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 晴：我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
胡 平：毛泽东的文革与古希腊的僭主统治术
许成钢：文革：极权制下的群众运动
王渊涛：莫让往事尽成灰
樊能廷：北京大学纪事：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９６８年８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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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八八六）·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五四期（zk1611b）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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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六年十一月八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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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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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非烟】 我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 戴 晴
【自由论坛】 毛泽东的文革与古希腊的僭主统治术 胡 平
【学术探讨】 文革：极权制下的群众运动 许成钢
【读史笔记】 莫让往事尽成灰 王渊涛
【资料汇编】 北京大学纪事：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９６８年８月（三） 樊能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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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s://museums.ciaos.org/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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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非烟】
我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
·戴 晴·
〔说明：１９８９年春，原西德电视二台（ZDF）的编导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形势所鼓舞，打算拍一部关于中国之变革的电视系列片。他们请我为其中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一集作策划并写旁白，我同意了。诸项事务均已谈妥但尚未动笔之时，胡耀邦去世，学生走上了街头，这文章当然也就搁下了。“风波”之后，似乎已经无事可作，然而心绪纷乱之下，也无法将刚刚发生的事记录下来。于是想到这篇文章，于是拿起笔，悲愤之情，再也掩抑不住。
“彤云”密布之下，一个月过去。到了７月，风声一天紧似一天。１２日下午，西德大使馆文化参赞突然驱车直抵我海淀住所——原来她中断了意大利海滨的休假，专程回京，专程向我详述原先计划中的“我将在不日之内”，“赴德参加这一节目制作”的细节安排。我不是什么人物，拍部电视片也不是什么大事，本不必文化参赞亲自出马，而且事后事情的进展说明，ZDF已根本不打算作这节目了。虽然对刚刚过去的那血与火没提一个字，应该说，是人都不会误解她的用意，更不能不为她的义举所感动。但我同时也清楚，作为一名中国学人，在１９８９年夏天那个当口所考虑的，似乎应该比逃命还多点什么。
她走了。我又在自己家里捱过一天。那时真是惶惶然不可终日，差不多完全忘记了这篇已经写好的文章：它就留在我手里；更确切地说，就放在我的书桌上，直到第二天晚上，警察走进门……
在被押往秦城监狱的途中，最让我心跳不已的，就是它了。如果有读者还记得１９８９年秋天北京和全国别的地方的政治气氛，就知道我的惶憷不是小题大作。因为，在这不足５０００字的小文里，有“流血”、有“镇压”，还有“军队与民众血肉关系的神话即告破灭”这种词句。
我盼王德嘉能及时将它藏起来——从我被带往派出所到警察拿着有我按了手印的搜查证再返回我家，中间大约有１０分钟——可转念一想，以我的桌子之乱和从来不许别人动，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也就横下一条心不去想它了。到了提审的时候，我一直在等，等他们问我写这文章的动机后果，等着为自己强辩：列举出一连串亲身经历的事实，来支持这篇文章的论点。没想到警察对此一个字都没有提。
或许，王德嘉真的把它找到并且藏起来了？
１０个月过去了，我被放回家。警察刚出门，我就追问这文章的下落。王德嘉见我急成那样，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说：“抄的东西该还的都还了，你自己去看吧。”
我扑向那一捆东西，一页一页地翻：啊啊，就是它，北京电车公司的稿纸——《我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警察确曾把它搜走，而且，看那稿纸被揉皱的程度，如果不是一个人看了好几遍，肯定被好几个人看过了。读这文稿的人当然不会同意我的观点，这我几乎可以肯定。但他们也不曾以此定罪——像他们的前辈在处理王实味案、胡风案、遇罗克案、张志新案、和直到毛泽东已经过世后的还因反对“毛泽东思想”而被枪毙的上海王申酉案那样。到了１９８０年代末，警察执法正一步步走出毛时代，意识形态之淫威已难于全面覆盖。
曾使世界抱有热切期望的中国改革，横插出一个“风波”，ZDF的《CHANGING CHINA》电视系列片已无从下手。但这没有画面的旁白文字留下了，成了那年春夏和秋冬之交的一个小小插曲。〕
（一）
如果没有１９８９年的学运，也许不少人已经忘记了那场席卷中国大地的革命狂潮——文化大革命。当然，两者有些形似：旗帜、标语、游行的队伍；天真、执着、一片热诚的学生……还有流血和镇压——不过仅仅形似而已。二十三年前我们走上街头，为的是心中的神：毛主席、红太阳、大救星；今天，我们的孩子走上街头，为的是推翻心中的神：他们不希望永远由别人替他们思索，由别人替他们表述，由别人替他们决定本应属于他们的一切。他们不想当工具了，他们要做人。
（二）
然而，在二十三年前，青年们和少年们想的可不一样。１９６６年３月，我刚刚从哈尔滨军工学院毕业。我学的是洲际导弹自动控制系统，我将从事的工作，是研制这一系统的心脏——高速精密陀螺。我工作在全密封的、纤尘不染的实验室里。我当时什么都没有想，只觉得人民养育了我，我要当一名好工程师。
（三）
自懂事以来，我们即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中。我们头脑中所有的概念，都来自“教导”：当局说苏联是老大哥，它就是老大哥；说它是社会帝国主义，它就是社会帝国主义。我们坚信“毛主席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领袖”，坚信“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我们过着简朴、清贫的生活，穿打补丁的衣服，梳平直的短发。我们自以为精神丰富而纯洁，蔑视一切奢侈与享乐——因为我们是革命者，而革命者难道可以是别样的么？
（四）
到了１９６６年夏初，也就是我刚刚工作了三个月时候，报纸上开始出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类的文章。在这之前，我一直是一个不怎么读报，或者说只因为怕被别人说成“落后”才装着读一点政治性刊物的女学生。那时，我不认识政界与文化界的任何人，不知道他们关于戏剧的争论实际上包容了那么多险恶的政治内涵。当然我也不可能知道毛泽东对中华大地造下的罪孽，不知道他对紧随他之后的共和国二把手刘少奇及其“路线”和“班底”的不满，而且这不满，已然到了不得不动用非常手段的地步。
（五）
从来，中国的政治决策，都是在最高层隐密地进行。这回，毛主席出来写大字报了。他的《炮打司令部》在我们的心里唤起的亲切与震动无以言喻，并且立即变为行动。当时，如果毛主席说一声“去死吧”，定会有成千上万的青年高高兴兴走向死所。这不是因为我们对上层的斗争十分了然；也不是出于对自己在社会上的处境有什么不满——我所得到的位置，对一名工科毕业的学生而言，可以说是最好的了——我对这个政权和它的干部们也没有任何仇恨，我那时甚至不知道它曾发动过那么多次政治镇压与清肃，执行过那样强硬而残忍的经济政策，使亿万人对它敢怒不敢言。我们按照毛主席的号召行动起来，一片天真，不计利害，充满在心里的，只是一种盲目的、不知就里的热情。我们彻夜不眠，写声讨文章，印刷传单；我们到大学里观摩“斗黑帮”，看着那些有学问的、文质彬彬的教师受辱，努力与自己内心的同情与怯懦作斗争；我们摇着小红书徒步走几十公里去开这样那样的大会，完全不相识的人仅仅因为一个共同的观念就成了生死朋友。我们根本不懂得在一个封闭的、思想控制和意识形态灌输极为严格缜密的社会里，“民众政治参与”的奥妙。我们自以为是国家的主人，负有拯救社会的全责，因为毛主席说了：“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六）
在这之前，我只读安徒生、普希金，读狄更斯、雨果，读歌德与马克·吐温。我几乎没怎么读过中国作家的作品，不是因为有谁告诉我不要去读它，而是觉得它们太拘束、太沉闷。
