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教学单位又从南口的200号搬回清华本部的工程物理系馆。系党委组织了对四人帮的揭发批判。在全系大会上，理论物理学家赵南明老师控诉了四人帮对他的迫害，压力最大的时候，他曾经想过自杀。没想到批判会搞成了忆苦会，于是有人说：“就差唱忆苦歌了。”歌词大意是：“天上布满星，露珠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可那是贫下中农斗地主时用的。然而，四人帮却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控诉党中央的集体行为显然有不敬之嫌。由于怕路线偏差，这种忆苦活动很快就停止了。
其实要说苦大仇深的还得数220教员组的党员教师肖承德老师。九大之前献礼之际，组里搞了个刺绣的礼物。礼物完成以后，不知道他为什么随口说了声“盖棺定论。”阶级斗争觉悟高的同志马上报告给军代表。8341 部队的李代表听了火冒三丈，说：“我听了这话也得消毒三天。”于是肖承德同志当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大会、小会轮番批斗。江西鲤鱼洲 57干校选定后，他第一批被送去劳动改造。他的妻子陈迎棠老师也在系里工作，从此背上了反革命家属的沉重包袱。系里曾经动员她划清界线，了断关系。但是陈老师相信他丈夫是清白的，不离不弃。在第二批人去农场时，她还托人给丈夫送雨靴等日用品。人间自有真情在，陈老师的夫妻情谊令人感动。可是，谁也不敢明说，不敢同情。后来，陈老师因开门办学去了首钢，家里留下儿子小龙。因为父亲是反革命，小小的年纪就感到压力重重，晚上一人独处，又怕母亲想不开寻短见，于是夜夜哭泣。四个字给一个共产党员之家带来了天大的不幸，这就是文革的罪恶。
这年春天，我为物51班学员讲高等数学中的台劳级数。课堂上还出了点洋相，讲着讲着我发现前两排同学忍俊不禁嘀嘀咕咕，于是开始纳闷。北京籍内蒙兵团的学生刘义提醒我说：“王老师，您的皮带。”我低头一看，原来皮带头从裤腰上脱落出来。我在讲台走动时，它在下边晃来晃去。我急忙地把皮带掖好，继续上课。下半年，我给250放化专业的学员讲放射性和计量防护的基础知识。
5月中，210 教研组派魏义祥老师和我到西安262厂去联系开门办学。我们乘火车经山西到达古都西安之前，在临潼下车，享受了一次温泉浴。上午拿着清华大学的介绍信在钟楼附近的劳动旅社安顿住宿，5毛一天。大房间里有10几张平板床，属于没星级的大车店。好在，屋外的大铁壶可以随时供应开水。
下午我们乘公共汽车去二机部所属262厂，向阎总工程师讲明了来意。话还没说完，阎总立即回了一句：“四人帮都倒台了，你们不让学生在家安心念书，还要出来折腾什么。”一下子吃个闭门羹，让我俩哑口无言。
在262 厂，我们见到了31班工农兵学员李文增同学。他是东北人，哥哥是冰球队的，在清华时跟我挺合得来。文增从食堂打来晚餐，在宿舍招待我们。聊天时，文增忽然对我说：“王老师，您的鞋怎么一只红一只黑呀？”我低头一看，果不其然。于是我想起在硬卧车厢坐在一起的营级军官。他的塑料凉鞋和我的一模一样，只是颜色不同。一定是他半夜起来在临汾下车时惶不择鞋，穿错了。一双凉鞋不过3块多钱，可这对我来说也是个不小的数目。回北京后我继续穿着这双异色凉鞋。虽说脚上没鞋穷半截，好在通常人们对鞋的颜色也不大注意。次日上午我们去买回北京的火车票，因为没有有座位，只好在古城逗留两日。
第二天我们去了小寨，吃了早餐，体验了商业区的风情。下午参观大雁塔，小雁塔当时还不开放。第二天，义祥去找他毕业于清华数力系的哥哥，我带着一个无籽西瓜去未央路看望我妻子的姨姐。严格说来，这也算得上公私融化论了。
离开西安那天，我在副食店给父亲买了一斤桃酥，没想到这里的售货员不像北京那样把点心一块块摆好再用纸包起来，而是把点心横七竖八地堆，裹在一起。到家后桃酥成了碎末。敢兴古城西安还有这么个规矩。在街上我见到过泡馍 ，但不敢吃。不过我去饭馆吃过一次羊肉饺子，倒是味美可口。
动身去西安前，我从图书馆借了一本中文科普书，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先生写的《基本粒子》 ， 在火车上读完后对我启发很大。在那本书的序言里，他说一个科学家需要奉献精神。有人把一辈子用来研究某种植物，有人把一辈子献给蝴蝶。通过他的介绍，我开始感到粒子物理像一个五颜六色的万花筒，悠忽变幻，奥妙绝伦。一个小小的微观世界吸引了那么多人前赴后继努力探索，包括理论与实验工作者。从那本书里，我还知道了美国有个著名的地方叫斯坦福，那里有世界上最长的2英里电子直线加速器。这本小书激发了我对高能物理的兴趣，但仅此而已。因为在那个时候，人们很难按自己的意愿去调动工作，更不要说到国外去搞研究，那是连梦都做不来的事情。
