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在崛起了，就连一些不把发展中国家当一回事的老外也不得不面对这个事实。他们心里不服气，常常会挑出一些缺点说事，贬低他人取得的成就。比如乘坐中国民航飞机回国，再平常不过的一件事，到了这些人的嘴里，就会制造出令人恐惧的场景。他们认为中国航空业发展迅速，主要是靠大量购买国外的客机，而中国的飞行员们英语会话能力差，往往没法与国际机场的领航员交流，也没有足够的长途飞行经验，发生飞行事故的概率远大于国外航空公司。对中国崛起横加挑剔的老外们忘记了自己国家民航业的事故，例如在客机飞行过程中，飞行员因为疲劳过度昏睡在驾驶舱里；患忧郁症的飞行员驾着满载旅客的飞机撞山自杀等等。
中国航空公司选择了比较适合中国旅客调整时间差的航班时间，所以近些年来一直搭乘中国航空公司飞机回国。以下记录的是今年回国的一些见闻。
一、这红豆不是那红豆 经典歌曲选错了词
十个多小时的飞行中，除了看几页有关文学、历史、科普的消遣书外，大部分时间要么闭目养神，要么浏览视频节目。在中国经典民歌栏目中发现一首名为“Song of Red Bean”的歌曲。红豆是指相思豆，以红豆为题材的最著名的文学作品大概可以算是王维的五言诗：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寥寥二十个字表达了用红豆寄托淳朴感情，读者可以体会出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唐诗的文学高度。点播这首歌后唱出的歌词却是：“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这是《红楼梦》中的酒令词。某日大观园内一群纨绔子弟饮酒作乐，众人接受贾宝玉提议，以“女儿”为题行酒令，规定酒令中必须包括“悲”、“愁”、“喜”、“乐”四个字，贾宝玉在行完酒令后唱出了：
“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咽不下玉粒金饽噎满喉，照不尽菱花镜里形容瘦。展不开的眉头，挨不明的更漏。呀，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 （《红楼梦》卷二十八）
诗写得通俗，对仗工整，押韵严格，显示出作者深厚的文字功底。但接下来无论是丫鬟云儿还是纨绔子弟薛蟠的酒令，所述的内容色情，所用的语言污秽，是时下人称的所谓“黄段子”。这样的酒令称得上经典民歌吗？
小说《红楼梦》以贾府和荣府为场景，记录了长达近二十年中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中百个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几十个重要人物的命运。该书的内容虽然颓靡，但对人物个性的描写把握得当，文字简练，语言生动，不失为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一个奇葩。但这部书中有多处形而下的色情描写，不适合青少年读者。
打着铲除封、资、修文艺毒草旗号的“文化大革命”扫除了古今中外几乎所有的文艺作品，唯独这部“一把辛酸泪”的家庭悲剧被定位成反封建的作品，原因是部封建文化产物被网开一面。当时的政治生态中，各类政治暴发户和马屁文人也给“满纸荒唐言”贴上反封建标签，声称它记录了封建社会的衰亡。“文革旗手”讲过“老娘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对你（周恩来）没什么可怕的”（不文明的）话（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报上也会出现“大有大的难处”、“不是冤家不聚头”一类的引文。如果《红楼梦》的中贾宝玉的作为称得上反封建的话，那么《金瓶梅》中的潘金莲的行为是否称得上妇女解放呢？无法理解的是，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还被要求通读这部书。近年来的一些影视作品，如《上将许世友》和《父母爱情》，都有描写军队高级干部读《红楼梦》的片段。读“悲金悼玉”的《红楼梦》的军队能打仗吗？
二、批判电影《早春二月》 “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在电影栏目中选择的老电影《早春二月》，来自于左翼作家柔石的作品《二月》。读过《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的人都知道鲁迅先生和柔石之间的交往。鲁迅先生笔下的柔石是一个固执得有点迂腐的青年作家，他涉世不深，不相信人世间的种种丑恶，也难接受鲁迅先生对人性丑陋面目的揭露。甚至在国民党的监狱中被带上手铐脚镣，还天真地认为开了政治犯的记录。这样的读书人本不适合从政，忧国忧民意识使他们走上革命道路，并且义无反顾地为理想而牺牲生命。
