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甲西：我和彭德怀的一段渊源：６６年在大三线
郑 重：《张春桥：１９４９及其后》自序
萧 木：海燕与太阳——张春桥心路轨迹试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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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九二一）·华夏文摘增刊第一○八九期（zk1708a）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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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七年八月七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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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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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非烟】 我和彭德怀的一段渊源：６６年在大三线 朱甲西
【研究动态】 《张春桥：１９４９及其后》自序 郑 重
【人物春秋】 海燕与太阳——张春桥心路轨迹试探（一） 萧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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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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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非烟】
我和彭德怀的一段渊源：６６年在大三线
·朱甲西·
彭德怀在“大三线”的时候，我曾经在他身边工作过大约１０个月左右的时间。
在此之前，即在１９５９年上半年，彭率中国军事代表团出访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我在他率领的这个代表团工作过，临时职务是翻译组成员，和他接触的时间不到两个月。回国后这个团就解散了，我却留了下来主持赠送我军的资料的翻译工作。７月份翻译工作结束，彭的大秘书“彭办”主任綦魁英大校，叫我到江西庐山亲自向彭汇报资料翻译工作情况，并请示集中起来的小语种专家们是否解散？于是我上了庐山，鬼使神差地赶上了“庐山会议”的会尾巴，在山上住了几天，最后跟着彭下山回到了北京。回到北京我的任务已经完成，随即我就离开了总参。
１９５９年下半年在全国开展的反右倾运动，我就因为和彭的这次短暂接触，成了重点清查对象，遭到批斗和离职审查，尤其是庐山之行怎么也说不清楚。整了半年多，直到１９６０年４月底才恢复工作。文革结束后，我从我的档案袋中看到我被看作是彭德怀的小爪牙，上庐山被怀疑是传递密信。当然，这是事过多年后才知道的。当时我只能交代自己和彭德怀素无瓜葛更谈不上渊源，三军团时期我是小孩，八路军、一野和抗美援朝时期我是学生，１９５４年调干参军在军大地位很低微，他是军委副主席，副总理、部长、元帅，如果他有山头我是山形都没望见的人。和彭的接触完全是工作关系，面对面的时间加起来不到５小时，直接对话总共不到５０句。心里想，我是命里活该，撞到枪口上了，我心中无鬼，任你们怎么整，整吧！也许因为我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没什么分量，反右倾结案时终于放过了我，没给任何处分，但把我调离中央军事机关下放到南昌３２０飞机制造厂去当车间主任，让我远离京城。
６年之后的１９６５年，彭德怀到成都任国务院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上任以后他想起了我，通过军委办公厅一纸调令，将我从南昌调到了成都。１０月份我从南昌经北京到三线建委报到，先被分配到规划局任代理局长，１９６６年１月５日改任彭的技术秘书。
这里有必要说说三线建设。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央下令搞三线建设。中国东部为一线，中部为二线，西部为三线，三线建设就是西部建核武、军工、钢铁、机械等行业的企业和设施。没有论证和计划，只有空泛的号召：“全国支援三线建设”；“各行各业上三线”；“好人好马上三线”……
“分散、进山、钻洞”。到底上了多少项目谁也说不清楚，花了多少投资至今各说不一，没有个准确数字。为了统一指挥三线建设的各路人马，成立了国务院三线建设委员会，又叫三线建设总指挥部，由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兼任主任也就是总指挥。
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长达８万字的一封信之后，毛泽东将彭请到中南海吃湖南腊肉，说：“也许真理在你手里”。派彭德怀到三线建设委任第三副主任（副总指挥），分管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和协调，估计相当于副省级。在西南局开会或看演出，首长席上没有彭的位子，他只能和我们这些一般干部一起坐在台下或者坐在后排。他的战友，志愿军第二任司令员邓华上将其时正在四川担任副省长分管农机，行动可能比彭总自由一些。
到彭德怀身边工作，我实在是一百个不情愿，尤其是当他告诉我，是他调我来三线时，我内心真是叫苦不迭。５９年反右倾斗争中我的经历使我明白，这个人沾不得，我知道再次来到他身边，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好事。
１９６６年１月５日，我刚刚走进我的新办公室，彭就让他的侍从参谋景希珍，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好像知道我的内心活动似的对我说：“我是有麻烦的人，但我不会给你们惹祸，也希望你们不要再给我添麻烦”；“在我身边工作是党的工作要你们做，不是我彭德怀的事要你们做”；“在我身边工作，第一条就是要小心谨慎，尤其是你们现在跟着我，你们的言行必须处处注意，我们墙外有耳身后有人哟！”
就这几句话，说得我胆战心惊。我虽不像一般人那样，认为彭总到三线是东山再起，我认为降级使用是庐山会议后给他的处分。听他这么讲，我明白了他的事儿还没有完，想来他自己也明白他的事儿没有完。当时在座的除了景希珍之外还有柯柄松上校，他是军委办公厅派来随彭入川的。从彭办公室出来后，柯柄松到我的办公室坐了一会儿，对我说要记住彭总的话，有什么工作和生活上的需要可以找宋人俊，同时告诉我要注意宋人俊，如果让宋人俊抓了小辫子，对自己对彭总都不好。还告诉我宋人俊是地方干部，西南局派来的，担任彭总的行政生活秘书，他会来找你的，他说什么你都听着，该怎么对答你自己要有原则，只要不牵连老头子（指彭总）怎么都行。没几天宋人俊单独向我传达了李井泉的指示，至今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彭德怀同志到三线工作是毛主席决定的，毛主席把他交给我，他的工作、安全、生活、他的一言一行我都要向毛主席负责”。
宋人俊要求我，当他不在彭身边时，要把彭的言行与活动告诉他，他好向李政委（李井泉）汇报。因为有柯上校事先给我打了招呼，我很冷静地回答了他。后来，我们发现宋人俊不过是拉大旗做虎皮，他一个月也难得见李井泉一面，根本不存在李井泉听他汇报的问题。他只是每天写《工作日志》，记了些什么我们不知道，记完了交到办公厅，当天的《工作日志》交上去后再将昨天的那一本《工作日志》领下来，如此循环往复地记《工作日志》，实际上三线建委没有这项制度，因此除他之外谁也不记什么《工作日记》。景希珍告诉我，宋人俊记的是彭的行踪，没记什么工作。
彭德怀在三线的工作不多，可以说多数时候无事可做。煤炭方面，跟攀枝花钢铁基地配套的攀枝花煤矿正在建设，广旺矿务局有一个煤矿在建设，其余的煤矿都是在原生产规模上扩建；电力方面，只有渡口火电厂，龚咀水电站在建。其余的能源建设项目，都还在各自的条条块块审批过程中，他插不上手。其余像核武、军事工业、机械工业甚至农业机械等方面的项目，不许他过问，有关文件、资料也不发送给他。他成天在办公室看书、听收音机无事可做，我们也跟着他闲得发慌。
启动文革的《５·１６通知》下达后，西南局召集了一次厅局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传达宣读了《５·１６通知》全文，传达了毛泽东在大区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其中讲到彭德怀就是今天的海瑞：“１９５９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等。西南局宣传部长也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刘文珍还在会上点了彭的名，说“右倾机会主义头子、反党分子彭德怀就在我们建委，不批判能行吗？”由于有意安排，彭没有参加这次传达会。他参加的是第二天在永兴巷三线指挥部的群众大会，他听到的只是《５·１６》通知没有毛泽东的讲话。
当我向他转达在西南局礼堂听到的毛泽东讲话和刘文珍的讲话时，他笑着对我说：“这次运动不是针对我的”，“我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再烫还是死猪，由他去罢。”没过几天，永兴巷三线指挥部办公大院和西南局里，贴出了声讨彭德怀的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中有“会理夺权”，“违抗中央指示发动百团大战”等情节，我是第一次看见，显然是有人在幕后指使。还有“授意死党钟伟大闹军委会议”，“死党蔡铁根恶毒攻击毛主席”等内容，彭总也是前所未闻的。他三两天出去看一次大字报，由景希珍和司机赵凤池陪同，出去之前还向办公厅打个招呼。８月６日成都后宰门体育场，彭德怀第一次登台挨斗，柯柄松和我有幸站在他身后陪斗。会后回到永兴巷指挥部，彭向我们两人道歉，说是他连累了我们很对不起！还让我们做好准备，他现在没有工作可做，用不着我们了，他会想办法将我们从他身边调走。
