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期一周的十九大终于结束了，老李在旅馆里看完了新常委们与记者的见面会就打车直奔火车站。在北京有不少朋友邀请他去聚会，老李都一一谢绝了。他感到十分疲惫，在会议期间代表们都是强打精神，而且还要显得十分兴奋的样子。列车开动后，尽管窗外北方的秋色十分迷人，可是老李还是很快就睡着了。
他又梦见了老赵，当年在市政府工作的同事，主管工业与开发区建设。老赵为人十分豪爽，很讲义气，每当收到“进贡”的款项和礼品时，总会给主管文教和卫生部门的老李分一份。在梦中老赵坐在班房里，垂着头显得闷闷不乐，猛然看到老李进来显得有些吃惊。他拍了拍老赵的肩，告诉他自己刚参加完十九大，并且拿出一些会议资料给他看。这时，突然闯进来两名公安人员，对老李说：“你也被双规了！”老李从梦中惊醒过来，感觉心慌得要命，头上冒出了不少冷汗。他站起身，向洗手间走去。
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老李拿出一瓶矿泉水喝了几口，心情才逐渐平复下来。习总执政的这五年，反腐败的声势一浪高过一浪，市政府里大家都感到人人自危，只好谨言慎行。在中国当官其实是件很轻松的事，不像在国外那样有在野党的监督和竞争，而且大家也不用去筹集竞选资金和讨好选民。然而，在官场上搞好关系是件至关重要的事。例如，在1983年到1985年间，栗战书在河北无极县当书记，而与此同时习近平在正定县当书记，两人此时关系十分密切。此后，栗战书升任石家庄地委副书记和行署专员，接任无极县委书记的是刘日，一个被央视拍成电视片的政坛新星，其事迹记载在长篇报告文学《无极之路》中。在习近平任正定县委书记期间，刘日担任县委副书记和政法委主任，应该与习近平有过不少交往。然而，刘日不善于搞关系，在无极县一干就是八年，此后就逐渐被边缘化了。
习总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实，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存在这个矛盾，说白了也就是把蛋糕做大并且公平分配的问题。不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届政府都十分强调发展，而习总则更注重公平，特别是扶贫的问题。老李突然想起最近看到的一篇文章，认为中国的主要矛盾是80后和50后的矛盾，也就是这两代人在价值观上的冲突。这看似是一个伦理方面的问题，可是背后的意义却十分重大。
十九大修改了党章，其中加入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此举把习总的历史地位提高到了与毛邓比肩的水平。然而，名分的提高对习总也有巨大的压力，否则就有名不副实的风险。毛泽东认为自己一生只有两项成就，其一是靠武装斗争战胜了国民党从而夺取了全国政权，其二就是发动文革。说白了，也就是“武功”与“文治”这两件事。习总在第一个任期内，对军队进行了彻底的改革，并且清除了一大批位高权重的腐败分子。其实，军队的腐败由来已久。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十分落后。为了集中精力发展经济，邓小平提出“军队要忍耐”的观点，当时一年的军费只有区区200亿人民币。可是，为了平息军队的不满情绪，就允许军队参与一些经济活动从而可以获得一些收入作为补偿，此举引发了军队内部的腐败洪流。老李记得自己的一位从军的高中同学，军校毕业以后就去老山参加了对越作战，有不少战友在那里牺牲了。然而，没过几年这位有志于投身军旅的热心青年就主动要求复员转业了。在一次聚会中，老李问起这件事。那位同学说军队内部实在太腐败了，他简直没法在那里呆下去了。习总在军队中的反腐行动真正起到了“刮骨疗毒”的作用，从而拯救了人民军队。
毛泽东所发动的文革如今已经被称为“十年浩劫”，然而，他老人家在文化变革上还是功绩非凡的。其中最重要的贡献就是破除了两千多年的“男尊女卑”腐朽观念，实现了男女平等。老李座位的另一侧坐着一对母女，女儿看样子二十多岁的年纪。母亲不断地“教导”孩子，而这个年青人却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对母亲的话置若罔闻。这样的一幕在西方国家是绝对看不到的，孩子成年以后与父母的关系就变得平等了，他（她）们绝对不会允许父母干涉自己的生活。然而，在中国“父父子子”的孝道和“养儿防老”腐朽观念却依旧大行其道，这也正是习总可以青史留名的一项文化功业。绝大多数80后和90后都是独生子女，如今这一代人正在逐步变成中国的中坚力量。然而，如果要求他（她）们在养育自己子女的同时还要去照顾父母，那就会使他们背上难以承受的负担，从而使中国的发展失去动力。因此，中国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建立起一套社会化养老体系。50后这一代人被称为“红旗下的蛋”，他（她）们从小就受到集体主义的教育，因此可以接受在“养老社区”里与同龄人一起欢度晚年。与此同时，把老年人从大城市迁到远郊区以后，可以腾出大量的租赁住房给年青人，从而实现“腾笼换鸟”。展望未来，大城市将变成全国年青人的熔炉，他（她）们在那里不仅可以在事业上得到提升，而且还可以收获爱情。等到三十岁左右的时候，他（她）们就可以转到中小城市去成家立业。
