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1年10月的第26屆聯合國大會的會議上，就“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組織中的合法權利問題”的第2758號決議進行了表決並獲得通過，聯合國裡的中國席位就此歸屬於大陸的中國政府了。但是隨之而來的是浩如煙海的聯合國當時的與歷史上的文件，這些以當時聯合國的主要工作語言英語寫就的文件，又都急需翻譯成為中文並加以整理，這件事情就由中央政府分派到了各省市的大學裡頭，作為緊急任務限時限刻地要求要完成了。地處南方廣州市的華南師範學院也在必須承擔翻譯任務的院校之列，而這父親曾經所在的外語系則更是責無旁貸了。
父親大概是在1971年底左右從韶關芙蓉山的華南師範學院5.7幹校裡第一批被抽調回來的，其時大概是因為翻譯與教學工作的急需，可能除了大量聯合國文件的翻譯任務之外，在文化大革命之後的幾年裡，系裡面的教學人員大概亦有些青黃不接。但是，父親在被放還時還是留有一條政治結論的尾巴的，大概的意思是說，是政治上犯罪的人員，今恩準作寬大處理，但是必須帶罪立功云云。一如大多數劫後倖存的舊讀書人一樣，在1949年之後經歷了二十多年的思想改造，尤其是經歷了文化大革命非人的折磨，父親確實也是在政治上進步了不少了，承蒙召喚，能夠被恩準從農場放還回家，雖然不至於就受寵若驚而感恩戴德，但是若說是對領導有那麼點感激之情則怕是不假。我也只是偶爾從農村回家探親時看到，那段時間父親就好像是回到了文革前的時日，終日忙碌，而且好像系裡還給他配備了年輕的老師當下手。小妹當時在華師附中讀高中，也花費了大量的課餘時間幫忙謄寫父親翻譯停妥後的中文譯稿。不多久，在1972年2月，時任美國總統的理查德·尼克松先生(Richard Nixon,1913-1994)訪華，這些聯合國大會文件的翻譯工作怕是就更加緊迫了，但是我那幾年都不在父親的身邊，對具體的細節與這文件的翻譯工作最終是在甚麼時候完成的則都不太了解。
父親也馬上就回復並進入了教書匠的角色，欲以平生所學報答這領導放還的恩典。可是，那幾年大學裡收的是基層單位選送上來的“工農兵學員”，進來的學生水平參差不齊，而且這些了不起的學生們是來上大學而更是兼要來管理這所大學的。我想，父親那時對於怎麼樣才可以既能傳授知識給基礎及水平極其不整齊劃一的學生，又不至於在敏感問題上觸犯隱形的處處紅線一定費過不少苦心。難就難在既要當先生又要裝孫子，因為人家根正苗紅，也是來管這個大學的。記憶中，我在那段時間偶爾從插隊的農村回家探親，見父親將他殘存的書籍又整理好，而且又毫無怨言地夜以繼日地埋頭苦幹了，好像在過去的幾年中甚麼事情都不曾發生過，甚麼各種無中生有的指責，甚麼殘酷批鬥非人的待遇，甚麼鐵籠囚牢裡腐臭的霉味，從父親平靜的眼神看，都淡淡然而置之於腦後了。那時有一個講法，說知識份子是臭豆腐，聞起來很臭，但是吃起來卻很香。這些知識都只是属於狗屁烏有的臭老九們，到了要用人的時候就都突然地變香了。大概父親大學教授的工資在他重新工作之後又如常發放了。
