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新民：“老五届”大学生对文革的反思——以蒯大富及其同学为例
潘鸣啸：知青下乡的意识形态
邢小群：从《干校六记》到《干校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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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八九三）·华夏文摘增刊第一○六一期（zk1701a）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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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七年一月九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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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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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论坛】 “老五届”大学生对文革的反思
——以蒯大富及其同学为例 华新民
【研究报告】 知青下乡的意识形态 潘鸣啸
【书刊评论】 从《干校六记》到《干校札记》 邢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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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论坛】
“老五届”大学生对文革的反思——以蒯大富及其同学为例
·华新民·
（一）文革时期在校大学生对文革的回顾
众所周知，文革在中国官方的文件中是受到“彻底否定”的，但是对文革历史的回顾并不受到官方的鼓励。所以在中国国内出版的报刊书籍中，文革回忆的内容甚为稀少，对文革的反思也缺乏深度，像巴金的《随想录》、韦君宜的《思痛录》这样的回忆和反思文革的作品，屈指可数。当局或许指望，这种局面只要维持三、四十年，那些有幸或不幸经历过这一“史无前例”的大事件的人行将逝去，对于这场运动的第一手记忆也将归于虚无。
幸亏，电脑网络的技术恰好就在文革结束后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在海外迅速地发展起来了，而中国的国门也在同一期间逐渐开放，早期出国的人员几乎都有文革的亲身经历。这两个条件的结合，使得互联网很快就成为交流关于文革的回忆和反思的理想场所。随着网络技术在中国国内的推广，这种对文革的回忆、反思和研究的交流在近十年左右也从海外延伸到了中国国内。
关注文革历史及其研究的人大多会注意到一个现象：大体上说，二十年前，电脑网络上发表和传播文革回忆的人多是文革开始时在校的中学生，习惯上称为“老三届”。他们的回忆集中在以下几个话题：早期红卫兵和他们的暴力行动，“对联”、血统论及中学里的派别斗争，以及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经历。最初的时候，互联网的中文交流还在起步阶段，有的“老三届”网友没有中文书写软件，或者不会中文输入，常常要克服很多困难把手写的稿件输入为电子文本发到网上传播，但这些困难挡不住他们倾诉自己文革经历的强烈愿望。相形之下，文革开始时在校的大学生，习惯上称为“老五届”的，他们的回忆和讨论，不免显得冷清。
１９９６年文革三十周年和２００６年文革四十周年的时候，海外文革研究者都召开了研讨会交流文革研究的进展，并出版了会议文集。从这两次会议的文集看，１９９６年的文集中有多篇回忆和讨论“老三届”中学生在文革中的经历，却没有一篇是专讲“老五届”大学生的。到了２００６年，这种情况只是稍有改进，有两篇讨论文革中造反派大学生的文章，作者却不是当年的大学生。所以当年的北京大学学生卢达甫有这样的观感：“中国的知青文学铺天盖地，老五届文学几乎是空白。”〔１〕
“老五届”对于文革历史的回忆和反思落后于“老三届”的弟妹们，在笔者看来，同他们在文革后期以及文革结束后的境遇有关：他们中许多人虽然和中学生一样，毕业后也有一段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经历，还发生过在广东牛田洋劳动的众多大学生死于台风海潮的大事件，但那是作为“国家干部”的劳动锻炼，有固定的工资收入和明确的期限，而不像中学生那样只看得到“一辈子扎根农村”的前景。所以到文革宣布结束的时候，他们大部分已经在厂矿、企业或机关从事或多或少的专业工作，也有了家庭，不像中学生那样还要为返城抗争以及面临回城后成家立业的困境。在此后的二十几年时间里，“老五届”人在社会上已经占有了大致稳定的地位，不必像许多“老三届”人那样在市场化大潮的冲击下为免于贫困和下岗而挣扎。艰难困苦，使得“老三届”人难于和过去年代告别，反而更加急切地要向人们诉说文革给他们带来的坎坷人生和思考，玉汝于成，也造就了他们中不少著名的作家和反映那段历史时期的优秀文艺作品。相比之下，反思文革不受鼓励的大环境加上相对平稳的生活使“老五届”人缺少了回到过去的动力，忙碌的工作也使他们无暇回顾自己走过的路程。
钱理群先生对此有这样的评论：“或许是矜持，或许是对中国政治的‘成熟’，文革中‘老五届’一代知识分子，多年来沉潜于社会深层之中，不像‘老三届’那样痛快淋漓地发出自己的声音。”〔２〕在笔者看来，“老五届”整体对于自己文革经历的沉默，除了“矜持”和“成熟”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们中有一个群体在文革后的遭遇同“老三届”中的相应群体有天壤之别，这就是当年大学里的学生领袖，他们本来是最有“故事”的一群人，但是他们中有不少人在文革后作为“三种人”重则判刑，轻则禁言。而“老三届”里的学生领袖，则完全没有受到政治惩罚，有的甚至被重用，培养成接班人。大学里的学生领袖被迫沉默，使得“老五届”人在早期的文革回忆活动中失去了主力和带头人。
钱先生又说：“只是，历史是不会磨灭的，每一代人总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当‘老五届’这一代人告老退休之后，他们便纷纷拿起笔来，书写自己告别校园沉入社会后的各种经历，抒发自身的人生感悟，给历史、给子孙们一个交代。”〔２〕确实如此，最近十年，“老五届”人对文革经历的沉默有了大的改观——广大的平稳度过后文革时代的“老五届”人陆续进入退休年龄，也有了空闲的时间，来回首似烟非烟的往事。当他们在晚年回顾逝去的岁月年华的时候，无不痛心于自己在青年时代不幸躬逢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个人的人生道路毫无例外地因此而改变：读书时学业中断，运动中被利用后遭抛弃，在社会上成为“臭老九”备受歧视，专业知识无用武之地，个人抱负难以伸展，……。总之，同“老三届”一样，他们后来的种种遭遇都和文革脱不了干系。同时，他们也意识到，经历文革这样“史无前例”的变局，固然是不堪回首的人生厄运，但如果把自己的经历和思考记录下来，也未尝不是一种可作为后世人镜鉴的精神财富，使之成为整个民族精神财富的一部分传诸后世，对于今后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正如清华大学文革的学生领袖之一孙怒涛所说：“回顾历史，我们不仅了解到事实真相，明白了当年的造反派只不过是一群先被领袖玩弄于股掌，后又被抛弃清算的小卒子，而且更懂得要在有生之年为民族、为民众尽最后的历史责任。”〔３〕对于子孙后代的这种历史责任感促使他们纷纷撰写回忆录，或在港台发行，或在网上交流。近年兴起的校友聚会活动以及网络通信的普及，也为激活往事的回忆、促进思想的交流提供了平台。于是出现了北大、清华同学们集体的文革回忆资料汇编，如北京大学的《燕园风云录》、《告别未名湖》和清华大学的《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水木风雨—北京清华大学文革史》等。至于网络上的篇幅较短的个人回忆和评论，更加难计其数。
与此同时，北京和外省的许多高等院校文革中的学生领袖以及积极分子，由于入狱的刑期已满，禁言的威慑渐消，也逐渐加入到回忆和反思文革的活动中来。使得“老五届”人在网络和传统的书刊中发表的各种反思和回忆，在数量和质量上同“老三届”人相比，已有后来居上之势。这些纸媒或网络的出版物现在已经难以一一列举，依笔者挂一漏万的观察，仅文革中北京高校学生领袖和积极分子的长篇个人回忆录，就有清华大学蒯大富的《清华文革五十天》、沈如槐的《清华大学文革纪事》、孙怒涛的《良知的拷问》、叶志江的《走出文革》；有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以许爱晶的笔名）所撰《清华蒯大富》，戴维堤的个人回忆《逝者如斯》；有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回忆录》和聂树人的《“地质东方红“兴亡史》等系列回忆录。外省学生领袖的回忆录有重庆大学周孜仁的《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有合肥工业大学梁守福的《乱流浮沉半生缘》，哈尔滨师范学院范正美的《秋梦追思》等等。
这些“老五届”中的学生领袖、当年的风云人物和普通学生的回忆和反思，提供了许多以前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披露了许多他们同中央领导层互动的内幕和秘辛。不过对于他们的同代人或者后代人来说，或许最想知道的是经历过文革这样的大风大浪和大起大落的人生际遇，他们有什么样的感受和反思？抱着这样的目的，笔者在阅读上面所列的著述中部分人物的回忆录时，特别注意采集这些“老五届”代表人物对文革重大问题的见解和对自己文革中行为的反思，发现经过将近四、五十年的历史风雨洗礼，他们的思想因个人境遇而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在许多重要问题上的认识也发生了相当大的重组，原来同一派别的战友，今天在思想上可能分道扬镳，而原来对立派别的同学，如今在某些问题上的立场却可能殊途同归。本文就笔者管窥所及，摘引蒯大富及其同学——包括其他大学的广义“老五届”同学——在有关文革的若干争议较大的问题上发表的意见、他们之间的呼应和辩难，以此向读者呈现“老五届”人今天对文革的反思之一斑。
（二）毛泽东是“民族英雄”还是“巨凶首恶”？
