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祖平：我的“非典型”文革经历（中）
孙月才：一幅真实而有思想的文革画面
樊能廷：北京大学纪事：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９６８年８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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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八八四）·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五二期（zk1610d）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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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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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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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非烟】 我的“非典型”文革经历（中） 刘祖平
【书刊评论】 一幅真实而有思想的文革画面 孙月才
【资料汇编】 北京大学纪事：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９６８年８月（一） 樊能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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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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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非烟】
我的“非典型”文革经历（中）
·刘祖平·
（上接ｚｋ１６１０ｃ）
我们的宿舍在四清前已搬到中关村，在玉泉路的教学楼里只是栖身之地。科大井冈山垮台后，我有时回中关村，以那里为据点，到北京各高校看大字报，了解文革动态。我最常去的是北大，因为离我住处近，消息比较多，又有些当年一起批判李雪峰的战友可拜访。我很快就觉得，北大的运动落入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境地。
北大最特殊之处是那里有毛泽东“钦定”的大左派聂元梓，党委靠边后，以聂为首的“新北大公社”掌权，一手遮天。聂一方面自称秉承（其实是她揣测）毛泽东的旨意，变本加厉地整老知识分子、特别是堪称学界泰斗的一批文科老教授；另一方面，与社会上的“反逆流”、“抓反革命”相呼应，在北大搞了以所谓“三忠于四无限”为名的校内整治运动，大整思想比较解放的师生，甚至凡是曾批评聂或其亲信的人，都扣上“否定毛主席亲自树立的红旗”的帽子，严加打击。整人的规模与力度比去年的工作组更有过之，被整成反革命的多名师生含恨自杀，有人向我讲过一位女生自觉走投无路，服农药自尽的悲惨故事。而聂依仗与中央文革小组有“通天”的关系，有恃无恐，将自杀者一律斥为“自绝于人民”追加挞伐。如果让这样的恶婆横行，天理何在？
这时的北大校园里，虽然多数人敢怒而不敢言，还是有五个相互独立的小组织发出不同的声音，人们按反聂的言词激烈程度排序，依次称为“团零飘井红”：“北大团派”（从新北大公社分离出来的“造反团”）和“零派”（又称“北京公社”）比较温和，人数稍多；另三个都只有一个战斗队的规模，“红旗飘”由原先的红卫兵组织蜕变而来，内部团结，较敢说话，有战斗力；“井冈山”和“东方红”则思想稍有些“离经叛道”，一般群众不太敢接近。通过一位批李雪峰的战友介绍，我认识了红旗飘的头头牛辉林、牛泰升和骨干成员屈长江等人，感觉很谈得来，对牛辉林尤其有好感，认为他敢做敢当，头脑清楚且不走极端，有组织能力，演说特有煽动性，我称之为有“领袖气质”。与“零派”一些人我也有过接触。我希望北大的这些派别能联合起来，共同反聂，而挑头者似非红旗飘莫属。有这想法的人显然不止我一个，既然聂元梓掌权的北大是“天派”坚固堡垒之一，各高校“地派”组织有些人员在北大鼓动游说反聂，我在红旗飘的活动场所结识了他们中的一些人，与我交往最多最深的是地质学院“东方红”作战部的头头郑文卿（后来，正是他跟我讲了他们一群“小将”如何奉中央文革小组之命到四川押解彭德怀元帅回京，却与他们的总头头朱成昭一样，都变成保彭分子的故事，使我对彭元帅的人格魅力更崇敬备至）。从此，我以尽力在北大帮助组成反聂阵线为己任，常与牛辉林等人一起分析北大校内外的形势，探讨斗争或联合或争取群众的策略，有时谈得太晚，就在北大学生宿舍休息。牛辉林对我也很信任，这个阶段具体讨论过什么事和我说过什么意见记不清了，但我觉得有点“知遇”的味道，红旗飘的人告诉我牛曾对他们说，“老刘岁数不大，阅历却很深”。
与此差不多同时，我开始关心军事院校、军队文艺团体的造反派，不过投入的精力少得多。这些造反派与自称“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组织对立，后者得到空军吴法宪、海军李作鹏等（时称“李王张”）、总后勤部邱会作等领导干部及机关的支持；５月１３日，在多个地方造反派组织的声援下，军内造反派冲击了“无革派”组织的一场演出，不料，若干天后林彪却亲自出席观看了同样的演出，于是这些造反派被称为“冲派”，惨遭打压。经郑文卿介绍，我多次拜访军事测绘学院某冲派组织，有过几次长谈（后来为保安全，我把有关联系方式、来往记录都销毁了，故早已忘记接触较多者的姓名）。当时军队各总部首长中，总参杨成武和总政萧华的态度似较公允，对冲派的言词较缓和，冲派对他们抱有期望，军测是总参下属院校，受到的压力稍轻，眼下似尚无危险。但他们告诉我，空军、海军、总后各单位整人的情况惨烈得多，许多人作为反革命被批斗，自杀事件时有发生；民愤最大的是总后邱会作，此人有与高衙内类似的毛病，文革前曾因非礼下属医院的多名护士被举报，“作风问题”有案可查，文革开始后便受到医院、军医大的造反派冲击，不得不藏匿起来，在“５.１３事件”后乘机反攻倒算，当初揭发、批判他的人，甚至曾遭他非礼的受害者，皆被扣以“攻击污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的罪名，含冤挨整，生不如死。听得我义愤填膺。但是，对这些军内造反派的朋友，除了建议他们在“低潮”时期适当收缩，注意保护自己之外，我出不了什么好主意。这些活动的一个重要影响是，我对林彪的印象逐渐变坏，用我当时的话说，这个人似乎“过分重视干部与他历史上的部属关系”。
科大东社属于地派，应该是通过郑文卿的推介，东社作战部的人主动找我，我和他们建立了一种微妙的关系。一方面，作战部的部长陶荣甲、副部长何埜熙、“北京站”站长陈应天和我接触甚多，成为朋友，我常参加他们的会议，貌似该部的一名骨干成员；另一方面，我从未参加东社或其任何基层组织，对东社及贾志斌等人仍有很负面的看法。我相信有些人的说法，贾的“镇反组”还在搜集我的“黑材料”。我藐视贾及其亲信这种渗透到骨子里的整人习性，颇为不与他们为伍却能影响东社的“外交政策”自傲，并由此发展出长期左右我的一套观念：保持独立性，不参加任何组织，永远不要让别人替我做决定或者表态，我为而且只为自己的言论和行为负责。
但是，挨整的可能性必须重视。特别是，我奔走于科大、北大，有时还到军测、地院，常面对一群未必都很熟悉的人纵论古今，分析点评，虽然“言多有失”，但这正是我自认为能发挥作用的强项，如何自我保护，我有过认真思考。说来有点幽默，我总结的“八字方针”取自《毛泽东选集》，所谓军人战术要领不外两条，“隐蔽身体，发扬火力”，据毛的解释，不努力做第二条是右倾逃跑，做不好第一条是左倾冒险。身为战士，正在战斗，不可不牢记隐蔽身体是发扬火力的前提。以为真理在手，“舍得一身剐”，不管对象场合，咣咣地把观点和盘托出，无异于端着枪跳出战壕，看似雄壮，早让人家一枪撂倒了。其实这八个字在科大井冈山已有雏形，我主张大讲雄师不是反革命，属于发扬火力范畴；不讨论雄师观点的对与错，是隐蔽身体的要义。此后进一步发展，比如有些话只意会不言传，点到、窗户纸不点破即止，你有了这个印象，但这句话我没说；在人较多（人越多，将来越容易有人被迫交代揭发，也越容易做实罪名）的场合，可以谈得神采飞扬，但不得意忘形，决不透露最“尖端”的观点或不为一般人所知的事情。同样为了隐蔽身体，我可以和别人详细讨论各种具体问题该怎么讲，怎么才既有效又安全，但文革中我从不对人说起这八个字，以免在挨整时被当作狡猾的对手重点整治，或者被人说成是对抗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某种程度上，我在文革中虽然受伤，还能保存元气，全身而退，与这段思考有很大关系。
１９６７年这个夏天我很忙，有时睡得很少，而心情很好，精力充沛。有一次与科大井冈山的朋友交谈时我说过，我对科大东、延之间（其主要头头是一丘之貉），或北京天、地之间（我曾讥为“惜蒯富王宾，略输文采，聂婆谭妇，稍过风骚”）两派纠缠的多数话题皆无兴趣，认为没多大的是非，派性而已，只有三个愿望，并愿为之奋斗：在科大，解放刘达；在北京高校，清算聂元梓的罪行；在军内，使邱会作之流受到应有的惩罚。那段不长的时间，虽然看来很难，我这三个愿望似乎都在向前推进。
科大，干联站步入正轨，保刘活动颇有声势，不仅许多学生热情高涨，敢于肯定刘达来校后政绩的中层干部也不乏其人，扎实的调查取证等工作正在展开。许多人相信，因为刘达从未被敌人抓捕，不可能是（当时正抓得天昏地暗、鸡飞狗跳的）“叛徒”、“特务”，没有致命伤，他的解放和恢复职务只是时间问题。
北大的形势更好。“团零飘井红”联合如愿实现，反聂师生中弥漫着兴奋的情绪。新组织定名“北大井冈山”。在筹备会上，我见过两位值得敬佩的人。一位是北大副校长、老科学家周培源先生，他对聂迫害师生的恶行愤慨已久，此时欣然允诺出任井冈山的一把手，说明聂已到“天怒人怨”的地步。可惜的是，据说周总理出面劝周先生，为了更好地保护他，他不宜参加群众组织，周先生不久后退出了井冈山的活动；而且直到文革后，周先生的传记等各种褒扬文字都有意略掉这一段，因为官方可能觉得与造反派有勾连不光彩，其实这正表现了周先生为人最可贵的品德：嫉恶如仇、不畏强暴的正义感和舍我其谁的社会责任感。另一位是有传奇色彩的哲学系青年教师郭罗基，他曾是聂元梓反陆平时坚定的同志，后来批评聂而被打压，索性站出来，以他极具鼓动力与启发性的演说成为反聂师生崇拜的心灵导师。我印象中他不属于任何小组织，是位真正的独立战士，在“隐蔽身体”和“发扬火力”两方面都堪称楷模。从这时直到８０年代末，他努力推动国人思想解放和社会走向公平进步，影响很大，从陆平到聂元梓、孙蓬一，后来的迟群、谢静宜，再到邓力群等人都想整或整过他，但他穿越多重枪林弹雨，至多挂点小彩，战士雄姿依然挺拔，从没被整倒。
