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和真事没有很大的分界线。不过故事在我们这个世界里经常有一个愉快的结尾。而真事常常在今生没有结果，只好等到永恒的未来。 ——安徒生】
上海，一个周末的下午。阳光明媚，春意盎然。一个六十来岁的男子，摇摇晃晃地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正沿着热闹的淮海路向西驶去。这位老人相貌奇异，目光呆滞，神色黯然……
他在一条狭小的弄堂里的一幢旧房子前面停下。这里四周都是陈旧的房屋，是大上海“棚户区”的残迹。他爬上黑洞洞的楼梯，上了二楼。
一个青年正斜倚在床上在看书，父亲进屋，他抬起了头。他隐约觉得父亲走路好像有点不稳当，但他随即猜想父亲可能是喝了酒，也就没有在意。
老人看了倚在床上看书的大儿子一眼，一言未发，直接走到写字台前坐下，一把推开桌面上的杂物，从抽屉里取出信纸，带上老花镜伏在桌上写了起来。桌子上放着两个白色的信封。老人把写完的信装进去，放在桌子的正中央。
老人转过身来，用一种仿佛是陌生的眼光，仔细地打量了一下这间显得十分拥挤的小房间。房间里到处都摆着各色各样的花，连床底下都放着花盆。当老人目光掠过这些花时，忧伤的眼里露出一星难以察觉的火花。屋角有一棵橡皮树，根粗叶大，从地上的花盆一直长到了屋顶，橡皮树的一条嫩枝，已经给顶弯了……老人的目光凝固了。
一个年轻姑娘走进房门。敏感的女儿发觉父亲的神色不对，连忙走过去。老人一把拉住女儿，亲吻了她一下，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女儿为父亲这不寻常的举动吃了一惊，连忙追问父亲是怎么回事。老人只是摇着头说：“晚了，孩子，晚了！”随后他晕倒了。
邱岳峰的钱包里一直夹着女儿的照片
一对儿女见状大惊，急忙把老人送到医院，抢救持续了一天。
是的，晚了。这位老人——上海电影译制厂的优秀配音演员邱岳峰，终于放弃了生的权利。这一天是：1980年3月30日。
消息传开，人们为之震惊。有的人悄悄地议论着，猜测着。有的人大为惊异，有的人深为惋惜，又有的人好像事先就有预感。
人，总要有一死。“托体同山阿”， 本是寻常事。可是，一旦由自己的意志来结束生命，就显得不寻常了。
它不单纯意味着死亡，而是意味着死者是在寻求着解脱，寻求逃避，或者，就是表示对命运的抗争。
要是历史倒退若干年，这种事也许不用什么解释。可是现在，老配音演员的突然弃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活着的人们应当从中引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
社会上有小道消息说这位老配音演员有“生活作风问题”。况且处理善后时，迟迟没有为他开追悼会。这大概意味着死者生前不很光彩吧？
且慢，事情并没有这样结束。好像还存在着另一种结论。
全国各地的热心肠的观众们，陆续寄来了许多信件，有的还发了电报。他们关切的询问：邱岳峰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些观众把退回的信重新寄来，并故意在信封上添写上另一位演员的名字，意在盼望答复。两位专程从杭州赶来的工人，为了能参加这位老配音演员的追悼会，久久地徘徊在译制厂的门口。
最后，他们留下了五元花圈钱，走了。
有一位陌生人，送来了一篮子鲜花，他央求译制厂的同志：“请您每天洒点水，到了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把鲜花放到邱岳峰的遗像下……求求您了！”言毕，洒泪而别。
许多群众打电话到殡仪馆和译制厂，询问开追悼会的日期，得到的回答是：还没有最后定。
然而，正如俗话所说的，没有不透风的墙。群众自有群众的办法。
这位老配音演员的儿子，从一家照相馆里取出了父亲的遗像。在他骑车回家的路上，一些素不相识的人看见了，连忙追上来询问。
这位老配音演员的一个亲属，到一家花店购买了葬礼用的鲜花。一位售货员一得知原委，立即帮助挑了最美的鲜花，并说他也很希望参加追悼会。
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开出租汽车的司机、修理公墓大厅的工程队的工人，以及不知怎样获得了消息的群众，都表示了这个愿望。