“老五届”人中最年轻的一届是１９６５年进入大学的，那个时代没有破格录取的少年天才学生，所以１９６６年文革发动的时候，大学的全部在校学生都出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但是等到他们长大到入学的年纪，已经进入了毛泽东时代。他们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学生时代大体和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到文革发动之间的“十七年”相重合，如果说青少年在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后接受的教育是喝狼奶的话，那么他们是第一代喝“纯狼奶”的孩子。当时官方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青少年中培养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为政治服务的教育中十分重要的内容，而且愈是接近文革愈加突出。进入六十年代，有两个标志性事件在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一个是林彪主持下的解放军总政治部于１９６４年出版了《毛主席语录》并很快推向全国民众。另一个事件是由周恩来担任总导演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于１９６４年在北京上演，并在第二年被摄制成彩色电影在全国城乡播放。这种教育的结果，是在１９６６年文革群众运动爆发的时候，毛泽东的语录和著作在全国各级学校里已经成了超越一切法律、规矩、道德、良心的“最高指示”。文革爆发后这方面也有一个标志性事件，那就是在１９６７年５月４日，在蒯大富领导的井冈山兵团已经取得运动主导权的清华大学校园内竖立起了一座毛泽东塑像，在塑像的底座上刻着林彪的手迹：“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４〕成为风靡全国的毛泽东塑像热的滥觞。
那个时代，毛泽东已经被供进了至高无上的神坛，任何个人对于毛泽东流露出丝毫不敬或冒犯，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会遭到灭顶之灾。可以说所有“老五届”人，同全国学生一样，都是毛泽东崇拜者，而且属于最为狂热的人群，几乎没有例外。五十年后的今天，这些毛泽东的狂热崇拜者，对毛泽东有怎样的评价呢？
当年给毛泽东竖立塑像的蒯大富，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５日在清华大学６４社区校友聚会上的讲话中说：“我坚定不移的认为：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空前的民族英雄。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人对中国的贡献超过毛泽东。毛泽东是二十世纪世界伟人，是中国人民的骄傲和自豪。”〔５〕可见，蒯大富经历了几十年政治风浪中的沉浮、磨难和坎坷，依然是一位毛泽东的“粉丝”（无贬义，仅是对某一群人的简便称呼）。像蒯大富这样对毛泽东充满崇敬之心的“老五届”人也许还有韩爱晶，文革年代清华大学的学生领袖唐伟说：“清华百年校庆前后，蒯大富给我看一条韩爱晶发给他的短信：‘毛泽东有错误，也整过我们，但是我们对他永远也恨不起来。有时想到主席，我还是忍不住泪流满面。’”〔６〕看得出来，蒯、韩的这种评价反映了他们发自内心的感情，显然同文革初期毛泽东亲自把他们从工作组的镇压下面解救出来有关。
今天的“老五届”人中对于毛泽东有这样的感情和评价的人，似乎集中在原造反派的头头和文革积极分子中。这看起来有点悖论的意味：在当年相对保守的人士眼中，造反派中党团员少，“坏人多，成分差”，对党和领袖缺乏“阶级感情”，这样的看法大体上讲没有错，但是到了今天，这些对领袖感情淡薄的群众组织，它们头头中的“毛粉”反而比保守派头头中更多一些，不仅清华大学如此，全国来看好像也是如此。这现象后面的原因是什么呢？在笔者看来，这是因为造反派虽然成份杂，但头头也几乎都是红五类，跟保守派的头头比较起来，出身于中下层干部或平民家庭的多一点。文革后他们在清理“三种人”的运动中没有权贵的保护，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眼看着昔日保守派的头头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受到重用，“造反方觉主席亲”，这些人不由得会怀念毛泽东当年的恩泽而选择忘记掉毛泽东对他们的抛弃。不过，这些人今天在“老五届”人中并不占多数，有些人还和他们有尖锐的意见交锋。总的来说，“老五届”人对毛泽东的评价已经十分多元化。
多元化的表现之一，就是有些“老五届”人对毛泽东持强烈否定的态度，这方面唐伟是一个例子。他虽然跟蒯大富一样同属造反派，但从运动初期即与蒯大富多有冲突，然而唐伟对于蒯大富等人受到判刑监禁等惩罚不无同情，认为他们只是些“在劫难逃的倒霉蛋”。他也没有过多谴责蒯、韩对于毛泽东的感恩之情，只是指出这种“认识局限出于封建愚忠，至死难改”。他把严厉谴责的矛头指向了毛泽东：“那个最大的肇事者，那个‘始作俑者’却从未被揭发，从未被清算，我们将如何面对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如何面对还活在世上的十数亿中国人？”而且他认为，清华大学“两派鲜血写成的恩怨情仇难以消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被利用的、有罪的学生被判重刑，而巨凶首恶的僵尸依然被万民膜拜；……。”对于让蒯大富和韩爱晶激动得泪流满面的７·２８召见，唐伟的看法是：“明摆着的卸磨杀驴、猫哭耗子”。他对于文革历史的结论是：“不真正揭露毛泽东，谁也讲不清文化大革命。”〔６〕
如果说唐伟是从蒯大富等“倒霉蛋”的遭遇出发引出对毛泽东的否定性评价，那么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领袖田春林则是从自身的经历中得出对于毛泽东的评价：“以我一个文革中的红卫兵的亲身经历，我体会到，红卫兵运动可以说‘成也毛泽东，败也毛泽东’。运动的初期，毛泽东为了打倒自己的政治对手刘少奇，支持红卫兵运动，甚至不惜派出自己的老婆和女儿煽风点火。而当刘少奇被打倒以后，政治目的已经达到，红卫兵造反派已没有利用价值了，于是又发动所谓抓５·１６运动，制造莫须有的罪名，把这些人统统打下去。联想１９４９年建国前他为了打倒政治对手蒋介石，曾那么卖力地和民主党派套近乎，许诺共产党胜利后要和各民主党派组成联合政府，在那个著名的和黄炎培的‘窑洞对’中，向民主党派和人民描绘了多么美好的政治远景！当自己大权到手，为扫清障碍，实现独裁统治，１９５７年发动所谓‘反右派’斗争，把所有民主党派一巴掌打下去。这几乎和文革中红卫兵运动的历史结局有异曲同工之妙。”〔７〕田春林不仅识破了毛泽东利用造反派打倒刘少奇、然后又将他们抛弃的谋略，而且还联想到毛泽东在建国前利用民主党派打倒政治对手、建国后又将他们打下去的政治伎俩。
田春林能有这种见识，或许同朱成昭在地质学院的持久影响有关。我们知道，地质学院文革的早期领袖朱成昭在文革开始后不久即已洞察文革只是一场骗局。清华大学当年的学生万润南回忆说：“在六六年十二月，我对文革的认识已经完全认同朱成昭当时对文革的经典概括：导演是‘骗子’、演员是‘疯子’、观众是‘傻子’。”〔８〕这里的“导演”所指，不言而喻。今天有这种认识的学生领袖，其人数并不比蒯、韩这样的“毛粉”少，如前面引述的孙怒涛就是一例，他把造反派称为“先被领袖玩弄于股掌，后又被抛弃清算的小卒子”。还有上海复旦大学的红卫兵领袖安文江，他在在回忆录里说：“迷惑、诱骗在光明正大的幌子下进行，本就缺乏辨别力的我们格外有持无恐。在小说《雾》中，我把红卫兵比喻为西班牙斗牛。‘斗牛是悍勇且可悲的。斗牛士用大红布挑逗它，撩拨它，它野性勃发喷着鼻息低着脑壳高翘弯角，冲撞、踢达、搏杀。结果是长矛戳入背脊，短剑穿透心脏，在狂热的欢呼声中匍然倒下！’这是我的自画像，也是一代红卫兵的群像。”〔９〕这里，他在认识到自己当年扮演了受到迷惑、诱骗的“斗牛”角色的同时，也将毛泽东比做了挑逗、撩拨红卫兵的“斗牛士”。
不光是那些风云人物，在经历过文革的一般大学生中，这种“受骗上当”感觉也相当普遍。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赵惠中说：“现在可以说真相基本清楚，我感到自己受了毛泽东的欺骗，当然毛泽东不是欺骗了我一个人，而是欺骗了全国人民。……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的本来面目被越来越多的人认清了，总有一天他会被彻底请下神坛，他的罪行一定会得到清算。”〔１０〕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忻鼎亮也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他是一个“思想型”的文革参与者，他的回忆还提供了自己对毛泽东从崇拜向反感转变的心路历程。据他回忆，１９６８年三、四月间，关于文革的实质毛泽东提出了与文革初期对立的说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发表于１９６８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忻鼎亮说：“这样对文化大革命实质的解释实在令我无法理解，建国十七年，国共两党除了隔岸放些无效炮弹外，并无任何实际的正面冲突，怎么能说文革是两党斗争的继续呢？莫非刘少奇、彭真等代表了国民党？或者说是受蒋介石委派的？反修防修又怎么解释？苏联变修也是受了沙皇势力的影响吗？这实在是匪夷所思，与我以前对文革的理解完全大相径庭，甚至是对立的。”“另外，随着那时王力、关锋、戚本禹等相继倒台，北京和各地的不少思想略有出格的造反派均惨遭整肃，而且完全是永难翻身的态势。我感到极其灰心，而且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我最崇拜的领袖居然在使诈，为了打到政敌竟欺骗全体国民发起这样一场大规模的造神整人运动！我当时的情绪就像祥林嫂用斧头砍庙门的门槛一样，对毛泽东从崇拜到失望转至反感，……”〔１１〕万润南、忻鼎亮等人是属于比较早觉悟的人，更多的“老五届”人则和其他中国人一样，思想上转变发生在几年后，１９７１年的９·１３事件使他们思想受到极大震撼，导致了他们头脑里对于毛泽东个人迷信的破灭。
以上只列举了若干文革中的风云人物或积极分子对毛泽东的评价，广大的“老五届”人未必都有如此强烈尖锐的看法，不过笔者相信多数人都认识到了毛泽东在发动和操控文革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巨大苦难。清华大学当年的研究生黄瑞和的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综观整个文革史，就像是一场大型的木偶剧。木偶们在台上表演，都戴着假面具，慷慨激昂地讲着那些千篇一律的话。我们就是当年台下的那些观众，瞪大了眼睛，也看不到面具后面的真面目。木偶们像走马灯似地被换上，又被撤下，由一只巨大的手操控着，这只手的主人就是我们顶礼膜拜的‘伟大领袖’。木偶剧中的每段剧情，每个角色的最后结局，都要取决于‘伟大领袖’的一句话、一个指示。即便在他行将辞世的濒危阶段，即使连言语都难以表述完整的时候，他所说的一字一语仍然是圣旨，是一道道足以致人死亡的金牌。历史惨痛地告诉我们，文革是人治社会的顶峰，中华民族为之遭受了巨大的苦难。”〔１２〕
（三）毛泽东号召群众造反的对象是“走资派”还是“特权阶级”？
但是蒯大富并不认同毛泽东发动文革只是为了打倒政敌的看法，他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为了反腐败，是无可指责的。他在接受米鹤都采访时说：毛泽东“实际认为共产党内形成了一个特权阶级，或者说是特殊的利益集团，这与老百姓的利益是矛盾的。我们觉得毛泽东当时思想的精华就是这个，所以就死追这个。我大一的时候就给中央写信反映农村干部的腐败，所以对此深有体会。我自认为对毛泽东的这条吃得很透了，坚决相信毛泽东搞文革的目的是为了反修防修，是一心想把共产党搞成清正廉洁的政府。”〔１３〕
这是文革结束后几十年的蒯大富在回顾文革中的蒯大富的思想时说的话，他当初是否真具有这样的认识，笔者作为“老五届”的一员，对此深表怀疑。他当时认为“共产党内形成了一个特权阶级”，还说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相信毛泽东自己也不会同意。毛泽东在文革前提出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文革末期又公开了他在文革前的批示中的一个提法：“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两个提法都是指有“主义”的一批人，便于他把斗争矛头引向思想领域里的异见者。而“特权阶级”一词直指政治经济地位，无法把他自己跟那些他要打倒的对象分开，因此，毛泽东选择用“走资本主义道路”、“官僚主义者”这样的字眼，大有深意，为他在后来的文革中号召群众选择性造反设下了伏笔。