１９６６年秋天，我突然发现汉字当中有个“忠”，发现这个几乎充斥在中国文化，包括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每个角角落落里的精魂。我激动得彻夜难眠——怎么糊涂了这么久而竟不自知？忠！忠于毛主席，忠于他的思想与路线，忠于他的一言一语、一笑一颦，没有了他就没有了中国，没有了革命，没有了一切……这是一个代表了我们全部信念、全部热情、全部生命的一个字呀！后来我才知道，不知多少人，与我同时“悟”出这个字所蕴含的一切——我们沉浸在忠的红海洋中。清帝逊位已逾半个世纪，这种典型的君主与臣民间的情感，突然在“社会主义”中国复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七）
没有一个家庭不被卷入这场狂潮。我的继祖母作为“地主婆”被遣回乡下，只因为在她的箱子搜出几枚银元；继父在１９４２年延安整风中得的精神分裂症复发，弟弟到黑龙江接他，见他正跪在零下３０度的黑夜里，向毛主席请罪；母亲是“修正主义分子”和“叛徒”，被她原先的部下监禁；保姆因为是“被剥削者”，得到“解放”之后赶走了；四个年幼的弟妹，从９岁到１３岁，开始学蒸窝窝头——他们所得到的生活费，只够吃这样的饭食。那一年冬天特别冷，四周充满了敌意。几乎每个人都面临着一种局面：被自己的亲人从政治上抛弃。在那段时间，成千上万人自杀，有人是因为不愿受辱，更多的是因为他们的亲人选择了“站在革命一边”。
（八）
渐渐地，我们发现自己的“斗争”既无意义，也无结果。无论我们多么诚恳、多么言之有据地拥戴或者反对什么，一切仍然只取决于上层的权力分割。到了１９６７年，我和我的朋友们突然有了一种被欺骗的感觉，我们开始当“逍遥派”，一个个恋爱、结婚、生子。但这种轻松是表面的，我们的心思仍离不开革命，离不开运动，我们忧虑地注视着城市青年被放逐到乡下，武斗遍及全国，各单位各地区的夺权与军管，还有政坛人物走马灯般地出现又消失。我们不再以天然革命者自居，开始比较客观地评估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但那时还没有人敢质疑“主义”——马克思和列宁那时对我们说来，虽然弄不大懂，却是十分神圣的。
（九）
直到今天，这仍然是一个难解的谜：身为国防部长的林彪究竟为什么要在１９６９年突然发布一个准备迎接世界大战的紧急命令《一号通令》。连元帅们都被分遣各地。作为“国家财富”的导弹工程师们，除少数留守人员，全部被送到乡间。我随队来到军垦农场，先在广东围海造田，继而转场到湖南围湖造田——当我们满身泥水，累得连身都翻不动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两项成果，都是典型的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我们夫妻下乡的时候，女儿刚满一岁，不幸的是，我的不下几十名居住在北京的远近亲戚，全都是遣散对象，竟找不到一位留京的人可托付。一名素不相识的工人收留了她——再见到她的时候，孩子已经三岁半，这是后话。
（十）
我有很好的体格，并不在乎干重活；而且，我们从小受的就是劳动光荣、劳工神圣的教育。在准备下乡的一刻，我甚至真的相信，“劳动的汗水会涤尽心灵的污浊”这一说。但是，当你真的作为一个被管制的劳力，在一眼望不到头的田里，一步一步向前挪；当你真的与扁担镰刀终日厮守，你终会明白，体力劳动不过是劳动的一种，它创造的价值无疑是有限的，而人的优秀品格也绝不仅仅来自插秧或挑泥。但这一切究竟为什么，为什么毛泽东要一再贬抑有知识的人的创造性劳动？
（十一）
正是在那里，我第一次从内部、从底层看到人民军队的已成套路的无知、虚伪、矫情与黑暗。自１９５０年以来即被灌输的军队光明纯洁，军队与民众血肉相连的神话即告破灭。军队不过是一个武装的政治集团，军队的使用不过是政治活动的延伸，如此而已。中国共产党的建军理论，将军队如此神化并人情化，为了什么？
就在这偏僻的一隅，就在我已经逍遥了三年又下放了两年之后，突然被告知已被定为反动组织“五一六”的要犯。我和我的丈夫不愿就地束手就擒。我们决定从湖区逃走。就在我们辗转逃回北京，流着眼泪抱起两年未见的小女儿时，军管会的人追来，厉声宣布：“想尝尝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滋味么？”
（十二）
我知道他说的是监狱，也许还要糟一点，一种叫做“学习班”的各单位自办拘留所。我等着，却不见有人来捉。时间一天天过去。终于，１９７１年国庆观礼的要人里，少了一位；终于，消息传来，林彪的座机坠毁在温都尔汗。“无产阶级专政”不再找我的麻烦。我这才知道，我们的“五一六”罪名，原来是林彪和他的追随者们随便定的——而几乎全国大小权势人物，都在玩这顺手拈来的利器。这使我不由想到，非民主社会上层的权力之争，总是要拿一批无辜的民众或作祭奠，或作点缀，恰如攻城略地的将领，他肩上那一颗又一颗星，不正是被哄骗到战场上的士兵的鲜活性命么？
（十三）
我对政治本已心灰意冷，不意在丙辰清明的蒙蒙细雨中，又见郁愤难平的百姓，又见一望无际的人群，又见以悼念同为统治者周恩来的这一方式，隐晦然而固执地表达了对毛的专制的抗议——他当时还活着，这位把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玩了半个世纪的老人。镇压的命令就是他在垂危中下的。如果不考虑他后来在临终的颤颤巍巍中还写过“照过去方针办”这样的遗言，这项命令恐怕是他对中国人民所作的最后一件事了。在如海的白花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文化革命这种事既然只有他老人家才发动得了，也只有他的死才能是这场浩劫的结束。
（十四）
他死了。他的妻子和他用来发动文革的亲随立刻被抓获。人们欣喜若狂，把这称作是“十月的胜利”。新的领导人开始执政，他们不照过去方针办，“解放”了毛在他数十年的统治中不曾中断过的政治斗争中遭整肃的人：托派，胡风分子，右派，右倾机会主义者，走资派……以及，不过以自己的辛勤与聪慧，积累了些许财富的地主、富农、资本家：阶级成分划分一风吹！他们提出新的治国方针∶经济建设、改革开放。
正如２７年前毛泽东靠军队夺取政权一样，这批人也不是经民主程序公推的。他们地位的取得，同样来自军队——虽然主持人叶剑英元帅坚持将最高权位交给文官。这不能不给人们的欢乐与期望留下一点忐忑。阶级斗争不再讲，代之以“四个坚持”。没有人忘得了那具依旧挺在天安门前的僵尸符咒般的预言：“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一次”……。
（十五）
恶梦般的动乱结束了。在这十年里，继父与继祖母去世了；母亲从干校回来，她已不再“革命”，努力做一名慈祥的老妈妈；弟弟妹妹们从乡下直接考进大学，接着又考上留学，正在美国读书。其中以工农兵之资格在北大念哲学的妹妹，生得最美丽的一个成了德国人的妻子。我的女儿眼下正在北京大学读书。像她的父亲、母亲、舅舅、和姨妈一样，文革结束１３年之后，也走上了天安门广场。
中国百姓求民主的路还很长呢。
１９８９年５—６月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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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论坛】
毛泽东的文革与古希腊的僭主统治术
·胡 平·
在论及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我曾经写道：“像毛泽东这样，发动广大群众对各级党组织和各级干部进行批判的做法，可视为古代僭主统治术的现代运用。”考虑到不少读者对所谓僭主和僭主政治不熟悉不了解，我这里不妨略加介绍与评论。
僭主是古希腊时代对某一类统治者的称呼，意思是不合法的统治者或曰篡位者。古希腊时代，不通过世袭、传统或是合法民主选举程序，而是凭借个人的声望与影响力，通过政变或武力获得最高权力来统治城邦的统治者，被称为僭主。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分类，僭主制属于君主制，不过是君主制的变体。僭主和君主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区别在于君主权位得自于传统上公认的传承规则，因此比较稳定；而僭主却是冒牌货，僭主的权力来路不正，得不到公认，所以总是处于“合法性”危机，僭主永远没有安全感。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权力，僭主就需要进行不断的政治清洗以消除政敌，以及不断的造神运动以维持民众对他的顶礼膜拜。换言之，僭主比君主更需要善用权术。正是在僭主制下，统治术得到充分发展。
亚里士多德非常讨厌僭主制，但这并不妨碍他对保全僭主制的方法即所谓僭术作了深入的探讨。在西方思想史上，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把政治学和伦理学相区分的人。对比之下，古代中国的儒家只是一套伦理学说。
在《政治学》这部巨著里，亚里士多德详尽地讨论了僭主如何维持其统治的种种方法。
亚里士多德指出，维持僭制的方法有两种。其一是施行仁政。这层道理很明显。可惜的是，很多善良的人只知道有这层道理，他们误认为那是唯一的保全僭制的方法。然而很多僭主却本能地更聪明一些。他们深知，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并不一定非要施仁政不可。既然多数僭主夺取权力本来就是为了让自己能最大限度地压榨臣民，那么要他们善自克制岂不是与虎谋皮？事实上，大部分僭主并不肯施仁政，他们自有另一套办法巩固自己的地位。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归纳，这另外一套办法主要有三条：
一、摧毁人们的志气。他们懂得，任何精神衰弱的人对谁也不会反抗。这就需要制造奴性，并美化奴性，片面强调忠顺、逆来顺受、忍让一类品德，同时把一切自尊自主意识的人当作社会公敌予以剿灭。
二、散播并培养人与人之间的不睦与疑嫉。因为人们一旦互相信任而达成团结，便可推翻僭主的统治，所以僭主经常要与好人为仇。
三、削弱臣民，使人人都无能为力。人们如果明知起来反抗没有成功的希望，也就不敢轻易尝试。于是，全部的人如果都软弱，那就谁也不会起来与僭主为难了。
根据历史的经验，亚里士多德列举了大量实施这套僭术的具体办法。例如清洗邦内杰出之士，剪除勇健飞扬的人物。相传，僭主司拉绪布卢曾派人向另一邦的僭主伯利安德求教治国之术，伯利安德正站在黍田之间，对使者默不作答，而以手杖击落高而大的黍穗，直至黍棵四顾齐乎为止。使者不解其意，转而回报主人，司拉绪布卢听到了，心里知道伯利安德的意思就是劝他消除邦内雄杰。另外，必须严厉禁止会餐、结党、教育、文化研究、各种结社及类似的事情。凡是可能使民众聚合而产生互信和足以培养人们志气的活动，一概加以预防，目的在于使得民众之间彼此隔膜，互不了解。
