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源元仓五号老宅对面，沿十一号院的北院墙搭建有六、七间低矮的简易棚房，屋深仅五、六尺许，屋子地基又比外边街道低两尺多，遇有大雨，常有雨水倒灌入屋之虞。因坐南向北，整日不见阳光，屋内很暗，也很阴潮，其门牌号从西向东依次是七、八、九、十号，里边住着几户劳工阶层人家。
一．李大哥
七号里住的一家，男人是临洮人，四十来岁瘦高个子，不论天晴天阴总戴一付茶镜，脸色终年枯黑无光泽，满口黄牙，据说他曾长期吸食过大烟，一经典的“大烟鬼”的模样。他在大众商场摆摊修钢笔，巷内不论老少都称他李大哥。李大哥名叫李存德，在搬进源元仓前是跑小生意的，好像是那种什么生意都做，又都做不大的。据说，他也曾赚过一些钱，吃香喝辣地风光过几天，可架不住他的那一口烟，就是有座金山也会抽空的，在四九年前终究没有富起来，甚至有些落魄，以致于不仅没有自己的房子，也租不起条件好一些、大一点，只能住在窄逼的棚房里。四九年后，以前的那些生意无法再做了，好在李大哥心灵手巧，稍经揣摩摆起了修钢笔的小摊子，虽赚得不多，维持一个温饱的光阴还没有问题。
他的老婆是后续的，喜爱梳妆，脸色苍白，好像是出身风尘（记不清是梨园还是青楼），自然人们也都称她李大嫂，夫妻倒是恩爱。前妻所生一儿叫李宝庆，乳名思儿，和我大姐同龄，也就读于富强路小学，但比我大姐低两班，表面看起来李大嫂对这个继子尚不错。李大哥上班走后，李大嫂除做好三人的饭外，好像也无所事事。午饭后常去双城门一带的茶馆消闲。这些茶馆里除喝茶外，大都会有一、两个挂单的“唱家”，吸引着票友们泡在茶馆里。这些“唱家”或是过气的“角儿”，或是在正经戏班总是唱不红的二、三流角色，来此走穴卖唱讨生活。李大嫂就好这一口，有时茶喝到兴头上，经人略一吆喝，也会半推半就地粉墨登场，客串一些小段子。据说还有几个专门捧她的主儿，李大哥就是在茶馆由捧而认识，最后娶到家的。娶她时，李大哥手里还有点真金白银，两人也过了几天灯红酒绿的小日子。李大哥囊中羞涩后，她倒是不弃不离，一副嫁鸡随鸡的样子，也还有情有义。
四九年后，没有大烟可吸的李大哥只得另觅嗜好，喜欢上了吸食水烟。夏日里天长，晚饭后常坐在门前的小板凳上，捧着一个水烟瓶，咕嘟咕嘟地吸得有滋有味。因水烟瓶的烟锅部分仅如蚕豆大小，每次填装的烟丝有限，大概也就够美美地吸一口，因此要不停地装填和点燃烟丝。为了节约火柴，吸烟人大都会备一盏小油灯在旁(晚上在家吸时，则刚好可用照明的油灯)，用 “瓤瓤子” 来引火点烟。
“瓤瓤子”是旧时，兰州人引火用的一种约两毫米厚的薄木片，长尺余，二至三寸宽。用时，将其再剖成三、四毫米宽的窄条，很容易引火。一般十几片扎成一捆，可在杂货店里买到。在道陞巷和鼓楼南的木匠铺里，可常见到在加工制作“瓤瓤子”。刨削“瓤瓤子”的过程类似于木工刨木，只是所用刨子较普通的木工刨子大，且由两人操作。在固定好的方木上，一人手执刨子像通常的刨木一样，另一人则拉着栓在刨子前端的绳子缓缓前行，一趟过去，就会有一片光洁、均匀的薄木片被削下。将其再剪成一定的长度，数片綑紥在一起就是市售的“瓤瓤子”了。
李大哥咕噜咕噜的吸烟声，总能吸引来一些晚饭后无所事事的小孩子们，他们围着看热闹，有的还试着帮他点点火，李大哥也乐得有人侍候。我也曾有幸给他过点烟，看着我点的烟被他吸得火光一闪一闪，颇有成就感。他老婆喜欢吸香烟，两人相对而坐，各得其乐，也算源元仓内的一景。
