。欧洲的很多语文都比英语更规则一些，俄语、德语基本都是按字母拼读。法语也相当规则。荷兰语据说例外很少很少。结果欧洲的大学生们对于英语拼读混乱的“痛恨”当然是遍地开花。他们的英语普遍都好，但是对于英语的讽刺也非常尖刻而幽默。一位荷兰的英文教师曾写了一首英文诗歌Chaos，一口气列举了英文800条不规则的实例，发人深省又饶有趣味。但是英国国会1949年决议拒绝简化和规范化。与汉字相似，英文拼写不规则被称为国难national difficulty。国际经合发展组织OECD调查发现，23个发达国家的16-19岁青年中，英国青年文化最低，主因就是英文拼写困难。德文拼写比较规矩（例外也不少），但是语法更复杂，德国也有230多万全文盲。世界上没有完全自洽自圆的自然语言。我接触过的欧洲语言学教授和大学生，他们都淡然笑对这类争议，说：“这就是语言”。面对近年来的欧洲多国语文改革，法国人甚至发出了呼声：复杂正是深刻和美的所在！我不揣冒昧地告诉读者朋友，语文总有文化的多彩和庞杂，语法只能亦步亦趋，而不可能绝对地规范它。
你不能说明它，就不能批判它
写到这里，我又重读王玉江先生的一些文字。我决定到此为止，不再回应他的质问。因为我感到，我和他之间不仅仅是一两个概念和定义的分歧，恐怕还有更加巨大的代沟。他不能理解自由对于诞生科学大师的意义，甚至不理会民主国家一致认同的普世价值。没关系，假以时日，经过时间和经历的历练，他会逐步认知。但是他的读书态度不太对。例如说要“批判地看”现代汉语教材。尽信书不如无书。什么书都应该批判地看，也就是独立思考。某本现代汉语教材应该销毁？前面举例中刘又辛教授谈到英语的词和词组分类跟汉语类似，也没有一定原则。是不是相关的现代英语教材也该销毁呢？“这本书和中医书有得一比，我认为最好的出路是送造纸厂。”看到了自己不喜欢的内容，就要毁灭它，这是红卫兵式的说法；秦始皇焚书坑儒，李斯都说医书农书除外。如果五十年代也这样把《肘后备急方》这样的中医书送进造纸厂打成纸浆，屠呦呦岂不是再无机会查出秘方，荣获诺贝尔奖呢？接着王先生又说：“《古代汉语》就不必当回事了。”一面说要“比较语言”，而且是“比较书面语（文字）”，一面又不把古代汉语当回事。还口口声声要废除汉字，实行拼音化！你没有比较论证，怎么说明的你废除汉字的理论是正确的呢？欧洲学者的传统是“你不能说明它，你就不能批判它。”现代汉语是古代汉语的逻辑发展。你不懂得古代汉语，就不瞭解汉语的来龙去脉，你怎样才能说明汉字本身的发展规律就是拼音化呢？另外，做学问最忌讳题目太大。开口就是废除汉字，拼音化，废除中医，入声回复，这种没有深入论证就裁断一切的口气在毛泽东的大跃进和红卫兵时期一度雷厉风行，现在应该冷静消歇下来了。
汉字最适合汉语及其文化的表达
汉语汉字不是不可以批评，关于汉语汉字我有褒有贬。褒贬都不宜出于民族主义的狂热，而应当实事求是。狂热地全盘西化也不是科学态度。我在国内外生活的经历告诉我，汉字在记忆、推理和表达诸方面并不比拼音文字逊色，（我的大姐六十年代清华机器制造系毕业分配到吉林工大任教，曾经做过实验，苏联讲师用俄语和本校讲师用汉语讲授同样的课程45分钟，汉语课平均富余近十分钟）。汉字不能拼音，已经因引进拼音方案而改进很多（排序、检索等）。汉字的缺点不是阻碍科学思维，而是学童识字比较费时，（小学课程不易引入文学名著），两岸小学学制六年，大陆简化字仍然无法缩短，说明简化并没有减省学生的认知心力。我已经完成了认知心理学方面的科学解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看拙著《汉字简化得不偿失》和华夏文摘拙文《褒贬评说周有光》）。我要强调的是汉字是表达汉语及汉语文化的最合适的文字工具。一个民族的文字首先要关注的是它是否适合本民族的语言文化表达，然后再看它能否与时俱进，跟上时代的步伐。经过简化运动的摧残，终于挺过了“废汉字、拼音化”的难关，并在八十年代跨入了电脑中文处理的时代。汉字无论简繁都已经现代化了。争论编码多少比特，是一维还是二维，其实都不重要。现代电脑科技已经突飞猛进，屡次击败围棋大师。所有的文字困难都应该交付科技进步去克服，让中国人、爱沙尼亚人和不丹人都能用电脑直接处理本民族文字。同样内涵的文件，击键越少，效率就越高。从（汉语俄语）讲课效率之比来推想，汉语汉字的效率不会太低。