同时，僭主还要使人民时常集合于公共场所，时常汇集于他的宫门之前，一则借以窥探人民的言行，二则为了使大家习惯于奴颜婢膝的风尚，从而显示僭主的威势。要经常了解下情，收集人民言语行动的情报，派遣密探、女间谍、窃听者，这样，人们就不敢说真话、议国事；即或有所非议，也能很快地让僭主掌握。再有便是四处散布猜疑，引起臣民间的互不信赖和互相争斗。最后，僭主当力图使人民贫穷以消磨他们的志气，使他们没有财力备武屯粮，同时又因整天忙于糊口而无暇过问政治。譬如修建金字塔一类助长僭主威势的大型工程，举办神化僭主的豪奢庆典，加重捐税的负担，不时地发动战争，让人们疲于奔命，而且不得不服从指挥。
亚里士多德还指出，僭主必须随时对他亲近的党羽慎加提防，因为唯有他们最具有反对自己的实力。亚里士多德指出：“猜疑是僭主政体的特征。君王都由其朋从为之维持和拥护；至于僭主，却别有他的经纶：他知道全邦的人民谁都想推翻他，但只有他的那些朋友才真有推翻他的能力，所以朋友们最不宜信任，对他们是应该特别注意的。”为了防范其朋从“篡党夺权”，僭主有时就要利用下层民众。僭主有时故意放纵奴隶等地位更低下的人。这些人一般不至于对僭主的威势不满，不至于参加反僭主的活动，他们往往更嫉恨主人或其他地位较高的人，因而乐于揭发主人，热衷于把大人物们扳倒或拉平。这种人也就更会乐于僭主的统治，就像乐于平民政体一样，而僭主也就乐得作出一副“小人物”保护者和“平民领袖”的姿态。
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在僭主政体下水远是小人得势，因为小人既喜欢阿谀奉承，又是奉旨干坏事的工具。僭主的习惯就是永不录用具有自尊心和独立自由意志的人。在僭主看来，只有他才能有尊严和自由。僭主对本国公民深怀敌意，不愿与之交接，而宁肯与外邦人聚餐会晤结为伴侣。如此等等。
亚里士多德对僭术的概括既详细又深刻。事实上，它已经从原则上包含了像韩非和马基雅弗里一类人的思想。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具有不曾为道义情感所遮蔽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眼光。他们看到了那些不道德的权术确实可以取得某种成功。所谓“民是水，君是舟，载舟之水可覆舟”这一说法的积极意义显然是被大大地夸张了。因为一个帝王仅仅是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而行事，并不意味着就必然会对老百姓有利。恰恰相反，如果一个帝王或僭主没有仁慈的意愿，那么他越是懂得“民”与“君”的错综关系，越是懂得那套僭主的权术，他对人民、对历史的危害也就越是深远。韩非和马基雅弗里都说得很干脆：与其博取臣民的喜爱，不如使他们感到恐惧。当然要避免搞得太极端，逼得人家铤而走险。但是，在“不喜欢”和“不堪忍受”之间是有着很大一片余地的，僭主尽可以在这片广大的地带为所欲为，关键是要尽可能地使臣民都软弱无力。“多行不义必自毙”的说法本来就无非是一句咒语，况且，“行不义”一定要到了“多”的地步才会“自毙”，也就等于承认在一个相当的范围内，“行不义”是可以安然无事的。所谓“让我们有节制地压迫他们”就是这个意思。再说，压力过大可以造成变形，从而“不堪忍受”的临界线也是可以逐步朝下推移的。
如果把亚里士多德对僭术的描述归结为一点，那就是语言的自由交流的问题。亚里士多德极其重视语言的作用。他指出，作为动物而论，人类为什么比蜂类或其它群居动物所结合的团体达到更高的政治组织，原因就在于在各种动物中，唯有人类具备言语的机能。声音可以表白悲欢，一般动物都具有发声的机能：它们凭这种机能可将各自的哀乐互相传达。至于一事物的是否有利或有害，以及事物的是否合乎正义或不合正义，这就得凭借言语来为之说明。人类所不同于其它动物的特性就在他对善恶和是否合乎正义以及其它类似观念的辨认，这些都由言语为之互相传达，而家庭和城邦的结合正是这类义理的结合。言语的作用既是如此巨大，因而人们能否进行自由而充分的言语交流就直接关系到城邦的品性优劣。全部僭术都是旨在切断人们自由的言语交流。僭术就是控制言语术。
需要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语言自由交流，和那种希望统治者体察下情、了解民意的主张完全不是一回事。后者顶多是要求加强决策过程的科学性，但科学性本身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它只有工具性的意义。决策过程的科学化并不能保证决策内容有利于人民。事实上，一个精明的僭主总是十分注意掌握其治下臣民的真实思想的，他越是能及时、准确地获得下面的反馈信息，则他越可能有效地制伏他的臣民。他真正要严加防范的，乃是人民对他的真实思想的了解，是人民彼此之间的互通音信。换句话，僭主希望自己洞察一切而让人民都成为瞎子聋子（想一想奥威尔的《１９８４》）。亚里士多德对言语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阐发，揭示了政治生活的一个最为重大的秘密。他对言语自由交流的论述是十分精辟的。或许我们应当把这一点看作是他给政治哲学留下的一个最伟大的启示。
共产极权制度是新事物，在历史上并无先例。如果我们要在历史上寻找它的相似物，那不是君主制，而是僭主制。不少批评者每每把共产极权制度与古代的君主专制相提并论，把共产极权制度视为古代君主专制的复辟，以为那就是点到了要害，其实这种批评还不到位。从上述对僭主制的分析可以发现，共产极权制度和古希腊的僭主制更为相似。和僭主一样，共产党统治者的权力既不是来自传统，来自神授，又不是来自选举，因此缺少公认的合法性，因此共产党领导人总是对自己的权位缺少安全感。在君主制下，君臣的分际是清楚的，皇帝可以下罪己诏而仍不失为皇帝；在共产极权制度下，领袖却从不认错，因为一认错就会下台。在君主制下可以有违上顺道的忠臣；在共产极权制度下却不容有这样的忠臣。法国思想家贡斯当在讲到僭主制和君主专制的区别时指出：当专制君主“把一个失宠的大臣送上绞刑架时，刽子手和他们的牺牲品一样默不作声。僭主者要想判处一名无辜者死刑，他会令人们一再重复自己的诽谤，直到使它看上去像是国民的判决。暴君禁止讨论，只是强迫人们服从；僭主者会坚持进行装模作样的审判，以此作为公众认可的前奏。”“专制政治排除所有形式的自由；僭主政治需要这些自由的形式，以便证明它的颠覆活动是正当的，但是它在盗用它们的时候，又亵读了它们。”如果用一个最简单的对比来概括二者的不同的话，专制主义仅仅是对人的奴役与压迫，而僭主政治则是对人性的摧残，它不仅蹂躏人的肉体，而且蹂躏、扭曲、折磨其心灵：“专制政治靠沉默的手段统治，并且它留给了人们沉默的权利；僭主政治则强迫人们讲话，它一直追查到他的思想最隐秘的栖身之处，迫使他对自己的良心撒谎，从而剥夺了被压迫者最后这一点安慰。”
我先前讲过，毛泽东的文革可视为古代僭主统治术的现代运用。在５０年后的今天，要原汁原味地重演文革当然是不可能的了，但是由于那套政治制度还没有改变，因此，某些僭主统治术还在重演。看看今天习近平的所作所为，不是和古希腊的僭主们很相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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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探讨】
文革：极权制下的群众运动
·许成钢·
文化革命是一场极权制下的群众运动。一方面，它有着典型的群众运动的特点，另一方面，与其他极权制下发生的群众运动相比，文革又有其明显的独特性。
极权主义依赖恐怖统治社会。这种恐怖统治分两类，一类是由党和国家的统治机器直接进行，例如斯大林用秘密警察监督全社会，这是极权制的常态。秘密警察是极权主义恐怖统治的基本方式。但是，在一些国家，极权主义的恐怖统治在一些时期也会以另外的方式呈现：由暴民操作的恐怖暴政。也就是说，不由党和国家的秘密警察来执行，而是发动群众运动，用“群众”的手清除，甚至杀害反对者。作为非常重要的发动文化革命的领袖人物，林彪说：“什么是政权？就是镇压之权。”这种血淋淋的话，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了解为什么民主宪政极为重要，因为它的对立面的是镇压之权，是用镇压之权组织起来的政权。
◇ 文革之前的数次群众运动
实际上，文化革命之前中国已经有过多次极权主义的群众运动，或者说暴民的暴政。第一次是土改。土改是以煽动的方式，煽动成为暴民的农民，在对地主富农施以暴力的基础上，剥夺其财产。在全国各个地区，残暴的程度有相当的不同，大体上是北方更残暴，南方好一点，比如说江浙一带就比较温和一点，最残暴的事件发生在东北。在东北土改时，经常发生所谓的地主富农被贫下中农当场施暴致死，如乱石砸死的情景。典型的过程是召开极具煽动性的控诉－斗争大会，斗地主、富农，越斗气氛越高涨，越斗气氛越暴烈，口号从仇恨变成血淋淋，直至血淋淋的口号变成了血淋淋的暴行。这些暴民运动是在有组织的煽动下进行的。有很多活报剧、话剧等就是用来煽动的。其中特别出名的一个例子就是《白毛女》。
文革前的第二次群众运动是镇反。镇反一半是党和国家有组织进行的，一半是鼓动起来的群众暴行。紧跟着的反胡风运动和反右运动，也是一半有组织的，一半是煽动起来的群众暴行。在这些运动中，各个单位发动群众，煽动群众仇恨这些反革命、右派，揭露、控诉他们，直至施加暴力。
极权制下的群众运动或暴民运动，在苏联、意大利法西斯时期和德国纳粹时期都发生很多。德国纳粹能够在迫害犹太人和政敌上走那么远，非常重要的就是通过煽动暴民施加暴政。纳粹的暴政是一面迫害犹太人，一面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同时迫害所有其他的党派。纳粹上台以前的德国本是民主宪政的制度，原本存在多个互相和平竞争的政党。纳粹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了煽动起的暴民以暴力去摧毁其他党。从这点看，这与文化革命时发生的事情惊人相似。红卫兵们、造反派们，在领袖及其助手们的暗示下，用暴力摧毁领袖的敌人和自己的敌人。他们用的是与德国纳粹及其相似的手段。这样的运动在东欧发生过，北朝鲜发生过，越南发生过，古巴发生过，红色高棉发生过。其中红色高棉的群众运动走得最远，这场运动杀掉了整个国家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当时世界上，唯一支持他们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
◇ 群众运动：极权主义的起源