那些所谓“不光彩”的流言也曾广为传播。可不知为何，这一回，这类事情好像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有的人索性说：“不管怎么样吧，我也想最后看他一眼。”
这是一个极其晴朗的日子。络绎不绝的悼念者陆续来到了庄严肃穆的龙华殡仪馆的大厅里。出乎筹备者的意料，原先准备好的五百朵白花，居然一下子就发完了。死者的一位生前好友，急忙找到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把那天殡仪馆售花处所剩的白花统统买了下来，共是五百一十二朵。结果，一会儿的功夫又发完了。后到的悼念者站在大厅外的台阶和前厅的大路上，队伍一直伸展出去很远。人们静静伫立，秩序井然。
在这位老配音演员的灵前，花圈林立。其中相当多是热心的群众自己出钱买的，有五块钱一个的，也有十几块钱一个的，都十分精美。在当时经济生活不富裕的情况下，这真称得上是不平常的举动。上影厂，美影厂和广播电台等单位都送了花圈，译制厂工会也送了花圈。
著名的电影演员韩非致了悼词，他的言词感人至深。当他说到邱岳峰“几十年来忍辱负重，为党和人民作了很大贡献”的时候，在场的许多悼念者都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在这些人当中，有的只是站在遗像之前，才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这位老配音演员。他们久久地凝望着死者的遗像：您为什么要离开我们？
有一个相隔千里之遥的孩子，不幸从小就患了小儿麻痹症，两条腿完全残废了。前不久，痛苦的孩子给老配音演员写了一封信，诉说了心里的苦恼，并写道：“我常听收音机，经常听到你的声音，你给我带来了许多快乐。尽管不知道叔叔的样子，但我经常在想象中看到你，觉得你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孩子还说，他正在学习写美术字，并在信页里夹进了一篇充满稚气的美术字。这位老配音演员非常激动。他曾对一位朋友说：“得让孩子学点生存的本领。”他立即跑到新华书店买了一本《怎样写美术字》，然后又买了笔和纸，一起给这孩子寄去。
他附上了一封充满鼓励的长信。信中说：无论是谁，生活中总会遇到许多困难的。我们要有信心，要同它斗争，要鼓起生活的勇气！孩子，相信你一定能为人民做出贡献的。
这个残废孩子，平时很少接到别人的信件和礼物，他根本没有想到这位有名气的伯伯会这样快给他回信，他兴奋极了，开始感到生活的意义。可是当这位孩子收到讣告的时候，他怎么可能相信这是真的。这样一位有成就的，热爱生活、热爱观众、热爱孩子、热爱鲜花的老配音演员，怎么会为了风言风语就突然撒手而去了呢？
对于这件事的两种结论，竟是这样的不相同。还是让我们试着从他走过的漫长的生活道路中，去探求一个正确的答案吧。
1950年的一天，29岁的邱岳峰生气勃勃地走进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大门。他站住了，阳光照得他睁不开眼睛，他手搭凉棚，举目环顾，仔细打量着这个对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地方。
这时候，整个译制厂正在筹建之中。半幢旧式的两层小洋楼，一个不大的四面透风的小院子，这就是当时译制厂的全部家当。新中国的这一项新兴的艺术事业，还只是刚刚开始。
邱岳峰站在院子里，眼神中没有半点扫兴的意思。对于这个崭新的，有点奇特的事业，他已经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和当时译制厂的许多演员一样，原先是演“文明戏”的。旧社会的闯江湖，跑码头的生活终于结束，新生活的明亮曙光在他得眼前升起了。
他兴奋，他激动，他狂热。当观众们生平第一次在银幕上看到外国人竟然将的是流利标准的普通话而大为惊奇的时候，坐在观众身旁的邱岳峰，心里不由得还有那么一点骄傲。
这时候，译制厂要给大量的苏联影片配音。邱岳峰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这在当时真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邱岳峰参加译制了上海电影译制厂的第一部译制片——苏联故事片《团的儿子》。
正当他在艺术上稳步发展的时候，1957年的一天， 译制厂的一位领导找到了邱岳峰，态度十分严肃，让他仔细想一想：做没做过危害人民的事。
