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中国计划经济走到尽头，私有经济遍地开花。今天，中国政府正在回到改革开放前的“全能政府”。学者杨鲁军评价2017年的中国政治经济状况时说，短短五年，中国又重新回到了“政府主宰一切”或“大政府小社会”的时代，一个超级政府的强势崛起已成定局：它对内以反腐的名义周期性强力清洗异己、对外以改革的名义不惜以暴力手段骑劫社会资源弹压一切抗争者一一这是一个权力才是硬道理的时代，这是一个执政集团凭借权力的傲慢与自信肆意把人民当成愚氓踩在脚下的不讲理时代，国运如斯，夫复何言……。（来源：北极光微信群）
经济发展，必须造福人民；而经济发展必须有所制约，才能造福人民，才能给人民带来平衡的生活。目前中国的经济模式，对外是由没有制约的重商主义政府操作的国际经济，对内是由全能主义政府操作的国民经济。由没有制约的重商主义国际贸易和全能主义政府操控的国民经济，所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不能持续。
第一，环境污染代价。“尽管中国经过三十几年的快速发展，在一些经济指标上赶超了发达国家，但却付出了资源和环境的沉重代价，并没有走出一条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而是重走了人家的老路，造成当今中国在资源与环境方面危机重重的局面。”（陈衍德：《被遗忘的“国情研究第一号报告：生存与发展”》）
《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未涉及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重要部分，在已经核算出的10项损失中，环境损失占到GDP的3.05%。2006年，将地下水污染造成的损失估算进去，中国公布的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约占GDP的10% 。2014年国土资源部公布2007年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结果，中国遭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达3亿亩，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6。
第二，低效率代价。这种经济，表面上看非常有效率，如果从市场经济学的角度看，并非真正的“有效”。张维迎认为，中国的基本建设项目费用，普遍只有百分之二十用于支付原材料和工人工资，包括建筑商的合理利润，百分之八十用于打点各种关系。而建筑业产值，是以工程总造价计算。则百分之八十是产值的水份。也就是说，如果有充分的透明的市场竞争，中国基本建设领域的GDP，要减掉五分之四。或者说，有充分透明的市场竞争，同样的GDP，可完成五倍的基本建设实物量。比如，中国的高速公路现有10.4万公里，如果普遍的工程造价都有80%水份，通过市场公平竞争，挤掉这80%的水分，则同样的投资，可建造五十万公里的高速公路。
第三，盲目增长代价。从中国国家外汇储备的膨胀，可以看到重商主义的政府如何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对社会造成巨大的伤害。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三季度，中国对外金融净资产17962亿美元，同时外汇储备达到了38877亿美元。2014年3月末，,一度达到3.95万亿美元，占全世界外储总量的三分之一，比世界第二的日本高出2.85万亿美元。 中国成立外汇管理机构，20年来外汇储备规模增长了78倍。被业内称为“愚蠢地增长”的外汇储备，如今可能处于“失控”的边缘。财经学者刘胜军认为，中国外汇储备一是规模太大，远远超出合理边界；二是增长没有停下来的迹象。
第四，贸易不平衡的代价。中国海关总署2016年10月13日公布，9月进口数据也逊于预期。9月份出口降幅显着超过预期。以美元计算的中国9月出口同比下降10%，为连续第六个月下降。8月份出口为下降2.8%《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调查了16位经济学家，他们预期中值为下降3.2%。中国9月进口同比下降1.9%，逆转了8月增长1.5%的势头。进出口双降令中国9月贸易顺差从8月的520.5亿美元缩减至419.9亿美元，也低于市场预期。这一数据凸显出中国经济基本面仍相当低迷，令人失望，这项数据将给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再添疑云。
美国早期政治家詹姆斯·麦迪逊曾经说过，“有人说，开明的政治家将能够调节这些对抗的利益并使其服从公众利益，这是不可能的。开明的政治家并非永远处于领导地位。在许多情况下，在进行这种调节时不考虑那些间接和长远的因素是不可能的。但间接和长远的因素很难胜过当前的利益。一方为了当前利益可能漠视一方的权利或整个社会的利益。”他还说，任何人都不能充当法官来裁决自己的事情，因为他的利益必然影响他的判断，从而可能有损他的廉正。根据同样的、毋须更深一层的理由，一群人不适于在同一时候既是法官又是当事人。（《联邦主义者文集》第十号）