现在人们都知道，关于共产党执政的社会里产生特权阶级的论述，最有影响的应当是原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米洛凡·吉拉斯撰写的《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一书，该书的中文译本１９６３年已在中国内部发行，毛泽东在思考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一定参考过这本著作，他始终回避使用“特权阶级”和“利益集团”这样的字眼，即便是在同苏联共产党论战的文章中，毛泽东也只是用特权“阶层”而不是用“阶级”来指称苏联的领导集团，就是明白自己其实也是这个“新阶级”里的人，号召群众把斗争矛头指向特权阶级，无异于给自己挖坑。所以，在共产党执政的大部分时间里，包括整个文革时期，“特权阶级”这种提法都属于政治上敏感而危险的异端思潮。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记得，文革中表达这类异端思想的最有名的大字报是湖南激进造反派组织“省无联”的“中国向何处去”，作者是中学生杨曦光（即杨小凯），他在回忆这篇大字报的来龙去脉时这样说：“为此我读了不少马克思的书，……。我最后的答案是：中国已经形成了新的特权阶级，他们‘压迫剥削’（纯马克思语言）人民。中国的政体与马克思当年设想的巴黎公社民主毫无共同之处。”这篇大字报是１９６７年和１９６８年之交发表的，但是“中共的领导人康生、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姚文元等人（１９６８年）一月二十四日接见湖南各派政治组织代表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人时批判了我写的‘中国向何处去？’，并且宣布我的文章‘实质是极右的’，我是‘反革命’。”〔１４〕这些事件正好发生在蒯大富紧跟中央文革向刘少奇猛烈开火时期，他怎么可能会有周恩来和中央文革一致定性的反革命思想呢？
当然，蒯大富领导的团派成分较杂，以至于被对立派夸大地说成他们主张“大翻个儿”，湖南“省无联”的同情者在团派中比起对立派可能更多一点。团派的领导层只要有丝毫这样的思想倾向，说不定真会在团派内产生一个类似湖南“省无联”的激进派别，这种情况果真发生的话，蒯大富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把他们逐出自己的组织，以避免自己落到杨曦光那样的下场。所以“省无联”那种反革命观点在他的头脑里连一闪念都不可能有，哪里像他说的那样“坚决相信”？蒯大富当年的清华战友沈昆说：“团派思潮其实称不上思潮，只是一种朦胧的共识，也就是出于对十七年的不满而要求改变的思想共鸣，但团派的这种思想共识从一开始就处于两难境地，又要否定十七年又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只能把否定十七年限定在文化教育领域，小心翼翼地避免重蹈湖南‘省无联’的覆辙。”〔１５〕另一个清华同学黄瑞和则认为，清华大学对立的两派在文革的思想领域里都乏善可陈：“据笔者了解，在整个清华文革历史中，至今未发现有任何一个清华人（学生、教师、干部等，包括笔者本人）有过对整个文革以及导致文革发生的中共专制体系进行分析、解剖和否定的文章。造反派中团派和四一四派都赞同文革，都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闹革命，只是在一些具体的观点上有分歧。与我们后来所知道的在全国范围内出现过的如张志新、遇罗克等对文革及专制制度进行批判，以及广州‘李一哲’关于民主和法制的呼吁相比，清华园内一份有分量的文章也没有。”〔１２〕在这种环境中，蒯大富如何可能产生同“特权阶级”斗争这种今天才会有的“阶级觉悟”？
中国官方直到今天也不承认“共产党内形成了一个特权阶级”这种说法，只是由于官僚集团的腐败实在隐瞒不了，民间舆论实在阻挡不住，现在说这样的话风险才大为减小。近年来社会不公的现象如此严重，使得原对立派的清华学生“理论家”周泉缨在１９９９年说了这样沉重的话：“历史的发展趋势似乎在证明蒯大富对共产党的总估计是正确的，而我们‘四派’似乎估计得过分乐观。看来基层的实际情况证明，对共产党来说要不变质似乎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老百姓不断造反，不断搞大翻个儿，即不断地改朝换代，否则共产党要不变是难上加难。”〔１６〕或许正是周泉缨的这一席话，加上最近几十年中国官场迅速大面积腐败的社会现实，以及自己被判刑监禁的痛苦回忆，使得蒯大富昏昏然忘记了自己当年如何对湖南“省无联”思潮避之唯恐不及，飘飘然以为自己当年“死追”毛泽东真的是要“大翻个儿”推翻特权阶级。如果看一下清华大学两派在文革中相互攻讦所用的罪名，可以发现大量把对方打成“国民党反动派”的指控，或所谓“恶毒攻击毛泽东、林彪、江青的反革命言论”，跟反对特权阶级风马牛不相关。可见蒯大富今日的这些话并不是事实，毋宁说是在当今社会环境下迎合民意的一种自我“合理化”行为。
应当说，蒯大富这种说法在文革后遭到整肃的那些前造反派头头、今日“毛粉”中相当流行。这些人大多在文革后作为“三种人”受到过惩罚，这样的人生经历使他们从当今社会尖锐的官民矛盾中获得了新的“阶级意识”，把当年毛泽东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官僚主义者阶级”比附成今天社会上民众痛恨的“特权阶级”和“利益集团”，从而给自己在文革中那一段短暂的追随毛泽东造反的经历赋予正义的光辉，也为自己在文革后的不幸遭遇涂上悲壮的色彩。当然，这类自我美化的行为也不是前造反派头头所独有，当年的清华学子周家琮指出：文革前期红色暴行的主力军——干部子弟红卫兵，文革后也声称在文革中遭受迫害，“他们不但隐匿当年恶行，还无耻地自我标榜最早觉醒。”〔１７〕笔者认为，不管是自我合理化还是自我标榜，这类行为既违背历史事实，也会把他们对文革的反思引入歧途。
（四）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崇高还是邪恶？
蒯大富在２００４年接受田炳信采访时说“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不能完全用权力斗争来想他，他还是想搞事业，想搞一个清正廉洁的政府的。”〔１８〕清华大学的“老五届”人吴学民对此有不同的视角，他说：“不能说毛没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他认为，只有发动群众，才能把他的理念植入到群众心中。可是，所谓发动起来的群众，只能完全按照他的旨意行事。谁要是有丝毫不同于他的想法，更不用说反对他，那就立刻会被整肃，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１９〕在这一点上，蒯大富其实也有同感：“毛泽东把我们从盒子里放出来造反，他是要把我们放在他能控制的范围内，或者说他让你反谁，你反就可以。”〔１３〕但是吴学民由此而对毛泽东出于崇高目的发动文革的说法提出质疑：“这个‘崇高’的目的，本来就是大有疑问的。即使是政治目的真是崇高，也不能采用把异议者从肉体上消灭的方法来达到。这只能说明这个目的本身是邪恶的。”〔１９〕这就有点接近唐伟、田春林等人的评价了，当然是蒯大富所不能同意的。
吴学民从毛泽东的“以我划线”和选择性造反出发，质疑他发动文革的政治目的。另一位清华大学的“老五届”人邵济群也有类似思路，他也指出毛泽东在号召造“走资派”的反时有选择性，他说：毛泽东在文革中发动群众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还说“官僚主义者阶级”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而实际上“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只有刘少奇那一派的干部是‘官僚’，要‘火烧’和打倒，而毛派，包括他自己和‘四人帮’等，则都不是‘官僚’。”〔２０〕他还指出毛泽东“造反”有随意性，并以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的死亡为例说明：“１９６５年１月５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论党内是否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问毛：‘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随口就点了煤炭部长的名：‘怎么没有？张霖之就是！’。于是文革一开始，……张霖之就成了煤炭工业系统的头号‘走资派’，立刻被‘造反派’揪回北京，连续打斗一个多月，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２日凌晨，被矿业学院的‘造反派’打死在校园里。”“但是张霖之到底有过什么‘走资派’的‘劣迹’？为什么是个‘十恶不赦’的贪腐‘官僚’？至今无人知晓！给他定罪凭的只是毛泽东当年讲过的那一句话。”而毛泽东这样说，无非是“跟刘少奇过不去，张霖之就成了其斗嘴的牺牲。不难想象，假如刘少奇问的是：‘冶金部、煤炭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恐怕会说‘怎么没有？吕东（时任冶金部长）就是！’”〔２０〕赵惠中也有类似的推理，他认为毛泽东在工作组问题上也有跟刘少奇对着干的随意性：“毛泽东搞文革的目的就是要打倒他（指刘少奇——引者），他不派工作组必然会说他放弃领导搞乱全国而倒台。此时的刘少奇已是毛泽东砧板上的肉，只能随毛泽东任意宰割了。”〔１０〕
邵济群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实目的是“执意要走他的那条所谓的‘社会主义’道路，他要踢开一切拦阻他的‘绊脚石’。”“在这一点上，毛泽东自己是十分清楚的，包括清理阶级队伍，抓‘叛徒’，也只是抓刘系的‘叛徒’，而绝不触动‘自己人’，如张春桥、江青。”因为毛心中的绊脚石“第一，是所谓的‘走资派’，就是一大批党政军干部，他们在思想上、组织上赞同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路线。第二，是党内外众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反动权威’，毛把他们看作为刘少奇体系的社会基础。这些人有文化、有教养，坚持‘独立思考’，接受西方的人文思想和人道主义；他们认同和欣赏刘的方针和路线，一贯以不同方式顽强地抵制毛的那条‘社会主义’路线。”在邵济群看来，毛泽东要走的路线“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它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形，也违反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２０〕也就是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是要走一条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路线。如果说唐伟谴责的是毛泽东利用无知的青年学生斗争党内政敌的话，那么邵济群的谴责更深一层，他认为毛泽东所坚持的政治路线比他的政敌刘少奇的路线更远离历史发展的正道。