邱岳峰一听大惑不解，认真想了一番，肯定地回答说：“没有。”
这位领导并不放松，向他交待了政策，四次三番地进行引导。邱岳峰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但还是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最后，在始终等不到邱岳峰的主动交代的情况下，领导把他的历史上的政治问题摆到桌面上了。
邱岳峰大吃一惊。他是这样一个老实人，不敢相信上级会搞错，他不说“没有这件事”，而说“我不记得了。”他把在杭州话剧团当演员的妻子叫回上海，可妻子同样记不得这件事。
邱岳峰和妻子一起苦思苦想度过了几个痛苦的不眠之夜，思绪乱极了。他想对领导说些什么，可是面对着那一大堆已有别人签字画押的材料，他又一句话也说不出了。
几经折腾，终于，他被迫承认了。
于是，邱岳峰在厂里受到记大过，留厂察看的处分。他再也见不到同伴们满面春风的笑脸了，有的人装作不认识他了，这对于自尊心很强，很爱面子的邱岳峰来说，实在是一个极大的刺激。那些冰冷的面孔不论在白天还是在夜里，都经常在他脑海里闪现，令他总是低着头走路。他的妻子在话剧团里的境遇也不比他好多少，气得她干脆辞掉公职回了家。这一下，养活四个孩子，两位老人共一家八口的生活重担，骤然落到了邱岳峰一个人的肩上。但最让邱岳峰经受不住的是，一年之后，上级宣布给邱岳峰的政治历史问题定了性。他获知，这样的处理还是充分考虑到他是个“胁从”，而他的三个“同案犯”都先后被东北的司法机关判了徒刑。邱岳峰感到喘不过气来，他几乎失掉了生活的信念……
当风雨初歇，邱岳峰又跨入译制厂录音棚大门的时候，从前的那个邱岳峰已经不存在了。他变得沉默寡言，举止谨慎了。他失去了往日的洒脱，俨然老了许多。不过人们注意到：邱岳峰干工作更卖力气了。他早出晚归，专心致志。为一个不足挂齿的小角色，他也要倾注全部的精力。
这里，不能不提到译制厂的一位副厂长，一位具有艺术造诣的副厂长。这个同志，在邱岳峰重又灰溜溜地来上班的时候，居然不避嫌疑，接二连三地把配音任务交给他，而且往往还是重要的角色。这样，邱岳峰才免于陷入通常会遭到的令人难堪的“坐冷板凳”的境遇。他总是默默领受任务，不说多余的话。可是在他的内心里，这时充满了火一样的感激之情。一个普通的工作机会，对于其他演员，也许是无足轻重，可是对于他这个有历史问题的人来说，繁重的工作往往是一服止痛剂。邱岳峰曾感慨地说过：“一走进录音棚，我就忘却了烦恼，只有在无尽的工作中，我才感到自己是幸福的。”这是怎样的一种镇痛方式呀！
即便如此，也有人深感不满，他们指责这位副厂长根本不懂政治。反右倾的时候，有人甚至向这位副厂长提出了警告。可这位副厂长回答：“如果他不是个演员，那是另外一回事。可他是个演员呀，有适合他的角色，为什么不能让他配呢？”在那个时候，能坚持党的政策，说出这样的话来，多么难得。邱岳峰觉得这位副厂长不光懂艺术，而且还懂得人心，懂得一个人的生命价值！邱岳峰满怀深情地说：“是他给了我生活下去的勇气。”
在50年代，我们国家译制艺术的领域，还远没有像今天这样的群星灿烂，万物生辉，而令整个艺术界为之瞩目。那时候，刚从演“文明戏”转行过来的配音演员们，通常只能担任配角，而主要角色，都要请富有声望的电影演员来担任。《列宁在1918》，配音配得很不错，特别是列宁的声音，听起来真是洪亮铿锵，它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可那是请著名电影演员张伐同志来配的。而邱岳峰配的那个角色，就是说出来恐怕观众也不一定想得起来了.他配的是在克里姆林宫里收买卫队长的特务——康斯坦丁·彼德洛维奇，前后总共只有几句话。
邱岳峰音质有点沙哑，音域也不宽阔。如果按常规说来，他的声音条件并不一定适宜于配音。原先在“文明戏”的舞台上，他并不显得逊色，因为动作表情的出色表演，把音色的不足掩盖住了。可是，当邱岳峰站在寂静的录音棚里，对着高度灵敏的麦克风吐出字句的时候，他立即发现了自己的缺陷，而且根本就不想蒙混过去。当他听到录音机里传出自己那个“公鸭嗓”的时候，他禁不住脸红了。可是他舍不得离开这个心爱的事业。
有一次，邱岳峰和那位副厂长闲聊，副厂长说：“老邱，我觉得，嗓子好当然是好事，可是一盘菜再好吃，也不能满桌子都清一色。如果弄得将来在银幕上都分不出谁是谁，那又有什么好？将来咱们这支队伍，还是要各有特色，要凑成一桌菜！”
“一桌菜？”邱岳峰受到很大启发。张伐的嗓音深厚洪亮自然是长处，可是陈述的怪里怪气不也相当动人吗？难道不能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子来？
