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少川：说到新移民文学，你是绕不开的一位作家，可以说，在八十年代，你和苏炜的作品是新移民文学的开山之作，而且起点很高。有学者认为：你的小说是开了留学生文学的先河。请你具体谈谈当时学界是如何评价的？
查建英:当年的那些评论我没有收集过，也记不清了。手边留存下来的，是我的三本小说集，每本里有一篇序，实际上就是三篇评论。既然你问，我就又找出来看了一下。第一篇序是黄子平写的，他是我的北大同学、好友，写得非常感性，不仅分析了作品，还讲了我这个人，包括一些当年的花絮。我就不在此摘引了。
第二篇序的作者是于青，她认为我的小说属于“典型的文人小说……读她的小说，就像是读一篇缩小了的《围城》，既有好看的情节，又有漂亮的文字……作者对人物的描写完全是白描的手法，简洁、形象而又传神，笔墨没有文人小说的平板，却有着笔记小说的简洁。……既可以在她的小说中欣赏到人物性格的深层次的分析，也可以品味到在人生转折的关头作者所做出的哲理思考；既可以领略到作者在西方文化熏陶下的中国式的讽刺与幽默，还可以享受到最纯粹的小说情节的生动曲折。这些特点，集中在查建英的小说中，就有一种不同于其他小说的特殊魅力。”哎，夸得我好舒服呵！
第三篇序最长，原本是张颐武发表在一家刊物上的评论，里面有不少有意思的观点和分析，我读了也受到启发。随手摘录几段概括性评价的话吧。张教授在描述了一番八十年代实验小说的盛况之后写道：
“在这种状况之下，查建英的出现变成了一个尴尬的事实。她的小说呈现了一系列难于解释的因素，成了一种无法归类的本文。查建英是从世界先锋艺术的大本营——美国归来的，但她却老老实实地讲故事；她具有几乎所有中国作家都难于具有的跨文化的时空经历，但她却倾向于零碎地捕捉日常生活的细小的趣味；她具有相当的文学教养，但却只显示了一个中产阶级的中国女性的惶惑和焦虑。查建英难于成为任何流派和群体的一员，她的写作却受到了完全不同的人们的称赞。”
“查建英在自己的文学本文中进行了一种跨文化的探究。……她的小说以一种传统的形式，细致入微的写实技巧描写在我们看来具有着某种隐喻的意义。她把‘中国’及其文化的困境，以一种个人经历的方式凸现了出来。查建英赋予了她的小说一种挥之不去的，完全无法摆脱的‘意义’和深度。她留下了一个紧张的文化上的夹缝，她把第一世界/第三世界间的对峙戏剧化了。”
查建英“用一种独特的直言不讳表述了我们困境的全部深刻性……并不关注文学本身面临的问题，但她却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最好地描述了这些问题。因此，查建英和她的小说世界才是不可替代的，它呈示了自身的特异性。”
查建英的小说“突出了一种全球性的后现代的处境。”“在对以往的理想主义的感伤和凭吊之外，留下的是一种‘随俗’的无奈和欣快。”
不知道这些摘引是否回答了你的问题。至于有学者认为我的小说开了留学生文学的先河，那肯定不准确。更早的从台湾来的那些留学、移居西方的作家且不说，就是大陆留学生比我更早发表小说的，一定也大有人在，虽然我自己对此没有研究过。不过，倒是记得当年李陀读了《头版新闻人物》和《丛林下的冰河》之后，曾对我说：原来不太看重留学生文学，现在由于你的加入，份量就不一样了，它和国内的写作也有了一种新的关系（大意）。
我想，虽然在八十年代中期“出国热”也开始了，毕竟中国人对外界的了解和信息都很有限，和现在无法相比。当时的“新移民文学”，大多是由一些正在海外读书或者打工的中国人在上学、谋生之余写就的，基于一些短暂、匆忙、浮浅的经验。很多出去的人外语不太好，或者基本上生活在华人圈子里，对所在国文化和社会人情的体验、观察和思考都不深，往往就成了一边走马观花地看西洋景，一边写思乡情、游子心。而国内读者呢，常常也带着猎奇心理来看这类作品。我不是说我的小说里没有这些浮光掠影的西洋景，尤其是那些我在美国上学期间写的短篇小说，往往也是急就章。但我1987年回国之后那两年，时间比较宽裕，写得更从容些，可能里面就多了一点别的东西，使得读者和评论家们觉得有所不同。还有因为我不是只生活在华人圈子里，取材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头版新闻人物》的主角是一个犹太人，主要人物也多数是美国人；《丛林下的冰河》里一大半故事发生在一个几乎没几个中国人的美国南方小城，主要人物里不仅有美国人还有个印度人；《献给罗莎和乔的安魂曲》的主角是一对美国老夫妇。