一天晚上，在清华8号楼集体宿舍里，好朋友王汝赡老师交头接耳地对我说：“收音机放《春江花月夜》啦！”那是我获得的第一个信号，文艺领域要解冻，要复苏了。在文革的十年里，中国人的文化生活就像食堂的菜谱一样单调重复。耳边萦绕的只有几出现代革命样板戏，天天看到的只有老三战和列宁在1918。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一切被认为是封资修的作品统统被打入了另册。清华图书馆把许多书籍包括《红楼梦》都锁了起来。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成了大革文化命。
接踵而至的是一批新型的文艺作品，有反映文革压抑的电影《生活的颤音》，有把反右斗争作为题材的伤痕文学《天云山传奇》 和《牧马人》，有反映人情味的 《等到满山枫叶时 》和《小花》，有反映爱情故事的《庐山恋》。有一天，魏义祥老师搞到两张戏票，我俩到北京工人俱乐部观赏了赵燕侠女士主演的京剧《李慧娘 》，又称《 红梅阁 》。那是一出控诉南宋权臣贾似道的鬼戏。文艺领域很快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松动。
随后，人艺演出了话剧《丹心谱》《 左邻右舍 》等反映文革的作品。在《 左邻右舍 》中，人艺的林连昆老师演一个造反派，他有句台词十分贴切地反映了“阶级斗争”：“这人跟人之间就像摔跤似的，都较着劲儿哪！”在同一出戏中，黄宗洛老师演一位同院的老大爷，他大声说道：“直当一吃上这窝窝头，就得开始折腾了。”反映了老百姓对一个接一个运动的反感。当那位曾经嚣张一时的造反派被抓走时，老大爷厉声嚷着：“共产党打共产党，都乱了套啦。”这些精彩大胆的台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还有几个讽刺文革的相声，如姜昆的《如此照相 》，杨振华、金炳昶的《假大空》，常宝华、 常贵田的《帽子工厂》等，弥补了娱乐界的真空，一时深受大众欢迎。
随后又上映了几部进口电影，如日本的 《追捕》《人证》，外国的 《巴顿将军》《哥白尼》《训虎记》《夏日的夜晚》等。
过些时候，台湾的校园歌曲以及邓丽君女士的情歌也乘虚而入，成了市井小民的天籁之音。当然，也让一些品味不高的煽情作品走上舞台。如琼瑶先生的三角恋情剧以及为满清帝国涂脂抹粉大辫子戏。这类剧目独霸文坛长达30年之久，居然让8亿中国人开始模仿台湾话，把丈夫称为老公，把很漂亮说成好漂亮呦，还有拜托以及有没有搞错呦，等等。一个大国的百姓效仿一个还不属于你的地区的语言，东施效颦，我听着总觉着不大舒服。虽然我对台湾人和闽南话并不反感，但是对大陆同胞推崇“台语”总觉着有点妄自菲薄。
1977 冬季，恢复高考，积压十年的500多万考生去争夺 27万名录取者的名额。次年夏又恢复了研究生制度。我也乘势苦读，离开曾经把我整得半死的清华，去科学院深造。教育界开始拨乱反正，走上正轨。然而文革的影响还在，包括民风不古，贪污腐败等，非几十年的时间不得消除。可见文革祸害之深远。
然而文艺复苏和拨乱反正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临时打开的一扇窗口，其目的是借肤浅地清算文革来提高新政的威望。自1978 的民主墙之后，这个窗口开始关闭。在89年的广场静坐之后，民间又失去话语的权力。文艺界开始被主旋律垄断，尽管不少主要演员的怀里都揣着外国护照。近代戏则以男欢女爱辣妈奶爸为主，政治戏以武工队抗日、三大战役、国共谍战为先。打江山和历史捏造成了唯一可以炫耀的资本，坐江山和文革成了文化艺术的禁区。彭德怀只演到58年之前，刘少奇只演到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的文艺政策又复退回到歌功颂德的50年代。这便是马列主义鼓吹的否定之否定的规律。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三三三期（cm1610d）
参加论坛上关于本文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