当年８月１５日三线建委第一副主任程子华，建议彭德怀到永荣矿务局视察，有意让彭避避风头。当天由赵凤池开车，景希珍和我陪同彭到了永荣矿务局，第二天上午开会听汇报时，听说造反派要组织围攻，就转到曾家山煤矿视察。吃晚饭时彭和我们还有矿务局的几位领导，正在食堂排队打饭，忽然矿上的有线广播正在播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我一听心想糟了，这篇文章去年就登在报上了，今天在这儿广播是什么意思？我立即对景希珍说恐怕要出事，如果排队的工人认出彭总来，会发生什么结果很难预料。我们两人将彭总架出了食堂回到招待所，刚进屋坐下，工人造反派就把招待所包围了，喊口号要打倒“三反分子”彭德怀，“打倒野心家彭德怀”！
永荣矿务局龙善培局长和矿务局的领导来了，炊事员也把饭菜送来了，吃饭时我才知道，龙局长是志愿军的营教导员转业，矿务局好几位领导都是转业军人，他们得知彭要来早作了准备。永川县武装部的部长，带领部队在招待所门口站岗，还联系了内江军分区和江津军分区，做好策应保护彭的准备。龙局长还对我说，程子华副主任要他保护彭总，在矿上住一个时期。彭执意要回成都，第二天龙局长带了一卡车矿警，护送彭到了内江才回去。回到成都后，程子华来看彭，彭拍桌子斥责程子华不该让他出去躲，他说：“躲什么？躲个鬼，我彭德怀为什么要躲？就是一个死嘛！我不怕，我不检讨，也不下跪求饶”！程子华说：“成都太乱，明着批斗还好说，就怕有人乘乱下毒手，整死你我不好交代”。彭说：“什么有人？有人就是一个人，离开北京我就没想过活着回去……”
程子华要我看好彭，不让他出门，有什么事直接找他，并且告诉我，现在只有他一个人还在主持三线工作，李井泉，闫秀峰等主任、副主任都不来上班了，造反派天天来闹，要特别注意不要让他们看见彭在这里。
９月份我得到组织部通知，调我到雅安川西机器厂任党委书记、厂长。这个厂是航空仪表厂、是当时三机部的三线建设项目，正在建设之中。由于我的任命手续还要经过在京的三机部办理，我奉调之后还不能立即赴任。没有谁来接替我的工作，把文件资料连同钥匙交到办公厅就算完事，只等三机部调令一到，我就奔赴雅安。闲来无事，我一个人逍遥了几天，思索着这个并非针对文化的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还考虑彭德怀最后会是什么结局？因为我已是彭德怀黑爪牙了，他的结果如何必将对我产生影响。再就是每天陪他下几盘象棋，他的棋艺不高，我也是臭棋水平，消磨时间排遣寂寞而已。那时他身边只剩下景希珍和赵凤池两个人了。他对我说：“你是三机部来，我让他们还是放你回三机部去，并且要他们把你转业下地方。对不起喔，因为我这儿你不能呆了，军队也不好再干了！”
听了之后我心里一阵酸楚，这个老头儿在这个时候还考虑如何保护我安置我，好人哪！国庆节当天，我去向他辞行，因为我过节后，１０月３日就要到雅安去了。他留我吃午饭和晚饭，我们下棋谈天，我对彭说：“你总以为你和毛主席的分歧可以说得清楚，我看你说不清楚，他也不会给你机会让你说清楚……这次运动你估计得很正确，目标不是你，可还是冲向你来了。”
彭说：“几十年相处，我知道他给我挽了好多个圪塔，恐怕到死都解不开，只有我们两个人死了一个才解得开，莫办法的。”
临分别时，彭总送了我一张他的彩色照片，牵着手送我到大门口。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下旬，景希珍打电话要我回成都，他对我说永兴巷站岗的卫兵挡不住红卫兵，彭已经被抓去批斗几次了，还在成都地质学院被关了一天一夜。要我回成都帮他联系部队保护彭，还对我说三线指挥部的头头儿一个也找不着，现在是造反派争着要斗彭，形势很危急。
我１２月２３日赶到成都永兴巷，正赶上四川大学的红卫兵要揪斗彭，景希珍和警卫战士护住彭不让红卫兵抓他上车。我看双方虽然紧张对峙，但学生们并不是义愤填赝，好多人拥挤着要看彭德怀是个什么样子；我发现他们８·２６兵团的头头江海云在场，我向她说批斗彭德怀可以，我要向中央军委请示，批准了你们将人带走，我们的医生、护士、警卫要跟了去，你们组织还得给我们打张条子，健康的人交给你们，你们必须安全的送回来。她竟然被唬住了，几个人商量一阵就带领红卫兵撤走了。
几十年之后，我在四川科技情报研究所碰见江海云女士。她说，当时看见彭德怀疲惫不堪，一副老农民样子我们就不想斗他了，第二天在永兴巷，我们８·２６就没有参加嘛！
第二天是２４日，北京地质学院的红卫兵领袖王大宾，拿着中央文革的批示，来到永兴巷三线指挥部，要抓彭回到北京批斗。看了中央文革的批示后，我和景希珍两人都打电话，毛泽东和中央办公厅的电话都打不通，我好不容易接通了周恩来办公室的电话，李福德秘书请示后告诉我：“由成都军区派人护送来京”，重复了两遍。
我叫王大宾也听了这个电话，红卫兵撤出了指挥部大院。成都军区余洪远副政委来了，向王大宾宣读了周恩来的电话指示，向彭请示后对王大宾等人和我说，２５日８次车送彭回京，但几条街的红卫兵仍然围住永兴巷不走，余洪远调了一连人来加强指挥部的守卫，一直到２５日晚护送彭上了火车，部队才调走。
彭德怀走前那几天，三线指挥部、西南局所有负责人都不露面，没有受冲击和打倒的负责人一个也找不着，应付红卫兵纠缠，联系部队，以及堵住楼口、过道，保护彭不受冲击的人，全是三线指挥部的一般干部，许多人几天来，下班也不回家，守住彭。
２５日下午，成都军区扶庭修参谋长带了一连战士和４个军官来到了永兴巷，找到景希珍和我，一起替彭收拾行李，一切准备妥当好后，扶参谋长和我陪彭喝茶，景希珍去领彭的工资。会计廖静是省委书记廖志高的侄女，她拒绝发给，扶参谋长勃然大怒，带了几名战士亲自跑了去，领来２０００元交给彭，约相当于彭５个月的工资。据我所知，这大概是他一生最后一次领工资。他到北京后曾有一次要三线指挥部把工资寄给他，还是这个廖静就是不寄。当然这是后来的事了。
当晚９点钟，成都铁路局廖清泉局长开车来接，我们一行随同彭德怀到了火车站，在软席候车室休息，扶参谋长让廖姓营长和３名军官及一班战士和彭见面，当面交待了保卫任务。１１点由重庆开来的８次车进站，廖清泉局长把列车长叫来候车室，介绍给彭和廖营长后，扶参谋长、廖局长、我和景希珍，一同送彭登上加挂的一节软席车厢，彭住进了包房，王大宾要和彭同住一房，我让廖营长把王大宾轰了出去。景希珍检查车厢后，对我说可以放心了，整节车厢除了军人之外没住任何人。扶参谋长、廖局长告辞后，我对彭说路上不会有什么问题，从成都军区和成都铁路局的态度来看，中央还是保护你的。他对我和景希珍说：“别天真了，哪儿还有什么党中央哟，我不在乎他们保不保护我，也不稀罕谁来保护？”握手再见时，他抓住我们两人的手说：“再见！还能再见吗？！”
就这样彭德怀孤零零的一个人，回北京去了。事后知道，彭回京后立即遭到了软禁。１２月２６日我驱车回到了雅安，景希珍到四川省军区报到去了。
３个月之后，１９６７年３月份，我被川西机器厂的造反派拉上主席台批斗，给我戴了三顶帽子：“三反分子彭德怀的黑爪牙、修正主义的外国特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虽被造反派夺了权，好在雅安军分区方司令员，空军驻厂军代表双仁贵保护我，我得以陪方司令钓鱼，还花了近两年时间研读《资本论》。
１９６９年１２月７日，不知是那道衙门的什么官儿下达的命令，半夜时分将我投进了雅安三元宫监狱，接受外调审讯，中心内容是：揭发检举彭德怀和交待自己与彭德怀的罪恶关系。又因为我顽固不化和死不认罪，升级为单独监禁，押到庐山县苗溪茶场特区监狱，有幸与马识途、胡风、梅志、张仲良等人成为难友。
直到１９７５年，我带着“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影响有严重的思想认识错误”的结论走出监牢时，彭已去世半年有余。１９７８年５月，彭德怀、张闻天追悼会半年之后，我的结论改为“受彭德怀同志冤案影响被非法监禁六年多”。从此我一生的沉浮，才算是彻底地离开了“彭德怀元帅”。
几十年过去了，我在彭德怀身边这一段往事，依然记忆犹新。
□ 原载：老衲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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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动态】
《张春桥：１９４９及其后》自序
·郑 重·
２００８年完成《毛泽东与文汇报》的写作，感到言犹未尽，还有一些文化大革命的资料未能用上，浪费了可惜，我就想写当年的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写作组的一些人和《文汇报》多少还有些关系。在整理写作组资料时，无论怎样都绕不开张春桥和姚文元，他们是写作组的灵魂人物。要了解张春桥和姚文元，也无法离开写作组。张、姚和《文汇报》的关系更密切、也更深入一些，我对他们也有些感性印象。这样，我就改变了写作的初衷，写起张春桥传来了。
按照过去一边倒的历史，张春桥已经是被钉在历史耻辱架上的人物了。什么“篡党夺权”、“武装动乱”、“叛徒”、“特务”、“阴谋家”、“野心家”，他简直就成了魔鬼的化身，似乎已经盖棺定论了。但一边倒只能带来历史偏见，历史偏见又必然会把人带入误区。张春桥案距今已有四十年，张春桥和与之利害相关的人物都已去世，随着政治风云的淡化和一些历史真情的显现，人们看待以往事件的视角也在逐渐多元化，开始用历史的眼光重新审视张春桥。凝固的看法打破了，张春桥成了有着颇多争论的历史人物。这些都为走近张春桥创造了条件。
我无法看到和张春桥有关的文献档案，只能穿行在官方已经公布的文献和已出版的书籍、文章中，从字里行间寻找张春桥。但这些文献不完整，而且多是向他问罪的，这些都无助于全面地认识张春桥，也没有打动我想去做深入的探究。直到我了解到在北京元老派的眼里，张春桥只不过是个“小文人”、“小记者”，或者如他自己所说“我是个小人物，人家哪里把我放在眼里”，我才觉着触摸到了一些东西。
寻找张春桥，特别是寻找真实的张春桥，可以说我寻找得很苦。张春桥给人的印象，在大会上讲话出口成章，洋洋万言；在小会上，他常常是后发制人，出语尖刻；平时沉默寡言，高深莫测，给人留下“阴谋家”的印象。张春桥本来就性格内向，不善交往，知心朋友也少，使人无法进入他的内心世界。幸好我做了一些采访，其中有他的孩子、秘书、部下及一些知道真实情况的人。还有当年在工作的地方听到他的一些讲话，看到他的一些批示，都还残留在我的记忆中。尽管如此，我也不敢认为就找到了真实的张春桥。应该说本书的写作还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在寻找张春桥的过程中，我始终坚持：我不是审判者，张春桥也不是受审判的人，他是这本传记的主人，在材料的基础上，我和他进行平等的对话。我是以诚实的态度对待历史素材，更是以诚实的态度对待张春桥。
张春桥曾是个热爱文学的青年，十七岁就带着“俺们山东人”的豪情来到上海滩。他受到左联影响，追求进步，奔向延安，进了抗大，听了毛泽东的报告，还没有参加延安整风运动，就去了晋察冀边区，开始了报人生涯。他从延安带走的是对毛泽东的敬仰之情，写了《毛泽东之歌》。可能是由于革命的火候不到，对毛泽东理解得不深，《毛泽东之歌》受到批评，说他用小资产阶级情调写伟大的革命领袖。从此，他努力锤炼革命精神，带着这种精神去理解毛泽东。１９４９年之后，张春桥作为掌管意识形态的地方官员，贯彻毛泽东的指示，跟上毛泽东的步伐，一直在理解毛泽东的精神上下功夫。