江少川：今天读你的《丛林下的冰河》仍然会激动不已，其思想内涵与艺术水准都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称它为新移民文学的经典是不为过的，你怎么会想到写这部作品呢？你当时是如何构思的？它反映了那个时代留学生一种怎样的心态？
查建英：谢谢你的欣赏。这也是当年我自己最满意的一篇小说。直到现在，有时候还会遇到陌生读者跟我说，当年他/她如何如何喜欢《丛林下的冰河》。那是1988年，我住在南京，本来应该写英文的博士论文，结果完全用来写中文小说了，而且从此放弃了完成博士学位、去大学当教授这条路。可以说，写完这篇小说，我也在心里给自己的留学生时代画了句号。
我留学期间写美国生活的短篇小说，可能有点像是一张张明信片，快速地捕捉一组画面、一种情绪氛围、一些人物素描。写中篇不一样，总想能刻画、传达更多的东西。我被转载最多的中篇小说其实是《到美国去，到美国去》，七、八万字，黄子平说“它是巴尔扎克的拉斯蒂涅或德莱塞的《嘉莉妹妹》的中国版”。 但那是离我个人经历比较远的一个故事，讲述一个外省女知青到了美国，如何为了物质上的成功而艰苦奋斗的故事。那女主角伍珍与我的生活轨迹、追求、情感方式都很不同，所以我可以安全地隐藏在一个虚构的男性叙述者背后，以一种旁观者的视角去讲那个故事。
《丛林下的冰河》呢，故事和人物虽然都是虚构的，叙述上也有一点尝试，比如故事中套故事的手法，但不少人物都有原型，总体讲它大概是与我个人生活经历最接近的一篇创作，也就是自传色彩比较强的小说。当时我已经在美国生活了五年多，回国也一年了，有很强的冲动想回顾、整理一下自己整个出国的心路历程，把看到的、获得的和失去的，把心底很多困惑和感情写出来。这样，那些有关冒险、探寻、爱情，有关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之间的互相迷恋又互相误会，有关不同种族之间的疑虑、隔阂与相通，有关人在成长、走向成熟当中如何安放青春理想，有关他乡与故乡的关系……种种场景、人物和思绪，很自然就全都涌出来、以不同方式进到小说里了，因为这些都是我在美国那几年里亲身体验、日思夜想的东西。
至于构思，是在亨利.詹姆斯那篇著名的《丛林中的猛兽》在我脑海中闪现出来的那一刻浮现的。那的确是我当年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念英文系时读过的最喜爱的作品之一，其中那种宿命感特别让我着迷。一个严肃的、自以为聪明的人，怀着某种无法抗拒的使命感和英雄主义情结——或者糊里糊涂的骄傲和浪漫，完全看不到眼前和周围的真相，一步步为命运所诱惑、所戏弄，最终被命运击败，并且与自己的真爱失之交臂——当时我觉得这里面有种存在主义的悖论，又觉得这个故事里弥漫着一股熟悉的气息，与我在中西文化、不同价值观之间游走、彷徨、困惑的感受很契合。当然，现在这样说是理性归纳。当时就是凭灵光一闪的直觉，也没有全都想得很清楚。开写之前，只是搭了个大致的故事框架，比如设计了詹姆斯的故事与我的故事作为两条线索、先是平行发展、直到最后重合的叙述方式；又以我当年在英文系的一位印度同学为原型，设计了巴斯克伦这个关键人物。其他人物，则是由不同原型捏合、加工、变幻而来，很多情节、细节都是一边写一边编出来的。比如那句“找到的就已不是你所要找的”，有评论者后来说这是全篇故事的“主题”，但在动笔时我脑子里并没有一个清晰明确的主题，这句话也是写到那里冒出来的。