大約是在稍後的時間，父親還與華師的其他老師一道到下面的鄉鎮去支過教。記得父親去的是廣東省懷集縣的一所師範學校，是去幫助當地培訓中學英語教師的。兩個月左右的培訓，印象中好像聽父親講過，是要從ABC講起，而最終則要求達到能夠用英語進行簡單的會話或者讀出一兩條偉大領袖的英譯語錄。被挑選上來參加培訓的二十來個人應該都是在鄉鎮中學裡教外語的老師了，但是水平相差卻很遠，好像也有幾位文革前的大學畢業生，知識比較紮實。記得當時曾聽父親講過，這樣的訓練班教起來很不容易，顧得了初始者的一頭則已經有基礎的人會覺得太淺，顧得了有一定基礎的人時初淺者怕又聽不懂，教起來很費精神。還記得父親提起過訓練班上發生的一件小事，那時因為是文革剛剛結束，在懷集縣的鄉鎮學校裡，所有的外文書籍在文革的破四舊運動中都被當作資產階級的垃圾扔掉了，辦這麼一個訓練班，二十幾個人裡只有其中一位學員有一本小小的英漢字典，還是文化大革命之前編的學生字典，既然又要再學習這英文，這本在當時訓練班上唯一的工具書就被大家當成了寶貝。可惜人心隔肚皮，有君子之處就會有小人，這本小小的學生字典在訓練班結束之前的一兩天突然地就失蹤了，既然是稀缺物品，有人就將之竊走而據為己有了，而且，這訓練班一結束，大家就分頭各奔東西，也就不可能再查出是誰拿了別人的東西了。
父親晚年的穿著打扮已經變得非常革命化，一身洗白了的舊中山裝，腳上穿著解放鞋(一種文革前後流行的解放軍士兵穿的綁帶的綠色膠底布鞋)，頭髮就剪成短短的平頭。雖然依舊是乾淨整齊，但是已經與一般的老工人或者是下層的幹部無異了。而在我印象中父親在直到1957年之前都還是梳個分頭，再用髮腊將頭髮膠住成型的。早年的衣著也比他晚年時光鮮許多，而且腳上總是穿著皮鞋。記得父親的那些皮鞋也很不容易伺候，要常常擦拭並且抹上鞋油，因為那些真皮做的鞋子若是風乾了就會變脆而容易斷裂開來。父親為此還專門有一套刷鞋的工具，裡頭有硬毛刷、抹布、和幾種不同顏色的鞋油，他從前在週末有時候會拿出這些工具，將他的幾雙皮鞋都打整一遍，那時候我們幾姊妹也會有節假日才穿而平時很少用的小皮鞋，父親在其時就常常會順便也為我們將鞋擦凈上油而打整一番。只是，父親的那些擦鞋工具，包括他的幾雙皮鞋，在文化大革命之後都不知所終了。父親也有好幾套西裝，它們長年都被鎖在箱子裡，從我記事起我印象中就從來沒有見過父親穿西裝打領帶的打扮。那些西裝聽母親說有的是父親當學生時代留下的，曾經跟著他漂洋過過海，有一套看上去比較新的人字絨西服則是1948年父母親回嶺南教書時在重慶赶著做的。多年以後這些父親當年舍不得穿也沒有機會穿的華服居然倖存了下來，不料這幾十年間西裝在中國大陸又悄然流行了起來，不過父親的這些六﹑七十年前的西裝其式樣現在就都顯得很老派了。也幸好父親的衣服我穿著還合適，所以多年以前我就將它們又再帶了過洋，不過在我手上這些西服的利用率還是很低，這裡的人穿衣卻都是十分地随便，我30幾年裡總共沒有遇到過幾次真正須要穿著正裝的機會。
我1974年從農村被招生回城讀中專，那時妹妹在一個集體所有制的製衣小工廠裡當工人，大約是在1975年左右，妹妹從廠裡帶回來一份英文的進口機械使用說明書，說是廠裡沒有人能夠看得懂，想請父親幫忙翻譯一下。但是父親實在是太忙了，抽不出時間來為妹妹和她的單位翻譯那份說明書，我於是就自告奮勇說要翻字典試一試，但是不同於生活用語，技術上的英語在沒有面對實物和摸過那機器時有時候不好理解，字典也不一定能夠幫得上忙，我在譯了一多半之後便拖延了下來，有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做完。父親知道之後很不高興，責備我說，既然接下來了，工作就必須要完成，並且天天催促我要將翻譯完成了。在我有困難而卡住了的幾個地方，父親在他繁重的工作中也抽出時間來幫過忙，和我一起想辦法解決。妹妹單位的那本說明書我最終是譯完了沒有現在已經記不清了，好像是在父親的督促之下完成了八九成，把重要的關鍵部份都譯完了吧。
