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前文）
（三）
高： 不仅阻力很大。“公有制”这个概念，实际上是不能操作的。所谓的公有制并不是真正的公有制。一大批人靠着这个公有制养活，不劳而获地过着非常好的生活。这批人和他们的家族就是寄生在旧体制上面的，他们怎么能不坚决反对改革呢？对于吃它的人来说，我们中国是一大块肥肉。如果这块肉烂了，也就吃不成了。所以他们也要改革。但如果改革的太过分了这块肉活起来变成动物跑了，那也吃不成了。所以必须把改革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讲四个现代化而不准讲更多的现代化，，讲五个也不行，就是这个原因。将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而不讲对内开放和对内搞活别的，也是由于这个原因。通过这些提法及其限制词，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决策人关心的是什么。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深重的民族灾难和面临的各种危机的深刻根源。有些危机是不可逆转的，比方说人口危机，生态危机，有些危机将影响今后起码半个世纪，比方说教育危机，当然从另一方面说，危机也有危机的好处，它对于唤醒全国人民和部分官僚阶层的人都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启蒙工作的重要的一条就是让人们看清危机的逼近，唤起人们的危机意识。仅仅这一点就有大量工作要做，需要调查研究，需要各种数据，包括你们自然科学家在内，都能起巨大的启蒙作用。如果这项工作做好了，就能变文化推进为危机推进，那力量就要大得多，同时还能加深党内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分歧，使党内有更多的人支持改革路线。
温： 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党的领导人多次宣布，党内不存在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区别？那作为维护党的统一，维护团结的愿望来讲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我们党内，有没有想把历史开倒车的人？这些人的能量究竟有多大？我想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戈尔巴乔夫在这一点上是很有气魄的，他是看到了这一点。他在苏共二十七大上做了长达六小时的《改革与领导干部问题》的报告，而且他提出了让反对改革的人离开他的办公室。当然所用的办法不是依靠文革时期的清洗，而是依靠民主的办法。更换了国防部长和防空司令，改善了军方对他的改革支持态度，包括最高苏维埃会议，更换了保守的葛罗米科。他在全世界都赢得了高度的评价。所以我感到，在中国想让历史开倒车的企图，要实现也是十分困难的。我们认识到的是，改革不可逆转。中国崭时的、一段时间内的反复是可能的，在局部一些改革的先驱者进一步遭到挫折，进一步遭受到打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当时作为一种趋势来讲已经是不可逆转了。
高： 即使我国改革失败，将来也还会重新进行改革。改革是必然要进行的，而且从长远来看是必然要胜利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尖锐的问题是：当改革进行到必然要触犯统治阶级特权利益时，会出现什么情况？他们掌握着绝对权力和装备精良的军队、警察，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为了这个，他们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记得吗：八六年那次，他们对学生们就说过“我们是用鲜血打下的江山，你们要闹，拿鲜血来换。”这句精彩的短语概括了他们数十年来理论宣传和政治教育的全部精髓。虽然这话非常原始，没有超出成吉思汗、朱元璋的水平，但是我们的每个先进的知识分子都不应该忘记这句话，忘记了这句话就要犯大错误，就要付大代价。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我希望我们不要被众多的声音，干扰了我们的视听，掩盖了这个深沉而不祥的基调。
温： 不过，话又说回来，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我们的经济基础也将决定上层建筑，我们的屁股变化了，我们的脑袋能不变吗？屁股变化动摇了，非要脑袋保持不动，人就歪斜了。这也是必然要变化的，实际上这几年我也看到了相当多的这种变化的健康苗头。
高： 从长远来看是非常乐观的，但是在目前崭时还有很多的危机，很多的深渊。即使机器是好的，也许有个故障保障装置，何况机器已经老朽了。我认为，在目前来说，人民若要保护自己，若要对官员起到监督作用，第一步是要争取新闻自由。新闻改革是当务之急。苏联讲公开化，将透明度，对改革是重大的促进。