李大嫂的嗓音清脆、高亢，呼叫儿子很有特色，一声“思儿”足有二十秒钟长，高高起声，拖着长长的尾音，极似戏中角儿登台亮相时叫板的腔调，其声波荡漾在源元仓的上空，走在百米开外的巷口都可听得真真的。大概她是以此来炼嗓子，抑或只是对多年来的职业的怀念、习惯成自然的即兴表演而已。儿子的一声回应“哎”也同样有趣，同样长而高亢，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他们母子的应答是巷子里的一景，也是一绝。
小时我的钢笔坏了常送到李大哥家，他的技术不错，经他修过的笔都可再用好长一段时间，但每次总得花两、三毛钱，这大概是我们家一天的菜钱，为此，每次修笔祖母都要数落我几句，说我用什么都比别人费。李大哥是个热心肠的人，邻里间有什么事总能看到他高大的身影。在我三、四岁时，有一次我突然高烧惊厥，不省人事，正逢白天父亲上班不在家，拉洋车的袁大也出外未归，心急如焚的祖母，背上我就往医院跑，可一双小脚怎么也跑不快。跑到十二号门前时恰好遇到正要回家的李大哥，他二话不说，从祖母背上接过我大步流星地赶往大夫的诊所，等祖母赶到诊所时，大夫已给我检查完正准备打针呢。
二．袁大
住在李大哥隔壁八号的袁大是上世纪三十年代逃荒来到兰州的河南人，以拉洋车为生，娶了一个矮瘦的兰州女人，我们都叫她袁妈。袁大人很勤快，也能干，具有河南人极能吃苦耐劳，多面手的特性，为人热心，肯帮人。小时候我们姐弟常生病，且一生病，就症状不轻。但无论白天黑夜、刮风下雨，只要一叫他，从不推托，拉起我们就直奔大夫的诊所。我们姐弟几人出生后，也都是由他从医院拉回家的。四九年后，因不兴坐洋车，又有了公交车，袁大只得改行。他在我们学校前卖过杏仁茶、胡辣汤、卤鸡、牛羊杂碎，河南人的所有基本谋生技能他好像都会（除没见过他会耍猴），在我的印象里他好像从来没有闲过，什么都会做。
五十年代初，缘于劳动阶层出身，又为人活泛，袁大被政府指定为源元仓的居民组长，相当于后来的居委会主任，人们都喊他袁组长，也风光了几年。可好景不长，最多干了两年，他就被撸下来换了别人，大概是他的“阶级觉悟”不高、不善于斗争，也或许是他更在意做生意赚钱，对做官、为政府跑腿兴趣缺缺，就不可考了。
为卖杏仁茶就要常炮制杏仁，为此袁大家门前有一个带有风箱的土灶，上置一口大锅，每过一、两个礼拜就要煮一锅苦杏仁。苦杏仁经沸水煮两、三遍，再经冷水浸泡几天就没有苦味了。每当他家煮杏仁时，门前就像集市，围着许多看热闹的孩子，大家都想拉拉他家的风箱。袁大夫妇待人和气，也乐得有人代劳帮他们拉风箱，从不拒绝孩子们的要求，但只有年纪稍大，又有力气的男孩才会有机会获此殊荣。我也有幸拉过几次，随着风箱拉杆的进出，看着火苗呼呼地从锅底下蹿出来，锅里的杏仁在水中上下翻滚，冒出腾腾的热气，很是兴奋。
当杏仁要出锅时，又有拿着盆子的大姑娘、小媳妇们围拢上来，据说用煮过苦杏仁的水洗头会使头发油光发亮，有绝妙的护发功能，特别是头锅水更好。此时袁大家门口又成了巷内女人们的社交场地，张家长、李家短的巷内新闻、信息皆由此发出，这儿成了源元仓各种小道消息的集散地。我的两个姐姐也常光顾此地讨要杏仁水，在那时除了肥皂甚至碱水外，女人们并无任何其他洗发、护发品。我的大姐小时一头又黑又多的秀发，也许就与常用此水洗头有关，当然其中定有遗传因素，我们的母亲就有一头又黑又多令人羡慕的秀发。
