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的符号路径依赖
汉字能不能适应现代科学的发展，是一个争议已久的话题。五十年代汉字简化运动的目的也涉及这个问题，当然首先是汉字打字和排序的诸多不便。但是未经科学实验和试点便仓促简化，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后果，成为民族语文的一个重大难题。 海参崴先生在《华夏文摘》的相关争论中提出了汉字是否适合现代科学思维中必需的“科学符号系统导出”问题，把问题推到了更加直接的争议点，而且作出了一些相关论证。这个问题提得好，但是他的结论是值得商榷的。首先，科学符号最基础的当然是1234567890这一套（印度）阿拉伯数字；然后，每个学过数学的人都不会忘记“三角形ABC和底边中点D”这类表达。这里的英文字母（实际应称为拉丁字母）就是几何学中的一些符号。再就是我们的算术符号，+ – x : <，……。后来出现了更多的阶乘、三角、积分、微分、集合等符号（不仅有拉丁字母，还有少量希腊字母）。再加上物理、化学、生物等科学的符号。
我们不可忘记，不仅是我们中国人的祖先，也包括西方的各古代民族，都有民族语文的数词（基数词和序数词）一二三四五六；I II III IV V VI，却都没有一套简便的数码符号。最先发明123456789和0的是古印度人。天才的印度人发明了这套数码，后来经阿拉伯人传递，进入了西方，经过改进，成为数学进一步发展必不可少的符号系统基础。没有这套系统，中国人长期使用算筹（小竹棍）进行计算。直到元明时代，才根据算筹的原理，制造了中国式的计算器算盘。如果今天我们仍然没有这一套阿拉伯数字及其算术计算系统，我们的学习和工作会有多大的困难？算术仅仅是科学研究最基础最简单的一环，尚且如此依赖符号系统，真正复杂的科学研究就不用多说了。从某种程度上说，欧洲国家如果没有阿拉伯数字及其计算系统和符号系统，西方的科学技术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就。
汉语在唐代就曾经翻译过印欧语系的梵文佛经，在明代又以官场的蓝青官话翻译了欧洲数学的经典《几何原本》，说明汉语自古以来就能够理解和转达外来的哲学或科学的思维和推理。接受了西方语法和词汇影响的现代汉语就更有胜任的职能了。问题就在于汉语有没有能力面对科学研究从自身的语文系统中推出适应未来科学需要的书写符号。
我们回看历史，古希腊时代的数学跟中国古代数学不同，欧几里德的几何学是抽象的数学逻辑证明，而不是具体的计算课题。数学史告诉我们，阿基米德的数学结论都是在没有代数符号的情况下获得的。他把自己惊人的独创性、熟练的计算技巧和严密的逻辑思维融为一体，使希腊的数学成就成为世界科学史上的一座高峰。中国也是古代数学大国。近四千年前的甲骨文就有了数字，最大达三万。干支纪年已经出现。（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子丑寅卯辰巳戊未申酉戌亥）与欧洲的《几何原本》相比，中国的《九章算术》已经包括比例、正负数、开平方、开立方等复杂运算，也曾影响了日韩越以及埃及和印度等外国。当然，中国和希腊的古典数学都是语文叙述，而不是符号推演的。
易经八卦符号是最早的科学符号系统