张春桥所走的这条道路，是没有参加过红军长征的中国革命知识分子以及一部分从延安走出来的知识分子共同的人生经历，有着普遍意义。在毛泽东驾驭的革命列车上，每当列车急转弯时，有许多人被甩了下来，变成不革命的、甚至反革命的知识分子。而张春桥则不同，随着列车的颠簸、变速或急转弯，他调整自己的姿态，始终没有被毛泽东驾驭的革命列车甩出去。随着对毛泽东理解的加深，张春桥和毛泽东的距离越来越近，最后走到毛泽东的身边，取得了毛泽东的欢喜、信任和重用。张春桥所以能做到这样，靠的并不是对毛泽东的高调歌颂，而是对自己的准确定位：毛泽东思想的诠释者。他目不旁视，坚定地跟着毛泽东，以写一本《毛泽东传》作为一生的最高理想。毛泽东身边的笔杆子一个个被淘汰出局，毛却和张春桥相始终。毛对张有着知遇之恩，视其为知音。
张春桥和毛泽东的关系是本书的主线，这也是我写张春桥传记的出发点。如果说毛泽东伟大，张春桥的影响还存在；如果说毛泽东渺小，张春桥也只好尘飞烟灭。离开毛泽东，张春桥也就从历史上消失了。他只不过是毛泽东棋盘上的一颗棋子，没有这颗棋子，毛泽东晚年的棋就可能是另一种下法。探讨张春桥的错误，也只能从毛泽东那里找根源，我没有能力在这方面作出合理的评论，只能记述张春桥在毛泽东的棋盘上走了哪几步棋。
张春桥当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女儿维维问他：“你的感觉怎么样？”他回答说：“没有怎么样，哪一块革命根据地是我开辟的？哪一支军队是我带出来的？哪一个战役是我打下来的？”这句话极为重要，是张春桥的内心世界。他还当着众人之面说：“要说我有什么野心的话，我这一生最大的野心就是想写一部《毛泽东传》。”张春桥的这个理想和他给自己的定位很吻合。他只能充当一个摇笔杆子的人。从林彪开始，那些功臣宿将都不把他放在眼里，他只不过是个“小文人”、“小记者”。毛泽东借古人的话“随陆无武，绛灌无文”，不只是说给许世友听，也是针对张春桥的，他就是当代的随何、陆贾，毛泽东虽然让他穿上军装，置诸高位，但在军队里没人听他的。要是没有毛泽东的庇护，他根本不是功臣宿将的对手，所以，他以疏远、警惕、批判的态度对待元勋们，把军队系统的人都得罪光了。张春桥有这样的自知之明，还会有什么非分之想吗？当然也就成不了什么“野心家”。他把自己定位为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思想的阐释者，想在理论上制胜，或许认为理论比权力的寿命更长。
在调查、写作的过程中，除了那些接受我访谈的人，对我推心置腹，以诚相待，还有书稿评审专家和我的几位朋友，都对本书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编辑们更是付出了心血，特别是责任编辑叶敏磊小姐锲而不舍的敬业精神和精致的编辑风格，助成此书。画家徐唯辛教授慷慨提供封面图片，影像收藏家周铁男先生也提供了若干幅珍贵的插图。在这里向那些为本书作出贡献的人一一表示谢忱。我是一个极为普通的人，“诗赋自惭称作者”，正是我此时的心境。也许有人读后会说我在为张春桥翻案，其实我毕竟是年藉八十的老翁，既没有为张春桥开脱翻案的精力，更没有这个胆量和能量。我不研治历史，只是一个吃新闻饭的人，多年的新闻生涯养成了遇事探真求实、捕捉细节的习惯，对同是报人出身的张春桥的经历，只不过是作了一番整理编辑的工作罢了，读者朋友们能从这里听到我真诚的心声，能对我提供的资料有着鉴证的兴味，此愿足矣。
２０１６年７月
〔郑重：１９６１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在上海《文汇报》担任记者、编辑工作四十余年，著有《风雨文汇，１９３８—１９４７》、《毛泽东与〈文汇报〉》等。〕
□ 原载郑重：《张春桥：１９４９及其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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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春秋】
海燕与太阳——张春桥心路轨迹试探（一）
——《张春桥传》代跋
·萧 木·
◇ 题记
文革前我也是做新闻工作的，与郑重兄可说是同行，只是久闻大名却无缘结识。进入新世纪，我从“一城二桥”——秦城监狱、提篮桥监狱、六里桥劳改厂兜过一大圈出来，已是垂垂老矣，且还套着“反革命要犯”的帽子，常人避之犹恐不及，偏是郑重兄却盛情邀我同游杭州西湖，其后多次交往和畅谈，遂成知交。今年（２０１４）中秋，他抱着这部沉甸甸的《大传》书稿来让我先读为快，并热诚希望我能写篇序，还预先把退路也堵死了：“要不然，你就随便写点什么也可以。”我读后除了钦佩作者采集材料之丰富翔实，思考之独到深刻，文笔之隽永流畅，却又着实为难起来。因我从来不敢也不会为人作序，但这回是老友相邀，却之何其无礼！犹豫再三，只好勉为其难，偷个懒，选择郑重兄“要不然”那句话中的“随便写点什么也可以”，拉杂敷衍了这篇东西，还请读者诸君和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自１９８０年代初以来，中国大陆主流媒体和公开出版物对张春桥的评价大体是一致的，不妨归结为一句话：“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狗头军师”。近些年来，民间和网上文革研究者渐渐有了些新的评述，不过大致还处于众说纷纭阶段，就我有限的阅读范围来看，似乎一时还难有代表性的评价问世。
张春桥无疑是一个重要而又复杂的历史人物。文革自发动至以失败告终，他始终身当万众瞩目之位，且通常又总是处于各种矛盾的聚焦点。在这个过程中，他直接间接整过不少人，不少人也直接间接整过他。他整过的人和整过他的人，都有成千成万，且上至中央领导下至基层群众。在我看来，真要对像张春桥这样的文革中重要而又复杂的人物作出比较接近历史实际的评价，前提条件是先要对毛泽东有一个比较接近历史实际的评价。毛泽东晚年病中至少曾对人说过三次，他一生就做了打倒蒋介石和发动文革两件事。很显然，他自己更看重的是文革这件事。这是因为，自１９５０年代中期以苏共召开“二十大”和赫鲁晓夫发表《关于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秘密报告为标志，爆发了国际性的社会主义危机后，毛泽东这位具有深厚中华历史文化修养却也颇受古老的帝制思想传统影响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和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按照他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设想，对危机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探索和拯救，发动文革是总结此前十年经验教训后的最后一次被他认为是根本性的探索和拯救。为达到这次拯救的预设目的，他付出了晚年全部的精力、心力以至生命。因而如果真要对毛泽东作出比较接近历史实际的评价，也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先要对时间长达十年之久，空间也不限于中国，还牵涉到总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的各社会主义国家其社会制度历史命运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有一个比较科学的评价。毛泽东是为着拯救社会主义危机而发动文革的，而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想社会的思潮，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先后在苏联、中国等多个国家实施的社会主义制度，也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无论社会主义思想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其兴起或衰落，成功或失败，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只有放到人类历史的总体发展中才能获得说明。人类第一次社会主义制度尝试性的实践，在它既有过辉煌却也付出了惨重代价以后，以中国文革的失败和紧接着苏联的解体为标志宣告终结，留下的是与整个２０世纪共存的丰富而驳杂的历史文化遗产，等待着后人去鉴别，去扬弃。所以我以为，中国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事件，研究文革理应有世界性眼光，不能局限于某一党或某一派或一部分人的视野，要努力从中挣脱出来。不过真要做到这一点也不那么容易，看来尚待时日。
本人才疏学浅，又长期处于与世隔离状态，这篇文章自然不敢有要对张春桥作全面评价的奢望，只是想谈点印象和感想。十年文革，我先在上海市委写作组工作，后奉调中央办公厅担任王洪文学马列辅导员又兼一点《人民日报》工作，多数情况下是张直接领导下的一名工作人员，因而与他有了较多接触。在我的印象中，那时的张春桥可说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毛泽东的一面镜子，他似乎也很愿意做这样一面镜子，力图使自己的思考、行事能够反映出毛泽东的意图、指示和部署，成为毛思想的阐释者和实践者。尽管文革后期毛曾一度有过要把张培养为“接班人”的想法，致使张与一些高层领导的关系显得如此紧张、微妙而又敏感，张的应对有时也难免进退失度，但就我观察所得，以为他在坚定地跟着毛走这一点上，始终如一。拙文就想以张与毛关系为主线，简略追溯一下他从少年时代就开始的寻找与追求，重点选择文革中他先后与林彪，与周恩来、邓小平，和与华国锋的矛盾或较量的若干片断，对他在这段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人生历程中，认识、理解和追随毛的心路轨迹作一次尝试性的探索。能否探索到一点什么毫无把握，只能说试试看吧！
（一）康平路有条“T”形小弄
不妨就从我最初认识张春桥留下的印象说起，时间是在１９６０年十月我调到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党刊编辑室工作以后。不过应当申明一句：那时张春桥已是市委专职常委、柯庆施政治秘书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不久又先后出任市委宣传部长、市委书记等职，而我只是党刊一个小编辑，不在一个档次上，又没有工作上直接的上下级关系，所以只能说是我认识他，他并不认识我。巧的是，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几乎天天见面。
党刊编辑室和市委书记处都在康平路上相距不满百步，二者与对面马路形成的三角处有一条“T”形小弄，每天早晨七时半左右——相差不会超过三两分钟，就会在小弄口出现一个气宇清朗、衣著整洁、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从容舒缓地踱着步，抽着烟，向那小弄走去。在他前面跳跳蹦蹦走着的，是一个约莫三两岁的小男孩，时不时回过头来清脆地说几句什么；中年男子间或有所应答，却依旧不改他舒缓的步调和从容的神态。到拐弯处，中年男子站住，转身９０度，看着小男孩飞也似地奔向“T”字一竖末端那道半掩着的黑漆大门，不挂牌子，也没有任何标记，但偶或传出天籁般的童声笑语告诉你，大门内该是孩子们的天堂吧？是的，那里是市委机关幼儿园。