从此之后，每逢译制厂请张伐、陈述等电影演员来配音的时候，邱岳峰总是悄悄地呆在一边，仔细地观察，专心地倾听。他听著名电影演员的配音，也听本厂其他演员的配音。星期天，邱岳峰还跑到其他电影厂听配音，往往连中午饭也顾不得回家吃。
每天晚上，邱岳峰吃完晚饭，略待一会儿，就和衣躺在床上，脸冲着墙。妻子在旁边忙家务，孩子们玩游戏。较熟悉的朋友来访，他都一概不管。没有人知道他在这么吵闹的房间里是否睡得着。等到夜深人静，邱岳峰就爬起来，用一张纸遮住台灯的光亮，开始了工作。邱岳峰的家只有这一间十六平方米的房间，而他的三个男孩和一个女孩都正处在要吵人的年龄，在别的时间他根本无法工作。他要认真地阅读剧本的有关书刊，了解影片的主题思想、历史背景、风俗人情，从而进一步体察角色的性格，心情和气质，考虑设计台词的语气、速度、节奏。他不论角色的大小，总要做精细的案头工作，每一句话都要反复推敲，往往要忙到夜里一两点钟。第二天，邱岳峰又早早地骑车上班了。
时光不知不觉地流逝，皇天到底不负苦心人。随着片子越配越多，译制厂的一批配音演员开始显露出雄厚的实力，而邱岳峰，则成了他们当中最突出的一个。尽管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大家似乎都没觉察到这一点。过了很多年以后，当其他配音演员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也想不起来是在什么时候突然发现了他的崛起。不，邱岳峰不是突然崛起的，他是背负着重荷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的。
50年代末的一天，译制厂的配音棚里正在放新到的原版意大利电影《警察与小偷》。译制导演坐在座位上，边看边考虑配音演员的选择。这是一部十分优秀的影片，“小偷”是意大利著名的喜剧大师托尼扮演的，他的声音有一种特殊的风格，配音的要求相当高。请谁来配呢？导演想到了一位著名电影演员，但是稍一思考，邱岳峰就自然而然的出现在天平的另一端上。导演跑到资料室，把两个人的录音资料都找过来，听了一遍。结果，导演感到有点意外：天平向邱岳峰这边倾斜了！经过20多天的紧张创作，邱岳峰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他为“小偷”配的声音，滑稽、流畅、清晰，内涵丰富，既没有单纯模仿原版电影的语音语调，却又明显地体现了原作的特殊风格。这部影片的译制成功，标志着邱岳峰在译制艺术的领域里开始进入一个完全新的境地。
他就这样不知疲倦地工作着，先后为一个又一个影片配音，到了忘我的程度。他配《塔曼果》，配《科伦上尉》，配《伟大的公民》，配《王子复仇记》……他配故事片，也配美术片。邱岳峰为动画片《大闹天宫》的孙悟空配音，是那样的出色，不仅获得了无数孩子们爽朗开怀的笑声，就连成年人也很难忘记那个调皮而富于正义感的声音。他配的影片，一部比一部配的好。他的配音方法，被人们半开玩笑地称为“邱派”，只要他的声音一响，不论从银幕上什么人的嘴里说出来，影剧场里的观众们立即就能听出来：“这是他——邱岳峰！”
邱岳峰终于从工作中感受到了快乐，感受到了人生的幸福。他开始接到成叠的观众来信。结识了很多观众朋友。观众在来信中感谢他所作的努力， 赞扬他的成就，也关切地询问他的生活。他们不知道， 也难以想象到， 这位译配艺术的佼佼者，竟是超载负重的人。他忍辱奋发，负重而不自弃，终于在事业的不断进取之中，获得了精神上的自我解脱。60年代，他终于成为我国第一流的配音演员。
啊， 不懈的生命之船，又一次鼓起了风帆！
人生的道路，坎坷艰难。
当1966年那个动乱的年代到来时，邱岳峰又一次被摔落在弱者的位置上。
这是一点不奇怪的，象邱岳峰这样有着复杂的身世和历史的人，二十几年来配了那么多“毒草”影片，干得又是那么卖力气，他怎么会逃得过那些“雪亮的眼睛”和“沉重的铁拳呢”？邱岳峰成了最先在译制厂里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之一。
他直挺挺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一条腿打满了石膏和绷带。他的腿断了。这是倒霉的一天。那天，刚下过雨，几个人找到邱岳峰和那位前面提到过的副厂长，让他们爬到屋顶上去拆一个大喇叭。邱岳峰看了看高高的屋顶，又看了看比自己还年长几岁的副厂长，便爬上了屋顶。屋顶倾斜度很大，瓦缝里还有积水，滑得很。邱岳峰刚拆下喇叭， 一个不小心，突然从屋顶上滑了下来……