电影《早春二月》叙述的是大革命时期的事。故事的大致情节是：文化青年萧涧秋带着救国救民的理想去一个小镇担任小学教师。当他发现镇上住着已故的同学遗下的妻儿后，出于对亡友的敬意和对孤儿寡母的同情，尽力帮助这家人。俗话说“寡妇门前是非多”，他的举动引起人们背后的猜测和议论，给这个家庭带来极大的压力。萧涧秋甚至幻想和寡妇组织新的家庭来维护当事人的清白。故事以寡妇的不幸自杀和萧涧秋的无奈出走结尾。这部电影给人的启示是：在那个封建年代，个人无法救民众于水火之中。虽然影片叙述的是一个这个沉重话题，但男女主要演员如孙道临和谢芳的优秀表演仍然唤起观众对剧中人物的同情。
谁曾料想，这么一部几近无聊的电影成了引爆一场政治动乱的导火索。1960年代中期，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方略和具体的实施上，共和国主席的对农民采取宽松的农业政策被认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对“大跃进”失误做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实事求是评估，于是就被认定为是“中国赫鲁晓夫”。为了绕开党章规定的组织原则和共和国宪法规定的程序罢免共和国主席，首先采取的是迂回战术，拿文化界来祭刀，称文艺界已经被资产阶级统治，出现了大量毒草。从批判《早春二月》、《北国江南》等电影切入，然后讨伐《海瑞罢官》、《三家村札记》。到了1966年5月报上公布的《五·一六通知》中称，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界混进了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们正在被培养成“接班人”等等。“文化大革命”就是在传播危言耸听的阴谋论中正式拉开序幕的。
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是以革命的名义迫害各级共产党干部、整肃和摧残知识分子群体的十年；起初党和国家的四个重要领导人北京市委书记、解放军总参长、中宣部部长、中央办公厅主任被定罪为“反党集团”、随后共和国主席被诬陷成“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以后又升级为“叛徒、内奸、工贼”）、中南局第一书记被指为“最大的保皇派”、四个开国元帅和三个副总理被定性为“二月逆流干将”，这些党和军队的重要负责人尚且受到迫害，基层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更加难逃厄运。
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别有用心人以造反者的姿态肆虐横行，摧残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按照党中央“宜粗不宜细”的原则统计出受迫害以及受牵连的大约在一亿人左右（约占当时人口的九分之一），财政方面的损失无法估计。1980年通过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彻底否定了这场动乱。经过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全国人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跟着总设计师“摸着石头过河”，投入到改革开放的滚滚洪流之中。
三、改革成果面面观 衣食住行的变化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常用衣、食、住、行形容日常生活中的四大活动。以下就按与此相对应的“服装行业”、“饮食行业”、“居民住房”以及“交通工具”这四个方面介绍回国见闻。
（1）从街上流行红裙子到服装西洋化
解放后很长一段时期，纺织品（除了毛巾、手帕之外）实行计划供应。年景不太好的时候，城市中的定量大约为每人每年三尺布票，为购买布料或者服装使用。那时人们穿着朴素，节约的口号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大部分人都穿过打补丁的服装。到了困难时期，很多基层的党员干部主动上交部分补票、油票和粮票，帮助国家渡过难关。那时虽然物质匮乏，但是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相信困难只是暂时的。