袁大家煮杏仁还发生过一次事故，险酿成悲剧。在我们院子里曾住过一对陕西夫妇（好像姓陈，因他们只住了一、半年，已记不得他们的职业和其他背景），有个两、三岁的小女孩名叫“背财”，小孩子们都叫她“白菜”。一次这个女人带着孩子去袁大家打杏仁水，因只顾了和其他女人拉家常，忘了照看孩子，“背财”将袁大家晾在地上、苦味尚未除尽的杏仁吃了不少。等发现时，孩子已口吐白沫、全身抽搐、不省人事。望着中毒的孩子，那个女人嚎啕大哭，乱了方寸。那时民风淳朴，邻里关系和睦，闻讯赶来的壮汉们抱起“背财”，飞奔最近的、设在张掖路木塔巷口的联合医院，后面跟了巷内老老少少一群人。好在发现及时，送医迅速，有惊无险，“背财”捡回了一条命。屈指一算“背财”现也六十多岁了。
袁大家先后养过几只狗，一只名叫“尕喜子”的黑狗很有名，也讨人喜欢。无论谁家的孩子拉了屎，只要一声“尕喜子来”，它就会立马跑来，几下将地下的屎吃得一干二净，还会用舌头将孩子的屁眼添的干干净净，深受巷子里小媳妇们的垂青。父亲对此极不赞同，他认为此举既危险又不卫生，一旦狗的野性突发，咬了孩子，特别是咬了男孩子的“牛牛”（兰州人将男性，特别是小男孩的生殖器昵称为“牛牛”，有可爱、稀罕之意，类似于外地人的“鸡鸡”）就不是小问题了，且狗的舌头上有许多细菌，很容易传染疾病。我小时候是否享受过尕喜子的这种全套服务，我已没有任何印象，但从父亲对此持坚决的否定态度来推测，是不会的，因为母亲对父亲从来是言听计从的，父亲深恶痛绝的事，母亲一定不会去做的。尕喜子常卧在袁大家的炕洞里，在黑暗中，眼睛发出的炯炯绿光，煞是好看。我小时常和巷子里的伙伴们趴在袁大家的炕洞前看，许久都不想离去。
袁大老两口有一独生子，叫袁怀斌，大约年长我近十岁，在中央广场东侧的电业局上班。此人长相还算标致，只是皮肤奇黑如他的父母，性格温柔，待人也和气，只是有些“娘”，用兰州话说就是“丫丫子”。常见他像个大姑娘似的，对着镜子不住地照，小分头梳得油光发亮，老远地就能闻到他身上的雪花膏和花露水的香气，走起路来一扭一扭的，从后面看简直就像个女人。他喜欢拉二胡，虽其技艺不敢恭维，也就是比“自、古、自”略好一些的水平，但在当时的源元仓已算是文艺姣姣者了。周末、晚间常有几个与他年龄相仿的巷内小伙子聚在他家或聊天、或拉琴，还有人吹口琴，好不热闹，引得小孩子们把他家们围得严严实实的。
五五年，袁大租用了我家东厢房南端的单间，为袁怀斌娶了东城壕河南老乡的女儿刘玉清，第二年生下一个胖小子取名尕旦子。袁大对此孙儿十分疼爱，待其一岁会走路时，已被袁大调教得会做许多杂耍、滑稽动作。在袁大击掌打拍、口头曲乐的伴奏下，常在门前即兴表演，引得满堂彩，要是袁大再敲一面小铜锣，就俨然一个耍街戏的小猴了，看来袁大骨子里还是不缺河南人嫡传的耍猴技艺。
五八年袁怀斌被调往酒泉，袁大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怎舍得他走，几经交涉仍不能留下来，只好自动离职，据说，在以后的数十年中，他再也没有找到像样的工作。祖母对此十分感叹，当她想念调到千里之外工作的父亲时，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有袁大帮衬，家里人口又少，袁怀斌就可以辞职留在兰州，你大大有你们这么多的嘴要吃饭，哪敢辞职”，流露出难以抑制的愤愤不平和无奈来。六零年拆迁后，就再没有见过袁大一家。