８月下旬，北大井冈山正式成立。大操场上搭起主席台，周培源的讲话慷慨激昂，牛辉林（这时是二把手，今天的话叫CEO）则振奋人心，挖苦“老佛爷”（那时放映批判影片《清宫秘史》，聂元梓因作风类似片中的慈禧而得此绰号）的话犀利诙谐，各小组织头头的表态斗志盎然，台下的听众一扫昔日重压下万马齐喑的阴霾，喜笑颜开，欢呼不断；地派各大组织皆有热情洋溢的贺辞，连与聂同属天派的清华井冈山（曾是挨整学生的蒯大富据说一直不以聂为然）也写来贺信；文艺团体各组织送来了精彩的节目，包括胡松华的独唱。我坐在主席台后排听大会发言，后来坐在草地上欣赏演出，同时一直与身旁的红旗飘战友低声交谈，沉浸在人生有为的价值感中。那是我在文革中最难忘的一天。
放眼全国，那段时间里，各地支左、军管的军方与造反派组织的矛盾加剧，７.２０武汉事件更把中央文革小组牵扯进去，可能像去年炮轰地方党委一样“揪出军内一小撮”的说法不胫而走。三军冲派对再把造反的矛头指向无革派的那几个后台暗抱希望。
但形势变化的方向和速度都出人意料。就在８月下旬，肖力（毛泽东与江青的女儿李讷）贴出攻击解放军报社负责人赵易亚的大字报，想不到的是，这股邪火突然烧向总政的萧华。这导致又一个科大独有、别校均无的事件：“东方红”作战部的“保萧声明”。
声明似由陈应天起草，经陶荣甲、何埜熙与我修改定稿，宣称：萧华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不应该被打倒。发声明的动机，感情占第一位，萧在军内两派问题上的表态总比吴、李、邱等的调门低几阶，是为冲派落实政策的希望所在，而他作词的《长征组歌》是许多同辈人最爱唱的歌曲（北大井冈山的人演出过，“红旗飘”是组歌的第一句歌词）；理性方面，则认为萧以“红小鬼”出身著称，与被打倒的党内军内大人物并无特殊关系，运动前期毛泽东似很信任他，周总理带着感情保他的话流传甚广，我还有个分析，军队里只由关系铁板一块的一伙人掌权是治国的大忌，毛不会不清楚，所以萧应该打不倒；不过也有功利甚至投机性的因素，希望高层很快出来保萧，东社作战部将因独具慧眼而声名大振。事实上，萧华很快在三军无革派等掀起的阵阵浪潮中淹没，这个声明在科大以外的反响很小。唯一可慰藉的是，声明的自我保护很到位，全文高调正面评价萧华，并不批评贬斥倒萧的势力和可能的后台，所以我们发出了想发的声音（还做了去政治学院拜访莫文骅将军这种有点犯忌的事），并没在事后招来麻烦。科大一定有人曾想追查此事，却失望地发现这个字斟句酌的声明没有大辫子可抓。萧华被冲击后，我没有再去过军测。
同样意外的是，中央文革小组站在台前到处亮相表态的王力、关锋突然被打倒，曾被他们支持的群众组织蒙头转向，江青却更活跃，而她正是聂元梓声称的靠山。一次接见北大两派的会上，江青当面批评道，“牛辉林（此时已是井冈山的一把手）你并不高明”。这比她动不动说某某“是坏人”当然好一点，但也足以对井冈山和牛本人形成巨大的压力。这时的新北大公社已承受住井冈山刚成立时的震撼，凭借聂头顶的左派光环和手中掌控的资源站稳了脚跟，多数职工和不少一贯听话的学生还在它的旗下，于是乘势猛烈进攻，井冈山虽然写手们的斗志和笔锋依然强劲，时而发动反击，但基本以防御为主，在校园内处于守势。与以前相比，好处主要是已非几个人孤军奋斗，对手不可能为所欲为，暂无人身安全之虞。客观形势如此，扳倒老佛爷的前景毕竟渺茫，记得井冈山有过一篇大文章起名为“总为浮云能蔽日，我唤东风扫长天”，借用李白诗的前七个字充分表达了骨干成员的某种悲愤和无奈。牛辉林等曾与我谈起，他们设想的最好结果是坚持到实现“大联合”（此提法开始在报刊中出现），作为两家联合者中的一家，似应能为全体成员的政治安全提供保障。
科大校内的形势也诡谲莫测。延社视刘达问题为东社的软肋，他们能量很大，调动种种关系，搞来了杨成武、戚本禹（这两人后来被打倒）、康生等人对刘达不利的定调表态。保刘最积极的中层干部李侠，因为多年前曾闲谈她参加革命初期的经历遭延社干部卑鄙的揭发，以“攻击江青”的罪名被正式逮捕。干联站也在压力下苦苦坚持。
折腾一番之后，到１９６７年深秋，除了偶尔还去北大，我又回到基本无事可做的状态。这是读书和思考的时候。我读了几篇马克思、列宁的著作，更多的时间用于读史书，差不多通读了《资治通鉴》，记得是西单有家旧书店低价处理“四旧书籍”，倪诗茂与我合买了《通鉴》，全套，线装，有胡三省的注，当时如获至宝。读通鉴的目的，我本来就对史学、特别中国史有兴趣，读古知今，可以增加阅历，也是好的谈资；更主要的是总听说毛泽东最爱读史书，尤其常读通鉴，想由此窥测他那既要人民“紧跟”、又让人民难以预料的“伟大战略部署”究竟玄机何在。思考的对象主要是文革整个过程，上溯到运动的起因和建国以来的政治斗争。这些使我对很多问题有了更深的认识。与我有思想交流或切磋的，主要是倪诗茂等井冈山的朋友和（通过倪介绍认识的）忻鼎亮等“齐卫东”战斗队的朋友（参见“风雨中”）。对于基调逐渐从“你不讲理，我更不讲理”向全面武斗过渡的现实的运动，我基本上置身事外，随它去吧。顺便说，６８年春节前后，我在（四清及）文革中唯一的一次回到在南京的家，看望饱受运动冲击（但有些大磨难还在后面）的父母亲，意外地为八十高龄而肺病忽然恶化的祖父送终，还应倪诗茂之邀去上海住了一些天。值得一说的是，在南京我和许多中学同学过年期间一起去逐个看望慰问从前的老师，特别是文革初期曾惨遭中学“红卫兵”毒打和凌辱、这时还算“有政治问题”的几位老教师，这在那个时期并不多见，从老师们喜出望外、满含热泪的眼中，我再次看到对挨整者的同情与尊重有多么可贵。
这段时间，我的行径像一个“逍遥派”，但我没忘记我做过的事。有一点我很清醒，６６年的《十六条》有个伏笔，真正有问题的学生“留待运动后期处理”。历史知识也告诉我，人不管做了什么，总有一天要面对它的后果。有个例子表现了我的理念：应倪诗茂等相约，我在中关村见过“教师周进聪被打致死事件”后刚逃离科大的一名东社头头（名字不说了），我劝他尽快自首，记得还讲了战国时蔺相如劝得罪赵王的缪贤不可逃亡燕国的故事，千万不要幻想可以投奔他在外地结交、暂时似颇有力量的“朋友”。后来在多少有些被迫的情势下，他到公安局自首了，事实证明那是他最好的出路。
另一个例子是我为牛辉林出的最后一个、应该也算最明智的主意。北大两派间的攻防态势延续到６８年由文斗转为武斗，该时段我已很少去北大，聂派向某学生宿舍楼发动突然袭击以致武斗扩大那天晚上，我恰好在另一幢楼里。当晚，牛辉林问我对如何反击的意见，我的建议是只守不攻，实在撑不住哪怕全体逃离学校，决不主动策划攻击行动，决不下令死守；运动总有结束时，一切会秋后算账，两派群众不是你死我活关系，你不应为任何人的死亡负责，不管他属于新北大还是井冈山。为了强调，记得我向牛辉林讲了南京的“P派”在武斗逐渐升温之际突然全师撤出城区、退往挹江门外下关区的例子，这个行动避免了南京市内的大流血，赢得民众的广泛赞扬。后来井冈山相应决策的详细过程我并不清楚，但他们果然把还在校的所有本派学生收缩到北大东南角的六幢楼里，从不主动出击，楼与楼之间和一幢楼到校门之间搭起帐篷样的走廊，以防对方从临近楼上瞄准下面走的人扔石块，直到军宣队进校。我也不清楚牛辉林个人后来的全部遭遇，但作为文革中有一定影响的学生领袖，虽受过整治，他是少有的未受牢狱之灾、也不必受良心谴责的人。
１９６８年夏天，刹不住车的武斗招来了进驻各高校的军工宣队，已经自由放纵两年的学生再次受到管束，经常在中关村住的我也被召回玉泉路，参加政治学习。显然，处理问题学生的“运动后期”已近在眼前。虽然一直注意自我保护，虽然不能说没有侥幸心理，我“在劫难逃”的感觉很强烈，老是同情挨整者，自己挨整的时候快到了。毕竟，负面的消息不断传来，我的“三个愿望”这时都进入可怕的低谷：科大，不知是相信某些高级人物的断言，还是被刘达桀骜不驯、藐视其权威的态度激怒，军工宣队宣布刘达是“三反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强迫干联站负责人认错检查（只有张腊狗等少数人顶住）；北大，军宣队根本无意公平对待两派，而是与聂派沆瀣一气，听到传闻说，井冈山各级头头大多进了挨整的“学习班”；军内更不必说，有副统帅林彪罩着，黄（黄永胜代替杨成武入主总参）吴李邱等人气焰熏天。既然如此，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我的应对措施是“坚壁清野”，销毁（撕碎，从下水道冲掉）一切与文革有关的带字迹的纸张，如信件、文章底稿，特别是外校人员的姓名住所电话；当时最舍不得、也不好处理的是从四清回校开始记的几本日记，详细记录了我每天的行踪和见闻，包括重要消息或看到的大字报的要点，虽然为了安全，我记实而已，没有一字写我的感想或褒贬态度，但还是决不能让它落在整人者手里，成为追查线索或上纲批判几乎无穷尽的弹药源。借口要与下乡插队的表妹道别，我晚间请假（那时离校要请假，但管得不严）把日记带到表哥家，嘱他代为保存，不行就毁掉。可惜的是，后来我被“专政”，表哥担心自己也被抄家，他将它们付之一炬，要是保留到现在，就有史料价值了。我仔细回想自己前一段的言行，特别是“话酣耳热”时有没有一时兴起，说了什么过头话，考虑应对之策。顺便说，这种时候，最不该做的是“订攻守同盟”，值得信任的人用不着订，不值得信任的订了也靠不住，一旦订立同盟这个事被供出去，不但增加你很难赖掉的罪状，还让人家确认你“一定是条大鱼”。
该来的总会来的。１９６８年１２月上旬的一天，４系、５系、６系三个系开联合会时，工宣队一声令下，我被两个人从身后抓住，双臂反扭，以“喷气式”的姿势押上台，与先前揪出的专政对象站成一排。我在文革中的历史不得不翻开新的一页。
直到这时，我对“三愿”并不后悔。我相信人是有善恶的，而谁善谁恶并不由那些自称某司令部的人说了算；读史让我相信“善恶有报”，尤其相信恶人“多行不义必自毙”；我相信“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不过善者或恶者本人未必能亲眼见到一切都报的“时候”。我已经不能再做任何事促进“时候”到来，但历史规律仍在起作用，我等得到它，看得见它。
也许１９６８年最想不到的，是三愿的结果如此“经不起”等待：
聂元梓最先恶贯满盈。几年后我才听说，似因“清理阶级队伍”中有太多的北大师生被迫自杀，聂又与高层为此派来代替原军宣队的迟群、谢静宜对立，她这自认为毛泽东亲手树立的“不倒的红旗”大约在１９７０年被毛亲手砍倒，最终送进监狱，长期服刑。与此对比，绝大多数被她整过的井冈山派学生虽有身心创伤，还能毕业和工作，此后为国为民多有建树，包括牛辉林。
林彪集团１９７１年的下场最令老百姓惊讶。随着在温都尔汗“叶落林凋天有眼（我后来回忆文革的一句诗）”，黄吴李邱从权力的峰顶几乎垂直跌落，直到判刑入狱。
刘达问题反而最晚解决。科大迁到安徽，当地对这位老资格干部似有点不知如何是好，约在１９７２年，据说王震到合肥做工作后，刘达解放，官复原职。此后短暂地在科大（“回炉班”是享誉至今的德政）、改革开放时期在清华大学和人大常委会，刘达为中国走向复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遗憾的是政治运动虚耗了他那么多宝贵的年华。
三愿皆实现后，虽然到举国欢庆“四人帮”覆灭、“江翻海倒地重辉”（前一句的对句）还有四五年，我挨整的阶段基本结束了。