中国有一个奇特的社会现象，当社会处在动荡时期，妇女的服饰以及发型都是当权者挑剔的对象。以前的地方军阀韩复榘、张宗昌曾以“维持风化”为由查禁短袖旗袍。大概这些土匪和军阀“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鲁迅：《而已集·小杂感》）。无独有偶，“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们和土匪以及军阀一样，以“破四旧”为由管制人们的服装，比如旗袍和连衣裙都属于露体的奇装异服。他们见到这些服装联想到的大概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复辟”、“千百万人头落地”等等。在野蛮的政治干预下，人们的穿戴日趋单调。
文革后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摧毁了极左根基。到了1980年代，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中人，街上流行起红裙子，大众服饰日渐多元化。文革后的国家领导人，他们中许多是红军时期和抗战时期的老战士，一改历来的毛式中山服，率先身着西装和领带出席各种内政和外事活动，老革命带动了中国服装西洋化。
以前人们注重通过服装来反映精神面貌，而现在人们用服装来表现社会地位。在各种公共场合以及交际场所，服装是否出自名牌厂家，款式是否新颖，都会成为表现个人身份的符号。从整体上看，人们服装款式和品牌日趋西洋化。
（2）城市饮食业和大众饮食习惯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饮食业出现了诸如大饼、油条、小馄饨、阳春面一类的小吃地摊。记得在大学校区附近，晚上各家饮食店关张以后，地摊小吃生意爆得火红，这里是学生们以及一些援华的外国教师们喜欢光顾的地方。一位对“大饼”、“油条”以及这类小吃独有钟情的中国古代园林专业老教授曾经诗兴大发，以一首打油诗描写这一景观，记得其中的两句分别是“彰武食堂不开门”和“蜡烛通宵卖馄饨”。地摊主有待业人员，有退休人员，也有辞去国企工作经商的。那时经济改革处于尝试阶段，谁也不清楚经济改革究竟会走到哪一步，但下海经商势头有增无减，社会上流行一句话：“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观望”。
以后在城管和饮食卫生部门的干预下，地摊小吃转型为大排档街头饮食业。这样的饮食业便于政府部门集中管理，也解决了城市中很大一部分人口的吃饭问题，特别是那些外来打工挣钱的城市流动人口。白领阶层光顾是咖啡厅和有一定档次的饭店。咖啡厅大多采用西式的装修，点心柜、饮料吧，沙发软座椅，放一些外国轻音乐取悦顾客。饭店则以中式的装修为主，门前安放一对凶狠的坐狮，店内悬挂大幅的字画，鱼缸内游弋多彩的金鱼，偶尔也会播放一些中国的古典音乐。这些都是高消费场所，咖啡厅里一杯普通咖啡要价几十元人民币，饭店里一顿便饭至少上百元人民币，在那里消费的大多是一些生意人和年轻的白富美。
随着物质生活不断改善，人们的消费习惯也发生变化。改革开放之前，粮食按国家的计划来供应，城市中脑力劳动者每月三十斤粮食、四两食油、若干两肉。由于普遍缺乏油水，到了过年每家都会做红烧肉一类的油腻菜解馋。现在光顾菜场的大部分顾客选择的是蔬菜、豆制品、鸡蛋、瘦肉以及海鲜类，以红烧肉、猪头肉为佳肴的时代已成历史。有关健康的科普知识通过大众媒体传入千家万户，人们渐渐改变不健康的饮食陋习，科学地选择和消费各种绿色食品。
在物质生活极为丰富的今天，一味强调“民以食为天”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经历过粮油配给年代的中老年人，过去虽然长期过着简朴的生活，但也没有太多健康方面的担忧。然而他们中一些人似乎有补偿原来长期缺失的心态，难以克制美食的诱惑，依然过量食用油腻的食品和消费各类酒精饮料。统计数据显示，中老年人血管系统疾病以及二类糖尿病发病率逐年增高，这也许与不讲科学的饮食习惯有关。这种现象印证了中国的老话：没有受不了的苦，只有享不了的福。
（3）城市居民的居住情况
自1990年代末期起国家实施了居民住房私有化。城市人口剧烈增长以及大量外来流动人口使得住房供不应求，这就给房地产开发商提供了商机。目前市内人均住房面积已经达到36平方米，仍然难以满足市场的需求。与往日的熟人见面，谈论得最多的话题往往与住房有关。那里流行的不良社会风气是，假如一对男女青年想成家，男方必须提供婚后的住房，而且女方必须是房产证上的房主之一。这一不良风气的最大受害人是“啃老族”们的家长，省吃俭用都是为了下一代买婚房。“养儿防老”的传统和重男轻女意识正在改变，当今的现状是：“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姑息和迁就养成这种社会不良风气，如果男青年都有出息，即使当“王老五”也拒绝妥协，坏风气就无法流行。然而在这个读《红楼梦》长大的独生子女群体中能有几人是男儿？