三．武汉中
十号原来是老祝家的磨坊，磨坊歇业后，房子稍事修缮，变成了住房，住进了一个叫武汉中、约四十岁的单身男子。此人是挑水叫卖的“水客子”（兰州人对职业卖水者的称呼），因他大约每隔一天都要给我们家送一、两担水，所以对他的印象还较深。那时，一担水是四、五分钱，我们家每次大约预支他一、两元，他则按收到的钱，留下一些盖有他名章、一寸见方的硬纸片，每送一担水，就还给他一张纸片，以此来计数。他的名章是标准的楷书，那时我已读二年级了，认这几个字还是绰绰有余的。每次他担水到家，只要我在，都是我自告奋勇地拿纸片给他，因而和他接触较多。他个头中等，还不到一米七高，好像是湖北或安徽人，待人和气，见人只是点一下头，不善言谈，除到门口时轻喊一声水来了外，几乎再没有听他说过话。虽两个大眼也炯炯有神，但满脸饱经风霜的严肃和冷峻，从未见过他笑过。
当时兰州城没有自来水，因人口少，很少大规模开发利用，兰州城乡特别是在黄河沿岸附近，地下水水位较高，掘地一丈多一些就可有高质的甘甜井水，不少工厂、作坊、机关、学校及居民院落里都挖有水井，以提供日常用水。但无井的人家和单位的数万人，日常用水都靠“水客子”从黄河里取水供应。当时兰州城还被围在高大的城墙内，紧靠黄河的北城墙上有几个城门，水客子们只能从这几个城门中进出取水，因而仅有的几个取水处整日水客子熙熙攘攘，十分拥挤。
当时的兰州，各种专业性职业都由一定地域的外地人来包揽，有一点行业工会的意思。“水客子”除少数来自四川、山东外，大都是来自甘肃的天水、秦安、甘谷一带的“秦州人”，上世纪四十年代估计大约有三四千人。他们吃苦耐劳、生性节俭，在一般兰州人的眼里甚至是吝啬、贪财，把钱看得比命还重。一句用天水方言嘲笑他们的话，“钱是我（此处的“我”发“ge，哥”的音）命，命是我的球”，至今还在流传，就是生动的写照。客观地来看，他们不过是作为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生活不易和无奈，对用血汗挣来的钱极度珍惜而已。就像当今到城市里讨生活的农民工，干最脏、最累的活，挣最低的工资，住最破的房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用，将浸透着血汗的一点钱紧紧地攥在手中，只等着年底带回家去。
水客子”们因为缴不起房租，成群结队地睡在贤后街的“两湖会馆”和水北门的火药局，他们中也有不少人住在城墙根自搭的低矮棚屋里和“粪客”为邻。“秦州”水客子典型的装扮是一身蓝粗土布衣裤，穿麻鞋、打绑腿、双肩上系着厚厚的圆垫肩，留着齐脖根的“二毛子”长发。
