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看标题，容易引人误会。本人并非满清遗老，连皇上的影子都没见过。确系成长在红旗下、系过红领巾、入过共青团、接受过“文革”洗礼的一代人中的一员。怎会与“保皇”挂上鈎呢？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毛主席他老人家在发动文化革命時有两条语录振聋发聩，一是鼓励革命小将要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意思是敢向当权走资派和一切反动学术权威宣战；二是“造反有理”的最高指示：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当时，谱成语录歌唱遍全国。鼓动革命小将砸烂旧世界，一切重新来。于是，各机关单位、厂矿学校等都出现了两个对立的营垒：造反派和“保皇”派。其实所谓保皇派是造反派硬加在不愿造反的群众头上的帽子。不愿造反的人各有各的具体情况，有的是家庭出身不好，不敢贸然造反；有的是比较理性，试图把造反的含义搞明白；有的则是原本受惠于前当权者，不忍背叛……。我是怎么被对立一方划在“保皇派”的呢？甚至有人还说我是“保皇铁杆”，——当初听到此颇为反感，如今岁月悠悠洗净少年浮夸，自觉说铁杆也不冤。
文革始于一九六六年。那时我是山西省范亭中学高三学生。所谓“皇”也就是学校一把手刘益诚校长。“保皇”也就是保他。
范中求学的前三年，我对刘校长的了解极其肤浅。捕风捉影地听说他曾是革命军人，在王震将军的三五九旅任过营级干部，负过伤。当年，红极一时的革命歌曲“南泥湾”中，有“又战斗来又生产，三五九旅是模范”的唱词。出于单纯的革命信念：把革命干部当作“党的化身”，由此而产生的一种概念化的崇敬外，我对刘校长谈不上由衷的好感。记得高一年级时，他给我们代政治课，讲“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脸的庄严，与他在大会上做报告的表情差不多，丝毫引不起我的兴趣。文革前的三年，我没有和刘校长有过任何的交言接语。
我对刘校长的了解是始于文革。其实在文革之前，学生的政治待遇、社会处境并不公平。出身于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及贫下中农家庭的学生容易入党、入团、当学生干部，属于优势群体。出身于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小业主、四不清干部的家庭的就属于劣势群体了。我们班好几位出身于农劳（富农改为农业劳动者）的同学，行为表现、道德品质都很好，一直被卡在“团组织”大门外。
除此之外，还有些平时不怎么循规蹈矩、有个性爱独立思考的人，以及对班团干部有过非议者，也容易受到班团组织的惩治和挤压（这些也可以归于劣势群体）。平日，处于劣势地位的人特别渴望发言权，渴望生命个体受到尊重。这时，伟大领袖给了革命小将自由结社、发言造反的权利，正如干柴遇到烈火，很容易揭竿而起，组成“造反”大军，举起“革命义旗”。
我属于哪一派呢？保守派（我还是不想用“保皇”二字）中的边缘人物。按前面说的优势、劣势群体来分，我在上初中时就加入团组织，高二时又任班内学习委员，班主任及大多数科任老师对我还不错，应该划分在优势群体。但我的父亲却有历史问题，本人又酷爱文艺书籍（曾因看过柔石的《二月》、巴金的《家》等，在班会上做过检讨） 。这些因素又使我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
还有前面“我的追梦之旅”中提及的对政治老师的不满，几者相结合，使我对“造反派”给政治老师以及教师中爱打小报告整人的“红人”贴出大字报，隐隐有种快感。甚至对受到冲击的刘校长也有一定看法，心想：一个革命领导干部，一校之长，怎么可以信赖这种人呢？