人类文明史上，各种各样的政治思想多如牛毛，但其中绝大部分思想都只是说说而已，从没有被尝试过。极权主义是少数被执行并有巨大影响力的政治思想。极权主义制度曾经统治过超过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文化大革命是一种付诸实施的，极权主义的一种极端的变异，是从一种极权主义到另一种极权主义的运动。极权主义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极权主义的制度基础和社会基础是什么？这是理解文革的一个重要基础。对这个问题，学术上已经有大量的研究。在世界上所有的极权主义国家中，包括中国，对这个问题的答案都有一个相同的成分：群众。
从学术的角度来看，“群众”的概念，其来源和含义，与在中国常用的“群众”的概念（作为一个人所共知的非常正面的基本概念）大相径庭。但首先需要认清，群众这个概念是从西方来的。“群众”是从英文“the masses”翻译而来（对于任何真的要反对西化的人来说，“群众”这个西来的词和概念应该被从汉字中消灭）。群众指的是没有自我意识，没有意识到自己利益的，人数众多的群体。没有自我意识和自我利益的意识的群体的突出表现是，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不会维护自己的利益，因此没有基于自己的利益，自发组织的团体，例如，行会、商会、业主会、宗教团体等。
在政治学里，一个刻画“群众”特点的用语，叫做“原子化”（atomization）。原子化的个体没有自我意识，没有自我利益的意识，而且经常没有知识。由没有个人特点、没有自我意识的原子化的人形成的人群称为群众。这样的人群易于被煽动、被利用，易于互相煽动，是暴民的基础，是暴政的基础，是极权主义的基础。
“群众”这个外来的概念涵盖各国历史上的重要相似现象。例如，１９世纪欧洲的一些暴民组织，２０世纪欧洲的许多群众运动，以及中国清末的义和团运动等。这些群众在社会里都没有自己的政治代表。他们不清楚自己的利益是什么，根本不知道只有自己选举出来领导人的才可能代表自己，而误认为伟大的领袖是天赋的。但有群众的地方并不一定会发生极权主义运动。群众成为极权主义运动的基础的一个条件是，有足够多的群众，在外力的推动或者引导下，形成无条件的对领袖的忠诚，对敌人的仇恨，形成暴力。而这外力就是领袖和他的组织的引导和煽动。因此，极权主义运动永远都有领袖和群众。群众创造领袖，领袖创造群众运动。领袖和群众是不可分割的一对。
发动群众运动的核心就是发挥领袖的作用。领袖不仅仅是一个人，而且代表一种意识形态。领袖鼓吹意识形态，群众追随着领袖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将群众和领袖紧紧结合在一起。
无条件的忠诚于领袖，忠诚于党，这是极权制中的基本成分。但是什么样的人会无条件地完全地忠诚？这些人一定是孤立的，孤立的意思就是没有朋友，没有家庭，甚至没有熟人，他才可能忠诚。他名义上可以有家庭，名义上可以有朋友，名义上可以有熟人，但是无论是家里的人，他的朋友，他的熟人，一旦他发现这些人违背了他的忠诚的原则，他一定要告密。从这意义上讲，他们没有家庭，没有朋友，没有熟人。在这种忠诚之下，这些人不属于家庭，不属于朋友，不属于自己任何熟人的圈子。他只属于运动，他只属于党。而且他认为只有当他属于运动、属于党时，他才是一个人，他才重要。所以，他们的野心和志向全都属于运动、属于党。这样的人就是群众的骨干。
哈耶克在１９４５年，基于对纳粹、法西斯和斯大林主义的观察，对极权主义和群众运动有精辟的概括。他指出，群众和群众运动是１９世纪末产生于欧洲的概念和现象。群众和过去所有的社会群体相比最不同的地方，是群众没有财产，不属于任何阶级，也不属于任何文明的传统。除此之外，他们的第一个特点是人数众多，并且一体化。前面用“原子化”这个概念，指的就是他们都是一体化的。在什么基础上可以众多的人像原子一样相似？如果他们有比较高的知识水平，他们人会辩论，会有独立的不同的看法。而群众共同的特点就是知识水平低、趣味低、见解水平低。甚至道德水平也低。这里说的没有知识，指的不是工程技术知识。一个群众可以在工程技术上受过相当的训练，可以是技术专家，但是，他对于社会没有知识，对于人没有知识。事实上，破坏道德标准，保持低下的道德水平，是告密的先决条件。在极权制度下，告密是生活的常态，人们甚至可以告发自己的家人，这是突破道德底线的事情。
群众的第二个基本特点是没有个人的信念和意志。群众在面对外界的鼓吹和灌输时，极容易接受外界的观点。有自己信念和意志的人，当外界鼓吹的时候，本能的做法是辩论，辩论本身就是抵制。但是群众缺乏这样的信念和意志，很容易接受外界的鼓吹。
第三个普遍的特点是群众的仇恨心态。仇恨有多种多样，纳粹时期仇恨的对象是犹太人，是持不同政见的人。任何不同意纳粹党的人，哪怕他是白种人或雅利安人，暴民都可以把他这个异见分子打死，不用判刑而处极刑。在文化革命的背景下，群众的仇恨称为阶级仇恨。为什么文化革命如此的残酷暴烈？因为群众有强烈的阶级仇恨。为什么文化革命时候，十几岁的女孩子们可以把她们的校长、老师、不相识的“阶级敌人”活活打死？因为他们有阶级仇恨。这种阶级仇恨从哪里来？其实他们什么阶级也不是，这都是灌输和煽动来的仇恨。暴民（或称群众）中的骨干分子，往往是最没有道德的人。文化革命期间，无论是红卫兵还是造反派，其中最骨干、最残暴的个人、领袖或者小团体，通常都有这个特点。
群众并非在任何制度下都大量存在。剥夺了人权的制度，最容易制造出没有权利意识的群众；创造出群众运动的基础。当所有个人的基本权利从来就被剥夺时，这些个人从来就依赖权力的恩赐和惩罚。在压力和引诱下，很容易被迷惑，使其成为崇拜领袖的信徒。产权是所有的个人权利中非常重要的基本权利，是决定绝大多数人自我意识的基本权利。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成为群众的人，大都是没有产权，或者其产权被剥夺的人。反之，拥有坚实的产权的个人，在其产权被剥夺之前，很难成为群众。作为对比，在北欧、澳洲、北美和英国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制度下，虽然也存在符合群众定义的人群，但是不仅人数少，产生能使群众崇拜的领袖的机会更少。因此发动群众运动的基础极其微弱。剥夺产权对社会对个人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经济层面。首先，被剥夺产权的人的精神和自由，立即因此受到深刻影响。在剥夺产权时有一个非常美丽的理论，称剥夺个人产权为了造就所谓的“公有制”（实际上是国有制）。但国有经济的运作和计划，归根结底意味着要将某个特定意志强加给全体国民。当国民对经济运作有不同利益和意见时，哪怕只是为了操作，国有经济的统管者也必须压制任何不同的看法。由于国民已经丧失了对财产的控制权，他们也已经丧失了维护自己利益的法理和力量。
◇ 文化革命与其他极权制下群众运动的相似点与主要差异
文革前的十几年里，国民都已经丧失个人的产权和政治代表权。从来未曾有过产权和政治权等基本权利的青年人，从不知道自身利益所在，充斥他们教育内容的是阶级仇恨，以及对党和领袖的忠诚。他们中的精英们等待着领袖和党的召唤，等待着为其效忠。文化革命与所有其他极权制下的群众运动的共性可以归纳为三个要点。
第一，领袖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决定了领袖是完全不受任何法、规、道德约束的，领袖的至高无上决定了社会里的任何人，包括共产党内最高的其他领导人都只能完全服从他，只要有稍微的不服从，就会导致灭顶之灾。
第二是，在领袖领导的群众运动中，煽动、仇恨和暴行紧密结合，三合一。领袖之所以会如此的至高无上，原因不仅仅是有秘密警察，更有被煽动起来的群众。群众运动里，一个核心的内容就是仇恨。没有仇恨，就没有这样暴烈的群众运动。群众的仇恨被煽动到如此程度，为了他们爱戴的领袖，他们中的一些可以杀害自己家人的、朋友的性命，更不用说自己的敌人、对手或不相识的被冠为敌人称号的任何人。彼时的中国，最重要的仇恨是“阶级”仇恨。所有人接受的教育就是仇恨阶级敌人。谁是阶级敌人呢？首先，任何对伟大领袖有丝毫疑问的人都是阶级敌人。但是，“阶级”本来是政治经济学或社会学的概念。在社会科学里，某个人的阶级是由其社会、经济地位，收入来源而决定。例如没有财产的人为无产阶级，依赖工资收入的工人为工人阶级，主要收入依赖资本的叫做资产阶级，主要的收入是从土地而来的叫做地主阶级等等。在文革之前，阶级的概念普遍被用来塑造阶级敌人，用来统治社会。所谓阶级路线是全社会中所有人就职、升迁、升学等有关前途的决定因素。在文化革命期间，所谓“阶级”的概念则更推到了极端。把任何要在政治上打击的人都称为阶级敌人。德国纳粹时期在这点上与文革时期非常相似。和文化革命不同的是，纳粹仇恨的敌人是犹太人，以及任何不信纳粹的，不相信国家社会主义的人。
仇恨离不开对群众情绪的煽动。煽动的目的是创造仇恨的情绪，创造暴力。煽动既包括领袖对群众的煽动，也包括群众之间的互相煽动。所以，煽动、仇恨、暴力三者合在一起的群众运动，清楚显示整个运动的本质是暴民的暴力活动。
极权主义群众运动的第三个共同特点是，对整个社会的全面清肃。清肃的对象非常宽，包括社会精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这在所有极权主义国家里都一样。在这方面，文化革命的清洗范围要超过所有其他的群众运动。在文化革命期间，知识界所有的的精英全部受到打击，连中学老师也大都成为革命的对象。打击面之宽是世界唯一，没有任何一个极权制度会打击到这么宽（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可能是唯一例外，而红色高棉是学习文革的产物）。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文化革命与其他极权主义体制的群众运动之间的巨大差异。第一个巨大的差异是文化革命是世界文明史上，唯一的由领袖来煽动群众，从制度上全面自我破坏的运动。这个全面自我破坏初看很奇怪，但这不是神经分裂。领袖的目的就是破坏一个旧社会，建立一个新社会，破坏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这个旧社会就是官僚制度统治的极权社会。在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的时候，毛泽东就曾经有组织、有计划地大幅度削弱过中央官僚体制的权力，但遭到了中央各部委的各种抵抗，尤其是事后。在１９６２年清算大跃进的错误（或灾难）时，在全国所有县级及以７０００党政官员参加的大会上，毛泽东被迫自我批评，并放弃第一线领导权。到了文化革命，他不仅要打倒所有这群耳闻目睹他自我批评的官僚，而且更要被破坏给予他们权力的制度。文革不仅把中央的党政官僚人员的多数都关进牛棚，送到农村去种田，而且更从制度上，正式关闭了中央的多数部门。