四，我在文革中的“尖端”思想
学生在文革中挨整虽与行动有关，但大多如“风雨中”所写，属于“思想犯”，因为他们有些言论被人抓住辫子，说成“恶毒攻击”或“思想反动”。那时，对毛泽东、江青、林彪的某些“不敬”议论（例如“江青有小资产阶级情调”）和喊口号口误、写大字报笔误是多发病，而“毛泽东思想能否一分为二”、“是否赞成（马克思说的）‘怀疑一切’”，是让人回答时稍有不慎便掉下去的常见陷阱。犯忌讳的观点常被称为“尖端”思想，突出表明其与众不同和充满危险。所以，在回忆挨整过程之前，有必要先把我的尖端思想梳理一下。
文革前，我像所有中国青年一样对毛泽东极为崇拜，对他的英明伟大坚信不疑，学习毛的著作像学功课一样认真，希望也能比多数人学得更好。我熟读《毛选》一到四卷，有些重要文章做过心得笔记，深入思考过如何用书中的哲理指导自己的生活和学习，毛的《诗词》及后来常用的《语录》更滚瓜烂熟。有点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学习心得让我在文革中更不容易轻信毛绝对正确，在挨整时又成为帮我加强防卫、抵御攻击的武器。
那么，文革以前，毛泽东有没有什么话让我觉得不理解，或不舒服呢？回答是有。
四卷毛选，只有一处我难以接受，那是毛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引用了朱熹（我一直不喜欢这个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人）的话：“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反动派之所以被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推翻，问题不在其人而在其道，怎么能推翻其人，却沿用其道呢？何况就算“治其人”，怎么会还用反动派迫害革命者的罪恶之道呢？中共不是一直讲优待俘虏、改造罪犯做得多么好吗？那时我觉得这仅是引用朱熹的话（毕竟不是毛自己的话）不当，后来才感到，这句暗藏血腥味的话与建国后残酷的整人运动联系紧密，只要指某人为敌人，“治其人之道”便多么凶狠歹毒都无所顾忌，换言之，这句话不仅使无数挨整者死于非命或伤痕累累，也浇灭了许多参与整人者尚存的天良，将他们引入不归的歧途。
还有一个当时觉得很小的疑点。文革前发表的《九评》论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条件，引用了毛泽东的话，“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为了再现那时的情境，我特意抄录全文，请问读者，读了这段话有何感觉？有毛病吗？这段话在逻辑学上属于列举“不完备”，它漏掉了一种人，“反对过自己而实践证明其正确”的人。为什么毛泽东没提也要团结这种人？因为这种人非常容易团结，所以不必提了？这个疑问那时只在脑子里闪了一下，后来却久久不忘，直到多年后我找到答案。到下文再细说吧。
前文说过，参加四清使我对一系列农村政策产生了负面看法，但当时并没有与毛泽东个人的作用联系起来，只隐约觉得报刊的宣传与实际不完全一致，大跃进并没造福人民，虽然毛提倡实事求是，真正实事求是的人往往倒霉。
轰轰烈烈的文革开始了。很快，随着毛泽东畅游长江，撤工作组，支持“造反有理”，在天安门城楼上戴红卫兵袖章，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文革进行到底，喧嚣一时的整人路线被毛没费吹灰之力就打得片甲不存，我像周围所有人一样精神亢奋，头脑火热，对似乎既高瞻远瞩又深明民意的毛敬佩得五体投地，唯恐对他的继续革命理论理解不够深，跟他的战略部署跟得不够紧。
但是，只要脑子还在动，产生疑问是不可避免的。像“风雨中”作者一样，我曾以为毛放手发动群众到处“炮轰火烧”各单位党委的内在逻辑是“真金不怕火烧”，好的领导者欢迎批评，于是和群众一起闹革命；坏的压制批评，反而暴露了。但事实如何呢？全国所有省市党委百分之百被轰垮，能与调门高得可怕的造反群众达成妥协的一个也没有；自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中央文革小组一面支持炮轰火烧，一面压制批评比谁都狠，老虎屁股摸不得。这不能不使人迷茫。多数负责干部不管怎么做都逃不脱被打倒，少数人则为所欲为，依然红光罩体，刀枪不入。运动的真谛到底是什么？
关于“怀疑一切”的争论是文革的一个点缀。我上中学时就知道并喜欢马克思的《自白》，那是他对女儿燕妮的二十问的回答，包括他喜爱的座右铭是“怀疑一切”；我相信这表明了马克思独立思考、绝不迷信、绝不盲从的科学精神，当然他不是没有信仰，正因为经过质疑和论证，他的信仰更坚定。马翁这句话理应得到尊重和提倡。想不到有人把“怀疑”曲解为否定，于是形成争论，更想不到，此时官方居然公开指责怀疑一切是无政府主义反动思潮，而且连一点对马翁原意或何种情况下不该妄用的解释都没有。再加上林彪大说特说“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无异于主张盲从，使我迷茫之外还有些愤懑，连马列主义老祖宗说的也不买账？从此，问人是否赞同这四个字成为入人以罪的陷阱。顺便说，我对这一问有个“标准答案”：“我认为，马克思说‘怀疑一切’与毛主席说‘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是同样的意思”，我不多加一字发挥，你能给我扣什么帽子？
还有件事显得诡异。６６年，随着一群中学红卫兵狂热鼓噪，文革前常说的“毛主席像太阳”变成“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有时还加上‘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而且喊遍写遍、谱成歌曲唱遍了中国大地，我忽然看到一张批判某中学生“反动言论”的传抄大字报，他说“红太阳是快落山的太阳”。这句话很刺眼，但平心而论，说话人本意是反对“红太阳”的称呼，并不是恶毒攻击。他说的不过是个符合科学的常识。从此我忘不了他的话，称毛为“红太阳”似乎很像中国历史中常见、先在民间传说而后来应验的“谶语”：当官方、包括毛本人允许甚至鼓励这个称谓到处传扬之日，就是这轮光芒万丈的太阳走向西山之时。它是毛泽东时代盛极而衰、行将结束的标志。当然，这个想法我从不和别人交流，太尖端了。
运动在继续，我的疑问在增加。毛的“伟大战略部署”来回反复，神秘莫测，叫人怎么紧跟？那时对各地领导有“是群众运动，还是运动群众”的责问，毛岂止是运动群众，简直在“耍弄群众”，有些群众在高层出尔反尔的表态后付出血的代价。开足马力狂奔的运动真有一套理论指导吗？为什么老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官方在宣传，因为毛以前正确，所以将永远正确下去，所以人们不理解也要紧跟，我当然知道，这种推理在逻辑上根本不成立，更不能算理论。群众间不断用看似互相矛盾的主席语录“打嘴仗”，这些“最高指示”连起码的“自洽”都做不到，怎么能拼成一套像样的理论？
为了帮人理解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吧，不少长篇大字报论述毛发动文革的起因——远因从毛在庐山反彭德怀的右倾说起，到七千人大会的“翻案风”和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近因从《海瑞罢官》和三家村说起，到《二月提纲》和彭真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更大的问题来了。如果我秉持自己的良心，相信四清时了解的事实，毛泽东在这些事件中的观点真对人民有利吗？是我更愿意接受的吗？被毛反对、打倒的真是坏人（顺便说，我表姐请的阿姨曾在邓拓家服务，她对我说，自杀的邓先生是大好人）吗？毛在６６年是不是已决心打倒刘少奇？是不是只是因为当他故意离开北京时，刘少奇派的工作组并没有像刘和王光美在桃园四清时那样折腾当权的小干部，却操起从反右以来最得心应手的“整人”凶器向学生开刀，他才高调反对“整人”？他真的喜欢“大民主”吗？
６７年秋到６８年春，带着这些疑问，我一面学马列、读史，一面思考。体会很多，这里只说比较尖端的。在一本《马恩列斯论中国革命》里读到列宁评论辛亥革命，赞扬之外，他说要警惕中国将像１９世纪末的俄国一样产生许多“民粹主义者”，比如孙中山就是。我发现，列宁对民粹主义特征的分析几乎可算为毛泽东画像，特别是崇尚自然经济、抵制社会分工的那一段，与毛的“五七指示”简直丝丝入扣。看来，毛满脑子典型的农民意识，在马列主义二号掌门人面前连入门考试都通不过。不再对毛迷信，我结合实际回想毛的著作，越来越觉得，至少对文革运动来说，有两篇的危害特别大。
一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全文对法外暴力的极度赞颂和红极一时的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运动中武斗、打砸抢等数不清的祸乱之源。和平时期，即使搞运动，绝不纵容目无法纪本该是政府最低限度的责任。毛却是先放纵，后收拾。每当说到所谓过火行为，他轻松表态，“大方向是好的”，“群众会自己逐渐提高认识”，而当他说这话时许多受害者已遍体鳞伤、家破人亡，加害者则以后将被惩治。就算回到该文发表的１９２７年初，湖南农运如火如荼，毛作为中共中央委员去考察，固然他可以称赞“好得很”，但明明看到不少（他说有１５％）“不良分子”掌了农会的权，听到“踏上小姐少奶奶的牙床去滚一滚”等越轨行为，他不指出农运有哪些问题（就算是支流问题），该如何妥善解决，却大说什么“矫枉必须过正”，能叫称职吗？国共还在合作北伐，“好些革命军军官家里的年尊老太爷”（他的话）却被农运冲击，他这个考察对革命发展的全局起了什么作用？
二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文章名字有迷惑性，谁看见都很放心，相信自己肯定是人民一员，有什么事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一切好说。但是，“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违背法律公平性原则，实质上是主张未审判先定性和法律因人而异，是一把带毒的杀人暗器，是整人之道横行多年的理论基础。不管你是谁，一旦说成是敌我矛盾，就“只准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连辩解申述或别人帮你说句话的机会都没有，哪怕你比窦娥还冤，哪怕你曾为革命身经百战，哪怕你曾与中共风雨同舟，连共和国主席都可从“人民”中踢出去，何况是你？许多人自认属于人民，相信挨整者是少数用心歹毒的敌人，跟着喊整人口号唯恐不积极，当厄运落到自己头上才明白，这种“必杀技”放之任何人而皆准。为什么有些人自杀？尽管一时的皮肉痛苦和尊严扫地确实难以承受，我认为，真正逼使自杀者迈出那一步的是意识到已被定为敌我矛盾对象，他的后半生将是做不完的噩梦。该文出台与反右同步，直到文革，它的“两类矛盾区分法”造成了多少冤案？