小说当然是没有结论的。这个故事其实也可以有另一种结尾方式。但我那时就是偏爱悲剧。记得小说发表之后，我父亲拿了那期《人民文学》杂志在家里读，好像也被吸引住了，就那么一直坐在那里读；天暗下来，他也快读完了，不开灯，拿到阳台上站着继续读到结尾，然后走进来，缓缓地说：嗯，写得不错，有意思。然后又说：可是你这么年轻，怎么这样悲观、灰色呢？
我父亲原本是江南地主家的大少爷，青年时代参加革命，后来历次政治运动中挨整，遂转行搞哲学，但他一生都是乐观主义者。那是一九八九年初，我二十九岁，对世界并不真悲观。灰色对我来说意味着某种成熟、深沉。其实我那时的人生观相当浪漫，对中国的前途也满怀希望。可是小说有自己的内在逻辑，有时它会呈现出、泄露出一些连作者也始料不及或并未完全意识到的东西。后来听到评论家说，《丛林下的冰河》是为中国的理想主义时代唱的一曲挽歌，我有些惊讶。我以为自己是个人主义者，写作表现的是个人命运，并没有上升到时代高度的企图和意识；可是看到这个评语，我有种突然被人点中了穴的感觉：可不是嘛，我从小接受的就是一种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教育，怎么可能对此没有情结呢！
还有一个相关的事情：八八年底，电影《青春祭》的导演张暖忻想把《丛林下的冰河》搬上银幕，聘请我把小说改编成剧本，这是我第一次“触电”。当时谢晋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巨星影业公司”，挂在上影厂名下，张暖忻便是首先与谢晋签约的导演之一。那时《丛林下的冰河》刚刚发表，张暖忻很喜欢，马上把它列入她的拍片计划，得到谢晋批准后就把我请到上海，住在一家酒店里督着我紧锣密鼓地改剧本。剧本写完后，还让我弄了个proposal之类的英文概要，交给两个美国电影投资人看，准备筹资去美国拍摄部分内容。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所有这些计划全部搁浅。再后来这个剧本发在一个电影剧本杂志上，落款日期是“一九八九年六月”。
在八十年代的中国电影里，《青春祭》是我最喜欢的片子之一，比起当时那些“第五代”的片子更为个人化，大气而又细腻。那是张暖忻献给知青一代的挽歌。她九十年代初拍的纪实风格故事片《北京，你早》，开风气之先，也很不错。可惜她九五年就因病早逝了，才五十多岁。我觉得她并不很适应当时在政治和商业夹缝中正变得日益浑浊的社会氛围和中国电影业。今天回顾起我与她那次夭折的合作，就像是另一个时代的事情，冥冥之中似乎真有某种宿命。
江少川：《丛林下的冰河》在艺术上的追求也是值得称道的， 有学者指出你采用了冷静叙事的方式，是这样吗？请你谈谈你对小说叙事的艺术追求。
查建英：《丛林下的冰河》写得很顺。我记得当时每天写一段，一直保持着一种兴奋。写进去了，情绪会随着故事的发展、人物的命运起伏，时而快乐，时而悲伤，有时候整个人像发热病般的激动，甚至连吃饭都没有胃口。总之，并不一直那么冷静。当然，修改草稿的时候，会做调整。
在叙事方式上，我一向不喜欢那种一惊一咋、百般渲染的煽情、矫情，或者大叫大嚷、呼天抢地的喧闹文体。这可能与天性有关。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尽量冷静、从容、有节制地叙事。不过，如果现在去看，我当年写的那些小说肯定有年轻人创作的种种毛病，也会卖弄小聪明、把握不好、失控或是失度，肯定有很多幼稚。
至于各种小说叙述形式的实验，我在美国大学英文系读书期间，看了不少西方现代主义小说家和拉美作家的作品，当时对他们所做的形形色色的语言和叙述风格上的尝试也蛮有兴趣。我也写了几个短篇，比如《红蚂蚁》系列，用“意识流”的叙述手法玩了玩。但是，坦白讲，这些形式实验看得多了，很快就失去了新鲜感。而且都是人家那边率先创新，该尝试的手段和技巧人家也都尝试过了，甚至已经推到了极致，你再去玩是步人家的后尘，多少有点邯郸学步、东施效颦，弄不好就成了故弄玄虚。年轻时玩玩这些还行，老玩就没劲了。
