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海军医学系第五学员队……
一
一九八二年夏天，海五一百名同学来到了海医系，开始了期盼的五年学医生涯。我们十七八岁、血气方刚，我们踌躇满志、跃跃欲试；我们是天之骄子，时代的宠儿。阳光是那么明媚，空气是那么清新，未来是那么的诱人，整个世界铺在我们的脚下，正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五年大学生活。一切是那么的新奇，一切是那么的神秘，一切是那么的美好。我们是一群幸运的人，让人羡慕、让人骄傲，让人呵护。经过五年的锤炼，我们将凤凰涅槃，我们将彻底蜕变、脱胎换骨，我们将去掉蝉衣、脱颖而出，摇身一变成为一种特殊的人，一种掌握特殊技能的人，一种可以治病救人、起死回生的人。
学医的第一阶段是打造地基的艰苦过程。与中学时代的学习相比，大学基础医学科目的进程要快的多。三十五门功课要在四年里修完，几乎一个学期要完成四到五门全新的课程。从中学的一个学期上一本书到大学里四五个星期就要学完一门学科是个艰难的转变和适应过程。数、理、化、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胚胎学、组织学、生理学、人体解剖学、免疫学、微生物、寄生虫…… 距离到能给人看病做手术还有十万八千里的路途。前程是那样的遥遥无期，五年的大学时光，显得是那么的漫长，令人难忍，也令人惆怅。高年级的同学安慰我们说，快了，快了，等学了病理，再学了药理，能给人治病的样子就慢慢出来了。上了临床，有一位医生还给我们总结了做医生的三个工具“素”：抗菌素，激素，维生素。后来有中医前辈透露给我当中医的诀窍，这个诀窍就是：知阴阳，辩寒热，先天、（补肾）后天（调理脾胃）和活血化瘀；凭六味地黄，香砂六君子，桃红四物三个方子就可走遍天下。
五年的医学院生活在不知不觉中慢慢走到了终点，回头观望这紧张、艰难却又充实的时光忽然又让人感到这五年的时间是那么的短暂。毕业后年复一年的临床工作，让人感到时光飞逝的越来越快。记得当年一个四十出头的病人对我说：大夫，过了四十，您就会感到日子会消逝的更快！转眼之间，三十多个年头绝尘而去，海五同学都过了知天命之年。时光像手中握不住的流沙，透过指缝，悠然撒落，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我行我素、无情地远去。
一九八七年夏天，五年艰辛的医学院生涯终于捱到了毕业的这一天。海五一百名同学历经了无数的考试，无尽的波折，五年来千辛万苦的日日夜夜，多少欢乐，多少迷茫，多少惆怅，多少汗水，多少失落，多少辉煌？正果，终于得以修成！海医五队的一百名同学全部顺利毕业！
二
在毕业到离开学校的这一段时间里，空气中笼罩着忧虑和紧张的气息。人生面临着命运的的抉择，而命运却几乎全部悬系在一纸分配命令上。命悬于一纸，两眼一抹黑，现实显得虚无缥缈。在命运面前，人们是如此的无奈，听天由命的感觉、等待审判的日子是那样难以言表地充满了焦虑。毕业的快乐和轻松还远远没有到来。
医学是一门特殊的实践性行业，大学五年的学习只不过为这个职业刚刚创造了个可以开工的前提。德国的行话叫“刚刚取得给人抽血的资格”，按德国法律只有医生才能进行抽血这样的“人身伤害”。要成为一个真正经验丰富、技术成熟、思路灵活可以独挡一面的职业医生，医学院毕业后的五至六年的专科医生训练是医生培养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最重要的环节。
德国对医生职业的法律规范最早可追溯于1893年的《医生考试法规》 （ Prüfungsordnung für Ärzte）。立法者用立法的形式把医生职业法定为国家管理的特殊职业, 以避免这个治病救人的行业沦落为以追求利润为目的一般的商业行当。对医学课程的设置，范围，时间以及国家考试过程都进行了详细的界定。欧美对医生大学毕业后的职业训练有一套法定的规范，明确规定这一阶段是医生培养体系的组成部分。比如美国有247所 (请见Wikipedia的列表) 有资格规培医生的教学医院。（Teaching Hospital）美国四年医学院毕业后，大夫们要在这些教学医院里经过3年的住院医生（Residentship）和3到4年的专科医生的训练（Fellowship），至此医生的正式学习生涯才算大功告成。德国对大学毕业到专科医生考试这段时间的医生称为“正在做专科训练的医生”（Arzt in Weiterbildung）专科培训时需要5到6年。每个专业的培训都有详细的具体的培训大纲，其内容详细到必须完成的某种手术的历数，才能满足专科医生的报考资格。这样的办法保证了全国医生科学培养的学术水准。培养出来的大夫，无论今后在什么样的医院工作，其学术水准都大约在一个相当的水平之上。