来上海打工的群体，因为无法负担城市中昂贵的房租，只能在逼仄的空间里宿歇，因而被称为“蚁族”。蚁族聚集的地区问题诸多，比如供水和排水设施、家用的生活和卫生设备、生活垃圾的处理等等，远不能满足实际居住人口的使用需求。城管部门有责任改善这个群体的居住条件，加强居住环境的管理，预防这些居民区爆发传染病和流行病。打工群体担负城市建设的重任，他们是建筑工地、城市环卫、服务行业的主力大军，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和贡献，城市生活有可能陷于局部瘫痪。但愿住房千万间，大庇天下蚁族尽欢颜！
（4）城市交通和主要交通工具
市内交通拥挤也许是当地居民生活中的最大问题之一。近十多年以来，上海机动车管理部门每月在网上拍卖六千张私有车行驶许可证，以限制市内机动车辆的增长。六千辆车是个什么概念？假如每辆车的平均长度为4.2米，每两辆车并排行驶在马路上，六千辆车可以排成大约13公里的长龙。如果上、下班的高峰时间，各类的机动车（其中大部分是私人小车）车同时涌上马路，市内交通混乱状况难以避免。此外还有停车困难。假如每辆车的平均长度和宽度分别为4.2米和1.8米，六千辆车累计的面积约0.045平方公里，相当于108个篮球场的大小。这仅仅是每个月给市内交通增加的额外负担。
近二十年来，上海市政建设方面取得的最大成就当属地铁建设。市区内地铁网遍布东西南北，如今正在向市区外围延伸。随便在市区地图上指出两个不同的地点，在它们附近都可以找到地铁站。当公共交通工具或者私有轿车在拥挤的公路上蜗牛般地爬行时，兼有现代化的设施和现代化管理的地铁以高速和准时赢得人们的普遍信任，已经成为现代城市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交通工具。地铁设施美中不足的地方是，入口和出口人行道普遍比较狭窄，在紧急情况下难以及时疏散乘客。
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三十年来，以上四个物质生活硬指标的变化可以归纳为：都能敞开肚子吃饭；穿衣不受计划限制；居民有自己的住房；部分人还拥有私车。当然，在缺乏长期和整体规划的发展过程中，难免会走一些弯路，出现负面效应。但是改革大方向无法逆转，人们不可能回到计划经济的年代，即使是当年最坚定的革命派，也不会乐意过每个月四两油、半斤肉、几包香烟的生活。
四、还原历史事件的佳作 看电视剧《北平无战事》
《北平无战事》叙述的是北平解放前夕国共两党之间的谍战。剧中披露了鲜为人知有关国共双方协商北平和平解放的内容：为了防止战火殃及城内百姓和历史文物，共产党方面接受傅作义开出的条件：国军师以上军官可以携带家属离开北平，国民党可以带走银行的黄金库存。让军官带家属脱离军队，确实是推动和平之举：军官都逃之夭夭了，士兵还会继续顽抗么？而让国名党搬走银行、撤走飞行大队，则完全颠覆了傅作义是北平和平解放功臣的定位：他是一个在解放军围城的绝望之中把北平市百姓的生命和历史文物做为人质换得自己生存的不折不扣的绑匪。近几年凤凰网站（www.ifeng.com）曾经披露过：
“蒋介石在1963年8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傅逆作义特以专人带来其亲笔书“悉贡所能”四字。密告于余，但其并未具名，其字确是真笔，可知匪共内部已至崩溃在即，有不可想象之势，否则此种投机分子，绝不敢出此也。’此后8月份、9月份、10月、11月蒋在日记中都有提及傅作义，例如说下周讨论傅逆之事等等，但之后就不再出现了。”
大陆困难时期投靠蒋介石，可见傅作义是一个见风使舵、首鼠两端的国军降将，是一个为人所不齿的“贰臣”。
这部电视剧的结尾有以下几个看点：
国民党员、“铁血救国会”成员曾可达和梁经纶是“三民主义”的信徒，也是那个时代的热血青年。他们痛恨国民党官员腐败，因此曾可达对马汉三之流的贪腐行为穷追猛打；他们也深知老百姓的疾苦，从而有梁经纶在经历了假枪毙后当着徐铁英的面的慷慨陈词。“铁血救国会”的反腐行动和币制改革失败以后，曾可达预见了国民党的最终失败，在巨大的失望和绝望之中饮弹自尽。梁经纶深知，国民党早已失去民心，纵有美国政府的援助，也无法挽回失败的命运，最后在导师的安排下带着遗憾离开北平。
北平解放前夜，中共党组织决定，为了在解放后仍然不暴露崔中石烈士的真实身份，安排他的家属去香港生活。在方孟敖的请求下，才将崔中石遇难的消息通知崔夫人。难以理解的是：从事秘密工作的中共高级卧底，例如郭汝瑰、刘斐、熊向辉在解放后都能公开真实身份，而在对敌斗争“第二战线上”的战士的真实身份必须继续隐瞒下去，北平之大竟然就无法安排烈士的未亡人和遗孤。
中央银行北平分行方步亭行长多年来经营宋家的私人生意，虽然有国舅宋子文的保护，但却经常受到军统北平站的讹诈。1948年国民党发行所谓的“金圆券”，以行政手段掠夺百姓手中的黄金和白银。他处在中央银行北平分行行长的这个地位，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连自己夫人金项链也不得不拿出来兑换新币。北平解放前夕，他通过妹夫——中共地下党员谢培东——