也可能我比较保守吧，我总觉得文学最终还是要看作家对人性的理解和刻划有多深，作品能不能让人感动、沉思、难忘，在灵魂深处引起共鸣。画鬼容易画人难，能不能讲好故事、写好对话、刻画好人物及其心理，这些其实是最见作家功力的地方。所以在我心目中，最伟大的小说家还是曹雪芹、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经典大师，读他们的作品，你有时会感到是上帝在扶他们的手写作。有些现代主义小说经典我认为是有时间性的，甚至是形式大于内容的，而像《红楼梦》、《战争与和平》、《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样的作品是永恒的，历久而弥新。
江少川：你写了《丛林下的冰河》后，开了一次讨论会，这应该是同仁自发组织的吧，黄子平、李陀、陈建功他们都在场，我觉得这应该是比较早的移民小说讨论会了，请你回忆下当时讨论这部小说的情景，还记得当时他们发言的要点吗？
查建英：那是在1988年秋天。我记得是陀爷(李陀)读了小说稿子之后很兴奋，建议找些朋友一起聊一聊这篇小说，大家提提意见。当时好像是事先把小说稿在预定参加讨论的人当中传了一圈，然后约好在苏炜家开会。苏炜那时候从美国回来不太久，是还没结婚的“单身贵族”，他在北京双榆树的公寓条件比较好，在那个年代甚至显得有些奢侈: 钢琴、地毯、转圈沙发，还有个能拉开的那种长餐桌，记得他说花一千元买的，在当时是天价。他又特别热情好客，家里便常有各种聚会、讨论会。
隔了这么多年，那天大家的发言我记不清了，但记得那种热烈、严肃的气氛。到场的人有的坐在沙发上，有的坐在地毯上，个个都是有备而来，轮流发言，然后又讨论了半天。那时候大家讲话都比较坦诚直率，不光是赞扬、欣赏，还会对构思、人物仔细针砭、批评，很认真地提意见。不像如今很多研讨会，出版社花钱请些评论家、学者来开新书研讨会，所有人一律捧场抬轿子。八十年代的时候，文学真是被当作天大的事！当时很多人对小说、对诗歌的那种纯粹的热爱，那种疯狂的激情和迷恋，我觉得远远超过今天很多人对金钱的迷恋。但那时候完全没有炒作这个概念。今天文学圈里见怪不怪、习以为常的一些风气、现象，那时候大家会鄙视、会认为俗不可耐。
《丛林下的冰河》这个名字，好像也是来自黄子平那天讨论时的建议。几个月之后，这篇小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责编是朱伟。但朱伟是否参加了在苏炜家的讨论会，我倒是记不准了。
江少川：你在《八十年代》一书中访问的一些作家、艺术家，如阿城、北岛、陈丹青、刘索拉等、其中许多人以后都出国了，包括你自己，请你谈谈，在八十年代，你们是怀着怎样的心态与想法走出国门的？
查建英：他们怀着怎样的心态出国，对那段生活的想法，这些当然应该由他们自己来讲，在《八十年代》书中他们也各自谈了不少，这里不重复。
若要讲我自己出国的心态，我想在这方面我与他们的最大不同，大概就是我比他们都稍微年轻一些，出国的时候才二十一岁，而且是去上学，不是移民、访问或者游历，也不是流亡。一个年轻学生，心态可能会更轻松一些，也没有在国内已经出道成名的心理包袱，学习外语不会不好意思张口。加上我最初几年去的南卡罗来纳大学，虽然所在地是州首府，但其实是个典型的美国南方小城，当地没几个中国留学生，华侨都很少，更没有唐人街。我拿着美国大学英文系的奖学金，必须每天上课、考试、写论文，赶鸭子上架，不学也得学，没有退路，混不下去的话我连回国的机票钱都没有，这样就逼着你必须天天讲英文，日常生活中也必须和当地美国人打交道。
我觉得那最初几年在一个几乎与中文隔绝的陌生环境里生活的经验，对我是非常珍贵和特别的，也交到了很好的美国南方朋友。后来我转学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见到我，对我说：哎呀，你这是歪打正着、先苦后甜嘛！如果你像很多中国人那样，从中国直接就来纽约，那一定掉进唐人街的环境里，整天泡在华人圈子里讲中国话吃中国饭，你会很舒服，但再过二十年你的英文也不会好。夏老师讲的是大实话。我很喜欢纽约，如今在纽约我也有了一个自己的家，但我庆幸当年先去了南方一个小地方，这让我永远地、而且是非常具体地知道，纽约这样的国际大都市其实并非典型的美国。