其实，毛泽东不是理论家，建国后重于控制政治斗争，没有系统的理论研究，他爱读书不假，平时只爱读史书和别的古籍，不读哲学或经济学著作，也不读马列，想引用马列语录要手下的“秀才”去找以撑门面，发表文章要“秀才”把关以免出错。要理解毛，与其琢磨他未必存在的“思想体系”，不如结合读史与现实，分析他的行事风格。
毛最爱读《资治通鉴》和《汉书》，最感兴趣的是帝王治国之术（不是儒家讲的治国之道），最欣赏的一类人物是秦始皇、隋炀帝、武则天这样的暴君型帝王和曹操这样的奸雄型权臣（《红楼梦》的王熙凤也算），而对中国史书推崇的唐太宗等愿纳谏的明君、魏征等爱进谏的贤相、杜甫等忧国忧民的文人和各朝代有过的仁政从无赞扬之辞。一位自称依靠人民反暴政、闹革命起家的共产党领袖，爱读史无可厚非，这种偏爱算正常合理吗？
他欣赏的这类人有何共性？很显然，独裁，比一般帝王将相更独裁。这类人爱听的奉承是“天纵英明”、“圣衷独断”，爱炫的把戏是将莫测其高深的群臣玩于股掌之上。自从对毛的个人崇拜确定了他一人至高无上的地位后，特别是“退居二线”后，毛超脱出繁忙的日常工作，喜欢以“你们谁都想不到”的方式发出左右政局的指令，往往不惜推翻中央集体原来的决定，却必定得到集体里多数成员立刻的响应。这完全背离集体领导应遵循的原则。从突然加快社会主义改造并痛骂按原计划办事的干部为“小脚女人”起，大跃进，人民公社，好不容易靠着别人从三年困难中缓过来之后（不顾八大决议）重提大讲阶级斗争，直到发动文革并在运动中不断呼风唤雨，这成为他的癖好。毛提出并要求立即照办的主意一定是独出心裁的，别人越吃惊他越得意，你们不理解不要紧，慢慢理解吧，要是别人先提出来，他就不提了，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他关于５９年反右倾的一段话（大意）是很好的例子：“上庐山本来想反左的，彭德怀跳出来攻击我们，只好反右了…”这是什么逻辑？如果从国家和人民利益出发，反左是因为“左”给工作造成损失，必须纠正，有人积极反左，不是很好吗？毛的逻辑不是这样，你“跳出来”，反左喊得那么响，我要是也反左，不是跟着你跑，变成你领导党了吗？我偏反右！打你个措手不及。如此反右倾之后，毛的领导地位是更巩固了，下面呢？左风更厉害，一大批好干部被整，老百姓陷入灾难，有多少人饿死至今没做过统计，毛计算得失时不需要这个数字。这是专制帝王权臣的逻辑，不是共产党人应有的逻辑。无怪乎毛从不认为“从谏如流”是君主的优点，而“为民请命”几乎可看作臣子的死罪。
这类人的性格特征呢？《三国演义》有很好的概括：“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为引入这两句话，罗贯中讲了个曹操杀吕伯奢的故事，请注意，杀吕不是因为吕负了曹（那叫报复心太强），而仅因为曹认为吕有负曹的可能性。故事是为塑造人物性格而编的，所以有人为曹操叫屈，但这种性格并非虚构，性格的典型性是文学作品成功的要素，读者相信有这种性格的人确实存在，例如奸雄和暴君。中华历史悠久，卓越人物众多，毛偏偏只欣赏这类人，他自己如何行事就不足为奇了。且不说毛确实有负于字面意义上的“天下人”——那么拥护他、热爱他，却被他带进饥荒苦海、推下动乱深渊的全国平民百姓，毕竟他平日并不接触民众；只看他如何对待一起出生入死几十年的高干战友吧，从建国到文革，多少人莫名其妙地被打倒甚至整死，他“负人”总那么轻松随意、心安理得，而且他很清楚这些人并不“负我”，挨整者检讨时诉说多年来如何忠于他，他已经听惯甚至听腻了，他打倒他们只是为了不留下类似吕伯奢“负我”的机会。彭德怀、张闻天５９年反左，刘少奇等人６２年批评浮夸风、共产风，都没把责任推给毛，反而尽力维护毛，并没减轻毛打倒他们的决心，因为毛视他们为潜在的威胁：有一天你们改口，说责任是我的，或者我死后“鞭尸”，怎么办？干脆先除掉你们。再如在毛身边服务多年，按中央决议、为准确完整记录保存毛的讲话而在中南海安装录音设备（毛称为窃听器）的杨尚昆，打倒杨不是因为此举已有“负我”的结果，而是有“负我”的可能。还有些人连这都谈不上，打倒他们只是毛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如争取盟友林彪而付出的一点牺牲，如罗瑞卿（毛自己说，罗为了保护他，总陪着他下江河游泳）和杨成武。对于毛，“我负天下人”真的不算什么事。
有些宣传说，毛是很宽宏大量的。看对谁。回到前文毛关于接班人应该团结别人的话，看出问题了吗？在“反对过自己”的人当中，毛要团结的是“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他做得很到位，对左倾路线当家人王明、李立三，毛提名他们为中央委员，对曾跟着张国焘反他的红四方面军将领，对被俘的国民党军将帅，毛都可海纳百川，既往不咎，可以想见，提起这些人“反对过自己”，是毛很愉快的时刻。但是，如果反对过毛，而实践证明其正确呢？这种可能性不能说没有吧？毛绝不团结，甚至不能容忍这样的人。他们的存在就是对毛“一贯正确”的神话的挑战。这方面毛不像曹操，倒像曹孟德最看不起的袁绍。记得力劝袁不要伐曹而被下狱的田丰吗？袁在官渡惨败，证明田的反对意见有理，田丰告诉来贺喜的狱吏，要是袁绍取胜他还有活路，前方兵败正是他的死期。彭德怀的命运也是如此。假如５９年反右倾之后粮食连获丰收，证明大跃进那一套胡搞并无大过，毛会宽容地将他这位直率的湘潭老乡训诫一番，不要对自己擅长的打仗以外的事乱发议论，然后从轻发落。然而事实与此相反，“吹”出来的高产粮不能填饱人民的肚子，亿万民众陷入史上未闻前例的“人造”大饥荒，彭元帅的死期就不远了。再举一例，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有两位前线总指挥对毛的战略指令有不同意见，东北的林彪和华东的粟裕。毛下令出奇兵袭取锦州，林彪不愿冒这个险，犹豫再三后打了，大获全胜，事实说明林的顾虑多余，或者说林不如毛胆子大；林彪此后在党内的升迁不受影响。毛下令率精兵南下“跳”过长江，粟裕觉得无必要，组织淮海战役，也大获全胜，将国民党军精锐皆歼于江北，事实说明粟在这件事上棋高一着；建国后，粟裕令全军将士大跌眼镜地没当上元帅，而且几次被指为军内错误路线的代表而受批判，后半生基本闲置。毛泽东团结什么人、不团结什么人是很分明的。
有些宣传说，毛愿意倾听批评意见。看批评什么。一般的批评，针对的是他不太了解的、别人负责的或者他确信自己做得对的事，尤其出自小老百姓，毛平易近人，虚怀若谷，很有领袖风度。有一类事例外：毛一手促成（可能曾力排众议）、自己又感觉八成做错了的事，绝不许别人批评，尤其出自党内高级干部或党外有影响的人士。这和上一条是一致的。韩非子说，君主像龙，喉下有“逆鳞”不能碰，碰了就会被杀。这类事就是毛的逆鳞，一被碰到，他就神经紧绷，反应激烈，关键是他已意识到这事做得有问题，将来可能不好向历史交代，但眼下保住领导地位要紧。５８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是他的逆鳞，彭德怀５９年在庐山碰了；６２年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和一大批奉命畅所欲言的各级干部又碰了。６６年以后呢？显然，文革成为毛一生最大的逆鳞。６８年，毛忽然发出“最新最高指示”，说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叫人有点不明所以：整个国家卷进文革里折腾两年多了，其他一切几乎停摆，还说这干嘛？这段话提醒我，毛不得不面对运动造成的巨大损失（尽管报刊可以不说），想到后人可能对文革的质疑，他心虚了。他写这么几句话，势必写进党的各种决议，作为对未来的批评的预防，给自己壮胆。但这给不了他安全感。他的余生将在自己死后别人可能批评、否定文革的担心和怀疑中度过。
毛泽东发指示时喜欢讲个历史故事，这是他的古为今用，而且是他的特权，没人敢仿效。故事常用封建君臣关系类比他与高级干部的党内同志关系，令人不禁摇头。读《通鉴》，最震撼我的是初唐的一段历史。武则天刚接触最高权力时，遭到朝中多数高官和李唐贵族的反对；她搞了一场广泛鼓励草民检举百官违法行为的“群众运动”，到处设检举箱，派专人收举报信并护送告密者进京，给予赏赐封官，然后重用几个后来以“酷吏”闻名的低级官员如周兴、来俊臣，授权他们严查举报的问题；酷吏们以严刑逼供为手段，审查百发百中，一时权倾天下，一大批官员以“谋反罪”或杀或贬，剩下的人人自危；等武则天的权力地位已经巩固，她找了几个理由将人们痛恨的酷吏逐个清除，于是朝野一片感恩戴德声…我至今难忘读到这段史实时先是惊愕，继而恍然的感觉。毛泽东不会不熟悉以武则天为主角的这个故事，虽然他不给别人讲。当官阶不高的中央文革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打谁谁倒、捧谁谁红，似乎法力无边之时，他们大概想不到，自己的狼狈倒台不过是时间问题。
总之，到６８年夏秋之际，我觉得自己似乎终于看清了毛泽东这个人。此后，只要毛又做出某种出人意外的举动，我大体能猜到他想干什么，比如奇怪的人事任命（九大的叶剑英、李德生等，十大的王洪文，此后的邓小平，再后的华国锋）都反映毛对已在位的某些人的不信任或失望，以最高指示干预政治运动走向（如“林彪不是极左，而是极右”）大多是毛保住“文革成果”的最后挣扎式的努力，当然也有些话很荒唐，不合逻辑，如“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只表现毛似已丧失了对他哪些话该当“指示”发表的控制力，或毛的脑力正在衰竭……总的趋势是他越来越感到人心已难挽回，谁都不可相信，自己大限将近，力不从心。这种情况延续到１９７６年。这些内容对于本文是题外话，提一下而已，不讨论。
对毛泽东的负面看法是尖端的尖端。虽然与朋友们时常切磋，我曾经提醒他们别把高层的用意与运动的结局想得太好，但前文这些话是不能明说的；我讲过许多《通鉴》里的故事，也有些借古喻今，赢得不少喝彩，但武则天与酷吏的故事决不能讲。这些可不像大家都传、听完就忘的流言，假如我说了，听者一定记住，而且记得是我说的。当时形势下，暴露这么尖端的观点等于“找死”。６８年，我庆幸自己觉醒较早，没有找死。
另一个顶级尖端是我越来越痛恨整个文革运动。理由不必说了。６８年，人们已厌烦完全不说理的“大批判”、赤裸裸的武斗和各种文革乱象，“逍遥派”越来越多。运动翻来覆去，太多的人被直接或间接伤害，以我们６２４的５０多学生为例，三分之二的人因“政治条件变差”（这一般表明学生有近亲属在运动中挨整）不能到科研单位工作，只能“待分配”（我当然也是）。于是，民众曾因派性斗争而极度分裂的思想走向新的统一，对文革有切肤之痛的反感在无声或指桑骂槐的抱怨声中萌芽生长。军工宣队进科大后，为配合政治教育，校园里挂起好多大喇叭，滚动播放一些极无聊的文章，老重复一段话：走资派妄想复辟万恶的旧社会，假如没有文革，人民将“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听着广播，我心中萦绕的声音却是：人民一定不会让“万恶的文化大革命”重演，那才叫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文章播完，大喇叭接着放歌颂“红太阳”的歌曲。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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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刊评论】
