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光奇：历史教授的自学之路
赵 瑜：省思与忏悔
赵天佑：一个农村孩子眼中的文革
胡鹏池·但 燊：清华大学７２７事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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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九一五）·华夏文摘增刊第一○八三期（zk1706c）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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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七年六月十五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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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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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非烟】 历史教授的自学之路 魏光奇
【劫后反思】 省思与忏悔 赵 瑜
【童年旧事】 一个农村孩子眼中的文革 赵天佑
【史海钩沉】 清华大学７２７事件（四） 胡鹏池·但 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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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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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非烟】
历史教授的自学之路
·魏光奇·
我自１９８１年研究生毕业后到河北大学（１９９５年调到首都师范大学）任教，一晃已经３０年。３０年高校的教学和研究，逐渐将我打造成了一名“教授”、“学者”。不过我自己感觉将这种社会名分冠于我，好像总不是那么贴切。究其原因，就在于我是自学出身。１９８０年代以来，一批人由自学而成为教授、学者，是文革后中国特定社会环境下的特殊历史现象。我们这些教授、学者在知识结构、思想学术关注乃至行为方式上，往往与书斋、学院出身的有所不同。
（一）
１９６６年文革发动时我１６岁，在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读初三。６月初学校停课，我的自学生涯从此开始。
我的自学，开始与对文革起源、性质的思考有关。北京的中学在运动初期血统论盛行，最先兴起的红卫兵（即“老红卫兵”）以干部子弟为骨干，讲“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们一方面走上社会抄家破“四旧”，另一方面在学校内揪斗有历史问题的教师和出身不好的同学，非“红五类”出身的同学受到排斥甚至迫害。当时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将地、富、反、坏、右、资本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定为敌对阶级，而将文革要打倒的“走资派”说成是他们的政治代表。但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是，主张“血统论”的“走资派”子弟迫害“出身不好”的同学，工农子弟在经济与社会地位方面同干部子弟也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样，少数喜欢读书的中学生就试图对文革作另外的解读，基本思路是认为文革之所以能在短时期内将亿万普通老百姓卷入其中，原因在于它有现实的社会基础即“特权阶层”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这样，文革就首先被看做是一场社会斗争而并非仅仅是共产党内部的权力路线斗争，所谓“走资派”也就不是一个政治派别，而是一个社会阶层（特权阶层）。当时毛泽东及其思想在人们心目中具有神圣的权威，我们这些十几岁的中学生即使要从新角度探讨文革，也还不敢也不愿意违背毛泽东的有关理论和谈话，而是力图从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中为自己的观点寻找理论根据。不过这条路很难走通。我的读书活动就是在这样的矛盾中开始的。
由于读书的目的明确，想要探讨文革的社会经济根源，所以当时对马列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特别感兴趣。记得自１９６７年５月起，我陆续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哲学笔记》等。此外还特别注意当时报纸上关于“苏修”在社会经济领域“复辟资本主义”的报道，抄录了不少有关的材料，并乘下乡劳动之机进行社会调查，了解农村生产队工分和口粮分配方式等等。
１９６８年，部分在京中学生中形成了研读社科书籍的小气候，陆续出现了一些以读书探讨政治与社会问题的沙龙和小群体，“二流社”就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个。这个松散群体的成员主要是北京一〇一中、三十五中、清华附中、八中、四中、师大女附中和北外附中的学生。“二流社”的聚会，我记得在北海、紫竹院、陶然亭、中山公园都聚过，还去昌平的沟崖和十三陵水库搞过一次郊游。一去３天，自带大米挂面油盐，拾柴做饭。白天爬山游泳，晚上架起篝火，三两成群，谈笑风生，非常愉快。“二流社”探讨的多是当下的时政，如“新二月逆流”、“工宣队”进驻清华、毛泽东与五大学生领袖谈话等，有时也讨论理论问题。“二流社”还有过一个分工，让大家分别进行各个理论领域的不同的研究，但不久都去插队了，这个计划没能落实。
当时对我读书有过影响的还有四中的赵京兴。赵京兴在文革中不是活跃分子，但他读的书多，思考问题比较深入。他喜欢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推崇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他写过一个“哲学手稿”，是关于西方近代哲学的，从培根到费尔巴哈，借给我们读，但我哲学修养太差，可以说看不懂。不过我从此开始对哲学产生兴趣，开始读介绍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书，读杨献珍、关锋的哲学著作，读文革前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并作了详细笔记，对西方当代哲学也开始有了一点了解。
读书的人聚多了，书的来源也就广了，大家广泛搜集书籍，互相交流，有些书珍稀难找，出现了手抄本。北京中学生中互相传阅的书有这样几个来源：一是文革前出版而躲过１９６６年“破四旧”浩劫的私人藏书，那时我翻过的一本《中国近代思想史资料简编》就是一位同学家的藏书，一本考茨基的《历史唯物主义》第５册和另一本介绍美国实用主义的译著是我自己在文革前从旧书店买的；二是图书馆流失出来的图书，我们一派文艺宣传队的几个同学住在学校图书馆，通过他们就搞到了一些书；三是从干部家庭流传到社会上的“灰皮书”、“黄皮书”、“白皮书”，即文革前“内部发行”的外国社科类译著。
到了大学生开始分配工作离校时期，他们走前将许多书籍当废品卖掉，我们爱读书的中学生便抓住这个机会，到海淀区邻近各高校的废品收购站以０·２６元一公斤的废纸价格去买书，我和一个朋友各出１０元钱，合买了一麻袋书籍和“文革”资料。我没有读过高中和大学的专科、本科，１９７８年直接考上了山西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生，早年所读的两本中国近代史著作——郭沫若的《中国史稿》第４册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就是这麻袋里的书。还有一本插队后成为我们知青精神娱乐食粮的《外国民歌２００首》，也是这次买的。
（二）
１９６７～１９６８这一年多的读书，我感觉收获是很大的，归纳起来，是形成了几个对后来思想发展有长期影响的基本观点。
其一，通过读一些革命史的书，如马克思《１８４８——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迪厄的《法国革命史》等，对历史唯物主义有了比较切实的了解，坚信任何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不仅仅是由少数人策动的政治动荡，文革也绝不仅是共产党内部的权力和路线斗争，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基础的。
其二，对于反复思考和讨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分层问题，有了一个自己当时觉得能够信服的答案。这同阅读南斯拉夫德热拉斯（今译吉拉斯）的著作《新阶级》有关。德热拉斯曾是南共联盟的领导人，他这本书著于１９５８年，文革前作为“灰皮书”有中译本。１９６８年前后，这本书在思想活跃的北京中学生当中流传甚广（据说２０年后又一次在北京高校流传），我最初看到的是一个手抄的节录本，后来才看到铅印本。这本书的中心观点，认为苏联和“二战”后在一些国家出现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言的，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之上的共产主义风牛马不相及，只具有东方落后国家以集权的方式完成自己工业化的工具价值，而且这种社会主义同样是阶级社会，“官僚阶级”是统治阶级、压迫阶级、剥削阶级，同工人阶级、人民群众处于对立的位置，一旦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完成，这种制度将因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集权统治”的腐朽和阶级矛盾的激化而被改变、被推翻。当时在北京中学生中间流传的与《新阶级》观点相通的书，还有托洛斯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斯大林评传》等。《赫鲁晓夫主义》、《震撼世界的十天》、《震撼克里姆林宫的十三天》等有关国际共运的著作，流传也比较广泛。