清华大学文革时期的学生、后来成为著名记者的杨继绳也有类似于邵济群的看法，他不认为“文化革命纯粹是一场权力斗争”，而是源于毛、刘二人的政治路线，他们在“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上，分歧已久，而且各自形成了一支队伍。具体来说，“在什么条件下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过渡的速度是稳一点还是快一点？毛和刘是不同的。”“刘少奇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秩序’，即经过一段时间发展资本主义，提高了社会经济水平以后，再搞社会主义。毛认为，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资本主义一旦发展起来，就会造成复辟，只有不停顿地继续革命，才能实现共产党的既定目标。他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就是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之时。”杨继绳具体描述了毛泽东路线所要建设的新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没有城乡差别，没有工农差别，没有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所有的被压迫者都获得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这个社会组织是‘一大二公’的、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政企不分的社会组织。”杨继绳认为，毛泽东理想中的新社会是一种“乌托邦”，毛泽东为此而发动文革剥夺刘少奇的权力虽然未必出于邪恶的动机，但是导致了空前的恶果：“如果说，毛泽东建立制度的出发点是‘善’，那么，用政权的强制来实现虚幻的‘善’，最终必然酿成了空前的‘恶’，必然将所有的人推向被奴役的境地。”〔２１〕正如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所说：“即使怀抱着建立人间天堂的最美好的愿望，但它只是成功地制造了人间地狱——人以其自身的力量为自己的同胞们准备的地狱。”我们在讨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崇高还是邪恶的时候，不可不记住这一警示。
（五）文革是“试错”还是变本加厉坚持错误？
蒯大富的崇毛情结必然影响了他对于文革的反思。文革失败了，他总结说：“文革是一种历史的‘试错’，它完全脱离了实际。也许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是错误的思想，错误的道路，也造成了许多无法挽回的损失。”〔１３〕“出发点是好的”、“试错”或者“交学费”，这是各种主流或非主流的毛泽东的辩护士经常使用的理由。其中“试错”论就是当年跟蒯大富对立的清华“四一四”派理论家周泉缨首先提出来的。周泉缨说：“史无前例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人类社会探索和寻找理想社会模式的伟大的历史性的试错，人类社会如果不进行类似文革的试错，人类就无法在漆黑的宇宙中摸索前进，因此中华民族为文化大革命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和光荣的；同时，事实上通过失败的文化大革命以及被证伪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性的试错，不仅使中国社会迅速进入了全面崛起的快车道，而且使世界迅速走出了两极冷战的历史误区，甚至使全人类开始构建共同发展的和谐世界。”〔２２〕
对于他们替毛泽东的辩护，蒯大富当年同系的研究生陈中平提出了系统的辩难，他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后指出：“这种观点缺乏充分的史实根据。”陈中平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初期，已经有了一条基本正确的路线，他说：“‘新民主主义’本来是中国共产党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项重大贡献。这是武装夺取政权之后，通过新民主主义逐步向民主社会主义过渡转型的一条光明之路。如果坚持下去，很可能是‘历史性的伟大试对’”。然而，在后来每个历史关键节点上毛泽东都扭转方向，使中国走了一条“屡试屡错，最后酿成文化大革命那样难以收拾的灾祸”的道路：第一个关键节点是颁布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宣告短命的新民主主义“寿终正寝”，迅速完成“三大改造”，使中国跑步进入了社会主义。第二个关键节点是违背中共八大政治报告，通过先鸣放后反右的“阳谋”，使国家再度错失了正确发展的机遇；并且提出“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引者注），试图经济上超英赶美，政治上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标杆，结果造成令全世界瞠目的惨痛失败。“经过中央高层拨乱反正的集体努力，进行了多方面行之有效的政策调整，全国人民节衣缩食、艰苦奋斗，使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好转。但是在八届十中全会这第三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上，毛泽东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再次下达了‘左满舵’的航行指令。”“中国巨轮由此驶进急流险滩，卷入文化大革命的巨大旋涡。”陈中平的结论是：“我们国家本来有机会更加稳健踏实地发展，而无须花惨痛代价搞什么‘伟大试错’。所谓‘文革是中华民族渴望崛起的必然’，更是不知所云。”〔２３〕
杨继绳把这样的认识表达得更为清楚：毛泽东发动文革与其说是“试错”，不如说是面对“试错”的结论不认账，反而变本加厉的坚持错误。他说：毛泽东的乌托邦“设想在１９５８年提出来过，经过试验失败了。文化大革命中又重新提了出来，而且在实践中比１９５８年更彻底。”“毛泽东所指引的中国道路在大饥荒年代已经制造了人间地狱。为这条道路来扫清障碍的文革，必然再一次制造人间地狱。”〔２１〕从这样的认识出发，陈中平进而质疑蒯大富等人所谓毛泽东发动文革“出发点是好的”这样一种辩护词，他说：“动机与效果统一论，是毛泽东一贯的主张，为什么在研究他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要把文革造成的社稷动荡、生灵涂炭、天下大乱的局面，与毛的主观动机割裂开来，而演绎或解读成“伟大的试错”或“莫测的天机”呢？”〔２３〕
公平而论，除了上述的“毛粉”言论以外，蒯大富对于文革的反思在许多具体的问题上还是相当到位的，而且有些话不免直接涉及到毛泽东。例如，他说：“四人帮的错误基本上就等于是毛泽东的错误”，“你把群众从基层发动起来攻击政府，攻击党的各级干部，如果不在一个很严密的法制范围来控制的话，那肯定就会出现暴民政治。这实际上就和武斗一样，他搞文化大革命失败的问题也就在这上面。”〔１３〕这里的“你”和“他”当然都是指毛泽东本人。
（六）文化大革命应该全盘否定还是辩证的“扬弃”？
对于全盘或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蒯大富的主张是：“文化大革命总体上是错误的。应该给予否定，因为没有法律保证的大民主只能对国家对人民造成巨大的伤害。但是我们不能形而上学的搞什么全盘否定而是应该辩证的‘扬弃’。错误“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使人民失去一切监督政府官员的手段。这是中国目前官场上大面积腐败的重要原因。”〔５〕也就是说，蒯大富虽然不反对否定文革，但认为文革还有值得肯定的因素，就是人民对政府官员的监督。他认为全盘否定了文革，人民就会失去监督政府官员的手段。
蒯大富的反对全盘否定文革的主张在清华校友中得到不少呼应。例如，陆小宝说：“文革必须否定，但不能彻底否定，更不能简单否定。”因为“从某个意义上，文革确实可以说是中国民主政治的一次尝试。”他举出了当年亲身体验到的民主政治：“６６年８月工作组撤离时，我们许多人都实实在在有一种解放的感觉。那时候，民众自由结社集会，基本上没有问题。我们跨系跨年级，组织战斗组，自行选举群众组织领导人。言论自由，也是实实在在的，群众可以贴大字报，可以召集会议，人人可以上台参加辩论。出版呢，群众可以编写和印刷小册子，群众组织自己办报纸，也是可以的，比如当时清华井冈山报的发行量可能比许多官方报纸都大得多。”因此，他认为“总结文革时期的大民主实践是文革研究的一个新课题”。〔２５〕
沈昆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对文革中的事物必须加以具体分析，然后决定否定还是肯定：“文革作为几乎涉及中国社会全社会的一场空前广泛的社会运动，各种社会力量必然要在文革中充分表现自己，力图以自己的面貌推进或阻止文革。因此，文革中发生的各种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物或事件，有些可能是顺应社会前进方向的，有些则可能是阻碍社会发展的。前者不应否定而应进一步予以推进，后者则应予以否定并找出其根源与后续，以便杜绝其今后继续危害。因此，否定文革必须对文革中发生的种种事物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如果不加分别，笼而统之地彻底全面否定文革的一切，势必如同倒脏水时连同澡盆里的孩子一起倒掉那样，不但无法得到人们的认同与肯定，反而会招致反对与批判。”他具体指出：“文革……以人民群众实行民主权力解决官民矛盾的思路是正确的，不应否定。否定这一点，势必导致掩盖或回避官民矛盾，导致对人民群众民主权利的拒绝，其结果必然是权力机构脱离群众之倾向的失控与官员腐败的泛滥，正如近三十年来中国所发生的那样。”他还认为，文革中的基层组织选举也不应否定：“文革早期在群众组织中曾经实行过很认真的以‘战斗小组’为基本单元的民主制度，每个战斗小组由观点相同的人员自愿结合而成，推举出一两名有声望和信誉的领导人（战斗小组长），战斗小组上一级的机构（如分部或支部，分队或支队等）则由战斗小组长联席会议选举，总部机构则由分部一级的委员会议选举。……显然，文革的这种民主尝试是有益的，可以为今后中国的民主化提供宝贵的经验。”〔２６〕
蒯大富所说的文革中人民监督政府官员，以及陆小宝和沈昆所列举的以民主权力解决官民矛盾的思路和民众结社、言论和出版自由、基层选举等等做法，在他们看来都是不应简单否定的文革事物。不过，他们的同学吴学民并不认同这样的看法，他的论证是：“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群众被允许成立政治组织，譬如‘红卫兵’，‘造反队’等等，但这些与现代文明社会中的结社自由是完全不可比拟的。首先，这些组织只能局限在地区范围内，绝不允许成立全国性的组织，一旦有这种尝试，立即被打成‘反动组织’。并且，这些组织在两三年以后因为失去了利用价值，都一个个先后被各种借口镇压下去了。到文革后期，更有清查‘５·１６’、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等运动把许多头头都投入监狱。这些措施，比起刘邓工作组对群众的镇压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有一些人为文革招魂，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认为文革是发动群众反对党内贪腐分子的运动，对当今克服贪腐现象有借鉴意义。上面已经说明了文革并不是真正允许现代文明社会意义上的结社自由，也不允许有真正的言论自由。”〔１９〕