温： 人们应当意识到，新闻是大众媒介，传播媒介，这是全世界都公认的。我想新闻的大众媒介化也是一个趋势。
高： 但是在我们中国，新闻改革的阻力最多。中国政府特别喜欢对自己的人民保密，这本身是一件意味深长的事情，可以说明很多问题。前两年听说国家统计局曾下令各地统计局销毁五七年的资料，这件事无法证实，但它符合于中国政府的行为模式。七九年我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收到原单位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一个通知，说你的档案已经清理了，该销毁的销毁了，请放心云云。后来我到兰州大学哲学系，又收到兰大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一个同样的通知。后来我到四川，由于偶然的机会，才知道我的档案里，从五七年到文革的全部材料都原封不动的保存着。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这是我国人事制度和档案制度的典型表现。同一制度反映在新闻政策上，当然也是一样。这使得政治带有一种阴谋的意味。
温： 新闻工作者要进一步地呼吁，推动我们更多的领导人和更多的知识分子，更多的人们（包括我们自己），提高承认事实的勇气和气度。能这样做是有自信心的表现。我们不要连最基本的事实都不敢承认。事实的公布包括历史事实，包括我们自己参与过的历史事实。对这些事实的承认的勇气、气度还是十分薄弱的。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中国共产党的改革，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正在这样做，包括恢复毛泽东同志的历史面貌，对若干重大的历史事实也有所披露，如毛泽东与梁漱溟的对话。但是我们感到这种改革的幅度是远远不够的。而且要求我们要有勇气，要坚持政治上的道义和正义，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民。戈尔巴乔夫这样做赢得了全世界人民，全苏联人民的好感，连萨哈罗夫这样一向批评苏联政府的人都称赞戈尔巴乔夫为开明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某种成功，正是他在政治上的得分。这将是我们下一阶段改革深化所应该打出的非常重要的大牌之一，但是我们总不能连发牌的勇气也没有吧！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挑战。
高： 既成的历史事实是不能改变的，问题是你如何评价它。对于那些把斯大林的思想、政治遗产，在我们这里是毛泽东的思想、政治遗产，当作唯一生计的人，他们为证明自己一贯光荣正确，除了封锁保密，掩盖事实以外，就只有强词夺理地，给予死人以一种崇高的评价了。这种评价最能说明他们的道德水平和悔过程度，也最能说明改革在政治方面所能遇到的障碍有多大。
温： 当然，拿这个问题来说，重新评价历史人物，评价毛泽东在历史中的地位，包括评价现在的领导人，也会知道这将是历史的必然。关键是时机。这到不到时机？还是不是早了？这是一个可以商榷的问题。我们的领导人也讲过，这应当让后代人去评价。当然，我想我们的领导人非常担心，现在来做这件事会不会引起政治上的混乱？会不会引起人们情感上的强烈反应？造成社会的不安定团结，甚至干扰我们的经济建设！
（四）
高： 时机这东西，是历史条件提供的，它的到来，无需得到任何人的认可。这不是一个看法问题，而是一个现实的时代潮流。在世界范围内，由于不断加速的瞬时全球通讯系统传播的扩大，舆论对政治的影响力空前增强了。它不但正在迫使封闭的国家走向开放，而且正在迫使所有的开放国家更加开诚布公。当然在我国，在目前来说，封锁新闻，垄断和限制信息的传播还是可能的。也有人必然要利用这种可能性的。在这个意义上讲，也许时机还没有成熟。但是毕竟要愚弄人民，现在愈来愈困难了。谁要这样，谁就必须同舆论作斗争，同那些要求个人自由权利和知情权的普遍趋势作斗争。而这，从长远来看，即使以“新权威主义”的名义来进行，也是必败的斗争。
温： 不过我们今天这么说还不是十分有底的话，因为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了。我觉得我国有几年改革的成就，以及中国发生的深刻面貌变化的基础。另外更重要的是，戈尔巴乔夫对历史进行清算，公布斯大林清洗的许多真相和文件，对布哈林集团进行彻底平反，公布了布哈林遗孀的回忆录，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图哈切夫斯基等一系列重大的冤假错案的彻底平反。他所对政治上的把握也是非常稳健的，他还是坚持要对斯大林给予历史上的评价。那么，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的胆略，正义，道义以及具体政治操作上的稳健和技巧，实际结果证明是良好的。苏联人民并没有因为对历史的清算而抛弃苏联共产党，而且苏联对改革的反应，国际对苏联改革的反应，对苏联改革是一致好评。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中公布历史真相，并没有引起社会的不安定团结。