其三，开始在政治信念和社会改革信念之间找到了一种联系的纽带。我在这方面，受到了“省无联”思潮的影响。“省无联”是“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的简称，这个组织当时被认为是“极左”组织，１９６８年时已被查禁，但它有一些文件流传很广，影响很大，如《我们的纲领》、《中国向何处去》等。“省无联”的一个重要观点，即认为解放后由于三大差别的扩大导致的社会经济制度的“修正主义”化，是我国“官僚特权阶层”滋生的土壤。因此只有按照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实行社会改造，逐渐消灭三大差别，彻底铲除这种社会基础，“官僚特权阶层”才能被消灭，文化大革命才能取得彻底胜利。当时的我基本接受了这个思想。
（三）
插队后，读书活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我们带着两大箱书从北京来到晋东南沁县，还在继续通过各种渠道找书看。我的朋友丁东和杨志拴借参与县里组织知青“审书”之机，从县师范偷出了好几本被封借的书，如周谷城的《中国通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科瓦略夫的《古代罗马史》、福斯特的《美洲政治史纲》、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等。志同道合的山西知青，时兴村与村之间的串联，大家时不时地聚在一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同时我们还与内蒙古和东北的同校同学以及“二流社”时期的外校同学也保持着频繁的通信联系，互相交流学习心得。所有这些，都推动着读书活动的深入。那时白天出工，晚上趴在小油灯下读书，直到深夜。我的一组诗歌，写知青的集体生活，其中有首《夜读》：“茫茫夜，四周星，村东侧，点点灯。正襟危坐南窗下，夜读会神又聚精。赶走一天劳和累，忘却冬寒雪与风……”这是我们读书情景的真实写照，没有丝毫的渲染夸张。
（四）
在自学之路上搞社会调查的事情也值得一提。思想活跃的北京中学生注重社会调查，因为对青年毛泽东搞社会调查的模仿在当时蔚然成风，人大附中的“老红卫兵”徐浩渊据说曾化装成乞丐去搞农村调查。１９６７年的１２月，我和几个本校的同学到当时属河北省的武清县和宝坻县过做为时一周的农村调查。那两个县有一批１９６４年插队的天津知青（著名的模范知青侯隽就在宝坻县），我们听说运动后期中学生还要插队，所以去找他们了解有关插队的情况，实际上更多接触到了当时当地农村各方面的情况。老知青向我们详细讲述了他们作为单身劳力如何自己不能养活自己，而农民凭借家庭的自然分工，仅一个壮劳力参加集体劳动就可以养活一家人，我体察到当时生产力水平下自然经济的生命力。有个村的老知青向我们谈到农村划分阶级成分的复杂性，说解放前有个地主家好打牌而人手不够，“三缺一”，就长期雇佣一个二流子来凑手，解放后划成分，这个二流子理所当然被划为雇农。这些都增加了我们对农村的感性了解，冲击着学校政治教育灌输给我们的教条。１９６９年冬闲回北京，我和杨志拴从沁县经武乡、榆社、左权、和顺，步行去大寨参观，沿途还就精简机构和社队工业问题搞了社会调查。
（五）
我们在农村插队期间，已经开始实行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制度，１９７１年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来山西沁县招生，我因家庭出身问题没能上成，此后就再也没动过被推荐上大学的心思。１９７２年，我到山西长治的一个炼铁厂当了工人。进了工厂，读书自学也从未间断。文革后恢复高考，１９７８年我这个初中生直接考上了山西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我是以“同等学力”报考的。由于文革的耽误，当时考生在专业基础知识方面都比较欠缺，与现在考研学生的水平不可同日而语。我因为有自学的基础，考试中就显出了“优势”。整个考下来，我的各门成绩分数虽然不高，却名列前茅：政治７９分，是这年山西大学文理各专业的第一名；专业课的初试总分、复试分数和面试成绩都是本专业考生中的第一名（我的“中国近代史”复试分数仅为５９分，但第二名是４３分，仍然是“遥遥领先”）。外语科的考试更是离奇，我初中在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学的是西班牙语，报名时我就报考西班牙语。当时山大历史系虽然有两位老师懂西班牙语，但他们是搞拉美史而不是搞语言学的，不能命题。这样，山大方面就让我自己翻译几篇东西寄给他们，由历史系老师阅卷给出成绩，这对我当然很有利。不过，由于不少专业成绩好的考生外语成绩都比较差，所以山大这年研究生的录取，所有考生的外语成绩都而没有计入总成绩。
这里还要说一下当时的“风气”。当时山西大学研究生录取全看初试、复试的分数，没有“拉关系走后门”这一说，不论是负责招生的老师还是考生，都没有人会想到“走关系”。我们这个专业录取了５名学生，全部没有任何背景或关系。有位考生实力很强，读本科时是一位招生老师的“得意门生”，老师很愿意录取她，但只因差几分排不进录取名次，未能录取。她后来在音乐教育方面很有成就，成为著名教授、博导。
（六）
如今我在首都师范大学已接近退休年龄，我这３０年的职业生涯与所有高校教师一样，无非是上课、科研。不过由于我有自学的习惯，总觉得读书、思考问题是一种乐趣，而“搞科研”比较受罪，因此精力总是容易往“学”这一边偏。
１９８０年代中期，国内掀起“文化热”，各个出版社翻译出版介绍了大量西方哲学和社会人文科学著作，面对如此众多的好书，我陷入了饥渴与喜悦之中。这一时期，决定在高校发展的青年教师，都忙着“读博”和搞本专业领域的“科研”，而我则生活在“退隐”中，买书、读书。这段时间，我在西方和中国哲学、思想方面的知识有了明显的长进，思想理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１９９０年代初，我读到方立天先生的《佛教哲学》，对佛教产生了兴趣。此后陆续读过几本佛教经论和有关书籍。这种学习介于学术与信仰之间，读的书很少，既谈不上研究，也不敢说有真正的体悟。但无论如何，我的自学因此而拓展出了一个重要领域。
近十几年，我集中精力于清代和民国县制县政方面的研究，完成了两个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出版了两部学术专著。但这种形式上的成就并非最重要，我最大的收获乃是对明清（甚至宋代）以来的地方官府与社会有了非常感性而深刻的了解。毛泽东说中国“百代都行秦政制”，在“政制”方面了解历史，也可以说就是了解现实。在对清代、民国县制县政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收集、研读了大量包括历史档案、地方志书、官方典制、私人文书在内的各种文献。这类资料读得多了，就好像身临其境地进入了那个时代、那个社会，就有了一种真切、生动的感觉。闭上眼睛，那个时代的官、吏、绅、士、民、匪等各类人物的言语做派、音容面目和活动场景，全都浮现在眼前。这些人群，有的可爱，有的可笑，有的可悲，有的可怜，有的可憎；这些场景，有的令人感动，有的令人心痛，有的令人毛骨悚然。我认为这是对历史的真了解。搞历史研究，如果仅仅靠支离破碎地引证资料而缺乏一种整体的、活生生的“感觉”，所得结论恐怕是靠不住的。
（七）
相对于进入学校接受师教，自学或有其局限性，但也有其优胜之处，这主要在于能激发学习的主动性。自学如独自发掘宝藏，自己发现，自己开掘，在发现中开掘，在开掘中进一步发现，欲罢不能而永无止境。许多人提起退休都会有失落感，我的感觉恰恰相反。我再有３年就退休，每念及此，总是很向往，很振奋，因为我将会有新的、兴趣盎然的学习生活。我已经大致有了一个新的学习计划和研究目标，这就是参加到探讨中国文化出路的课题中去。这一事业已经开创了１００多年，与时俱进，它永远不能完成，研究过程却对人民、对民族、对世界都有着极大的意义。也算是一种使命感吧。孔子说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曹操《龟虽寿》诗则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感觉自己的心态与他们是相通的。
（撰写于２０１２年，以对话体形式收入邹兆辰编《师友治学闻见录》，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
□ 原载《熊窝》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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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后反思】
省思与忏悔
·赵 瑜·
１９６９年底，我的父母携全家下放晋城巴公镇。寒风霜雪，我们乘敞蓬卡车，在太行山上一路攀行，走向未知。告别古城之际，吴增义、刘小四、高明宪三弟兄冒雪相送，我心苦痛，无语凝重，泪湿衣襟。一场“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留下了毕生难忘的沉沉幻像，重重魔影……
是体育运动，拯救了我那荒诞而又芜杂的少年劫难。
１９７０年以来，我本是晋城巴公化肥厂一名青年徒工，却因为地区体委上调体育骨干，常常外出受训。成年累月在多个青少年集训队打篮球，练自行车。“文革”乱世，国省地三级体委解散了职业运动队，我只能混了一天算一天。与伙伴们不同的是，我每月还有青年工人一份工资，日子比别人宽松些。就这样过了一天又一天，担忧前途，心有不甘，又非常无奈。
１９７５年落实干部政策，我父母从巴公化肥厂和高平县革委会调回地委，重新工作。全家又搬回了晋东南地委大院。我仍在自行车队苦练。
１９７６年９月中旬，地直单位和长治市１０万人集会，在八一广场悼念毛泽东逝世。阴雨连绵不止，人心复杂难测。