第二个巨大差异是文革破坏旧制度的方法。文革能“砸烂旧世界”，靠的是“群众运动”。领袖和他的助手们通过创造“群众”，煽动群众，制造“阶级斗争”，制造全面的混乱，摧毁破坏他们自己建立的极权制度。在１９６７年发布的毛泽东的一个“最高指示”中宣称，现在全国形势大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天下大乱。不在其中的人们一定觉得很疯狂，领袖自己搞得天下大乱，怎么会称其为形势大好？毛的解释是，文革乱了敌人。即，用天下大乱的方式，文革不仅打倒了所有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更重要的是破坏了官僚统治的极权制度。
第三个差异是，在全面系统地破坏了中央的党政官僚机构的同时，文革大规模地向地方放权。领袖理想的新社会是没有官僚制的，或极少官僚制的，高度向地方分权的，依赖地方在经济上自治的极权制。在这个制度里，领袖可以直接在精神上和政治路线上统治自给自足的基层社会，无需借助层层官僚体制。我把文革创造的制度描述为向地方分权的极权主义制度，或分权式极权制。对这个制度的进一步分析有待下文。
文革的暴民运动导致过千万人死、伤，过亿人受迫害（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１９８４年）。文化革命会不会重演？类似于文革的这样的悲剧会不会重演？三十多年改革以来形成的私有产权，２００４年宪法规定的对私有产权的保护，与私有产权和开放密不可分的文化、意识形态已经非政府组织的多元化等等，都朝着给我们信心的方向发展。但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最终在于杜绝上述的“群众－领袖－仇恨”三位一体现象。这取决于制度的改革。
注：本文代表作者看法，作者感谢黄磊和史颖波在本文写作中给予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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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笔记】
莫让往事尽成灰
——读王复兴《文革回忆录》兼谈我的文革心路历程
·王渊涛·
王复兴是我在北大读书时的同班同学、一个宿舍住了近五年。一九七０年毕业后就一直没见过面，后来知道他已举家移民美国。其间偶尔有邮件来往，也就问个好谈谈身体。直到２０１５年４月初，文革中的一帮好友商定在北京怀柔的雁栖湖聚会之前，他谈起要以个人在北大文革中的经历，写一本回忆录，给后人研究北大文革史留下一些亲历者的资料。他认为和清华？校相比，北大似乎还没有人做这件事，如果现在不做，也许就永远做不了。从那以后，就陆续收到他发来的回忆录草稿章节，我也都认真看了，也提了一些小建议。
通览了回忆录全部文稿，感到他这一年多里真是费了不少心血，文革的发动至今已整整半个世纪了，要对５０多年前的人物、事件进行再现，殊非易事，据我所知，他在文革中并无记日记的习惯，所有的人物事件都要靠回忆或爬梳其他资料来映证，或者向其他亲历者求证。记得他曾感慨说：写的真是累，有时半夜想起一些事，赶紧爬起来记下，以免过后又忘了。他还利用几次回国的机会，访问当年的当事人，求证某一事件的细节。２０１５年４月下旬，为赴雁栖湖聚会我去北京后，有一天，他约我晚上见面，可事先他已约好北京四中的一些同学以求证四中当年开展社教运动的一些问题，为了两不误他又重新约同学中午吃饭。也是在这次回北京期间，他再一次访问了聂元梓和当年的北大文革时的活跃人物，以求证北大文革时某些事件的细节。
当他知道我当年曾受驻北大工人宣传队的指派，协助中央刘王专案组提审翦伯赞后，便不厌其烦多次发来电邮，催促我写出文字材料发给他。由此可知，他的回忆录都是尽一切可能使用第一手资料，以避免目前一些口述历史常出现的口口相传、以讹传讹的缺陷。
回忆录用了一章叙述他在四中读高中时的经历，从中可以让没有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深切感受到文革发动前的北京普通人所处的政治生态。同学之间互相猜疑、家庭成份较高的学生受到批判、被逼迫交出所谓的“变天账”，甚至仅仅因为出身的家庭而被开除送农场劳动教养。他本人为争取入团跟被错划为右派的父亲划清界限等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会感同身受。其实在整个国家，在阶级斗争的弦越蹦越紧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莫不如此。同学、朋友、师生、同事甚至亲人之间，都需要戴上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眼镜观察对方，彼此间充斥着怀疑、猜忌、防范的心态。我在福建上中学时所经历的一件事，也可印证文革爆发前我国的政治气候。而此事几乎要改变我人生的历程。
那是我在福建一所中学读高三时所上的一节政治课，政治课教师是我的班主任，内容是小组讨论《九评》中的某一篇文章。在谈到苏共修正主义推行“三和两全”（指苏共在外交政策上推行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及和平过渡，在政党、政权性质上提倡全民党和全民国家），我记得当时似懂非懂讲了几句不同于“九评”的话，事后我怎么也回忆不起说过什么，按我的性格和对当时政治气氛的感受，决不会说出什么大逆不道的言论。不曾想被谁汇报到政治教师那里去了。他在我高中毕业鉴定中说我对反修斗争心存抵触。几个月后我参加高考，在成绩已达线的情况下，北大招生的老师因为鉴定上的这一内容而不敢录取我。那时任福建省教育厅厅长的是省委书记叶飞的夫人王于畊，她的想法是尽量多地往外省高校输送生源，教育厅要我所在中学的党支部书记作出解释，亏得校支部书记作了有利于我的解释，我才得以进入北大。这件事是８０年代初期我所在单位一个看过我的人事档案的同事告诉我的，当时把我惊出一身冷汗。
王复兴和我在远隔数千里的两个中学的遭遇，说明了在阶级斗争理论空前强化时全国的社会气埸，是怎样的剑拨弩张、一触即发。这种气场，在文革中发展到了极致，朋友、夫妻、甚至亲子之间的相互检举、揭发屡见不鲜，在很多家庭，因为文革中的这些疯狂而留下了永远的痛。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陈伯达起草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人民曰报》社论发表后，整个国家就成了一个大拼杀的战埸。虽说“５·１６通知”已指出文革斗争的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是在广大群众，这时还没有得到文件的传达，因此文革爆发初期的一段时间里，在北大各系，斗争普通教师甚至学生干部（称为修正主义苗子）和出身非劳动人民家庭的学生的事比比皆是。
在这种情况下，王复兴的处境是可想而知了。他回忆了被同班同学、革干出身的张某华纠集一批人审问的事情。这件事刚好让我碰上了，审问者知道我和王复兴关系较好，她用十分生硬的口气对我说：“你也坐下来听听”，意思是要我接受教育，和王复兴划清界限。其实我对这些自视高人一等的“八旗子弟”早就看不惯了，随着文革的深入发展，这些所谓的“红五类”们，成为保爹保娘的有之，成为向教师敲诈钱财的有之，成为求爱不成威逼她人、甚至行凶杀人的有之。今天忆起，班级的分裂自此开始，那以后我们班就没有真正坐在一起过，毕业后各奔东西，老死不相往来。由此可见，文革造成的人群以至社会的撕裂有多深！
这种状况到了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作了那篇著名的批判“对联”的讲话之后，有了根本的改变。记得当时我们“红梅”战斗队正在外地串联。拿到这篇讲话稿后，我们立即借来刻印的工具，把这篇讲话翻印广为散发，由此可知我们的兴奋心情，几个月来的围绕“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副对联的论争终有结果。虽然血统论对我没有什么压力，但我所受的教育和形成的理念对于这种天生把人分等级的做法，十分反感和厌恶。
此后，王复兴摔下了出身的包袱，积极投身文革运动之中，尽管还有他祖父后来蒙冤入狱，他弟弟在海南无端的惨遭杀害，弟妹被强制送往边疆插队。本来很美满的大家庭，在文革中家破人亡。可这些都没有影响到他对运动的热情。由于他有北京四中求学和北京市游泳队的经历所形成的人脉关系，加上他很强的社会活动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不但活跃在北大，在北京市各高校也有较多的联系，在“红梅”战斗队，他是公认的核心，就是在后来组成的“红旗”兵团和“新北大公社”里，他也是很活跃的核心成员。那时总能从他那里听到文革的各种动态及分析。
我自己虽然也充数“红梅”战斗队，但是对文革的热情始终不高，细想起来，大概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我的家庭出身和阅历，使我一直在政治上缺乏热情。我是从福建一个贫穷的渔村走出来的，祖辈世代亦农亦渔，加上父亲早逝，寡母拉扯我们四兄妹，养成了谨慎小心的行为习惯，从小想走读书养家的道路，中学时就被公认为不关心政治的人。
二是１９６６年７月底，中央文革小组的“新贵”们几乎全部亮相北大。在他（她）们主持的两次关于工作组问题的所谓辩论会上，江青和康生的表演和讲话给我形成了极坏的印象。江青控诉北大中文系女学生张少华，说她在有一个年轻的女护士表示愿意终身服侍毛岸青的情况下，勾引毛岸青。说她勾结邓拓妄图谋取毛泽东的手稿，“把阶级斗争搞到我们家里来了”以及气极败坏尖声宣布“我不承认这个儿媳妇”让在场的许多人莫名其妙。第二天在大饭厅南墙就有人就此事贴出大字报，但很快就被撕下。康生训斥工作组组长“你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张承先”更让我觉得他的霸道而毛骨悚然。他们两个人，一个是名义上的副组长实际的一把手，一个是大权在握的顾问，两人的言行给我留下抹不去的印象，事隔５０年后的今天想起，那个埸景仍然历历在目。那以后心里总有一个疑问：由他们主持的文化大革命，究竟是要干什么？能有什么结局？而这样的疑问也影响了我后面在对王关戚极“左”派的态度和北大两派的站队立场。
由于这二个原因，我在文革中总的态度是消极，接近消遥派。王复兴则始终激情高涨，我后来也想过其中的原委，可能也和他的家庭背景与阅历有关。看了他的回忆录就知道，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很深介入中国近现代的政治纷争中，我把它称作家庭的政治遗传基因。他高中就读的北京四中，是一所中共的高干子弟扎堆的名校，这些干部子弟政治意识强烈，可以从父母那里打听到很多高层政治生活的内部消息，学校的政治气氛十分浓厚，这无形中也熏陶了他。