小男孩跨进黑漆大门，回过头来向这边招招手，中年男子略略抬手一挥示意孩子进去，然后再转身９０度，弹去已积得长长的烟灰，再舒缓地从小弄踱出来。由于这条“T”形小弄也是我那时每天上下班必经之路，所以几乎天天可以看到这一幕。见面的次数多了，相互似乎都感到得有所表示。于是我向他点个头，微微一笑；他也向我点个头，微微一笑。要到过了大约一两个月后，我才从与一些“老党刊”的闲谈中得知，这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就是张春桥，那男小孩是他的小儿子毛弟。
我之所以花了那么些笔墨来描述“父送子”这么一件小事，是因为根据我在文革期间与张接触中留下的印象，近些年来又读了他我有可能收集到的从少年时代开始的全部作品，对他一生的各个时期作了比较以后，认为我在康平路“T”形小弄口看到的那一两年里的张春桥，正是他整个人生中历程中极为难得的、甚至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身心安适舒畅、胸口鼓满创造活力、眼前充满光明和希望的一个时期。而他获得这一切，都与他终生仰慕、崇敬、愿意追随到最后一息的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如果以与毛泽东的关系来梳理张春桥的一生，那么大略可以分为寻找、迷惆、初识、成功、失败和刻骨铭心的自我否定；接着是仰望和奋起追随，然后是在追随中的跌宕当起落，一次次受困和一次次获得解救，不断接近和不断加深对领袖的理解这样一些阶段或时期。而出现在“T”形小弄口的张春桥，正开始进入到最后一个充满着光明和希望的奋起追随的时期。
但就在几年前，他还沉陷在失败的痛苦里。那是他不得不承认的一次严重的失败，对他从少年时代就开始的寻找、追求来说，甚至还是一次颠覆性的失败。
事情是１９５１年新春过后不久突然发生的。
这年二月十一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原发表于《人民文艺》的周巍峙的文章：《略谈歌颂毛主席的歌曲的创作》。文章称赞“陕北农民所作的《东方红》”是一支唱出了“人民对领袖无限的尊敬与深厚的感情”的好歌；而在批评的一些“轻佻肤浅、矫揉做作”的歌曲中，举例最先提到的就是张春桥在延安时期创作的《毛泽东之歌》。周认为这支歌所选取的暴风雨和海燕的形象是“灰暗、无力的”，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是“沉郁、感伤的”，与现在人民群众“对领袖的无限敬爱和深厚的感情”“距离很远”。
《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周巍峙既是老革命又是资深音乐家，当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局长。如此权威的批评，而批评的又是涉及到对领袖的认识和感情这样严肃而又重大的问题，不难想见，其时正担任着华东军政委员会出版局副局长的张春桥，会有怎样一种震惊、惶恐、沉痛的心情！
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
紧接着北京、上海等地的报刊上又发表了一些批评文章，有的说《毛泽东之歌》表达的是“小资产阶级趣味”，“个人陈旧的、轻浮的感情”；有的说“把领袖比作海燕孤零零地高翔于群众之上”，“没有写出领袖与群众的正确关系”。上海音乐家协会三十位音乐家一起座谈写出的文章，更认为“这支歌的曲调很凄凉，像一支挽歌”。写颂歌竟然写出了一支挽歌，问题有多严重啊！
与中共干部队伍中极大多数是扛着步枪、大刀、长矛，通过参加“八一起义”、“秋收起义”或在某地暴动，然后建立“根据地”等形式锻炼成长起来的不同，张春桥是拿着一管笔，经由文学的道路去认识、理解和接近革命，然后加入到革命队伍来的。这个十四岁从山东巨野县巨野镇一个旧式破落地主家庭（父亲主要是从医）走出到济南求学的少年，自幼爱好文学，还似乎有些早熟，读初中时就开始在报刊发表作品。他生性内向多愁善感，既敏感于大自然的寒来暑往花开花落，更敏感于故国故乡的内忧外患深重灾难。为了亲身感受底层民众的生活，他经常在课余时间换上破衣褴衫，到车站、码头去与苦力、流浪儿交朋友，体验他们的痛苦，了解他们的心声。他为被迫卖春的少女向社会呼唤公平，为挣扎在死亡线上失业工人发出呐喊。１９３２年上海爆发了“一·二八事变”，这个身在大明湖畔正谊中学读书的少年，迅速创作了以此为题材的小说《为国捐躯》，连载于《山东民国日报》。通过小说主人公惠华壮烈牺牲前给亲人的一封信，向全社会发出呼吁：“我的好朋友，你们努力吧！……我的血，还有点热，不要使它冷了，你们赶快继续这热，使它沸腾。这沸腾的血，洒在黄浦江上，洒在东海、太平洋里，使它成为鲜红的血的海洋，然后才有中华民族自由之花的开放！”
但写在纸上的慷慨激昂，却正是这个时期的作者内心苦闷和迷惘的一种折射。满目尽是外敌入侵，山河破碎，达官贵人灯红酒绿，穷苦百姓流离失所，却就是看不到一点希望之光。他在《诉》等多篇散文中一再倾诉着内心的郁结和寂寞，渴望在“黑茫茫的浓雾笼罩”中能够见到“一丝星光”。１９３５年，十八岁的张春桥，怀着“追求光明、向往革命”的朦胧的憧憬，只身来到上海。在这个五光十色的异域他乡，他艰难地寻找着他心目中的“光明”和“革命”。在这里，他认识和结识了各种各样的文化人和革命者，还找到了当时上海的地下中共组织，不久便加入了共产党。由党组织安排，他先后到杨树浦工人区、难民收容所等处做文化教员、宣传抗日等工作。与此同时，一面不断在报刊发表战地速写、时政评论，一面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革命书籍，特别是高尔基的作品，从中汲取巨大的精神力量。在读了高尔基《海燕之歌》后兴奋激动不已，当即写出《海的渴慕》，一再倾诉跃跃欲试的内心：“我渴慕着看到大海，更渴慕在它胸膛上预言暴风雨来临的海燕底生活”。但他的“渴慕”似乎远在茫茫的彼岸：“啊，我几时才能看到大海呢？它有丰满而宽阔的胸膛，它有有力的臂膀，它有响亮的歌喉。什么时候，它才能用它有力的臂膀把我们拥在它的胸膛上，给我们唱胜利的歌呢？……”
１９３７年八月十三日淞沪抗战爆发，经过两个多月激战，淞沪陷落。一些不得不继续留在上海的文化人，给自己屈辱、艰难的生存环境起了个名字：孤岛。“孤岛”二字深深刺痛了青年张春桥的心。这年年末，他带着这颗被刺伤的心离开了上海，经过一段艰险和曲折，第二年年初来到了被那时向往革命的知识分子和热血青年视为“圣地”的延安。
人们都说，延安之所以成为“圣地”，因为那里有一位英明的革命领袖毛泽东。多么幸运啊！张春桥被分配到陕北公学政治部担任校刊秘书才两个月，就聆听了毛泽东亲自来学校作的报告，而且还不止一次，前后有四次。
多少个日夜的傍徨、寻找，迷惘、求索，然后是仰慕、崇敬，一听到这个人的名字就会热血沸腾；而此刻，这位为民族自由解放而斗争的杰出的英雄，竟然就来到了面前！他那带着湘音的说话声，左劈右推的手势，是那样雄伟有力；间或扳着手指一一道来，又是那样让人感到朴实和亲切。峰回路转过后，忽而柳暗花明，一阵朗朗大笑，整个大地都为之颤抖起来。
正是从这一刻起，这个来自齐鲁大地的热血青年就酝酿着、构思着，要为面前这位为民族自由解放而斗争的杰出英雄写一支歌，让亿万人民都来高唱由他张春桥创作的《毛泽东之歌》。三年后的１９４１年七月一日，正是中共创建二十周年，他将这个深深埋在心底却又越来越强烈的愿望，付诸实施。
铺开稿纸时，几乎不假思索，那鲜活矫健的意象便鼓着劲翅迎面飞来。呵，海燕！那不正是高翔在大海上空呼唤着暴风雨到来的海燕，象征着光明和胜利的海燕吗？《毛泽东之歌》很快写成。共二十一行，以“不管黑暗无边，夜雾茫茫”，总是勇敢地呼唤着暴风雨到来的海燕比喻“敬爱的毛泽东同志”，说“你响亮的声音，鼓舞着斗争中的人民，温暖着受难者的心”；你是“光明的象征”、“胜利的旗帜”，“我们光荣地生活在你的年代，学着你的榜样，跟着你的火炬，走向自由幸福的新世界”。
《毛泽东之歌》由音乐家卢肃谱曲，先是在晋察冀边区，继而在各个解放区，后来又随着“百万雄师过大江”唱遍了全中国。特别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那个年代，“海燕”呀、“旗帜”呀、“火炬”呀，这些通常是在描写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革命、十月革命，也包括中国“五四”时期一些革命斗争的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词汇，很容易引起他们向往和共鸣。
张春桥获得的成功是双重的，除了文学艺术上的成就，更使他兴奋不已的是，《毛泽东之歌》的成功，表明着他已经找到了象征光明和胜利的领袖，并且自以为认识和理解了领袖，还用他的笔唱出了千千万万人的心声。
但现在，这支颂歌竟被批评为“像支挽歌”！
他给《人民日报》写了封“完全同意”周巍峙批评的信，编者加了个《〈毛泽东之歌〉作者对批评的答复》的标题，发表于同年三月十一日《人民日报》。信中说周“所指出的许多缺点”是十年前我们写这个作品时“就感到了的”，后来整风时“也曾进行过检讨”。“经过整整十年，每当听到人们还在唱这支歌时，内心实在不安，它成了我的一个精神负担，并且一天比一天沉重。虽然也曾想重写一支新歌，但思想感情很不成熟，始终未敢落笔。我衷心地希望有新的歌曲来代替它”。信末说：“这支歌人民广播器材厂曾灌过唱片，为了不使它再推广，我已请人民广播器材厂停止发行。”
这封仅有三百来字的短信，张春桥该是字斟句酌费了好些心思写出来的，我读后却认为没有完全反映他当时真实的内心。要知道这不只是要对一篇自己为之呕心沥血、为之兴奋陶醉过的作品来一个彻底否定，同时还要对从青少年时代就开始的那一段历经苦苦寻求、探索所获得的认识来一个彻底批判，怎么可能像信中说的那样轻松呢？我与张在接触过程中有一个印象十分突出，那就是他的勤于思考，而且几乎一直在思考。通常他公开表达出来的、尤其是用文字表达出来的，往往只是他思考中的极小一部分。所以我大致可以肯定，他在写出这封答复批评信的前前后后，会想到很多很多，这个过程会是刻骨铭心，终身难忘。
以张春桥的敏感，定然会看到那些批评意见中最为核心的一点，就是如何正确认识、表达人民与领袖的关系问题。当年高尔基通过自己对所处时代的观察、体验，创造了勇敢而高傲的海燕的形象，用以歌颂面对黑暗和强暴无所畏惧、百折不挠的革命先驱者，称他们为“胜利的预言家”，喊出了为那时亿万热血青年一再引用的警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应当说，张春桥也是通过自己对所处时代的观察、体验，获得了与高尔基相似的感受，以为当时的中国多么需要像暴风雨中的海燕这样的革命先驱者，用他的全部真诚和激情写出了《毛泽东之歌》。但无论《海燕之歌》还是《毛泽东之歌》中的海燕形象，都无法比喻东方式的革命领袖。张春桥在创作时，也还没有把毛泽东作为至高无上的领袖来歌颂。歌词中称“敬爱的毛泽东同志”，你是在与黑暗作斗争中“最勇敢的一个”。这样的“思想感情”当然要被批评为与人民群众“对领袖无限的尊敬和深厚的感情”“距离很远”。这段“很远”的“距离”，着实令人深思。无独有偶。不仅是明显受到《海燕之歌》启发而写出《毛泽东之歌》的张春桥，就是《海燕之歌》的原创者高尔基，大概“思想感情”上也曾有过一段或长或短的“距离”，以至十月革命后与革命领袖列宁发生了多次争论和冲突，这位曾被誉为“无产阶级文学之父”的大作家因而不得不一度移居国外。