一幅真实而有思想的文革画面
——读王复兴《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回忆录》
·孙月才·
读完王复兴君的电子版《回忆录》，我的第一个感觉是真实。作者以惊人的记忆力将北大的文革画面一一呈现在读者面前。从第一张大字报贴出后燕园大乱到“８.３１”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盛况，其细节再现，十分生动，如临现场。《回忆录》涉及的重要事件，言必有据，令我回想起许多北大的文革场景，是与复兴的记叙吻合的。真实不仅指客观事件，也有内心的真实。汪篯是历史系第一个自杀的史学家，复兴因参与批斗，而深感“罪过”，“追悔不已”。面对王家三代的文革遭遇，坦呈自己的情感波澜，尤其是对父亲“右派”问题的矛盾心理，对祖父和两个弟弟苦难经历的悲愤，多少年后，读者也会为之动容。文革中，家庭被政治伤害得千疮百孔，王家的命运是文革中千家万户的一个缩影，但也有它的特殊性。它有一部爱国家史。其祖父早在西安事变前夕即与张学良商略“兵谏”事是有史料价值的。后来祖父、父亲在海外又为国共合作做了贡献，作者七岁时和家人一起回到祖国，但在文革中，这都成了复兴的“历史污点”。文革中的家庭遭遇，是文革研究的重要方面，《回忆录》提供的史料殊为可贵。
研究历史重在理解历史的意义，其前提是事件的真实性，包括细节的真实。《回忆录》重视细节。大事件的重要性都是从细节的真实中体现出来的。历史的生命在细节中。细节中透露出人性的善恶美丑，更易为后人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作者出身北大历史系，该系有不少蜚声中外的史学大师，这对复兴都有直接间接的影响，使《回忆录》严守“秉笔直书”这一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回忆录》的另一个特点是富有思想性。作者在叙述一些历史事件后，往往对这些事件作一些思想上，理论上的分析评论。这些反思对文革研究是有启发的。这里谈一点我读了以后的一些心得。
第一个值得一提的事件分析是，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是一个“阴谋”呢，还是有其客观必然性？作者除了调查大字报当事人的亲历外，还根据中央的文革路线、方针和北大的实际动向，断言产生第一张大字报的决定因素，其一是中共中央关于清洗党内走资派的“５１６通知”，其二是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国际饭店”会议）中，反陆平一派的党员受到打击压制。两个因素缺一不可。大字报由聂元梓领衔是偶然的，在北大出现这样一张大字报则是必然的。这就有力地驳斥了“阴谋论”。澄清大字报的来龙去脉是必要的，大字报对上至毛泽东，下至千百万群众的影响实在太大了。而且，我还可以说文革后对聂元梓的判“罪”最真实的原因是这张大字报，只是不好明说而已。有些人总是喜欢对历史的真相按主观的政治意图任意涂抹，对历史的当事人，或捧到天上或彻底地妖魔化。这是中国现代史学的一个致命缺陷，大字报的“阴谋论”仅一例而已。
其次是遇罗克的《出身论》及其遇害。《出身论》挑战特权，提倡民主、人权、人人平等，作者被加以莫须有的罪名而判为死刑。从《出身论》的思想到作者的惨死，复兴认为确实存在着一个脱离官僚话语系统和目标的“人民文革”。“人民文革”的思想与“中央文革”是对立的，这就注定了它的悲惨结局，但也注定了“中央文革”的失败。“人民文革”这个词儿我还是第一次读到，这是一个极有创造性的概念，它深刻的理论内涵，以及它与“中央文革”的对立，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理论话题，值得文革史研究者重视的。
乱世有各种思潮的碰撞，它是可以出思想家的。但中国的文革“雷同毁异”，“世不容哲”，没有真正的个体自由。只能出现张志新、遇罗克这样的惨剧，和王若水因反极左思潮而被迫出走。
第三，是反左反右之争。左右之争几乎贯穿文革全过程。从中央到基层，尤其是北京、北大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斗争。复兴对这个过程和斗争的实质作了分析，主要集中在１９６７年的北京和北大。他认为１９６７年在北京、北大两种思潮斗争中，聂元梓、孙蓬一、新北大公社反极左思潮其实质是反中央文革中的极左派，斗争矛头不是指向老干部中的“走资派”，它脱离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宗旨。新北大公社反极左思潮是北大文革史，也是整个文革史的一个亮点。它属于“人民文革”范畴。
我认为复兴的论述符合史实，其论点也是对的。想补充一点的是反中央文革中的极左思潮也包括北大“井冈山”的一部分负责人和群众，而新北大公社也并不是全体都自觉认识到反极左思潮的重要性及其实质。我由此也想到老帅们反中央文革的所谓“二月逆流”。我们当时还附和着反“二月逆流”，那是因为对中央文革的本质还缺乏认识，但在思潮上和老帅们一致的，都反对“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也许我们和老帅们追求的具体目标有所差异，却都可汇入“人民文革”这一潮流。事实上，“人民文革”最终在文革中是受“中央文革”迫害的。文革以后，老帅们得到公正的对待，对待红卫兵却是极其不公正的。红卫兵中违法分子理应受到惩处，但其整体不应蒙受屈辱。“红卫兵”是一种值得认真研究的群体，要体现历史的真实。现在不管是影视中的还是舆论中的红卫兵印象都是一群盲从的愚昧的凶神恶煞。实际情况应该远非如此。
复兴在《回忆录》中已说到，北大校园内的众多文物经过文革毫发无损，这是因为两派达成协议，不准损坏任何文物！再看冯友兰先生的反应。红卫兵在冯家发现一张印有卍的花边纸，问为什么印上“纳粹标志”？冯先生解释，纳粹的标志是卐，与起源印度表示吉祥之意的卍毫无关系，红卫兵表示信服。冯先生说，他“很感谢这些红卫兵，因为他们还容我解释，而且还相信我的解释，到底是北大的红卫兵。”（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１７３页）。我再引一段李泽厚先生有关红卫兵的论述：“二十年前忠实履行‘斗私批修’，‘下乡上山’，以及在武斗中高呼‘毛主席万岁’跳楼自杀决不投降的那些纯洁、无私、勇敢、禁欲主义地献身革命的红卫兵们，尽管文化大革命以喜剧式的‘四人帮’被捕收场，留下来的是惨痛伤痕和平均化了的贫困，但这些年轻生命的意义，难道就以‘愚昧无知，上当受骗’而因此一笔勾销。”（李泽厚《己卯五说》第１１３页）哲学家的明达和勇气，让李泽厚先生公开说出了别人不敢说的话。政治家中大概除了已故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外，谁也没有为红卫兵说一句公道话！红卫兵是真诚的，是盲目的，是勇敢的，也是可怜的。一切都源于那个时代始终没有确立起独立的个体。
历史的事实、真相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红卫兵运动必须彻底否定，但“彻底否定”并不是把红卫兵妖魔化。事实上，在那个时代，红卫兵是有理想的一群青年人，这种“理想性”有其真诚，感人的一面，这些并不会因为文革失败而消失，也不会因为盲从毛泽东而失色。理想有着某种穿透力，是不会毁灭的。震撼世界的中国红卫兵运动启示是一部血泪史，它以悲剧告结，但青年人的真诚、追求依然是有其生命力。
最后是对聂元梓的判决问题。《回忆录》以事实和逻辑驳斥了法院“判决书”的强词夺理。断言聂案是一个“冤案”，是一个重创了法律的政治判决。我深有同感。
对聂的判决真的做到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了吗？仅举一例，“判决书”指控聂的一条重要罪状是，邓朴方致残系聂指使他人对邓“严刑拷打”所致，时间是６８年４月７日。复兴说，邓的受伤致残时间是６８年８月３１日，其时学校已由工军宣队主政，致残原因是邓在顺外墙水管下来时水管断裂所致。我以为，在关于邓受伤致残的种种说法中，复兴提供的是最可靠的“版本”。在邓受伤后没几天，物理系的一个同学（与邓同系）曾在一个教室内对我说起邓受伤的经过，与复兴说的完全一致。这个同学时穿白底浅格子夏装，由于天热，讲述时脸上还冒汗。这件事我曾在２０１５.７.２０给胡宗式的信中讲过，只是时间误写成１９６７年了。但事发夏天则是肯定的。“判决书”说是４月，但北京的４月还可穿毛衣，怎会穿短袖夏装，更不会冒汗。那个同学告诉我，邓受伤后，住院由其妹邓楠陪护。邓朴方，邓楠都还健在，他们都是诚实的人，法庭为什么不向他们求证真相？我的《文革十年日记》出版前，对日记中提到邓朴方是校文革成员时，想对他的致残原因在“注”里做个说明，但考虑到邓的艰难处境，我回避了。我在这里说了是为了给复兴的“版本”提供一点佐证。复兴还驳斥了“判决书”说文革初期聂追随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文革初，怎么会有什么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呢？人们只知道他们都是中央领导人。这样罔顾事实，不讲逻辑的判决，能是一个公正的判决吗？引而言之，对首都高校的所谓“五大领袖”的处理、判决都合理合法吗？贫乏的法律素养，薄弱的法制意识，会让这些判决留下后遗症，却可为中国法制史的研究者提供一个很有分量的案例。
２０１４年中秋我见到聂时说：你别再奔波了，历史会还你真相的。她临时挥笔赠我一幅字：“道通为一”。《回忆录》且叙且议，作者长于理论分析，对文革事件的反思时有亮点，有的看法是很“异端”的。诚如马云龙“序”所说：“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要允许他“发出自己的声音”。
文革蔑视人的尊严，是人性的悲剧。然悲剧可以陶冶人，是对人的精神上的去芜存精的淬炼，受苦难而超越苦难，从而达到民族的、个人的精神上的提升。文革后，经历过“烈火”而头脑仍然清醒的人，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坚守理想而继续奋斗者，他们是民族的精华，中国的脊梁。