在文革中的活跃分子中很多人，事后看来有不少人出于政治上的投机。而王复兴在后来的表现，又着实让我对他人格充满敬意。在１９６７年６月５曰，由于高层在权力争斗中的激化，陈伯达对北大聂元梓一派痛下杀手，一时间北大大乱了，各种力量在急剧分化、重组。聂元梓校文革岌岌可危。王复兴联系了全校２０个有声望的战斗队，发起成立“６·６串联会”，关于“６·６串联会”成立前后北大运动的情形，他的回忆录有很详尽而精彩的记述。我只讲一点，在风波稍平北大校文革要重组“新北大公社”总部班子时，聂元梓和本派的许多人都希望他能参加，但都为他所拒绝，这既反映他不贪权力、淡泊名利的品格，也使他在文革结束后清理“三种人”和清查“５·１６”时完全不受牵连。
阅读王复兴的回忆录可以看出来，在北大文革中出现了“保聂”和“反聂”的两大派后，我和王复兴所在的“红梅战斗队”，基本上是站在支持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的一方。这个立场在战斗队内部没有动摇过。文革中战斗队完全是自由组合，其组合的基础就是观点也就是对文革运动中的思想认识一致。“红梅战斗队”是在批判血统论的“对联”的思想基础上走到一起的，那时我们认定血统论是一种极“左”思潮，它和当时批判的王明鼓吹的革命力量纯粹又纯粹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相契合。既然我们所有人都反对“左”的思潮和做法，那就一定会沿着反对极“左”的思想的逻辑基础上走下去。这样的思想倾向又与我对康生、江青的不良印象相吻合。
聂元梓和新北大公社在北京市夺权问题上，与关锋的旧部林杰、吴传启一伙的矛盾不断激化，引起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戚本禹和后来担任了北京市革委会主任的谢富治不断对北大施加压力。因而在新北大公社内甚至在一些校文革委员中有很强烈的一股反王关戚、反谢富治的思想倾向。虽然少有公开行动，但大家心照不宣。“红梅战斗队”对新北大公社的这种思想倾向是认同的，至少在我心中是高度赞成的。我对文革开始后全国各地尤其首都出现的各种乱象，早己不满，中央文革、主要是在一线的王关戚还在到处煽风点火，只嫌天下乱得不够，“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心里只盼着这些人早日下台。这样才有后来我们战斗队冒着风险写出了《评反革命极“左”思潮》的大字报，才有胆大妄为地把名义上是《红旗》杂志社联络员实际上是王关戚派到北大的坐探张超狠狠地教训了一番的行动。不久，王关戚垮台，我们心里着实高兴得很。
“红梅战斗队”在反极“左”的思想基础上支持了聂元梓校文革，到后来两派发展到兵刃相搏时，我们全部退出运动，去看书、游泳、谈恋爱了。
作为被裹挟而投入文革浊浪中的我们这一代人，相信每一个人在自己的晚年都会对走过的这一段历程进行回顾和反思。都想对历史至少对子孙后代有一个交代。“红梅”战斗队贯彻始终的反极“左”立场，我个人认为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某些抵制，１９６７年６月“６·６串联会”成立后，聂元梓校文革稳住了阵脚，北大两派阵线分明，文革进入以内战为主要标志，“红梅”的其他成员基本退出了参加运动。王复兴也是急流勇退，拒绝进入“新北大公社”总部班子，这以后他虽然没有完全退出运动，但主要做的也是批评本派以孙蓬一为代表的激进派要把对立派压垮的错误做法，努力促进两派之间的大联合，以图恢复北大的平稳局面。“红梅”在北大文革中的这个立场，反映了对文革中极“左”派否定一切、搅乱一切、打倒一切的不满，希望稳定局面、恢复社会的安定发展的意愿，应该说这种想法和不堪文革动乱的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是一致的。正是因为全国人民有这种意愿，为１９７６年抓捕“四人帮”、结束文革运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群众基础。
聂元梓在文革结束后被判了１７年有期徒刑。在我看来，一点不奇怪。她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牵头人，是文化大革命树立的标杆人物，必然要为她特殊的身份、言行付出代价。在大字报为毛泽东定性并向全国广播之后所掀起的惊涛骇浪，则完全不是她能左右的，在北大两派分裂之后，她甚至对北大运动的走势也无法控制了，从后来陆续揭示出来的材料看，她自己对于文革的想法也有不少的变化，但这一切在审判她的时候，坐在审判席上的法官们又怎能考虑到呢？至于后来有些北大的“倒聂派”中的某些人，标榜他们当年反聂是反对文革，真正的是大笑话了。
今年是文革爆发５０周年和结束４０周年。文革结束后起航的我国改革开放事业，也走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候。当此之时，学界和民间似乎对文革的研究和反思有了一些新的气象。文革史研究的专家、中央党校的王海光教授认为：文革是增长社会理性认知最好的历史，在谈到当前文革史研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时，他认为首先是对文革采取历史虚无主义，面对文革这段“痛史”，经历者不愿谈，而年轻人又大多凭想象乱谈，因此他认为，“文革史的研究方向就是搞实证研究，先把史实搞清楚……”我对他的看法十分赞同。
王复兴的回忆录，可以说正是从事着王海光教授所提出的“实证研究”，回忆录不但比较全面再现了从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０年（毕业离校）期间北大的运动，对这一时期涉及的所有重大事件都有比较详尽的介绍，同时对北京市的文革进程中有重要影响的事件如：三大红卫兵司令部组织的发端及嬗变，对文革中北京最著名的“天、地派”之间的分歧及争斗，都有详细而明？的介绍。这些内容即使我身处北京，也不是全部明白，应该说这为今后文革史研究的学者们提供了很好的资料。
当下学界和民间的很多人都在对文革运动进行反思，反思什么呢？当然可以举出很多的问题。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要让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在法制的轨道上运行，任何人都不允许当“无法无天”的“打伞和尚”。当共和国的主席手持宪法都无法为自己辩护时，他等而下之的各色人物和平民百姓又怎能瓦全？文革结束后，在文革中受尽苦头的彭真等有鉴于此，曾积极地推动我国的法制建设，促使国家在法制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现状让我感到，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２０１６·０３·３１
□ 原载王复兴：《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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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汇编】
北京大学纪事：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９６８年８月（三）
〔编者按：《北京大学纪事》原由文革后的北大校方撰写，其中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９６８年８月这一时段的资料由樊能廷作了扫描、校对、制表，在此供读者参考〕
（上接ｚｋ１６１１ａ）
◇ １９６７年
１月
１月１日 《新北大》刊登聂元梓在全校大会上的讲话，说要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反动逆流”，号召“立即行动”，从对立组织中抓“反革命分子”，揪“反革命的幕后指挥”。说，“必须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镇压”。这期间他们抓捕了杨炳章、乔兼武和经济系教师、校文革委员杨勋等人，押送公安部。
１月４日 校文革联合４９个单位召开声讨刘、邓“反党”罪行大会，并通过《告全国人民书》说：“刘少奇是党内头号走资派，邓小平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要把刘、邓彻底批倒、批垮、批臭”。
１月５－８日 校文革联合“北航红旗”等２１个院校的造反组织走上街头，举行“向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的连续示威游行。
１月８日 ６３军和装甲兵一千多人组成的军训团进入北大，开始军政训练。
１月上旬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通知》要求向解放军学习突出政治、突出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和加强组织性、纪律性。中央和国务院还决定在北大、清华、北航搞军政训练试点。
１月１０日 《新北大》刊发李清昆在校文革常委会上的发言：《孔繁、杨克明同志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北大的代表》。其中说：“江青说孔繁、杨克明的活动就是刘邓路线在北大的代表”。同日，《新北大》发表《乘胜追击，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论。社论说，要弄清孔、杨“的反动面目，彻底摧毁他们的社会基础”。说“反革命分子杨勋”等和“虎山行”、“井冈山”、“红联军”中的“某些领导人充当了急先锋”。“他们围攻校文革、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说，“谁要坚持反革命，就要对他实行专政”。
▲同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批判陶铸大会，聂元梓在会上发言。
１月１６日 陈伯达、江青召见聂元梓、孙蓬一。陈伯达说：“王任重很坏，当着江青同志的面讲了孔繁、杨克明很多好话，讲了聂元梓很多坏话。”江青对聂说：“我们要保你，从政治上关心你，帮助你，孔繁到哪里去了，你们要揪他！”说“北大的风格不是‘过’了，而是太温了。”
１月１７日 聂元梓根据江、陈授意，组成校文革夺权指挥部，孙蓬一、徐运朴等任夺权指挥部指挥。
１月１８日 聂元梓召开各单位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联席会议。聂提出，“要立即组织人到高教部、中宣部、统战部、中监委、中组部和北京市人委各部进行夺权。要赶快行动，去晚了就不成了”。会后连夜出动大批人到中央各部和北京市夺权。其中去高教部夺权的人员进行了“四抄”：抄了一些处以上干部的家；抄了各办公室；抄了“黑材料”；抄回了各部门的大印。