妻子又痛又爱，又气恼，对前来看望他得朋友说：“老邱这个人真是笨蛋。他从屋顶上摔下来的时候，还把那个喇叭举得高高的，生怕给摔了。结果，他摔得半死，喇叭一点也没坏。”
出院之后，邱岳峰微跛着走回了译制厂。事隔多年之后，当他在影片《珊瑚岛上的死光》中扮演坏蛋头目布莱歇斯的时候，一些观众觉得他微跛的步态很有风度，演技很高。他们不知道，这并不是一个艺术的创造，而是一个生活的纪念。
《珊瑚岛上的死光》剧照
邱岳峰这次没有能回录音棚，他被打发到后院的一个小木工棚里当一名木匠学徒，进行“劳动改造”。
他这个人，总是把不愉快的事埋藏在心里，从不对别人说，甚至对家里人也不说，而他自己又往往排解不开，因此他也就比其他人感到更多的苦闷。只是在体力劳动中，邱岳峰才暂时忘掉了自己的痛苦。他相当专心地学起了木匠手艺。时间长了，居然学得很不错。在他的家里，为数不多的几件家具中，稍微起眼一点的，都是他做的。瞧那个柜子，工艺十分精美，无论从艺术家眼光还是从木匠的眼光来看都无可挑剔，它的表面完全是用玩具积木那样大小的三角废木料拼粘而成的。
1972年的夏天，厂里正在译制英国的彩色故事片《红菱艳》。这部影片的男主人公莱蒙托夫，原是请另一位演员配的音。但是有关方面认为配得不理想，没有体现出莱蒙托夫的性格，要求重配。于是邱岳峰从木工房被叫了出来。这时，厂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这位昔日的佼佼者。邱岳峰仔细地研究了角色。这是一个很特殊，也是一个很出色的人物。莱蒙托夫热爱艺术到了偏执的程度，他甚至希望女演员一辈子都不要结婚，要求他们在爱情和事业两者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结果他的女演员在极度矛盾中自杀了。邱岳峰知道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他为这个故事所感动。他的感情一下子就同角色融汇在一起了。他配得很出色，甚至比以前还要配得好。其他的配音演员觉得很奇怪，因为他毕竟荒废了多年。他们认为这是邱岳峰在许多方面都同莱蒙托夫很相像的缘故。他们没有想到，邱岳峰在这漫长的六年当中，没有一刻不把重新配音的痴想放在心上。
当邱岳峰这一次站在阔别多年的麦克风前，对着肃静的录音棚使劲地喊：“是的！是嫉妒！可你永远不会懂得！”他的情绪甚至比二十年前他第一次站在这里的时候还要激动，感情也要复杂得多。他在这一瞬间感受到了无数的事物：医术的崇高，事业的伟大，生命的可贵……他的眼睛湿润了。
随着《红菱艳》的配音成功，邱岳峰的生活道路上又一次出现了转机！
熬过去了，终于熬过了那些令人窒息的日子！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邱岳峰又一种获得解放的感觉，他为自己过去的遭遇找到了合理的解释。他的生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他的儿女们都不会忘记那一个日子。这个日子虽然比别人来得迟了几年，但它毕竟来了。那时1979年的一天，邱岳峰满面春风地回到家，手里拎着个皮包，里面装着他在那些年头里被扣发的工资。他进门就冲着儿女喊道：“去，快去买两张床！”儿女们二话没说，接过钱就跑了出去。一会儿，他们买回了两张钢丝折叠床。一家人欢天喜地地摆弄着新床，评头品足，从来没有这么欢乐过。邱岳峰在一边“嘿嘿”地笑着，却止不住眼泪悄悄地淌。是辛酸？是欢乐？亲爱的孩子们，多少年来，你们一直睡在地板上，父亲的心没有一天不受着内疚的折磨。现在好了，能跟普通人一样睡上床了……
邱岳峰接连为观众所熟悉的《苦海余生》《蝴蝶梦》《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叶塞尼亚》《城市之光》《金环蚀》《追捕》《华丽的家族》《绝唱》等故事片出色地配了音。就是这个时期，邱岳峰的配音艺术水平达到了巅峰。他为故事片《简·爱》里的罗切斯特和《大独裁者》里的卓别林配的音，是他艺术创作中的一对双璧。
故事片《大独裁者》的高潮，使影片将结束时电影大师卓别林的一段长达几分钟的慷慨激昂的演说。这个长度在电影中是很少见的。配音的难度也相当大。如果配得不好，观众就会在这时退场了。邱岳峰开始了认真的研究。内行人都知道，配音不是件轻松的工作，它是很伤神的。邱岳峰的妻子担心丈夫的身体，宁愿自己粗茶淡饭，也要从不多的生活费中挤出一些钱去买人参，炖鸡汤给邱岳峰补身子。在妻子的全力支持下，邱岳峰经过十几个夜晚的苦心揣摩，终于使这段演说配得畅快淋漓，传神致至。他获得了空前的盛誉。