有一种意见，认为文革已有相关“决议”，无须人们再化力气去研究了。这种观点未免短视。是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文革，但并未穷尽文革。“文革”是一个有血肉的多面体，如果没有人们不断地提供史料，不断地深入研究，人们就会忘乎所以，重蹈覆辙。重要的不仅是记取文革，而是要吸取教训。否则，即使反对文革的人，气候一到，又会重演文革。人们记忆犹新，被人称为“小文革”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发生在１９８３年，“反对自由化”运动发生在１９８７年。两个运动的名称多么“义正词严”，决不亚于文革初期的“社论”。如果广大知识分子忘了文革的教训，完全可以再被鼓起“革命热情”，再次投入到这伤人的运动中去。但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有自己的思想了，有忧患意识了，他们用行动抵制了这个运动的深入发展，尽管已经伤害了一些人。禁忌研究文革的人也许为了稳定。人民总是希望过太平日子的，知识分子只求一张平静的书桌。要讲稳定，首先是上层要稳定。从文革到“清污”到“反自由化”，无不是由上而下鼓动起来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有良知的，是会明辨是非的。有一篇讨论文革的文章，涉及道路、理论、制度问题，不乏精辟之见。但说文革失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轰然倒塌”，似有夸张。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对于资本的分析都是极为有力的，其以人本为核心的价值观今天依然有着极大的生命力。过去漠视了这一价值观，教训惨痛。经过“真理标准”的讨论，“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辩论，应该说我们更接近马克思了，因此时时有“回到马克思”的呼声。还有一部境外出版的有关北大“牛棚”的回忆录，其“导读”的作者说，毛泽东的文革所为，远非希特勒辈“所能望其项背”。这样的说法，我认为是过分了。这篇本来还写得不错的“导读”，由于这个原因就偏狭了，对这部相当优秀的回忆录也是不公的。毛泽东现象是非常复杂的。其个人犯过严重的错误，自然需要人们的批评和反思，但似乎更应该在掌握史料的基础上做充分的分析和思考。在这方面，国外严肃的学者所做的毛泽东研究还是很认真的。毛最大错误是关于文革的理论、路线的错误。其发动文革的动机是复杂的，这非常值得认真研究。诚如王复兴君在《回忆录》中所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之一，是为了造就一代共产主义新人。”这背后何尝没有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子。文革的后果远非毛所能预料，也不是他所能控制的，这是毛泽东的悲剧，也是中国历史的悲剧。毛反对官僚体制是为了追求平等，但他没有解决好个体自由、个体权利、个体尊严的问题。这是现代文明的基础。他不知道，个体自由受到压制的所谓平等，充其量也只是精神普遍贫困化的平等。这怎么可能造就一代共产主义新人呢？毛泽东至死信仰共产主义，但他没有经过现代文明的洗礼。他的惨痛教训是人们反思历史、反思文化的一笔精神财富。一个俄国寓言说，一只鹰有时飞得比鸡低，但是一只鸡永远飞不到鹰那样高。
文革之于中国的执政者，应该如《圣经》中说的使徒保罗身上的一根刺。保罗再三祈求上帝拔掉这根刺，免得继续受折磨，但上帝出于对保罗的爱护没有同意，他要让这根刺时刻提醒保罗知道自己的弱点、局限，鞭策自己不断进取。现在，人民就是上帝。
早在北大我就与复兴相识。他是一个诚挚的人，一个理智而温和的谦谦君子。我们现在远隔重洋，近半个世纪未见一面，但当年的王复兴还历历在目。我在《回忆录》中读出的仍然是这样一个王复兴，只是他阅历更丰富了，更有思想了，身在异邦写《回忆录》表明了他对祖国的拳拳之忧，令我相信，王家的爱国之情将代代相传。
２０１６年５月３０日于上海
□ 原载王复兴：《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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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汇编】
北京大学纪事：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９６８年８月（一）
〔编者按：《北京大学纪事》原由文革后的北大校方撰写，其中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９６８年８月这一时段的资料由樊能廷作了扫描、校对、制表，在此供读者参考〕
◇ １９６６年
６月
６月１日 晚８点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根据毛主席的批示，全文播发了聂元梓等七人签名的大字报。播出后，全校震惊。当晚许多人打电话向广播电台质询，是“谁让广播的？”据电台统计，当晚接到质询电话５９次。
同日晚，华北局负责人在北京饭店召集张承先等人开紧急会议，讨论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的工作方针和行动计划。决定采取“放手发动群众、坚决依靠左派、争取中间、控制右派的措施”。当晚，中共中央华北局、中共北京新市委负责人吴德、苏谦益、池必卿、黄志刚等率领以张承先为组长的华北局派驻北京大学工作组３２人进校。随即召开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由华北局负责人宣布：北京大学党委抗拒文化大革命，压制群众，打击左派，包庇右派。北京大学是一个顽固的资产阶级反动堡垒。华北局决定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进校，放手发动群众，坚决支持革命，把北京大学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会上，华北局负责人并向“党内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警告：必须老老实实彻底交待自己的罪行；必须停止一切非法活动。同时向党委宣布约法三章：不许搞秘密活动；不许搞两面派；不许阳奉阴违。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播发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后接到群众抗议和质询电话５９起的情况写成《情况反映》上报。康生看后批示：“这就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宋硕、陆平、彭佩云、北京大学党委长期欺骗学生群众的反映。当前，最主要的是，揭破黑帮（宋、陆、彭等等）的阴谋欺骗，使广大群众……清醒过来……”。
６月２日 凌晨零点３０分，华北局工作组在办公楼礼堂召开全校党团员干部、学生干部大会，一千多人出席。会上，宣布华北局决定：派工作组进校领导文化大革命。工作组组长张承先讲话，表示坚决支持革命，宣布昨夜提出的约法三章。
同日，首都各报全文发表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人民日报》则以《北大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三家村”黑帮一个大阴谋》为标题全文发表这张大字报，并配发了由王力、关锋、曹轶欧起草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该文诬蔑北大党委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说：“为陆平、彭珮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煽动“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彻底摧毁”。
▲下午，工作组领导小组成员张承先、曹轶欧、刘仰峤、杨以希、武振声等开会，决定组织全校师生围绕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展开讨论，发动群众。
▲《北京大学》校刊（出至第５３１期）被工作组决定停刊。
６月４日 凌晨１时３０分，工作组召开全校党团员干部、学生干部大会。吴德做报告，宣布新改组的中共北京市委做出的改组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的决定。决定如下：（一）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工作组改定名称为：中共北京市委派驻北京大学工作组）；（二）撤销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珮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三）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
▲陈伯达来校看大字报，并向学生讲话说：“北大是地富反坏右的反动堡垒，他们是在培养资产阶级反革命和叛徒当接班人，是一个很顽固的堡垒”。陈向工作组指示：“要依靠群众，组织坚定的左派队伍，要争取中间多数，分化那些少数坏的，孤立打击最坏的”。
６月５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社论。社论说：北大社教运动后期召开的国际饭店会议，“这是１９６５年发生的一个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北京大学的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保皇派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修正主义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斗争，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是极其尖锐的阶级斗争”。
▲晚，工作组领导小组开会。经曹轶欧、刘仰峤的推荐、介绍，认为原北大党委第一副书记戈华和原北大党委常委、教务长崔雄崑和陆平“黑帮”不是一伙的，在旧党委内是进行斗争的，受排挤的。决定吸收他们参加工作组领导小组，并报市委审批。
６月６日 上午，康生来校看大字报并对学生讲话，说：“你们的革命热情很高，这很好。不管他彭真也好，陆定一也好，陆平也好，一切牛鬼蛇神、修正主义分子都不可怕。我们要和他们斗争到底。”
▲据工作组统计，从６月１日至今，六天内，校内贴出五万余份大字报，每天来校看大字报的达十万人左右。工作组领导小组分析形势说，“原北大党委及所属各总支部，除哲学系外，全部陷于瘫痪”。
▲工作组在哲学楼前发现一条用石头垒成的“黑帮打不倒”的标语。
６月７日 从中央国家机关、海军航空兵、各省、市紧急抽调来的大批工作队员进校，从而，自校到系全部实现了由工作组领导。