当然也有一些骚动，但这是社会运动在所难免的，能迅速得到解决的。苏联比较麻烦的问题是民族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大家都看得很清楚。这些更可以为中国共产党敢于清算历史上的错误提供勇气，说明我们是可以更早地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进一步清算历史的若干错误的。不对这些若干历史错误，尤其是对产生这些历史错误的社会基础，思想基础以及组织基础进行全面彻底的清算，那么改革的前景是不明朗的。正因为经过这种清算，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如果我们实行个人独裁，个人专制这种决策方式的话，将给中国带来何等可悲的结果。我们更清楚，我们才能加速我们的改革，我们才能推动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进程。对于这些问题，我想是一个必然的问题，必然提高到议事日程的问题。当时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对中美学者学生做演讲的时候，人们就问我，下一阶段中国改革的大问题将有多少？这恐怕是大题之一，就是说从今就要对历史进行清算，这样我们才能明确。另外一些大题也提到改善中苏关系。另外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我们应当看到，我们目前手头的大题不是非常多的，我们的选择不是很多的。所以，怎样抓住历史的时机推动我们的改革和深化，也是非常重要的大题。
高：公布历史事实会不会使人民群众对党，对党的领导丧失信心？我认为不会。因为信心只能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产生，上当受骗不能叫做“信心”，而且它也是不巩固、不持久的。谁说假话，谁就肮脏，谁伪造历史，谁就邪恶和可悲，怎么反而能树立信心呢？在这里，历史和现实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如果过去伪造了历史，现在也只有公布事实真相才是重建信任的唯一契机。遗憾的是，我国领导人还认识不到这一点，李洪林说了一句党史研究无禁区的话，结果被逐出北京，不是一个十分明确的信号吗？冲破历史研究的禁区，实际上也是一个排除改革阻力的问题。作为启蒙工作的一个重大课题，我想不仅党史，不仅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近百年来的全部历史，都有必要用科学的态度进行清理，恢复历史真面目。我想这方面的工作量还是很大的。
温： 很大。此外，还有许多很大量的工作要做。改革要进一步深化，开放要进一步加快，我们必须提高三个方面的承受能力：政治承受能力、经济承受能力、社会心理承受能力。我们在谈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的时候，更多的是谈老百姓的承受能力，包括对物价改革，价格变动，通货膨胀等等这些心理承受能力，是完全必要的。我们要进行观念更新，要体会到一定程度上的通货膨胀是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必然的，是可以解决的，而且我们必须克服困难。但是我们比较忌讳地谈到，我们也同样要提高领导干部的心理承受能力。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漂亮的话：对价格改革的攻关，要长痛不如短痛。这是指价格改革。我个人以为对政治体制改革也同样应当有一个长痛不如短痛的决心。这取决于我们政治家的气度，胆略和勇气。我想如果今天把毛泽东同志的问题拿出来讨论的话，也会痛一阵，也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混乱、动乱。。。
高： 不，为什么要痛呢？谁会痛呢？毛泽东不是遥远的历史人物，功过是非，人们心里都有一本账。究竟是帐对得上号容易引起混乱和动乱呢，还是帐对不上号容易引起混乱和动乱呢？过去伪造历史的人，现在必然封锁新闻；现在封锁新闻，也是为将来伪造历史做准备。这是虚弱的表现而不是强大的表现。相反敢于讲真话才是强大的表现。究竟是虚弱的表现容易引起混乱和动乱呢，还是强大的表现容易引起混乱和动乱呢？企图依靠新闻封锁来防止动乱和混乱，无疑是饮鸠止渴。因为事实上，不是公开化和透明度，而是新闻封锁政策要掩盖和保护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东西，才是产生动乱的真正根源。把这些东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人民评判，由人民处理，它的祸害及其影响才有可能被消除，从而混乱和动乱的根源才有可能被消除。