医学生刚从大学毕业，虽然已经有了医生的职称、拿上医生工资，其实还只相当于炼钢厂高炉里炼浇出来的上好的钢坯。这上好的钢坯要成为精巧的工艺品，还要经过精心的设计，经过无数道的工序打磨、精雕细刻、千锤百炼，最后完工才能最终成为派的上用场的精密良器。
长期以来，我国无规范化住院医师培训制度，学生从医学院校毕业，就直接分配到医院从事临床工作，以后的能力和水平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所在医院的条件和水平。按照我国的《医院分级管理标准》，医院分为三级，每级再划分为甲、乙、丙三等，其中三级医院增设特等，即三级十等制度。一个毕业生一旦被分配到所谓“下级医院”，一辈子的学术水平基本上就基本上被定了型，几乎没有调往上级医院工作的可能性。几年之后到上级医院进修，带自己的老师就是当年同一宿舍的同学。医学院网罗了最优秀的人才，社会花了大量的金钱和投入，辛苦培养出来的精英，却让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得不到应有的职业训练，功亏一篑甚至荒废了专业。一方面国家人才奇缺，一方面又肆意地藐视人才、浪费人才，这是我国多年来几乎在各个领域里都出现的奇特景观，如同一群精明人在忙活一堆糊涂事。
经过这几十年的努力，谢天谢地，2013年12月31日，国家卫生计生委等七部门终于联合出台了《关于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要求到2015年全面启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到2020年，基本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所有新进医疗岗位的本科及以上学历临床医师，全部接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人生中最可怕的其实并不是艰难困苦，并不是离乡背井、浪迹天涯，也不是待遇差、挣钱少，甚至不是流血牺牲，人生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前程没有希望。对一百名等待分配的同学来讲，此时此刻的最大心愿是能被分配到一家大医院，这样，人生的轨迹就会明朗了许多，人生的胜算也随之加添，最重要的是平生所学不致于荒废而可以精进而成才。
记得刚入学不久，就有先知先觉的同学向队干部询问有关毕业分配的事。到了毕业等分配的这一天，无论是谁，无不内心焦虑、寝食难安，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讲，人生的道路几乎就取决于一纸分配命令，个人的前程好像就取决于这一锤子买卖。命运如同一段激流中的落木，无论怎样地挣扎，却只能随波逐流，让人无可奈何。很多人感到从未有过的茫然。在生命之路中的十字路口，越是关键越是身不由己。激流中的落木在滔滔的波浪中是那样的无助，不可支配，不可掌握。分配到一个好医院、能分配到一个理想的单位、一所离家乡近一些的上级医院可以说是所有同学的全部期盼。
造物主制造的各种嚣皿，当然可以派作不同的用场。对器皿本身来讲，谁不愿做个高贵的嚣皿，装盛美酒琼浆？谁又愿意做一只任人随意打破、任人毫不怜惜地丢弃的卑微的容器呢？
三
毕业最好的去向当然是留在本校，在全国一流的高等学府工作，前程不言自明。正如队长教导员所言，留在大学，不出意外，二十年后您就是某个方面的专家教授、学术权威。如果不想在大学呆了，从上海的顶级医疗单位往外地或下级医院调动则是易如反掌，上海大医院来的高年资大夫，哪个医院不欢迎呢？反过来说，你从小县城医院往上海的大医院调一调试试看？