６月８日 吴德办公室通知，经请示李雪峰，同意彭林、戈华、崔雄崑三人参加工作组领导小组。
６月９日 张承先工作组给李雪峰上报《北大文化大革命一周基本情况和初步打算》。
报告说：要“彻底摧毁北大这个被资产阶级长期统治的反动堡垒”，把“领导权夺过来”。“要批判和清洗那些混进党内来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北大当前斗争的焦点是要挖掉钻入党内的以陆平为首的这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黑帮”。“集中力量对准反革命黑帮的核心集团，大揭、大批”。
６月１０日 工作组统计，迄今，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大学工作组共有２０８名队员。其中地方干部１２２人，军队干部８６人；１３级以上干部６２人，１４－１７级干部８３人，１８级以下干部６３人。
▲工作组领导小组会研究确定：由刘仰峤、曹轶欧成立专案小组，研究“陆平、彭珮云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的政治问题”；由戈华、崔雄崑负责抓教学、行政工作；杨以希抓组织工作；彭林负责安全保卫工作；武振声负责外事、留学生工作；张德华负责办公室、资料、简报工作。办公室主任聂元梓，副主任杨克明。
６月１１日 历史系副系主任、三级教授、中共党员汪篯，受到许多大字报的攻击污蔑和人身侮辱，服毒身亡，时年５０岁。
６月１２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停止高教部部长、原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的工作。北大部分学生闻讯，拥向清华声援造反。
同日，工作组领导小组成员刘仰峤调回高教部。
６月１３日 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干部会议。张恩慈、孔繁（哲学系教师）在会上控诉“陆平黑帮在北京大学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实行资产阶级统治的罪行。”
６月１５日 工作组召开全校师生员工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张承先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放手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明确斗争目标，贯彻党的政策，依靠北大广大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同学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他说：“北大是被资产阶级长期垄断、专政的一个反动堡垒”，“文革”的任务，“就是要彻底摧毁这个反动堡垒，结束资产阶级的统治”，夺回领导权。说这场革命的主要矛盾是：“广大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同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对抗矛盾，是革命和反革命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打击的主要方向、斗争的矛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关于斗争方法，他说：我们“主张摆事实讲道理。只图痛快，出气、打人、戴高帽子不解决任何问题”。他表示“不赞成这种做法”。
６月１７日 从６月初开始，各系各单位揪斗干部、教师的行为逐步升级，戴高帽子、挂黑牌、推搡、揪头发、坐喷气式、毒打、往身上贴大字报等情况日益加剧。工作组采取了一些劝阻措施，但未能奏效。据工作组秘书处统计，截至今日，被乱打乱斗的干部、教师、学生１７８人，其中有“黑帮”分子４５人，有错误缺点的１２０人，“五类分子”（即地富反坏右）７人，好人６人。
６月１８日 一些人在３８楼等处设了“斗鬼台”，四处抓干部、教师来批斗、游街、罚跪、挂黑牌、戴高帽、用墨汁涂面、拳打脚踢，甚至发生严重污辱女干部女教师的流氓行为，直到工作组组长张承先等赶到现场制止，才逐渐结束。据工作组秘书处统计，今日共有６９人被抓到“斗鬼台”等处批斗。工作组并抓出四个打人最凶和侮辱女同志的人，其中一人是校外混进来的。
当晚，工作组领导小组开会。晚１０点，工作组召开全校广播大会，张承先做广播讲话。他在揭露了校内外四个坏人之后说，这些坏人利用革命青年的革命热情，浑水摸鱼，制造混乱，他们的行为是破坏运动的反革命行为。他强调要加强革命秩序，提高革命警惕，防止少数坏人钻空子，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搞好文化大革命。
６月１９日 工作组向中共中央和中共北京市委呈送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９号）。
在《简报》中讲了“六一八”事件的过程和四个人带头打人、耍流氓的情况：一个自己承认打了八个人，并对女同志耍流氓；一个是国民党上尉连长、隐瞒反革命身份，混入革命队伍，曾因贪污判过刑，后来到北大，这次打人最凶；一个在斗争女干部时，撕破该干部的衣服、乱摸其乳房、阴部，并在群众中对两个女同学进行猥亵，被扭送到校卫队；还有一个是校外混进来的，到处起哄。然后讲了工作组采取的措施：（一）召开各系工作组长紧急会议，要求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教育群众，擦亮眼睛，增强革命警惕性；（二）各系召开师生员工大会“号召大家引起警惕，严防坏人破坏”；（三）校工作组长张承先召开大会，表示“工作组坚定地支持真正左派的革命行动，同时，明确指出避开工作组乱打乱斗的做法是有害于革命运动的行为”；（四）“依靠革命左派，组织起来，维护无产阶级革命的秩序”。
６月２０日 中共中央将北大工作组“六一八”事件的《简报》批转全国。中央批语说：“现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９号）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６月２１日 工作组向中共中央和中共北京市委呈送《关于北京大学二十天文化革命情况的报告》。其中，第一部分讲了“半月革命风暴，一片大好形势”。第二部分讲了运动过程。第三部分讲了“六一八”事件经过，然后指出：“现在初步查明，这完全是校内外敌人结合对我们实行的突然袭击，制造混乱，企图打乱我们的作战部署”。“我们抓住这场反革命分子制造混乱、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事件，召开了全校广播大会进行了揭发，用以教育群众接受教训”，教育群众“按毛主席指示办事，按党的方针政策办事，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在工作组领导下进行斗争……把黑帮分子与一切牛鬼蛇神揪出来”。这个报告稿由张德华批示：“请承先、大姐（按：指曹轶欧）审阅后印发”。曹轶欧批示：“德华同志：报告写得很好，在策略运用上，狠下了一番功夫，没有什么不同意见。曹轶欧６月２１日”。
６月２２－２３日 工作组召开全校万人“揭露、控诉”大会，批斗陆平、彭珮云。哲学系孔繁、原哲学系教员张恩慈在会上做控诉发言。
６月２５日 周培源副校长主持召开６５３基建工程修改建设计划方案的会议，重新修订了计划方案，增加了干打垒面积。原计划总建设面积中尚未完成的工程３０％进行了适当改变，减少面积６８００平方米，新方案西北局已批准。总预算投资额１１００万元。
６月２６日 工作队秘书组不完全统计，６月１日至今，全校各级干部、教师被斗人数已达２３０人。其中被撤职２人，停职２人，群众罢官１５３人；被斗１９２人，被打９４人，戴高帽游街１０７人。另统计，校系两级干部１８８人中，被斗９４人，占总数５０％。其中撤职、停职各２人，群众罢官９０人；被打４４人，游街４４人。
６月２７日 下午，陈伯达来校看大字报，并听取张承先、曹轶欧的汇报。他要工作组迅速绘制“陆平、彭珮云黑帮”政治关系和社会基础图表。并说：“六一八”事件不简单，是一个反革命事件，一定有一个地下反革命司令部，要把这个地下司令部挖出来。
６月２９日 北京市委驻北京大学工作组名单（负责人）如下：
领导小组组长：张承先，组员：曹轶欧（女）、杨以希、张德华、彭林、刘仰峤（已调回高教部）、武振声、戈华、崔雄崑。
领导小组办公室（一）主任：李芳林，副主任：任小风、刘寄久、张恩慈。
组织组组长：古天佑。动态组组长（缺）。
领导小组办公室（二）负责人：蔡润田。
各系工作组负责人名单：数学力学系工作组组长路砚农，副组长霍言、时风昌；物理学系工作组组长韩增敏，副组长程力新；技术物理学系工作组组长徐千里；无线电电子学系工作组组长王布云，副组长焦志成；地球物理学系工作组组长刘玉元；化学系工作组组长谭治，副组长罗根、江水；生物学系工作组组长张学仪，副组长张瑜、张伟；地质地理学系工作组组长刘玉德；中国文学系工作组组长赵烽（女），副组长张晓山；历史学系工作组组长李清和，副组长张晋德、刘世雄；哲学系工作组组长冀增；经济学系工作组组长凌祖佑，副组长郭林泉；法律学系工作组组长张文林，副组长王信善；政治学系工作组组长冯毅，副组长甄志萍；图书馆学系工作组组长李斌；东语系工作组组长乔公望；西、俄语系工作组组长方明，副组长徐平；机关一总支工作组组长王大中，副组长贾遵矩、魏国辅；机关二总支工作组组长周长清，副组长王文生、邢学林；２０O号大组组长杨文谟；留学生办公室工作组组长田平，副组长姚元贵；北京大学附中工作组组长沈宁；６５３汉中基地工作组组长桂挹清，副组长蔡仲德。
７月
７月１日 工作组召开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４５周年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陶铸到会做报告。下午，工作队召开各系组长会，按李雪峰的指示，研究北大文化大革命怎样搞活的问题。会议决定由各系自由选举文化革命委员会和党、团组织负责人。会议还提出，对牛鬼蛇神，要诱敌深入，引蛇出洞。
７月３日 康生找张承先谈话，说曹轶欧今后主要负责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公室的工作，仍兼任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成员。
▲工作组上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一月情况汇报提纲》。《提纲》说：“北京大学是修正主义的前北京市委的一个重要据点”。陆平和“原北大的反动的社会基础结合起来，依靠、重用大批政治上严重不纯的人，结成反党的宗派集团，控制了校、系两级领导大权，实行残酷的资产阶级专政”。北京大学已“成为一个顽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地富反坏右麇集的顽固的反动堡垒”。