清华大学的“老五届”人胡鹏池从多个角度论证了为什么必须彻底否定文革。他指出蒯大富等人的主张在于滥用哲学上的一分为二和“辩证法”，他认为二分法“不适用于罪大恶极的‘反人类’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定性后的批判与处理。”他列举了上个世纪世界上发生的一系列反人类事件都受到了彻底否定，从而指出：“在上个世纪中期发生的中国‘文化大革命’（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６年）是这类‘反人类’性质事件中范围最广、危害最大、影响最深的历史事件。当年在作历史决议时经过了‘四千人大会’的充分讨论与辩论，最终作出了‘十年浩劫’，必须‘彻底否定’的历史结论是正确的，是必须坚持，绝不能后退的。”针对因为文革是“一场空前广泛的社会运动”，所以不能简单否定的说法，胡鹏池分析了群众广泛参与文革的原因，他指出那是因为受到“神话般的领袖”的号召，受到荒谬不堪的理论的迷惑，还有一个“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目标。“然而其实际后果他们不仅没有‘解放全人类’，却对自己的同胞造成了残酷的伤害。这样的‘崇高思想’也是应该彻底否定的。”针对全盘否定文革就“如同倒脏水时连同澡盆里的孩子一起倒掉”的评论，他指出“文革的‘澡盆’里可能确实存在着一些略有价值的东西，但比起文革的罪错来它是无穷小，在对文革作定性分析时必须作‘忽略不计’的处理，并不影响‘彻底否定文革’”。他列举了两个清华人在文革中死于非命的事例，认为这是他心目中的“文革罪错‘无穷大’，只有当你认识到文革对无辜人类的残害是骇人听闻的‘无穷大’罪错时，你才能认识到你说的那些所谓的‘文革成绩’是微不足道的‘无穷小’。”〔２７〕
（七）共识：不同意对文革的反思和研究设置禁区
我们看到，这些五十年前的老同学之间对当年共同经历的这一段历史有着众说纷纭的评价和反思。不过今天，他们并没有像当年那样把对方视作不共戴天的敌人，在武斗的战场上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而是坐在同一张聚会的桌子上，或者在同一本文集里各抒己见。而且他们至少在一点上也有共识，那就是不同意当局对文革的反思和研究设置禁区，以“宜粗不宜细”的方针将文革历史的澄清和讨论束之高阁。
周家琮说：“在纳税人供养的众多大学和研究机构，文革研究事实上成为禁区。在学校的历史教科书里，文革的巨大灾难被轻轻简略带过。美化文革的鼓噪，反倒颇能迷惑对文革无知的一代年轻人。去岁刚开馆的国博，举办《复兴之路》的党史展览。与建党初期翔实史料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十年浩劫竟被简化为三张庆典照片。颇有上了年纪的观众驻足照片之下，摇头长叹。总之不纪念、不研究、不教育、不讨论、官方失语、集体遗忘，显然已被确定为对待文革历史的既定方针。对晚近的一段国家历史，如此刻意回避，不但鲜见于今日文明诸国，就是在中国几千年的王朝历史上，也绝无仅有。”〔１７〕清华文革中的风云人物叶志江这样说：“一切试图割断历史的人大概都会受到历史的惩罚。文革的历史也不应被割断，上海的朱学勤教授说得有趣也不无道理：文革是万万应该否定的，但万万不能像今天这样简单否定。如此否定，难免会有报应。……法国革命再坏，毕竟养活了二百年近千名历史学家，因此而逐渐消歇，不再卷土重来。中国的文化革命却成了一口废井，上面一层是吐沫，吐沫下面是各种假冒伪劣的文革脸谱，淤塞不见底，‘浅’不忍睹。”〔２８〕
蒯大富在被问到为什么现在当局不允许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子，就是共产党的命根子。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的根子，共产党不敢碰。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文革为什么发动？党的体制造成的。”“那就还是封建体制，一个人说了算。随意性太强。这样深究文化大革命，根本就没法究。”〔２４〕他在另外一个场合，把这种体制说成是“霸道体制”：“据说刘少奇被中南海造反派批斗的时候，他拿出《宪法》来保护自己，说我是国家主席，有什么什么公民权利。但是你整蒯大富的时候，你怎么不把宪法拿出来呢？但他根本不管的，也就这么回事。说起来，毛泽东是霸道，刘少奇、邓小平同样霸道，共产党这个体制啊就是个霸道体制，你没办法说。”“因为共产党比法大，制定法律的都在违法。”〔１３〕从这些话来看，你能说蒯大富是一个通常意义的“毛粉”吗？他对于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根源有相当深刻的认识，他知道根子就在于“党的体制”、“封建体制”、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或者说共产党的霸道体制。
注释：
〔１〕卢达甫：老五届大学生，载《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３年８月。
〔２〕钱理群：不可遗忘的历史—《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序，载《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
〔３〕孙怒涛：《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后记，载孙怒涛主编：《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反思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香港），２０１５年。
〔４〕杨涵舒：第一座毛主席像修建始末，载《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反思集》。
〔５〕蒯大富：在清华大学６４社区校友聚会上的讲话，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５日。
〔６〕唐伟：从清华文革谈清华校训，载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香港），２０１３年２月。
〔７〕田春林：田春林回忆录，载《昨天》第５４期，２０１５年６月３０日
〔８〕万润南：文革中的清华岁月，载《文革博物馆通讯》zk０７１２e，２００７年１２月。
〔９〕安文江：我不忏悔—一个红卫兵司令的自白，载《文革博物馆通讯》zk９９０３d，１９９９年３月。
〔１０〕赵惠中：对北师大文革的几点看法，载《记忆》１５０期，２０１６年２月。
〔１１〕忻鼎亮：我在“一打三反”的风雨中—一个文革中的大学生“思想犯”的自述，载《文革博物馆通讯》zk１５０２c—zk１５０４a，２０１５年２－４月。
〔１２〕黄瑞和：文革·清华·人性，载《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反思集》。
〔１３〕米鹤都：潮起潮落——蒯大富口述，载《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第一册，香港中国书局，２０１１年３月。
〔１４〕杨小凯：“中国向何处去？”大字报始末，载《中国之春》第９１期，１９９０年１２月。
〔１５〕沈昆：反思清华百日武斗—兼评《复原清华百日武斗的真实面貌》，载《文革博物馆通讯》zk１００３d，２０１０年３月。
〔１６〕周泉缨：我心中的文革，载《文革博物馆通讯》zk９９０９a，１９９９年９月。
〔１７〕周家琮：以史为鉴，载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
〔１８〕田炳信：采访蒯大富，载《文革博物馆通讯》zk０５１１f，２００５年１１月。
〔１９〕吴学民：关于文革的思考，载《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反思集》。
〔２０〕邵济群：文革对话录，载《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反思集》。
〔２１〕杨继绳：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载《文革博物馆通讯》zk１３１２d，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２２〕周泉缨：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对毛泽东主席公开点名评判我的回应，银河出版社（香港），２００６年１２月。
〔２３〕陈中平：穿越历史的急流险滩，载《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反思集》。
〔２４〕许爱晶：《清华蒯大富》，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香港），２０１１年３月。
〔２５〕陆小宝：文革研究的一个新课题，载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
〔２６〕沈昆：否定文革面面观，载孙怒涛：《良知的拷问》，载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
〔２７〕胡鹏池：必须坚持“彻底否定文革”的立场，载《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
〔２８〕叶志江：亡命天涯，载叶志江：《走出文革》，清华大学６３社区出版发行，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６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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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知青下乡的意识形态
·潘鸣啸·
◇ 培养革命接班人
毛在历史上发起的众多政治运动几乎都具有双重目标：对客观世界的改造（经济、制度、自然环境等）及对主观世界的改造（思想、态度等）。这两种改造被视为不可分割的同一体。
从１９６３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重心就明显地放在主观世界方面。作为“上层建筑的一场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则更加凸显了这种倾向。在政治宣传中，１９６８年底再次轰轰烈烈掀起的知青下放农村的运动，便是以将思想改造放到首位为特征的。