细细想来，这里很可能牵涉到一个学术界已争论了多年的大课题，即产生于资本主义已有相当高度发展、其固有矛盾也已有相当充分暴露的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能否适应和如何适应资本主义远没有成熟甚或还只是处于萌芽态的东方的问题。为解决这个适应问题，后来人们发明了一个公式，叫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本国革命实践，通俗的说法就是“接地气”。因为只有接上地气，才能为本国普通民众所接受，从而转化成巨大的物质力量。但也正是在这个“接地气”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不少观点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其中包括领袖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还只提到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至于无产阶级如何实施这种“革命专政”，并没有作出具体论述。１９１８年四月，列宁在向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提出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提纲中，明确指出：“无可争辩的历史经验证明，在革命运动史上，个人独裁成为革命阶级专政的表现者、代表者和执行者，是屡见不鲜的事”，“所以苏维埃的（即社会主义的）民主制与实行独裁制之间，绝无任何原则上的矛盾”。两年后，又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对群众、阶级、政党与领袖的关系作了专门论述。列宁认为：“在多数情况下，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由此得出结论群众与领袖是一致的，任何将其对立起来的观点“实在是荒唐和愚蠢得可笑”。尽管列宁的的这些论述无意间为集权独裁的产生留下了后路，但并不妨碍那时的中国马列主义者把它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典。
毛泽东对此并未写过专门文章，不过有一首歌所体现出来的领袖观，延安整风后特别１９４９年以来，几乎已为全党全民所一致认同。这首歌便是周巍峙在文章中作为歌颂领袖范例推崇的由陕北农民歌手李有源创作的《东方红》。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先是帝王封建、后是帝王集权专制的历史，使得一直处于被奴役、被压迫的底层民众萌生出一种对“圣君明主”的企盼，步入近代以来，这种企盼又因饱受内忧外患之苦而更为强烈。李有源识字不多，是他生于斯、养于斯的这片承载着数千年农耕文化和古老的历史传统的中原大地让他懂得，农民心目中的圣君明主决不是他们极大多数人连看也没有看到过的什么海燕，而是一抬头便能看到、人人蒙受着它恩泽的太阳。这是上了经书的，如《大戴礼》引孔子称颂帝尧语曰：“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御览》所录《说文》说得更明白：“日，君象也。”大概从没有读过经书的李有源一张口就唱出了经书的精神同时也唱出了低层民众的心声：“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看来，张春桥来到被称为“革命熔炉”的延安，后来又参加了整风，但对领袖的认识却还没有完成从海燕到太阳的转变，借用延安整风的语言来说，也就是还没有完成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英雄观到无产阶级的领袖观的转变，以至与人民群众“对领袖的无限敬爱和深厚的感情”存在着“很远的距离”。高尔基为缓解这个“思想感情”上的“距离”问题，不得不一度移居国外。张春桥当然既没有高尔基的资格，也决不会那样做。他从少年时代就开始的追求，特别是祖祖辈辈生息着的这片中华大地，决定了他必然会反省自己，改造自己，而且自觉自愿。
尽管１９５１年对《毛泽东之歌》的批评并没有形成太大的风浪，三两个月后也不再有人提起，但按照张春桥的性格，我以为他会自己对自己发起一次延安整风的补课，狠狠地检付自己因何会在领袖观这样重大的政治问题上犯如此不可原谅的错误，从出身、经历、社会根源一直深究到思想根源，目的是尽快完成从海燕到太阳的转变与对接。要知道这直接关系到他此生的追求和此后的人生目标。这个转变与对接的过程他从来没有与人说起过，我们当然也无从知晓。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他这段艰苦而漫长的心灵跋涉过程中，１９５６年以苏共召开“二十大”和赫鲁晓夫发表《关于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秘密报告为标志，爆发了国际性的社会主义危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奋起应对和拯救，这给正在苦苦阅读和思考着以便重新认识毛泽东这位人民领袖的张春桥，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和条件。
这样到１９５０年代中后期，不妨说他已完成了从海燕到太阳的转变与对接，并在理解毛泽东思想，特别是理解毛正开始思考中的后来概括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理论问题方面，已令人瞩目的速度开始跻身于中共高层前列。其标志性的作品有二：一份报告和一篇文章。报告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是为柯庆施１９５７年十二月下旬在中共上海市一届二次全体会议上作报告而起草的，全文长三万余字，毛泽东读后大加赞赏，又亲自作了点修改，要《人民日报》全文发表。文章题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是根据柯庆施传达的毛泽东一次谈话的主旨写的，发表于１９５８年九月十六日出版的第六期《解放》杂志。毛泽东读了很高兴，亲自写了按语，让《人民日报》转载。
１９５８年一月二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了柯庆施和张春桥，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支持我呵！”毛说这话的背景是：当时中央内部在建设社会主义速度问题上有些争论，如周恩来反对“冒进”，毛泽东则反“反冒进”。由张起草的柯的报告，体现了毛的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后来在南宁会议上，毛在称赞和推荐了柯的这个报告后，又乘势将了周一军：“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回答说：“我写不出来。”——这是张第一次用他的笔，因毛的推荐，间接地介入了中央高层不同政见的争论。同年十月，毛亲自点将，让张与陈伯达一起，到天津和河南遂平等地去调查大跃进情况，为毛即将主持召开的郑州会议准备意见。——这是张第一次在毛直接领导下工作。对因《毛泽东之歌》问题刚刚经历了一段大挫折的张春桥来说，在同一年里得到最高领导一次接见和一次“点将”，无疑对他此后的人生具有峰回路转的重要意义。他会对伟大领袖终生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会不由想起一个古老的词：“知遇之恩”；还有“以国士遇之，必以国士报之”那些更古老的话。
让我们再回到康平路上那条“T”形小弄，回到那个正跳跳蹦蹦向托儿所走去的小男孩毛弟。巧的是毛弟也是在１９５８年出生的，而且按照张春桥的说法，毛弟的出生“是在毛主席那里备过案的”。这个“备案”的“典故”，就出在杭州刘庄毛的那次接见。谈话中，毛提到了人口控制的问题，开玩笑说：“我们没有这个问题了。”意思是我们这些人都已上了年纪，不再存在“人口控制”的问题。在座的除了柯、张，还有陈丕显。这时陈指指张插话说：“他今年还要生一个。”这还要生的“一个”，就是１９５８年四月呱呱垂地的毛弟。这一年，张春桥四十一岁。他已有三个女儿，年过不惑才又有了这个小儿子，加上孩子又出生在这样一个特别让他怀念的年份里，而且还是“在毛主席那里备过案的”，自然倍加钟爱，接送毛弟上幼儿园就成了他每天的必修课。可他毕竟是个不小的革命干部呀，又是在那个大讲革命化的年代里，不能以太多的儿女之情示人，所以他从不跨进那幼儿园黑漆大门一步，通常也不会送到门口，而是到拐弯处就站定，转身９０度，隔着约莫二、三十米，挥手与刚跨进门又扭过上半身来张着笑脸的爱子告别。
（二）七次解救与“别无选择”
在我的记忆中，康平路“T”形小弄几乎天天要演出的“父送子”那一幕，大约持续了一两年。１９６３年初，江青通过柯庆施找到了张春桥，江、张合作，先是抓《智取威虎山》、《海港》等样板戏的创作和排演，后是组织姚文元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那篇费时八月、九易其稿作为文革序幕的重头文章。江青的这两个动作，贯彻的都应该是毛泽东的意图，特别是后一项更是直接受命于毛。这也就是说从这时起，毛在运筹帷幄为文革布局中，张已成为他手中的重要一“筹”。接下去便是就其参加人数之多、触及面之广而言，在中国以至世界历史上不说空前至少也是罕见的文化大革命的兴起。其后，在这场革命跌宕起落、变化多端的演进过程中，作为毛泽东秘书、参谋班子，一度甚至还代替了书记处、政治局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员们，在尖锐、激烈的斗争中，先后一个个跌下马来。最后剩下的，就是回归到了原先组织写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三个人：江、张、姚。很显然三人中，毛最倚重、最看好的，就是能够按照他的意图、指示始终冲在最前面因而成为矛盾的聚焦点、中枪中箭也最多的张春桥。
我粗略统计了一下，文革期间，当张一次又一次地陷入种种困境或险境时，毛不得不运用他手中至高无上的权威把张解救出来的，前后至少有七次。一、１９６６年三月，因抵制《二月提纲》而挨整；二、１９６６年十一月，因对“安亭事件”的独特处理而陷入彻底孤立；三、１９６７年一月，上海引发了第一次“炮打”，即“一·二八事件”；四、１９６７年二月，由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引发的“改名风波”；五、１９６７年二月，在“大闹怀仁堂”事件中成为众矢之的；六、１９６８年四月，上海引发了第二次“炮打”，即“四·一二事件”；七、１９７０年八月，在“庐山会议事件”中险遭灭顶。
