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的春天，我重返西安组稿。表弟小杰不知从哪里搞到一辆二手的破车，执意要拉我四处走走。去哪里呢，我想了想对他说，去看看吴宓的墓吧。
“吴……什么？”表弟一头雾水，他从来没听过这个名字。陕西名墓古冢甚多，如茂陵乾陵昭陵之类，早已成为旅游胜地，而我却偏偏点了一个陌生的地方，难怪他疑惑。其实，何止是刚刚大学毕业的他，就连我走访的学院里的许多老师，也不知道吴宓是谁，更不知道他的墓在哪里。
我有些悲哀，但可以理解，自从一九四九年以后，吴宓就渐渐被人遗忘了，虽然他曾经名噪一时，无论在学术上还是生活上，都有过为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但这和新的主流社会与思想有什么关系呢，就像一件长袍马褂，摆在博物馆里还可以，在遍布干部服的街上，谁还乐意穿它呢。尽管他当时已获平反，有关部门也召开了纪念会和学术讨论会，照季羡林的话讲，是洗清了泼在他身上的污泥浊水，但这还仅限于学术圈内，一般百姓，甚至包括学院里的有些知识分子，还都不知道他。
吴宓是陕西泾阳县安吴堡村的人，这个村子相当有名，但使之出名的事有两件，一件是在一九三七至一九四Ｏ年间，共产党在这里办过“安吴青训班”，培养了大批的青年干部，吴宓的学生胡乔木就曾是该班的领导人。二是这里出过一位会做生意的“安吴寡妇”周氏，清光绪二十六年，慈禧避难到西安，周氏出银十万两相助，慈禧大喜，特封其为“一品夫人”，并赐“护国夫人”的金匾。至今村内还有“安吴寡妇”的庄院，房屋高大，那黑漆的立柱有一搂多粗，可见当年的气派。至于把吴宓也拉进来作为当地的名片，是后来的事。
我无意在这篇文章中再对吴宓加以介绍，因为现在关于他的书和文章早已是汗牛充栋，学者们对他的学术思想学术地位生平事迹都有专业的研究，甚至关于他的固执守旧浪漫风情都重新被人提起。然而更重要的是，以我的学养和知识结构，根本没有资格对大师进行评述。但我对吴宓，却始终怀有一种崇敬之情。这首先是出于对那一代知识分子群体的敬仰，出于对秉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信念的钦佩。虽然他们性格各异，也并非完人，学术思想互有争论，但他们共同建构了我国学术思想领域的一个辉煌时代，其成就，有些令当代学人也难望其项背，却是不争的事实。
都说“文人相轻”，然而同为“哈佛三杰”，吴宓却对陈寅恪推崇备至，说“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正是有了这种情怀，他主持筹建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才能名师云集，成就卓著，领全国同类院校之先。
现在我们身边，恐怕很难见到像吴宓这样的人了，他坚守自己的文化立场，为此遭受了一生的争议，其特立独行的个性，使他承受了更多的苦难。在文革中，他理所应当地成为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就在屡遭批斗被摔断一条腿的情况下，还公开地反对“批孔”，于是，又被扣上了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就是这样一个自身难保的人，居然还做出了一件让我们为之动容的事，那就是他对陈寅恪先生的“生死相问”。
吴宓一九七七年回到陕西养病，翌年病逝于泾阳。那时间，我正好也在西安生活。多少年之后，当我对吴宓发生兴趣，了解他的生平事迹时，才发觉，原来我和大师曾经近在咫尺。一种失之交臂的遗憾萦绕在我的心中，虽然也知道，当时并不可能相遇，但正像清代永忠题《红楼梦》诗中说的：“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