虽然以往已反复宣传过，但如今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而且定了新调子，尤其是加入了“再教育”的新概念。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１日晚中央电台向全国广播了毛泽东的指示，并在翌日全文登载于《人民日报》。这项宣告新型下乡运动诞生的最高指示只是着重提到上述理由。以下是该指示的全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指示在第二天的报纸头版重新刊登。指示公布后，连日发表各种评论文章阐明“再教育”的含意。“再教育”应该可以帮助“知识青年思想革命化”及“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早在文化革命前，对青年中的精英越来越脱离群众并把革命理想丢到脑后的现象，毛曾多次表示不安。“苏联修正主义”的样板，加上他的“务实派”政治对手日益强大的影响力，全都令他害怕：几年以后，或最多几十年以后，中国将会“变色”。
毛反知识分子的情绪，那时就走到了极端，他认为整个学校教育已构成对年轻人思想的严重危险。１９６４年他曾说过：“书不能读得太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也不能读得太多，……读多了就会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修正主义。”他对知识分子的猜疑由来已久，不过随着文化革命变得全面了：所有知识分子都被非正式地列入“黑九类”，并被那些极左派称作“臭老九”。
须知当时城市里的整整一代人已成为“知识分子”了。其实，共产主义制度所带来的进步之一乃是在城市普及初中教育和在农村发展教育。这种新形势在年轻人心中孕育了对未来的强烈向往，他们希望继续学业（上高中或上大学），或者得到一份与学历相当的“白领”工作。然而，无论是经济还是教育的发展都不足以满足他们的愿望，因而怨声四起。
令毛担心的是城市里教育出来的新一代（即将来的精英），他们不再认同老一代的价值观。毛曾这样谈道：“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他认为这是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
这个时期的毛有着一种狂热的或许是绝望的意愿，要和韦伯（Max Weber）称之为“魅力领袖式威权制度的常规化”决一死战。这种常规化的明显特征之一，表现在放弃以革命道德为标准来择优、而是采取通过考试选拔同时也考虑世袭身份地位的制度。按韦伯的理论，这个制度可称为半传统半官僚的。
下乡运动的作用之一就是割断教育与社会地位之间的联系，强迫所有的中学生去当农民，只准以生产劳动及阶级斗争中的革命态度为标准来考虑提升与否。
１９６３年毛曾经提出为防止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依赖三大革命运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以及科学实验，从１９６８年起，宣传重点就不断强调知青必须投身到“三大运动”中锻炼自己。１９７０年大学重新开放以后，被批准入学的城市青年并不是以学业成绩筛选出来的，而是根据他们在农村的表现，由“群众”的意见决定的。这类意见也同样决定他们能否在当地得到提升。
这里必须指出，当时存在一个很突出的矛盾：典型的“魅力领袖”制度要求个人表现重于个人出身，但是从１９６０年代初到１９７０年代末，家庭成分在社会各项工作的提升上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随着毛泽东不停地号召要加强阶级斗争，对出身不好的人的歧视就愈发加深。而那些虽然出身不好但已证明是对革命忠诚的，则被冠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美名。我们在这里不需要去解释这种矛盾内含的意义，但须加以强调，因为千百万年轻人在日常生活中受到了由此带来的实际影响。
◇ 对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
其实下乡运动的目的主要并不在于改变选拔人才的方式，首要的是从根本上改造完完全全受了修正主义毒素侵染的城市青年一代的思想。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２日《文汇报》社论这样解释：“知识青年为什么要到农村去呢？这是因为，他们在旧学校中，受的大都是资产阶级的教育。”
１９６７年５月，正是在文化革命的高潮中，毛曾明确地对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表示失望，并决心要对他们进行再教育：“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解放后十几年来，文化教育界是修正主义把持了，所以资产阶级思想融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所以要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在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很好地改造世界观。”
１９７１年４月５日到７月３１日期间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自从该会议《纪要》经毛同意在８月１３日公布以后，他对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６６年间的教育工作的完全否定的观点就成了官方的统一语言。《纪要》认为，建国后的十七年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一条“黑线”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因此“大多数教师和十七年培养出来的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两个估计”后来就沉重地压在各类“知识分子”头上，直到１９７９年３月１９日该《纪要》正式撤销为止。
毛从来都认为，知识分子思想革命化的方法就是和广大群众相结合。他在１９３９年曾经写道：“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三年以后，在延安的第一个下乡运动就是让青年知识分子、学生、干部和艺术家们到农村去工作，与农民群众同生活同劳动，从而熟悉他们，并为他们服务。在那个时期，知识分子倒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与农民意识里的“封建主义残余”进行斗争。所以这些外来者们并不停留于共享乡民的生活，他们扬言要改造农民，甚至指手画脚，因此在他们与农民，特别是当地干部之间引发了大量冲突。
在文化革命前的下乡运动中，上述的那种相互影响对方的关系还存在，理论上至少可以这样说，因为知识分子的身份既是农民的学生又是农民的老师。
这种农民与知识分子之间含糊不清的关系十九世纪时也存在于俄国民粹主义者之中，知青首先需要在和农民的接触中“自觉地自我改造”，此外还担负着“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任务，特别是要“帮助农民识字、讲卫生、破除迷信”。自１９６８年起，总是要求知青对农村的发展作出贡献，但是这种贡献的思想层面则不再提及了。只是强调知青在与农民接触时应该表现虚心。“再教育”的意念其实是一面倒的：是贫下中农来对青年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而后者只有在证明改造好了的情形下，才能被群众接受。
可又怎么证明呢？知青应该抛弃哪些思想及价值观？又用什么来替代呢？他们必须消灭一切“资产阶级”思想：歧视劳动和劳动者、贪图享乐、好逸恶劳、对家和城市的极度依恋，还有只顾个人向上爬、对大众事情漠不关心、对阶级斗争无动于衷，一句话，自私自利，甚至是“自我”的概念。
一篇宣传文章谈及一位决心自我改造的女知青：“她决心要彻底铲除盘踞头脑的‘我’的概念”。而他们应该学习的是一切“无产阶级”的优点：刻苦耐劳、热爱劳动（特别是又累又脏的活儿）、生活艰苦朴素、关心政治和阶级斗争、特别是为了国家和集体利益具有勇于牺牲的大公无私精神。成千上万的报刊文章和电台广播稿件都同一口径地宣传这些优点，经常是通过作为知青代言人的模范人物来转达。比如金训华，他学习雷锋好榜样，为抢救国家财产牺牲了生命，死后留下了感人肺腑的日记。
宣传机器进行各种说教，无一不指出艰苦劳动不仅仅是为了在物质上得到什么。吃苦，首先是为了革命化。比如在冬天，地冻得跟石头一样硬，有人要去挖井，表面上看可能很不合理，但如果他的首要目的是在艰难环境中锻炼自己的意志，那就是合理的了。
知青们从事这种英雄式的劳动，他们认为自己的最高目标是什么呢？如何证明自我改造成功了呢？非常简单，那就是满腔热情地接受毛主席为他们安排的命运：当一辈子农民，“扎根”农村。青年革命者“要心在农村。要从思想上做到安家落户。这就要下决心准备踏踏实实地捏一辈子锄头柄”。要达到这个目的并不复杂，但得坚持不懈：城市青年必须将内心世界改造成农民，“和贫下中农有同样的思想感情”。
为了加快改造，知青本身也需要经受考验，参加农田里的艰苦劳动，因为只有体力劳动才能最有效地消灭修正主义思想。上述的知青模范金训华在刚到农村的时候这样写道：“我的手会出血，而贫下中农的手为什么就不出血呢？这说明我的手、我的思想长期脱离工农，脱离劳动，沾上了修正主义毒素，必须长期在工农群众中进行磨炼。”
别忘了，农民的革命优秀品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学校的教育就会令其变质。翟秀珍就是一个例子。她是一个贫农的女儿，１９５５年初中毕业，但她嫌弃农村工作，正是因为“中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为了重新净化思想，她得通过一系列的考验，越是令人厌恶的活儿越是要去干，比如说用手从牲口的肛门里把粪便挖出来，最后她成了阉割猪崽的专家。身体越肮脏，思想就越纯净。在这个自我完善的每个阶段中，指引她一步一步前进的是“圣书”，当然就是毛选了，特别是伟大领袖当年那段清楚不过的话语：“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光靠体力劳动是不够的。农民还必须帮助这些城市青年改造思想，批评他们，用毛泽东思想教导他们。一个别开生面的教育方法就是“忆苦思甜会”，会上由一个老农讲述以前受过的苦，然后与今天的甜作比较。对知青来说，农民因此变成了模范人物，变成了“帮助他们提高革命思想水平”的老师。
虽然知识青年中很大一部分是工人及革命干部的子女，他们还是要拜农民为师。这显然赋予了农民极高的政治地位。假若对毛泽东思想中的乌托邦主义及民粹主义方面没有充分认识，那就会对在马克思主义制度下农民地位高于城市人的现象莫名其妙。
且听毛泽东在文革前私下向他的侄子毛远新这样表示：“以前我当过小学校长、中学教员，又是中央委员、也做过国民党的部长。但我到农村去和农民在一起时，深感到农民知道的东西很多，知识很丰富，就不如他们，应向他们学习。你至少不是中央委员吧！怎么能比农民知识多呢？”
当然，有幸能得到这一崇高地位的只有无限忠于毛主席并以其思想武装起来的贫下中农：“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交付给我们对知青进行再教育的光荣任务，……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他们，……让他们尽快地成为既有文化又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让他们和我们一起把农村办成毛泽东思想的红色大学堂”，在政府的宣传中农民们就是这样表明他们的态度的。他们无限热爱毛主席，因此，每当有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下达村子里，就算在半夜，他们之中有的会立刻起床，连夜在油灯下学习。