晋东南，是仅次于陕北延安的中共第二大根据地，但人们的思想情感，却与延安民众有着很大不同：抗战中，是国民党川军李家钰所部，浴血长治誓不降敌，百姓尽知。薄一波、戎子和领导牺盟会，在太行太岳各县建政，名义上仍然以第二战区阎锡山为统帅。老八路一二九师到来后，人们心中普遍认为，是晋东南小米和城乡老百姓养育了中共大军，保全了各级干部，最后胜利靠的是太行太岳人民支持。毛泽东始终没有来过晋东南。民间交口称赞最多者，集中在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陈赓、黄克诚以及牺牲的左权、李家钰、武士敏等国共将领身上，沁水县曾经改称志敏县，辽县改称左权县。从历史上看，明清两朝和民国建政，上党地区潞商纵横，物产丰盛，经济繁荣，城乡少灾，毛泽东也说这里是个有鱼有肉的脚盆。人民生活相对稳定。所以，陕北民众唱出了“东方红、大救星”，此曲却不会在晋东南产生……
记得追悼大会那天，我走在体育界的队伍中，沿英雄街向着城市北部新广场缓慢行进。淫雨渐渐湿透了运动衣，周身发冷。队友们悄悄议论着：听说，省市各级体育比赛都取消了。这消息传播开来，使人极不快活。这意味着，我们自行车队，打去冬以来苦苦训练，一桶桶汗水就算白流。取消比赛，意味着运动队行将解散。这时，主教练胡庚秉先生郁闷地行走在我的身边，突然发出一声浩叹，低沉地抱怨道：这年头，甚事也干球不成！
的确郁闷。我们的前程在哪里？还将这样混下去吗？
那年我２１岁，常常手捧一本破书，“为赋新词强说愁”，我们向何处去？
我的忏悔故事，便要从这里说起。
忽一日，从地委到体委，到处传播着一条消息，撼动人心。人们说：北京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联手抓捕了王、张、江、姚，形势即刻发生剧变。很快，消息被全部证实。当时叫做党中央英明果断一举粉碎了“四人帮”。顿时，人心大振，众情鼎沸。我记得地委书记王绣绵，亲自带领几位副书记，带领全体地市干部，走上街头，走在了游行庆贺最前列，昂首挺胸，发自内心地高呼口号：坚决拥护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坚决打倒“四人帮”！那真叫痛快。地委书记亲自率众游行，这情景十年来从未有过。
人们看到了生活希望，我眼前呈现一片光明。这时，我父母奉调省城，搬家到太原定居。我则从晋城调回长治，在地区交通系统从事职工体育活动，准备着人生大转型。
人们早已对“文革”抱有强烈不满。此刻，种种不满对准了曾经造反夺权、曾经主导社会潮流的那一派，具体说就是晋东南全区的联字号头头们，他们成了“四人帮”伸向晋东南的黑手。这顶帽子用起来非常顺当，不由分说，一家伙就戴在了这群人头上。好像长达十年两派斗争，一下子等来了最后结局：老干部和红字号夺取了全面胜利，铁板钉钉。
当年，一个地区的交通系统，体制庞大，辖属甚广，职工上万。晋东南行署交通局管辖长治、晋城两大汽车运输公司和１６个县运公司，包括全区客运。还有地县两级公路段和运管站、监理所，全区最大的汽车修配中心长治大修厂。行政业务统管各县交通局。“文革”中，交通系统是个重灾区，乱到不可收拾。
而今，晋东南“揪出了‘四人帮’伸向我区的黑手”，各行各业揪出了众多“帮派体系代理人”。交通系统重点清查对象更是一大串，本系统举行批斗大会，把清查对象连绑带铐好大一群，常常人满为患，而且批斗手段极狠。我曾看到批斗大会一例：长运公司将某头头捆绑后，用吊车吊至半空示众。
本系统批斗对象太多，导致登台发言批判的积极分子紧俏，人手竟不够用。尽管这些对象同属于“反革命大案”，但各人案情还有区别，因此，除去总体性的批判大稿外，每会仍需要积极分子针对不同对象，做出具体批判，从而加大批斗力度。
如此斗人整人，都是“文革”做法，都是无视法治那一套。
我调来交通系统，主要是搞好职工体育，起先并不热衷于政工活动。但政治就在我们身边，政治生活无孔不入，无处不在，早已深入到我们的骨头缝里，要争当一名进步青年就更难躲开。我就是在政工干将人手紧俏之际，被看中、被动员、被考验、被提升到批斗讲坛，予以“重用”的。
我登台批判他人，平生仅此一次，却在心灵上留下了长久波动。那是一种无端参与整人之后，良知颤抖导致的不安。过一阵子，参与者往往找出各种理由宽恕自己，自我原谅，然后麻木，直至忘却。在那个时代里，这样的人和事，岂止千千万万？
我们与批判对象素不相识，无怨无仇，凭什么也要登台助阵、竭力呐喊呢？这正是值得智者们深切反思的地方。
是啊，我们需要反省和检讨，找一找不同程度参与整人的原因，做一个心理剖析，“挖一挖思想根源”。
领导分配我登台批判，对象是长治汽车大修厂韩田胜。这位中年汉子，在联字号阵营里不算显要头目，在交通系统清查对象中排排队，也比较靠后，顶多在本厂圈内当一名造反骨干。老韩是哪里人，都干过哪些事，我也搞不清楚。搞不清就登台批判人家？问题就在这里：
１９７６年底，我从晋城巴公化肥厂调回长治，实际上久在地区篮球队训练，或赴省参赛。最初调动手续，落在交通系统辖属的长治汽车大修厂工会。继续加盟地直职工或交通系统男篮，还当过领队和教练。这时，行署交通局决定，从本系统上调一名文体骨干，稳定地经营管理交通男篮。局领导如果把我从大修厂上调机关，以工代干，手续十分简单。而我在体坛厮混经年，本是乱世权宜之计，现在年龄不小了，也愿意稳定下来，读书学习，谋一个好工作。当时有句流行话语，叫做“把“文革”失去的时间补回来”。众多同伴正在复习功课，迎战高考。体育饭碗不能端一辈子，我亦有自己的私心搅动。此时此刻，交通系统的中心工作，正是强势揭批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唯此为大，把对立派统统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是一个背景。
地区交通局郭四元局长，“文革”前做过壶关县委书记，“文革”中受尽磨难。１９７６年夏秋造反派批邓反击，又把他当成“走资派复辟”典型，多次围攻骂闹，日夜不宁。他当然地憎恨“四人帮”帮派体系及其“伸向我区的黑手”。这位老干部对我极好，我与其子宪平一块儿长大，是同学也是弟兄。老局长常对我说：“都不小了，可不敢再耽搁下去，要关心全局工作，多读多写多锻炼，从政治上要求进步。”我心感动；批斗对象韩田胜，恰恰正面纠缠过郭四元局长。我虽未参加任何群众组织，更没有入派，却很自然地将韩当成了对立派成员：整郭伯伯的人，会是好人吗？我登台发言批判，这又是一个原因。
还有，汽车大修厂郭有山老厂长，是一位高级技工，抗战时期就给八路军造枪。对立派闹事，夺走他上下班的自行车，他每天步行２０里，坚持上班不迟到，令我敬佩。时逢批斗大会人手不足，这位老厂长出面动员我：“年轻人不能光打球。局领导对你很器重，你要敢于同坏人坏事进行批判斗争，就把批判韩田胜的任务交给你吧！”我犹豫说，自己不了解情况怎么办？老厂长当即指导：让政工组帮你看材料嘛，一看材料，甚都有啦！老一辈委以重任，年轻人增添信心。这又是一个原因。
局、厂两位郭老，对我支持信赖，起着外部推进作用，而更深层原因，还在于自己内心世界有一种欲望，呈现半明半暗状态。前些年，我常常“为赋新词强说愁”，不甘心混迹体坛，这时，我似乎觉得时来运转，祥光大现，要抓住机遇，改变命运，积极表现才艺，争取发展上进，尽快实现自我。我没有想过，这种机遇，实是延用“文革”暴虐做法的继续，这种上进，乃是建立在他人苦痛基础上的。批斗他人，我的命运可能转好，他的命运可能转坏，甚至很糟。
另一重虚荣和私心在于：让别人看看，谁不会写写文章？诚然，极端粗鄙的大批判稿件，满纸套话大话空话，算不上什么文章，但是，“文革”以来看个遍，铺天盖地满人间，批判稿又怎能不算文章呢？这文章别人会写，吃香喝辣，我用些心思，会比别人写得更好。
后来我才明白，心底欲望太强，便会丧失理性。很可能，“文革”中万千青年造反，起初都抱有好的理想欲望，或崇拜领袖投身革命，或追求主流挺身而出，或年轻虚荣表现自我，或随波逐流亦步亦趋，结果，助推革命风潮，投身社会洪流，追求人生进步，却被历史环境无情地推入了残酷斗争漩涡，直至形成坏事，参与族群分裂而不自知，反而越斗争越顽强，离原先目标越来越远。理想被扭曲被异化，革命变成整人，从而又被人整，眼看就会胜利，忽然坠入失败，恶性循环；历史环境恶劣不堪，好理想总是带来坏结果。部队记者刘景林先生讲过一个故事：北京东安市场附近一所小学，有个女孩要求加入红小兵组织，头头说她革命不够坚决。她随手找了一把尖刀，来到关押老师的教室，当场把一位老师捅死。回头说：我可以当红小兵了吧！可见革命人，随时可能变成杀人凶手。
更多人随波逐流，内心麻木，参与了整人斗争，从不知不觉开始，到不知不觉结束，不当回事了。
在种种人生欲望驱使下，我也不知不觉进入了角色。也可以说，从一名运动员转向政治大批判，我比许多同伴转得都快。
谁是韩田胜？我根本不认识。一开始，先由汽车大修厂政工组清查办提供素材，多是对韩粗浅片面的揭发材料，内容比较杂乱，还有简短的批判小稿。我并未核实事例，似乎也不需要核实，便将其中一些内容重新排列组合，归纳成厂内、厂外，不同活动范围之两大方面，厂内破坏生产秩序，厂外冲击各级党委，然后上纲上线，把韩等参加派性活动，与文革中央帮派集团篡党夺权罪证上挂下联，且结合本省本区同派揪斗老干部等实际，呼应对照，从逻辑上，从时间上，从相似性上，推导出一种共同的阴谋性质，居高临下，从而坐实基调，使其无可辩驳。然后在表述上大举加工润色，采用北京高端主流提法，模拟受害群众悲情控诉话语，一会儿肯定句，一会儿反问句，大而无当，不一而足。最后警示一番：清查任重道远，战斗未有穷期，树欲静而风不止，严防黑手末日反扑。全文以紧跟华主席奔四化压轴，高呼口号甩出豹尾。
无非就是这一套罢。“文革”青年，无师自通，上台批判，不学也会。这比打赢一场球赛容易得多。
我交给大会组织者审看稿子，表扬有加。只是提出批斗人多，要掌握好时间，注意精练一些，未必都用排比句。
终于，交通系统批斗“四人帮”黑手大会，在地区大礼堂如期举行。现场总指挥——现在叫司仪，高喊：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拉上来！只听舞台地板好一阵嗵嗵巨响，如战鼓擂动，一大溜昔日联字号造反战士，有老有小，尽成囚犯。他们被武装人员猛烈地拉上台来，面色灰白，衣衫褴褛，深度垂首弯腰，以脑袋顶部朝向大众，没有半些奈何。台上高呼口号，声震全堂，山呼海啸。
这些人曾经批斗“走资派”，也是这般模样，形式几无变化。
依次发言批判，我排列偏后。他人发言中，我留意观察韩田胜本人。看他长相特征，穿着工装，不过一位普通技工，很难促发我生长仇恨情绪。我倒是注意到了自己有变，今日的我，居然在运动衣外面，套了一件蓝布制服外套，这样是不是就像一个机关干部了？
在一名体育运动员来说，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变化。唉，一个人学好很难，学坏则非常容易。