《提纲》说：“六一八”事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在运动发展的关键时刻对工作组进行的一次突然袭击”，“制造混乱，企图打乱工作组的作战部署”，把“文化革命引到邪路上去”。《提纲》说：“各系共揪出了２４个重点人（指打人的人）”。
７月６日 北京市委通知，北京军区政治部郑希文参加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
７月７日 工作组领导小组会决定：成立研究组和专案组。
７月１０日 全校各级党组织和党政干部的阶级政治状况分类排队表基本搞出。据２O个单位（缺历史系）的统计，分类如下：
党总支及直属支部分类：一类１个，占５％；三类３个，占１５％；四类１６个，占８０％。
系党总支以下所属各单位共１５３个。一类５个，占３.４％；二类４６个，占３０.１％；三类５６个，占３６.４％；四类４６个，占３０.１％。
各级党政干部共计５２１人，其中一类４７人，二类１３６人，三类２１９人，四类１１９人。
７月１２日 从６月２２日开始到今天，各系对“黑帮”中的“尖端分子”１７人，分别开了批斗大会。
▲下午，地球物理学系陈必陶等五个学生贴出《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的大字报，批评工作组不敢放手发动群众。领导小组决定，通过这张大字报，进一步贯彻放的方针，把运动搞活。
７月１５日 上午，北京市委领导吴德、郭影秋来校，听取领导小组关于围绕陈必陶大字报辩论情况的汇报。吴德说：“六一八”事件中，好人是多数，坏人是极少数，但好人也做了检讨。好处是警惕性提高了，副作用是对工作组和左派的意见不敢提了。加上工作组控制比较紧了些，运动就死巴了。（现在）正确处理这张（陈必陶）大字报是把运动搞活起来的关键。这个问题搞不好，就会变成过去（北大）党委那样的性质。
下午，领导小组召开各系工作组组长会议，传达吴德讲话，决定拿出三天时间进行工作组整训。
晚９时，吴德找张承先谈工作，传达李雪峰对北大工作组的批评。工作组决定召开全校积极分子会议，由张承先作动员和检查报告。提出１９日开全校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斗争“陆平黑帮”，把运动搞活。
７月１６日 工作组召开全校积极分子会议，有三千人参加。张承先作动员和检查报告。他说：“六一八”事件中，“确实发现了反革命分子与坏分子插手运动，破坏运动。当场抓住四个”。“尽管这样，还是极少数……坏分子浑水摸鱼搞‘六一八’反革命事件，但不能把那件事整个说成反革命事件。发现了破坏，反击是必要的”。“必须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秩序”，“要革命就应服从党的领导”。
７月１７日 凌晨１点半，吴德电话通知张承先，传达李雪峰指示：对“六一八”事件要做新估计。上午，张承先去市委找吴德研究工作。与此同时，学校广播台播放张承先１６日的检查报告录音。中午１２点３０分，张承先赶回广播台，又做了补充检查报告。
▲工作组办公室发出《通知》：北京市委决定，北京市委驻北京大学工作组领导小组由下列同志组成：
组 长：张承先（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
副组长：彭林（海军航空兵部队政委）、杨以希（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武振声（国务院文教办公室秘书长）、郑希文（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德华（团中央候补书记）。
组 员：曹轶欧（中央理论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李芳林（中央监委研究室主任）、杨文谟（海军后勤部副部长）、戈华（北大原党委第一副书记）、崔雄崑（北大原党委常委、教务长）、蔡润田（海军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
工作组各机构设置：办公室、专案组、秘书组、组织组、宣传组、联络组、资料组、研究组、总务组。
７月１８日 凌晨，吴德电告张承先，让工作队组织学习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关于文化革命的报告，并对照检查工作。上午，领导小组进行学习、检查。与此同时，北京市委书记处召开会议，李雪峰在会上对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进行了批评。他说，“北大６月１８日乱打人，被打的人都不是好人，有些人问题不大，但打人的人有好人，这件事是万人革命的行动……整个估计这个事情是反革命事件是错误的。估计错了就应当进行自我批评”。“１８天轰轰烈烈，一个月来冷冷清清，跟这件事有很大关系”。下午４时，领导小组会议继续开会，副组长武振声传达了李雪峰上午对工作组的批评意见。会议决定今晚召开全校广播大会，领导小组再次作检查。
晚１０时２０分，张承先代表领导小组在全校广播大会上再次做补充检查。他说，前两次检查“都很不深刻，有几个根本问题没有从本质上认识、检查清楚”。说：“关于‘六一八’事件，确实有极少数坏人钻空子，制造混乱。但我们分析时，把敌人估计过高，对群众革命热情没有充分肯定、高度评价。这样对整个‘六一八’事件的估计上就发生了错误，认为这是一个反革命事件，并采取了限制、束缚群众手脚的一些措施。这就影响了‘六一八’以后整个运动的生动活泼的局面”。“使我校前十七八天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自１８号之后，陷入了一个月的冷冷清清的局面”。张承先宣布：“工作组要实行就地整训，战前整训。用三天时间，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集中批评工作队的领导。”
７月１９日 领导小组成员郑希文到校工作。工作组召开全体队员会，武振声传达李雪峰７月１８日讲话。
▲聂元梓在哲学系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说：“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聂元梓讲话前，从康生处了解到上边对工作组态度的变化。
晚１１时，哲学系学生在大饭厅等处设立演讲台，传播聂元梓的讲话，批评工作组是保皇党。于是，在学生和教职工中围绕工作组问题展开了“大辩论”。有人要求改组工作组，罢张承先的官；要求让聂元梓参加工作组领导小组。
７月２１日 校园里贴出不少大字报，要求聂元梓对于她反工作组的演说澄清事实，回答问题。
７月２２日 江青、陈伯达等以调查文化革命的名义，来校看大字报，向师生发表讲话，并撇开工作组召开座谈会，个别召见聂元梓等人，鼓动他们起来反工作组，赶工作组。
▲汉中６５３分校食堂出纳、复转军人、中共党员张永信在宿舍自缢身亡。时年２５岁。
７月２３日 晚９时，江青、陈伯达等再次来校开座谈会，并在大饭厅群众会上讲话。江青说：“我们是来作小学生的，跟同志们一块儿来进行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我们都站在你们这个革命派这面。革命是个大熔炉，最能锻炼人了，谁不革命谁就走开，革命的跟我们站在一块儿”。陈伯达说，江青的讲话“是我们文化革命小组向大家讲的话，我完全同意”。“在这个文化革命斗争中，北京大学站在最前面”。“我表示个人意见，对于‘六一八’这件事情，说是反革命事件，这是不对的，错误的”。“革命道路是不平坦的，会有反复……我们总得斗争，总得胜利”。
７月２５日 晚８时，康生、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以及李雪峰到北大开“座谈会”。９时半，康、陈、江在东操场主持召开全校万人“辩论”大会，辩论工作组问题。群众辩论激烈，多数发言不赞成工作组在处理“六一八”事件中犯了路线错误。康生讲话说：“北大的文化大革命，你们是主人，不是工作组是主人”。
７月２６日 晚７时半，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曹轶欧及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其他成员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第二书记吴德等再次来北大，召开万人“辩论”大会。大会继续由江青主持。会上，有人提出批判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小组讲话。他说：“北大工作组是一个阻碍同学们走上革命道路的坏工作组，一个障碍物，是压制你们革命的盖子”。他号召“搬掉这个障碍物”，大胆地自己起来闹革命。他建议北京市委撤销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接着李雪峰口头宣布撤销北京市委驻北京大学工作组。江青建议：北京大学“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作为文化革命运动的权力机关，自己起来闹革命”。她点名要聂元梓出面筹建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
７月２７日 聂元梓按照江青的授意，向全校提出“民主选举校文革筹委会”的倡议。聂经哲学系推选为代表。
７月２８日 “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成立。聂元梓主持开会，确定筹委会由２１人组成，并组成７人常委会。主任委员聂元梓，副主任委员白晨曦、聂孟民（学生），常委有牛皖平、徐运朴、廖淑明（均是学生）及戴新民。
筹委会下设机构：
办公室主任：李清昆，副主任：杨克明、夏剑豸。
办公室下设１１个组：毛主席著作学习宣传组、武装保卫组、组织组、宣传组、专案组、简报动态组、大字报组、接待组、生活总务组、秘书组及联络组。
▲数学力学系讲师、教研室主任、党支部书记董怀允，因部分教师贴大字报污蔑董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系统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等。董压力极大，自缢身亡。时年３９岁。
▲西语系原副教授、副系主任兼英语教研室主任吴兴华，文革初期在劳改中，被强逼喝污水，患急性中毒性痢疾而晕倒，监改的人还说他装死，待送到医院后，抢救不及而死亡。时年４５岁。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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