在城区为防黄河发大水时淹到陆地，沿河筑起了近两丈高的堤坝，要挑水就要从沿堤修的陡峭小坡道上下去，打上水再挑上来。挑着七、八十斤重的一担水，爬上两丈高的窄陡小坡并非易事，不但要有好的体力，也要有经验和技术。从取水处、沿堤上的小陡坡路、到城墙根上的马路、穿过城门洞、进到城里数十丈路上，“水客子”川流不息。冬天，枯水期河水量骤减，河面变窄，整个河面还被厚厚的冰层覆盖起来。从堤上小陡坡下来要另走数丈的河滩地才能到河边，从人工凿出的约一米口径的冰洞里打到水。此时脚下满是冰溜子，稍不留心就会摔个仰面朝天，尤其攀登堤坝时更是惊险不断，没有体力、技术和经验决然不行。其他季节，取水点附近整个路面上积有四 、五寸深的深黑色泥浆，一脚踩下去泥浆会没到脚踝以上，一般的路人无法下脚。由此也可体会到当年水客子们工作环境的险恶、讨生活的不易。
像武汉中这样在行会外“挂单”的水客子很少，而且他也许只是为了生计而临时不得已而为之。在我一个七、八岁孩子的眼里，他的晚饭较丰盛，常见他坐在门口的小桌前，桌上总是一砂锅焖好的白米饭，这个锅仅比我家七、八口人的饭锅小不了太多，或一碗肉，或半拉卤鸡，外加一些如萝卜、黄瓜的生菜，偶然也会有一小瓶酒在桌子上。他的饭量惊人，竟然能将那一沙锅米饭和肉吃得一干二净。当我惊奇地问祖母他的饭量何以如此大，怎么天天吃肉，祖母叹口气反问我，你知道他每天下多大的苦吗？他不吃肉怎能从早挑到晚呢。
他从来都不和任何街坊来往，不在巷子里走动，也不见有朋友、亲戚来造访，挑水以外的所有时间，都是一个人静静地待在家里。后来才听说他曾是旧军人，大概任过营、连长之类的下层官职，据说还打过日本鬼子，在一次与日军的激战中，从死人堆中被人背了出来捡了一条命。四九年随着他所在的部队一起“起义”而被整编，成了解放军的一员，且保留其原官职不变。尽管有职无权，表面上还是风光的，他对此甚满意，对新政权的宽容甚是感动，暗下决心，一定要为新政权好好效力。可不久在五零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除师级以上的长官或被转业到地方成为统战“花瓶”，或被賦以闲职，而几乎所有和他一样的下级军官却都被隔离审查、逮捕，有的还被处决。他想不通，当时不是都在说，“既往不咎”、“革命不分先后”，“革命同志一律平等”。想不通又有何用，已成了砧板上的肉，只能任人切割了，他因着从不过问政治，只是个奉行“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各为其主”的职业军人，被判了几年刑。出狱后无处落脚，经人介绍来到源元仓租住了十号棚房。出狱了但仍受监督管制，定期要向街道和派出所报告。
他是单身男人，家里却收拾得整整齐齐，地上打扫得干干净净，靠墙的单人床上的背子叠得有棱有角。一身布衣虽洗得已褪色了，却总是整洁的，上面的补丁也缝得端正、得体。他终年担水，但走起路来依然身板拔得直直的，迈出的步子均匀、有力，仿佛他是走在练兵场上，无疑这是多年军旅生涯的后遗。祖母常说，武汉中虽是个男人，比好多女人都“干橵”（兰州方言“精干”、“勤快”的意思）。
好在那时还不兴讲阶级斗争，普通百姓淳朴、仁厚的人性尚未被完全涤荡，没有人歧视和欺负他这个旧政权的“残渣余孽”，街坊们见他都是客客气气的。每当他来我家送水，祖母冬天会招呼他在灶上烤烤火，暖暖身子；夏天常会给他倒上一碗凉开水；逢年过节还会送他一些如中秋节的油锅盔，端午节的糯米红枣晶糕，过年时炸的油果子、包子、扣肉等。