在大学工作不仅要承担繁忙的临床工作，还要承担起教学和科研的任务。在当好医生的同时，还要能写会讲。就算有这样的才华，也不见得人人都愿意选择这样的繁重的职业道路。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按自己的意愿，选择一种适合自己、自己也愿意的专业生活方式，无论当时还是现在，估计只有极少数的人在心里默默地盘算着。绝大多数的人一心只希望自己有个“好着落”、有个“好去处”就谢天谢地了，哪里还顾的上想什么“我适合干什么”？就算是这么想，估计他也想不出什么一二三来。从小到大有谁问过我们我们自己的意愿？我们自己思考过自己适合干什么吗？所有的“选择”几乎都是家长和别人的安排或者是命运的驱使，生活给予的可以选择的可能性在那时的中国社会常常是了了无几。
和军医系相比，海军系统的三大舰队总部都设在青岛、宁波、湛江沿海繁华大都市，再差也不会像军医系同学那样，面临去新疆、进西藏、上高原和进入不毛的可能去向。传说系里有高年级同学，分配到基层医院犯浑，耍小脾气，以为自己大学毕业了不起、是什么大牌，不大听招呼，结果引起单位首长震怒，被发配到舰艇上去“扔揽绳”。据说这样的结果是，过了几年就会忘光五年的幸苦所学，除了酒量大增之外，只认得“S”和“老K”了！
不知不觉，大家下意识地把留在大学做成了分配好坏的参照物，好像分到哪都没有留校好。海医系最令人胆寒的去向是“分到海南岛”。海南岛意味着边远和艰苦，医疗条件和业务水平当然不能和大城市的大医院相提并论。海南岛究竟有多苦，其实大家并没有什么切实的概念，大多不过是些个传说而已。比如有人把海南岛形容成什么“几块破石头加上几个人”这样一种绝望的境地，并无什么道理。最大的心理障碍是，分到海南岛这样的天涯海角还多少有一层“发派充军”的色彩。同学之间，总有些竞争和攀比，谁要是分到了这样的天涯海角去，在同学面前特别没面子、抬不起头来。平时同学打闹时的口头禅是：再这样下去，犯了错误，那么去海南岛就成了我的事了！可见同学之中对分配海南岛的误解和成见之深。
平心而论，当年的分配去向还是非常好的。100人中，光是留校就有18名之多。与现今博士生都难留校相比，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如果再算上北京，上海，杭州，宁波，舟山，青岛，旅顺，大连，烟台，威海，桂林，湛江，广州等等的大城市好医院，简直就是让人羡慕的很。当然也有几个名额去海南岛这种所谓『不理想』的地方。这可能也是唯一一个所谓『不理想』的地方了。但这是现实的必然，纳税人投资培养的人才当然要安排到现实需要人才的地方去。去海南岛有7个名额，总得有人去啊。
我估计最伤脑筋的是队干部和系里安排分配的首长们，特别是直接管理我们的队三个队干部。纵观100人的分配名单，很容易看出就近离家的原则，部队考上的同学是哪儿来哪儿去，地方考上来的同学是: 南方的同学往南方去，北方的同学往北方分，全队没有一个人例外。然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海南岛总有7个人要去，队干部只是具体的执行人，这一切只是他们的Job而已。谁要是分到他不想去的地方，却很容易迁怒于队干部，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对自己不好。我亲眼见到过有人出言不逊、蛮横无理、斯文扫地。在这段时间里，我经历了三个队干部无比的温柔和天使般的耐心。他们可以说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甚至是你打他的左脸，他还有伸过右脸来给你打。其实这应该是人格尚不成熟的毕业生们的耻辱，对一帮人格尚未健全的小孩，大人们除了哄哄骗骗之外，还能有什么好办法呢？很快，现实的皮鞭就要狠狠地抽在这些自以为是的毛头小伙们的脊背上，那少数几个千煮万煮也煮不熟的混蛋们很快就要在现实的高压锅里骨碌骨碌的顿熟起来。让他们离校前再享受一回象牙塔里的纯真、再品尝一次人间的温柔、让他们再占一把学校的便宜也无伤大雅。（我和另外五位同学在福建基地报到时所经历的下马威和杀威棒请见阮同旧作【海五岁月·隋同学散记】）