但深入骨髓的尊师重教、风纪严明的范中传统和我家传统意识很强的尊卑分明、长幼有序的教养，以及我骨子里的犟劲（爱较真儿），又遏阻我不能很快迈进疾风暴雨般的“造反”大军中。我好歹想不明白怎么建国十七年的教育战线是被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把持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母校校长竟然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接着又有老师给刘校长贴出一张引人注目的大字报，揭发他曾经说过“真正的贫农没有几个”。按当时的尺度衡量，这是在政治上对贯彻阶级路线的质疑。但这句话却在我心头引起震颤和共鸣。爱较真儿的我曾仔细分析过我的亲属家的情况，我发现不仅是真正的贫农没几个，教科书上所宣传的真正的为富不仁、欺压乡里的地主富农也没几个。我姥姥家就是贫农，可那老宅比我家（中农）还阔绰许多。听娘说她们祖上也曾富裕，他爷爷那辈曾起房造屋，买田置地，是因为我姥爷抽鸦片抽成了贫农。——当然，这种认知我一直埋在心里，不敢明言。又如：土改时我家也曾被错划过地主。因为我的老爷爷在繁峙城做买卖积攒了点钱，就在家乡买了田地。老奶奶给三个儿子分家产时，偏向最小的我的三爷爷。我二爷爷流落外蒙，他那一份田产也随老奶奶归了老三家。三爷爷自幼被娇宠，醉心于乐器，不亲事农耕，雇工种地，被划了地主。我爷爷是长兄，从小自力更生，农事工匠一切亲历亲为，土改时一刀切也被划成地主（后来纠偏，曾以我家的三间土平房、刚够全家糊口的几亩地为例，说连上中农的杠儿都不够，又改为中农）。据我奶奶说，三爷爷懒和馋是事实，但欺压邻里，虐待长工的事却绝对没有。如果这样，他又无权无势，谁肯帮他种地呢？更令人费解的是三爷爷的大儿子土改后过继给本族孤老，这老人是贫农，三爷爷的大儿子也就成了贫农子弟。
所以说，刘校长若真说过“真正的贫农没几个”，我倒认为说的是客观事实。敢于公开这样讲，证明他是个有见识有胆量的人。
不过在当时的阶级斗争理论的主流攻势下，我也常陷入矛盾状况中。怀疑自己是否受了家庭出身的影响。中中农不偏不倚，头脑中有“阶级斗争调和论”，革命意志不够坚定（——可笑，我们的青春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渡过）。
“造反”呢还是“保皇”（文革之初，“造反有理”的最高指示震天响。造反是很时髦很革命的举动。不肯揭领导问题的学生干部非常被动。）我曾茫然、彷徨，不知何去何从。——尤其当别的学生干部戴了红袖章享受上北京金水桥朝圣的殊荣，我却连一个红袖章都得不到时，心里更是五味杂陈。
我死心塌地选择做“保皇派”是基于赴代县中学的两次调查。此时距刘校长受冲击、靠边站已过了半年多了。
我说过我这人固执而爱较真儿。我当时的心理活动是：刘校长虽有错误言论，但贫农兼革命军人出身，根正苗红；在范中所犯错误无非是用人失察，偏听偏信，这应该够不上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吧？可是，他在范中之前的表现又是怎样呢？——当时内查外调，查历史、查三代是考察一个人的通用方式。
恰巧在此时，给初中班代政治课的张合印老师要去代县中学调查刘校长在那里任职的表现，想寻找个做记录麻利的学生，我就毛遂自荐跟着去了代中。这里必须提及的 是代县即古之代州，那里有北宋杨家将血战沙场的传说、雁门关隘、“威震三关”的鼓楼和杨门后人建立的杨家祠堂。我去代县也有一览杨家风彩的愿望。可惜在“破四旧”的风浪中，一切早已面目全非。
这次的调查时间短，听到的多是大话空话。比如：律己很严，原则性强，清贫廉洁等。我感觉我们的主导方向也有倾向性，调查结果还不够客观。于是，我又悄悄约了一位在女子篮球队相知的同伴（王凤英同学），重返代中。这一回，我自任主帅，胸怀一种重任在肩、不明究竟决不返程的初生牛犊的豪情。