江少川：其实，你访问的这些人，出国前都已在各自的领域已崭露头角，或小有成就，他们出国后，你在美国和他们交流多吗？你认为出国或移民对他们的文学或艺术创作的发展与成就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查建英：如上所言，他们的出国时间、方式与我不同。后来大家都住在美国那些年，索拉是我非常要好的“闺蜜”，互相见得多也聊得多，一起出去逛街、买衣服、泡咖啡馆、下馆子，一聊就是一夜；与其他几位比如阿城、北岛、丹青，碰到了当然也会吃饭、聊天，但大家不住在一个城市，见面并不算很多。
海外生活对他们的创作当然影响很大，我认为其影响怎么估计都不为过。虽然出国前已成名，但从他们后来的作品和言行中，你可以明显看到在视野、品味以及思维方式上不同程度的变化。我们常看到有些中国作家，随团出去短暂地访问一下，由翻译陪着转了几个地方，回来就很快写出洋洋洒洒的一本书来，从他看到的一些表面现象，马上就下判断并且得出一堆结论，但他整个人其实完全没有变化，他内心深处也并没有受到真正的触动。《八十年代访谈录》里这几位作家当然都不是这样粗率的人，何况他们都是在外国居住了多年。比如阿城和索拉住了十几年，丹青将近二十年，北岛二十多年、而且到现在也定居在香港。
我觉得你只有在国外作为一个个体生活过一段时间，作为普通人而不是被人家特别招待的游客住下来，你才有可能沉静下来感受和思考，看到一些表层以下的东西。只要足够敏感，在日常生活的种种细节上，你都会被触动。也许你会先看到“异”与“隔”，再看到“同”与“通”，然后看到更微妙曲折的东西，你的观察会逐渐变得更有质感、更丰富。也许它会给你带来更多的疑问，而不是结论。也许最终你会有一种谦卑的达观。即使你没有变成一个世界主义者，至少你应该不再是一个狭隘的、自卑而又自大的民族主义者。外国生活改变的不仅仅是你对外国的看法，或许改变更深的是你对祖国的看法。一个一辈子没有出过国的人，就像一个一辈子没有照过镜子的人，我不觉得他/她能真正看清自己或自己的国家长的是什么模样。这一点我相信所有出国或移民的人，都有体会。
江少川：1995年出版的你写的《China Pop》（《中国波普》）这本书被美国的大学作为中国文化课程教材，请你谈谈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写这本书的？当时你怎么选择了这个题材呢？写这本书你作了较长时间的调查研究，请你谈谈这个准备过程。
查建英：90年代，我重新搬回美国居住，大约有一两年的时间都在一种压抑的心情中。八十年代结束了，很多希望破灭了，思想、感情都在调整。我个人生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离了婚，又结了婚，意识到大概要在美国长期安家定居，写作也必须重新定位。那时候反思八十年代以及我自己青春期的写作，有几个问题想得比较多。一个是精英主义的倾向，一个是过于自我和个人化的写作。再一个就是觉得当时大陆出版环境不好，禁忌太多，不可能畅所欲言，而我又不想写些只能发表在海外华人刊物、只给海外华人看的东西，与自己将要长期生活于其中的英语环境毫无关系。那时也没有互联网。这几个因素加起来，促使我决定用英文写作，并开始关注九十年代初中国由于搁置意识形态争论、加速经济改革而日益活跃的商业活动和随之而起的大众文化，也就是pop culture。
我用英文写的第一篇这种非虚构类的文章，是关于当时的电视连续剧《渴望》。为此回国做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和访谈，以它为个案写了很长一篇夹叙夹议的文章。这文章先是发表在哈佛大学的一个杂志上，后来也收入了《中国波普》。然后又写了一篇关于北京拆城墙前后的城市历史和文化变迁的长文。那时候我身边时常见面交流的几位美国作家和学者们挺欣赏我这些文章，还一起讨论过，给了我不少鼓励、反馈。在92到94年间，我多次回国，做了不少采访调查，陆续写了一组这类文章，最后成为《China Pop》， 即《中国波普》。取这个书名，是因为书中大部分章节描写的个案与人物，都涉及了九十年代中国兴起的流行文化、大众媒体的运作、中国特色的政治与商业的关系，以及大批知识人和文艺人如何在复杂、生机勃勃又充满焦虑的转型大潮中分化、适应、变脸、投机、痛苦、新生。