“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不知如今是否还是这样地做政治思想工作。没有相应的政策比如双倍的工资或者在一定的工作年限后可以回乡的承诺，光靠发一个挎包、一条毛毯，用比谁“思想好”的办法，不要说是现在，就是当年也是一种非常艰难的工作方式。但不管怎样，让“思想好”的人自己主动报一下名去谁都不愿去的地方，让“思想好”的人随一下他们自己的心愿，也不失为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人各有志，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如果您真是有这样的选择和打算，一提出来，不仅能够立刻实现自己的愿望，还帮了领导的一个不小的忙。更重要的是您成全了一个一点儿也不想海南岛去却非去不可的人，因为您的选择，他得以获释。但是，您一定要想清楚了，一定要的的确确是“思想好”。切莫耍什么鬼心眼，搞什么瞞天過海、調虎離山、暗渡陳倉、苦肉計，自作聪明。要是您以为组织上认定您“思想好”就舍不得让您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了，那您就大错特错了。在天地鬼神面前发的誓言可是一字一句都算数的，鬼神们可是把你的话字字当真。他们不会、也没有这个闲心去探讨你到底想要什么，也不会去揣摩你话中的含义。据说阴间的小鬼只会走直道，不会拐弯。就算您不知道这阴间的规矩，但“军中无戏言”您总听说过吧？
四
毕业前夕，大学训练部的蒋处长特地到实习点来为我们即将毕业的同学做了一场报告。医学院最后一年的临床实习将近尾声，毕业分配近在眼前。同学们即将面临人生的一次重要转折，思想上的问题和疑虑非常多。蒋处长是上海人，身材微胖个头不高，他态度和蔼，条理清晰地为我们分析毕业后的可能前程。蒋处长声调不高，心平气和地捏着手指，四平八稳地娓娓道来，就像个知心的长辈和我们单独地促膝谈心。他告诉我们，天生我才必有用，虽然人人都想留校，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在大学工作。去基层并不见得就低人一等，去基层也绝不表示人生的完结。当然你可以借口基层条件差放纵自己，过一种『过了几年只认识“S”和“老K”了』的生活。除此之外，有的是完善自己、奋发图强的成长和上升道路。
每个人总是渴望在人生道路上能遇到能提携自己、给自己指明道路的贵人。其实这些贵人无时不刻地出现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时刻。只要你有心，用心去体会、用心去思考就会意识到贵人的建议、就会少走很多的弯路。
蒋处长的这个报告影响了我们的人生，三十多年过去了，海五同学没人放纵自己，分到外地的同学，凡是自己愿意的，几乎无一不是如愿以偿地通过考研究生的方式回到母校和上级医院。留在当地的同学，绝不气馁，自强不息，通过各种手段完善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如今，他们几乎无一不是当地大名鼎鼎的名医和技术骨干、学术带头人。
蒋处长的话让我思念到如今。世界上的事绝非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非好即坏、非白即黑。这个选择你觉得不利并不见得对别人就不好，我们诟病的却是别人羡慕的, 黑白之间还有着数不清的颜色。香花毒草之间，更多的是千姿百态不香也无毒的奇花异草。大学毕业只是人生中的又一个起点，此时所遭遇的境况只是今后将要经历的很多境况的一种，也许不尽人意，但绝非一锤子买卖。按自古“人生十有八九是不如意”的人生经验，分配的不是十分的理想绝不是什么值得大哭一场的事情。日后的人生道路上还有着数不清的变数和机会，出路多的是，还远远还谈不上什么成功或者失败。阿Q被砍头之前，可以说是已置身于山穷水尽的死地，死到临头，阿Q还是竭力喊叫出一声“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阿Q还真不是个孬种！
蒋处长的话还让我联想到，如果一件事的可能性小，也可以有做好可能性小的事情的办法。如同德国谚语所言：面粉少的话，那就烤小面包。小小的面包照样可以匠心独运，做的美轮美奂。魔鬼存在于细节，同样上帝也存在于细节之中。事情虽小，却仍可以精细巧妙地经营，做出极致。平凡的生活难道就不能过出精彩的人生吗？
五
我们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环境内，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被人为地割裂，不客气地说就是被欺骗、被愚弄。“中国人民很幸福，世界人民很痛苦，内部和外部的敌人非常坏”是我们被多年宣传教育所形成的无形的心理基调。我们眼中的世界非好即坏、我们对事物的判断非白即黑。只要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只要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党和国家通过全盘公有制垄断了一切的出路和所有的饭碗，城乡户口制度使农民成了丧失迁徙权，画地为牢成了地地道道的农奴；自由谋生权的丧失使知识分子的脊梁从此被彻底地打断，人身依附几乎是他们唯一的出路。不和国家政权合作往往就是死路一条。天长日久，人们的思路也自然而然的停留在听天由命的僵化状态，因为天下别无他路。