联系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农民，并与他们打成一片，已经掌握一定文化的城镇青年将会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农民”。这种再教育能否成功的前提，一方面是这些农民真的具有一切高尚革命品德，另一方面是千百万城市青年的思想有完全的可改造性。文化革命前，１９６４年１月通过的有关上山下乡纲领文件曾经对政府在这方面的期待有过意味深长的解释。充分肯定改造知青是完全可能的同时，文件明确指出，插队到农村去的人需要用两年左右的时间达到生活自给，再用三五年建立像普通农民那样的一个家庭，但是想让他们“从思想上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作自己的终身事业”，那就需要“更长一些时间”。
毛认为这种可改造性毫无疑问是存在的，而他自己就是知识分子改造成无产者的成功典范。这就是他１９４２年５月在有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阐述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１９４２年，毛要求所有去延安追随他的革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以他为榜样进行自我改造。他们之中不少人在那个时期去了农村。
到了１９６８年，轮到千百万青年人被送去当“新型农民”。不难看出这种“新型农民”其实就是斯大林的“新人”的变种，只不过中国共产党几十年间要比他更乐观更执着地去力图塑造。我们甚至可以说，从为改造人的思想而抱有的雄心壮志来看，上山下乡运动确实是这类尝试的绝好典范，成败与否都具有一定的实验意义。
◇ 缩小“三大差别”
上山下乡运动的意识形态目标并不止于此。尝试塑造新型农民，也就表明了要消灭社会分工的决心。所有的报刊杂志都一致强调下乡运动的主要意义在于缩小并消灭“三大差别”（工农之间的差别，城乡之间的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这个概念是从斯大林那里借用来的；要知道，这些差别的消失正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下放知青去农村，……是一件对未来一百年、一千年、甚至一万年都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大事。”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一个长期的根本的战略方针。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条件之一就是消灭工人和农民、城市和农村、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在消灭这三个差别中，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是一个决定性的关键。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城市里长期脱离生产劳动的人到农村去，这是一场非常深刻的社会革命。”
传统手法是抓思想，这也就成了搞革命的特有法宝：“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是“主要因素”，首先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农民”，才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消灭城乡差别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城市人改造成农民，而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鸿沟的最好办法就是把知识分子改造成体力劳动者。文化革命前，还会谈到双向的改造，就是说农民也得知识化：“知识青年主要有两方面的任务：使自己劳动化，同时帮助农民知识化。”
“两化（劳动化－知识化）双向并行”到了１９６８年就不像文化革命前那样了，逐渐成了单向独行了。虽然知青对农民精神面貌的影响不再被认为是有用的了，但如果农民与知识分子能达到百分之百的相互融合，那依然是最理想的。唯一的区别在于，如今强调的融合是知青单方面把自己投入农村的结果，而不是相互改造进程的完结。
十九世纪的俄国民粹派在缩小青年知识分子与农民之间的鸿沟的方法上，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以拉甫罗夫（Lavrov）为首的那一派强调必须教育农民，让他们向知识分子靠近。而巴枯宁派则主张自我改造成农民，但事先把自己的理想和感情强加于他们所想象的“农民”。
１９６８年后在中国明显占优势的是巴枯宁派的观点，而在延安时期及文化革命前所表述的可以看作是两者的混合。
然而，就算农民不需要知青来改造他们的思想，知青总还可以帮助他们，向他们输送各种知识。农民一直是被积极鼓励要加强学习，农村教育的发展成为首要任务。其实，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当“新人”有能力从事各种不同行业之时，他们就有可能事实上取消社会工作分工。著名的“五七指示”（１９６６年）使这个理想在中国实现了。毛在指示中要求社会各阶层都要学习解放军，除了本行业以外，还得从事其他的活动。农民得学文化、军事、政治，等等，同样，学生要去学工、学农、学军事、学政治。
完全实行这种乌托邦新形式显然是不可能的，真要那么做，就会导致经济大混乱，不过部分实行倒是尝试了。全民各个阶层都被卷入去大搞政治，至少是搞毛的阶级斗争（由他主持的党领导下的阶级斗争），一部分人到解放军或者民兵中去接受军训。此外，许多干部被送到农场去干艰苦的农活儿，这类“学校”就叫“五七干校”。
至于工人，他们一般很少有机会接触农业，但有的工厂成立了附属农场，而有些农民在农村的小工厂或者甚至在城市里的工厂企业中从事工业生产。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如此强调知识青年参加农业劳动，从思想角度上讲是否有充足的理由。不管怎么说，工厂也一样在生产和体力劳动中培养人。工厂固然有其实际上的局限性（相比之下，农村有能力接待更多人）。除此以外，可以肯定毛认为从思想意识上来说，把城市青年知识分子安置在农村比安置在工厂要高明得多。虽然伟大舵手本人从来没有清楚地论述过这个观点，但在当年发表的鼓励下农村的所有讲话中都一而再地暗示过。因此，将青年毕业生全部（除去一小部分应征入伍）下放到农村去的政策被美之名曰为“一片红”，这就意味着其他的政策，例如部分青年被派去了工厂，那就不是百分之百的“红”，就是说，不是百分之百的“革命”了。
在四人帮倒台后，对他们的指责之一是他们认为只有下乡才是革命的，到工厂去就没那么先进，因为这只涉及一种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而到农村去还能缩小另一种差别（城乡差别）。谈到有关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目标之时，为这场运动开路的宣传机器则步步紧逼地强调最艰苦的物质环境是最能锻炼年轻人思想的，那就在农村。一个从北京来到延安的女中学生曾高呼：“一个地方的条件越困难，对我来说就越有可能把我铸造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也正是在农村，阶级斗争是最复杂的，因而最能磨炼年轻人。
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伟大计划大跃进创立了农村公社作为主要基石，虽然失败了，毛并没有对提高农业劳动集体化程度失去希望。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的先声）以及１９６９年的学习大寨运动，都证明了这点。因此，知青去的地方正是为中国社会主义前途战斗的最重要的战场。
除了这些对上山下乡运动特别具有革命性的“合理”论证，必须加上另一条“的确”存在的事实：毛的个性与经历。《东方红》一歌唱道：“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出了毛的这个中国，他所熟悉的和他所热爱的中国，正是广大的中国农村地区，而城市对他来说总是陌生的。
与俄国民粹主义者相反，毛无须特意“去”农村，因为他就是从那儿来的。不过，他又“回去”了，那是在他感受到打进城市进步知识分子圈子的可谓惨痛的经验以后。这种经验只会令他少年时期就具有的反知识分子倾向更加明显，同时滋生出某种报复心态。青年时期，在皈依马克思主义之前，毛的信念中的一些独特观点对他在１９６０年代的思想演变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之后就表现在他对下乡运动的论证上：颂扬体力劳动和英雄主义，自然也就认为实践经验高于一切精神认知。
１９６４年，在他的《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毛声称：“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这句心里话揭示了毛是如何怀念“他的”早年革命，又如何轻视一切从学校学来的知识。中国传统概念上，“绿林”原指亡命之徒和强盗土匪活动的江湖，向有“绿林好汉”之称。对毛来说，这就是农村根据地，先在江西，后在延安，中国共产党在这些地方成长，毛也是从这些地方运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领导党走向全面夺取政权。然而必须指出，毛确在中国成功实践了这一战略，但并不是他第一个提出从农村开始干革命的。毛不过继承了李大钊的观点，李曾经发现俄国民粹派就是那么干的。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号召当时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马克思主义者。１９１９年，在一篇名为《青年与农村》的文章里，他写道：“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里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做些开发农村的事，是万不容缓的。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
整个运动期间都不断地提醒人们，革命的根子是农村，特别提到井冈山，尤其是延安的经验。这两个地方亦因此成为上山下乡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目的地。就是这样，１９６９年初，一万多名北京知青出发去延安“接过革命火炬”。他们的行程完全就是一次朝圣仪式。他们一到达，就和农民交换毛泽东像章及小红宝书，然后由农民带领参观南泥湾，
这个位于延安东南边的地区在１９４１年３月以后被王震领导的共产党军队的一个旅开垦出来，当时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军队粮食自给自足。后来，就披上了革命神话的色彩，成了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政治理想主义及艰苦奋斗能取得胜利的象征。在伟大舵手住过的窑洞前面朗读他的语录。有人做出一个对比：当青年知识分子冲破“军事封锁线”投奔延安，而今天知青该是冲破了“大叛徒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他们思想上设置的“精神封锁线”来到了革命圣地。