還記得在父親的晚年他複出之後而且又在忙於工作的日子裡，我向父親請教過有關宗教信仰的問題，只是所討論的具體是個甚麽問題我現在已經記得不太清楚了。信仰上，乃至思想上的自由與寬容，大概應該是衡量一個社會成熟程度的維度之一。以宗教的理由和名目在人羣中分化壓迫，在族羣間挑撥並發動戰爭，這在歷史上屢見不鮮，近現代更有狂熱的宗教份子犯下的各種反人類的罪行。而除卻蒙昧時代，那些近現代宗教的狂熱與以宗教的名義而作出的極端行為，如現代的恐怖主義，有人將之看作是，在科學與社會上後進的國家與族羣裡，人們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各種有形或無形的侵略奴役天然而且理所當然的反彈，是一種民族自我保護機制的外表現，這怕不無道理，但是對外來事物之和平的包容與消化，以無損於我國家權益而且有利於我社會發展為度量，對外來的科學技術乃至文化宗教有所取、有所棄，那大概更應該是社會進步和成熟的表現。
只記得父親當日不無調侃地說，他倒相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宿命。我想，他大概是在為他自己自1949年以來所遭受的諸多磨難找一個客觀的理由、一個他自己無法左右的而且看似是必然的理由、兼為他自己到彼時為止在六十幾年的生命歲月中苦學不輟作個宿命的回顧罷。我且相信，父親這樣說大概亦是為自己無能為力於為家人和子女改善處境而道出的無奈。設若是人真的都有那麽個宿命，作為羣體，中國的舊讀書人在1949年之後總體的宿命又該是甚麼呢？那千千萬萬個個體呢？
我訝異於父親基本上也是一個無神論者。他於1918年在7歲時入讀嶺南附小，累次陞到嶺南附中，再考入嶺南大學，連續16年的求學時間都在嶺南度過。而嶺南大學的前身，從格致書院到嶺南學校，則是由美國基督教教會創辦並且主導的學校，直到1927年，學校的英文名字的直接翻譯就是廣州基督教學院(Canton Christian College)。此後，父親差不多5年的留學生經歷去的又是美國，一個其立國與基督教緊密相關聯而且基督教氣氛始終濃郁的國度。經過了那麼些年月的接觸，父親最終還是沒有在信仰上成為虔誠的基督徒。而我的祖母文化雖然不高，反倒很早就與家族中的其他人一道皈依了基督教，並且，其後終身都是虔誠的基督徒。我不清楚我的祖父有沒有宗教信仰，若然有又是甚麼，但是從我曾祖父在1906年前後即將他送入了早年基督教教會色彩應該是相當濃厚的嶺南學堂，而且連我文化不高的祖母都是基督教徒，以及從我祖父早年在美國留學時期積極參加留學生的教會活動等等來看，我的祖父或乃至曾祖父很有可能當年信奉的都是基督教。
宗教信仰的自由與寬容不知是否應該作為後人研究這段中西方文化交往歷史的立項題目？父親未成為虔誠的基督徒，此中所反映出來的，一是嶺南大學的世俗化，學校怕不應該被看成是單純的教會學校。再就是其時並無強制信教或強制的思想信仰統一，而與信仰的自由共生和同在的思想自由與學術自由應該也是嶺南大學辦學理念成功之源泉。僅從我父親這一個個例來看，嶺南大學從其初創的格致書院一路發展過來，宗教教會的主導是不斷地淡化，尤其是在1927年學校收歸中國人自己辦理之後，就已經是一所世俗大學了，雖然學校依舊有教堂牧師甚至有神學院。到了廣州舊嶺南大學的後期，世俗化應該說是完全完成了的。西方國家的政教分離，尤其是美國既以基督教立國，卻又是一個完完全全的世俗國家，但是那並不妨礙美國社會處處都體現有基督教的價值觀和宗教的影響。美國絕大多數的大學也都是完完全全的世俗學校，但是那並不妨礙學校裡面也有教堂牧師甚至有神學院。而與宗教信仰的自由共生相成的則是學術上乃至思想上的自由，敢說這不是西方發達國家社會的成功以及它們能夠持續發展的動力源泉之一？