这七次陷入困境或险境，当然也可以从张春桥自身的缺点或错误方面找到某些原因，但文革作为一场规模宏大、斗争尖锐复杂的革命，而张春桥又常常处于矛盾的纠结点上，问题就远不像想象那么简单。如果我们分析一下这七次陷入困境或险的形成及其发展过程，就不难看到这样一些特点——
第一，反张队伍十分庞大。既有中央领导和地方党、政、军领导，也有一般干部和文化教育系统的知识分子，还有成千成万的基层群众，其中人数最多的是持保守观点的工人和农民，也包括一部分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
第二，核心是一个“权”字。起初，掌权者和他们的拥护者要保卫权，后来失权者和他们的拥护者要夺回权；而夺权者对权力的再分配总有理由认为“分配”不公，还想夺得更多的权。
第三，作为反对对象的张春桥角色的多重性。这一点是由反对者队伍的庞大和构成的复杂决定的。同是反张，很显然，部分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要反的张，与保守派群众要反的张，不可能是一样的，与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那些已被认为是“走资派”正在被“炮轰”或已经被“打倒”的领导干部要反的张，更是大不相同，甚至还很可能是完全对立的两个张。不过从总体上说，张一次接一次地遭遇“炮打”或“围攻”，根本原因还在于他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追随者中最有代表性、也是最受重用的一个，他自己也是努力想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体现出毛的意图和部署。文革中的各项斗、批、改任务，特别是毛作出的夺权决策，从地方到中央反对者甚众。但中国有着数千年帝制文化传统，皇帝从来是不可以反的；１９４９年以来实施的政治体制差不多也还是这样，没有一个人敢于公开提出反毛。不过办法还是有。西汉吴王刘濞不是早就发明过一个叫作“清君侧”的口号，并用以发起了一场“七国之乱”吗？“清君侧”，也即要清除君主身边的乱臣贼子。就这样，总是在执行毛的意图、指示方面冲在最前列的张春桥，就成了现代版“清君侧”要清除的“乱臣贼子”。这一特点，在高层发生的几个事件中表现尤为突出，毛泽东也曾不止一次作过说明。如因怀仁堂“大闹”而在１９６７年二月十八日深夜至次日凌晨临时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１９７１年八、九月间的《南巡讲话》说得更加明确：“他们名为反对张春桥，实际是反对我。”
七次陷入困境或险境，七次因毛泽东的强力干预而获解救。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当事人的张春桥曾处于怎样一种心境，尽管不少文革著作和回忆录都有生动形象的描写，如说他在“一·二八事件”中受到红卫兵围攻时脸色由红转黄、转灰，一身冷汗，衣衫都湿透；说他在庐山会议上吓得一脸苍白，想抽支烟，划了两三根火柴也还没有点着等等。但张自己，好像没有直接、公开地对这七次受困或获救说过什么话。我记忆中有一句话，是有关他对一次接一次得救后自己的态度的。他说：“‘安亭事件’后，我已经别无选择。”
张说这话有个特殊背景。那是１９７５年秋冬，中央内部两派矛盾日趋激烈，张因后文将要说到的妻子文静的历史问题和他自己的“叛徒”问题被人抓住受到强大的压力，一度不得不向中央打报告要求与妻子离婚；而原来同住在钓鱼台的姚文元、陈永贵、吴桂贤，听到毛泽东说了句“钓鱼台无鱼可钓”又相继搬了出去。这一来，张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其时约有三两个月，他身体不怎么好，常常低烧。纵然他有较强的自制力，却也难耐古刹老僧般的寂寞吧，有时就打电话来让我去“随便聊聊”。好在我那时住在钓鱼台十六楼，离张住的九楼五、六分钟便可走到。确实是“随便聊聊”，东拉西扯，什么都谈。一次因我劝他不要过度操劳，又问起低烧情况，于是他由低烧、吃药提到鲁迅。鲁迅说他吃药、治病不止是为了爱他的人，更为了恨他的人；张说他也是这样。接下去便说了这么一句：“自从‘安亭事件’后，我已经别无选择。”
我的理解，这“别无选择”大概有两层意思。首先就是不能再想到自己，只能选择紧跟毛泽东，遵照毛的意图、指示，排除千难万险将文革进行到底。还有一层意思是，“安亭事件”后，工人造反派以主力军的姿态登上文革舞台，原来还只局限于党政机关和文化教育部门的文革，必然将迅速转变为一场全国规模的空前激烈的大革命，实际上连毛本人可选择的余地也已不多，只能照着这个路子将文革推进到底。
如果我的理解大致不错，那么“青海事件”就是张遇到的“别无选择”中带有代表性的一例。
这一事件不仅牵涉到军队在地方上支一派、压一派，还夹杂着军队内部两派之间的尖锐矛盾。后来发展到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调动十三个连的兵力，将进驻《青海日报》社的“八·一八”派红卫兵和造反派围了个水泄不通。在双方对峙的情况下，竟下令开枪打死打伤群众三百余人，逮捕近万人，甚至还向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开了枪。当天，赵永夫就打电话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军委领导的答复，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林彪，一种说是叶剑英，听到报告后大加赞扬，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并当即把赵永夫作为英雄接到了北京。
由于事件牵涉到军委领导和正在“支左”的部队，加上此前不久，接连发生了京西宾馆和怀仁堂两次针对几位中央文革大员的“大闹”事件，中央文革小组处境微妙，一时不知如何应对才好。
其时张春桥在上海。他是从中央文革寄来的文件中获得青海发生流血事件这一信息的。面对如此尖锐而又棘手的难题，他当然上下左右作过多方面的考虑，但他别无选择。因为他首先想到的是，毛决不会容许这样做，所以只能由他来牵这个头，出面干预。如果中央文革不为被枪杀、被镇压的造反派说话，各地仿而效之，那就不知会有多少造反派人头落地，文化大革命也很可能就此夭折，这对中央文革来说不仅是渎职，简直是犯罪！这时恰好北京寄来的文件中有份《简报》登出了一封红卫兵揭露这一流血事件的来信，于是他就给毛写了封要求调查此事的信，附上那位红卫兵的揭发材料。此信后来姚文元和王力、关锋、戚本禹都签了名。毛阅后于１９６７年三月十一日批示：派人调查。经过各方面调查，三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作出《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同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宣读了这个决定，称这是一起“大规模镇压革命群众的事件”，并当场逮捕了赵永夫。
青海的案子就这样翻过来了，这对各地造反派自然是一个很大的支持；但由张牵头的中央文革大员们，却又向悬崖跨上了一大步。此前，与他们对抗的除了各地的保守派，还有从中央到基层的大多数老干部；现在，又加上了一大批支持保守派的解放军——那可是手里握着枪杆子的呀！
文革发展到这一步，毛泽东内心似乎也不怎么乐观。爆发“七·二○事件”的当天深夜，在周恩来安排下，毛秘密离开事件的中心点——武汉东湖宾馆，于次日凌晨乘专机来到上海，张春桥也特地提前赶到上海来奉陪。在居留上海近两个月时间里，毛曾与张和另外两三位随行负责人有过多次谈话。九月九日那天晚上，在座的除了张，还有杨成武、余立金。毛说：“文化大革命搞到现在，估计有两个前途：一是搞得更好了，一是从此天下分裂。”他问在座的怎么看，大家认为分裂的可能性不大，提了几条理由，第一条就是“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崇高威望，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毛接着就说了这样一段话——
你们强调这一点，讲思想还可以，对个人不要多讲，讲多了将来你们要吃亏的。马克思叫我走了怎么办？一个人的出现是带偶然性的，离开也是带着偶然性的。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毛还是较为清醒的。他估计到文革成功的希望颇为渺茫，他死后紧跟他搞文革的人“要吃亏”。听了这样的话，张春桥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想法，但“开弓没有回头箭”。他知道毛泽东对这场文革是下了大决心的，绝不可能有“回头箭”，他当然也“别无选择”。
（三）毛与林、张的苏州谈话
发生在１９７０年初秋那个“大有炸平庐山之势”的“庐山会议事件”，在张春桥七次陷入困境或险境中无疑是最严重的一次。说它最为严重，不仅指级别高、声势大，还因为事件发起者林彪等是把张春桥作为争夺“接班人”的对手来打击的，这也就是说在主其事者看来，这是一场牵涉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斗争。高潮时，会上不少人大呼要把“这个人”揪出来，光“批倒批臭”不够，还要“千刀万剐”。
文革前和文革初期，张在林彪眼里只是个“小记者”，根本不在他关注范围之内。据《邱会作回忆录》，林对张引起注意，是在张出任上海市革会主任以后。那也不是张有什么了不起，而是由于其时军队因“支左”而在全国２９个省市中有２４个即占８２％都是由军队干部出任第一把手；还有五个省市即占１８％仍由地方干部担任主要领导。而上海这个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却偏偏就在１８％之中，而且还是造反派力量最强的一个，简直成了张的“基地”，这才让林感到头痛起来，想到要对上海市革会“动点手脚”。考虑到“换‘帅’（即把张搞下去）很难，首先毛主席就不会同意”，就另外设想了把王（王洪文）“拉过来”、把张“压下去”或“挤出去”等三个方案，后因被毛识破只好作罢。
林视张为对手因而产生非搞掉不可的想法，我以为很可能与毛的一次谈话有关，时间在庐山会议前四个月，即１９７０年四月二十五日。其时张在上海。此前一天，毛从杭州来上海，这一天，带着张到苏州去与林会面，作了著名的“苏州谈话”。