温： 不，我认为不能完全这么说。小小的动乱是可能的。我们也应看到，在深圳特区开始建设的时候，有少数老干部到了深圳，捧着毛主席的像号啕痛哭，说深圳完全港化，只剩下一面五星红旗。这是曾经发生过的事。我想当重新评价毛泽东的时候，也同样会产生这样的问题，甚至认为你们这是不要共产党领导了，让共产党下台，让国民党回来。也会有这种看法。但是，我认为这是少数人的看法，不代表大多数人的看法；大多数人认为这是推动改革前进的，而且将会是更加与共产党同心同德的，会进一步在共产党领导下推动改革前进的。要有这样的自信心，如果连这样的自信心都没有的话，还谈何领导中国进一步改革呢？
高： 我认为真正的信心不仅表现在经济特区的开放，也应该包括历史禁区的开放和政治生活的公开化。
温： 我这里还有这么一个例子。最近我在日本参加一个太平洋时代的东亚合作协调国际研讨会。在会上有南朝鲜的学者对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同样提出了批评，而且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正式把斯大林和希特勒列为。。。。。。（此处录音不清）。我在会上作了一个发言，我认为共产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是对人类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完全是正确的，而且唤起了千百万人为这信仰而奋斗，甚至为此献身。我们的先辈正是这样做的，而且在全世界相当大的一块土地上取得了成功，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问题在什么地方？问题不在于共产主义出了问题，而是在于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实践出了问题，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发生了严重的错误。这是尖锐的历史事实。如中国的“文革”，斯大林的“大清洗”，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中国的改革，都在一齐作深刻的反思，认识以前的错误开辟以后的道路。这正像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全民族反思一样，所以日本建立了“和平宪法”，表示日中世世代代永远友好下去。我想这一点中国也应当这样做，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我原以为，我的发言会引起南朝鲜、日本学者的强烈不满，然而我事后一听，才了解到南朝鲜和日本学者对我的发言非常欣赏。这就说明了你越是有诚意，越是敢于面对历史，面对现实，敢于承认在历史上所犯的错误，反而会赢得全世界人民的赞同。
高： 如果要从主义出发来谈的话，我想你也会同意，我们国家所说的共产主义，同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一回事。此外，我们以共产主义的名义所做的一切是不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则又是一个问题。马克思曾经把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独立于世界发展过程之外的政治经济形态来考虑，列宁在同普列汉诺夫的争论中，也曾经对半亚细亚形态在俄国的复辟表示过忧虑。我想对于这种东方历史的特殊遗产，我们不仅没有人研究，甚至好像还没有人发现它。我想这大概就是我们领导人称之为中国特色的那些东西的基础，它决定了我们的经济状况不能抽象地拿来同曾经在不同条件下获得发展的其他一些国家相比，例如，我们的工农业生产甚至不能为社会发展提供必要的卡路里，但却生产出世界上先进的火箭和核武器；国内大批大批的人饿死，但却有整船整船的大米运往古巴。这也同二十至三十年代两次大饥荒期间的苏联能拿出大笔的钱来扶持共产国际一样，反映出一种共同的经济特征。我想这些特征，与其说它来自某种意识形态，不如说它来自遥远的历史传统。如果我们考察这个传统与现实，我们就会发现，在这里面并不存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种阶级斗争。这不是说没有阶级，如果用列宁给阶级下的定义来区分，直到现在还是有阶级的，但是没有阶级斗争。这是因为被压迫者没有可能进行斗争。这里面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
（五）
温：我认为中国改革面临的危机，与其说是在经济上，不如说是在精神上，这就是：改革的信心普遍不安，改革的士气普遍低落，对改革的评价普遍过低，改革的社会凝聚力普遍涣散。这些问题的解决比经济问题的解决困难得多，但是也重要得多。我想与你一起探讨的是，怎样加强对改革的评价？怎样提高改革的信心？怎样增强改革的社会凝聚力？我最近有一个看法，要加强社会凝聚力，我们在意识形态中应该做些什么？最近我和一位老同志的谈话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他认为，更多地应该强调公民意识、社会意识、民族意识、国家意识。我认为很对。我国大多数人公民意识淡漠，认识不到作为一个公民应有的权利是什么，义务是什么。比如说公民权利，批评政治的权利，首先没有意识到。