深夜，邱岳峰独自坐在桌前沉思。
妻儿都已在台灯照不见的黑影里发出了轻微的鼾声。他的面前摊着一封信。这不是一封普通的来信！这是多年没有音讯的一个“同案犯”写来的。
啊，“同案犯”！正是这个案子，像无形的锁链，伴随着邱岳峰度过了大半生。
“同案犯”的信中写道：他前不久提出了要求平反的报告，经有关部门查证落实，准备给予平反。因为有着同样的遭遇，所以立即写信来告诉他。邱岳峰的目光在“我们是平反，不是刑满”几个字上停住了。
“平反”，多么令人鼓舞的字眼！可是邱岳峰的心有点麻木了。唉，这么多年，最坏的日子都挺过来了，好了的疮疤莫再揭了吧？况且自己又上了年岁，还能经得起几番折腾。
他担心，事情没那么容易。
可是，一位朋友提醒他：“你不为自己，也要为孩子们着想呵！”
一提到孩子，邱岳峰就不能不动心了。那一年，崇明农场有一位同志来到邱岳峰家作客，他告诉邱岳峰的妻子，女儿小妹在农场表现很好，很能吃苦，都不像是个上海姑娘。妻子听了可高兴了。临走时，这位同志有意无意地提到：小妹至今没写入团申请书。妻子听了，连忙给女儿写了一封信。
一年之后，妻子向女儿问起这件事，女儿说，她接到妈妈的信就写了申请， 可一直没有回音。后来，一个团干部找她谈话，让她写一份对父亲历史问题的认识，她拒绝了。女儿激动地对妈妈说：“爸爸解放前做的事，我不知道。爸爸解放后做的事，我亲眼看见。他勤勤恳恳地工作，没做一件坏事。让我把他骂一顿，自己好入团，这种事我绝不干！”
邱岳峰的心都要碎了：都是自己不好，连累了孩子！老三小妹，使邱岳峰最钟爱的一个。她在农场劳动了八年，相当积极，人见人夸。但就是入不了团，更不用说招工回城了。可是她丝毫没有埋怨自己的父亲，每逢假期回上海，她总是用自己不多的工资，买上一大堆父亲爱吃的东西。短暂的假期，她哪儿都不去，只在父亲的身前身后，嘘寒问暖。女儿愈是体贴，愈令父亲柔肠寸断。“唉，看到她这个样子，我还不如死了的好。”曾有一次邱岳峰万分难过地向一位朋友说出这样的话。
儿子呢？近来儿子有时让父亲动火，可那能怪他吗？过去几次政治运动，做儿子的总陪着爸爸妈妈担惊受怕，他可曾有怨言么？邱岳峰成名了，口称“邱老师”上门求教的青年人每晚都几乎把“邱宅”十六平方米的小木楼挤塌，“邱老师”可好，来者不拒，一教就忘了时间。十一点，十二点，送走了父亲的学生，做儿子的才能从角落里走出来，强睁着惺忪的眼皮，打开地铺睡觉。他有啧言么？
可现在他终于熬不住了：爸爸，你混了几十年，怎么还是这十六平方？我都三十好几的人了，总得成家，总得有个立锥之地呀！爸爸，你怎么不想想办法呀？
办法？如果是指“后门”,邱岳峰不想去走，他也无“后门”可走。如果是走“前门”， 邱岳峰早就给房管部门打过报告了，不过一直没有回音。后来一位朋友实在看不过眼，亲自到房管部门反映情况， 有关部门一听邱岳峰的名字，赶紧给他写信道歉，并说尽快解决。他接到信后着实高兴了一番:好呵，组织上还是关心我的。此后，又是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其实，房管部门早已到厂里了解情况了：历史有问题的人，能分给他房子吗？
邱岳峰不是傻瓜，猜也猜到了。
不为自己，为了孩子们，拼上这年近花甲的躯体，也要把历史问题搞清楚。
热心的朋友从公安局里打听到，邱岳峰的案子当初只是由电影局办的，只要电影局同意平反，公安局里备个案就成了。
情况看来并不复杂， 希望之火燃起来了。
邱岳峰向译制厂呈交了一份平反申诉报告。一个月过去了，他耐心地等待着回音。两个月过去了，他也没有着急。可是，转眼一年，两年又过去了，邱岳峰不禁有点纳闷。他几次到厂办公室去询问，可都得不到明确的回答。
平反申诉没有下落， 但他仍同往常一样卖力地工作。
这一次，他参加《珊瑚岛上的死光》的拍摄，随同摄制组到福建某地拍外景。这里离他的故乡有多近啊，他已经四十年没回老家看看了。他写信回厂请几天假，想拍完片回家乡走走。开始，厂里同意了。就在拍摄将近结束的时候，邱岳峰一连接到几封电报，催他回厂，说有重要任务。把重要任务交给自己，领导上多信任哪！他不惜同导演大吵一顿，让导演提前拍完自己的镜头，然后望着近在咫尺的家乡，心急火燎地赶回上海。当家人把他接回家里的时候，已是晚上七点多钟了。家中已摆好一桌酒菜，欢笑着的亲友正准备为他接风。邱岳峰从影近三十年，他的形象出现在银幕上却是次数寥寥。这次，大家要为他好好庆贺一番。谁知，邱岳峰竟说：他要立即赶回译制厂，既然有重要任务，有关的人一定在加班会战，同伴们正等着他哩。说完，推着自行车自顾走了，弄得家人亲友面面相觑，好不扫兴。一会儿工夫，他竟又回来了，一脸的纳闷：厂里没人哪！