我们首先采访了刘校长的对立面康锡老师（原来也是校级领导，当时正在接受审查）。康老师提供的材料（大意：年久记不清原话）是刘益诚脱离群众，偏听偏信。有些事揪住人小辫儿不放。最致命的是说他培养一个阶级异己分子（地主子弟）入党，丧失了革命立场。
接着我们又采访了与刘校长共事多年的其他领导、及在他任内工作过的老教师、职工（在代中住了一个星期）。总结正反两面意见，考察的结果使我对刘校长陡然增加敬意。绝大多数人对他的评价是作风正派，清廉自守、原则性强、革命立场坚定。爱较真的我几乎在每个结论上都希望人家举出具体细节作为佐证。一位炊管人员曾激动地说：刘校长在校期间一直在家吃饭，没有占过教工灶、学生灶一丁点儿便宜。大家都知道那年头粮油供应有限，尤其调味品（花椒、大料等）奇缺，但家中操持再艰难、饭菜再无滋味他都不允许妻子儿女沾集体灶的光。有的教师立即补充道：平日，他就严禁家属到学校闲转。从教多年，我们几乎不认识他的家属。
归纳正反结论，与我在范中的体验正好吻合。刘校长深居简出，与广大群众（尤其普通学生）联系不多。他的形象威严有余，和蔼不足。我在范中求学三年，一旦望见他就绕道而去。他妻子是什么模样，更是无从谋面。但从大节和主流上讲，他确实能以身作则，坚持原则。高三那年寒假，我没回家留校温课。有一天学得不耐烦在宿舍门口发呆，看到两个可爱的小女生在路上玩。其中一位我认识，是李书记的女儿。我就上前和她们搭讪，并返回宿舍拿了家里带来的红枣、咸菜引逗她们进宿舍聊天。李书记的女儿大大方方，与我谈笑，另一女生却怯怯地旁观。后来得知她正是刘校长的爱女、本校的初中生。她嗫嚅说来高中班宿舍会触犯家规，刘校长律己之严可见一斑。
最严重的问题是吸收地主家庭出身的张启明老师入党的问题。但代中除康锡老师外，接受我们采访的人都认为，这正是刘校长贯彻“既看家庭出身，又重在本人表现”方针的典型范例。原来这位张老师年轻时聪明好学，曾在北京医学院就读，因日寇侵华而停学回乡，一度误入歧途，沾染了抽鸦片的毛病。解放后，是共产党的教育和感召使他戒除恶习，成为一名中学老师。用他自己的话说：“旧社会使我人变鬼，新社会使我鬼变人”。担任物理教师，张老师深钻细研，业务精湛，深受学生拥戴（当时物理教师奇缺，五十年代，山西高校没有物理本科生，师院只设二年制专科），而且积极靠拢组织。当时，在接纳不接纳这样的人入党的问题上，党支部成员间有过分歧。通过刘校长的思想工作达成共识，吸收张启明老师入党。
在代中的学生中，我们了解到张启明老师不仅教课能力强，而且谦和平易、爱生如子极具感召力、亲和力。其时，他已担任代中教导主任。虽是文革打乱了教学秩序，他依然忙碌于教导处办公桌前。我们与他交谈不多，但他酷似周总理的亲切务实作风给人印象深远。（写此文之际，有幸从网上查及：代师学生田锦回忆张启明先生的文章，标题为“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张启明老师历任代县中学教导主任、校长、县人大副主任，在代县享有的盛名超越了当年提拔他的刘校长。）
总之，我相信多数人的结论。尤其觉得这种背对背的、不存在任何利害关系的评价更为客观公正（自然也不排除我个人家庭背景的影响，我特别渴望能落实“重在本人表现”方针的领导干部多多涌现）。返校之后就推出了“刘益诚是革命领导干部”的长篇大论。这批大字报虽是以我们的战斗小组“云水怒”署名张贴的，但两派中的同学很快便明白了我“铁杆儿保皇派”的立场。
来自“保守派”的赞誉使我的革命激情急剧膨胀，我曾不知天高地厚地试图用 “毛选”中学过的阶级分析法解析“造反派”精英们的阶级构成、造反动向，提供给“保守派”总部，以期瓦解其组织（现在真为当年的年少轻狂而失笑！）。
来自“造反派”方面的压力也曾使我消沉、迷惘。这时，真渴望心目中的“革命领导”能给我动力和指导。然而，从“刘益诚是革命领导干部”的出笼，到给“保守派”总部递材料，都没有任何领导与我有过对话和接触。