古今共处的现代文化生活方式
王玉江先生关于“古代语音因无录音机，不能保存”的说法也不科学。中国古代的文献十分丰富，许多韵书和辞书，还有大量诗歌和韵文都保留下来了，清代朴学以科学的谨严态度进行了整理，瑞典语言学家高本汉（1889-1978） 和中国语言学家罗常培、王力等学者从中搜索抉剔出语音信息，参照现代方言，完成了古语的构拟音系，这些科研成果描述精微，科学性强，来源确凿，并不比录音机逊色。关于“各民族文化遗产送到博物馆去”的想法也是相当落伍的想法。文化人类学认为，文化遗产是人类不可多得的瑰宝，一旦消亡就可能无法重建。民间的良风美俗应尽可能地继续呵护，任其在民间延续。各种方言尽可能任其传承，不使泯灭。必要时还要努力挽救。文化“申遗”，就是表达国际高度关注。为什么人们跌足叹息北京古建筑被拆毁的历史性失误？难道我们不能在博物馆里浏览老北京的建筑示意图吗？不是。我们更愿意让老北京的城门和楼台亭阁依旧矗立在我们的身边，仍然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欧洲的许多古城就是这么古今共处的。把残砖碎瓦和古画像片陈列在博物馆的展室，那是最最不得已的选择。简化汉字砍斫了古代文化的遗传密码，却并未提高认知效率（学制并未缩短），简体繁体电脑输入一样快。本来我们是跟千年以前的繁体偏旁朝夕与共的。我认为英国拒绝文字改革是正确的，保护文化比学习中的一点麻烦重要多了。人们使用着现代英语，又不断触摸一些代表性的古典英文拼写，也不失为一种古今共处的现代生活方式。德法西等国在近二十年来都搞了一次小型语文改革，遭到很多抵制，绝对不敢也不必进行更多的变更。欧洲语言学教授们能够信口念出拉丁语和希腊语的成语和诗歌，中国的新老诗人也能口占旧体诗词，严拘平仄，甚至讲出诗经的古韵和粘着语代词，都是现代人类的睿智和荣耀。人类应当具有如此丰富的海涵，一面创造全新缤纷的现代，一面继承和延续古代的遗产于不坠。
忘年交的建议
我对王玉江先生的问题选择性地做了部分解释。其中也蕴含了我自己近年来读书思考的点滴心得和感悟。希望能给读者朋友奉献一点抛砖引玉的共鸣。
好歹我已跟王玉江先生成了“不打不相识”的忘年之交。希望能一直友好下去。只说事理，不伤和气。（但如果不牵涉普世价值，仅仅局限于个人知识的论辩，则不再回应，以免浪费时间）。我给王玉江先生提一点建议，权且当作年长学友给年轻同窗的一点忠告。既然有志于比较语言，而且是比较书面语（文字），甚至已经宣称要废除汉字，搞拼音化；就宜当把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认认真真地当一回事。德国考生凡报考大学文、史、哲、生、法、化、艺、医、农等科目的必须修有拉丁文成绩。而欧洲的拉丁文就相当于我们的古代汉语。（中国学生有古汉语成绩者可免试拉丁文）。汉语是我们的母语。通读论语、孟子和老子，再读一些文学，唐宋传奇、聊斋志异等古文作品，然后再学古代汉语教材，可以一气呵成。母语毕竟还是容易的。语言学概论是外国语言学的成果，也是重要的基础知识。更重要的是，要进行语言比较，还要再学几门语言和方言。年轻是学语言最好的本钱！认知心理学有一个说法叫语言关键期critical period of language。从牙牙学语到青春期，在此期中学习语文事半功倍，出此期外，事倍功半。