比如说，公民的责任，我国目前发生经济困难，每一个公民都有与政府部门一同解决这些困难的义务、责任。第二点就是社会意识。我们的社会道德普遍降低，我们感到在社会上人们的冷漠、自私、麻木不仁，对大家的事漠不关心。上海展览馆着火，十多辆消防车到现场，在场的几百名青年工人，没有一个人去引路，协助消防队员登楼救火。还听说有一个小孩掉到河里，岸边一大堆人围观，讨价还价，要给多少钱才愿下水救人。这是多么可悲的民众，这是多么可悲的社会意识的低落！甚至可以说中国已经到了“倒了油瓶无人扶”的地步。还有就是民族意识。我们中华民族今天究竟在世界上占有什么位置？我们再也不能像过去一样沉醉在洋洋自得之中，自以为在世界上很了不起。我们应该看到，我们过去在电视片《霍元甲》中被人指责为“东亚病夫”，我们今天则面临着要被人指责为“东亚懒汉”了。我们在《参考消息》上看到，在日本大公司里，人们教训不好好干活的年轻人，他们就说：“你们千万不要学中国人”。这是一个信号，中国人到了美国、日本、香港都被当作懒汉。我去了三次美国、三次香港、六次日本，我从那里得到的普遍反映是，大陆出去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干活特别懒。这说明我们中华民族的素质正在退化，中华民族的优点也正在迅速退化。这难道还不足以引起我们的警觉吗？国家意识是要使国家富强，这关系到中国在国际参照系中的坐标落点的问题。我感到，我们仍然非常满足于小康之家，一般人仍然很满足于一点小小利益，甚至为了一级工资、二元奖金吵得面红耳赤，打得头破血流，而没有想到整个国家的地位，包括现在所面临的严重困难。所以我个人认为，这四个意识的加强是增强社会凝聚力的有力动力。
高： 关于“凝聚力”的问题，我有些不同的想法。我认为在当前，要强调自我意识、主体意识、个体意识（也就是权利意识）、忧患意识（也就是危机意识）。要防止有人借口您所讲的那四个意识，用义务来否定权利，用整体来否定个体。用道德来代替法制（用人治代替法治），用对规范的遵从来压制人们的创造力。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的根，是扎在每个个人心灵深处的，不是外在的共同规范。因为国家是人民的国家，所以人民的要求也就是国家的要求。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你不培养爱国主义，人民也会爱自己的国家。国家和民族是人们的家园，是人们的归宿，是人们灵魂的故乡，人们怎么能不爱它呢？人们的意识又怎么能与人们的情感相矛盾呢？但如果不是那样，如果国家机器成了官僚集团压迫剥削人们的工具，如果国家把全社会都变为服务于一个特权阶级的工厂，如果人们要吃饭国家要炼钢，人们要住房国家要挖地道，人们要土地国家要合作化，人们要家庭国家要公共食堂，人们要了解情况发表意见国家要封锁新闻、打击批评，人们就会感到在祖国的土地上无家可归、颠沛流离象在遥远的异邦，又怎么能有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公民意识和社会意识呢？如果人们常年辛劳受苦而得不到应有的报偿，也不知道自己创造出来的财富消失到哪里去了，工作变成了被征用，变成了没有意义的活动，觉得工作得越多损失越大，他们怎么能不懒惰呢？何况还有一份稀薄的大锅饭可以维持生命，为什么还要工作呢？国家一直在盘剥算计他们，所以他们也千方百计算计国家，不劳而获是占国家便宜的最简易的方式，为什么不呢？比起特权阶级挥霍浪费民脂民膏的行为来，这算什么错误呢？中国人民是勤劳善良的人民，他们的懒惰是制度培养出来的，他们的不爱国是国家训练出来的。现在他们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公民意识都单薄了，他们的自卫能力也增强了，所以“老干部”们感到有必要再次培养这四种意识了。我认为这是好事而是坏事。
温： 这正是中国人最缺乏的意识，他们只看见眼前自己的一点小利益。特别是许多知识分子也这样。这很不好。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状态是发牢骚、不满，却无所作为。这不能算是现代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也要现代化。知识分子要有一种使命感，要更多地考虑怎样帮助国家渡过难关，怎样做出自己的努力，能呐喊的呐喊，能操作的操作，能治学的治学，推动社会前进。要看到，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障碍之一是国民素质的普遍低下。知识分子作为国民中比较有知识的阶层，有责任和义务来帮助提高整个国民素质。包括克服他们自身的人格弱点，包括推动我们领导干部来一个观念更新。这是现代化的关键。
高： 知识分子身上存在的问题，实际上是全体国民的缩影。中国老百姓的各种毛病在知识分子身上同样存在，例如官本位、宝座崇拜、农民意识等等。我们的知识分子团体都像是一个个小小的官场，连开个会都要按照职务等级安排宾馆里不同档次的住房，为争当理事、主席、秘书长之类争得面红耳赤。那些歌功颂德的文章，粉饰太平的文艺作品，颠倒黑白的“史学”著作，冒充“哲学”的政治宣传，以及批判各种“错误思想”的杀气腾腾的文章，都是他们搞出来的。至于“民主党派”那些人，比方说许德珩、周谷城、费孝通、钱伟长那些人，就更不用说了，是连最起码的自尊心和脸面都不要的。