嶺南大學逐漸而且完全的世俗化，不知道是否也可以看作為，是中國百十年間思想文化運動的總趨向之所使然，是教育救國理念的實現，並且一脈相承於清末的洋務派和維新派。鴉片戰爭戰敗，尤其是甲午戰爭戰敗之後中國舊讀書人們的救亡圖存﹑教育救國，如張之洞在其«勸學篇»中加以發揮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與“舊學為體，新學為用”，為中國的知識精英們所普遍接受並努力踐行。更兼有中國各階層民衆的廣泛參與，成為了這舉國持續努力的草根基礎，有如嶺南校園的建設就曾經有無數華人華僑的慷慨捐助。廣東國民政府在1925-26年就擬收回所有大學的教育權，而嶺南大學校董會在1927年推舉鍾榮光先生為首任華人校長，大學成為了華人自辦的學校。而且在那些年間，嶺南師生對社會的各種變化革新都是積極參與的，君不見，1925年廣州沙基慘案及省港大罷工中嶺南師生的身影。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漸行遠去的這些年裡，其中有一件小事怕也值得一提，在多年之後，於母親在近94歲高齡也辭世之後，我們幾姊妹在家裡劫後殘餘的老舊相片中到處找尋父親面上略帶笑容的相片，望求與母親的遺照相配，一番翻找之後，妹妹發現，父親在1957年之後所有單獨拍攝的相片中竟然沒有一張是有笑容的！也難怪，父親長久以來心情就憂鬱不樂，那必然也是他後來罹患癌症而早逝的原因之一。妹妹最終找出的，是父親在姐姐出生之後，1949年在嶺南康樂園的一張舊照，彼時他38歲，正於以嶺南大學文學院教授兼任嶺南大學附屬中學校長的任上，相片中的父親意氣風發而且笑容可掬，而與之相配，母親的遺像則是用她晚年93歲時的相片，兩張相片裡父母之間相差了有55歲，時間的跨度則是65年！這看似不過為一個不經意的小小插曲，但是個中究竟有多少中國舊讀書人在大陸幾十年間所經歷的無奈與凄涼，那豈不盡在不與言說之中。從1949年到父親去世的1976年，對於舊讀書人與他們的家庭來講，君且說，故國在那近30年之中都有些個甚麽！
父親應該說是工作到他生命的最後時日的。在他有幸被領導從幹校農場放還之後，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他確實是盡了自己的努力，欲要把平生所學留下給下一輩的學生和系裡面的年輕老師們的。在日常的接觸中，我沒有感覺到父親對曾經所遭受過的非人待遇有任何的怨氣，反而見他是在工作中更加勤奮。不知道那應該是中國的舊讀書人們雖然是努力不懈卻是政治地位卑微的悲哀，還是他們歷經萬劫的磨難而在思想上都已經改造好了的表現呢？而那樣的結果，大概正是偉人於其理論中所鋪陳設想的，而且又是在他的領導之下，那些個曠古未有的革命中所要求達到的罷。父親一直工作到病重而不得不放下時才最終停下手來，而僅僅是幾個月之後他就去世了。
魂兮知何所！唐李太白的“久別離”詩章中有句:東風兮東風，為我吹行雲使西來。待來竟不來，落花寂寂委青苔。
明朝的洪應明在他的“菜根譚”中有副對聯，借用來則頗能夠描述中國大陸於文化大革命之後脊梁骨尚未被打斷的舊讀書人們，故錄於此:
寵辱不驚，閑看庭前花開花落;
去留無意，漫随天外雲卷雲舒。
參考：
–百度百科: 工農兵學員
–此回憶文章擇自拙作«夫煙，起於焚灰之末»段落，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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