我完全忽略了韩田胜其人之存在，更无视于他今后的人生命运。我只是坐在那里进一步温习批判搞，考虑如何取得批判效果。就像运动员临上赛场之前，进行自我心理调整那样。仿佛我所面对的韩田胜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是一个战术对象，一个衣衫符号，一个进攻篮框。我这才明白，每到严酷批判之际，从来没人把对手当成人。
但是，场上一个细节却让我难忘，好像还激发了我的不满。当我批判发言到半中间时，久久弯腰未动的韩田胜，他位于我的右侧，竟然倒过头来，用一种古怪的眼神，盯着我观看数秒钟，好像在听，又好像不同意我的发言。哟，我正在批判你，你看什么？你必须更深地低头认罪才对。你居然使用目光还击批判者，肯定是不老实嘛。而日后想来，强势群体剥夺了人家的话语权，封了人家的嘴，韩田胜先生转头看我两眼，实是情理之中，正常反应。也许他很奇怪：从哪里冒出这么一个家伙？素不相识，甚情况也不了解，公然在此振振有词，胡乱批我许多事情，这小子是干甚的？想一想，人家韩田胜不过一名本派副手，而在批判稿中，快要把他批成一个十恶不赦大首犯了。这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吗？还不是莫须有的那一套吗？
在那样的时代里，由一只狼孩转变为一匹凶狠的大狼，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实话说，我登台批判发言，效果不好也不坏，并没有引起我所预期的轰动效应。尽管如此，领导上还是鼓励了我，称赞我初出茅庐，已经干得不错，批中了黑手反动要害。成王败寇，古今如此。强权对待贼人，不讲道理。我可以胡批一气，你必须忍气吞声，除非你某日翻身，再来批我。于是，世间敌人越来越多，“文革”对立不可调和。西方的人权观念从来没有，东方的孔孟中庸尽遭抛弃，“和”文化，善良心，早已荡然不存，这就是不仁。
“文化大革命”正是这样，这场批斗会如果放在运动前期，我与韩田胜必然分裂成两大对立派，不斗个十年八年，不斗个百多回合，不斗个你死我活，双方不会罢休。正如以暴力对待暴力，只能导发更多暴力那样。
呜呼！北大教授洪子诚先生反思和忏悔往事，说出一个沉痛道理：我们都当过打手啊！斯言振聋发聩。洪子诚先生“文革”挨批，当他匆匆焚毁工作笔记本时，猛然发现自己于１９５８年和１９５９年之间，也曾扮演了一名“批判者”角色，批判对象是王力、王瑶、吴组缃、林庚、高名凯、游国恩等知名教授。到了“文革”，下面的学生们正在向昔日的批判者学习，开批洪老师。洪子诚先生指出：一次次角色轮动转换，罪孽种子早已播种下来，到“文革”轮着了自己……
那次交通系统批斗会之后，我正式调入地区交通局。而倒霉的韩田胜先生哪里去了？我不得而知。他何以安身立命度过晚年？我不得而知。他的家庭遭到了怎样的劫难？我不得而知。
他难免遭到当时清查扩大化的严重打击。
我不是主办韩田胜一案的责任人，似乎就可以安心了？不，我在这里向韩田胜先生致以深切歉意，请他原谅我的盲目批判，原谅一个所谓要求进步的青年，做了不该做的糊涂事；我留在地区行署交通局机关工作，似乎应该高兴，但是三十年过去，我心依然沉重。一想到韩田胜先生和无数“文革”牺牲者坠向深渊，我还高兴什么？不论占据怎样堂而皇之的理由，我们都负有责任在身。乌合之众，劣迹斑斑，我们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文革”，我们不该保持安心平静。我们曾是构建荒诞历史的离乱人，大小角色都是角色啊。
□ 摘自《山西文学》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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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旧事】
一个农村孩子眼中的文革
·赵天佑·
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６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史称“十年浩劫”。尤其是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６９年文革的高峰期，我只有十几岁，亲身经历了一幕幕荒诞离奇、人性扭曲、残酷恶劣的人间丑剧，现在回忆起来仍不寒而栗。
◇ 破“四旧”、立“四新”，老师穿绣花鞋扫街
文革的最初序幕，是批判“三家村”、“四家店”，邓拓、吴晗、廖沫沙等。当时我上小学四年级，班里有一份《少年报》，报上都是批判“三家村”、“四家店”的文章，我和小伙伴也不懂是什么意思，大伙成天吵吵嚷嚷，互相指着一团一伙的小伙伴是什么“三家村”、“四家店”。具体是什么内容根本就不理解。
我老家赵庄村，是河北省鸡泽县二中和县二高（高级小学，即五、六年级）的所在地。风雷动而树梢摆，海涛涌且小舟摇，就是这县二中、县高小也紧随着文革的大潮而起伏飘摇。最初是喊着口号上街游行，敲锣打鼓，扛着红旗，上千名学生四路纵队，高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口号，到各村庄游行。
再就是学生挨门串户破“四旧”。文革初期有一个文件叫“十六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这场大革命要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树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所以学生们喊着“破四旧、立四新”，每到一个村便上房拆除屋脊上的兽头，砸八仙桌太师椅上的花牙雕刻，收缴一切书籍，包括妇女的绣花鞋，以至发展到剪辫子。那时时兴姑娘头上梳两根大辫子，就像豫剧《朝阳沟》里银环的打扮。在“破四旧”的号召下，女学生们带头剪掉了头上的辫子，一时间剪辫子成风，学生们挨门串户动员姑娘剪辫子，最后发展到村村设卡，查路口，只要见谁头上留着辫子，不管愿意不愿意，强行剪掉。那时，最时髦的姑娘穿戴是绿军装，扎军用宽皮带，头上留着和男青年一样的分头，弄得人们连男女都难以分辨。还有就是禁演一切“老戏”（古装戏）。
接着便有北京大学的学生到村里和学校“串联”、“点火”，号召群众学生起来成立“红卫兵”组织，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开展，先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满街乱撒的油印传单，内容是批判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些“当权派”。言词激烈，如什么“舍得一身剐，敢把×××拉下马”，“砸烂×××的狗头”，“×××十大罪状”等。这些大字报和传单有署名的，有不署名的，大都是××战斗队等，接着就是将校长、老师们揪出来斗争，开批判会，游街示众。一些家庭出身为地主、富农、资本家或定为右派的老师，成为主攻目标，专政对象，造反派把他们叫做“牛鬼蛇神”，对其进行批斗游街。游街的老师们头戴白纸糊成的大高帽子，通常有三四尺高，上面写着：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黑帮×××，或坏分子×××（名字）。胸前挂着“黑帮牌”（和现在公捕犯罪分子的牌子差不多）。有的“黑帮牌”是造反派”精心制成的，达１０多斤重，用细铁丝串起，挂在“黑帮”的脖子上。三伏天让他们捂着大棉袄，有的兜子里还让装上两个铅球。许多出身不好、长相俊俏的女老师被诬有作风问题，游街时脖子上挂两只破鞋。
二中有一位天津籍老师叫杨昌希，家庭出身资本家，眼睛高度近视，造反派将他的眼镜摘掉，用席蔑儿插成眼镜挂到他的眼上。高小有个教师叫顾振中，是满族人，在红卫兵的眼里，他是皇亲贵族，是比地富分子都高级的坏蛋，所以成了主要专政对象，不但让他戴高帽子游街，而且还让他穿着一双妇女的绣花鞋在村子里扫大街。顾老师不堪忍受非人的折磨和侮辱，于一天夜里服下大剂量安眠药以求自杀。第二天造反派看他昏迷不醒，就４个人一组用杠子轮流抬着他摇晃。边晃边喊着“瞎老顾，醒醒，别装死，快起来”（顾一只眼睛有毛病）。顾自杀不成，对他的斗争更加升级。
外地的教师如此，本县的教师又是怎样的处境呢？教语文的贾老师，最早被戴上３尺多高的白纸糊的大帽子游街，在经受了数次残酷的折磨后，他无奈地说：“有谁能让我睡一觉醒来就成了文盲，那该有多好啊！”孟贯庄一位姓王的老师，被打得遍体鳞伤，他实难忍受，趁造反派不备越墙逃命，当爬上墙时被造反派发现，造反派拽掉他两只鞋，没有从墙上把他拽下来，他光着脚逃到山西，直到“文革”过后才回来。
在农村也是大揪“当权派”和“地富反坏右”，兴起了“抄家”风，光赵庄一个２００余户的村，被抄家的就有十几户。时值春节，被抄家户十几口人老少几代被锁在一个屋内，将他们家的缸、箱、盆、罐摆了一街筒子，少数人忙着抬东西，多数人围观，人群中大多是表示同情的，但谁敢道一个“不”字？
以上事情发生在文革初期，那时我上高小。
◇ 红宝书、红袖章，世界一片红海洋
在文革中，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全国人民群众对领袖的纯朴感情，导演了神州大地一场史无前例的“造神”运动。
革命标志颜色为红色，如红军、红色政权。在文革中，红色成了“革命”的象征，无处不见，无所不在。
文革伊始，先学校后农村纷纷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他们高唱着“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大风浪里炼红心”，雄赳赳、气昂昂地到处造反。参加红卫兵组织必须是根正亩红的贫下中农子弟，标志是臂上戴红袖章，红袖章上大都用黄色广告色印刷上“红卫兵”３个毛体大字，上面一行小字为×××战斗队，战斗队的名字都与伟人相关，或从毛泽东诗词中取名，仅二中就有“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在险峰战斗队”、“从头越战斗队”、“劲松战斗队”、“征腐恶战斗队”等等。开始还有个学校领导组织，后来就完全成了自由结伙，三五人、甚至一个人也自称一个什么战斗队、司令部。当时最出名的当数一中的“红联”，二中的“红旗”，红卫兵把一中改名为“红专中学”。