１月２０日 《新北大》刊登聂元梓的署名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万岁》；并刊登攻击贺龙的文章，说要“打倒篡党、篡军、篡政的阴谋家贺龙”。
１月２２日 江青在部分高校造反派代表座谈会上支持聂元梓，批评蒯大富（清华井冈山红卫兵司令）。她说：“我们对你（蒯），自己的战友，希望你成长得更快。可是你对北大的‘虎山行’、‘红联军’、‘井冈山’的态度是错误的”。“有人诽谤聂元梓同志，聂元梓有缺点、错误……但我们的大方向是一致的，我们是共患难的战友，是和反动路线作斗争的”。（在此期间，北京市的造反派在“一月夺权”中，开始分裂成两大派：“天派”和“地派”。）
１月２３日 《新北大》发表攻击朱德的文章《把大军阀大野心家朱黑司令揪出来》。
１月２４—２６日 高教部“延安公社”和一些军事院校造反派，组织大批人到北大校内示威游行、刷标语，反对聂元梓。“北大红旗兵团”则提出：“反新北大就是反动，反聂元梓不是别有用心的一小撮，就是混蛋糊涂虫”。
１月２７日 聂元梓同清华大学蒯大富等筹划组织的“北京革命造反公社”（简称“北京公社”）举行成立大会。会上通过、发表了《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倡议书》，说要把北京市的“党权、政权、财权、大权小权统统夺过来，夺它个一干二净”。还通过、发表了《召开北京市工农兵学商革命造反派代表大会的倡议书》，提出通过代表大会的形式，“进行巴黎公社式的大夺权”。
１月２８日 １月２５日和今日校文革召开全校大会，揭批孔繁“执行资反路线的罪行”，并组织“彻底批判孔繁、杨克明”筹委会。
２月
２月１日 支持聂元梓校文革掌权的“红旗兵团”、“红教工兵团”、“东风兵团”等红卫兵造反组织，组成了“新北大公社筹备小组”。
▲《新北大》刊登《彻底清算北大“红联军”、“井冈山”的别动队——“虎山行”的反革命罪行》的文章，说：“‘虎山行’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小集团”，“新北大红色造反联军”、“新北大井冈山红卫兵”等组织“是有反动社会基础的”。
２月３日 聂元梓接见“作协造反团”负责人，决定“中国作协造反团”和“新北大”联合组织批判班子，批判刘白羽的《朱德将军传》，从而批判朱德委员长。
２月１０日 《新北大》以全部版面刊登“刘少奇罪行联合调查团”的《调查报告之一》。
２月１４日 《新北大》刊登校文革２月１０日发出的《重要通告》，宣布２月７日校文革扩大会议改组校文革常委会的决定。《通告》说：孔繁、杨克明“操纵群众，造谣中伤”，“使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处于内外夹攻的困难境地”。“对这样的坏家伙，我们就是要夺他们的权，罢他们的官，撤他们的职，从校文革里清除出去”（同时将牛占文、刘宗义、廖淑明、聂孟民赶出常委会）。改组后的常委会名单为：主任聂元梓，副主任：白晨曦、姜同光（新升）、徐运朴、裘学耕（新升）、王海忱（新升）、杨学祺；常委：孙蓬一、王茂湘、段心济、刘国政、戴新民、侯汉清、冯迎玺、陈影、唐景春。
２月１５日 “新北大公社”召开成立大会。聂元梓代表校文革表示最热烈祝贺。“公社”总部主要成员先后有：夏剑豸、卢平、刘冲、孙月才、李长啸等。“公社”成立后，各系各单位纷纷成立了“新北大公社战斗团”。
２月１６日 “中国作协革命造反团”、“新北大公社红尖兵造反团”联合编写的《篡党篡军大野心家朱德的自供状——揭穿（朱德将军传＞的阴谋》一文在今日出版的《新北大》刊出，同时印刷５０万份向全国散发。
２月１８日 ６３军军训团撤离北大。这期军训共进行了一个多月。
▲《新北大》刊登《把反革命分子杨勋的反革命嘴脸拿出来示众》的文章，说：“杨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
２月２０日 “新北大公社”召开批判“刘、邓罪行”大会。
２月２２日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成立。聂元梓任核心领导小组组长。
２月２３日 《新北大》刊登“刘少奇罪行联合调查团”调查报告之二：《评刘少奇１９６１年湖南之行》。这个联合调查团是由北大、北师大、北航等几个红卫兵组织组成的。
２月２５日 《新北大》以全部版面刊登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文章。
３月
３月１日 校文革召开部分“犯错误”干部座谈会，要“犯错误”干部站出来亮相，“起来革命”。
３月３日 哲学系教师郭罗基贴出《新北大要整风、聂元梓第一个要整风》的大字报。大字报揭出了聂元梓涂抹录音带的事，在校内引起强烈反响，也引起聂的不满。校文革常委徐运朴、侯汉清支持郭的大字报，与聂、孙分裂。
▲校行政工作委员会成立，召开第一次会议。
３月１１日 《新北大》发表题为《必须把整风运动深入下去》的社论。社论说，“校文革决定开门整风”，“在整风过程中，要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搅乱我们的阵线”。
３月１４日 《新北大》发表《向“温”字开炮》的社论，说：“‘温’是我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最大弱点”，“危险的敌人”。“温就是软，对革命的敌人不狠”，“非把‘温’字整掉不可”。
▲“新北大公社”发表声明，要“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动逆流”，要把代表人物“谭震林揪出来斗倒、斗垮”。
３月１８日 聂元梓召开红代会核心组会议，决定发动十万人游行，打倒谭震林。聂当场打电话请示中央文革，得到戚本禹批准。
▲中文系１９６２级学生沈达力，曾参加“红联军战斗队”，批判过聂元梓。江青为保聂元梓，诬“红联军”是“反革命组织”，聂等即揪斗、围攻“红联军”成员。沈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是“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等大帽子进行批斗。沈服毒后并投水而亡。时年２２岁。
３月２１日 “新北大公社”、“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北航红旗战斗队”等二十个组织成立了“彻底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大会筹备委员会”，并发表了《公告》。
３月２５日 《新北大》发表“中国作协造反团”、“新北大公社红尖兵革命造反团”合写的《刘少奇、邓小平是周扬文艺黑帮的后台老板》的文章。
３月２７日 陈伯达、成本禹以座谈教改为名来到北大。他们对社会上有人贴大字报炮轰、攻击周总理时说：“现在提到炮打某某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外，任何人都不可随便与无产阶级司令部联系起来。”陈还说：“炮轰一个人不能简单地说是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会后聂元梓、孙蓬一召开紧急会议进行传达，并将讲话印出来，广为散发。同时连续开串连会，说“要揪大个的”，“要揪出新的黑线”。聂、孙并派出许多战斗队，到国务院各部、委，收集情况，整理负责同志的材料。）
▲校文革召开第一次干部亮相大会。北大原副校长周培源，原党委常委、教务长、工作组领导小组成员崔雄崑在大会上亮相，表示一定要坚定地站在革命路线一边，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３月 孙蓬一提升为校文革第一副主任。
▲物理、数学、无线电系的部分学生成立“揪叛徒”专门班子，定名为“揪叛徒联络站”（后改组为兵团）。
４月
４月１日 “新北大公社红卫兵”举行成立大会。
４月４日 校文革、“新北大公社红卫兵”召开“彻底批倒、批臭刘少奇、邓小平”的万人誓师大会。孙蓬一发言，说要“掀起向刘邓黑司令部猛烈开火的新高潮”，“一定要把他们打入十八层地狱，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陆定一、周扬、蒋南翔、吴子牧、宋硕、陆平、彭珮云、翦伯赞、冯定、冯友兰、朱光潜等被揪上台批斗，坐喷气式。
４月８日 “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等和“新北大公社”在民族文化宫发生武斗。
▲校行政工作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白晨曦宣布：行政工作委员会在校文革领导下负责全面工作。由周培源、白晨曦、崔雄崑等组成。行政委员会主任周培源，副主任：白晨曦、王茂湘、段心济。机构有：⒈教改组组长王茂湘，⒉教务组组长崔雄崑，⒊人事组组长任利泰、余真，⒋后勤组组长田加林。并宣布行政委员会公章今日启用。
４月１１－１２日 “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等造反组织到北大游行示威，呼喊“聂元梓从‘首都红代会’滚出去”（聂是核心组组长），“聂元梓没有资格参加北京市革委会”等口号。
４月１２日 校文革召开万人誓师大会，孙蓬一在会上发表讲话，说要“迎头痛击（地派）资产阶级反动逆流”，“目前的这场斗争，意味着夺权，意味着江山落在什么人手里的问题”。“我们的口号只能是当仁不让，寸土不让，寸权必夺，寸土必争。”并指责对方（地派）是“真正的摘桃派”。
▲校文革和外校１８个造反组织联合召开万人大会，揪斗王光英。李维汉、徐冰、陆平、彭珮云被揪上台陪斗。孙蓬一发言说“血债要用血来还”，“今天，是我们向刘少奇、王光英讨还血债的时候了”。
▲晚，谢富治、傅崇碧派代表到北大，通过广播传达经中央文革批准的《紧急通知》。《通知》说：“地质、师大、清华等学校的同学同北大的争论，要在‘红代会’上解决，不能发动人到北大去。１１日夜间和１２日下午的武斗是完全错误的。希望现在去新北大的同学，一律回自己的学校”。
４月１４日 康生给聂元梓写信，说：“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组织了调查彭真、刘仁等调查团，从初步调查结果，看到旧北京市委内隐藏了许多叛徒。我想新北大应组织调查组，系统地调查彭真、刘仁等黑帮的具体材料”。