了解中共方面周恩来对央行储存的黄金和白银的处理意见，希望能将这批财产保护下来，自己愿意回老家找个中学或者小学教书的职业自食其力。由于共产党方面答应了傅作义的交换条件，中央银行北平分行以及它的行长都是国共交换的筹码，在国名党中央银行、傅作义和共产党三方的高压下，他不得不带着夫人随银行一起去台湾。
1948年下半年，方行长的的儿子，国军王牌飞行员方孟敖被国民党派往北平参加稽查北平粮食的贪腐行为，以后又改为做发行金圆券的准备工作。两年多前，在国军杭州笕桥航校任教官的方孟敖已经由中共地下党员崔中石发展加入共产党。来北平之后，他利用公开身份的便利，揭露马汉三之流的贪污行为，把被北平粮食管理委员会贪污的救济粮发放给北平市民。当他的姑父、中共地下党员谢培东被徐铁英拘禁时，为了解救姑父，他押着与国民党官员串通一气发国难财的奸商强行起飞，通过飞行对讲机让马汉三揭露国民党的贪腐行为。北平解放前夕，他拒绝接受蒋经国给他的驻美使馆武官的安排，想和家人一起迎接新中国的到来。由于同样的理由，不得不与他的飞行大队满载中央银行的金钱以及亲人飞往台湾。
就在方孟敖忧伤地对恋人谈起，北平和平解放后，自己做过的事很快就会被人遗忘，身为中共地下党员的何孝钰表示新中国不会遗忘每个人，并且描述了新中国的样子：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但她随即得知共产党接受了傅作义的条件，方家和方孟敖的飞行大队都必须随中央银行北平分行去台湾。“花何时长好，月何时常圆”？失望和忧伤之余，何孝钰毅然决定随未婚夫同行。
何校长曾经嘱咐自己的女儿“不要卷入政治”，以剧中几个重要人物的归宿来解读这句话就是：上船容易下船难；政治是权力交易。无论是国民党方面的曾可达和梁经纶，还是共产党方面的方孟敖和何孝钰，无论是丢失政权的失败者，还是取得政权的胜利者，他们都无法选择个人的命运。
然而，祸福相依，世事难料。当年解放军的刘部长在国军高官的陪同下进城，可谓八面威风，一副胜利者的得意姿态,在胁迫方行长去台湾时还不忘掉一句书袋。刘部长的原型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被长期囚禁在秦城监狱，最后死于监护病房。而方行长一家被迫去台湾，躲过大陆的历次政治劫难，反倒有可能是个善终的结果。
五、明朝历史的教训 也是文革的教训
休假结束回程路上，在机场书店买了一本历史文集《明朝历史的教训》。作者吴晗曾任北京市副市长，是著名的明史学家。如果说电影《早春二月》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的话，那么吴晗的《海瑞罢官》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
1959年中共召开的庐山召开会议，总结经济工作的成绩和缺点。时任国防部长彭德怀和其他几个党的忠诚干部对“大跃进”的失误提出批评，受到严厉的整肃，被定性为“反党集团”，而且还被撤销了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的职务。这一严重践踏党的民主集中制事件产生的后果是，全党噤若寒蝉，没人敢在公开场合发表真实的想法。为了发掘出党内的持不同意见者，党的各级干部被要求学习海瑞精神。在这个背景下，吴晗发表了多篇有关海瑞的文章，以他对海瑞的研究写了历史剧《海瑞罢官》，还为京剧表演家周信芳改写了京剧《海瑞上疏》。
吴晗的历史剧等于在宣告：海瑞是敢于向昏君嘉庆帝说实话的忠臣，加上与邓拓和廖沫沙以“三家村”笔名在《北京晚报》发表一些针砭时弊的短文，使用诸如“太阳上有黑点”，“伟大的空话”，这类敏感的词，他无疑为自己签下了死亡判决。在“革命如今砸狗头”（廖沫沙：《余烬诗选》）的“文化大革命中”，吴晗惨遭迫害，死在狱中。
阴谋论的制造者善于从文章或文艺作品中嗅出阶级斗争，他们给小说《刘志丹》加上耸人听闻的“利用小说反党”的罪名，将大量原陕北红军出身的干部打成反革命。然后又从《海瑞上疏》中嗅出彭德怀上书，从《海瑞罢官》中嗅出罢彭德怀的官，根本不容当事人申辩。接下来就是支持自下而上的夺权，瘫痪各级共产党组织，然后直捣“中国的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去年是“文化大革命”爆发的第五十周年。虽然这场动乱已经过去四十年，为了避免这类悲剧再次发生，有必要以“易细不宜粗”的严肃态度总结历史教训。在讨论“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领导者的心理素质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值得讨论。