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获取信息和改善思路的环境有了很大的转变，但长期形成的有形和无形的等级观念、攀比心理以及许多自设的莫名其妙的好坏标准依然存在。人们想问题很容易钻牛角尖，看世界也容易剑走偏锋。既然体制外没有出路，那么在体制内寻求最大的利益便自然成了人们努力的方向。避害趋利永远是人类的行为准则。在体制内上升的最直接的办法自然是靠“表现好”。在波澜不惊的学生生活中，除了学习成绩好、守纪律好掌握外，如何“表现好”还真是个难题。
有一个简单的“表现好”的办法是向组织靠拢。解决“组织问题”的本身是进入体制内的一块敲门砖。如果你成了党的人了，那你的个人前途自然是好处多多。我当时对这“入党”毫无兴趣，那时可以说是鬼迷心窍地一个心思想去美国。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想法，组织上让我们“爱舰、爱岛、爱海洋”、“爱护军舰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你却爱去美国留学。但我心里的辩解是深造学成后不是可以更好地为部队服务吗？
我母亲知道我不想入党后很着急。文革时她们单位政治学习，那时南京街上有不少安徽的乞丐拖儿带女地满街乞讨，于是有“思想好”的同事在会上用心表演，怒斥这些乞丐都是阶级敌人装扮的，说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贬低抹黑社会主义。我母亲当然表示异议，这样的态度使她遭了殃。在中国社会一个重要的生存要领是颠倒黑白、睁眼说瞎话。
金正恩将军在离中朝边境只有一百多公里的地方搞了第五次原子弹爆炸核试验。这里离中国的吉林很近。核爆引起的相当于五级地震的强烈震感造成了吉林地区居民的恐慌，学校的孩子们进行了紧急疏散。按照朝鲜尚未成熟的核爆技术和简陋的试验条件，这样的核爆非常有可能造成核泄漏事故。核泄漏一旦发生，第二个切尔诺贝利的惨剧就会重演。届时，不仅中国人死伤无数，中国的东三省还将成为几十年几百年的无人区。为此，美国的两架战略轰炸机飞至韩国上空对朝鲜示威。人家在我们家门口进行了五次之多的核爆炸，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却对着美国,正气凛然说: “中方在半岛问题上的立场非常明确，就是‘三个坚持’…… 大家也知道，自从朝鲜进行第五次核试验以来，半岛局势已经非常紧张了。我们呼吁所有有关各方都能够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加剧紧张的举动”这种自以为无懈可击的废话不知重复了多少遍，他自己也不嫌烦。什么坚持无核化？朝鲜早就有核了！怪不得有人骂他们“你们的眼睛瞎了吗？” 这很让人怀疑,中国外交部和朝鲜不仅是一伙的,很可能还拿了朝鲜人的红包。中国社会颠倒黑白、睁眼说瞎话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如今。
我母亲知道我的态度后，写信来规劝我说，你不想入党我也没办法，但你还是听我的话，积极申请一下入党也没什么害处，反正你这个样子，人家也不会要你的。人家不要你不要紧，你不申请却是个不向组织靠拢的态度问题，这恐怕要影响你的前程。于是，我母亲怕我不写，干脆起草了份入党申请书放在信里寄来。那时，队里正掀起写入党申请书的新高潮。我母亲写的这份入党申请书派上了大用场，房间里的人个个都抄了一份，据为己有。左边和右边的房间也都有四五个人跑来抄。最后究竟抄了多少人，不得而知。当然，教导员收到这一大堆热血沸腾，信誓旦旦的废纸的时候，一定没想到大学生们写的这些经过改头换面、语调各不相同、各具个人色彩的入党申请书通通出自我母亲之手。为此，我还暗暗地为教导员心酸。