毛主席在天安门身穿绿军装，臂戴红卫兵袖章，８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更使红卫兵一时间成为神州大地的主宰。鸡泽县的红卫兵和全国各地一样，有的上北京要见领袖，有的到南方瞻仰领袖家乡，有的上各大城市周游，也有的沿当年红军长征路线行进。几个月时间，一切秩序都被冲散。红卫兵所到之处，乘车不买票，吃饭不掏钱，名曰：“大串联”。就连鸡泽这样一个交通不便的小县也设立红卫兵接待站。名目繁多的红卫兵战斗队，都打着砸烂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旗号，夺取政权是他们的目的。随着各级党政机关的被夺权靠边站，各组织纷纷扩充实力，搞兼并联合，最后发展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相互争斗，“文攻武卫”。他们都标榜自己是真革命、是造反派，指责对方是保皇派（皇是指各级的当权派），最后发展到相互攻击，大打出手，甚至动用了枪炮，发生了武装冲突。后来中央文革要求停止“大串联”，复课闹革命，中央派军队“支左”，持续两年的“红卫兵运动”才逐渐消退。
“红宝书”即《毛主席语录》，６４开或更小的精装本，红塑料封皮，极精致，上面印有毛泽东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文章摘录。当时全国有７亿人，几乎是人手一本。林彪号召要年年学、月月学、天天学，最后形成了“语录的世界”。每当开会先把“红宝书”举过头顶，一人领呼，众手挥动“红宝书”齐喊：“毛主席万岁！打倒×××！”会场一片红彤彤。当时放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纪录片电影，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千万人同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银幕上真是红色的狂潮、红色的海洋。
关于“红宝书”的故事之一。时为被专政对象的“当权派”副县长安广辰一日入厕，不小心“红宝书”从裤兜内滑出落入茅坑，在当时如被发现将其告发，就会定他个极端仇视领袖的“现行反革命”罪，或许会被判死刑。安广辰吓得浑身哆嗦，面如土色，马上爬到茅坑边往外掏，因长期被捆绑打斗，手脚都不听使唤，加上害怕着急，伸手没能够着。他心想，若不见了“红宝书”，将如何向造反派们交代？此时电影队的老郝师傅入厕，见状，马上爬到坑上掏出了“红宝书”，擦拭干净，交给了吓得目瞪口呆的老县长，老县长急忙把书揣在怀里。老郝师傅这样做，可算帮他逃了一劫。多少年过去了，提及此事，老安县长和子女们还心存感激。
关于“红宝书”故事之二。一位姓徐的女教师的“红宝书”前页伟人像上被人写了一句谩骂的语言，于是对徐的专政升级，她被剃了光头，五花大绑，脖子上挂着牌子游街。当时徐老师怀有身孕，手被反捆，游走一段路就让她站在凳子上亮相，造反学生用脚踢倒凳子，使她一头栽倒在地，前边挂的牌子碰得她满脸是血。我母亲从街上回来，气得浑身发抖，痛哭流涕，边骂红卫兵丧失人性，边把我们兄弟叫到跟前，厉声严训：“谁要敢在外边捅人家一指头，回家非揍扁你们不可！”徐老师受尽磨难后被关进了监狱，才保了一条命。后来查出了当时仅十三四岁的红卫兵司令李建生，他为陷害老师，故意制造事端，也受到了惩办。
毛主席像章是文革的又一重要标志，上至中央领部，下到几岁娃娃，每人胸前都戴着毛主席像章；当然，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是没有资格戴像章的。像章有钢质、铝质、铜质、塑料海绵质、陶瓷质甚至竹制等等，造型各异，大到像碗口一样，小到纽扣一般。中间印有毛泽东主席各个时期的头像，大都精美绝伦。人们有的戴一个，有的戴数个，有的则将左半胸襟上挂满像章，以示对伟人的尊敬。像章风随文革的消退，逐步降温、消失。
◇ 早请示、晚汇报，三祝愿、对语录
文革中全国出现建“主席台”热，从县城的重要路口到农村的十字街头，到处都建起“主席台”，达到了队队有“主席台”，家家有主席像。生产队每次出工前，全队社员都集合起来，列队站在“主席台”前，手举“红宝书”进行“祝愿”。
领队：首先让我们敬机七亿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
群众（同时前后挥舞“红宝书”）：万寿无疆！万寿元疆！万寿无疆！
领队：再祝愿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最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
群众（如前动作）：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祝愿”过后才下地干活。当时，家家街门上贴着毛主席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时身着绿军装臂戴红袖章亲切交谈的留影像，像下面贴一个剪纸的桃形忠字，以示“忠于毛主席，忠于林副主席”。屋里冲门口墙上也都在一个剪纸红太阳上贴上主席像，用红纸条贴出光芒，要求每吃饭前都要“祝愿”。早晨起来还要先站在主席像前进行“请示”，说当天的工作计划，晚上要在主席像前检讨自己一天的言行，叫做狠斗“私”字一闪念。这就是“早请示，晚汇报”。
“对语录”是表忠心的又一种形式。当时大兴语录风，如去供销社买二斤盐（当时是计划经济，所有商店均为国营），要先背一条毛主席语录，买盐的人说：“要斗私批修。买盐。”供销社服务员就说：“要拥军爱民。多少？”致使一些农村上岁数的老头儿老太太不敢出门说话。又如哪个村庙会，村里都会派人查街口，进村走亲戚的人要背毛主席语录才让进去，背不出来就别想进村。记得一次半夜里，高音喇叭喊叫全体社员（村民）紧急集合接“最新最高指示”。全村的人都急忙赶到大队院内，站队后又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半夜里冻得人瑟瑟发抖，后来才接到最高指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也不知何所指，现在想起来真令人哭笑不得。
同时，“文字狱”、“言语罪”盛行，一个词写错就遭批斗，一句话说差可被判刑。二中小寨村的一名学生说了句：“林彪的脸像个烂黄瓜。”被判了３年刑。县医院一位爱开玩笑的医生在唱颂歌时，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俺老婆亲。”他把原歌词中领袖名字换成“俺老婆”，被举报后认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罪”，蹲了１０年大牢。这种对领袖的崇敬、对领袖的颂扬达到无以复加的狂热地步。
１９７１年秋天，在这种活动热度还没有退尽之时，突然上级来传达绝密文件，林彪反党叛国，林彪、叶群与其子林立果，逃窜敌国，飞机坠毁，自取灭亡。这不啻晴天一声炸雷！记得当时会场上大眼瞪小眼，谁都连大气儿也不敢出，连传达文件的上级干部也连连用手掐大腿，怀疑自己在梦中。“副统帅”、“亲密战友”、“九大”党章明确规定的“接班人”，刹那间成了“林贼”，也是文革中最具有讽刺意昧的事件。
◇ 十二级台风与大批冤假错案
红卫兵运动发展到后来，经过夺权，两派武斗，解放军“支左”，各地纷纷成立了新的政权组织。这个组织据毛主席原话是：“叫革命委员会好。”在“革委会”（“革委会”行使政权１０余年）领导下，又有专案组、专政组，对所谓的“阶级敌人”的斗争形式又升了级，各村、各单位都设立公堂、牢房，将一些有问题的人关押起来，造成了大批的冤假错案。
县税务局一位局长多次被捆绑吊打，过堂跪砖、上老虎凳，逼其供出反动组织。在实在熬不过的情况下说：“实话说吧，我还有一件大事没交代呢。”“棒子手”一听来了精神，停止拷打，竖起耳朵听他断断续续地说：“那年……那年……八国联军进中国是我带的路，还放火烧了北京圆明圆……”“棒子手”一听这么大的事，又让他再说一遍，写供画押之后，这个“棒子手”以百米赛的速度跑到县革委会主任、武装部长办公室邀功：“可抓住大家伙了！”当他气喘嘘吁吁地将局长供词学一遍后，当然地挨了稍有点历史知识的主任一顿臭骂。后来这个局长被折磨得曾吞一把直别针想自杀。类似这种无中生有、望风捕影的冤案层出不穷。
一天早上我去上学，临街南大墙上贴满了大字报，近前一看是一墙漫画，画得非常恐怖：上千条大小毒蛇，人头蛇身，张着血口，吐着芯子，每条蛇身上都写着人名，标题是“杨家黑线示意图”。再细看我父亲的名字也写在下角一条小蛇的身上，我看得毛发直竖，腿软头懵，踉踉跄跄回到家中。没几日学校就不让我上学了。杨家黑势力是鸡泽文革中一大冤案。解放前杨氏家族是县城名门望族，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杨家以杨直轩、杨廷魁为代表的一批热血青年，毁家舍业，不怕流血牺牲，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对敌斗争中创造了许多英勇业绩，解放后又一直担任着重要职务。所以文革中造反派便把他们和与杨家沾亲带故的许多干部群众打成“杨家黑势力”，“杨家黑线”，涉及干部群众数千人。
在１９６８年，关押打斗之风十分激烈，高音喇叭上整天喊着：要向阶级敌人刮起十二级台风。紧要时几乎人人自危，邱县抓“国民党”厉害，鸡泽就去邱县取经，在全县大抓“国民党”、“迎蒋团”，短短的几天时间，仅１３万人口的鸡泽县，被诬为“国民党”、“迎蒋团”者达数千人。
一天深夜，小寨公社紧急发动了五六百基干民兵，包围了西木堡村，按名单抓捕了６０多名所谓的“国民党员”。造反派大搞逼、供、信，采取严刑拷打诱供逼供让其交代团伙，只要谁被说成是“国民党”、“迎蒋团”，就会被立即关押。有的人今天还积极参与打人逼供，明天他也被诬为“国民党”成了阶下囚。一些拒不交代问题的“顽固分子”，造反派用尽各种酷刑惨忍地对其折磨，有的被活活打死。当时在造反派眼里，所谓“阶级敌人”的生命美草不值。鸡泽名医、县医院副院长赵淮源，因不按造反派的要求交代问题，造反派不准吃饭，不准睡觉，腿被打折，腮帮子被打脱落，惨遭折磨致死，被扔到离关押地２里外的井中，造反派以“畏罪自杀跳井死亡”８个字了事。他死后，用排子车将尸体从县城拉回，村里造反派不让进村，找了一个枯干的大坑，芦席卷身埋葬。建国前参加革命的鸡泽县法院副院长马清吉，一家４０多人被关押，１３位亲人惨死。像这样的实例举不胜举。
当时抓“坏分子”定指标分任务，每个生产队都要抓出几个“牛鬼蛇神”进行批斗，有的生产队让这些人身背草耙子，写上当时全国最大“走资派”的名字，让被称为“走资派”孝子贤孙的“坏人”，到地里挖坑“埋人”（草耙子），逼其磕头、哭爹等等，进行人格侮辱。
县革委会还在赵堡村东的东碱地里设立了“五七干校”，大批的干部被变相关押在“干校”里进行劳动改造。
◇ 军队支左和“反军派”