这场动乱中，最疯狂地迫害无辜的是（在最高法庭审判的自辩中）自诩“一条狗”的“文革旗手”。早在1930年代，“文革旗手”以电影演员的公开身份在上海从事党的文化工作。这是一个受关注的行业，有关影星们的谣言、绯闻、八卦常被媒体曝光，她当然也是媒体注意的对象。她因党组织遭到破坏被捕入狱，获释以后去了延安。解放以后她长期患病，“文化大革命”前几乎处于病休状态。1966年初，她以主持部队文化工作会议出现在公众视野。“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成为文革小组组长，权倾一时。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掩盖自己的历史，凡是在1930年代和她有过交往的人，包括电影导演、演员同事、佣人，都受到无辜的迫害，甚至被迫害致死。那时如果收集有关“旗手”的明星照，或者说私下议论“旗手”的历史，都有入狱和被判刑的危险。
吴晗书中归纳的一些明朝历史的教训，也适合用来总结文革的历史教训，比如明太祖朱元璋的“和尚撑伞，无法无天”，没有道德底线，都与自卑有关。朱元璋自知执政的合法性遭人质疑，前朝的大知识分子们拒绝出来做官。他的对策是实施暴政，制造文字狱，建立特务机关监控国家，把人民当作假想的敌人，挑动人民相互揭发相互监督，以维持王朝的万世统治。他对早年当和尚的经历十分自卑，在看到“和尚”、“强盗”、“贼”等字就会产生遭人诟骂的联想。有人写了“天下有道，万寿无疆”，被认为骂他是“大盗”，幸亏这两句话分别出自《论语》和《诗经》，作者免遭凌迟。又一次他读到“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责”，认为“光”骂他“光头”，“圣”（和“僧”发音相近）骂他“和尚”，“作则”骂他“做贼”，这回作者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因为自认出身低微而感到自卑，一旦掌握权力就发泄仇恨，用以掩盖自卑感，一个领导人的这种心理障碍——“自卑情结”，导致一个民族的旷日持久的灾难，难道不应该从中获取什么教训吗？
六、留下的思考
回国之旅是轻松而又愉快的，中国特色的变化令人耳目一新，但一些社会问题也不容低估，离境前留下的几点思考。
改革开放实施三十年来，计划经济平稳地转型为市场经济，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已经逐渐与国际市场接轨，成为全球化经济体的重要成员。国外的先进技术结合中国的劳力资源生产的产品遍及全球。中国正在实现从低技术含量的加工地向高科技产品基地的转型，在一些高科技领域已经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大城市中的生活水平已经接近国外先进国家的生活水平，基本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生活水平提高的程度可以用平均收入、住房面积、银行存款等指标定量评价。如何定义具有中国特色的“幸福指数”，用它来评价生活质量呢？
互联网时代，大量电子商业服务应运而生，比如网上购物、网购外卖、用智能手机完成银行转账的无现金交易等，它给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极大的方便。然而客户信息被泄露的事件日益增多，利用这些信息讹诈或者欺骗客户的犯罪案件时有发生。此外，电子商业服务也会给不会使用手机的老年人带来困难。又比如“共享单车”是一种创新产品，有许多独特的优点。然而大量的使用者贪图自己方便，不按规定的地点停车，不仅产品的优势就无法充分发挥，还会给其他居民的生活带来不便。一种产品只向社会一部分人提供服务，同时却给另外一部分人招来麻烦，这样的产品值得推广吗？
在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一些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如外来职工子女“入学难”、大学毕业生“求职难”、全市居民“看病难”和老年人“养老难”。如何解决这类问题，至今没有达成社会共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同于“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原始资本主义社会：它应当是一个充满人道主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大同》）。这样的社会要靠人民共同来建设。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破坏之后，还能找回这些被破除的传统价值观吗？
2017年2月初稿，2017年8月修改
作者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