有一种错误的说法，认为“中国人有数学天赋，在数学上取得了许多辉煌的成果，古代就推导了不少代数公式，也发现了几何定理，但是为什么没有在汉语系统内引出过重要的符号系统呢？这表明汉语系统缺乏生成新的符号系统的功能，而这是研究理论数学所必须的基础。”这里缺乏认知心理学的科学论证。从历史现实来看，恰恰相反，中国人应该是最早做出了科学符号化的尝试，也令古今中外的研究者惊叹不已。这个尝试是什么？易经的八卦符号。从西周文王时代（公元前11世纪）以后，孔子和历代文人都以极大的兴趣为之注疏。十七世纪末又由驻北京的法国传教士金尼阁寄往欧洲，当时的德国大科学家莱布尼兹研读易经之后，独具慧眼地发现了易经八卦图中蕴藏的二进制数学思想。根据这个发现，莱布尼茨于1679年完成了科学史上的一篇重要论文《二进制算术的阐述》。该文创立的二进制算术为计算机原理奠定了基础。也正是由于这个重要发现，莱布尼茨本人亦被尊为数理逻辑的创始人和“计算机”之父。莱布尼兹不懂中文，仅凭金尼阁的简略介绍，如果不是借重于符号信息，音书难通的十七世纪莱布尼兹怎能读懂易经的内涵！当然，易经没有作为数学命题影响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那是因为在古代中国数学是偏向实用的算术计算俗务，难登大雅之堂；而易经的八卦内容是俯仰天地，卜问运数、鉴古识今的高层雅事，从来都是文王君臣、孔子师徒的天问议题。易经的内容和评价这里且不详论。至少我们可以说，使用汉语汉字的中国人祖先是曾经有效地推出过科学探索的符号系统的。电脑文件中不方便展示八卦符号图形，每个感兴趣的读者随便找一本易经方面的读本看看都会发现，这套符号既非汉字，亦非字母，简单、自成系统；每符三行，不超过六笔，内涵深邃。
欧洲数学和中国数学的历史机缘
欧洲经历过长达千年的中世纪黑暗时期，科学发展举步维艰。十二世纪以后，文艺复兴的突破才重启欧洲文化的新时代。阿拉伯人建立阿拉伯联盟向东西方向扩张，出现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阿拉伯语一度成为国际通用语，欧洲知识分子通过阿拉伯的翻译文献发现了古希腊罗马令人惊叹的文化和科学创造。古典文化重放异彩，文艺复兴再创辉煌。欧洲人从阿拉伯人那里学到了印度人的“阿拉伯数字”和十进位计算法。大大推动了欧洲科学的进步。欧洲人不仅接纳了十进位的阿拉伯数字，而且在这些数字的四则运算基础上发展出了一系列运算符号，加减乘除，开方、阶乘、积分、求和、集，……。几何形体的顶点和线段交叉点都用拉丁字母标出，代数因为字母取代了数字完成了转向抽象性代数学的飞跃。如果没有这些符号系统，数学的发展，其余多门学科的发展不可能顺利。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欧洲数学的飞跃发展，既有历史的必然因素，也有不可否认的偶然因素。印度人虽有简明的数码，并没有进一步创造代数符号，西班牙人和俄罗斯人也用拼音文字，却都没有首先发明数学符号。而且我们也不要绝对化地以为科学符号非拉丁希腊字母莫属。如果中国人捷足先登，率先发现了重力加速度，F=mg ：重力等于质量乘以加速度，会不会用汉字偏旁符号来描写呢？如果爱因斯坦是中国人，相对论公式会不会不是E = mc² ，而是用“甲 = 扌礻² ”来表达呢？而且平心而论，拉丁字母充当科学符号也不是无懈可击的，多少也有一些不便。例如l 和1，O和0，Z和2，b和6，g和9，a（特别是希腊字母alpha)和2, 比较容易混淆。如果天赐机缘，遣用汉字偏旁未必不是另一种选择。
大约在宋元时代（公元960-1368），中国的数学也有长足的进步。最有代表性的是天元术，也就是方程中的未知数X。当时已经设定了天元，只是还不是一个字母符号，而是一个“元”字（作为符号）代入多项式，连成等式为方程，然后求解。金元时期的李冶（1192-1279）发明了负号、零和小数表达法，著有《测圆镜海》，其中的几何图形的顶点和交点都用常用的汉字标出，日月山川东西南北旦夕乾坤……（参看附图），跟欧洲人的情况十分类似。他的方程已经用符号表示，不用文字了；只是缺少运算符号而已。欧洲类似的半符号代数比他更晚了三百年。（参看《世界数学史-“李冶”》）
