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几个右派朋友，首先就不正确”
1957年6月，毛泽东听取了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汇报“民盟”及民主人士座谈会的情况，当他听到罗隆基讽刺现在是 “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时，愤然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后来成了反右的重灾区。
此前“整风”中的一系列座谈会上，对执政党或多或少提出意见的民主人士，有张治中、邵力子、朱蕴山、黄炎培、许德珩、刘斐、王昆仑、邓初民、张奚若、陈叔通、钱昌照、李德全、翁文灏等，依照“情理”，他们大概难逃右派的“法网”。此外，马寅初、梁漱溟、傅鹰、梁思成、冯友兰、王芸生、萧军、陶孟和、竺可桢等人，他们或是早已“臭名昭著”的“死老虎”，或是在这次帮助执政党的整风中出了名的，或在历史上就是右派。奇怪的是，他们居然在这场反右运动中平安无事、无恙无灾。
反右运动爆发前，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听说黄炎培、胡子婴等已从外地考察回来，怕他们在“鸣放”时出现问题，于是赶紧让孙起孟给他们打一个招呼，叫他们不要乱讲话。黄炎培有幸被打过“招呼”，其子黄万里却被划为“右派分子”。毛泽东认为是黄炎培疏于教育子女的过错，厉声对他说：“你们家也分左中右啊！”
后来毛泽东有过一个讲话，他说：“我的右派朋友很多，周谷城，张治中，一个人不接近几个右派，那怎么样呢？哪有那么干净的！接近他们就是调查研究么！”周谷城、张治中以及上述人物，他们政治上准确的身份是左派还是右派，是很明确的。这些“右派朋友”为什么没有被打成右派？
1959年8月16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闭幕会上，毛泽东在讲话时信手拈来点了几个人的名字，他说：“我喜欢交几个右派朋友，这是黄克诚说的，周围要有几个右派朋友，左、中、右都要，有道理。同章士钊、黄炎培我都谈得来，有个比较；连右派都不知道，那怎么行。在中国社会做工作，没有几个右派朋友，我看你首先就不正确。”
“《大公报》的王芸生就免了吧”
说到反右运动时各大报纸，当时受到沉重打击的有《文汇报》、《光明日报》、《新民晚报》等，然而过去以“右”著称的《大公报》却表现得十分沉稳，其主持者王芸生也没有四处“鸣放”，于是落得个平安无事。至于党报《人民日报》，也由于社长邓拓把得紧，没有在报上胡乱“鸣放”，相比较而言，损失就小得多。
其实，《大公报》社长王芸生当时也受到严厉的批判，并且眼看就要被划成右派。有一天，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打电话给《大公报》中共党组负责人，说“不要给王芸生划右派了”。社内的一些激进群众听到此事，还去中宣部“抗议”，指责说：为什么不让给王芸生划右派？对此，王芸生自己也颇为纳闷。直到1960年，他才从杨东莼那里得知，原来是毛泽东发话：“《大公报》的王芸生就免了吧。”
王芸生的儿子王芝琛以为：其父能够“幸免于难”，依据王芸生自己事后的揣测，毛泽东所以保他乃是因为重庆谈判时他与章士钊曾建议毛泽东实行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以及1944年6月“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时，毛泽东于席间曾对《大公报》记者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
王芸生的女儿王芝芙则提供了另一种说法，即在“大鸣放”时，王芸生因在文化部学习哲学，因此免以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发表“右派言论”。然而，此后在新闻界的批判会上，王芸生却并未得以免受炮轰。就在王芸生即将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时候，《大公报》旧人曹谷冰奉命来“宣旨”（“反复向其交代”）：“只要在那些问题上做些检查即可过关。”（至于哪些“问题”，文中并未交代）王芸生感到突然，欲询问之，曹谷冰以不知内情而不语。后来王芸生在大会上做检查，如此这般，终被人“搀扶护送”而出，“事情就算完结了”。
后来，中共与王芸生之间的联系人杨东莼告诉他真相，即王芸生的过关乃是领袖的示意。然而，王芸生闻之却甚为不安，并且感到“内疚”。为什么？他为自己在检查中“不得不涉及到老朋友”而内疚，“从此闷闷不乐”，患上了糖尿病。
当年《大公报》记者刘克林之子刘自立后来还说：王芸生的无恙，仍是当年毛泽东说过一句关键的话，即：徐铸成的《文汇报》，储安平的《光明日报》，两家“民办”报纸已成“右派”，《大公报》就放他一马吧。
张劲夫要了特殊政策