回头看，英文写作也是我自己的一次新生。在这个过程中，我学习到了太多重要的、有价值的东西。甚至可以说，它给了我一双新的眼睛、一对新的翅膀。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觉得《China Pop》是我写出的第一本真正成熟的书。
江少川：你曾在休斯敦为‘美国之音’工作，在香港为杂志撰写专栏，该专栏后结集成杂文集《说东道西》出版。请谈谈这本书。
查建英：《说东道西》的集子里有很多是描写、评述美国日常生活和文化现象的随笔、札记。那些年我女儿年纪太小，我基本上没怎么回中国，在家里带孩子之余给“美国之音”的一个“作家手记”节目写专栏，写完了自己在电话上念、录音，然后他们定期播出。香港的那个专栏也写了好几年，有些是我在准备和撰写《中国波普》期间的副产品。但这本书里只选了其中一些能在内地发表的收入。集子里也有若干在内地杂志如《读书》、《万象》刊载过的文章，大多是对中国文化现象的评论，包括对张艺谋、王家卫电影的评论、对九十年代中“人文精神失落”讨论的评论等等。
江少川：你的新书《Tide Players》（《弄潮儿》）登上了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2011年最佳书籍”榜，这本书又是用英文创作的，国内读者很少读到，你主要是写给西方读者看的吗？你想告诉中国读者什么呢？
查建英：这本书的起源是我在2003年获得了美国古根汉姆的非虚构写作基金。虽然它的颁发主要是奖励旧作，但你也要报一个新书计划，我就报了Tide Players这个选题，准备再写一本当下中国人物系列的书。2003年获得奖金之后，我就带着七岁的女儿回到北京，她进了本地一家小学念了四年，我当然也住在北京“陪读”。不过，这次重新搬回北京，我自己有一个重新适应、认识的过程。中国变得很厉害，到处都在大干快上，社会生活的气氛和人们的心态是兴奋、功利、浮躁、纷乱的，很多变化令人心情矛盾。我必须泡一阵子在这里“接地气”，试图在喧闹中沉静下来，才有可能比较从容地观察和了解。
新的英文书进展很慢。2004年之后我受聘于纽约的India China Institute (印度中国研究所)，做中、印、美三方的合作研究和交流项目的策划、组织工作，经常要去美国和印度开会、出差。这当中遇到一个偶然契机，做了《八十年代访谈录》。那本书出版之后，才接着写这本《Tide Players》，最后在2011年出版。
与《China Pop》一样，这本书首先是写给英文读者看的，全书各章基本上都是长篇人物特写，一半是企业家，比如张大中、潘石屹、张欣、孙立哲；另一半是知识分子、文人，比如张维迎、刘东等北大教授们、王蒙，还有我哥哥查建国。我试图透过这些人物的个人故事和命运来描写当下中国的商业、政治、文化生态及其变迁。其中三章首先在《The New Yorker》（《纽约客》）杂志上发表。有两篇，“国家公敌”和“国家公仆”，已经被一些热心的网民翻译成中文贴到网上了，通过各种网络渠道在中文读者中传播。最近《弄潮儿》全书也被译成中文了，我自己做了校订，目前正在排印繁体字中文版，将在明年（2014年）初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在香港出版。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此书目前不可能在大陆出版。