在“刮十二级台风”以前，红卫兵造反冲垮了各级党政组织。红卫兵夺权后权力分配不均，全国各地都形成了两派、多派红卫兵组织，中央号召红卫兵组织“大联合”，但红卫兵们根本不听招呼。当时说法是中央一元化领导，即各组织都只接受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为了夺权，红卫兵组织之间武斗升级，矛盾愈演愈烈，有些地方竟然抢了军械，装备了枪炮，局面“天下大乱”（当时的常用语，领袖话：由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乱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这时从上面派军队“支左”，部队都派出军代表进驻学校和厂矿企业。双方都激烈地争夺军代表的支持，军队支持的一派为正宗，不支持的一派马上就成为“站错队”，就是“反军派”。邯郸两派主要是“市革联”和“地总部”（也俗称“地老总”），以“市革联”居为正宗，打跑了“地老总”，“地老总”们退居磁县。“市革联”和军队包围了磁县，双方动用了机枪、步枪，死伤了很多人，这就是轰动全国的“磁县事件”。
全国各地都在揪“反军派”，那个时期农村相对平稳些，一些在大城市“站错队”的学生纷纷逃到农村避难，赵庄村当时就有从太原来的学生，有在外上学偷跑回家的大学生。我邻家一个在保定上大学的女学生就躲在家里，一天深夜我在熟睡中被父亲推醒说：“院里有动静，你悄悄地出去看看。”我刚一开门，被几道强手电光刺得睁不开眼。有人对我低吼：“回去！不准出来！”恍惚间我看到满院子人，房顶上也有人。一会儿工夫，听见北
院里有人大声争吵，只听那个学生说“不用捆，说去哪里我跟你们去就是了！”再往后院里没了动静。她母亲从墙上翻过来到我家，天不明就让我去打探消息。我转到村设的“牢房”，又转到公社“牢房”，只见她在公社的“牢房”被扣押。经多方打探，原来是学校对立派红卫兵组织给我县来了协查，她被抓后，已经通知校方来带人，苦学校带走，将难以活命。家里如热锅上蚂蚁，千恩万虑只好挺而走险，破狱救人。第二天夜里，她表哥偷摸进公社的“牢房”，将她救了出来，送到石家庄在同学家躲藏起来。她的母亲和舅舅被本地红卫兵扣押了好几个月，没问出结果才罢休。在县里，武装部长的话就是“圣旨”，一中的“红联”和二中的“红旗”成了“反军派”。一般人员“反戈一击有功”，头头们纷纷被抓。记得乔屯庄一同学是“红旗”的头头，他逃走后二中红卫兵将他年迈的父母抓到学校打斗游街。让他父母敲着铜锣呼喊“我是反军小丑XXX的娘”“我是XXX的爹”，“我死后狗不吃、人不埋”……凄厉的呼号使人为之惊惊。儿子终于不能忍受父母替他受罪，跑回来自首。那天我正在学校，一帮人老鹰捉小鸡一般将他提到大伙房改成的“牢房”里，三下五除二将他吊上房梁，１０多个男女红卫兵抄起木棍，乒乒啪啪劈头盖脸地狠接，他开始还哀嚎，后来就没有动静，昏死过去。在关押游斗数天后，他被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头上伤口都生了蛆，扔在牢房角里奄奄待毙。亲戚去送饭，说，“他已死了，别臭了你们的地。”这派红卫兵才让把“尸体”拉走，到家后又埋了假“坟”。几年后才听说他当时尚有气息，转移亲戚家救治了半年才活了过来。
老干部受了冤枉委屈，在上世纪８０年代拨乱反正后还有个平反说法，而这类先斗人造反、后挨整成了“反军派”的人，受的折磨再也没人提起来。写到这里，我想多说几句。仔细想来，文革１０年没有“赢家”。一开始红卫兵斗倒“走资派”；再往后红卫兵与红卫兵斗，一派压倒另一派，一大部分又成了“反军派”；１０年过后，剩余的一部分所谓正确而掌权的红卫兵，又在拨乱反正中被定性为“三种人”（文革期间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受到法律和政治制裁。整整一代人在政治的大潮中被淹没。
◇ 八戏三战一本书，买啥东西也凭票
文革１０年将以前的古今中外文艺作品都视为毒草，一律批判或禁止。戏剧只有经“旗手”江青批准的８个所谓的“样板戏”，即：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电影只有《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一本小说即为浩然著的《艳阳天》。翻来覆去人们大都看了数十遍，真可为妇孺皆知，耳熟能详，台上唱上句，台下都能接下旬。
文革中，每个单位、学校、生产大队（村）都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般由２０至３０名青年男女组成，大多是“脱产的”专业村级宣传员。排练的文艺节目，内容是“红太阳颂歌”类、“样板戏”选段和结合“大批判”内容的演唱，甚至有的村还排了整出的样板戏，每开会前总要先演几个节目。至于公社、县、地区范围也常组织汇演，我县东六方村的宣传队阵容最强，常被邀请出村演出。
物质生活在这时期很是困难，物资奇缺，全年条件好的生产队人均口粮每天１斤，差的为８两，每人每年１７·３尺布，２斤食用油，过年每人半斤肉，都发票。买东西光有钱没相关的票证也不卖给，何况钱也没有，许多人家还要省些布票出卖，换些粮食度日。除这些外，大到自行车、缝纫机，小到碱面、火柴都是缺货，供销社货架上常空荡荡的。谁家若有个在供销社当售货员的亲属，街坊邻居也都很羡慕，说人家有“后门”。
当时公社下辖各村为生产大队，大队下约百余口人划为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为一个独立的核算单位，几十个人在一块地里干活，大家都出工不出力。比如每年春天，社员（村民）被组织常干一种去春白地里打坷垃的活儿，男女老幼一字排开，手举坷垃槌，打一下欧两下，一晌漫过一块地。有时打完后没别的农活，队长就让再打一遍。还有大年初一要过“革命化春节”，社员们被安排挖坑底土背到田中。大家反正不准请假和欣工，只好磨洋工。谁要做个小生意，如卖个花生、瓜子都要被管被抓，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
农业产量很低，县开“三干会”（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会）定目标，叫做：“三年过黄河，五年跨长江，粮食上纲要。”过黄河是全年两季麦子、玉米或高粱加起来５００斤，跨长江是８００斤，上纲要是两季４００斤。就这样的目标也是可望而不可即。为了粮食大上，还多次发生过上级某领导说高粱产量高，玉米产量低，种蔬菜是资本主义等，下边就组织人到田中拔玉米、铲蔬菜等荒唐事件。每年春天都要有一些农家缺粮断顿挨饿，发生饥荒。
还有一事印象很深，１９６９年中苏在珍宝岛发生边境武装冲突，主席号召“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在这一时期非常紧要。村与村、公社与公社、县城之间挖了无数的“战壕”，沟壕纵横交错；每村都组织了民兵连，并有“执抢排”，装备真枪实弹，常搞战时演习。这当然属题外的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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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清华大学７２７事件（四）
·胡鹏池·但 燊·
（上接zk1706a）
◇ “９００３血案”改变了历史
工宣队从白天到深夜１０点钟，虽然曾经攻下了不少团派据点，但是全都得而复失了。至傍晚“东区大血案”发生后，工宣队在与团派争斗中除了拿下了９００３大楼外，其余几乎无一胜绩。而团派也除了失去９００３这一据点外，其它据点全都失而复得了。
于是９００３必然成为团派的下一个目标。
一、４１４的战略决策：放弃９００３
（一）４１４的两项战略决策值得商榷
９００３大楼是“精密仪器及机械制造系”（简称“精仪系”或“机械系”）新系馆，位于中央主楼的西南方向。
１９６８年５月中旬，清华两派武斗已经不可逆转。４１４核心层连续召开总部会议详细讨论战略布局，最终作出了建立以主楼为中心的“４１４根据地”的决策。
主楼区域有当时清华傲视全国高校的最为雄伟、现代化的教学楼群，文革以来一直空空荡荡，武斗发生后更是冷冷清清，４１４因此得以在５月中旬迅速地和平占领。团派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老四“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及至明白过来，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四天，４１４的战略大本营已经初步建成。
在清华两派武斗中，４１４毕竟处于劣势，领导层的一些“政策”又人为地扩大了劣势。比如“三不政策”：不得向团派的据点发动进攻；不得主动袭击团派队伍；不得把团派的人往死里打，并且特别叮嘱４１４战士千万不要打死团派的人。沈如槐的书中将此称之谓４１４的“三条禁令”沈如槐、但燊等不断地对大家讲：文革总是会结束的，杀人是要偿命的，无论在什么时候都适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防御”本身就是“消极”战略，从来的“防御”一般都是“积极防御”。４１４坚持“防御”战略，还要加上“三不政策”，真是“消极”到家了，所以必然会在“防御”方面考虑得比较周密。
站在４１４立场上看，建立“主楼根据地”的决策是正确的，但与此同时所作出的另两项重要决策却值得商榷。
一、坚守科学馆
科学馆位于大礼堂区，既然已经处于团派层层包围与严密封锁之中了，按形势应该果断放弃。但头头们考虑到科学馆是４１４的象征，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放弃科学馆无异于宣布４１４退出清华政治舞台，所以作出了“与科学馆共存亡”的决策。尽管随后也作了人员、物资、通讯等诸多方面的充分准备，但仍然造成了日后极其困难、被动的局面。如果没有陆续抓了６、７名团派人员作为“人质”关押，很难说团派不会纵火烧楼，甚至炮轰。事实上团派也已经纵火烧楼了；团派也已经准备了大炮与炮弹。如果没有７２７工宣队进入清华，科学馆内的１００多名４１４人的生命安全很难保证不出大问题。
二、放弃９００３
９００３大楼离主楼区有４００米左右，与主楼形成犄角之势。既已决定建立主楼根据地，那么占领９００３就成为兵家之必要，它将使得整个“主楼根据地”更完整、更安全。
但在研究方案时，４１４总部委员、精仪系负责人等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说：９００３大楼里有大批精密仪器，还有全国高校唯一的恒温实验室，如果因为我们的占领遭到损坏，我们负不起这个责任。４１４总部采纳了这个意见，果断地作出放弃占领９００３的决策。
团派总部没有这层顾虑，随即占领了９００３，派遣重兵把守。