关于这次毛与林、张的谈话，各种文革史和回忆录说法较多，尽管在档案解密前，很难断定哪一种说法确实可信，不过大致可以肯定这次谈话的一个主题，应该就是关于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此说有一个根据，就是毛本人１９７１年八月十六日南巡至武昌的谈话中就曾说过“我和林彪同志谈过一次话”，谈了两个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要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引起争议的是，其中是否提到张春桥的名字。如有的著作载录了毛与林的一段谈话：“毛说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见林不吭声，又问：你看小张怎么样？”这段话理解起来颇有些麻烦。说“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这个“以后”是指林接班以后的“以后”吗？那属于第三代的接班问题，这恐怕不会是毛的本意。联系到前面有一句：“你身体也不好”，又有点像在说第二代的接班问题，即要林让班，由张来接班，一些文革史著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理解这段话的。我的看法是，毛一度曾有过要培养张为“接班人”的想法，这很可能；但当面去向林彪提出让“小张”来接班，恐怕不可能。这是因为在中国几千年的帝王制度史上为皇储废立问题不知演出过多少次悲剧、惨剧，熟读《二十五史》的毛泽东不可能不知道，去与一个已经上了党章的“接班人”商谈让另一个人来接班，这无异于“与虎谋皮”！
那么毛为什么要在召开庐山会议前，特地带着张到苏州去与林一起谈培养接班人等问题呢？我以为很可能与毛此时准备对中央高层人事布局作出重大调整的构想有关。毛的这个构想大概起始于党的“九大”以后。
紧接着“九大”召开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毛用幽默风趣的语调提出了一个极为严肃的问题：苏联“看到我们这个名单里头军人不少”，就说我们是“军事官僚专政”。接着又轻松地说：“这些话嘛，我看让人家去讲。人家怎么讲，就怎么讲。”
毛泽东作为一位精通南面术的政治家，他的话不仅内容，即连语气，也要联系当时政治环境才能分辨出它的“话外音”来。“人家说”我们是“军事官僚专政”，如果真是事实，那就是一个极为严重、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难道能“让人家去讲，人家怎么讲，就怎么讲”吗？当然不能。九届一中全会是一个需要强调团结、胜利的喜庆之会，毛用轻松的语气说出这番很不“喜庆”的话，其真实的内心的隐忧，就潜藏在这二者的反差之中。
从根本上说，所谓“军事官僚专政”的问题，是由作为政治集团的政党却拥有了军队这个固有矛盾引起的。在现代国家，政党是政治集团，不是军事集团；军队属于国家，不属于某个党派或个人。但中共是经过长期的浴血奋战才建立起全国政权来的，这样独特的历史使得党拥有军队似乎成了天经地义。早在１９３９年毛泽东就说过：“在中国，离开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共产党人〉》发刊词》）并从而得出了一个认为“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的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战争和战略问题》）诚如毛泽东本人一再提醒人们的那样，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看来这个“真理”在党执政后也“一分为二”了。军队属于国家，军队的神圣职责是抵御外敌入侵、保卫国家，在任何情况下军队都不应介入国内政治斗争。但党拥有军队，就很容易动辄把军队作为政治斗争工具来使用，时间一长，竟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这样到一开始发动文革，就请出了人民解放军这座“尊神”；到一月夺权在全国猛烈兴起，局势几近失控，于是就来个“三支两军”，结果不到一两年，就出了这么一个“军事官僚专政”的问题。在庐山会议后的１９７１年《南巡讲话》中，毛把开过“九大”就郁积于胸的隐忧用一段充满哲理的话说了出来：
过去我就说过，一个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主要倾向。谁知‘三支两军’掩盖着庐山会议的主要倾向啊！
引起警惕的不仅是“人家讲”的“军事官僚专政”的问题，更为严重的，还有林彪的“一号令”的问题。
“九大”闭幕五个月后的１９６９年十月十八日，林彪在事先没有向军委主席毛泽东请示的情况下，就擅自向军委办事组发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命令“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军委办事组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名义迅即下达全军。最近有原林办工作人员写回忆文章说，当时林彪曾“与叶群商定”，由叶打电话报告在武汉的毛泽东。但汪东兴在回忆录中说，叶“没有通过他向毛报告”过，因而毛看到的是“北京转送到武汉的电话记录传阅件”。这中间究竟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恐怕只有将来档案解密后才能真相大白。不过无论如何，毛是在事先没有得到任何请示报告的情况下，看到这个“一号令”或“电话记录传阅件”的，在他看来，林的“擅自”已属确凿无疑。对此，他作出的反应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动作：划了根火柴，将这个“一号令”或“电话记录传阅件”化为灰烬。看着熊熊的火光在自己手中升起时，这位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内心起着怎样的波澜，我们当然谁也无法知道。作为猜想，经、史、子、集烂熟于胸的毛泽东，我估计很可能此时已对由他自己在同辈共事人中选择、指定“接班人”这样一种做法的错误有了一些觉察，并设法加以补救。
从本质上说，党和国家领导人自己在同辈共事人中选择、指定“接班人”这种做法，大体上还是与古代帝王世代传承相类同属“公权私授”范畴，不仅与理应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如此格格不入，就是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也落后了好几个世纪。即使不谈“公权私授”，单就权力传承本身来说问题也不少，其中突出的一点是与集权体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１９６１年九月，毛因来访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很可能要问到“接班人”的问题，事先与准备接待的外事部门负责人有过几次谈话。其中一次说：“共产党没有王位继承法，但也并非不如中国古代皇帝那样聪明。”又说：“我们和苏联不同，比斯大林有远见。在延安，我们就注意了这个问题，一九四五年七大就明朗了。”也就是早在“七大”就选定了刘少奇为“接班人”。其实应当说，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古代皇帝”还是相当聪明的，至少在选择太子或称皇储也即“接班人”这一点上，要比“没有王位继承法”的共产党高明得多。为确保集权专制体制永世长存，由历代帝王政治智慧凝结而成的东宫制度，在严防太子僭越皇权方面作出了极其周密精到的设计。第一，被策立为太子的，必须是在位皇帝的下一代，通常多未成年，有的还是儿童。第二，太子所居东宫的职官设置，可说是朝廷的模拟微缩版，但这仅仅只是为了让太子学习将来如何打理朝政有点感性知识，绝对禁止这个模拟微缩朝廷演变成为与在位皇帝分庭抗礼的第二个朝廷。东宫官属有师、傅、保等等一大套，虽各有分工，其总的职责就是对太子实施道德规范的辅教和经史子集的辅导，包括对不良行为的管束和规谏。第三，太子只要还在东宫，他的任务始终就是学习，此外就是为老皇帝“视膳问安”。太子无权议论、过问朝政，更不要说干预朝政。有时皇帝为了让太子有个“实习”的机会，有意出巡几天，留下太子“监国”，那就必须作出一系列严格规定以防止太子越权，并举行隆重仪式昭告臣民，说明“监国”是特制，非常态。
１９６１年九月，当毛泽东通过接见蒙哥马利向国内外宣布刘少奇为“接班人”时，刘不仅是毛的同辈、同事，同且还是党的副主席，早已独当一面地担负着党政重要职务，并正代替毛主持着中央日常工作。派别，或者按照１９４９年以来习惯的说法叫另一条路线或另一个司令部是集权政体的天敌。在上述那种情况下，一旦毛、刘发生政见不合，只要刘稍有点独立性言论或行事，毛就会敏感地想到对方是在搞另一条路线、另一个司令部。为了维护集权体制完整统一，就非下决心搞掉不可。
至于林彪，除了同样独当一面地担负着重要领导职务，还有更为特殊的一点，这就要说到中国历代帝王在严防太子僭越皇权方面除了上述三条以外，还有第四条戒律：“君之嫡嗣不可以帅师”。这条戒律是对历史上“太子弄兵”无数血淋淋教训的概括，可见于《左传·闵公二年》、《史记·晋世家》、《史记·卫康叔世家》等记载，恕不全录。所谓“君之嫡嗣不可以帅师”就是太子也即“接班人”决不可以带兵，其中道理一想便可以明白，无需我来多嘴。如果说毛泽东在文革的一些决策中有不少失误或错误的话，那么我以为选择“帅师”的林彪作为“接班人”并将这个选择写上党章，该是其中最大的一个错误。当然客观地说，作出这一选择，不仅关联到整部中共党史，还牵涉到中国近代史，因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只是一个人的错误。无论如何，文革发展到这一步，毛泽东对自己的这一错误应该已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因为他看到，林彪的“一号令”分明就是对他这一错误发出的警号，而且是一个极危险的警号。
以上我认为就是毛萌发准备对中央高层人事布局作出重大调整的构想的背景。
这一构想主要内容有两项。一项是逐步改变由“三支两军”导致军队在党和国家权力构成中极度膨胀的状况，参加地方党政领导班的军队干部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批退出。相关的措施，后因接连发生了“庐山会议事件”和“九·一三事件”而不得不推迟到“十大”前后陆续实施。如“批林整风”、“批林批孔”，其主题都是要解决军队问题。还有就是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大军区司令员一律不再兼任省委书记、撤销军管会和“支左”领导机构、军宣队也撤回部队，强调地方党委要实行“一元化”领导等。与此同时，还提出：“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也要谨慎”；除了“全国人民学人民解放军”，要再加一条：“人民解放军学全国人民”；又借用《晋书》中刘元海“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的典故，倡导武官要学文、文官要学武等等。