江少川：新移民文学发展至今，约有三十年的历程，许多作家虽移居海外，却与国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近些年来，更是出现了“海归”作家，或者“两栖”类作家，他们很多的时间、或者有一半时间居住在国内，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你认为新移民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查建英：我近年在中国和美国两边各住一半，并且发现周围像我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了。据说我们这类人被叫作“海鸥”。中国越开放，“海龟”、“海鸥”也会越多，这是自然趋势。再者，互联网和各种高科技交流工具发展迅猛，现在全世界用中文写作的人都可以及时交流资讯、分享作品。尽管还有人为的这“墙”那“坝”，但现在的“海内“与“海外”远没有三十年前那么隔了：海外人写的很多文字，国内人马上可以读到；外国生活和资讯对中国人生活和思维的渗透、冲击、影响几乎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如同全球化一样，这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新移民文学不仅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分支，很多新移民作家的写作也早已成为中国当代写作的一部分。
不过，在这样一个多媒体、大众消费、娱乐化的时代里，快速而便捷的交流与传播是把双刃剑，它的另一面就是：写作和阅读普遍短平快、碎片化。这对文学及其品质（当然也包括新移民文学在内）是有严重影响乃至伤害的，它正在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写作方式和阅读习惯，未来会不会改变我们的大脑结构？它是有利有弊的，但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这里是否也有某种“找到的就已不是你所要找的”的尴尬与困境？严肃文学能够从中突围吗？这些都是重要而复杂的话题，却不是此处能展开讨论的。
江少川：新移民文学经过了三十年的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你是亲身经历者与见证人，你对新移民文学的发展前景有何看法与思考？
查建英：很惭愧，近年来的新移民文学特别是小说作品我看得太少，所以坦率讲我没有什么看法。至于前景，我当然祝它多结硕果了！
首发于《红杉林》2014年1期
查建英小传
查建英，曾用笔名扎西多、小楂。北京生，北京长，父亲籍贯江苏，母亲籍贯湖北。1978年至1987年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英文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系，获学士、硕士学位。1987年回到中国。90年代重回美国居住。2003年获美国古根海姆写作基金，再次搬回北京。现在纽约、北京两地居住，任职于纽约The New School 大学印度中国研究所。
曾为《The New Yorker》（《纽约客》）、《The 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 、《读书》、《万象》、《九十年代》等撰稿。已出版著作包括《八十年代访谈录》、《说东道西》、《到美国去，到美国去》、《丛林下的冰河》、《留美故事》《China Pop》（《中国波普》 ）、《Tide Players》（《弄潮儿》）等。
其中《Tide Players》 被英国《经济学人》 杂志评选为“2011年度最佳书籍之一”；《八十年代访谈录》被多家中文媒体评选为“2006年最佳年度图书”；《China Pop》被美国《Village Voice》 杂志评选为“1995年度25本最佳书籍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