第二天一早，他又赶回厂里去。等到中午回家时，脸色黑得怕人，问他什么事，他也不说。后来人们还是搞清楚了：原来，等待邱岳峰的，并不是非他不可的角色，总共只有几句话，谁讲都能胜任。这事气得妻子不住地怨他“傻”。
愚弄一个聪明人可能是可笑的，愚弄一个老实人就有点可悲了，尤其是这样一个老实人——请原谅我找不到更合适的字眼，只好借用“愚弄”这个词儿。本来嘛，领导分配工作，你干就是，怎好讲价钱，怎好说“愚弄”呢？
可能是应了“人怕出名猪怕壮”这句至理名言吧，邱岳峰再艺术上造诣越深，令他心烦意乱的事就越多。
大约在1979年的夏季，一个流言在译制厂中飞快地传开了：邱岳峰同一位女演员关系暧昧……
在我们有着古老文明的国度里，最能使人名誉扫地的事，恐怕莫过于“男女关系”了。
有些人对这种事也特别敏感。于是，异样的目光开始落在了邱岳峰的背后，难听的流言也传到了他的耳朵里。有的好友婉转地劝他注意“影响”，邱岳峰却很坦然：“我原来是怎么样，现在还是怎么样。”
流言这东西，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他对强者固然是个威胁，对弱者更是任意肆虐。不管你镇静也好，惊恐也好，它要来，就像天上的蝗虫一样，铺天盖地而来。
译制厂的领导也以不同的方式表示态度。一位领导最干脆，公事公办找邱岳峰严肃地谈了一次，却令邱岳峰情绪十分颓然。接着，有人告诉邱岳峰的妻子：“支部找老邱谈话了……”既然领导出面，足见其严重性，怎不令当妻子的激动？
邱岳峰相当恼火，可是，他该去恼哪一个？
流言，你可达到目的了，你刺伤了一个不堪伤害的灵魂，劈裂了一对患难夫妻的忠贞爱情。
这一天，译制厂的演员组开会，会议气氛十分沉闷。有的人不由自主地去瞧那位老副厂长，他今天是特地来参加这个会的，他的脸色严峻，终于，这位老副厂长发言了。 这时，大家都明显地听出，他是在说邱岳峰。尽管这位老副厂长没有提任何人的名字。 他说：“我，六十多岁的人了。可是很奇怪，有时我会不自觉地想起我初恋时的那个姑娘。当一想起来的时候，我也就一笑了之。我也知道自己挺好笑。可是，你能因为我这么一想，就说我思想黄色吗？就说我品格下流吗？我看，不能这样嘛！人，总是有想法的，自己能克服掉，就行了！”这番话使在场的人深受感动，当然最感动的还是邱岳峰。这才是真正帮助同志的态度啊！这位副厂长的一言一行，正是体现了我们党对知识分子的教育，关怀和爱护。最后，这位副厂长说，日本故事片《白衣少女》已到了厂里，这是列为重点的片子，一定要配备一个强有力的班子，译制导演请邱岳峰同志担任。
明白了，邱岳峰完全明白了这个不寻常的任命的含意。当一个人处境艰难之际，是什么东西最可宝贵？是怜悯？是安慰？不，是同志的信任！是不避嫌隙，委以重任！
邱岳峰以空前的努力，开始了创造性的工作。
不过，这一次，劳动的热情已难以化开心灵里逐渐加厚的冰层；工作的幸福也不易让精神得到超脱了。
在1979年行将结束的时候，邱岳峰接连遇到了几件伤心事。
译制厂的一位领导在全厂大会上总结厂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成绩，他列举了一条又一条。他宣布，译制厂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已经全部顺利结束，该平反的同志都已获得平反。他的话引起一阵掌声。邱岳峰在掌声中愣住了，半天才明白过来。这无疑就是向全场宣告：邱岳峰的案子不在平反之列，当初整他没有错。邱岳峰气极了。不管怎么样，也应当事先跟他谈一下，告诉他调查的结果和不能平反的理由，这样，他还可以抗辩，还可以申诉。而现在呢，得到的是根本不予理睬。盼了两年了，竟是这样一个可悲的结果。
希望的种子，当它埋藏在心里的时候，还经得起严寒；可当它萌发了幼芽之后，它将受不住一场霜打而枯萎。
在1979年底演员组的总结会上，大家一致推选邱岳峰为本年度先进分子，因为在演员组里他年纪最大，可工作量也最大，他当先进受之无愧。谁知，全厂大会上，领导一念名单，邱岳峰被抹掉了，换上了另外一个名字。要在平时，也许不算什么，可这正是邱岳峰被流言逼得举步维艰之际呵！人们好像心领神会了什么似的，异样的眼光马上凝聚在邱岳峰的脊背上，似乎将要穿透一个窟窿。