团派占领后，不仅利用楼内的机械设备与金属材料将９００３大楼建成了最大的武器制造、贮存、发散基地，并且用热武器武装守军，将９００３建成了控制、封锁４１４主楼根据地的前哨阵地。７月１８日枪杀自控系学生钱平华，７２７深夜枪杀工人李文元的罪恶子弹都是团派武装人员从９００３射出来的。
４１４是一个在文革中存心要立“牌坊”的群众组织，虽然一些重大决策既有前瞻性，也展现了人性的理性思考，但像“坚守科学馆”、“放弃９００３”这两项决策很难说不流于“迂腐”。
（二）老朋友的回答，罗征启的喟叹
本文两作者２０１５年夏天在北京时曾两次与当年驻守在科学馆及其它据点的部分４１４人员座谈，我们每次都提出这样两个问题：
请问大家：在那样一种困难的形势下，科学馆内的４１４人员有没有发生人性塌方的现象？
请问大家：你们认为据守科学馆是不是４１４总部决策层的失误？
我们的每次“请问”都遭到参加座谈的４１４校友们的尖锐反对。他们甚至说你们所提的问题是对他们的污辱，甚至怀疑这样的提问是居心不良。这让我们很是震憾。
２０１６年４月底，胡鹏池在上海与几位老朋友聊天时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一位老朋友说：在我看来，据守科学馆的决策不仅仅不是失误，而且是４１４领导层最正确的决策之一。你们要好好想一想，当清华文革进行到百日武斗阶段，往日的青春激情、往日的忠诚信仰全都大为褪色，无论是在校内或校外，无论是参加武斗还是没参加武斗的，无论是４１４内部的鸽派“三七战团”与鹰派“东方红战团”，还是其它各种不同人群的各种不同的观点意见，这时候也全都淡化了。在这个特殊时期，科学馆的存在不仅仅是４１４的标志，而且是４１４人心、道义、力量的主要凝聚点，甚至是唯一凝聚点，一切为了营救被围困在科学馆内的１００多名战友。正是为了这个目的，４１４内部几乎没有任何杂音，空前团结，汇集成一股强大力量。如果不是为了科学馆１００多名战友生命安全，有的人就会借口母亲生病，有的人也会借口自己身体不适，任何感冒发烧都可成为离开的理由，人心早就散了，队伍早就散了，４１４也早就垮了。
他又说：垮了也就垮了，清华大学将整体划入“四人帮”的势力范围，蒯大富作为中央文革的铁拳头，将发挥更大的坏作用，大家有没有想过这将会是怎样的后果啊？
胡鹏池思忖良久说：受教了！
２０１６年５月，胡鹏池与但燊在深圳拜访罗征启，但燊提到了４１４内部某个人的“瑜亮情结”。罗老师说：他怎么还会有“瑜亮情结”呢？他不是早就回家了吗？要不是那些坚持到最后的人，４１４也早就垮了。
年迈体衰的罗老师在说这话时，一双眼睛就像雾一般迷蒙，显然想起了那遥远的过去，悠悠地嘟嘟囔囔：垮了也就垮了，垮了也就垮了，哪有今天……
（三）蒋南峰与胡鹏池的两条微博
２０１６年６月，在某微信群里又涉及到如果４１４垮了，蒯大富一统清华后又会怎么样？
蒋南峰说：很简单！蒯大富一统了清华，清华就将是没有迟群、谢静宜的迟谢路线，林彪仍是名义上的接班人。蒯将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大显身手。这就没有“王盆子”（指王洪文），而是“蒯盆子”。他一死，蒯至少能挣个无期。如果能万岁，将率领蒯等去赤化全球，蒯最后将在人防工事中与他的爱娃殉情而死。
胡鹏池说：如果蒯大富一统清华，饶慰慈剩下的半拉屁股也没有了，文学宓的满嘴牙齿全拔光，罗征启重新被抓回三堡，贾春旺被罚站九天九夜（此前，他还只被罚站五天五夜），全校召开“沈如槐—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批斗大会，起码也得开上三次。孙怒涛之流将陪斗，最后落实政策，下放去青海芳草湖农场。“１２人反党集团”的成员们，半数将疯掉，有三个人会自杀成功，作为自绝于党和人民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载入史册。
二、７２７下午，工宣队攻下９００３
工宣队是如何攻下９００３的？
唐少杰《一叶知秋》记载：“约１３时，工宣队包围该楼后，开始拆除楼外工事、障碍，并破开门障，进入楼内。团派３０多名守军不得不逐一楼层拼斗，打伤１０多名工人后，退至楼顶。”
唐少杰先生的这则记载如同他的其它诸多记载一样都来自于清华档案，而其它各书又大多采自唐先生的《一叶知秋》。
唐少杰的这则记载可能与实际情况有出入。团派守军打伤了１０多名工人，但工宣队也抓了数量不明的团派守军，并将他们关在一楼，退至楼顶的只是一部分。
当工宣队占领９００３后，势必会撤除工事、收缴武器。但以“制止武斗，撤除工事”为目的的工宣队却不可能“自食其言”去重建工事。
三、晚９时左右，团派作战会议决定攻打９００３
（一）任传仲召开作战会决定攻打９００３
一方面，任传仲、刘才堂、崔兆喜这几位团派大将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另一方面，蒯大富对任传仲“要不惜采用一切手段把工宣队赶出清华”的“会后密令”始终阴魂不散的发挥着作用；于是他们不计后果地作出“反攻９００３”的决策。
而工宣队对蒯团“红卫兵政权的残暴性”始终没有充分估计，他们派出了一部分力量守卫在通往楼顶的窗口，其余大部分人员散布在大楼内的各个房间避雨、休息，靠在墙角打盹，躺在办公桌或地板上睡觉。
晚９时左右，任传仲在静斋一楼的一间会议室内召开作战会议，参加者有刘才堂，崔兆喜、周大卫，邢晓光，庄来佑（电８），张士杰等十几个人，其中也有不是总部委员的团派骨干参加了这次会。
任传仲主持会议，他从四个方面详细分析了形势。
⒈７２７工人是如何组织到清华来的？
⒉所谓抓我们的人（即刘才堂提供的那张纸）；
⒊军代表身上的笔记抄出好几本内容都差不多；
⒋联系到７２７前一些迹象。
这四点分析不伦不类，但来自于内部材料。
任传仲的结论是：清华园的这次行动一定是有黑手操纵的。
任传仲强调了攻打９００３的理由和目的：９００３是团派最大的武器试制、生产、存储基地，楼内仅手榴弹存量就有数百颗，是团派“可持续武斗”的生命线。与会者还误以为９００３已经成为工宣队临时指挥部，进攻９００３才能达到“驱贼先驱王”的效果。９００３原有３０多名守楼者，处境危险，生死不明，无论如何要救出战友，防止战友被工宣队交给老四，成为老四的俘虏。
鉴于这些理由，会议作出了“反攻并夺回９００３”的决定。
接着，与会者盘点了可用以参战的兵力，决定动员一切能动员的力量形成优势兵力攻打９００３。会议还讨论了行军路线与具体战术。
要点有：
⒈ 马上组织好“洋枪队”（有真枪的人）走在最前面；
⒉ 商定战术：不可纠缠恋战，直冲上四楼，然后逐层往下赶人，以取回大楼为目的。
（二）蒯大富有没有与会？有不同的记忆
有一名与会者以不肯定的口气说：我记得蒯大富也参加了这次会。
我们对他说：晚９点至１０点这个时间段，蒯大富正在市委大楼与迟群、谢静宜等谈判；或者蒯与迟、谢等人正在回清华的路上；也可能在清华园中学的一间教室里继续谈判。蒯有不在现场的证据。
但他说：反正我有这个印象。
这名团派与会者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对他有相当了解，他既不是那种善于说谎的人，也没有说谎的理由。
另一名团派总部委员则肯定蒯大富参加并主持了这次会议，却将会议地点说成是强斋。他说：“７２７晚９点或１０点左右，在强斋二楼开了一个总部会，约有２０人参加。蒯大富主持，分析了形势。蒯大富提出要马上派人攻打９００３大楼，以救出被围在其中的团派人员。在场人员都是同意的，我也是同意的。以任传仲为主作了具体布暑。……会后，邢晓光带人打了９００３大楼。”
尽管存在着这两则记忆，我们不会“听风就是雨”，仍然认为蒯大富没有参加这次会。唐少杰《一叶知秋》也指出蒯并不在会议现场。
记忆和推理同样都有可能失误。为慎重起见，我们暂作存疑处理。
四、团派武装攻打９００３的过程
多种资料载明：邢晓光同学是这次行动总指挥。
内部资料：“邢晓光，男，无线电系０字班学生，团派文攻武卫指挥部成员，清华东区武斗队头头之一。１９６８年‘７·２７’袭击工宣队进驻的９００３大楼，邢任总指挥，造成两死一伤的严重后果。……”
工物系９字班的顾跃文同学原住１号楼，６月份工物系团派大部队调防到“乙所”。
７２７晚１０点左右，顾跃文和他的战友们，工物系和电机系１００多人集结在“乙所”前接受总部的一项紧急任务：夺回“９００３”。
指战员在战前动员中分析了形势，强调“９００３”对团派的重要意义，指出团派正处于“危急存亡之秋”。
指战员：现在我们还有３０多名战友被困９００３，有的被抓，有的被工宣队赶在楼顶，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大家说我们能坐视不管吗？
在没有月光的雨夜里，大家举起手中的长矛呐喊：不能！不能！
路灯映照着黑夜中的一小片场子，雨丝亮晶晶，长矛明晃晃！
指战员：重新夺回我们的９００３，大家有没有信心？
在没有月光的雨夜里，大家举起手中的长矛呐喊：有！有！
指战员：将杨余傅黑后台操纵的工宣队赶出清华去，有没有信心？
在没有月光的雨夜里，大家举起手中的长矛呐喊：有！有！
年青的顾跃文同学的血也是热的，他也被搞得“热血沸腾”了。他说：“为了救人，更要防‘黑手’把它交给老四，当夜一定要将其夺回。我‘义无反顾’参加了这一回武斗。”
这１００多人的长矛队从乙所出发，沿清华附小的旁的林间小道到达９００３，这是一段相当长的路程，长矛队到达９００３的时间大约是１０点多。
“当夜月黑风高，清华园里清寂无声，百多人扛着长矛，悄无声息，沿通往清华附小的林间小道，婉延蛇行，来到“９００３”前五十米的铁丝网下。“９００３”在东区校园以外，四周围有铁丝网，楼前五十米开阔地带停着工宣队几十辆车，楼前的大台阶直达二楼，总共楼高四层。当时商定战术，不可纠缠恋战，直冲上四楼，然后逐层往下赶人，以取回大楼为目的。一声令下，形如脱兔，猛扑过去。”
姑苏才俊顾跃文同学的文采很好，他的描述让人耳边响起《游击队之歌》：“我们都是飞行军……我们都是神枪手……”
团派武装不费力就攻上了四楼。顾描述道：“发现来袭，楼前几十台车突然大灯齐明，如同白昼，直晃人眼。顷刻间人已冲上台阶，那情景与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进攻冬宫无异。一二回合把零星的抵挡者逼回一边，没几分钟就上了四楼。”
进攻部队冲上四楼，楼顶上的战士顺势下楼，战友们胜利会师了，兴奋之情不可莫名。他们顾不上拥抱，顾不上庆祝，首要的任务是清楼。
五、“９００３血案”是怎样酿成的？
顾跃文接着描述了“清楼”的情况：发现各室一片漆黑，悄然无声，室门紧闭。撞开房门，骇然发现每室都有一、二十人聚成一团。我们高喊“请大家出来！出去就不会伤害你们。”于是，屋里的人成群手挽手簇拥着走了出来，有的还高唱“国际歌”，作大义凛然状。
唐少杰《一叶知秋》中写道：“待深夜团派的６０余人增援队伍赶来时，迅速冲下，用长矛刺死在三楼一房间里休息的韩忠现（北京第一食品厂工人），打伤许多工人。”