在兰州地区，过年都有给水客子们“红包”（其实并不用红纸包，而是直接给现金）的习俗。在大年三十前，每家的水缸都要盛满水，一般的水客子在初六以后才会开工的。但在初一一大早，他们都会挑一担水，依次到各个顾客家中，面带喜庆的笑脸，嘴里一边高喊，恭喜发财、送财喜了，一边会往你家的水缸里倒入一小勺水，这一担水会遍送所有的顾客家。主人家会兴高彩烈地马上迎出来，一边回应接财喜了，一边把早已准备好的钱和应节的食品塞到水客子的手中。依家境和主人家的慷慨程度，水客子们从每家会得到五毛到一元的“红包”，也会收到各色的年货和吃食，这一天他们会收到相当于平日里十天甚至一个月的收入。
对于水客子这种近似讨要的行为，即便十分吝啬的人家也十分期待。老兰州人都说“财随水行”，大年初一的这一勺水非同小可，有“招财进宝”和在来年带来财运的吉兆，没有人敢马虎而错过接此财运。虽已进入“新社会”七、八年了，但这一习俗却牢牢地扎在兰州人的心中，一点也没有走样。入乡随俗的武汉中大年初一清晨也所得颇丰，只有在此时才能看到他的笑脸，也只有在春节时，才能看到他安安稳稳地在屋子里休息几天，偶然也能看到他悠闲地站在门前看着来往的拜年客，看着放花炮、做游戏的孩子们。
过了两年多，有一个自称是武汉中老婆的中年女人从老家来找他。该女个头比他还高，长得壮实、粗笨，一双半大的 “解放脚”（是那种裹了一些时间，在尚未完全裹好时又放开了的脚。中国古代妇女有缠足陋习，据考始于五代，一直延续到清末。在外来的文化和进步人士的不断呼吁声中，缠足的风气才非常缓慢地消失了，特别是辛亥革命后，从城市到乡村缠足才逐渐被除），看上去她比他苍老得多，是个老实巴交的乡下女人。这个女人的到来，最明显的变化是武汉中餐桌上的内容丰富多了，有了家庭的气氛，除了原先的那一砂锅米饭没有变外，常有不同花样的碟菜，见不到原先整个的萝卜、黄瓜了。
可他执意要她走，有人听到他们的争吵声，武汉中说，以前没有照顾好你，没能让你享福，现在也不想让你跟我受罪，女人说我愿意。这个可怜的女人千里迢迢地来到兰州，哭哭啼啼地呆了约一个月，他仍是拒不接纳，只好又哭着离去了。后来才得知，他在被捕入狱时，为了不连累老婆，已声明和她离婚，可他已出狱了，为什么人家大老远来找，他还要无情无义地拒绝呢。也许他有自己的苦衷和道理，外人自然难以知晓详情。
又过了几个月，武汉中突然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了。有人说他回老家去了，和他的老婆复婚一起过了；也有人说他找到了一份稍体面些的工作；还有人说“公家”（当时百姓对政府的俗称）又发现了他的新罪，又被逮回狱中“改造”去了；甚至有人说他被押回原籍枪毙了。如果真是后两种情况，那武汉中还真不失为有责任、有担当的男人，他深知像他这样被关过的人会给亲人带来多大的灾难，不愿连累亲人与自己一起遭罪。好在此时，在离我家不远的富强路建了一座自来水站，我们可以自己抬水而不用再请人挑水了，慢慢地武汉中也就从人们的记忆中完全消失了。武汉中走后，此屋有一段时间可能被袁大租了，常见他在里面做卤鸡、剖砍牛头、折腾牛、羊下水。
选自《源元仓—我童年的家》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三三六期（cm161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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