扎心的事接踵而来。邱岳峰从旁得知，有位领导曾对人讲，邱岳峰是个“内控”，他提醒人们和邱某人划清界限，不要跟着他犯错误。
这不啻是个晴天霹雳， 把邱岳峰打蒙了。什么？
一顶“历史问题”的帽子已经把人压得喘不过气了，这还不够？还要加个什么“内控”？怪不得有些单位要约他去做报告，厂里总是左右推搪；上海电视台要给译制厂拍片，原来打算较详细地介绍邱岳峰，不知怎么一研究，邱岳峰就只剩下一晃而过的镜头了。其中的奥秘，也许就在这里？二十多年的“内控”，这是多少个日日夜夜啊！他为祖国，为人民，呕心沥血，尽职尽责，做了多少事情！
有人说，邱岳峰是戴着“锁链”跳舞。正因为是戴着“锁链”，舞越跳得优美动人，越是令观者伤心落泪。
可是，这位戴着“锁链”跳舞的老人，当他发现身上的“锁链”比他想象的要重得多时，他再也没有气力跳下去了。
1980年的元旦即将到来，译制厂上上下下都欢欢喜喜，忙着办年货、领奖金、分电影票子，邱岳峰却独自一个人躲在译制厂中一个极少人去的角落里，“呜呜”地哭了起来。他哭得十分伤心，热泪止不住地从他布满皱纹的脸上流下来，斑白的头发也在哭声中微微地颤动着。
这时， 一位青年演员偶然走过来，看到这个不寻常的情景，不禁吃惊地说：“邱老师，怎么啦，请别这样！”
邱岳峰好不容易抑制住自己。这个曾对自己的事业充满激情和自豪的人，这时突然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要退休！等到八一年五月，我立即就退！”
这位青年演员心里突然明白，八一年五月，正好是邱老师六十周岁。他连忙劝说道：“邱老师， 别这样啊！你是热爱这个事业的，再说这里的工作也少不了你！”
邱岳峰坚决地摇着头说：“不，不，不！我一定要退！我不干了！”
哀莫大于心死。 心既死，形骸便无所恋了。
就在1980年3月29日下午，流言在邱岳峰的胸前插进了最后一刀——一场因流言而起的家庭纷争之后，就发生了本文开始时所描述过的那一幕……
就在邱岳峰死去的那天晚上，《白衣少女》公映了。
邱岳峰在近三十年的配音生涯中，先后配了四百多部中外故事片和其他影片，手把手教出了一批有才能的青年演员，对我国的译制艺术做出了重大贡献。正如韩非同志的悼词中所说的：他生前没有一个头衔，死后却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对于邱岳峰的弱点，我们也无须讳言。他太内向，太深沉，也太爱面子。连打掉了的牙齿也连血往下吞，很少怒形于色，这就令爱他，崇敬他的人无法分忧。闷着，闷着，终于一发而不可收拾。
他无疑是软弱的，重负之下最终选择了逃避。这显然是不足取的。真正的猛士应该直面人生而无所畏惧。
但，正如不能苛求每个猛士都是艺术家，也不能要求每个艺术家都是人生的猛士。
他是一个好人，是个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工作的人，这就足以值得我们怀念和痛惜了。
假如我们的某些领导同志真正学会尊重人、理解人、爱护人的话；假如我们真正把知识分子看作是革命队伍里的同志和知己，而不是别的什么的话；假如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早日得到落实，有关部门能迈开腿为邱岳峰的历史问题奔走一下的话；假如传播流言的人还尊重自己人格的话……
再说上一百个假如，也不能让死者复生了。但是，来者可追，能说我们的队伍里，就没有还活着的邱岳峰？能说“左”的影响就完全肃清了么？
写到这里，话似乎说完了。有的热心人意犹未尽，非要问：有人说邱岳峰有男女关系问题，到底有没有？
当时，邱岳峰的生前好友正是这样问译制厂领导的，一位领导回答的得很干脆：没有！
唉，假如这两个干净，圣洁的字眼能在邱岳峰最困难的时候说出，假如——瞧，我又再说“假如”了，但愿它不是“马后炮”的代词。
文章有始有终，而生活的列车却总在轰鸣。
从上海火车站缓缓开出的一列北上的列车中，邱岳峰的妻子静静地坐在靠窗的座位上。她的眼睛望着窗外，独自一人在想着什么。
痛定思痛，她决定继续把邱岳峰的“历史问题”弄清楚，让丈夫在九泉之下瞑目。在得不到有关方面明确答复之后，她买了去东北的火车票。她想去找那几个“同案犯”了解情况，为邱岳峰的平反做些事情。
列车驰向了远方。它载着无穷的思念，无尽的哀伤，也载着无限的希望……
来源：中国配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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