所以，一旦有了在陕西出游的机会，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去拜谒吴宓的墓。和我同行的，还有同样敬仰吴宓的西安作家、我的朋友李廷华。出城前，我专门去买了一把香，放在车上。
表弟的破车蹒跚地行进在渭北高原的土路上，我们不断地停车打听又不断地走错路，几个小时之后，终于，在远方的高坡上看见一片黑压压的树林，路人道，那里便是安吴堡。
安吴堡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村庄，二是吴氏的祖茔。我在关中农村还没见过这么大的家族墓地，方圆不下百亩。墓园内长满了柏树，可能是种植太密的缘故，树都长成了瘦高的一条。墓园中矗立着几座石牌楼，均是三间四柱三楼，雕刻精美，为世间少见。园内还有几块古碑，其中一块是清国子监学正、关中大儒贺瑞麟所题，足显吴家先祖不凡的地位。
吴宓和他弟弟吴协曼的墓在陵园的一角，用砖墙围着，不知为何，墙被拆了一段，吴宓墓碑顶上的石脊，也让人敲掉了半边，顿显残破之感。这让怀着崇慕之情远道而来的我们心生慨叹：先生生前坎坷，晚景凄凉，难道死后也不得安静吗。
吴宓的墓碑很简单，上面用隶书写着：四川省政协委员、西南师范大学教授吴宓之墓。
我们点燃了香，恭恭敬敬地在墓前拜了三拜，然后用碎石把香矗立在石台之上。看那袅袅升起的青烟，很快消散在空中，我想，它会把我们的敬仰和哀思都带过去了吧。
安吴堡是个大村子，周寡妇的庄院，已成为“安吴青训班”的陈列馆，草草看过之后，我们向看门的工作人员问起了吴宓墓园砖墙被拆的事，不料竟得到了这样的回答：因经费紧张，他们办公室的房子倒塌了无钱买砖，不得已，只得拆了吴宓墓地的墙。
我想吴宓先生如果活着，谁若有困难，就是把自家的房子拆了，也不会说什么，因为在他的一生中，用自己的收入接济人的事实在是太多了。就在去世前不久，他听说当地的学校因为没有外语老师而无法开英语课时，还急切地说：“他们为什么不来请我，我还可以讲课……”也许人们习惯了吴宓的慷慨，所以拆他的墓墙时才毫无顾忌。
既然先生的墓墙都可以拆，那他的旧居的命运就可想而知，看来寻访吴宓遗踪不甚乐观。所幸我们在村中找到了他的表弟孙杰曼，一位清瘦慈祥的老人。在他的房中，我们见到了吴宓和陈心一女士的结婚照，还有一位长髯老人的半身照，孙老介绍说：“这就是吴宓的生父芷敬公。”顿时让我们肃然起敬。
我们问起吴宓是否有旧居可看，孙老说：“五十年代，吴家的大部分房产就分给了别人，现在已经拆得差不多了，只有吴宓当年读书的书房还在。”这已经是使我们大喜过望的事。在老人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一处院落，只见土墙残破，只剩一处偏房，但从窗棂、门楣上仍可看出当年的讲究。房内现居住着一对年轻的夫妇，听他们讲，这处房子，明年也要拆了。
吴宓的书房不大，里面黑黑的，我站在屋中，努力地设想着一幅画面：一个孱弱的少年，在纸糊的窗前，就着昏黄的烛光，翻看发黄的线装书，在高高的房檩下，长长的身影投在土墙上。窗外秋虫鸣叫，月色抚摸着房前的石榴树，家人走过这里，都放轻了脚步，任由这孤灯与长夜相伴。
我突然想到，也许与吴宓相伴最久的，就是夜晚的孤灯了，它默默的，用温柔的光抚慰着这位凄凉的老人，给他几近失明的眼睛带来一丝光亮。所以，在弥留之际，吴宓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
最后，以一首自作的诗来结束这篇短文吧：
七律 谒吴宓墓
携香不作茂陵游，望眼安吴老村头。
北岭暮云低古堡，寒鸦瘦柏伴荒丘。
碑铭漫漶欺风雨，衰草残垣任马牛。
泾水何分生死界，归乡夫子泪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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