麦迪逊的这段陈述，恰好是对全能主义政府对经济实行全面操控的指控。政府以计划经济之名所行的对国家经济的宏观和微观的直接控制，结果是某些特权的个人和集团的利益战胜集体的全体的利益；短期的利益取代长期的永久的利益—今天中国经济的乱象，可以从这个思路中找到原因。青之莲认为，在集权专制体制下，国家权力作为一个“自为”的存在体而居于法律之上，居于社会与公民之上。拥有公共权力的行政机关，不但有强制执行的法定权力，而且在事实上垄断了“公共利益”的解释权。所以，“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是20世纪最大的一个悲剧”。
以国际贸易作为国家经济的支柱，单方面的推动出口，又不兼顾进口出超国家的经济利益的重商主义，一旦出超国经济放缓或减少进口，必然造成出口国的产能严重过剩。重商主义不光损坏国际经济的平衡，也对国民经济有着破坏作用。以政府操控经济为手段和政府自肥自利目的的全能主义，政府的权力不受限制，国有企业与民争利，势必造成贫富两极分化，这不是不是经济发展的目的；权贵资本获取无限膨胀的财富，也不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官员为了GDP数据的提高以达到对权力无限膨胀的欲望的满足，更不是经济发展的目的。
重商主义、全能主义的政府，以经济发展作为官员表现政绩的手段，作为官员升迁的标准，必然罔顾国际贸易不平衡的得失，必然忽视无序经济生产对民生生活环境和自然环境和资源的破坏。由重商主义和全能主义的政府驱动的经济发展，是一种政府财富绝对迅速增长，人民财富相对缓慢增长的不均衡的发展模式，是一种过度强调经济增长，忽视社会服务增长的片面发展的模式，是一种以牺牲社会总体环境为代价，无视社会平衡发展的短线的政治经济模式。重商主义全能政府推动的政治经济模式，对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弊大于利。
贸易不平衡严重伤害了入超国。贸易不平衡对大量从中国购买商品的国家带来了两种方式的损害：首先，低成本商品损害了购买国的企业。第二，投资资金从商品购买国流入了中国。（George Friedman：《中国的经济奇迹结束了 北京当局最深的恐惧是失业》）
川普在竞选时曾誓言，将对中国商品课征高达45％的关税，让美中贸易逆差归零。美国是中国的最大贸易顺差国，每年有高达3000多亿美元的顺差额。正是通过多年的贸易顺差，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富余的资金。如果川普加征45%进口税，势必引起中美之间的直接冲突和一场公开贸易战。失去中美两国的贸易顺差的优势，中国经济将失去多年来最大的增长动力。被人们称为中国经济三驾马车跑得最久的一驾马车将会停驶。中国经济，将雪上加霜。
2017年11月，在北京访问时，美国总统川普说，中美之间的贸易在过去的很多很多年里对我们来说都不是很公平。我们都知道，美国对中国有着巨大的年度贸易逆差，数字之巨大，超出任何人的理解范围。每年的逆差数字达到数千亿美元，令人震惊，估算值高达每年5000亿美元。我们必须立即应对导致了这种贸易逆差的不正当贸易行为，并消除阻挠市场成功的壁垒。我们得研究解决市场准入问题、强制技术转移问题和知识产权盗窃问题，光是这些，每年就给美国和它的公司们造成了至少3000亿美元的损失。如果我们能打造一个公平的经济赛场，那么美国和中国都将迎来更加繁荣的未来。但不幸的是，眼下这一块是非常一边倒、非常不公平。
川普要撇开WTO打一场跟中国面对面的特殊的贸易战。范棣分析，川普认为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因为双方不公平的交易体系产生，中方并非不知情。美方认为两国贸易不平衡是由以下几方面的原因引起的：1）美国产品出口中国遭遇贸易壁垒，中国市场准入制度限制了公平贸易；2）中国缺乏政策的透明度，并且不能严格落实和履行两国签署的相关协议；3）中国对人权、劳工权和环保的滥用以及拒绝遵守这些领域的国际标准，从而获得不公平的对美国的贸易优势；4）中国有意压低工人的工资，压低人民币币值，并通过政府补贴来促进出口。（《中美贸易战看似不可避免——中美贸易战研究分析（一）》）
有评论说：川普是一个非受控“因子”，他会用他认为对的方式去实现美国利益。以中国大陆的体制，应对一个完全从一己利益出发的商人+“疯子”，不见得那么好玩儿。如果中国大陆经济基本健康，没事儿—–以不变应万变即可；但如果已经沉疴缠身，那对方以出强壮的橄榄球运动员或凶悍的拳击手的精神和行动，将如何应对？中国做好贸易战的准备了吗？（中国人的脊梁对博文《为什么说那些支持川普的中国人很快就会后悔》的评论）
贸易战有两种：公开贸易战和隐形贸易战。川普目前跟中国打的是一场”隐形贸易战”，不用提高进口关税的办法跟中国发生直接贸易冲突。那样做会损害美国消费者利益。一方面用WTO的低关税继续从中国进口民生用品，满足市场廉价产品的需求，一方面撇开WTO，跟中国进行面对面、一对一谈判，逼中国购买美国产品，实现两国贸易平衡。任凭中国回到“政府主导一切”，也无视中国继续推行贸易保护政策。川普主义，千条万绪，归根结蒂就是一句话——贸易平衡。贸易平衡是中美关系的底线，是未来中美两国关系的基调。用川普主义应对重商主义，以强势政府对付全能政府。结局如何，我们吃瓜看戏，拭目以待。
来源：《半资本论》（google 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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