官方特意给上山下乡运动涂上一层象征性的再革命的色彩，这一直坚持到林彪身亡以后，狂热性当然不如起初了。比如说，１９７５年，报纸上刊登了一位革命老战士的讲话，他向湖南家乡的知青们解释说，我们应该学习怎么用针线，那倒不是为了补衣服，主要是为了继承延安革命者的光荣传统，他们那时候自己织布做衣服。
毛泽东主义的这种怀古思旧的情怀，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农村被看作是培养青年的理想天地。为了挽救革命及防止修正主义演变，毛决定让城市青年离开腐蚀他们思想的学校，去重新感受几十年前他自己体验过的实际经历。老革命家们（首先是他自己）是在农村锻炼成长的，对那些准备把革命棒接过来并保证延续已开创的事业的人来说，那里自然是最好的学校。当时运动中翻来覆去重复的口号之一就是“农村也是大学”。
１９６７年真正为着革命理想而自愿下乡的知青并不是一时糊涂，那个时代没有人会想到失业问题。某些曾经的革命狂热分子看到城市里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后的明争暗斗，会感到厌恶，而他们所向往的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只能到农村去实现。下面这句话是从专门论述革命历史的一篇文章中摘录出来的，将革命与下乡运动象征性的联系表达得一清二楚：“五十年前，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下乡上山的中央委员”。
由于这场运动，不仅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连城乡之间的差别也都缩小了，中国与此同时向共产主义又迈进了一步。在中国经济落后的情况下，这样的一种尝试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教义呢？那就另当别论了。毛认为他早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他已经证明了马克思主义革命能够在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得以成功。对他来说，上山下乡运动就是为了使中国人民加快步伐早日进入共产主义而制定的“伟大战略措施”。
□ 本文为《失落的一代》的第一部分第一章，标题为编者所加且略去了原文的注释。《失落的一代》，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１月第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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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刊评论】
从《干校六记》到《干校札记》
·邢小群·
今年５月２５日，作家杨绛以１０４岁高龄与世长辞。她的散文《干校六记》再度成为公众议论的话题。五七干校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页伤心史。１９８０年中共通过了否定文革的决议，次年杨绛的《干校六记》面世。此书不同于当时流行的伤痕文学，采取“哀而不怨”的笔调，回顾干校生活的六个片段。这样述说，是代表了更高的美学境界，还是一种聪明的文化选择？争议从杨绛生前一直持续到生后。
有意思的是，就在杨绛驾鹤西去之前，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另一本名字相近的书：《干校札记》，讲述的是同一所干校的故事。作者徐方和杨绛不是一代人，今年６２岁，当时随母亲张纯音来到这所干校，是一个１５岁的小女孩。这本书与《干校六记》互为补充，可以让人感受到干校生活的更多侧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本是“藏龙卧虎”之地。人们用“学部一条虫，社会一条龙”形容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文学所的钱钟书、何其芳，语言所的吕叔湘、丁声树、陆志韦，经济所的骆耕漠、巫宝三、顾准。然而，文革中他们从北京下放到位于河南息县农村的五七干校后，不但由龙变成了虫，甚至还不如泥淖里的一条虫。在徐方笔下，语言所卖饭票的吕叔湘，文学所斜挎大帆布包天天取邮件的钱钟书，喂猪喂出了境界的何其芳，搓麻绳的俞平伯，仅仅点到为止，重点是她熟悉的几位名贤：
陆志韦，司徒雷登之后的燕京大学校长。他曾说：“是美国人出钱办的燕京大学，但燕京大学不是为美国人办的。”他严词拒绝去台湾。愿把燕京大学——这座具有国际声望的学校，交给新政府。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进北京，他是与李济深、黄炎培、马叙伦同到机场迎接的著名人士。他没想到的是，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撤销，他到了学部语言所后，一事无成。下干校时已经７６岁，昏倒在养猪场，神志不清，生活不能自理，才被送回北京，不久便黯然辞世。
关淑庄，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著名语言学家丁声树夫人。她毕业后在纽约联合国秘书处工作，原来学计量经济学，熟知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回国后在计划经济体系中用不上了。关淑庄在哈佛读书时，因为学习成绩特别优秀，打破哈佛经济系多年纪录，被授予金钥匙奖。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哈佛大学教授、世界银行第一副行长霍利斯·钱纳里到经济所访问，见到关淑庄。翻译过来帮忙，钱纳里笑说：“我跟她之间还需要翻译吗？”原来，他和关淑庄是同班同学。
孙世铮，与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时就认识，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同住一室。杨振宁因与岳父杜聿铭的关系不能回国。孙世铮回国到了经济所，领导认为他学的计量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让他彻底忘掉，从头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此他业务荒废。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后，有美国人问他：“中国得过多少年才能出一个你这样的奇才？”杨振宁说：“你错了，中国人聪明得很，像我这样的人很多，我想至少得有一千个吧！”这让我想到李政道的老师束星北。一个留学英美天才的物理学家，肃反时打成“历史反革命”，反右时又打成大右派。晚年改正后一张纸计算出洲际导弹头回仓的时间数据。钱学森说，束星北计算出来的，那就没有问题，不用做实验了。束星北离世前曾嘱托将他的遗体留给青岛医学院解剖。他说自己７０多岁的头脑如同二三十岁一样灵敏，可提供医学研究。他病故时，遗体被医院遗忘在一边，没人理喻他的鞠躬尽瘁，半年之后，尸体已经腐烂，被草率埋于医学院操场之下。
学部的那些硕学鸿儒，被徐方还原为活活生生的人。他们不仅有带光环的一面，也有常人的侧面。作者不受浓烈的政治概念趋使，也不受精英文化标签束缚。我们看到，陈瑞铭义不容辞帮张纯音割麦子；张纯音不避嫌疑对顾准等人帮助和关照；所谓“五一六分子”，被迫咬起别人，睁眼瞎说，当面对质，滔滔不绝；有人真诚忏悔，声泪俱下；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拼尽一年多血汗盖起的土坯房，一个迁移令下来，全部丢弃，被当地农民哄抢而光。
顾准的思想家地位已得到举世公认。顾准最佩服的巫宝三知道的人却不多。巫宝三是哈佛经济学博士，师从柏拉克、熊彼德等，知识渊博，学贯中西。１９５７年差点当了右派，从此不谈经济思想。顾准知道他一直跟踪世界经济学的演变，并从他这里了解到西方前沿的经济学著作。
顾准被打成右派以后，儿女们将他视为恶人，拒绝来往。张纯音和顾准是经济所同事，她对顾准说：“我的教育比你成功，因为我从来不对孩子讲假话。自从咪咪（徐方乳名）懂事后，我把自己对各种事物的真实看法讲给她听。从镇压反革命到公私合营，从‘反右’到‘大跃进’、‘人民公社’、直至‘文化革命’。我不仅把她当孩子，还当作好朋友；而你过去只跟夫人讲真心话。在儿女面前，两人却统一口径，一律正面教育。让他们听党的话，坚定不移地跟党走。他们看到你多年来为党所不容，视为异已，怎能接受这个现实？又怎能不背离你而去？恕我直言，你跟几个孩子的关系发展到今天，自己也要负一部分责任”。顾准听了，陷入沉思，竟无言以对。
我的父亲，是电影《平原游击队》的作者，文革中被打成中统特务，因为他的原名与监狱中服刑的一个国民党人同名。其实，我们也不清楚他的历史，他也没有张纯音的觉悟。即便如此，我们家姊妹兄弟，没有一个表示要和他划清界线，都尽力保护他的安危。因为，我们从他言行中看不出“反动”，我们相信他的政治立场和品质；感性的认知让我们觉得那么多五花八门的帽子带在熟悉的长辈头上有多么滑稽！顾准因为１９５０年代就挨整，两次被打成右派，对孩子的教育确实如履薄冰。但我仍在想，文革后期，一些长辈的解释和劝说，父亲为见到他们又违心地签字认错，他们为何仍拒不相见，是什么成见能抵得住这骨肉的亲情呢？深入掘进，或许还有某些特殊的原因。
顾准病重时想和子女见面而不得，是徐方给他写来一信：“刚刚收到妈妈的信，获悉你病重的消息，真是悲痛万分！我实在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此时此刻的心情。我不能失掉你，你是我的启蒙老师。是你教给我怎样做一个高尚的人，纯洁的人，一个对人类有所贡献的人……听说你的孩子还是不肯来看你，我想你也不必过于为此伤心。我就是你的亲女儿。尽管不是亲生的，难道我还不能代替他们吗？”让顾准临终前获得莫大的宽慰。
张纯音有如此高的识见并非偶然。其父张耀翔早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心理学，１９２０年回国创办了心理学学科，是最早将西方现代心理学介绍到中国的先驱。其母程俊英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庐隐并称“五四四公子”，也是著名的古典文学教授。张纯音身上流淌着他们的血，文化涵养的积淀，决定了她对世事伦理的观察与判断。
某些时候，深厚的学养也未必让人明智。孙家琇的故事就是一例。我父母５０年代初，在中央文学讲习所就听过孙家琇讲莎士比亚戏剧。听说她讲课非常精彩，呼声很高。然而张纯音让徐方向她讨教文学，她推荐的作品竟然是《艳阳天》。
对于徐方的书，不论是吴敬琏的序，还是赵人伟的跋，都强调是从一个小女孩的视角回忆干校生活，因而肯定此书的独特价值。这当然不错。但并非所有少年视角观察成人世界的回忆文章都能让读者产生兴趣。而徐方的书之所以产生独特的味道，恐怕与她少年时代和顾准的交往，顾准观察褒贬人间世象百态的犀利风格对她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有关。她对笔下人物的选择和捕捉，眼光可称犀利，甚至可以说有点“毒”。平庸的讲述，廉价的赞美，她是看不上眼的。这样全书就有了入木三分的味道。
徐方的直言不讳，和杨绛的温柔恬淡形成强烈反差，从《干校六记》到《干校札记》，可谓相映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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