我渐渐怀疑无论你怎么努力，都不会受到领导的重视和肯定。因为那时强调革命组织的纯洁，一个父亲有历史问题的女生，是不会被哪方革命组织欢迎的。
源头没有活水，漂流在死水中的草芥便失去了生命活力。我这个爱较真的人最后也由散兵游勇变成了“逍遥派”人物。
这时，两派学生已不在学校坚守阵地。经历了全国各地的大串联、互相贴大字报打派仗，已经人心浮动，风纪涣散。我也是在家中呆几天，在亲戚、同学家逛几天，然后回学校看看。一次，回到学校看见宿舍的窗玻璃破碎，女生们的茶缸、我一只心爱的饭碗被砸得稀烂，心头一阵阵惊悸。我细翻自己的散乱的包袱，唯一值钱的新尼龙袜子不翼而飞。我不禁寒彻肺腑，心灰意冷。猜想两派间可能发生过械斗。
这之后便更少在学校久呆了 。既然渺小的本人不在组织关心之内，我便也不为革命领导到底在哪里，受没受到冲击而劳心费神了。
解放军代表进驻学校，文化革命进入建立三结合（军代表、革命领导干部、革命群众代表三者结合）的革委会阶段。刘益诚校长被军代表确认为革命领导干部。“造反派”依然不服，学校依然一片散沙。这时的我虽盼望高考制度的恢复，但见有的同学已在家乡任了教职，还有的男生到公路上打工赚钱，心中甚为恍惚。展望自己的前景，一片茫然。
一天正在校内闲转，有同学传下话来说驻军代表老狄（狄效）找我，心中好生诧异。这位军代表进校不久就亮出了支持刘校长的底牌，我想事前一定是做过深入的调查。但平日他只与“ 保守派”总部的头目接触，并不认识我这样的小喽罗。
军代表见到我后上下扫视一番，问：“你就是高芸香？”我说是。尽管他目光炯炯，神态稳健，我还是感觉他见到我本人后似乎有点儿失望。但他没多犹豫，婉言辞退左右，严肃地对我说：“听说你胆大心细，现在交给你一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军代表的神情庄严中略带几分神秘，“学校发生过武斗，为了革命领导干部的安全，我们已送刘益诚同志回老家养病。现在急需接他去忻州地区参加学习班，但要保密。派男同学去目标太大，‘野战军’（保守派组织称号）总部有人推荐你去，你看怎么样？”
我一听这就象电影中派特派员搞地下工作似的，异常兴奋。欣喜地问：“就我一个人吗？”
军代表说：“你觉得还需要人吗？”
我忙说：“行，我一个人。保证完成任务。”
接着，军代表向我交待了刘益诚同志老家的住址、启程时间、中途接应地点，并一再嘱咐我要警惕被人跟踪。
这就有了我与刘校长的一段传奇式的面对面相处。说铁杆儿“保皇”也当之无愧了。
刘老师的家在忻州（现为忻府区）杨胡村。我乘火车到忻州县城，找到野战军总部设在地区的联络站，借了辆自行车直奔目的地。——走出校门去火车站时，我还警惕身后有无跟踪者，感觉自己的任务神秘、艰巨而神圣。到忻州地区后一帆风顺，我便轻松起来，感觉中只剩下新奇了。老狄吩咐我接上刘益诚同志后尽量走夜路，我自作主张改为走黄昏路。其时是一九六七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我边问路边走，将自行车蹬得飞快。突然，一条七、八米宽的河流横在面前。我下了车正要测测河水深度，只见对岸有人利用自行车的惯性哗啦啦俯冲过来。我想：这还算有点做特派员的曲折和刺激。就掉头退回十来米远，然后跨上自行车猛蹬着向流水俯冲而去。这条不知名的河流不深，河底比我常渡的滹沱河还平坦，依然是一帆风顺。
大约在傍晚四、五点钟我就赶到了刘校长的老家忻州杨胡村。低矮的土平房中只有刘校长和他的兄嫂三人。屋内光线昏暗，柴禾烟熏搅和了一股中药苦味儿，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赤贫”，我头脑中立即涌现出这样两个字。对刘校长的敬意中亦生出些许质疑：解放这么多年，他平日难道不周济其兄嫂么？
我把军代表老狄的意思和盘托出，并要求刘校长立即启程时，他欣然应允。并情不自禁念叨一句：老狄同志考虑问题真周到。看得出，此刻刘校长有一种他乡遇故旧的欣喜。问我学校的近况，集体财产有何损失，比平日亲切了许多。