反右中属于高级知识分子的学者，有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与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以及人文学者的不同。前者，其研究内容一般来说没有什么“阶级属性”；后者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人世社会，则麻烦得多，比如一些学科如社会学、法学等，后来竟因此被取消，至于其中一些批判型知识分子或学者，更不得不在各自的生命历程中一再领受托尔斯泰所谓“在清水里浸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的“净化”。
民盟中央有一个“科学规划问题”小组，其成员有5人，即曾昭抡、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他们曾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当时还有一个所谓“六教授”（即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也有类似主张。反右时他们都受到了猛烈批判。但科学院的数学家华罗庚、生物学家童第周只做了检查，并未被打成右派——那是科学院领导张劲夫、杜润生等保护的结果。
此前“五教授”意见书中曾有一句“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这如果是指科学院，可以被认为是针对张劲夫等中共派来的领导，不过，张劲夫却没有借此发难。据说他曾亲自向毛泽东建议：科学家是国宝，在反右运动中应给科学院以特殊的政策。毛泽东吃惊于张劲夫竟敢提出这样的要求。
当时张劲夫不仅要了政策，还拟出具体的保护名单，直接保护了一批人。
曾积极反映科学家 “鸣放”意见的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在反右运动中有人认为他是右派的传声筒，也应该被划为右派，但周扬却在大会总结发言时用巧妙和策略的语言，没有给予他过多的具体指责，于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过了关。
最应该成为右派的傅鹰却没有入“籍”
说到自然科学家，整个反右运动中最让人难以猜测的是化学家傅鹰，他是最应该成为右派的人，却有幸没有入“籍”。
傅鹰是北大化学系教授、院士，也是一位爱国的科学家，当年他激动于人民解放军毅然还击英国军舰的挑衅而从美国回来。他是一位性格鲜明、语言率真的人，看到、听到了什么不合理的事情就要说出来，甚至是“我抗议”。早在1955年9月，他在《化学通报》发表了《高等学校的化学研究——一个三部曲》，文末他说：“我以公民的资格请求你们听一听一个化学工作者的意见，哪怕有许多偏见，消除一些不合理的状况，创造一些有利的条件，使从事于研究的人省去一些开会、填表、写订单、为经费着急、应付外行人指责等的时间，而将其用在实验室中来培养我们的下一代。”结果，这被认为是对共产党有不满的情绪，受到了批评。然而他的这些言论被毛泽东看到了，毛对傅鹰的这些尖锐意见作了两次评价，于是傅鹰得以奇迹般地与右派擦肩而过。
毛泽东的两次表态，一是1957年5月1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 《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收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其中有：“……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另一次是毛泽东在此前一天所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文中说：“多数人的批评合理，或者基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学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这些人的批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关系，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傅鹰说过哪些“尖锐的”“批评”？时为中宣部文艺处干部的黎之后来回忆说：“我当时想，如果能把这个发言公开印发，会少划好多右派。”
原来那是傅鹰在1957年4月北大化学系召开的两次座谈会上的发言，的确“惊世骇俗”——几个小标题有“党对知识分子的脾气还没摸对”、“党和知识分子关系紧张是党员瞎汇报的”等。他还说：“（‘三反’等）运动中偏差的大小与离北京的距离成正比”、“现在所谓‘改造’，就是要人在什么场合，慷慨激昂说一通时髦话，引经据典，马、恩、列、斯”、“现在是长字辈吃得开”、“石油学院的老干部有一条公式：我是老党员，你是群众，所以你是错的”……
当时有人认为，傅鹰若不是右派，北大或者全国也就没有右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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