构想的另一项主要内容是对中央一级权力构成作一次更新，补选若干名中青年力量，对已定的“接班人”的权力、特别是军权，则要有所制约。实施这一项构想需要按党章和人大章程规定通过相关程序，因而预定在这一年夏秋召开九届二中全会，讨论并通过宪法修改草案和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后，再召开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同样，这一构思也因接连发生“庐山会议事件”和“九·一三事件”而不得不推迟到“十大”和“十大”后才陆续付诸实施。
所以我认为，１９７０年四月二十五日毛与林、张的苏州谈话，应该就是毛在为实施这个布局构想的第一步做准备。让张与林直接见面，毛居中调和，自然带有希望两人消除隔阂，搞好团结，合作共事的含义。而所谈的主题是“培养接班人问题”，我的理解是：
第一，毛这里说的“接班人”泛指进入中央领导层的接班人，不是专指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接班人。所以他说的是“培养”，不是“更换”，不是要把已经上了党章的“接班人”林彪撤下来，另外换某个人譬如张春桥上去。
第二，培养的对象，张春桥应是首选，但不限于张，如毛在《南巡讲话》中还提到李德生、纪登奎、华国锋、王洪文等人。不仅要充实年轻的，还要有文有武，要提拔工农出身的新干部来中央工作。在１９７１年九月周恩来有关原定国庆前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准备“补选几名中央委员”的请示信上，毛就作过这样批示：“还要补选常委。”１９７３年八月周恩来在一封致毛的信中还说“九大”后，特别是庐山会议和“九·一三事件”后，毛“多次说要提工农出身的同志为党的副主席、常委”。
第三，这样做的目的，首先当然是为了适应文革后新的形势，此外恐怕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借用毛本人１９５６年九月党的“八大”期间说过的话来说，就是可以起到“防风林”的作用。那时毛建议党中央除设党的主席外，再设四个副主席，一个书记处和一个总书记，他说：“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好几道。‘天有不测风去，人有旦夕祸福’”，即使有人“提前见马克思，那么总还有人顶着”；“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们就是要预备那一手”。而在毛此时的构想中，不仅要预备有人“提前见马克思”“那一手”，还要预备“另一手”：防止“接班人”搞自己的“司令部”提前抢班夺权。
由此可见，在毛的构想中，庐山会议前他与林、张的这次苏州谈话，确实是关系到当时大局以至国家未来的极为重要的一次谈话。中共是通过暴力革命建立起全国政权来的，１９４９年以来，在一波高过一波的宣传中，枪杆子被神圣化，战争思维大行其道，各级政权的构成实际上也大多是脱去军装的军人，只是还没有像文革中“三支两军”后那样军队干部直接进入了地方各级领导班子，而且多数省市的第一把手也全由现役军人担任。这次苏州谈话终于让人们仿佛看到了将逐步从“马上”打天下过渡到“下马”治天下，从而逐步完成大凡通过暴力革命建立起来的政权都必须完成的从武官政治过渡到文官政治、从重用功臣宿将过渡到启用新兴官僚群体——在毛的构想中则是以工农为主的干部群体的某些信息。
但林彪不这样看。作为已经上了党章的“接班人”，他对毛带着一个姓张的“小记者”的到来极度敏感，一听又是要谈“接班人”问题，自然要起而护卫自己的“接班人”地位。当毛问到怎样才能防止出修正主义时，林说：“还是要靠黄、吴、李、邱这些从小就跟着主席干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这样的回答与毛的构想真可谓南辕而北辙：毛要改变“军事官僚专政”，林却还要搞清一色的“军事专政”！
成为疑问的是，我们不知道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张春桥在“苏州谈话”中是如何应对的，这次谈话对他后来的思想和行事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九·一三事件”后，一次张曾偶尔谈及毛带着他的苏州之行，仅有两三句，有关“接班人”的事则只字未提，只是说林的态度很生硬，总的印象是“根本谈不拢”。如今“苏州谈话”的直接当事人全已作古，间接看到一点的也只剩下一位，就是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何对我说他没有上毛的专列，是因为要接张回上海，才直接驾车从上海去苏州的。到苏州后，车站上警卫森严，无法接近月台，只好在候车室等候。毛与林、张谈话是在专列上进行的，何自然一点也不知道。专列开走后，林、张在月台上还站着谈了一两分钟。何秀文说：“我透过候车室玻璃窗往月台望去，见林披着一件黑色大氅——可能是怕风吧？说话时做着手势，好像很不耐烦的样子。张也只是应答了几句。”所以总的印象也是“根本谈不拢”。
按常理，毛有意要培养张为“接班人”，张该是既意外又高兴吧？不过张从中央高层的两次“大闹”中已有过领教，１９４９年的全国政权是通过长期武装斗争建立起来的，在战功赫赫的将帅们面前，一个拿笔杆子的“小记者”不能奢望有自己的位置。所以我的猜想是，张即使曾经有过意外和高兴，一碰上“根本谈不拢”的林彪，很可能瞬间已转化为吉凶莫测的深深忧虑。即使“十大”后张当上了政治局常委，当他的女儿问他感觉怎么样时，他的回答也是：“没有怎么样。哪一块革命根据地是我开辟的？哪一支军队是我带出来的？哪一个战役是我打下来的？我只是主席一个秘书，主席叫我动，我就动；主席没有叫我动，我就不动。”
关于培养张为接班人的事后来毛已不再提起，张自然也不可能再有非分之想。但有一个印象，估计张会特别深刻，那就是毛此前曾经有过的对军队势力在权力构成中过度膨胀的隐忧，经过这次“苏州谈话”更加突现了出来，张对此当然也要更加引起警觉。
因“三支两军”而很有可能会削弱党的统一领导的问题，在那时的中央高层中，张应该是最先提出来的。１９６８年三月下旬，几经曲折，江苏省革委会终于准备成立，在上报的组织名单中，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任省革委会主任。中央讨论时，张提了个很尖锐的意见。他说：我有些担心，司令员任主任会不会发生“枪指挥党”的问题？由于此前已经成立的各省市革委会除上海等少数几个外，几乎全是军队“支左”领导担任第一把手，张的意见显得有些不合事宜，因而没有被采纳，但影响已经产生。他这一提，首先得罪了两个人：直接的是许世友，间接的是林彪；当然，同时也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苏州谈话”后过了两个多月，张又介入了一场争论，更牵涉到军队的一个全局性的问题，甚至连毛、林都成了直接当事人。
争论是在政治局讨论纪念这一年建军节的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文稿时发生的。这篇题为《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社论文稿，称解放军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一提法，是文革前和文革中多次变化后的结果。文革前只提毛“缔造”或“领导”，从不说还有谁“指挥”。文革中，随着林彪地位的急速上升，在毛“缔造”之后，渐渐有了林“直接领导”或“直接指挥”一类说法。到１９６７年四月二十八日《红旗》杂志发表《热烈响应拥军爱民号召》社论，才大体定型为一种毛、林并列的表述，社论称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这可说是“６７版”，其时主管《红旗》杂志的是陈伯达。再次出现变化是在１９６９年“九大”后。在这一年的中央“两报一刊”国庆社论《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中，“直接指挥”的林之前加了个毛，即改为：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可说是“６９版”，此时中央分工张春桥、姚文元负责宣传，《红旗》杂志也改由姚主管。这回政治局讨论的纪念建军节社论文稿，采用的是正是“６９版”的表述。陈伯达对此大为不满，提出要将“林副主席”前的“毛主席和”四字删去，即改成由林单独“直接指挥”，说“这是过去几年的一贯提法”，实际也即“６７版”的提法。张春桥则认为毛不能只是缔造了解放军而不同时“直接指挥”这支军队，因而坚持保留原状，也即坚持“６９版”的提法。两人争论激烈，相持不下。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感到事关重大，只好用“还是请主席决定吧”这样一句话来结束这场争论。毛泽东对此自然极为敏感，但他却说既然政治局已经讨论了，我就不看了，让汪东兴当着周恩来的面代他将文稿中“毛主席和”四字删去。要到过了一年多后的南巡途中与各地负责人谈话时，才将郁结于内心的愤懑宣泄了出来，不止一次地发出追问：“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吗？”
在此前后，因讨论宪法修改草案，还相继发生了要不要设国家主席、要不要称毛泽东思想“天才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等两次争论。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是毛泽东提出来的，而且前后还提过三次。政治局经过反复讨论，总体上都表示拥护毛的提议，林彪则坚持认为国家主席还是要设。关于称不称“天才”的争论，起因于宪法修改草案序言部分表述“毛泽东思想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句子中，“发展”前有“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此前，毛本人在审阅文件或文稿中已多次删过这三个副词，有次与来访的罗马尼亚客人谈话，提到有人吹捧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毛还说过那是“讽刺”的话。这回讨论时，张春桥根据毛的意愿提出应删去这三个副词，而吴法宪则因为这三个副词首倡者是林彪，他自己，在这段时间里也正在大捧特捧林彪之子林立果是“天才、全才、全局之才”，因而坚决主张保留。这时张又说了句“什么天才地发展，那是对赫鲁晓夫的讽刺”。吴一听认为张的矛头是指向林的，情绪更为激愤，说这是“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据当时在场的陈伯达后来在《狱中自述及其他》中回忆，张、吴争论时“吴拍桌子大骂了张”，两人吵得“声震屋瓦”。
很显然，林彪对公然敢于一次接一次地向他的权威发起挑战的张春桥这个“小记者”，已经忍无可忍啦！
（未完待续）
□ 原载郑重：《张春桥：１９４９及其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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