当然，我估计象我这样胡思乱想、我行我素的不思先进学生还是少数，多数人一定不会想去什么美国。但我也不能肯定大多数人一定都不想去美国。要不然为什么大家天天都在拼命学英语，背单词，不少人看起来也相当的可疑。课堂上天天学的医学定律不是美国佬发明的就是约翰牛的专利，不是德国鬼子发现的就是法国赤佬最先描写的，甚至还有什么瘪三小日本川崎病，真是气死人。这个病、那个症，这个虫、那个菌，这个综合征、那个症候群都冠以奇奇怪怪的洋名字，不是他妈的“不义儿”就是“爱死鸡”，反正基本上都没有咱中国人什么鸟事。我就不信全队就我一人啃“托福”斗“鸡阿姨”。
入党申请书交了不久，队里便产生了一群入党培养对象，组织上自然就要对他们进行考察。被考察的对象当然必须做出一番表现或表演，以便制造出组织上批准他入党的理由，也算帮组织上个忙吧。每次去听音乐会，结束的时候都要拼命鼓掌，谢幕，鼓掌，再谢幕，如此这般三番五次象真的似的。有时我气愤地问自己，我他妈的什么时候跟你们约好的啦？
那时天天一个样，学医、玩球，玩球、学医，又不打仗，也没什么贼可捉，每天并没有什么新鲜事，还真没什么机会可以立功。如何化腐朽为神奇，在平凡中表现出不平凡的自己，还真是难为了这些入党候选人。说实话，我至今也搞不清楚怎样才算表现好？表现好的标准是到底是些什么东西？人心隔肚皮，世上又没有什么仪器可以勘测人心的真假。你看现今成千上万被王挖山先生挖出来、打死打残的大老虎、小老虎，拍死拍扁的绿头苍蝇、红头苍蝇，那个不是表现的非常好的？哪个不是人模狗样正统的很？
机会终于来了！下临床实习前，全队特地坐火车去广州的码头，上了我国当时由『琼沙号』货轮改装的第一艘医院船Y833，进行了为期几个礼拜的海上医疗救护演练。在上海-广州来回的火车上，几个入党候选人自发地组成了一个“为群众服务队”，为同学们倒开水。
那时没有什么动车高铁，漫长的旅途让人百无聊奈，坐着都非常辛苦、非常疲劳。我喝着那几个积极要求进步的入党候选人倒的开水，心存感激。但喝着喝着便气不打一处来。随眼望去，那些已经入党的人不是腿翘的高高的，就是目无旁人地嬉戏打扑克。和“群众服务队”的弟兄们和蔼谦卑、辛苦劳作的模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戏到底演的是哪一出啊？大家是平等的同学，凭什么让他们几个兄弟为别人服务？拿工资的列车员死哪去了？就算是要服务，也应该党员们为普通群众服务才对啊？你们不是先锋队吗？你们不是要吃苦在前吗？你们不是要勇于牺牲吗？你们才几天就忘了你们入党时的誓言了吗？如果说去海南岛工作是炸敌人的碉堡的话，是不是我们能指望有七个党员自告奋勇、挺身而出啊？
果然，从广州回来不久，这些被考察的人的良好表现得到了组织上的认可，他们通通都经受住了党的考验，通通如愿以偿地解决了“组织问题”。我衷心祝福他们，从此再也不必低眉顺眼地搞什么“群众服务队”了。我也衷心感谢喝茶喝水的弟兄们，没有你们猛灌牛饮地配合，“群众服务队”烧的那么多的开水难道还要白白倒掉？
端端茶、送送水就能混一张党票，与战争时期以命相拼的“火线入党”相比，还真是要划得来的多。有了党票，今后升学提干走仕途就有了高起点，黄金白银美女小蜜你就是不要，也会自动往你怀里涌，所以，这种苦肉计的性价比特别高，又没有任何的风险和成本，这是真正的大智若愚。
除了这种好办法之外，还有一种向组织靠拢的办法就比较高级了，不仅要有慎密的思考能力，还要有一种相当的“大无畏”的勇气。比如，科里有15个人可以评副主任医师，但名额却只有5个。使点坏，用点儿邪劲，给别人下个绊子抹抹黑什么的，参加竞争的人少几个，自己胜算的几率自然就可以增加。
六
我那时尽管没什么好表现，可还是在队里混了个一官半职，那时学生干部的工作，还真是以服务同学为主。比如，我负责全队的一种储蓄活动。虽然每个月只有十几块钱的津贴费，但全队每人都每月存五块钱，到放假的时候便可以攒成一笔钱出来。这是队领导的美意。我每月一次跑到五角场的储蓄所把大家的钱存起来，到了放假的时候，再把钱取回来发还给大家。王老雪至今仍然记得有一年放假探家，手头一下子有了六七十块钱。王老雪高兴的直搓手，就象发了一笔不义之财似的。这小子一狠心、一跺脚给他在南京的阿爹阿妈买了整整六十块钱的上海洋货。他爹妈还真没白养了这王老雪。我估计要是他妈和他老婆同时掉水里，王老雪先救他老婆的可能性等于零。但这种情况全队只有一个大烟鬼例外，此人的吸烟史很久远，他的烟瘾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所以队里特批他不用参加这每月存五块钱的储蓄活动。此人急需这每月500大分的人民币，用于置办“烟土”供他自己“抽大烟”。