现在的青年人很难体会到我们那一代人文革后考入大学“青春已误”的心情。俄语很有代表性，名词有六格，代词、形容词都要跟名词保持性数格一致。动词不仅有人称变化，还有时态和体。有时一体两词。词序不重要，越是新闻和文学的语句，越不是SVO的顺序。德语堪称是哲学式的语文。拼写屈折有音变äöü，名词有四格，动词变位之外，还有时态、（虚拟）语气，框型结构是把主动词放在句末，还有独特的分离动词。词序很稳定，但是很多不以SVO为主，（跟汉语很不相同）。没学过这类外语，对于性数格的一致，动词的框型结构和分离形态等概念，基本不会有切身的体会。德国大学语言学专业的师生都懂多国语文，令人欣羡不已。德国的汉学家也多懂多国语文，有的文言文功底简直好得要命。中国的年青一代应该向他们看齐（现在国内一些青年学者懂得多国外语的已经日渐增多，形势喜人）。我谈到的方言，不是北方方言，而是有入声的吴闽粤方言，方言知识对比较语言会有帮助！另外我还建议，如果没有修过文化人类学学分，最好花一两个学期的部分时间，学一学文化人类学课程。华夏文摘最近刊登了龙应台女士的讲话，潇洒通达，率真直白，如晤其面，如闻其声。她叮嘱青年们要学习文化人类学，学会对于历史和文化的宽容与敬畏。她希望青年们独立思考，她率真地谈论爱情和生活，但是比之更重要的是知识，一生不懈地求知。历史和文化也包括语言。历史、文化方面的宽容和敬畏，恐怕是我们现代中国人相当阙失的性格。动辄就提出打倒、推翻的口号，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革命和战争或许需要这样的坚决，和平建设也需要动不动对历史文化采取这样的手段吗？英国从萧伯纳开始就有了改革英文的呼声，可是国会为了文化的价值断然拒绝了改革。他们懂得宽容和敬畏。环顾世界，从古希腊罗马，到印度、俄罗斯、日本、从基督教到伊斯兰教和佛教、犹太教，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像我们这样严厉仇视自己的历史文化。批判起来往往就是赶尽杀绝，不留余地。国外的思想家或圣贤也都难免思想的局限，可是中国的圣贤都一个个灰头土脸，年轻人张口就骂，动不动就要彻底否定，对已经进入现代化字库的汉字动不动就提倡废除，搞拼音化。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的哲学都曾被纳粹利用进行宣传，可是纳粹覆灭后，它们依然是德国哲学历史上已然的坐标。对于历史文化，我们多学习一点宽容和敬畏吧！
另外据我观察，华夏文摘是海外中文网上的一个赞同民主宪政人权等普世价值，推动中国改革开放走向现代化、全球化的言论平台。讨论的主题应该是公众比较关心的话题。所以我主动地把争议牵引到钱学森之问上来，以吸引更多的朋友关注。如果逐渐纠缠到一些个人知识的阙失上去，（每个人都有知识缺陷），就失去了论争的意义。我冒昧地猜测，华夏文摘的编辑大多是理工科方面的专家，（也是电脑高手），对于诸如汉语词类和入声消失之类的问题，也搞不清楚到底是独到创见，还是常识疑问。这些应该是语言专业本科一二年级的问题，好比微积分的习题，本不宜拿到公众平台上来讨论一样。
最后还是回到钱学森之问。鲁迅先生说过，“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大师需要有肥沃的土壤。我们大部分人成不了大师，可以努力做土壤。我们要做就要做肥沃的土壤，就是尽可能读书，增长知识，独立思考；土壤越肥沃，大师就越有可能在我们中间脱颖而出，参天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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