这时，一对年轻的外国人从走道经过，老李不禁想起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向。毛泽东当年希望做第三世界的领袖，因此在中国十分贫穷的时候还大量支援亚非拉国家。然而，当时的国力毕竟无法与美苏相比，所以有些小国依旧与台湾保持着外交关系。他老人家在晚年也曾感叹地说：“手里没有一把米，连一只鸡都叫不来。”邓小平改变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开始注重发展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其中中美关系变成了中国外交的核心。邓公和江泽民都把自己的儿子送到美国去留学，以显示对美国的诚意，这与蒋介石把蒋经国送到苏联去留学如出一辙。习总执政以后，面对奥巴马总统试图用TPP来孤立中国的战略，发起了“一带一路”的倡议和建立起了“亚投行”。从此，中国的外交重心开始西移，展开了新的外交攻势。
除了对外开放以外，邓小平对中国的最大贡献就是经济体制改革，也就是从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变为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体制。如果习总要想达到邓公的历史地位，唯一的途径就是开启政治体制改革。人们看到在政治局常委中没有出现第六代领导人的身影，因此就推测习总希望效法普京而长期执政。如果从乐观的角度来看，也许习总准备在庆祝完中共百年生日以后就开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习总说了这样一句话：“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浅层次的“自我革命”就是廉洁自律，而深层次的“自我革命”也可以是脱胎换骨的，就像当年同盟会变成国民党一样。要想让八千多万的党员都变成觉悟很高的圣徒肯定是不可能的，然而，从中挑选出一百万精英达到古代“士”的标准还是切实可行的。自古以来，精兵简政就是治国理政的不二法门，如此庞大的党员队伍实际上是国家的沉重负担。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肯定要走自己的路，其中“君组立宪”就是一个可行的方案。由这一百万精英构成的组织可以起到“国君”的作用，也就相当于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其余的党员可以分为三个政党，在竞争的基础上轮流执政。“国君”掌握着立法权，同时也掌管情报、军事、外交和文化教育部门，而各级政府只是在法律的框架以内处理好民生和治安等问题。从世界各国的民主化过程中可以看出，先民主后法制则国家必乱，先法制后民主则需要很长时间。“君组立宪”的方案避免了这两种弊端，它可以在短时期内平稳地进行民主化改革。
毛泽东逝世以后，人们称赞他是一位“高瞻远瞩”的伟人。作为一位杰出的领袖，不仅要善于处理当下的各种问题，也要有未雨绸缪的深思远虑。最近，伊拉克库尔德人的独立公投和西班牙加泰隆尼亚地区的独立运动引起了人们不少关注。虽然中国目前没有类似的问题，但是长远来说未必就能幸免。因此，习总应该在陆地边疆以内建立起一条纵深上百公里的带状边疆区，这与动物的皮肤十分类似。在整个边境线上可以划分出十几个边疆行政区，其行政长官永远由中央直接任命，未来当地公民的投票只是决定其是否可以连任。此外，中央财政对边疆区也要进行适当的支持，以便增强边疆区建设的力度。
列车停靠在一个中间站，老李想下去活动一下。可是时间太紧，也没人照看行李，所以他只好坐在座位上不动。老李突然感到这个旅途与自己的人生颇有相似之处；自从进入了官场以后，就像坐上了这样的列车。虽然工作十分安稳，但是十分缺乏自由。如今高铁速度很快，几个小时就能到达目的地，因此还觉得问题不大。可是，当年上大学时旅途要花上二十多小时，人满为患时去洗手间都十分困难，很多人在列车上要站十几个小时。在民主国家各政党轮流执政，尽管有些执政者缺乏经验，但是官场上并不觉得沉闷，大家都兴致勃勃的。十九大以后，反腐败的矛头可能会指向省市级的基层政府，这有可能导致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在世界范围内，新闻媒介都对政治问题做了过度的报道，这是一件很恶劣的传统。如果在中国实行了“君组立宪”制，有“国君”在那里监视，新闻媒介就不必过分关注政治问题。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些科技进步、城市建设和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实质性进展。
在十九大习总实现了集权，希望他心里应该清楚权利的界限。康德小时候，母亲指着星星对他说：“自然界是值得敬畏的，人心也一样”。毛泽东的最大失误就是违反自然规律地去试图改天换地和在灵魂深处闹革命，而邓小平的成功则在于顺应国际上的历史潮流和人民群众摆脱贫困的强烈愿望。希望习总在未来五年不要追随毛泽东，而是多学学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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