这时，他嫂嫂出言阻拦，说他身体还没恢复，正吃中药。我这才发现刘校长比以往瘦了许多。可笑当年少不更事，头脑中“军令如山”的意念坚如磐石，且夹杂有革命干部任我调遣的亢奋，竟忽略了问他到底是什么病，能不能马上走，是否有违医嘱等人情常理。
刘校长果然军人出身，没有丝毫人世浮情。只是埋头打点行李，说中药可以在沿途的招待所煎。分手时竟没有一言半语答谢兄嫂养病期间的劳扰。只有归心似箭的急切，没有依依惜别的温情。从我到他家至启程，超不过半个钟头。
两人一辆自行车，怎么走？刘校长当时五十多岁，比我父亲还年长。自然是我来带他。我问：“我上车后，你能跳上后座吗？”他说：“试试。”第一次，失败。我便将他沉重的挎包拴到车把上。再试，成功！熟悉刘校长的人都知道他五短身材，战争时期腰受过伤，平日从未见他参加体育锻炼，我想这一次“乘”车对他的折磨也够呛。乡间的土路不怎么平坦，一路颠簸。刘校长大约觉得我是女生，两手只是紧抓后座下的支架，不触碰我的后襟。自行车上前后两个重心， 让我也感觉疲累不堪。要过那条七、八米宽的河流了，我一边急速蹬车，一边命令他抓紧我的衣服，哗啦啦冲进水中。我极想如同女英雄般英姿飒爽，展露一下不凡的身手，可惜功亏一篑。自行车在上岸的一刹那，前轮被一个坎儿顶住，我左手一松，车轮一扭，失去平衡。我俩都站到水里。我湿的是一只脚，另一脚搭在横梁上。刘校长两只鞋里都灌进了水。
我既尴尬又惭愧，枉担了老狄同志所说的“胆大心细”。上了岸忙帮刘校长拧裤脚。刘校长却无事人一般，一边倒鞋中的水，一边说：过了河就离奇村不远了，我们可以到那里的招待所吃晚饭。
回顾这一路，他对一个学生的言听计从，态度上的谦和友善，一半是来之于对军代表老狄的信赖，一半儿是来之于对革命组织的服从。而且，这种服从绝对是心甘情愿。年过半百带着病体，从车座跳下跳上；遇到坎坷泰然自若，脸上始终挂着笑容，这些无一不证明他对参加学习班培训、尽快重返工作岗位的渴望。
在奇村招待所的晚饭后还有故事发生。疲累不堪的刘校长在男宿舍小憩，我自告奋勇替他熬药。在厨房里，一位厨师教给我将中药材泡在一个特大号白磁茶缸里，说浸泡十几分钟后，就可以放到火上，滚沸后小火熬二十分钟便可饮用。我看着闹钟如法炮制，熬好后端到刘校长面前。心想这一回终算可以弥补一下先前的过失。不料，刘校长望着那半大碗黑药水儿，笑道：“你肯定没熬过药。”只见他深吸一口气后，咕咚咕咚将那药水儿喝掉。我当时并不理会那话的意思。后来才懂得，良药苦口，一定要熬成浓浆，以便病人三、五口就能喝尽。刘校长那句话是婉约的指正。我虽然勇于揽事，但还是年轻，凡事缺乏经验。
我送刘校长到地区野战军总部的联络站后，总算完成了这项任务。这是我在范中（读书三年、文革二年）五年中与刘校长近距离接触的第一回，也是最后一回。写这篇文章之前只有狄、刘和忻州联络站的王同学知道这件事。这里披露我一段鲜为人知的“文革”经历，是想表明我对“保皇铁杆儿”的释然。
说来好笑，没想到“刘益诚是革命领导干部”那张大字报在成就我的婚姻上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毕业返乡务农一年后，有人给范中数学教师张宁生介绍我，他竟然爽快应允。婚后，我问他为什么那么痛快（我学习期间，数学成绩不是很突出，和他也只是一般师生关系）。他说：“文革中大字报铺天盖地，要论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刘益诚是革命领导干部’首屈一指。由此看出你人性中的亮点。”我好奇怪，印象中觉得他出身不亮堂，为人落落寡合，游离于两派之外，怎么会赞赏我那张大字报。他说：“刘校长确实有不会亲近广大师生的弱点，但在工作上原则性很强，为办好学校，很注意调动外地教师的积极性。我自己在教学中的成长也受到他的关注鼓励。文革前，曾有一次调资，本来没有指望，因为传达的调资范围是一九五八年前（含五八年）参加工作的高校毕业生，我是五九年毕业的。