温： 我们知识分子有很多牢骚不满，我们也可以痛快地谈。但是我非常希望同时要为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的前进出主意去设计，包括增强社会凝聚力，包括解决现在的信仰危机，包括解决现在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念、传统道德观念的崩溃。我们不仅要强调破，而且要注意立。改革，非常重要的是立，我们过去总是破，但破了以后没有人来立，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我最近在一次讲演中讲到我们过去的政治偏见太深了，动不动就谈什么主义之争，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所谓注重于“名教之争”。名教之争是不得了的。不同意见可以被宣判为异教徒，就像欧洲中世纪一样，甚至到了文革时期，“宁要社会主义的草而不要修正主义的苗”这样荒谬的程度。所以我最近提出，对于人类世界的进步，固然有REVOLUTION,有革命，有资产阶级革命，有无产阶级革命等等。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更多的不是REVOLUTION,而是EVOLUTION，是进化，是人类在进步的过程中间，各种法则、国际惯例、制度、理论知识的积累、进步和不断发展。比如说管理制度，我们刚刚开放的时候认为它是资本主义的东西，那是人压迫人的管理嘛，我们怎能学习呢？后来才慢慢发现，很多工业发达国家的管理制度只不过是管理科学的EVOLUTION,进步而已，这是任何东西发展所必须遵循的共同规则。现在老百姓为什么不能去接受涨价，这实际上只是意味着我们几十年来的宣传，我们把通货膨胀只当作资本主义的罪恶和弊端。我们认为社会主义不应该有这个东西。今天我们可以说是自食其果。实际上我们应当让更多的国民知道，通货膨胀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免的事情，是共同的规律。都要涨，而且人家比我们涨得大，巴西曾经达到200%，他们照样也渡过去了，难道不能给我们启示什么东西？最近我们总结了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间所遇到的共同难题，那就是官员腐败，通货膨胀，收入的悬殊化，还有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崩溃。这是一个共同面临的难题，就是上上下下都在关心的。上面关心怎么办，下面看着你怎么办。实际上一些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这方面也积累、提供了不少成功的经验。最近中国公民很多都看了香港电影《廉政风暴》，看了香港政府是怎么解决官员廉洁问题的，怎么制止警察的恶劣作用的。另外还有新加坡的反贪污局，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法制机构。而且香港廉政公署它是有一整套怎样执行自己的权利的条例。这些都能给我们启发，还有反对浪费，我举个小小的例子：公家的信封信纸作为私人通讯用的，每年国家就要花费几十万。在美国，政府官员的信封上都印有一行铅字，表明是公用的，如果用于私人通信，要罚款三百美元。这就是法制化。所以他们的浪费很少。要治理贪污、治理浪费、要法制化，而法律必须具体化、明确化、细则化，不要模糊化。而实际上我们现在治理社会却常用一些模糊的概念、模糊的罪名给人治罪。比如说五十年代的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胡风分子，走资派，三反分子，打击了多少人才，也是模糊概念。那个法令上对走资派做过明确的规定呢？包括后来的“精神污染”“自由化”，都是一些模糊的概念。用这样一些模糊的概念考虑问题是很难的。也让人普遍地缺乏安全感，因为这些帽子能随便扣在任何人的头上。法律上没有明确解释，于是，谁有权，谁就可以对之做出解释，这就麻烦了。
高： 这就是无法制现象。从理论上来说，这种现象是合理的，是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对这样的理论，要不要批判？批判就是破，破是立的必要准备。如果传统伦理价值观念和传统道德观念成了那种理论的根据，那么，它的崩溃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它意味着人的觉醒，意味着人的自卫能力的复活。上当受骗不能称之为信仰，因此觉醒和复活也不可以称之为信仰危机。如果可以，那么这种危机正是应当加深的。使它加深就是启蒙，唤醒人民大众起来为改革而奋斗，社会就有了凝聚力了，中国就有希望了。我想这些根本问题上我们的看法会是一致的。具体问题还多，以后有机会，再一个一个地深入讨论，好吗？
（全文完）
《新闻自由导报》一九九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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