聂元梓依照康生的信，组织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揪叛徒兵团”（又称“新北大公社第二战斗队”）。数力系学生杨建铎任队长，生物系学生师春生为副队长。该兵团选定的成员均送“康办”备案。（该兵团后来携“康办”介绍信派人到全国二十多个城市查阅敌伪档案，提审在押人员，凭犯人的口供，搜集编造老干部的材料，制造了十多起大案、冤案。其中在“百人专案”中，将叶剑英按照中央决定，从国民党监狱中营救出的三百多名我党干部，全说成是叛徒；搞北京地下党一案，诬陷刘仁。他们搜集编造彭真的材料，为康生陷害彭真提供了“依据”。）该战斗队人员逐步达到１２５人。
４月２０日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聂元梓任革委会副主任。
▲聂元梓于２０日前后，授意“第二战斗队”队长杨建铎派人调查胡仁奎等人的“特务”问题，借以诬陷彭真。随后，专案组长写出了《关于胡仁奎、李伦和彭真、安子文、薄一波关系的调查报告》，经聂元梓、孙蓬一上报康生。康批转中央专案办公室“彭真专案组”。
４月２４日 校文革在校内“五四”广场召开有全市五百多个单位参加的十万人大会，批斗彭真、陆定一，控诉他们在“北大社教运动中的罪行”。刘仁、万里、许立群、韩光、宋硕、陆平、彭珮云等被揪上台坐喷气式陪斗。
４月２５日 上海、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五省、市革委会代表团来校参观。
５月
５月５日 中文系造反派批判影片《青春之歌》，说它是“黑《修养》的艺术标本”，是“一株大毒草”。，
５月１２日 《新北大》和《文学战报》联合出版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２５周年特刊，发表了“新北大文艺批判战斗团”和“作协造反团”一起编写的近五万字的《１９４９－１９６６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５月１６日 校文革召开批斗翦伯赞大会。孙蓬一在会上说：“不管你是翦伯赞也罢，‘潘伯赞’、‘吴伯赞’，也罢，如果不投降，就叫你们灭亡”。周扬、吴晗、廖沫沙等被揪上台陪斗。
▲“五一六公社”成立，发表宣言称：要批判聂元梓、孙蓬一反动路线，为“井”、“红”翻案。
５月１７日 孙蓬一写信向康生报告“第二战斗队”的组建结果及工作进展情况，请示如何上送材料。康在信上批示：“可直接送。”
▲“新北大东方红公社”成立（“五一六公社”加入），樊立勤为发起人。
５月２２日 “红旗飘”成立，发表反聂元梓校文革宣言。该组织原名“北京大学红卫兵红旗飘战斗队”，本年２月份即开始活动，其核心组成员有牛辉林等五人。
５月３１日 校文革常委会决定６月１日为校庆日。
５月 聂元梓派高云鹏去汉中６５３分校，以驻汉中分校宣传队负责人身份负责分校文化大革命运动。
▲成立校斗、批、改委员会。崔雄崑任主任，杨学琪任副主任，主要成员有刘国政等人。
６月
６月１日 校文革举办“庆祝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一周年”大会。有各地七百多个单位的七万余人参加。会上宣布《校文革关于正式通过“六一”为新北大校庆纪念日的决定》。会上，揪斗了陆平、彭佩云。
▲第一座毛主席塑像在办公楼前落成。
６月４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专院校应届毕业生分配问题的决定》，规定１９６６年毕业生、１９６５年待分配毕业生应立即进行分配。１９６７年毕业生原则上应在本年７、８月进行分配。
６月５日 晚，陈伯达来校，在大饭厅与群众讲话，说“聂元梓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批评“北大是死水一潭”。
６月６日 “新北大井冈山公社”成立，并发表成立宣言。
▲聂元梓贴出《掌握斗争大方向、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字报，说要“抓主要矛盾，狠抓大方向……彻底砸烂刘、邓黑司令部，彻底摧毁旧北京市委”。
６月７日 “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成立。
▲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发出《通告》：“决定召回所有在外地（包括本市各单位）的北大师生”，要求“赴各地和本市各单位的调查组、校刊办事处和在外地的记者”，“务必在本月１５日前返回学校”。《通告》说，“从本月１５日起，他们在外的一切活动与北大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无关。”（这则《通告》实际并未执行。）
６月８日 “新北大北京公社”成立。郭罗基参加组织并在成立会上讲话。
▲“新北大公社联合战斗团（简称联战团）”成立。
▲陈伯达说：“对新北大个别同志的意见（指５日对聂元梓的批评）是同志式的、是好意、是爱护的”。他还打电话给聂元梓说：“希望同志们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照常工作，把新北大办成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学校。”谢富治也解释说：“伯达批评是善意的，为北大同志好。”
６月９日 由“新北大公社红色清道夫”、“红梅”等１６个战斗队发起串连，成立了“六六串连会”。该会发表八点声明，说：“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革命的主要对象，是革命不共戴天的仇敌”，“‘东方红公社’、‘井冈山公社’的跳梁小丑兴风作浪没有好下场”。
６月１０日 《新北大》发表《在战斗中整风》的社论。社论说：“在最近一段工作中，校文革的领导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甚至在某些方面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开展严肃的整风运动刻不容缓。
６月１３日 “新北大福州联络站”自本月７日开始至１３日参与反军（福建军区）绝食活动。
６月１４日 《新北大》发表哲学系战斗团写的《校文革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必须批判》的文章。文章说，校文革领导人“实际上插手组织北京市两大派斗争”，加深了“左派组织之间的分裂”。对两派分歧，“校文革如临大敌，向全校发出的紧急动员令，公然提出‘寸土不让、寸权必得、寸土必争’这样的对敌斗争口号来鼓动群众”。
６月中旬 “新北大公社铁锤兵团”、“新北大公社工人兵团”相继成立。
６月２０日 高云鹏在汉中分校组织北大、西安交大在汉中的部分学生，以查抄黑材料为名，抢走汉中地区公安处１９６６年５月至年底的公文、会议记录等，造成失密。
６月２２日 《新北大》发表《批评左派、必须爱护左派——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社论。社论批驳对立派提出的北大“要全面夺权”、进行“二次革命”、“整风解决不了新北大的问题”等反对聂和校文革的口号，并说“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６月２８日 金××对聂元梓说：“关于抗缅问题，我国政府的抗议太软弱了，我们文艺界准备召开一个群众大会，发表声明，抗议缅甸政府的反华暴行，戚本禹要我请你参加我们的大会并讲话”。聂答应去，并表示要“红代会”的同志也去。接着戚本禹又找了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戚本禹说，“我们的政府调子不高，总理作事总是愿意很稳重，谨慎的，未免有点太保守了。你们要到外交部找领导同志，提出意见和批评，所以一定要召开一个群众大会，要用群众的名义发表声明，表示强烈的抗议。……会后要分两路游行，一路要到缅甸大使馆，一路要到外交部，也让外交部领导（意指总理——聂元梓原注）看看群众的革命义愤，仅仅发表这样的声明够不够，和当前的革命形势相比怎么样？”聂元梓和北大红卫兵参加了大会。会后聂元梓按照戚本禹的指示，率领红卫兵到了外交部。
６月 “新北大公社”动态组组长胡宗式称：“１９６７年初，曾加入‘湘江风雷’并任该组织挺进支队北京支队负责的许××，要我们把陷害总理的‘０００７密令’通过聂元梓，直接转到中央文革。我请示了聂元梓，她说：你们把它送到中央文革记者那里。由聂元梓电话联系，我到４４楼三楼，向中央文革记者上交了这份材料。”
“新北大公社除隐患战争队”队长赵建文称：“１９６７年春，从民族学院那里知道‘０００７密令’问题后，怀疑总理和这个问题有关系。聂元梓、孙蓬一把我们找去做了汇报，决定到湖南调查。”聂元梓说：“你们可以去，湖南是有这个密令，他们还来北京上告过，你们去了可以找一下‘湘江风雷’和‘高司’，也可以了解一下湖南军区的情况。聂还议论湖南军区是总理支持的。他们让去湖南的矛头是指向总理的。”
“新北大公社除隐患战斗队”副队长潘国华称：“５月上旬，赵建文对我讲：陈××（原无线电系学生）和孙蓬一联系，他在长沙调查了‘０００７密令’的情况，掌握了大量的材料，孙蓬一让我找陈把材料取回来整理上报。回来后，赵建文对我说：聂元梓、孙蓬一要赶紧把材料整理上报。赵建文还说：要赶紧把‘０００７案件’材料整理上报，总理就是有错误，以后中央不保总理时，整理的材料就是反总理的材料。”
赵建文的说法是：“关于‘０００７密令’的问题，是聂元梓、孙蓬一及他们的黑后台向中央进攻的炮弹。１９６７年６月５日以后，陈伯达的秘书到北大来，我向他做了汇报、送了材料。除了‘除隐患’自己送之外，姜同光告诉我聂元梓也给了陈伯达。”
聂元梓说：“赵建文对我说：材料中涉及到总理，这些材料将来都是很有用的。可以从正反中发现问题。我给想了一个办法，这些材料，现在正反的都在一起混着，就这样摆着不要加以整理，也看不出来是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材料。但是我们自己可以记住，要研究问题的时候，从正反中可以分析，需要的时候，一下子就可以整理出来。赵还说，‘他已经复印了学部的材料，里面有总理的……’。我说赵建文出了一个好主意，就这样办吧。这就形成了我们在反王、关、戚的掩护下也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的指导思想和作法。‘除隐患’后期的工作，就是做的这些工作，只有赵建文是积极参加与制定这个指导思想并是具体执行的人。‘除隐患’后来整理的一、二、三批材料，是指向总理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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