中国的数学没有发展出西方的符号系统，这是历史事实。但是并没证据可以断言，中国的汉字文化就一定不能推导出适用于数学和其他学科的符号系统。加减乘除、开方之类的符号，其实跟拉丁字母并无明显的联系和渊源，求积、积分……是借用了现成的希腊字母。如果借用简单的汉字或偏旁，未必不能承担这些动词符号的数学意义。作为几何形体的标识符号更加单纯，中文早就有天干地支共二十二个笔画不多，意义单纯的汉字可供遣用。英文字母ABCD……也包含着排序的含义。中国文化中甲乙丙丁……历来也是不定代名词符号（例见《阅微草堂笔记》、《聊斋志异》），并不一定不能进一步走向代数符号。汉字成分符号化最明显的例证是日文假名和韩文（谚文）字母，都是从汉字的偏旁中演化而成的语音符号。民国初年制定的国语注音符号（俗称台湾拼音字母）都是来自汉字的语音符号，笔划简单，发音单一，不含词义。这样的符号跟拉丁字母区别不大。拉丁（希腊）字母在承担科学符号角色时，含义是单纯唯一的。少数含有拉丁词根原初本义的数学符号sin, cos, tag, lim, log等等，也都不再牵涉欧洲语言固有的内部屈折、单复数、性数格的语法意义。
音乐记谱的中西对比
中国传统的音乐记谱法工尺谱是世界上不多的记谱法之一。工尺谱不仅不说明中国人没有科学符号思维，反而更说明唐宋祖先已有符号思维。工尺谱所用的“上尺工凡六五乙”七个字，笔画简单，最多四画，几乎就相当于简谱的1234567，既是音高符号，又是音名符号。会读简谱视唱的人都知道，简谱高八度就在数字音符上加个点。工尺谱则在音符字旁边加个亻旁；若再高八度，就加个彳旁。低八度则在音符字的末笔加撇。工尺谱的节奏称为板眼（强弱），用小圆圈或x表示板，用、或. 表示眼。强弱决定了，就知道是四四拍，四三拍或四二拍等等。工尺谱历来可以直排，也可以横排；并不影响记谱。工尺谱致命的弱点是它缺乏音值长短的符号表达，（简谱记录音值用附点音符和延长符号）。其实五线谱的符头、符尾、黑符、白符，记谱也并不太简便；这些符号跟拼音（字母）文字也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ABCD调，改称为甲乙丙丁调，完全没影响。工尺谱没有发展成为精准的音乐记谱，恐怕跟中国乐师的地位有关，先秦两汉时乐师地位较高，以后每况愈下，到了帝制晚期，梨园弟子沦落到几同于青楼娼优。另一方面，也受制于中国经济发展落后于西方的状况。西方的工业进步给音乐创造了管风琴、铜管乐器和钢琴这样音准固定的金属乐器，必然比较容易产生先进的记谱方式。
拉丁字母作为拼音符号已是汉语思维工具的有机成分
退一万步说，中国人确实没有创造出对于科研发展有路径依赖的符号系统，即使历史上有过符号思维，也不值得夸耀。即使如此，我们今天也不用再担心中国科学事业会受制于我们的汉语汉字语文系统。为什么？现代的中国人已经国际化了。清末民初以来，西学东渐，留美留欧留日的知识分子带来了大量外文的拼音知识，中国的教育逐渐普及，英文教育曾是中国城市教育的特色之一，1949年后又在大中学校推行了持续十几年的俄语教育，改革开放以后，外文教育得到空前的重视，海归人员越来越多。更加重要的是，拉丁字母的汉语拼音方案从1958年起全面进入小学教育，现在除了极少数文盲以外，没有人不认识26个汉语拼音了。这26个拉丁字母已经成为中国人思维工具系统的组成部分（拼音作为汉字的辅助工具）。想到未知数就会用X，想到鲁迅就会记起阿Q！汉语汉字非常开放，接受数字和拼音完全没有障碍，电脑和手机接受拼音比接受繁体字容易多了。现代的中国人如果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遇到什么需要符号系统的时候，绝不会忘记从这些字母中挑选符号以方便推理和推导，并与国际接轨。既然如此，也不用再诅咒汉语汉字，借口“发展科学符号系统”，而要求废除汉字搞拼音化了。把经济呆滞、科学落后的原因归罪于汉语汉字的冤案已愈百年，今天通过科学论证予以平反昭雪的时机应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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