可是教研组长张佐老师参加了调资会后却告知我，给我也加一级工资。张老师说，是刘校长提出还余下一个指标就给了来自天津的张宁生吧”。我先生还说： “我接触的教师中 ，没人批驳你大字报中的观点，只是有些人（包括我）对刘校长重新掌权心存疑虑。这些教师在文革初期工作组进校夺权后，曾被工作组信任或借用（我一度被分配到‘材料组’，让翻阅领导的工作笔记，从中找问题，为大批判提供资料）。害怕刘校长会抓小辫，借机报复。结果怎样？一九六八年秋天，轩岗煤矿派出的工宣队进驻学校，范中两派学生都“毕业”离校。教职工又集中搞‘清理阶级队伍’ 。 刘益诚是领导小组唯一的原校领导成员。他的建议会起重要作用。刘校长并没有挟嫌报复，对那些反对过他的，无论是运动开始站在工作组一边的，还是以后同情‘造反派’ 的教师都没有当作问题被清查，毫发无损。联想起刘校长在文革初期的遭遇，被夺权，驱入‘黑鬼队’，强制从事重体力劳动（有红卫兵手持木棒监督），还曾跌倒碰断肋骨。最难堪的是混在‘黑鬼’群中听训话： ‘你们都是阶级敌人，牛鬼蛇神，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你们乱说乱动！ ’依刘校长的个性和经历，这是何等的耻辱。时过境迁，他只是淡淡地说一声：这人（监管‘黑鬼’的一位体育老师）说话不动脑子。刘校长不会把个人恩怨和工作搅和在一起，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从来都是把整体利益放在第一位的。”
凡事互相效力，我做梦都没想到我的“保皇”作为会受到一位数学老师的点赞。
我是一九七二年返回范中当语文代教的。经历了文革的动荡和洗劫，范中教师青黄不接。我先生张宁生听说语文组需要招聘代教，提议我去教导处报名（第一批被录用的代教除我之外还有樊二俊）。
此时，中央的指令是“复课闹革命”。恢复教学秩序、整顿教师队伍已成为校领导和教职员工的热切愿望。这时，刘校长的头衔又变成了革委主任。他一边抓校办工厂的筹建，一边还经常下班听课。我初当代教后，行动轨迹是三点一线：宿舍——教研组——教室。只感觉才疏学浅，唯恐不能胜任。这期间，刘校长没顾及听我的课。我和他再无单独的接触。上教室途中，偶而望见他忙碌的身影，猛然想起自行车驮他过河的狼狈，不禁暗自窃笑。
不久，听说地区要调他到五寨去重建五寨师范。心想：范中的教学秩序急需重建和巩固，这样的关键时刻，他肯放手离开么？这调动的消息不一定属实吧？没过几天，果然再不见刘老师的身影。他走得极其低调。没有告别宴会，没有欢送仪式，甚至没有一张集体合影。这不能不叫人怅然。后来得知，教务处曹老师曾送他到火车站，不禁追问：他那么挚爱范中，甘心离开么？曹老师说：看得出他依恋不舍。不过，他强调说：“还是服从大局吧，毕竟文革中有两派之争，我离开换位新领导可能对范中的工作更有好处。”
顾大局、识大体、服从组织调遣已成为他们那一代老领导的本分。岁月是试金石，我知道自己保对了人。
※ ※ ※
我曾为“文革”毁灭我的梦想而懊恼和沮丧，如今，已坦然接受了别样的人生。岁月流转，淘洗了两派同学之间的嫌隙。有时的聚会中难免提及当初的“铁杆儿”傻劲儿，大家都不禁自嘲自勉。既笑年轻的我们被突然出现的运动狂涛所裹挟，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無所措手脚的可悲可叹；同时也自足自慰，正是那没有自由意志的非常时期，正因为我们认真地投入，才使我们对那段历史有了刻骨铭心的认识。“造反”也罢， “保皇”也罢，我们不过是博弈者手中的棋子儿而已。那些敢于质疑霸王条款、试图撼动棋盘者（如张志新、遇罗克等烈士）才值得人永久地景仰和追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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