有一段时间队里设了一个意见箱，谁有什么不满和建议，谁对队领导有什么宝贵意见，都可以写下来，投到这个意见箱里。我每日除了给每个班发信发报纸还负责意见箱的钥匙，天天把意见箱里的意见书收集起来，然后交给队干部。所以，我往往是这些意见书的第一个读者。队长教导员在队前时不时讲评处理一下这些同学们提出来的意见和建议。所有的书面意见不必署名也从来没有人署名，这样做可能是为了保证大家没有顾虑，畅所欲言。
同学们的各种建议多是些无关紧要、不痛不痒、可有可无的废话和各种小小的牢骚而已。有一天，我打开意见箱拿出了一张奇怪的意见书。这张匿名的意见书上一共写了十一个同学的大名。该信的作者认为这十一个人是咱们海医五队表现不好的“问题儿童”。他把这十一名同学按其坏的程度，从第一到第十，进行了精心的排序。其中两人并列第五，还有一人的名字后面还用挂号认真地注明为“（隐蔽型）”。可谓是用心良苦，花了心血，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我拿着这张“海五十坏”的排行表，还真是小吃了一惊。第一个反应是立刻寻找阮同我自己的大名。找来找去，最终断定我的名字不在名单之上。这让我稍稍松了口气，也很快就镇定了下来。虽然有些庆幸自己没有入选，但仅根据我榜上无名这一条，我就断定此人是在瞎掰。连我这么大的“阶级敌人”都看不出来，还替组织上瞎操什么心？都说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人民群众完完全全就是个睁眼瞎嘛！如果他说的对的话，那么去海南岛的七个人是不是都要出在这名单里，对不对？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再看看这十一个人：有当院长管着几千人的、有当大教授说一不二的、有成了大富翁富可敌国的、再差的也都是“师长旅长地干干”的了！这十一名里唯一一个分配去海南岛的，也不是他有什么不好，只不过他完全是个南方人而已。我还真佩服这人的愣头青，就这么点业余武功，也敢拿出来比划，炒房炒股的话不输个精光才怪！
根据官方数据，1957年反右，全国共有500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有55万余人划为右派。有学者谢冰用翔实的原始史料研究了划分右派10%比例的来源和根据。这些原始史料中的了大量的数据表明，10% 的比例是来自毛泽东同志的数字观和预算观。（谢冰：《有意味的百分比》）谢冰写道：“我仔细读了毛泽东的著作后，发现他的‘比例观’是百分之十。就是说，毛泽东在判断许多问题时，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思维习惯，他的思维中经常有一个百分之十的对立面存在。”
这一思维习惯的结果，用李维汉的话说就是：“全国55万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少数在原单位留用的，也大多用非所长。”（《回忆与研究》下册339页）
我父亲1956年入学1961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机械系，他有个大学同学，也是福州同乡，我小时侯叫做则重叔叔的。1957年反右运动中，则重叔叔被某同学揭发出卖其所谓“反动言论”，被打为右派反动学生，判刑劳改，大学只念了一年左右，受了一辈子的苦。有一年在福州马路上，巧遇当年出卖他的同学，则重叔叔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上去就要痛打那个害了他一辈子的奸贼。我父亲对此唏嘘不已，则重叔叔的命运很可能是我们每个人的命运。则重叔叔未能长寿，贫病交加，很早就去世了。
风平浪静的海五，突然在一夜之间莫名其妙地天气突变，一股妖风，平地而起。这凭空变出的11个表现不好的“坏分子”，正好占全队人数的11%， 恰好暗合毛泽东同志的黄金数字观和黄金比例预算观。 （未完待续）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三三四期（cm16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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