被加强了兵力的团派守楼者一部分人端着长矛守在楼前，另一部分人在楼门口赶紧重筑工事。
从楼内撤下来的工宣队及原在楼外的数千人队伍又在楼外重新包围了大楼。
工宣队的外围还有外围，那就是团派的武斗队伍。但他们没有足够的人数形成反包围，只能在树林里和玉米地里偷窥着。
在９００３楼顶上，或在大楼里某几个窗口，或在树林或玉米地里偷窥的团派队伍里都有可能隐藏着枪手，正伺机进行偷袭与冷射。
约２３时２０分，枪手开了枪。枪声响起，一名在玉米地边上站岗的北京橡胶四厂工人李文元应声倒地，一粒子弹射中了他的胃部的动脉，当他被抬到海淀医院时，已经来不及抢救了。李文元也是３６岁，共产党员，民兵，橡胶厂的模范工人。
枪声响了不止一次，另外还打伤了两个工人。“一死两伤”，全都有名有姓。
枪声再次震惊了那些工宣队领导，他们想不到团派在晚上开枪了。黑暗中，既不知枪手在何方？也不知有多少枪？枪一响，人倒地，非死即伤。枪手在暗处，工人在明处，包围９００３的数千工人在路灯下成了任人宰杀的目标，这太恐怖了！
工宣队不敢再蛮攻，团派也没有再开枪。在没有月光的苍茫夜色中，９００３大楼的攻守之势维持了暂时的平衡。
后经查明，用长矛捅死韩忠现的凶手是冶金系０字班学生廖光黔。据他的同班同学说，后来在清队运动中，廖同学一开始不承认有这事，但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隐藏得了。
后经查明，开枪打死李文元的是精仪系学生孙镇井。被枪击受重伤的是北京光华木材厂工人邓广志、刘孝林，资料显示凶手也是孙同学。
１９７３年５月，廖光黔与孙镇井同时被判刑１５年。
顾跃文在叙述“９００３事件”的文章中只字未提“韩忠现之死”与“李文元之死”，就像“大不溜先生”叙述“１０号楼事件”时也只字未提“王松林之死”一样。顾同学说他当时不知情，事后也不知道，直至他看到我们的网文后才第一次知道在９００３“死了两个人”。
我们认为这是可能的，而且我们也相信。
但是“大不溜先生”的叙述则不可信。两则现象相同，但区别很大。
顾同学回忆了当年既是感慨、又是兴奋的心情：“总觉得是在看电影，其实人生不就如一场电影，如梦如幻如光如影吗？不到一小时，夺回大楼，与被抓的同学相逢，兴奋之情不可名状。发现工宣队留下成箱的面包，点心，水果，香烟，够吃上一星期的，连夜构建工事，把楼梯都用家具堵死。就在那晚我试着抽了第一支烟。”
可见，文革在制造“血案”的同时还制造了“烟民”，笔者抽的第一支烟也是在文革中。所不同的是，顾同学是在武斗现场，而笔者是在几个月后的学习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需领导一切》的学习班里。学习班前后有两、三个月，嘛事也没有，嘛事也不干，整天就是学姚胖子的这篇“狗屁洋文”。笔者一边发牢骚“越学越糊涂”，一边就向身边同学要了一支“恒大牌”香烟叼在嘴上了。
六、为什么说“９００３血案”改变了历史？
７月２８日凌晨１点多，入睡不久的毛泽东被周恩来的电话叫醒，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了刚刚发生的流血惨案，毛泽东听后惊讶至极，大为恼怒，脱口而出道：“造反派，真的反了？！”
紧接着就发生了没有前例的大规模的“７２８召见”。
对此，我们要问几个为什么？
⒈ 一般情况下，周恩来都不会在毛已经入睡时去打扰毛，因为毛主席的健康比什么都重要！毛主席的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这里的“我们”可用“全中国人民”、“全世界革命人民”置换。可是在７２８凌晨１点半钟左右，周却让毛的身边人叫醒刚刚睡下了的毛起来接电话，这是为什么？
⒉ 毛泽东的睡眠情况一贯不是很好，需要吃点安眠药，所以一旦睡下了也就睡下了，一般不会中途罢睡，披衣而起去开什么会；毛一生经历无数大事情，算无遗策，策无虚发，可以说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大事情能让他感到不安，也没有什么大事情能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可是当周的电话打来的时候，他只略略地听了几句汇报，竟然脱口而出：“造反派，真的反了！”
擅于“四两拨千斤”，擅于“无影剑法”的周恩来究竟说了什么话，竟让“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的伟大领袖产生如此之大的反应呢？
（一）周恩来为什么子夜后还要叫醒毛泽东？
显然，起因是“９００３血案”发生后，工宣队在午夜向周恩来汇报了清华发生的新情况，请示怎么办？工宣队并提出了自己的新要求（或称“新想法”）。
１、这个“新情况”是什么？
⒈ 继傍晚“东区大血案”打死３个人、打伤数百名后，深夜又发生了“９００３血案”，又打死了２个人，打伤很多人。
⒉ 与白天不同的是，团派武装竟在深夜开了枪。开枪不开枪，性质大不同，后果也大不同。这是常识。
⒊ “东区大血案”发生时，工宣队与团派毕竟还没有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可是在晚上１０点４５分签订了“协议”，而且公开广播了，“协议”墨迹未干、广播员话音未落，就又发生了“９００３血案”，难道蒯大富真的造反了？
⒋ 团派重新占领９００３大楼，并且进一步加强了工事，楼顶架着望远镜，楼角架起土炮，窗口放着燃烧瓶、手榴弹、暖气片，将这个重要的武斗据点搞得“众志成城、固若金汤”。虽然仍然有数千名工宣队围困了该大楼，但手无寸铁，打又不能打，撤又不能撤。
２、这个“新要求”是什么？
⒈ 团派武装打死打伤了这么多工人，工宣队处于群情激愤中，人人义愤填膺，个个摩拳擦掌，大家一致要求突破“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界限；突破“手无寸铁”的界限，也要拿起长矛，以更坚决的决心、更严厉的手段制止武斗，严惩凶手，与“蒯匪”来一场“血战”。这时候的工宣队将“团派”叫做“蒯匪”了。
工宣队请示周总理：行不行？只等中央给句话。
⒉ 事实证明靠手无寸铁的“人海战术”已经不能迅速有效地制止武斗了，靠铁棍、长矛也胜负难料，代价太大，工宣队要求直接从卫戍区调动解放军，武力剿灭蒯大富。
工宣队请示周总理：行不行？只等中央给句话。
⒊ 工宣队进校一整天了，不仅伤亡惨重，也疲惫不堪，完全得不到休息，许多人衣服都湿透了，也没有吃饭，在哪里吃饭？在哪里过夜？下一步究竟怎么办？是暂时离开清华呢，还是坚持下去连续作战？
工宣队请示周总理：怎么办？请中央给指示。
饶是像周恩来这样经验丰富、阅人无数、炉火纯青的政治家，也想像不到蒯大富居然丧心病狂到这等程度。所以这些新情况是周没有想到的；工宣队提出的这些新要求也是周无法同意与批准的。
周必须请示毛。而且事在千钧一发，不立刻请示还不行。如果不请示就作某种决定，周承担不了这个责任；如果等到毛睡醒了再请示，只怕黄花菜都凉了，谁能预料到在这个没有月光的黑夜，蒯大富还会做出什么血腥的事情来？周恩来与蒯大富打交道两年了，蒯是周亲自为他平反的，可是自从蒯攀上了江青的“高枝”后，就“基因突变”坏了良心。对于这样一个蒯，他还有什么事是不敢做的呢？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恩来一反常态地在子夜后叫醒了毛泽东。
（二）周恩来说了什么，毛泽东有如此反应？
清华发生的这么多的新情况，工宣队这么多的新要求，周恩来在电话里不可能一下子说得清。可以推测在电话这一头周恩来一开头只说了短短的几句话，就将电话的那一头毛泽东的心缭到嗓子眼。
那么周说了那几句话呢？周只需说：主席，刚刚接到小谢汇报，清华那边蒯大富动枪了，又打死了两个工宣队员。
只需这两句，就将毛泽东的火点着了。毛睡意全消，脱口而出：“造反派，真的反了！”
然后，周才在电话里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清华发生的新情况，汇报了工宣队的新要求。周最后说：主席：工宣队要求卫戍区派部队去解决问题，你看行不行？
这时的毛才冷静了下来说：这样吧，还是先开一个会，将蒯大富这个小王八羔子叫来，问问他究竟想干什么？你将在京的中央领导全叫来一块儿听听。
（三）为什么说“９００３血案”改变了历史？
按照“逻辑性历史文学探析”的思路一路写下来，写到这里，一个历史性的结论就突兀地显现在笔下，也同时摆在了读者的面前：
“９００３血案”改变了短期的历史！
虽然毛泽东在睡前已经知道蒯大富在下午打死了２至３名工宣队员，也知道伤了数百名工人，但他仍然没有往心里去，他那大海般的胸怀容纳得了如此的惨案。他并不认为形势有多么严重，以为仍在他的掌控之中；他既没有估计到蒯大富会如此之愚蠢，更没有估计到蒯大富会如此之凶残，他对蒯大富仍然寄于希望；所以毛泽东还是睡了。他在睡前也没有吩咐工作人员有事叫醒他，这说明他完全没有半夜三更再爬起来开会的打算，一丝这样的打算也没有。
正因为发生了“９００３血案”震惊了毛泽东，他脱口而出“造反派，真的反了”，这才有了“７２８召见”。
在“７２８召见谈话”中，毛泽东说：“井冈山他们这个做法不好，我说的是蒯司令的井冈山，打死四个人，打伤针织总厂五十个，就是这个社会影响，我也不是看一个人，损失最小，最小。”
林彪说：“值得，损失最小。”
周恩来说：“林副主席说得好，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
仅仅只是说“井冈山他们这个做法不好”，没有说他们是犯罪。再后来就再也没有谈死伤多少人的事了。这说明他的心里确实也并不在乎死了几个人，伤了多少人，他在乎的是蒯大富居然开了枪，而且撕毁了刚签订的协议，继续不罢不休地打死了工人。
他当然很失望，失望的是蒯大富如此蠢，搭了梯子让他下台阶，蒯大富蠢得不领会，丝毫不配合。
他于是真的担心了，他意识到如果自己再不公开亮明态度，蒯大富还会继续行凶杀人。
蒯大富下场会怎样？并不是他担心的事，无非是“挥泪斩马谡”。
马谡本来就该斩，关键是算无遗策的诸葛亮自己丢了面子，在工宣队面前、在全国人民面前无法交待了。所以才有了“７２８召见”。
可见召见的直接原因是“９００３血案”引起的。如果仅凭傍晚的“东区大血案”而没有“９００３血案”，那就肯定不会有“７２８召见”了。
当然，没有“７２８召见”也会有“７２９”、或者“７３０”的召见，甚至会拖后至８月份的某一天。总之，那是以后一个不确定的日期了。谁能说得清换了日期的“召见”会是什么内容与什么形式呢？
所以，我们这才说：“９００３血案”改变了短期的历史。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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